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史》简介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自官方记载的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起,到唐代刚刚好六百年了。在随后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随着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佛教也迎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佛教于隋唐之际,高僧辈出。佛法经过六百年之弘扬,由印度西域高僧之传授,各种佛经之翻译,高僧大德之注疏论著,三藏十二部的基本内容已经完备,人们依据修学之环境亦完全成熟。两汉南北朝时期,或因经典理解不深,或不圆融,各地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到了隋唐时代,因理解渐精,融会贯通,各领一门,或禅或净或律,演为宗派,竞相开发。
唐朝是第一个明确地将道教至于佛教之上的朝代。因为唐皇室的统治者姓李,所以他们尊崇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李耳,自称为老子的后人。不要把祖宗忘记了,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之根子,以孝治天下。
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出身于士族世家,宅心仁厚,其妻独孤氏笃信佛教,隋唐制度一脉相承。但是与前朝不同的是,李家政权的先祖是道家之老子李耳,道教大有凌驾佛教之上的趋势,但精明的李家子孙还是在儒佛道之间取得了平衡,深知佛教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不可低估。除了武则天、唐代宗、唐德宗、唐宪宗、唐宣宗外,李家王朝多数皇帝没有给予佛教足够之热情,但佛教为唐王朝之全面繁荣贡献良多,自身也迎来了另一个兴盛之高峰。

第一部分初唐时期的佛教(618-712)

高祖对佛教监察的加强

从汉朝以来,作为九卿之一,鸿胪寺是负责宗教事务的部门。鸿胪寺,秦代称典客,主外宾凶仪之事,历代沿置。主官为鸿胪寺卿,一般有少卿、丞、主薄各一人。
东晋时期(公元396年)建立的机构“监福曹”,代理佛教事务,官府试图加强对僧寺之管理。原则上还是由僧人来自管。⑹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无论南朝(宋、齐、梁、陈),还是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佛寺由一位官府任命的僧人来统管。在北魏,这位被指派的僧人依次被称作“道人统”、“沙门统”与“昭玄统”。公元460年,北魏将“监福曹”更名为“昭玄曹”⑺。北齐把昭玄曹升级为昭玄寺。昭玄寺由一位被封作“大统”的僧人负责,充实以僧职官员与俗家幕僚。除了由僧人主持的昭玄寺外,北齐还设立了典寺署,下属机构僧祗部,由世俗官员担任。典寺署,隶属于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对佛教的真正控制权似乎仍掌握在昭玄寺的高僧们手中。
《魏书·释老志》曰:“高宗时,京师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
隋朝以前,管理佛教事务的官吏多为僧人,自治性质比较强。到了隋朝,昭玄寺的半自治地位被剥夺,并被降级重命名为崇玄署,取代了无实际作用的典寺署,成为鸿胪寺的三个组成部门之一⑻。随着佛教的发展,政府管理的重点,已经不限于典籍的整理保存,还涉及僧人剃度、寺产管理等诸多内容。
由于出生时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高祖李渊从小对佛教颇有好感。据说,在他太原起义谋反之前,曾经有一个名叫景晖的僧人预言高祖将夺得皇位,高祖为他建造胜业寺⑼。隋炀帝大业初年,李渊曾因为儿子李世民生病而祈福造像,当时李世民九岁⑽。高祖起义之初,曾在华阴礼佛求福。登基即帝位时,亦曾营造寺院佛像,设斋行道⑾。
高祖建立唐朝后,保留了隋朝的崇玄署,沿袭其监寺制度,委派一名官阶相对较低的官员来负责佛教、道教方面的事宜。为了加强对寺院的监督,崇玄署向每一座佛寺与道观安置一名官阶为八品的监察(隋炀帝是第一个向寺院和道观派遣监察官吏的皇帝⑿)。由于这一措施遭到了寺院的抵制,唐太宗最终取消了这个制度。
为了进一步削弱佛教的自主权,高祖废除了“大统”的任命,不再由一名高僧来统领佛教。武德二年,他仿效隋文帝创立了一个新的制度⒀,于京师长安立“佛教十大德”,统摄僧尼。高祖任命的十位高僧,只有八位可以从唐朝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中检出⒁,他们是:觉朗、保恭、吉藏、法侃、慧因、海藏、智藏、明瞻等。十大德居慈悲寺,其职权主要是管理僧籍和任命寺院三纲等事。

