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有人每天花20小时与亡子QQ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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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

失去独生子女是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很难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别人的子女隔三差五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4月12日,韩生学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失独者”的聚会。他注视着那些父母,想努力记住他们苍老的脸。

但他发现,“他们似乎都长得一样,同样的表情、同样的眼神,甚至连说话都是同样的腔调”。

在过去的12年间,韩生学走访了100多个“失独者”,他一直尝试勾勒出这些“失独者”的完整肖像。直到4月15日,他的26万字报告文学,“全景式反映‘失独’问题”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

和作品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他的身份:湖南省怀化市计生委副调研员,一名称职的副处级干部——在25年的计生工作中,他打赢过几十场“计生攻坚战役”,数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书柜里的荣誉证书足足有半米高。

也正因为这处境微妙的身份,有人赞扬他是“积极的反思者”,也有人公开呛他是“体制内的叛变者”。而对他来说,计生干部的身份是责任,也是负担,创作这部作品只是“在目睹众多惨剧后,不得不做的事”。

“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我而言,你却是整个世界。”

和往常一样,在北京签售会后的那天晚上,韩生学又点开了手机里的“失独”群。

看着群里那些名叫“唯一”“挚爱”“宝贝”“心碎”“坚持”的父母相互慰藉,他试图插上一句安慰的话,但他的手指悬在离屏幕只有几厘米的位置,却“沉重地抬不起任何一根”。

这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低头盯着手机,穿着一件黑色翻领夹克,肤色暗沉,眼宽鼻阔,看起来和普通的基层干部没什么两样。

“和他们接触时要少提问多倾听。”在连续12年的走访中,这是韩生学领悟到的第一条法则。

即使走出了创伤初期避世、厌世的阴霾,但一些外界的刺激仍会触碰“失独者”还未愈合的伤口,给他们带来“阵痛”。

韩生学正在做的,就是记录他们。

“走在大街上,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像自己的孩子,街坊邻居在谈论孩子,电视上也都是关于孩子的连续剧,就连广告都是与孩子相关的。”一个“失独”母亲曾如此向韩生学讲述自己的无奈。

几乎所有的“失独者”都经历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网络一度成为他们寄托感情的出口。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过问他们的过往,一些“同命人”还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取暖。

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不论是身体还算健朗的中年人,还是手指颤抖的老人,几乎都学会了打字、上网。

一位失去独子的母亲,在得到儿子的QQ号后才找到了生活的微光。这位从来没有碰过电脑的老人自己摸索着学会了上网,每天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打开电脑,输入密码,等待屏幕右下角自己和儿子的QQ头像亮起——这几乎成了她每天进入另一个世界前的固定仪式。

“儿子,妈来了。”母亲说。

“妈妈,我想死你了!”她用儿子的QQ回话。

每天,这位母亲至少要花20个小时跟“儿子”聊天,只有“儿子”和“母亲”的QQ头像依靠在一起时,她才会觉得母子俩重新“团圆”。

“哥们儿,我快结婚了,可惜你不能到现场随份子,你多不够意思。”一个朋友在儿子的空间留言说。

看到这句话,这位母亲不知道第几次失声痛哭。她用儿子的口气回复朋友:“放心,祝福准到。”

婚礼那天,她在门口把礼金塞到儿子朋友的手里,哭着转身离开。

除了用QQ和“儿子”沟通外,在韩生学采访过的“失独”家庭中,超过九成的父母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住”他们的孩子。

武汉的一位“失独”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白天他总是穿着整洁的西服,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拼命地工作。晚上回到家,脱去那身西服,他会整夜地坐在地板上,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嘴里不住地重复:“孩子,让爸爸抱抱你。”就这样,他已经在地板上躺过了8个酷暑和寒冬。

