绪 言

 

《楞伽经》是禅宗的重要经典,也是法相宗(唯识宗)所依据的根本经典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经的主要内容,是佛开示的五法、三自性、八识和二种无我。五法是指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三自性是缘起自性、妄想自性和成自性;八识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加上末那识和阿赖耶识;二种无我是人无我和法无我。这就是楞伽法门的主要内容。大慧菩萨劝请佛开示的这个楞伽法门成为大乘微妙诸佛之心最上法门,曾经被佛家弟子尤其是禅宗修行人奉为圭臬,是修行者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重要依据,历来备受重视。

《楞伽经》本来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传灯印心的无上宝典,从魏晋南北朝末期到唐代,在中土影响巨大,当时有很多精通楞伽法门的大师被誉为楞伽师。然而时至今日,《楞伽经》的弘传几乎断尽,教界能通达楞伽精义者寥寥可数,这主要是因为《楞伽经》义深难入,也是末法时代我辈行人无福之故。

我们看达摩祖师的形像,多是中国画家描写的一位碧眼长须的胡僧,足踏一根芦苇,轻飘飘地乘风破浪,漂度长江的英姿。根据史料记载,达摩祖师(其师父是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来到中国的时候,是中国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临行前,般若多罗告诉达摩说:“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栖栖暗渡江”。师父预言他的中国之行充满坎坷。达摩祖师是走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港上岸的。梁武帝得知后,即派人把达摩接到了京城。梁武帝笃信佛教,也崇道教。梁武帝曾造寺庙四百八十多所,度了无数人出家;他素食持斋,屈尊在寺院里做义工;亲自登台讲解佛经和《道德经》。所以,他刚刚见到达摩祖师时,就问自己如此作为,功德大不大?不想达摩祖师回答:“并无功德!”梁武帝很不高兴,又问:“何为圣道第一义谛?”达摩祖师说:“豁然无圣!”梁武帝又问:“对朕者谁?”达摩祖师说:“不识!”在此,达摩祖师处处指示梁武帝直下见性,可惜梁武帝根器太差,执着凡圣之见,仍迷惑在圣谛、俗谛之中,如此大好因缘,当面错过。梁武帝不契,皇帝不护持他了,所以达摩祖师只好“暗渡长江”,到嵩山少林寺去面壁打坐,等待有缘人来承继他的衣钵。

这一等就等了九年,等来了神光慧可法师。除了慧可之外,达摩祖师还有道育、道副以及比丘尼总持等,但达摩祖师说其他人得到了他的身肉,而慧可却得到了他的骨髓,就是佛法之精髓,所以把衣钵传给他了。神光是河南人,姬姓。据说,他父亲姬寂积善好德,祈祷求子,夜梦神光,母亲便怀孕了。幼童时代,神光便聪慧过人,稍长即能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玄学”。后来,他到洛阳龙门的香山出家,皈依宝静禅师,又在永穆寺受戒。他到处参学,到三十二岁时又回到洛阳香山,继续了八年的苦行,仍不得究竟。师父宝静法师指示他南行,到嵩山少林寺去拜访达摩祖师。神光见到达摩后,一天到晚跟着他,向他求教。达摩祖师为了考验他,天天只管面壁打坐,不理睬他。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神光跪在达摩祖师禅堂外的积雪里,久久不起。达摩祖师怜悯他,便开口说:“你如此虔诚,究竟为了什么?”神光恳请祖师慈悲开示。达摩说:“诸佛如来无上妙法,自古以来,必须勤苦修行;不是小小德行、贡高我慢能求得的。算了吧!你也不要空劳苦了。”神光为了表达自己坚决的心志,乃取出腰刀,砍下了自己的左臂,来供养达摩祖师。神光说:“我心不安,求师父为我安心吧!”达摩终于被感动了,说道:“你拿心来,我这就给你安!”神光觅心,却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道:“我已经我你安心了!”神光顿时回光返照,悟道了。达摩祖师说:“你为了求法,宁肯舍弃左臂,慧根实在是可以了。”乃为神光改名为慧可。