唐太宗崇尚文治武功强烈抑制佛教

经过无数战火洗礼的唐太宗,一向崇尚的是武功文治,认为佛法根本无益于他平定天下。与父亲高祖一样,在李世民的眼中,出家僧人只是他们获取政权所能利用的对象之一而已。然而,李世民十分清楚佛教在民众中的力量,他试图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和对道家的孝心的同时,平衡各个方面的势力,也就没有想激怒佛教界。基于这个观点,唐太宗在玄武门政变登基为帝后,马上废除了高祖的废佛敕令。贞观初年,唐太宗延请波颇于大兴善寺译经,既为佛教点缀,亦为朝廷政治目的。
公元621年,李世民的军队占领洛阳时,为了表达对隋朝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愤慨,李世民下令拆毁隋朝的宫殿。同时他命令关闭洛阳城中所有由隋朝皇室供养的佛寺道场,除了六十位有名德的僧尼外,其余僧众全部还俗⑶。
唐太宗登基后四个月,就召见太史令傅奕,并赏赐封地,以表彰他在六个月前对自己即大位的预言。谈话中,唐太宗问傅奕,为什么不喜欢佛法之妙理。傅奕说的还是那一套老话:“佛乃胡中桀诘,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唐太宗颇以为然⑷。
《续高僧传》之《智实传》称:贞观元年,唐太宗派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同年下诏言:有私度僧者,处以极刑。《法向传》称,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如此看来,唐太宗对佛教之管束还是非常严苛的。
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更多是抑佛,而不是废佛,他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朝廷对佛教还是护持的。为了庆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贞观二年始,唐太宗邀请了京师很多的高僧来到皇宫,举行了七天的法会⑸。同时,他敕令度僧尼一千人,并兴圣寺改为尼姑庵⑹。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一面整肃佛教界之流弊,一面又开始深入了解佛教。他平日留心各种学问,佛教经典也是他书桌上的“国之常经”。根据《佛道论衡》记载,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亲自来到弘福寺,与僧人论佛道。他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是他第一次平等对待佛教,也许只是政治上的一种谋略,唐太宗需要佛教来教化人心,而且他也知道佛门确实有些博学之士,可为世用。释明瞻是一个三教皆通的大学问家,唐太宗对他相当看重,曾召他入内殿谈话。释慧乘等,博通内外,涉猎子史,也为太宗所接纳。
唐太宗纳谏从流的心量是世人皆知的。但在他的内心中,始终握住一个原则和底线,就是维护皇家的权威。谁越过这个界,顶撞他的权威,他就毫不留情地斥责。尚书仆射萧瑀就因为一直护佛而受到警告。
与佛教戒律相比,唐朝《道僧格》对僧人行为的管束面范围更广,处罚也更为严厉。佛教戒律中,很重视僧人的自身忏悔,没有世俗法律中肉刑之类的刑罚,也没有规定违反戒律的僧人要送交官府治罪。