“孩子突然走了,在他们眼里,与孩子有关联的一切东西,都是鲜活的生命,能呼吸,会说话。”韩生学感叹。

同样在武汉,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女儿后,除了偶尔出门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外,一天24小时都把自己锁在女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保留了女儿房间里的一切布置,甚至珍藏着女儿的头发和乳牙。每天她都要抚摸屋里的每一件物品,女儿用过的桌椅、毛毯、衣服、书笔和玩具……

韩生学接触过的很多“失独”父母,用给孩子写信的方式寄托无处安放的伤痛。一位母亲在给死去儿子的信中写道:我心爱的儿子,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于我而言,你却是我的整个世界。

为了完成这份报告,他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父母

为了这部调查报告,韩生学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失独”父母,直到“完全融入了他们的圈子”。可放在25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跟独生子女家庭联系在一起。

1992年,韩生学正式成为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一名科员。那时“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颇感自豪。

初到计生委的韩生学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

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贫穷得吃不上饭,最终被困在大山,韩生学坚信“传统的生育观念害人不浅,必须纠正”。

上世纪90年代初,县计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计划生育突击行动”。每到这个时候,县里就会成立“总指挥部”,县委书记亲任政委,县长任总指挥,实行全军事化管理。

韩生学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执行情况,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这个会写诗的“文学青年”也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

后来,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一夜之间被人砍光,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

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

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老百姓的愚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这个疑问,直到韩生学遇到老许的那双眼睛后,才慢慢解开。

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4次的“计生突击检查”已经变成了每年两次,狂风暴雨般的计生工作也逐渐平静下来。也正是这个时期,韩生学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

老许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男人失去独生女儿不久,还要面对精神失常的妻子。

女儿离去后,因为担心刺激到妻子,老许不敢在她面前流泪,晚上为了强忍泪水,他甚至把嘴唇咬破。可即便如此,妻子的精神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故命令老许下跪,让他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骂自己。有几次老许实在忍不住哭出了声,妻子拿起铁盆就往他头上猛敲,直到铁盆变形。

办公室里,这些遭遇几乎是一字字地从老许嘴里蹦出来,没有半点悲伤。他不自觉地把头耷拉向一边,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眼泪挂在没有表情的脸上。老许空洞的眼睛时不时地扫向韩生学,他清晰地记得,“那是双麻木的、死人一样的眼睛。”

回到家,老许那双眼睛不断闪现在韩生学面前,逼迫他开始重新思考:“如果他当初生了两个孩子,或许就不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了找到答案,韩生学终于走出家门,去探视“失独”家庭的真实境况。

“他们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韩生学说。

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在后来的走访中,几乎每到一家,韩生学都会被这些“失独者”的生活环境触动:胡乱散落在房间里的杂物、摆满书桌的药瓶。他发现,“比起心灵伤痛,现实的生活难题更容易将他们打败”。

暮年丧子的父母因为极度抑郁,更容易被病魔击倒。据调查,我国90%以上的“失独”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他们中有超过一半人承担着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等高危慢性病随时发作的风险,还有15%的人不得不面对癌症、瘫痪等严重疾病的折磨。

湖南的“失独”母亲张丽,在“失独”聊天群消失了两天。网友赶到她家时,发现她侧身倒在门口的过道里,“手臂直伸,距离门锁只有一只手的距离”。被网友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她的阑尾已经化脓,腹腔积满体液,“再迟一些,就会有生命危险”。

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给孩子看病时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但子女死了,债务却不会“死”,还债的压力甚至会伴随他们的整个余生。

一位“失独者”在诗歌里接连问了许多个“怎么办”:

明天我老了,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不能去买菜了,取不了工资了/不会自己做饭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我该怎么办/生病了,看不清药品说明书了/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该怎么办/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钱财不能自理了,做饭忘记关火了,忘记关水了,我该怎么办/我害怕明天,因为我越来越老了/饿了没人端饭碗,病了没人递杯水/陪伴的是孤独,等待的是绝望/明天我该怎么办?

