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胶皮大车

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的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旁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溅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像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她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老汉哒,哒,哒的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

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呵,呵,呵”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的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呵!

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他忍不住向他女儿说:“在新保安数你们八里桥一带的地土好;在咱涿鹿县就只有这六区算到家的了。你看这土多熟,三年就是一班稻,一年收的比两年还多呢。”

“种稻子收成是大些,就是费工,一两夜换一次水,操心的厉害,他爷爷还说咱暖水屯果木地好,听别人说今年是个大年,一亩地顶十亩地呢。”大姑娘想起娘家的果木园,想起满树红彤彤的果子,想起了在果园里烧着的蒿草堆,想起了往年在果树园里下果子,把果子堆成小山,又装入篓子驮去卖的情形,这都是多么有趣的事呵!但她心想起了果园里压折了的一棵梨树,她皱着眉,问道:

“钱二叔的那棵柳树锯掉没有?”

老头子没有答应,只摇了一摇头。她的声音便很粗鲁的说道:“哼!还是亲戚!你就不知道找村干部评评,村干部管不了,还有区上呢。”

“咱不同他争那些,一棵树穷不到哪里去,别地方多受点苦,也就顶下了。莫说只压折了一半,今年还结了不少的梨呢。唉。”前年春天顾老汉的儿子顾顺挖水渠的时候,稍稍动了一下钱文贵的长在渠边的一棵柳树,后来刮大风,柳树便倒下来,横到渠这边,压在顾家的梨树上,梨树压折了半边。钱文贵要顾顺赔树,还不让别人动他的树。依顾顺要同他论理,问他为什么不培植自己的树?可是老头子不准,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树一年年死下去,都觉得可惜,可是谁也只悄悄的议论,不肯管这件闲事。

老头子这时又转过脸来,用他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是水渍渍的眼睛瞅着他女儿,半天才揩了一下眼睛,又回过身去,自言自语的说道:“年纪也不小了,还是不懂世道!”

于是他又把全力注意在前面的骡子去了。车子已经绕过白槐庄,桑干河又摆在前边了。太阳已在向西山沉落,从路两边的庄稼丛里,飞出成团的蚊子围在人的四周。小外孙被咬得哭了,妈妈一边用手帕挥打,一边就指着河对面山根下的树丛哄着孩子说:“快到了,快到了,你看,那里全是果木树,树上结满了红果果,绿果果,咱们去摘果果,摘下来全给不爱哭的娃娃,呵!呵!呵!”

车又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十五里,到合庄,就和洋河会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察南,滋养丰饶了察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可是顾老汉这时只注意着白鼻,并且欣赏着它,心里赞叹着这牲口和这装置了胶皮车轮的车,要不是胡泰的这胶皮毂辘车子,今天要走那一段泥路和过两趟河是不容易的呵!

他们的车又走上河滩。到了地里的时候,还留在庄稼地锄草的人,都好奇的望着这车子和坐在车子上的人,他们心里嘀咕着:“这老头子又买了车么,庄稼还没收呢,哪里来的钱?”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多想,在渐渐黑了下来的地里,又弯下腰仔细的去锄草。

地势慢慢的高上去,车缓缓的走过高粱地,走过秫子地,走过麻地,走过绿豆地,走到果园地带了。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短的土墙围在外边,有些树枝伸出了短墙,果子颜色大半还是青的,间或有几个染了一些诱人的红色。听得见园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人们都喜欢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实。车子走过了这果园地带,转到了街上。许多人都蹲在小学校的大门外,戏台上空空的,墙这边也坐了一群人,合作社窗户外也靠得有几个人,他们时时和窗里边的人谈话,又瞭望着街头。胶皮车也惊动了这些正在闲谈的人,有人就跑拢来,有人就大声问:“甚么地方套了这么一辆车来?看这头好骡子。”

顾老汉含糊的答应着,他急急的跳下车,拉着牲口笼头,赶忙踅过这十字街口,向自己家里走去。大姑娘要招呼几个熟人也来不及,车陡的转了弯。她便也感到有些话想向什么人说说,却又很难说。