唐高宗尊崇玄奘法师 武则天借佛篡位

唐高宗在作太子时,即优礼玄奘法师。唐太宗为玄奘法师的唯识经典作序,大赞玄奘法师:“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⑷李治也作《大唐三藏圣教记》,附和道:“夫显扬正教,非智无以广其文;崇阐微言,非贤莫能定其旨。玄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闇而恒明。”⑸在李治服侍患病的唐太宗时,他目睹了父亲对玄奘法师的尊崇。当他登基之后,对玄奘法师一样礼遇,为他的翻译事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当然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国事又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对佛教教义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出于他仁慈的本性,高宗没有排斥佛教,将佛教与道教平等对待。
唐高宗对佛教的礼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皇后武则天的影响。高宗尊崇道教的同时,也没有过分贬低佛教。公元659年,有敕令在法门寺建造与高宗等身的阿育王像。法门寺因内藏佛指舍利而著名,高宗还慷慨地为该寺捐钱与绢。公元660年,高宗还敕令将佛骨舍利带到东都洛阳,举办仪式,迎接入皇宫中礼拜。皇后武则天为表虔诚,还特制了精致的金银容器装裹。公元661年,高宗敕令在五台山修建寺院佛塔。
公元691年四月,武则天登基后的第二年,即下诏规定佛教列于道教之上,僧尼位于道士女冠之前,这是唐朝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佛教的尊崇,武则天称这个举措为维新运动——“方启惟新之运”。诏书《释教在道法上制》称:“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於当今,本愿标於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敦化,宏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宜叶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虽实际如如,理忘于先后;翘心恳恳,畏展於勤诚。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皈依,极群生於回向。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唐朝前期的佛经翻译事业,在玄奘法师圆寂后一度中断。武则天当政后,佛经翻译不但得到恢复,规模还更加扩大。
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官办的译经事业,始于两晋南北朝的法护和道安。道安法师以前,译经属于私人事业。随着佛教势力扩张,译经事业渐渐为政府主导,规模更大,亦形成了相当的规范。鸠摩罗什是当时最伟大的翻译家,他于道安法师圆寂十六年后才到达长安(401年),他的译事由皇帝姚兴主持,达十多年之久,称为极盛。
从做皇后开始,到705年被迫退位,武则天前后参与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达五十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她在政治上打击豪门世族,发展科举制度,使得大量人才进入政治舞台。她重视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和赋税,整顿均田制,使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全面繁荣进步。她稳固和发展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并为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武则天的伟大历史贡献来源于佛教的滋养。她因崇尚和修行大乘佛法,而培养了博大的胸怀。在她当政的二十多年里,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长安和洛阳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世界各国的商贾和宗教文化人士,皆来华朝拜取经。
佛教从公元67年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第一次高峰。其中北齐时期僧尼人数达二百万,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出家了。从唐代开始,政府渐渐建立了对出家人的全国性管理,有严格的童行、试经、度牒、戒牒等考核制度。其中试经考试要求背诵200-500页的经文,相当于整部《楞严经》或《法华经》和《维摩诘经》加起来的分量。由于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从唐初到清朝初年,全国的出家人数量控制在五万到五十万之间。其中盛唐时代全国僧尼大约有三十万左右。
《华严经》的翻译以及弘扬,是显教修行在中国达到最高峰的标志。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除了弘景、法藏等高僧外,还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六祖惠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我们知道,武则天聘请慧安法师、神秀法师为国师,还下诏请六祖惠能到宫中供养,只是被六祖惠能拒绝了。从内侍太监薛简的话里,我们知道,武则天时代,不但皇帝皇子修学佛法,连宫中太监都修法,京城禅德无数,到处有人坐禅习定,一片佛国气象。
可以说,《华严经》时代,是中国历史的辉煌时代,是中国佛教史的另一个辉煌时代。由于武则天是女皇帝,此时社会更加开放,女性有更大的自由,出家为尼的女性也更多,全社会普遍崇尚佛教。实叉难陀翻译完此经后,要回于阗老家休息,探望老母亲,皇帝亲自派御史护送到目的地;他再回来时,皇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足见当时社会对高僧大德的礼遇,对佛教的崇尚和尊敬。
武则天在崇佛的同时,也没有过分贬低道教和儒教。相反地,在武则天时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三教平等”的时代。

第二部分盛唐时期的佛教(712-762)

唐玄宗崇儒信道抑佛

开元六年十一月辛卯,唐玄宗前往东都洛阳,亲自拜谒太庙,回御承天门后,有诏书曰:“七庙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孙有失官序者,各与一人五品京官。内外官三品已上有庙者,各赐物三十匹,以备修祭服及俎豆。”七年八月癸丑,皇帝有敕令曰:“周公制礼,历代不刊;子夏为传,孔门所受。逮及诸家,或变例。与其改作,不如好古。诸服纪宜一依旧文。”九月甲子,改昭文馆依旧为弘文馆。这些举措,都说明唐玄宗当朝之初,崇孝道,敬祖先,尊孔制,并努力把这些观念灌输于天下民众。
在“开元之治”的近三十年中,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我们都没有看到唐玄宗有任何崇尚佛教的政策和举动。相反,他采取了一系列抑佛的措施。
公元713年,唐玄宗登基一年后,即发布诏书,禁止王公贵族将庄园宅院改建成寺院、道观等,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和士大夫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来逃避赋税。很多佛教信徒们将土地捐赠给寺院,建立很多的“功德院”,亦是逃避赋税的做法。
公元714年一月,姚崇上疏抨击佛教界逃税和滥度僧尼。唐玄宗下诏整肃佛教,淘汰僧尼三万多人,相当于当时僧尼总数的四分之一。更进一步,唐玄宗敕令禁止新建一切寺院。对于申请修缮的寺院,必须要有相关官员视察后认为确有必要才可以施行。
公元722年,唐玄宗开始致力于消夺佛寺的财富。他敕令祠部官员调查隶属于寺院道观的合法土地数量(僧三十亩,尼二十亩),超出朝廷分配的土地,将全部没收。另外,规定寺院常住田地的数量,百人以上寺院不得超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超过七顷,五十人一下不得超过五顷。⑺
开元十二年(724年),敕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一下者限颂二百纸经,每一年限颂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坐禅对策义试。
公元727年,唐玄宗诏令拆除所有村坊佛堂,将里面供奉的佛像转移到官府认可的寺院。乡村中较大的佛堂改作他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佛像在拆除中被毁。⑻
公元729年,唐玄宗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打击官办的寺院。有诏令要求每隔三年对僧尼造籍,关于僧籍情况的文件,要一式三份:一份送朝廷祠部,一份送鸿胪寺,一份当地州县保存。唐玄宗宣称,僧籍造册的目的,是为了甄别真伪。⑼
公元736年,唐玄宗诏令将国家管理佛教事务的权力重新归于鸿胪寺。次年,又诏令将道教归于宗正寺管辖。这就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唐玄宗尊道抑佛的思想和政策。⑽