然而很多“失独者”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视。几个“失独者”在除夕夜来到一家餐馆吃年夜饭,却因为“太晦气”被老板赶走。

即使在“失独者”内部,一些特殊的群体也会受到排斥。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而在虚拟空间,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看到他们祖孙俩在一旁叽叽喳喳,我们受不了。”一位老人向韩生学抱怨,这些有孙子孙女的“失独者”已经是幸运者了——因为“好歹有个后代”。

韩生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眼中,带着孙辈的“失独”老人,不仅面临同样的养老困境,还要承担隔代抚养的压力。他们中有人已经年入花甲,但不得不再次充当起父母的角色。

“开家长会时,这些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还要充当父母的角色。”韩生学说,这样的“失独者”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尴尬,“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种伤害。”

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失独爸爸”。

他们承担着同样的感情伤害,但面对崩溃的妻子,他们要成为精神支柱,也要支撑残缺的家庭继续运行。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爸爸”中,“隐忍”“沉默”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所有特点。

保定的王云龙就是一个这样的爸爸。女儿出事后的那段日子,在料理完工作、妻子睡着后的夜半时分,他常常独自跑到大街上,“淋着冬天的冷雨,去寻找还没离开的女儿”。

事实上,“失独爸爸”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有些同事会关心我的状态,我只能回答‘好点’了。可自己把孩子养没了,我怎么在别人面前抬起头。”他对韩生学说。

像这样的痛苦,是当年愤懑于“子女多只会造成贫穷”的韩生学无法想象的。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的那一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高中肄业生,韩生学被选为村初中的民办教师,摆脱了农民的命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计划生育”要怎么计划,更没听说过“独生子女”这个新词。但开学没多久,村里就有人把一张毛笔写的大标语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上面写着:“人口非控制不行!”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河北保定,王云龙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让她感到“一头雾水”的家信。邮件里,尚在部队的王云龙充满热情地写道:“菊芳,现在国家开始推行一胎政策了,我是军人,要带头表率,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事实上,“失独”的悲剧时刻都可能降临到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头上,而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35年后,中国3口之家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个

采访“失独”家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一个计生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韩生学经常遭到“失独者”的拒绝,甚至咒骂。有一次,一位“失独者”在听说他“计生干部”的身份后,控制不住情绪:“你们猪狗不如,早晚会遭到报应!”

然而,尽管韩生学在10年间一直加快采访的脚步,但依旧追不上“失独”家庭增长的速度。根据原卫生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统计,我国每年都有7.6万个父母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女,成为“失独”家庭。

女儿出生后,韩生学更能理解这些家庭。“我很怕失去她,只想让她陪我到老。”在接触越来越多的“失独者”后,韩生学不再苛求女儿的成绩,以往用2块钱打发女儿早饭的他,也开始每天亲自下厨准备早餐。

在计生委工作的韩生学熟知很多数据,他在书中写道:“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年,而中国只用了十八年,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二孩”政策将全面放开。看到这条消息,韩生学“高兴地跳了起来”。

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开始实施,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将成为历史。

可韩生学的“失独”故事还要继续记录。

对于自己记录的“失独”故事,他从来都不会讲给女儿听,“太惨了,容易给小孩造成阴影。”

写作“失独”故事的时候,韩生学习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拉上窗帘,“去用心感受他们的痛苦。”

韩生学经常因此失眠,这时他只能在心里默念一些散文来冲淡压抑的情感。

“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在解脱。”虽然自己没有做过最基层的计生工作,但他23年来编写下发的各种“指标”“文件”确是整个基层工作的巨大推力。

韩生学开始写作“失独”群体不久,碰到有人在公共场所问他的职业时,他会回答“政府人员”,而不是“搞计划生育的”。

现在,遇到结婚不久的亲戚朋友,韩生学会一本正经地鼓励他们“生两个”。

他想做的,不仅仅是“帮失独者说话”,而是“写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包括这个政策背后,这一代贡献者和牺牲者的故事”。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是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写作后期,韩生学开始在政府机关内部呼吁关注“失独”家庭。去外地开会时、去党校讲课时他会留出时间专门讲“失独”。有人感动,“局长都听哭过”;也有人挖苦,告诉他“以后你分管这个工作好了”。

