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珂(N.Sacco )和樊宰底(B.Vanzetti ),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 )旁边的都纳富尔街(Tournefort ),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个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译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才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以“无知”作为改造的目标。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骚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稀、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巴金 1980年4月4日

《激流》总序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我认为他说得不错。我有了生命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这其间我也曾看见了不少的东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着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
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我也曾参加在这个“搏斗”里面。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
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又有人说路是有的,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巴金1931年4月

1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
已经到了傍晚,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路上尽是水和泥。空气寒冷。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那就是温暖、明亮的家。
“三弟,走快点,”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穿同样服装的青年。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脸也瘦些,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不要紧,就快到了。……二哥,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英文说得自然,流利。你扮李医生,很不错,”他用热烈的语调说,马上加快了脚步,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这没有什么,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便停了脚步,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你的胆子太小了,你扮‘黑狗’简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还背不完嘞!”哥哥温和地说着,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觉慧脸红了。他着急地说:“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好像有好多人的眼光在看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他连忙闭上嘴,用力捏紧伞柄。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望过去,白皑皑的,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盖了旧的。
“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觉慧用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可是一开口,什么话都忘掉了,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我才可以说下去。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那才丢脸嘞!”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脚步踏在雪地上,软软的,发出轻松的叫声。
“三弟,你不要怕,”觉民安慰道,“再练习两三次,你就会记得很熟的。你只管放胆地去做。……老实说,朱先生把《宝岛》改编成剧本,就编得不好,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
觉慧不作声了。他感激哥哥的友爱。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讨得哥哥的欢喜。他这样想着,过了好些时候,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彭保大将”的旅馆,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他,有着江湖气质的“黑狗”,在失去了两根手指、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他盘算着,怎样去见毕尔,对他说些什么话,又如何责备他弃信背盟隐匿宝藏,失了江湖上的信义。这样想着,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二哥,我懂得了!”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情?你这样高兴!”
“二哥,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我想着,仿佛我自己就是‘黑狗’一样,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并不要我费力思索。”
“对的,演戏正是要这样,”觉民微笑地说。“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你一定会成功的。……现在雪很小了,把伞收起来罢。刮着这样的风,打伞很吃力。”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收了伞。觉慧也把伞收起了。两个人并排走着,伞架在肩上,身子靠得很近。
雪已经住了,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
“三弟,你觉得冷吗?”觉民忽然关心地问。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谈着话,一点也不觉得冷。”
“那么,你为什么发抖?”
“因为我很激动。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总是发抖,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想到演戏的事情,我就紧张。老实说,我很希望成功。二哥,你不笑我幼稚吗?”觉慧说着,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
“三弟,”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不,一点也不。我也是这样。我也很希望成功。我们都是一样。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
“对,你说得不错,”弟弟的身子更挨近了哥哥的,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风雪,忘却了夜。
“二哥,你真好,”觉慧望着觉民的脸,露出天真的微笑。觉民也掉过头看觉慧的发光的眼睛,微笑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也好。”过后,他又向四周一望,知道就要到家了,便说:“三弟,快走,转弯就到家了。”
觉慧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一转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静的街道。
街灯已经燃起来了,方形的玻璃罩子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脚迹疲倦地睡在那里,也不想动一动,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在一所更大的公馆的门前,弟兄两个站住了。他们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抖了抖身上的雪水,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他们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在黑洞里面。门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静寂。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2