安史之乱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历史上的转折点。藩镇割据、外族入侵、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等蜂拥而至,成为唐朝的内忧外患。唐室为了尽快结束战事,将安史降将就地封为节度使以安抚之。为了提防降将复叛,又遍地安置节度使。由于节度使兼管地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全国各地几乎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战后关东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河北之地逐渐胡化,人民好武轻文,与诗赋取士的关中之地相比,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区。由于边防军调回平乱,外族纷纷入侵。吐蕃占领陇西、攻入关中,长安一度沦陷。经过八年的战乱,直到公元763年,国家才渐渐归于平定。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室遭受严重的损失,社会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各地节度使独揽地方财政,国库曾经一度空虚,无法满足军需。为了补缺空虚,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开始掠夺佛教的财富。作为敛财的手段之一,各地大量出卖度牒。公元755年,宰相杨国忠曾派遣官员到太原收取度僧道所得的钱财,短短几十天就募得百万缗钱⒄。公元756年,朝官裴冕和郑叔清建议出售“空名告身”,授予官爵邑号,因此度僧尼无数。朝廷靠出卖度牒得来的钱,被称为“香水钱”。⒅
出卖度牒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唐末,给佛教带来了极为深重的打击。裨贩如来,拿佛菩萨来做生意,这一直是佛陀最反对的。出卖度牒,俗人出家不须经过考试,直接影响了僧尼的整体素质,由于出现了很多只顾世俗利益的假和尚,他们不通佛法,只知道借佛敛财、求功德利益,并造作恶业,败坏佛教形象。
安史之乱期间,叛军甚至官府在抢掠寺院财物的时候,捣毁了许多佛经和高僧的注疏论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很多隋唐时候才建立起来的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北宗等,渐渐走向衰败;因为僧团质量的下降,很多出家人根本不守戒律,律宗的弘扬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影响是,中国数百年来以皇家贵族和士大夫为主导的“社会精英”佛教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佛教的平民化和通俗化。初唐和盛唐以玄奘法师、道宣律师、法藏法师和神秀禅师等高僧大德活跃于长安、洛阳皇家大寺院、广受皇家供养为代表的都市佛教,向散布全国各州名山寺院的丛林佛教过渡。尤其是南方六祖惠能之后,取代了北宗正统地位的禅宗南宗五派七宗的发展,高僧辈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

第三部分中唐时期的佛教(762-840)