前年夏天,在韩生学和他单位相关领导的推动下,怀化市把“失独”家庭扶助标准提高到了每月800元。可他清楚,自己接触过的“失独”家庭遍布全国,“在缺少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单凭个人,某个地方的力量,能改变的太少”。

“其实国家各部委针对‘失独’家庭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有的很难在地方落地。”在研究众多政策后,韩生学有些无奈。

而各地对于“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大多都遵循《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这一条款。

每个地方对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少地区至今仍执行国家最低标准,每月340元。除此之外,“失独”家庭更需要的养老、医疗和心理慰藉等,似乎也在执行“最低标准”。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解救那些“没后的同命人”,可每一次“我们其实都一样”式的劝说,却对他们自身都是一次伤害。

除了缺少专业社工介入,很多自救组织都面临没有场地、没有资金,随时都可能停摆的尴尬境地。“因为没有长效机制,对他们的支撑大多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韩生学说。

自救组织的老人们不会知道,他们每周一次集体织毛衣、练书法的活动一直处在“说没就没”的风险中。他们积极奔走的更多“政策扶持”还在路上,不过岁月不再等待他们了,他们有人头发白了,快要走不动了,感叹着“就这样走完一辈子”。

即便这样,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这样的自救组织还是太少,有些人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活动。”韩生学感叹,尤其在小城市和农村,那些沉默的“失独”父母只能独自忍受伤痛。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去行动能力,连互助组织都去不了后的生活。

“郎姐”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内蒙古插队时冻坏了双腿,如今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她走路时几乎抬不起脚,在地上小步挪动,发出“呲呲”的声响。

“我们不能再被人看作是神经病,活着,就要活得光鲜。”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和“郎姐”一样,最早一代“失独”老人中,已经有人迈过70岁的高龄,而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还未真正摆上台面。

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住进普通的养老院。“失去独生子女是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很难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别人的子女隔三差五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现在国内有两家专业的“失独”养老机构:广州一家养老院已经设立“失独养老专区”,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也改造为“失独养老院”。而面对成千上万个正在老去的“失独者”,这两家的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张左右。

还是有好消息的。韩生学把《新闻联播》上的一则新闻转发到了“失独”聊天群,立刻引起了沸腾。在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的条目赫然在列。

相比之前对“失独”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定义,这次没有了“困难”二字。

“这意味着国家对‘失独’家庭不再以普通的人道主义救助对待,他们应该是‘贡献者’。”韩生学激动地比划着说,“或许,‘失独’群体的扶助体系会跟着发生变化。”

变化确实正在发生,2016年的3月,“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帮助”被写进了我国的“十三五”规划。

相比大政策,“郎姐”的心愿小得多,她希望不用走很远的路去参加互助组织的活动。如今,她只能用那双抬不起的脚回到只有她一个人的家,脱下她光鲜的外套,日复一日地擦着儿子的照片。

来源:冰点周刊


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 失独群体日益庞大

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

“与死亡俱来的一切,往往比死亡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亲友的哭泣,丧服与葬仪……”(弗兰西斯·培根《论死亡》)

世上有一群父母,或许比谁都明白英国哲人培根的话。他们的年龄大都五十开外,20多年来,和自己唯一的子女快乐地生活,正当他们幸福地为孩子购置新房、准备嫁妆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夺走了孩子年轻的生命。他们由此陷入常人无法想象的痛楚当中:年龄太大,他们再次生育几无可能,每到合家团圆的节日,为免触景生情,他们只好躲亲避友;但儿女的音容几乎每时每刻都历历在目,这让他们总是眼含泪珠。他们自称为“失独者”,垂暮之年的他们,余生该如何度过?他们对记者说:他们想要在一起抱团取暖,建立一个只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养老院。 文/图本报特派记者武威