风止了,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夜来了,它却没有带来黑暗。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觉民在前面走,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正要跨过门槛进去,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二少爷,二少爷,你们回来得正好。刚刚在吃饭。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说话的婢女鸣凤,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
“好,我们放了伞就来,”觉民高声答道,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
“鸣凤,什么客?”觉慧也踏上了石阶站在门槛上问。“姑太太和琴小姐。快点去罢,”她说了便转身向上房走去。
觉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他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便说:“你在跟鸣凤说些什么?快点去吃饭,再晏点恐怕饭都吃完了。”觉民说毕就往外面走。
“好,我就这样跟你去罢,好在我的衣服还没有打湿,不必换它了,”觉慧回答道,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马上走了出来。
“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屡次说你,你总不听。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觉民抱怨道,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他又回转身走进房去拾起了伞,把它张开,小心地放在地板上。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觉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带笑地说,“我的性情永远是这样。可笑你催我快,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
“你总是嘴硬,我说不过你!”觉民笑了笑,就往前走了。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但是马上又消失了,因为他走进了上房,在他的眼前又换了新的景象。
围着一张方桌坐了六个人,上面坐着他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左边坐着张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下面坐着大哥觉新和妹妹淑华,右边的两个位子空着。他和觉民向姑母行了礼,又招呼了琴,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女佣张嫂连忙盛了两碗饭来。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要不是姑妈来玩,我们早吃过饭了,”周氏端着碗温和地说。
“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觉民答道。
“刚才还下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张太太半关心、半客气地问道。
“不,我们走路回来的,我们从来不坐轿子!”觉慧听见说坐轿子,就着急地说。
“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觉新笑着解释道;众人都笑了。
“外面并不太冷。风已经住了。我们一路上谈着话,倒也很舒服,”觉民客气地回答姑母的问话。
“二表哥,你们刚才说演戏,就是预备开游艺会的时候演的吗?你们学堂里的游艺会什么时候开?”琴向觉民问道。琴和觉民同年,只是比他小几个月,所以叫他做表哥。琴是小名。她的姓名是张蕴华。在高家人们都喜欢叫她做“琴”。她是高家的亲戚里面最美丽、最活泼的姑娘,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
“大概在明年春天,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这学期就只有一个多礼拜的课了。琴妹,你们学堂什么时候放假?”觉民问道。“我们学堂上个礼拜就放假了。说是经费缺少,所以早点放学,”琴回答道,她已经放下了饭碗。
“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每个学堂都是一样地穷。不过我们学堂不同一点,因为我们校长跟外国教员订了约,不管上课不上课,总是照约付薪水,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觉民解释说。他也放下了碗筷,鸣凤便绞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
“这倒好,只要有书读,别的且不管,”觉新在旁边插嘴道。
“我忘了,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张太太忽然这样地问琴。
“妈的记性真不好,”琴带笑答道,“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我早就告诉过妈了。”
“你说得不错。我现在老了,记性坏了,今天打牌有一次连和也忘记了,”张太太带笑地说。
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脸也揩过了。周氏便对张太太说:“大妹,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众人也一齐站起,向旁边那间屋子走去。
琴走在后面,觉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说:“琴妹,我们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
她惊喜地回过头,脸上充满光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
“真的?”她问道,还带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
“当然是真的。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觉民正经地说,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觉慧,加了一句:“你不相信,可以问三弟。”
“我并没有说不相信你,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琴兴奋地含笑说。
“事情倒是有的,不过能不能实行还是问题,”觉慧在旁边接口说。“我们四川社会里卫道的人太多了。他们的势力还很大。他们一定会反对。男女同校,他们一辈子连做梦都不曾梦到!”他说着,现出愤慨的样子。
“这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我们校长下了决心就行了,”觉民说,“我们校长说过,假使没有女学生报名投考,他就叫他的太太第一个报名。”
“不,我第一个去报名!”琴好像被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她热烈地说。
“琴儿,你为什么不进来?你们站在门口说些什么?”张太太在里面唤道。
“你去对姑妈说,你到我们屋里去耍,我把这件事情详细告诉你,”觉民小声怂恿琴道。
琴默默地点一下头,就向着她的母亲那边走去,在母亲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张太太笑了一笑说道:“好,可是不要耽搁久了。”琴点点头,向着觉民弟兄走来,又和他们一路走出了上房。她刚走出门,便听见麻将牌在桌子上磨擦的声音。她知道她的母亲至少还要打四圈麻将。

3

“我们这学期读完了《宝岛》,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觉民对琴说,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他们已经走出上房,刚下了石阶,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面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
“吴又陵,我知道,就是那个‘只手打孔家店’的人。你们真幸福!”琴兴奋地、羡慕地说。“我们国文教员总是前清的举人秀才,读的书总是《古文观止》一类。说到英文,读了这几年还是在读一本《谦伯氏英文读本》。总是那些老古董!……我巴不得你们的学堂马上开放女禁。”
“《谦伯氏英文读本》也是好的,中国不是已经有译本吗?听说叫做什么《诗人解颐语》,还出于林琴南的手笔,”觉慧在后面嘲笑道。
琴回过头看他一眼,抱怨道:“三表弟,你总爱开玩笑,人家在说正经话!”
“好,我不再开口了,”觉慧笑答道,“让你们两个去说罢,”他故意放慢脚步,让觉民和琴走进了房间,他自己却站在门槛上。
堂屋里灯光昏暗。左右两面的上房以及对面的厢房里电灯燃得通亮,牌声从左面上房里送出来。四处都有人声。天井被雪装饰得那么美丽,那么纯洁。觉慧昂着头东张西望,心里异常轻快。他想大叫,又想大笑几声。他挥动手臂,表示他周围有广阔的空间,他的身子是自由的,并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他,阻碍他。
他又想起他所扮演的《宝岛》里的黑狗出场时,曾经拍着桌子高呼旅店的侍者拿酒来。这种豪气又陡然涌上了心头,他不觉高声叫道:“鸣凤,倒茶来!倒三杯茶!”