唐代宗的三位宰相皆崇佛

唐代宗(公元726——779年)李豫,唐肃宗长子,是唐代最崇佛的皇帝之一。《旧唐书》说他“宇量弘深,宽而能断。喜惧不形于色。仁孝温恭,动必由礼。幼而好学,尤专《礼》、《易》,玄宗钟爱之。”儒家之史官欧阳修说“代宗之时,馀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唐代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由宦官拥立而登基的皇帝,又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以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唐代宗在位十七年,平定安史之乱,消除宦官专权,改革教育,罪己安民,使国家安定,是一位功勋可表的皇帝。
经过安史之乱和吐蕃回纥叛乱的抢掠打击,唐王朝已经元气大伤。洛阳收复之后,宫室十不存一,东至郑,北至河安阳市,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函谷关以东陕川,东周之地,兽游鬼哭。代宗的爱妃沈氏被安碌山乱兵拘捕,送往东宫洛阳掖庭,后来李豫任天下兵马元帅,收复洛阳,在皇宫之内重遇沈氏,然后将其暂时安置在洛阳宫中,不久,史思明再陷洛阳,代宗第二次收复洛阳时,沈氏却不知去向,生死不明。郭子仪曾向代宗描述过河南都畿一带满目疮痍、人烟断绝的凄凉惨状。两京失守后,为了平定叛乱,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边兵不得不相继东调,导致西北边防削弱,吐蕃、党项等乘机屡屡内扰。昔日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唐代宗有20个儿子和19个女儿,其中有七位女儿先后夭折了。唐代宗深感人生无常,轮回之苦,故此渐渐在佛教之中有所寄托。尤其是晚年,如大历十年,聪慧过人、十分宠爱的华阳公主不幸得病夭亡,代宗悲痛至极。同年十月,贵妃独孤氏也因病而逝,代宗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受到沉重的打击。代宗因悼念不已,故把独孤氏的遗体一直殡于内殿,以便天天探视。
在唐代宗时期,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都信佛,以王缙尤甚。唐代宗的佛教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们三人的影响,并因此带领许多朝官和全国各州百姓对佛教的崇尚。

德宗崇佛改政

朝廷平定叛乱之后,唐德宗停止了原先准备实施的限制佛教的措施,相反,他变得诚信佛教并继续资助佛教的各项法事活动。唐德宗用二十年的历史证明,他是唐朝最崇佛的皇帝之一。
唐德宗对佛教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受到身边宦官的影响。主管军事的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代宗时期(公元778年),右龙武将军、京城寺观修功德使刘崇训召集如净法师等一些律宗高僧至安国寺,评议律宗的两部注疏——公元626年律宗僧人法砺的旧疏和公元682年怀素的新疏,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德宗时期才完成。公元780年,修订的律疏完成时,德宗欣然授予主要参与者圆照律师紫色衣,并授予内供奉检校鸿胪卿,食邑三百户⑹。宫廷由于有很多官员包括宦官守戒严谨,律宗受到广泛尊重。公元786年,德宗造访章敬寺,让律宗僧人道澄为其受菩萨戒,以示皈依佛法。道澄又被邀请到皇宫为皇帝的嫔妃和内侍们传授三皈五戒。此前宫中一度停止的盂兰盆会也给予恢复。公元789年,德宗再次临幸章敬寺,向道澄律师请教心地法门。⑺
公元787年,京兆尹宇文炫奏请将京城的废弃寺院拆除,将其木料用作修建学校用。对此,唐德宗勃然大怒,下诏说:“奉佛之宫转为儒馆,此侵毁三宝之渐,罪在不宥!”宇文炫非常害怕,就辞官返乡了。
公元788年,唐德宗恢复了代宗时期的修功德使制度。他任命了三名功德使:一名负责长安东区,叫左街大功德使;一名负责长安西区,叫右街大功德使;另一名负责洛阳,叫东都功德使。第一任是宦官将领窦文场与王希迁,他们分别是左右神策军的统领,王希迁的右街大功德使职位,后来由霍仙鸣、伍守亮继任,他们都是右神策军统领⑻。这些宦官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功德使的职位对他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监督佛寺的建造、掌管僧尼籍等事务,都由功德使负责。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职位,单单是出售度牒一项,就可以使他们财源滚滚。
唐德宗日益成为一个非常虔心佛法的皇帝。公元789年,德宗下诏强调佛寺道观的神圣性,禁止俗人用作客栈;他还敕令对所有破毁寺院进行修缮。同年8月,德宗下诏各州百姓每年在自己父亲的忌辰都要作超度法事。德宗也频频在朝臣的陪同下造访寺院,为大众死者作超度法会。为了救济百姓,皇帝还研究医药,亲自编制《贞元广利药方》⑼,共五百八十六个药方,颁降天下。公元790年元月,德宗将法门寺的佛骨舍利,再次迎入宫中供养,随后又转入长安的各大寺院供人瞻仰,场面隆重浩大。