达摩祖师对慧可法师说:“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慧可领悟了,终于能够做到念起不随,像水中画图;又能逆境不恼,顺境不喜,内心对外境,如如不动。历来祖师大德的弘法,都是历尽艰辛的,所以必须有坚实的定功才能应对各种磨难。达摩祖师在中国曾经“五度中毒”,最后是“只履西归”的。达摩曾经也预告慧可,说慧可将来有一个杀头的业报要还。达摩祖师临走时,召集门下得意弟子问道。道副说:“不著文字,不离文字,便是道妙。”祖师说:“你得到我的皮毛了!”总持说:“犹如庆喜见阿閦佛,见过一次,无须再见了。”祖师说:“你得到我的肉了。”道育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无一法可得。”祖师说:“你得到我的骨了。”轮到慧可时,他只是作礼叩拜,原地站立,并未说话。祖师说:“你得到我的骨髓了!”

慧可的表演,有点像摩诃迦叶。佛教三藏十二部经文,三世诸佛之所说,都是标月之指,都是言语道尽、心行处灭,无法让人开口的。开口即错,动念即乖。释迦佛拈花,迦叶微笑印心,乃开雄迈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释迦佛有涅磐妙心,传与摩诃迦叶;达摩祖师也是这样,将衣钵传给了慧可,成为禅宗二祖。达摩祖师传衣钵给慧可时,还说道:“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又说道:“吾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当时达摩祖师所传的四卷《楞伽经》,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这部经典。达摩祖师另有一首传法偈言:“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也预见了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到六祖慧能之后,分为五支,广弘中土,大师辈出,硕果累累。

大藏经里的《高僧传》或《传灯录》记载三祖僧璨的事迹扑朔迷离,说他不知何许人也。《传灯录》记载:“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今来设礼而问师(慧可)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师曰: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师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大师深器之,即为剃度,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僧璨初以白衣(居士)之身拜在二祖门下,“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年,时人无能知者”。从当时南北朝的史料看,可知三祖僧璨所处的时代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北周武宗毁灭佛道,禁止出家。僧璨承袭衣钵后,已过中年,知道任重道远,为明哲保身乃隐姓埋名归隐山林。二祖付衣钵给僧璨时,对他说:“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说的就是上面的世难也。唐朝天宝年间,荷泽神会大师讲到三祖的归宿时说:“璨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可见,待到隋朝初期,天下渐见安定,僧璨衣钵传给四祖道信后,才放下身上重担,归隐广东的罗浮山,悠闲地安度了晚年。

三祖僧璨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信心铭》。其中开首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其中结尾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这里跟上面两位祖师的对话,所说都是《楞伽经》的思想境界。

至隋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道信,姓司马,年始十四岁,来礼拜三祖僧璨大师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师曰:“谁缚汝?”曰:“无人缚”。师曰:“何更求解脱?”道信言下大悟。道信随即在三祖门下服勤九年,后于江西吉州受戒,侍奉尤谨。三祖知其缘熟,乃传付衣法。从上可知,二祖、三祖、四祖的接法因缘,其传灯印心之理,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通达《楞伽经》之后,体悟就会更深。

达摩所传的祖师禅,自梁朝、隋朝至唐朝初年,一百五十多年来,都以秘密传授的方式,祖祖相递,密付心印。此禅法从道信交到五祖弘忍手里,才渐渐公开弘扬。当四祖道信在湖北黄梅破头山建立禅宗门庭时,一位多年在山上种植松树的老道人对四祖说:“您禅宗的道法,可以说给我听吗?”道信说:“您太老了,即使听了悟道,也只能自了而已,哪里能担当弘法的大任呢?如果您能转世再来,我还可以等你。”老道人走到江边,见一女子在洗衣,作揖道:“我能在你家里暂时寄住吗?”女子说:“我家有父兄在堂,我自己不能做主。您去找他们吧。”老道人说:“只要你答应了,我便敢到你家去。”女子点头同意,老道人便走了。不久这个女子无缘无故的怀孕了,家人厌恶她,把她赶出了家门。后来,此女子在外生下了一个男孩,相貌很是庄严。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祖道信从江西吉州来到湖北黄梅定居,路上遇到了这个相貌奇秀的男孩。大师问:“你姓什么?”回答:“姓即有,不是常姓。”大师问:“是何姓?”回答:“是佛性。”大师又问:“你没有姓吗?”回答:“性空故无。”四祖心中默然,知道这个男孩便是前约的再来人,便随他一道回家,找到他家里人,要化他出家。他母亲同意后,四祖便收了这个男孩为弟子,并为他取名弘忍。