左面上房里有人应了一声。几分钟以后,那个少女端了两杯茶,从左面上房里走出来。
“怎么只有两杯?我明明叫你倒三杯!”他依旧高声问。鸣凤快要走到了他的面前,听见他的大声问话,似乎吃了一惊,手微微颤抖,把杯里的茶泼了一点出来,然后抬起头看他,对他笑了一笑说:“我只有两只手。”
“你怎么不端个茶盘来?”他说着也笑了。“好,把这两杯茶端给琴小姐和二少爷。”他把身子向左边一侧,靠在门框上,让她走了进去。
很快地鸣凤就走出来了。他听见脚步声,故意把两只脚放开,站在门中央堵住她的路。
她默默地站在他背后,歇了一会儿才说:“三少爷,让我过去。”她的声音并不高。
不知是他没有听见,抑或是他听见了故意装着未听见的样子,总之,他并不动一下。
她又照样说了一次,并且加了一句话:太太还要她去做事。但是他依旧不理睬她。他像石头一样地站在门槛上。“鸣凤,……鸣凤!”上房里有人在叫,这是他的继母的声音。
“放我去,太太在喊我了,”鸣凤在他后面着急地低声说,
“去晏了,太太要骂的。”
“挨骂有什么要紧,”他笑了,淡淡地说,“你告诉太太说,在我这里有事做。”
“太太不相信的。倘若惹得她发脾气,等一会儿客走了,说不定要挨一顿骂。”这个少女的声音依旧很低,屋里的人不会听见。
这时候另一个少女的声音响了,他的妹妹淑华大声说:
“鸣凤,鸣凤,太太喊你去装烟!”
他便把身子一侧,让出了一条路,鸣凤马上跑出去了。淑华从上房走出来,遇见了鸣凤,便责备地问道:“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喊你,你总不肯答应!”
“我给三少爷端茶来。”她垂着头回答。
“端茶也要不了这么久的时间!你又不是哑巴,为什么喊你,你总不答应?”淑华今年不过十四岁,却也装出大人的样子来责骂婢女,而且态度很自然。“快去,太太要是知道了,你又会挨骂的。”说毕她便转身向上房走回去,鸣凤一声不响地跟着她走了。
这些话一字一字地送进了觉慧的耳里,非常清晰。它们像鞭子一样地打着他的头。他的脸突然发起热来。他感到羞愧。他知道那个少女所受的责骂,都是他带给她的。他的妹妹的态度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很想出来说几句话替鸣凤辩护,然而有什么东西在后面拉住他。他不作声地站在黑暗里,观察这些事情,好像跟他完全不相干似的。
她们去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一张少女的面庞又在他的眼前现出来。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顺受的,毫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
房里的女性的声音也不时送进他的耳里,又使他看见了另一张少女的面庞。这也是一张美丽的面庞。可是它的表情就不同了:反抗的、热烈的、而且是刚毅的、对一切都不能忍受似的。这两张脸代表着两种生活,指示了两种命运。他把它们比较了一番,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他更同情前一张脸,更喜欢前一张脸。虽然他在后一张脸上看见了更多的幸福和光明。
这时候前一张面庞在他的眼里显得更大了,顺受的、哀求的表情显得更动人。他想安慰她,给她一点东西。可是他想不出他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她。他无意间想到了她的命运。他明白她的命运在她出世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许多跟她同类的少女都有了这同样的命运,她一个人当然不能是例外。想到这里,他对于命运的安排感到了不平。他想反抗它,改变它。忽然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奇怪的思想。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哑然失笑了。
“不会有的,这样的事情做不到,”他自语道。
“假使真有了这样的事情呢?”他又这样地问自己。于是他想象着会有的那种种的后果,他的勇气马上消失了。他又笑着说:“真是梦想!真是梦想!”
但这梦想也是值得人留恋的,他好像不愿意立刻就把它完全抛弃。他又怀着希望地发出一个疑问:“假使她处在琴姐那样的环境呢?”