宪宗元和中兴

宪宗继位后,决心“以法度裁制藩镇”,开始对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战争,他继位次年就开始对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开战获胜,同年杨惠琳不肯交出他的兵权,宪宗也征讨他,惠琳败死。元和二年(807年)讨伐镇海节度使李锜,元和七年(813年)魏博节度使田兴归服唐朝,同年他开始对抗拒唐朝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作战,但没有能够获胜,从元和十年(815年)到元和十二年(817年)唐邓节度使李诉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元和十三年(818年)发五道兵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吴元济被平定后,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归服唐朝。
《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但直到9世纪的最后25年,除了河北几部分外,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国重新树立决定性的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唐宪宗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
唐宪宗在长达十五年的统治时期,始终是佛教虔诚的护佑者。除了重要的军务和政务外,他常常与僧人们在一起,要么诏令禅宗高僧入宫谈论佛法,要么亲自到京都地区的寺院参加法事,并慷慨地布施。在唐宪宗登基后的第一个五年内,每年至少有一位僧人被延请至宫中内殿,咨问佛法。⑸
根据《佛祖统纪》记载,元和元年,敕沙门端甫录左街僧事掌内殿法仪;沙门灵邃录右街僧事;诏沙门知玄入殿问道,赐号悟达国师。二年,诏鹅湖大义禅师入见麟德殿,与诸法师议论;河中府沙门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一百三卷,诣阙进上。三年,诏章敬怀恽禅师至京召见内殿,咨问禅法。四年,诏惟宽禅师入见问禅要,敕住安国寺。五年,帝问澄观国师:何谓华严法界?师曰:法界者众生之性体也,世尊称法界性说华严经,事理互融无不周遍,帝豁然有得,敕有司铸金印,封为大统清凉国师。
在唐宪宗时期,朝廷对宗教的管理机构实施改革,作了很多的改变。公元807年,唐宪宗任命宦官将领吐突承璀为左右街大功德使,并诏令功德使兼管僧尼和道士。由于功德使对佛道有绝对的控制权,全国几十万僧尼道士的簿籍就不再向祠部登记。为了给予佛教界一定的自主权,唐宪宗任命两位高僧来负责原来祠部的管理职权,并监督佛教界的各种事务。这两位僧官被称为“僧录”.这一改变,实际上是明确了佛教的自治性质。
元和十五年(公元819年),唐宪宗驾崩的前一年,皇帝接受功德使之请求,将法门寺著名的佛指骨舍利迎入大内供养。这样的迎请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前代至少有过四位皇帝这样做过。但是此举遭到了著名散文家、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的强烈反对,事件就变得不同凡响。

第四部分晚唐时期的佛教(840-907)

唐武宗疯狂灭佛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赵归真奏请与释氏辨论。皇帝下诏令僧道会聚大明宫麟德殿。“上手付老子”,辩题是“论治大国若烹小鲜义”。代表佛教的知玄法师登座,大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辩说精壮,道士之流都辩不过他。知玄法师对皇帝说“神仙羽化山林匹夫独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唐武宗听后虽然脸色愤愤不平,但还是把知玄法师放还桑梓了。
同年正月三日,唐武宗在其赦文中已经声称,即使是较大的寺院,因为近来的沙汰僧尼,半数已经空闲。唐武宗对这个成果表示满意,并且再次重申要将那些有戒行的僧尼移到大寺院。又令功德使检查富有的寺院,给它们留下日常必需外,其他物品全部变卖。这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地抢夺佛教的资产。
同年三月,唐武宗又颁布了两道荡除佛教的诏书,一道关于剥夺寺产,规定“诸寺钱物,兼货卖奴婢赎钱,并皆官收,拟充百寮禄料”;另一道关于僧众还俗,规定天下僧尼四十岁以下者必须还俗。当时道教仙台刚刚落成,唐武宗登上仙台,令七位道士于台上飞练求仙。结果没有一位道士能登仙的。皇帝很懊悔,但道士辩称是佛教的黑气压过了道教的仙气。唐武宗随即敕令,天下僧尼五十岁以下者必须还俗。
从四月一日开始,皇帝诏令检校天下寺院僧尼人数。长安开始办理四十岁以下的僧尼还俗,每天办理三百人,十五天内完成;从十六日开始,办理五十岁以下到四十一岁的僧尼还俗。官府检查度牒时,僧尼都不得离开寺院,否则将处以极刑。还有人建议将长安僧尼全部斩首,唐武宗在某些官员劝说下才没有采取极端措施。
五月,唐武宗敕令两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当时因拆除寺院受苦最深的除了无依无靠的奴婢外,还有寺院的慈善机构“悲田所”收养的年老体弱者。李德裕建议将佛教的“悲田”更改为“养病坊”,从没收的天地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他们生活的来源和依靠。唐武宗接受了他的建议。
五月份,功德使下令没有度牒的外国僧人回归本国,规定违抗者将被处以极刑。这等于将生活在中国的天竺、中亚、新罗、日本僧人集体流放。日本僧人圆仁在他的日记中称,五月十三日,圆仁接到通知,当晚就换了俗衣。两天后离开长安,踏上日本的归程。
六月底,全国各州的大小寺院已经基本上被拆除或作他用。长安最富丽堂皇的章敬寺、青龙寺与安国寺等,被改为皇家花园;只留下大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与庄严寺四座寺院,每寺最多留僧三十人。洛阳的情况亦是一样。全国四十一道各允许留寺一座,按照级别可以留僧五到二十人。所以全国加起来包括京都,一共留寺院四十九座,容纳僧众大约800人。寺院的田产皆被没收,无数佛像被毁坏,无数僧尼流离失所。全国佛教界已经奄奄一息。