2012年1月22日,除夕。北风正劲。南昌当地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场飞雪就在眼前。这时,在南昌市郊的莲塘公墓里,传来了一对夫妇的哭声。

除夕风雪夜

别样的团圆

在墓园哭泣的,是杨维国、蔡丽夫妇,当时,风雪无情地拍打着他俩,但他们似乎忘了严寒,蔡丽抱着女儿的坟头,哭泣地对着地下的孩子说:“今天过年了,我们吃年夜饭你吃一点啊。”去年3月5日,一场发生在校园外的车祸,让夫妇俩永远失去了当时正在江西财经大学读研的23岁女儿杨菲。回家后,蔡丽写了下面的一篇日志《别样的团圆》。

晚上6时多,菲菲的妈妈爸爸却来到莲塘公墓,爸妈孩子是要团圆的,对不?是老天都不能阻挡的,对不?过年了,来吧,孩子让妈妈抱起你,孩子你也吃点吧。今天过年了,我们一家团圆,妈再也忍不住……在这里,一家人就这样吃上了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在这里,白雪做伴,让我们实现了儿女情长。

团圆桌上的圆满,变成了永远的缺席。爸妈站在雪地里,看着你,爸妈在看着你呀!

“天空飘着雪花,温度冰点……”

白发爬满了这对夫妻的双鬓。丈夫曾两次试图自杀,都被妻子拦了下来,“他每天都喊着女儿的名字,有时激动地敞开衣领大叫,一次想从楼上跳下去,一次又把菜刀架在了脖子上,我撕心裂肺地劝他,‘你死了,我可怎么活’?”

生活也变了。原本三口之家一起逛的商场,夫妇俩再未踏足;原本合家团圆的节日,夫妻俩却逃避亲友,“一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快快乐乐地在一起,情绪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饺子、汤圆,原来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但现在从来不吃了”;妻子有时穿起杨菲生前的衣服,也惹来一场无明的口角,“为什么不让我穿,我穿上衣服后,就感觉女儿在我身边一样!”

老年丧子,人生之大不幸。这样的大不幸总是无情地在人世传递。江西九江的廖先生也有一位漂亮聪明的独生女儿“小丫”。小丫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在福建一家外企工作,只一年就晋升为公司的中层。过年的时候,廖先生和妻子为女儿购置了一套新房,为的是等着以后女儿带男朋友回来时住。

可造化弄人,廖先生和妻子等来的却是噩耗。那一年清明放假,小丫早上还打电话和母亲问好,但晚上却传来单位的电话,女儿出车祸了,生命垂危。

死神最终不期而至,随后是妻子的寻死觅活,两个月的粒米不进,只靠在医院输液维持生命,丈夫将一家三口住的房屋出售,精神极度痛苦,却依然要在妻子面前假装坚强,有时候控制不住,就跑到屋外去流泪、狂吼……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一对对年逾半百的夫妇们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和自己一样的同命人,以求心灵的慰藉。他们在网上的昵称带着失子的悲伤,同样的命运也让他们愿意尽情地袒露心扉。趁着刚刚过去的五一节,网名为“倩影”、“往事回忆”、“小丫留住”、“坎坷”等的40多位暮年丧独子的父母通过网络联系,相聚在了湖北。“在别人面前,我们是两面人,总会显得坚强,但回到家后,深夜合上眼后,却默默哭泣。但面对这群兄弟姐妹,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倾吐。”

孩子的孝服

心底永恒的痛

这绝对是一场不同寻常的“网友见面”。记者在现场记录了他们的话,或许这世上,再没有比这几位母亲的对话,更让人感到万箭穿心的了。

“小丫留住”抽泣地告诉身旁同伴那一段令人悲伤的时刻:“你知道吗?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不孝啊,按照我们那里的老人说,孩子火葬前,身上是一定要披麻戴孝的;孩子没有给父母送终就过世,本来就是一种罪过。”

活像一场梦魇,话到伤心处,引来了蔡丽和其他几位在场妇女的抱头痛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来自太仓的“老怪”,是失独群体网络中的活跃分子,他常常言辞幽默,但谈到自己的儿子时,有时也会激动:“儿子生病的时候,我答应过我儿子的,一辈子就只有他一个儿子。儿子去世后,民政局的人拿来几张孩子的照片,说是孤儿,让我挑选领养,我一口回绝了,我年龄大了,孩子还这么小,他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已经七老八十了,还怎么有能力去抚养他?”