“那当然不成问题!”他自己决断地回答道。这时候他真正觉得她是处在琴的环境里面了,于是在他与她之间一切都成了很自然,很合理的了。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笑起来,他在笑他自己,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痴想!……这简直说不上爱,不过是好玩罢了。”于是那个带着顺受表情的少女的面庞便渐渐地消去,另一个反抗的、热烈的少女的脸又在他的眼前现出来。但是这面庞不久也消去了。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句陈腐的话,虽然平时他并不喜欢,但这时候他却觉得它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妙法了!所以他用慷慨激昂的调子把它高声叫出来。这所谓“匈奴”并不是指外国人。他的意思更不是拿起真刀真枪到战场上去杀外国人。他不过觉得做一个“男儿”应该抛弃家庭到外面去,一个人去创造出一番不寻常的事业。至于这事业究竟是什么,他自己也只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概念。这样嚷着他就走进了房里。
“你看,三弟又在发疯了!”房里,觉民正站在写字台旁边,跟坐在写字台前面藤椅上的琴谈话,听见觉慧的声音,便抬头望了他一眼,然后笑着对琴说。
琴也抬起头望觉慧,嘲笑地回答觉民道:“你难道不晓得他是一位英雄?”
“说不定就是‘黑狗’,‘黑狗’也是英雄!”觉民带笑地说。琴也笑了。
觉慧被他们笑得有点发恼了,动气地答了一句:“无论如何,‘黑狗’总比李医生好,李医生不过是一位绅士。”
“这是什么意思?”觉民半惊讶半玩笑地问,“你将来不也是绅士吗?”
“是的!是的!”觉慧愤恨地答道。“我们的祖父是绅士,我们的父亲是绅士,所以我们也应该是绅士吗?”他闭了口,似乎等着哥哥的回答。
觉民起初不过是跟弟弟开玩笑,这时看见觉慧真正动了气,想找话安慰他,但是一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琴在旁边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
“够了,这种生活我过得够了,”觉慧又接下去说。他愈往下说,愈激动,脸都挣红了:“大哥为什么要常常长吁短叹?不是因为过不了这种绅士的生活:受不了这种绅士家庭中间的闲气吗?这是你们都晓得的……我们这个大家庭,还不曾到五世同堂,不过四代人,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明明是一家人,然而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其实不过是争点家产!……”他说到这里气得更厉害,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塞了他的咽喉,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却说不出来。事实上使他动气的,并不是他的哥哥。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这就是那张带着顺受表情的少女的面庞。他觉得他同她本来是可以接近的。可是不幸在他们中间立了一堵无形的高墙,就是这个绅士的家庭,它使他不能够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所以他更恨它。
觉民望着弟弟的发红的脸和两只光芒四射的眼睛。他走过去握着弟弟的手,又拍拍弟弟的肩膀,感动地说:“我不该跟你开玩笑。你是对的。你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我们弟兄两个永远在一起。……”他还不知道觉慧的脑子里另有一张少女的面庞。
觉慧听见哥哥的这些话,他的怒气马上消失了,他只是默默地点着头。
琴也站起来,激动地说:“三表弟,我也不该笑你,我也要同你们永远在一起。我更应该奋斗,我的处境比你们的更困难。”
他们两个都掉头去看她,她那双美丽的大眼里射出来一股忧郁的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眼里荡漾。她平日的活泼的姿态看不见了,沉思的、阴郁的脸部表情表示出她的内心的激斗。他们第一次看见她的这种表情,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东西在苦恼她。她说得不错,她的处境比他们的更困难。她的忧愁时的面容因为不常见,所以比平日欢乐时的姿态更动人。这时他们有了一种愿望,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只为着使这个少女的希望早日实现。但这愿望是空泛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他们只觉得这是他们的义务。
他们把自己的苦恼完全忘掉了,他们所想的只是琴的事。后来觉民开口了:“琴妹,不要紧。我们会替你设法。你只管放心。我平日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的话。你该记得我们从前要进学堂,爷爷起初不是极端反对吗?后来到底是我们胜利了。”
琴向后退了两三步,一只手撑在写字台上面,一只手摸着额角,身子就靠着写字台。她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呆呆地望着他们。
“琴姐,二哥的话不错,你只管放心好了,”觉慧也恳切地对琴说;“你只管好好地预备功课。多多补习英文。只要考进了‘外专’,别的问题,总有法解决。”
琴轻轻地挑了挑发鬓,微微一笑,但是还带了点焦虑地说:“我希望能够如此。妈是不成问题的。她一定会答应我。只怕婆会反对。还有亲戚们也会说闲话。就是你们家里,除了你们两个,别的人也会反对的。”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你读书是你自己的事,况且你又不是我们家里的人!”觉慧半惊讶半愤怒地说。