我们读《六祖坛经》便知道,五祖弘忍大师是弘传《金刚经》的。正如达摩祖师所预言,到了四祖道信大师以后,楞伽之学渐渐转为只是名相之学,因此五祖弘忍大师才开始以《金刚经》为禅宗印心之经典。经典记载,六祖慧能闻客诵《金刚经》而有所悟时,问客从哪里来,客人回答说:“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后来,五祖三更传法,说的也是《金刚经》。因此之故,《金刚经》开始盛行于世,而《楞伽经》即从隋末、初唐开始,便渐渐失传了。原因之一是《金刚经》篇幅更短,文字更通俗易懂。

到了北宋仁宗时,有一朝庭大臣,名张安道,位居太子太保。他为滁州牧时,偶然之间,发掘出《楞伽经》。自读之后,如见故物,大有所悟,如苏东坡的序中说:“张公至一僧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墨,手迹宛然,悲喜太息,从是悟入,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后来张安道以此《楞伽经》亲自教授苏东坡,并且出钱三十万,请苏东坡刻印此经,令流传于世。因为苏东坡的书法是很有名的,他的好友佛印和尚便建议说:“与其刻印,不如由东坡自己来书写,然后再刻印,更能流传得久”。苏东坡于是将此经写一遍,然后刻印传世。现今所传者,即是张公所传、东坡居士所手书的。然而自隋末至北宋末期,此经失传了将近四百五十年!

四卷楞伽是达摩祖师所传,用以印心的,后世虽见另有二种译本,但大都只是当作参考用。一般谈到《楞伽经》时,多是指最初宋译的《四卷楞伽》而言。从达摩祖师以后,正法眼藏的传承,即以《楞伽经》为印心之据;只是到了五祖弘忍之后,才被《金刚经》所取代。

《楞伽经》主要是谈性相法门的,所以历来被法相唯识派奉为圭臬。不管是谈性还是谈相,所说都是非常详尽的。但是所说的道理非常深奥,非小根器的人能契入。所谓性相圆融,是说见相即见性,性相不二。就好像水与波浪,相不同,然性是一。通达者,此谓入不二法门。楞伽法门的具体细目是“五法、三自性、八识、二种无我”四门。具体的行法是了四门、离四门、入自觉胜趣。所谓了四门,就是义理上通达此四种法门,从而明心见性。离四门,是觉自心现量,离心意意识,觉了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进而舍弃一切执着。入自觉圣趣,就是回归自性,到达圣人的境界,入如来地。理上一句话,入佛知见,就是“看破、放下”,如此而已;事上一句话,入佛境界,就是“明心见性、扫荡习气、开发妙用”,如此而已。这是《楞伽经》的纲目,也是全经的总脉络。

按照唐朝敬爱寺译经沙门智严所注:“此经刘宋译本。其首序云:梵文广略,通有三本。广本十万颂;次本三万六千颂;略本四千颂。此方前后凡四译,皆是略本四千颂文。”现在,我能见到的《楞伽经》只是个略本,共有三种译本:一宋译:刘宋时,中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译为功德贤)所译之《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也就是本经,是最早的译本。二魏译:为元魏时,北天竺沙门菩提留支所译之《入楞伽经》十卷,被实叉难陀等批评有诸多错误。三唐译:由唐朝于阗三藏法师实叉难陀所译之《大乘入楞伽经》七卷。至于《楞伽经》的注解,由于“武帝灭佛”,隋唐之前的注解已经全部消失。目前大藏经里仅存唐朝法藏法师的《入楞伽心玄义》、宋朝东都沙门宝臣法师的《注大乘入楞伽经》、明朝宗泐法师和如玘法师合注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等寥寥可数的几种。对于现代人,《楞伽经》之所以难入,这也是原因之一。

末学今天注解《楞伽经》,就是荷担如来家业,以补历史之阙失,遵循佛陀之教诲,自觉觉他,也为报我佛宏恩。虽是难入之经,但我佛慈悲,既有神力,又有万般方便。我今印心,知我佛普度天下苦难众生,无不是应病与药,随机说法。虽说末法时代,知亦必有上根器之人,授佛心印,勇猛担当,虽万死而不辞。此亦是我辈之宏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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