唐宣宗拨乱反正

唐宣宗李忱(810-859年),是唐宪宗十三子,初名李怡,封光王。846年唐武宗死,他以皇太叔的身份被宦官马元贽等立为新皇,在位十三年。《旧唐书》记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十余岁时,遇重疾沈缀,忽有光辉烛身,蹶然而兴,正身拱揖,如对臣僚。乳媪以为心疾。穆宗视之,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
唐宣宗是晚唐值得赞许的一位皇帝。他虽然无法扭转唐帝国走向衰败的大势,但他毕竟用心竭力做一位好皇帝。史料多称赞宣宗皇帝明察沉断,从谏如流,恭谨节俭,惠民爱物,是明君英主,有唐太宗之风骨。对佛教而言,唐宣宗拨乱反正,迅速改变唐武宗的灭佛政策,是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人物。
唐宣宗登基时,已经三十五岁了,与他的父亲唐宪宗一样,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亲眼目睹唐武宗灭佛对佛教的摧残,内心痛苦反抗,而又无可奈何。相传,他为了躲避嫌疑,曾经剃度出家,游方天下。登基后,他立即着手对佛教的拨乱反正,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佛教的种种制度和事务。唐宣宗首先要整肃的人物就是赵归真和李德裕。
大中元年(847年),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唐宣宗恢复了设置功德使职位,为了消除朝臣们的疑虑,特意任命前任“无道心”的杨钦义担任这个职务。在唐武宗时代,杨钦义本人可能并不愿意冒犯佛教,但确是是皇帝诏令的忠实执行者。杨钦义上任后,立即下令抓捕道教头目赵归真,还有另外十一位道士,他们的罪名是“惑乱先朝,毁除佛教”。⑴这十二个人被集体处死,尸首示众,得到了应有的果报。
而对于朝官李德裕,此时早已人神共愤,唐宣宗四月份就把他从门下侍郎的相位撤下,之后一路贬官,终于在公元849年底贬到了偏远的海南岛崖州任所,最后于此悲惨死去。在佛教而言,李德裕是自作自受,得到了所造罪业的报应。
功德使杨钦义迎合唐宣宗的意思,以策定功请复佛教,奏请将京都长安保留的四座寺院增加到十六座,唐宣宗立即同意了这个请求,并下《复废寺敕》说:“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宏。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⑵。为了节省开支,皇帝敕令修复部分被损坏的主要寺院,并给它们按上了以示复兴的新名字。作为统左禁军的杨钦义,访求已经被迫还俗的知玄法师,请他恢复僧人的身份,并入居宝应寺。知玄法师在寿昌节讲赞佛经,为三教首座。唐宣宗以一所旧邸修造法干寺,命知玄法师居之。
唐宣宗恢复佛教的行动是谨慎和有效的。为了避免过激行为,朝廷在修复寺院佛像的时候,规定不得使用金银铜铁等金属或宝石,指出“但用土木,足以致敬”。⑶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诚敬,唐宣宗又恢复了三斋月禁止屠宰的习俗。6月份是皇帝诞辰日,僧人们又被邀请到宫中,与道士一道接受内斋和献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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