“你们不知道为了我进一女师,妈受到了不少的闲气。亲戚们都说,这样大的姑娘天天在街上走,给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简直失了大家的闺范。五舅母去年就当面笑过我一次。我一点也不觉得什么。然而妈却苦了。妈的思想完全是旧式的,虽然比另外一般人高明一点,但也高明不了多少。妈爱我,所以肯把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不顾一般亲戚的闲言闲语。这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进学堂是对的。……进学堂已经够了,还要进男学堂,同男学生一起上课!你们想,我们的亲戚中间有哪个敢说这件事是对的?”琴愈说下去愈激动,伸直身子,两眼发出光芒,射在觉民的脸上,似乎要从他那里找到一个回答。
“大哥是不会反对的,”觉民无心地说出了这句话。
“加上他一个人又有什么用处?大舅母就会反对。而且四舅母、五舅母又有说闲话的资料了,”琴接着说。
“管她们说什么!”觉慧接口道,“她们一天吃饱饭,闲得没有事做,当然只有说东家长西家短。即使你没有做什么事,她们也会给你捏造一点出来。总之,我们没法堵住她们的嘴,横竖该给她们取笑,让她们去说好了,只当不听见一样。”
“三弟的话很有道理,琴妹,就这样决定罢,”觉民鼓励地说。
“我现在决定了,”琴的眼睛忽然亮起来,她又恢复了活泼、刚毅的样子,然后又坚决地说:“我知道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不少的牺牲作代价。现在就让我作一样牺牲品罢。”
“你有这样的决心,事情一定会成功,”觉民安慰她道。琴微微地笑了一下,依旧用坚决的调子说:“成功不成功,没有什么大关系。总之,我要试一下。”觉民弟兄两人都带着赞叹的眼光望着她。
隔壁房里的钟声传过来,是九下。
琴理了理发鬓,说:“我该走了,四圈牌也该打完了。”她便向外面走去,又回头带笑地招呼他们:“有空到我们家里来玩,我一天在家空得很。”
“好,”弟兄两个人齐声应道。他们把她送出门,看着她的背影进了上房,然后回转来。
“琴真是一个勇敢的女子,”觉民想起了琴,不觉冲口吐出这样的赞语。他还沉溺在幻想中。过后他又忽然说:“像琴那样活泼的女子,也有她的痛苦,真想不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我也有的,”觉慧说到后半句忽然住了口,好像说了什么不愿意说的话。
“你也有痛苦?你有什么痛苦?”觉民惊讶地问。
觉慧红着脸,连忙分辩道:“没有什么,我说着玩的!”
觉民不再说什么,只是疑惑地望着他的脸。
“姑太太的轿子!”外面有人在叫,这是鸣凤的清脆的声音。
“提姑太太的轿子!”中年仆人袁成的声音接着响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中门打开了,两个轿夫抬了一乘空轿子进来,在堂屋门前台阶上放下了。
在街中响着锣声,沉重而悲怆,二更锣敲了。

4

夜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电灯光死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虽然声音很低,却是无所不在,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
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的总账。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个隐秘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为了这一天的浪费,为了这一天的损失,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自然,人们中间也有少数得意的人,可是他们已经满意地睡熟了。剩下那些不幸的人,失望的人在不温暖的被窝里悲泣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在白天或黑夜,世界都有两个不同的面目,为着两种不同的人而存在。
在仆婢室里,一盏瓦油灯惨淡地发出微弱的亮光,灯芯上结着一朵大灯花,垂下来,烧得发出叫声,使这间屋子更显得黑魆魆的。右边的两张木板床上睡着三十岁光景的带孙少爷的何嫂同伺候大太太的张嫂,断续地发出粗促的鼾声。在左边也有一张同样的木板床,上面睡看头发花白的老黄妈;还有一张较小的床,十六岁的婢女鸣凤坐在床沿上,痴痴地望着灯花。
照理,她辛苦了一个整天,等太太小姐都睡好了,暂时地恢复了自己身体的自由,应该早点休息才是。然而在这些日子里鸣凤似乎特别重视这些自由的时间。她要享受它们,不肯轻易把它们放过,所以她不愿意早睡。她在思索,她在回想。她在享受这种难得的“清闲”,没有人来打扰她,那些终日在耳边响着的命令和责骂的声音都消失了。
她跟别的人一样,白天里也戴着假面具忙碌,欢笑,这时候,在她近来所宝贵的自由时间里,她也取下了面具,打开了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灵魂的一隅”。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它近来常常折磨她。七年也是一个长时期呢!她常常奇怪这七年的生活竟然这样平淡地过去了。虽然这其间流了不少的眼泪,吃了不少的打骂,但毕竟是很平常的。流眼泪和吃打骂已经成了她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缀。她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事,虽然自己不见得就愿意它来,但是来了也只好忍受。