“倩影”是这次网友聚会的组织者,这些年来,她在武汉接触到很多失独者,其中有一个是湖北的高官,令她印象深刻:“白天的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体面地工作;可是晚上回到家里,他又成了另外一个人,整夜抱着孩子的骨灰盒哭泣入睡,口中呢喃着‘孩子,让爸爸抱抱你’,他就这样睡在地板上将近8年。”

精神折磨

压抑、自闭和尊严

事实上,除了失子之痛,其他精神上的折磨也让失独者痛苦不堪,普通人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语或许立刻引来这些父母的怒目相视或者失声痛哭,他们的精神极度敏感和脆弱,睹物思人,极力躲避世俗人伦。

来自珠海的“金蛇狂舞”和“万里马”夫妇,是这个群体中比较年长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情,我每天都会跑去社区的老年人活动室,唱歌、跳舞、扭秧歌……日子过得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儿子时,我却不得不撒谎了。人家问‘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儿子’?我就说‘他在部队,工作忙,不能常回来’,人家又问‘那怎么没见到你的孙子呢’?我就回答说‘他们丁克,没有孩子’。”

失独者在节日里恐惧一切聚会,每年到了春节,这些父母都如临大敌,他们或躲到人迹罕至的清冷山庄度过漫漫假期,或在洗浴中心一待七八天,无论亲朋好友如何请他们,他们都不愿意出来。碰到亲友结婚、做寿、给小孩摆满月酒时更是如此,他们往往会将礼金奉上,但从来都不会去参加婚礼。睹物思人、触景伤情。他们自称是精神残疾者,今生不可治愈。

孤苦伶仃

丈夫离他们而去

他们也曾想过用人工的手段再次进行辅助生育,但这样的方式却常常被他们自我否定,“有这么多钱去生小孩吗?即使能生下来,我们还有精力去抚养他吗?他的身体发育可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健康吗?”他们时常这样扪心自问。而前不久发生在广州的一出悲剧再次让有这样想法的失独父母踟蹰不已在失去长子后,50岁的文姨与刘叔耗费12万元通过试管技术再次当上爸妈,在生下一对龙凤胎、含辛茹苦地抚养了10载后,夫妇俩却因长期精神压抑选择了轻生。

精神的痛苦往往带来生理的疾病。在这次有40多人参加的失独者父母聚会中,只有1/4是男性,“老怪”说:“这年头,丈夫能带着妻子一起出来聚会,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回家还能和老婆倾诉,但她们回家,就真正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啊!”

在经历了失子之痛之后,很多妇女都失去了丈夫。她们的丈夫或承受不了巨大的痛苦,不久就身患重病,离妻子而去;或者是离家出走,自此杳无音讯。一位来自湖北的女士哭泣着说:“我的儿子毕业于武汉大学,来到深圳工作,2006年,他在自己创业时因劳累过度去世;2009年,老伴又查出身患癌症,我在家独自照顾了他两年后,他还是离我而去。现在连亲戚也不愿照顾我,我的精神是绝望的,身体是衰弱的,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来自甘肃天水的女士“坎坷”说:“我的网名叫坎坷,我的一生也是如此坎坷,我今年48岁,我的儿子在21岁的时候,在大学宿舍里突然晕倒,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当时还可以生育,但我的爱人却得了尿毒症,我爱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看到儿子大学毕业,但他的心愿却没能完成,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在医院做手术时,没有人来给我签字……”