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的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的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她的心里另外有一种东西在作怪。她自己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但是它开始活动起来了。它给她煽起了一种渴望。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看看就要翻过八个年头罗!”她突然感觉到这种生存的单调,心里有点难过,像那些与她同类的少女一样,开始悲叹起自己的命运来。“大小姐在的时候,常常跟我谈起归宿,不晓得我将来的归宿在哪儿?”她的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的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去处。一张熟面孔在她的眼前晃动着。“要是大小姐还在的话,那么还有个关心我的人。她教我明白许多事情,又教我读书认字。她现在死了。真可怜。好人活不长!”她自言自语,说到这里,泪水湿了她的眼睛。
“这样的日子我不晓得还要过多久?”她悲苦地问着自己。过去的情景带着恐怖回来了。她的回忆是这样开始的:七年以前:也是在下雪的时候,一个面貌凶恶的中年妇人从死了妻子的她父亲那里领走了她,送她到这个公馆里来。于是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便接连地来了。这一切成了她的生活里的重要事情。平凡的,永远是如此平凡的。这其间她也曾像别的同样年纪的少女那样,做过一些美丽的梦,可是这些梦只一刹那间就过去了。冷酷、无情的现实永远站在她的面前。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像她所服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然而日子不停地带着她的痛苦过去了,并不曾给她带回来一点新的东西,甚至新的希望也没有。
“命啊,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她拿这样的话安慰自己,甚至在想到吃打骂的时候。她又想着:“假使我的命跟小姐们的一样多好!”于是她就沉溺在幻想里,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享受父母的宠爱,受到少爷们的崇拜。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她接了去,她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没有的事,真是痴想,”她微笑道,似乎在责备自己。
“我的归宿绝不是那样!”她想到这里,便又收敛了笑容。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绝不会是那样。事实会是:她到了相当的年纪,太太对她说:“你的事情做够了。”一乘小轿子把她抬了出去,让她嫁给太太所选定的、她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个男人,也许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于是她在那个人的家里贫苦地生活下去,给他做事,给他生小孩,或者甚至在十几二十天以后又回到原来的公馆里伺候旧主人,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她可以得到一点工钱而且不至于常常挨骂。
“五太太房里的喜儿不就是这样的吗?”她想道。
“真是可怕得很,这样的归宿不是跟没有归宿一样吗?”她想到她的前途,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她记得自从喜儿嫁后回来辫子改成了发髻以后,她常看见喜儿一个人躲在花园里面垂泪。喜儿有时候还向人诉说她的丈夫待她如何不好。这一切不过是给鸣凤预报她自己的归宿罢了。
“还不如像大小姐那样死了好!”她悲苦地叹道。周围的黑暗向她包围过来。灯光因了灯花增大而变得更微弱了。对面床上张嫂同何嫂的鼾声直往她的耳边送。她懒洋洋地站起来,拨了灯芯,又把灯花去掉,眼前亮了许多。她觉得心情也略为宽松一点,便向对面床上望了一下。肥胖的张嫂侧身睡着,铺盖沉重地压在身上,只露出一头乱发和一小半边脸。她那跟怪叫差不多的鼾声一股一股地从被里冒出来。鸣凤骂了一句:“睡得这样死!”她苦笑了。
这一笑也并不能减轻她的心上的重压。黑暗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黑暗中隐约现出许多狞笑的脸。这些脸向她逼近。有的还变成了怒容,张口向她骂着。她畏怯地用手遮住眼睛,又坐了下去。
风开始在外面怒吼,猛烈地摇撼着窗户,把窗格上糊的纸吹打得凄惨地叫。寒气透过了糊窗纸。屋里骤然冷起来。灯光也在颤抖了。一股寒气从衣袖里侵到她的身上。她又打了一个冷噤,便放下手,又向周围望了一下。
“哼,你不要拿四太太的招牌吓人!”何嫂忽然在对面床上说了一句话。鸣凤吃了一惊,伸起头望了一眼。何嫂翻了一个身。把脸掉向里面,又不响了。
“唉,还是睡吧,”鸣凤叹了一口气,没精打采地说,一面解棉袄的纽扣。她把外面衣服都解开了,只剩了里面的一件汗衫。胸前两堆柔软的肉在汗衫里凸起来。
“年纪也不小了。日后不晓得到底有什么样的归宿?”她想到这里又悲叹起来。忽然一个年轻男人的面颜在她眼前出现了。他似乎在望着她笑。她明白他是谁。她的心灵马上开展了。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她盼望着他向她伸出手。她想也许他会把她从这种生活里拯救出来。但是这张脸却渐渐地向空中升上去,愈升愈高,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带着梦幻的眼睛望着那个满是灰尘的屋顶。
一股寒气打击她的敞开的胸膛,把她从梦幻的境地中带了回来。她揉着眼睛,悲叹地说:“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她恋恋不舍地又望了望四周,然后脱去棉裤,又把衣服脱了压在被上,很快地钻进被窝里去了。
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两个大字不住地在她的脑子里打转,这就是大小姐生前常常向她说起的“薄命”。
这两个字不住地鞭打她的心,她在被窝里哭起来。声音很低。她害怕惊醒别人。灯光又渐渐地黯淡下去。风在外面高声叹息。

5

沉重的锣声在静夜的积雪的街中悲怆地响着。两乘轿子跟在锣声后面,轿夫的脚步下得很慢,好像害怕追过锣声就会失掉这个庄严的伴侣一样。但是走过了两条街以后,锣声终于转弯去了,只剩下逐渐消失的令人惋惜的余音,在轿夫的耳里,在轿中人的耳里。
四十多岁的仆人张升提着灯笼在前面给这两乘轿子引路。他缩头耸肩地走着,像是受不住这样的寒冷似的。他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咳嗽,打破这多少有点叫人害怕的静寂。轿夫们并不说话,默默地抬起肩上的重担,不十分在意地大步走着。虽然寒气包围过来,冰冷的雪刺痛他们的穿草鞋的赤脚,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他们走着,平静地、有规律地下着脚步,有时候换一换肩,或者放下一只手在嘴边呵一口热气。热血渐渐地循环遍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背上甚至出了汗,开始打湿了身上穿的旧的薄棉短袄。
琴的母亲张太太坐在前面的一乘轿子里,她不过四十三岁,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她搓了十二圈麻将,便感到十分疲倦。她坐在轿子里,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风有时吹动轿帘,她也不觉得。
琴跟她的母亲相反,她异常兴奋。她想着不久就要发生的、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正像一个可爱的东西似的放在她面前,光彩夺目。她决定要拿它、但是她又知道她的手伸出去就会被人拦阻,她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就可以把这件东西拿到手。她决定要拿它,虽然决定了,但是她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所以她还有些胆怯,她还害怕伸出手去。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子里,使她时而高兴,时而忧郁。她并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她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一直到轿子进了大门放在大厅上的时候。
和往常一样,她跟着母亲进了里面,先到母亲的房间,看女佣李嫂伺候母亲换了衣服,自己给母亲把换下来的出门的新衣折好,放进衣柜里去。
“不晓得怎么样,今天会这样累,”张太太换上一件旧湖绉皮袄,倒在床前一张藤椅上,感叹地说。
“妈,你今天牌打多了,”琴在桌子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带笑地望着坐在斜对面的母亲说。“本来打牌太费精神,亏得你还打了十二圈。”
“你总是怪我打牌。你不晓得,像我这样大的年纪,不打牌又有什么事可做?”张太太带笑说。“不然就像你婆婆那样整天诵经念佛。可是我又做不到。”
“我并不是叫妈不要打牌,我不过说牌打多了费精神,”琴分辩道。
“这一层我也晓得,”张太太和蔼地说。她忽然注意到李嫂还垂着头无精打采地立在衣柜前面,便对她说:“李嫂,你去睡罢,没有事了。”李嫂应了一声,正要转身走出去,张太太又问了一句:“茶煨了吗?”
“是,煨在‘五更鸡’上面,”李嫂应道,便往外面走张太太又继续说下去:“你说什么?——啊,你说牌打多了费精神。这一层我也晓得。然而我的精神不费也等于费的。我一天无事可做,这样活久了也没有趣味,活得太久了,反而惹人讨厌。”她说了这些话,便闭上眼睛,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好像就要睡去似的。
屋里异常清静,只有钟摆滴答地响着。
琴本来有重要的话要对母亲说,可是她看见母亲闭上眼睛,知道今晚没有说话的机会,便站起来,想唤醒母亲上床去睡,免得受凉。她刚刚站起,张太太就睁开了眼睛,望着她说:
“你给我倒杯茶来。”
琴应了一声,便走到茶几前,拿了一个茶杯,把煨在
“五更鸡”上面的茶壶拿下来,满满地斟了一杯酽茶,送到母亲面前,放在旁边的一个矮凳上,说:“妈,茶来了。”但是她并不走开,还立在母亲旁边,兴奋地望着母亲。她觉得机会来了,可是她还有点胆怯,话到了口边,又被她收回去了。“琴儿,你今天也累了,你也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从矮凳上端起茶杯接连喝了两口。
“妈,”琴并不走开,却亲热地唤一声。
“什么事?”张太太仰起头看琴。
“妈,”琴又唤一声,一面低着头玩弄她的衣角,慢慢地说下去:“二表哥说他们学堂明年下学期要招女生,我想去投考。”
“你说什么,男学堂收女学生!你还要去投考?”张太太吃了一惊,疑心她自己听错了话,便惊讶地问道。
“是的,”琴低声回答,接着又解释道:“这并不希奇。著名的北京大学已经收了三个女学生,南京、上海也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学堂。”
“世界不晓得要变成什么样子!有了女学堂还不够,又在闹男女同学!”张太太感叹地说。“我们从前做姑娘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些名堂!”