失独者

的心语

“梦在天堂”:我来自福建三明,2002年,我的丈夫因为重症肝炎去世,当时儿子才11岁,没想到当我把儿子养到21岁时,我的儿子遇到车祸。与别人一起摔落到了河里,我的儿子救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从河里上来。每年春晚,节目都很关心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我们这些没有儿女的空巢老人,谁来关心啊?(泪如雨下)

“荆棘鸟”:我来自四川德阳,儿子刚走了1年,真实的心情其实很不好。但是在外人看来,我似乎什么都不缺,是那样成功,那样风光。我前年被评为四川省的三八红旗手,去年又被评为“巾帼英雄”,我又是高级工程师,但是,孩子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痛哭不已)我想着,根本没有谁来为我们送终啊,我们希望晚年应该有一个保障。

“杨菲的父母”:我感叹我们都已不再年轻,感叹我们都没有小孩了,每当我们强作笑颜,其实内心都在滴血。我们现在或许还年轻,还能动,但是一二十年以后,我们都不能动的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要有尊严地活下去。涉及杨菲的案件,一审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二审却至今没有开庭,我希望法律早点给出公正的答复。

“历历在目”:我儿子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并且找了一个空姐做女朋友,他才25岁,离开我时,也是因为车祸。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哽咽失语)……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以后尽量不哭了,以后和儿子团聚时,要让儿子看到漂亮的妈妈,让儿子说妈妈变漂亮了,变好看了,再也没有眼袋了。

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个

在这40多名“失独者”的聚会中,有丧子七八年甚至十年之久的“倩影”夫妇、“金蛇狂舞”夫妇,也有独子去世才1年左右的来自四川的“荆棘鸟”和杨维国夫妇。他们有的贫穷、有的富有,有的远在甘肃、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武汉。但他们却并不在乎这些,毅然决定相聚在一起。他们说,在这里,不用像在外面那样假装坚强,他们可以“抱团取暖”、纵情哭笑。

不少人告诉记者,在失去独子之后,对于世俗的名利和金钱,他们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们却总是无比担心,他们无法想象,在他们临终之时,陪在他们身边的会是谁?能有谁?就像“坎坷”说得那样:“我们要有尊严地死去。”

“倩影”三年前就开始建立全国失独群体的QQ群,三年下来,QQ群由一个变成了三个,群员的规模也超过1000人,“倩影”说,现在群员的共同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属于失独群体自己的养老院,因为只有这些失独父母待在一起,他们的心理才没有芥蒂,并且能够互相帮助,“其他养老院的老人都有儿女,入院时,儿女要签字成为老人的监护人,儿女们也会时常来看望老人。我们一方面进养老院时,手续上会遇到问题;另一方面,看到别人的儿女来看望自己的父母,我们情绪上受不了。”

唯一愿望:建独立养老院

“老怪”说,他希望建立这个养老院,就是希望这个养老院成为他们这些暮年丧子者养老送终的所在,“我们不可能同时生病,总能够有健康的人来照顾那些生病的人,我们这群人,所有人都是病人,所有人也都是医生,我们痛苦时,只有跟我们一样的同命人,才能劝住我们,我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到我们群体的特殊性,我们自己也愿意出一部分钱,来建这个养老院。”

但是,全国暮年失独的家庭到底有多少?目前我国还没有进行过详细的数据统计,记者只能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此前发布的一系列统计数据进行推算。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总人口约为134735万人,此前抽样调查则显示,2009年我国15~19岁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7.17%,20~24岁的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7.52%,25岁~29岁的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6.48%,此前,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曾估计,目前军队中独生子女率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则超过80%。如果按照军队的样本来估计,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至少也有1.9亿人。另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所显示的该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来推算,15岁至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40人/10万人,由此估计,目前我国每年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由此带来的是每年约7.6万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难以补救。

“老怪”所在的太仓县总人口71.72万,经过“老怪”了解,他们县共有115家和他境况相同的家庭,如果以太仓县作为全国的样本,那么,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肯定超过百万个。(大洋网-广州日报 2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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