这些话好像一瓢冷水似的向琴的身上泼来,她觉得一身都冷了。她不作声。但是她还不曾完全绝望,她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她又说出下面的话:
“妈,如今时代不同了,跟那时候已经隔了二十几年罗!世界是一天一天地变新的。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不可以和男学生同一个学堂读书?……”
她还要说下去,可是母亲止住了她。张太太笑了,又说:“我不跟你讲道理。我讲不过你,你进学堂读了这几年的书,自然会讲话。你会从你的新书本里面找出大道理来驳我,我晓得你会骂我是个老腐败。”
琴也笑了,但是她又央求道:“妈,答应我罢。你平日总是很相信我的。你从来没有不答应我什么事情!”
张太太有点心软,她答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受了不少的闲气。然而我并不怕人说闲话。我很相信你。……不过这件事情太大,你婆婆第一个就会反对,还有亲戚们也会讲闲话。”
“妈,你不是说过一切闲话你都不害怕吗?”琴热烈地说。
“婆婆住在尼姑庵里头,一个月里难得回家住两三天。这几个月连一次也没有回来。哪个管她说什么话!既然她平日不管家里的事,只要你拿定了主意,像以前许我进一女师那样,亲戚们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说闲话,我们只当没有听见。”
张太太沉默了一些时候,然后颓唐地说:“以前我很有胆量,可是如今我老了,我不愿意再听亲戚们的闲话。我很想安静地活几年,不愿意再找什么麻烦。你看,我也并不是丝毫不体贴儿女的母亲。你爹死得太早,就剩下你一个女儿,把责任都放在我的肩头。我不曾要你缠过脚,小时候就让你到你外公家跟表兄弟们一起读书。后来你要进学堂,我又把你送进了学堂。你看你五舅母的四表妹脚缠得很小,连字也不认识几个。便是你大舅母的三表妹,她很早也就不读书了!我总算对得起你。”她还想说下去,可是身体的疲乏使她住了口。她默默地望着琴,看见琴的绝望到差不多要悲泣的表情,又觉得不忍,于是温和地说:“琴儿,你去睡罢。好在时间还早,那是明年秋天的事,我们将来再商量。我总会替你想办法。”琴悲声答应了一个“是”字,失望地走出来,穿过小小的堂屋回到自己的房里。她失望,但是她并不抱怨母亲,她反而感激母亲曾经十分体贴过她。
屋子里显得很凄凉,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甚至墙壁上挂的父亲的遗容也对她哭起来。她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她解下裙子放在床上,然后走到书桌前面,拨好了桌上锡灯盏里的灯芯,使坐在书桌前面的方凳上。灯光突然大亮了,书桌上《新青年》三个大字映入她的眼里。她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无意间看见了下面的几句话:“……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原来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剧本《娜拉》。
这几句话对她简直成了一个启示,眼前顿时明亮了。她明白她的事情并没有绝望,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她自己努力。总之希望还是有的,希望在自己,并不在别人。她想到这里,觉得那一切的绝望和悲哀一下子全消失了,她高兴地提起笔写了下面的一封短信:
“倩如姐:
今天我底表哥告诉我说‘外专’已经决定明年秋季招收女生了。我决定将来去投考。你底意思怎样?你果然和我同去吗?希望你不要顾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姊妹们开辟一条新路,给她们创造幸福。
有暇请到我家里来玩,我还有话和你详谈。家母也欢迎你来。
蕴华。××日”
她写好了信,自己读过一遍,然后填上日期,又加上新式标点。白话信虽然据她的母亲说是“比文言拖长了许多,而且俗不可耐”,但是她近来却喜欢写白话信,并且写得很工整,甚至于把“的”“底”“地”三个字的用法也分别清楚。她为了学写白话信,曾经把《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仔细研究过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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