2 顾涌的家

从十四岁就跟着哥哥来到了暖水屯,顾涌那时是个拦羊的孩子,哥哥替人揽长工。兄弟俩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洒在荒瘠的土地上,把希望放在那上面,一年一年的过去。他们经过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被残酷的历史剥蚀着,但他们由于不气馁的勤苦,慢慢的有了些土地,而且在土地上抬起头来了。因为家属的繁殖,不得不贪婪的去占有土地,又由于劳动力多,全家十六口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要到地里去,大家征服土地,于是土地的面积,一天天推广,一直到不能不临时雇上一些短工。于是穷下来的人把红契送到他家里去,地主家的败家子在一场赌博之后也要把红契送给他。他先用一张纸包契约,后来换了块布,再后来就做了一个小木匣子。他又买了地主李子俊的房子,有两个大院,谁都说这么多年来就他们家有风水,人财两发。

他的第三个儿子顾顺,更有了进学校的福气,拿回过一张初级小学毕业文凭,他能写能算,劳动也好,是一个诚实的青年,在村子上也参加些活动,他是青联会的副主任。这主任只要不太妨碍他的生产,他父亲并不反对。

他的大女儿已经二十八九了,嫁到八里桥胡泰家。胡泰家里很不错,这两年又置了车,又有了磨坊,八里桥在铁路线上,他们家又做运销生意,生活越过越好,也不需要妇女们到地里去,都只在家里做点细活,慢慢还有点繁华,爱芽点洋货。二姑娘嫁给本村钱文贵的小儿子钱义。钱文贵是本村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他托人来回聘,顾涌心里嫌他们不是正经庄稼主,不情愿,可是又怕得罪他,只好答应了。女儿嫁了过去,常常回到娘面前哭哭啼啼,在婆家过不惯,但生活上总算比在娘家还好,他们家里的妇女,也是不怎么劳动,他们家里就没有种什么地,他们是靠租子生活,主要的还是靠钱文贵能活动。所以钱家不过六七十亩地,算不得大地主,日子却过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都有排场。

去年秋天村干部把顾涌的第二个儿子动员去当兵了,顾涌心里想,日本人投降了,当兵也不会长久,误点工也误得起,家里这两年总算还宽裕。三个儿子嘛,好,叫去就去,他什么也没有要。儿子去了就驻在涿鹿县城,常有信来,只要不打仗就不要紧,过一时再说吧。今年春上钱文贵也把儿子送走了。钱义是自愿当兵,他的老婆不愿意,但也没什么好说,也不敢说什么。人家父亲钱文贵还喜欢着呢,钱文贵说他就拥护八路军,看着共产党就对劲,钱文贵还对顾涌说:“送去当兵好,如今世界不同了,有了咱们的人在八路军,什么也好说话。你知道么,咱们就叫作个‘抗属’。”

3 有事就不能瞒他

自从胡泰的胶皮车被顾涌赶到了暖水屯之后,暖水屯的人就多了谈话的题材。暖水屯地势靠山,不是交通要道,附近几个村子都没有这样漂亮的大车。从前李子俊家里也只有铁轮大车,前年江世荣买了他那部车,今年合作社又买了李英俊的一辆旧车。如今怎么顾二伯弄了这么部好车回来?有些好奇的人就去打听,也没有打听出什么新鲜事,好像只是因为八里桥的胡泰生了病,他赶不了车,车搁着没用,就让他亲家借回来使用几天。顾涌果然第二天就到下花园装煤去了,第三天又去,大家也就相信了他,不再追问了。村子上只有一个人不信他这话,这人便是钱文贵。钱文贵家里本来也是庄户人家。但近年来村子上的人都似乎不大明白钱文贵的出身了;虽说种二亩菜园地的钱文富同大家都很熟识,大家都记得他就是那个钱广庚老汉的儿子,说起来也知道他和钱文贵是亲兄弟,可是钱文贵总好像是个天外飞来的富户,他不像庄稼人。他虽然只在私塾读过两年书,就像一个斯文人。说话办事都有心眼,他从小就爱跑码头,去过张家口,不知道是哪一年还上过北京,穿了一件皮大氅回来,戴一顶皮帽子。人没三十岁就蓄了一撮撮胡髭。同保长们都有来往,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连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他就有这么一份势力。他们家过的生活就简直跟城里人一样,断不了的酒呀,香片茶呀,常吃的是白面大米,一年就见不到高粱玉茭窝窝,一家人都穿得很时新。如今日本鬼子跑了,八路军来了,成了共产党的世界,四处都清算复仇。去年暖水屯就斗争了许有武,许有武曾经做过大乡长,他逃到了北京,家里人也去了张家口,村子上没收了他的财产。今年春上又斗争了侯殿魁,侯殿魁赔了一百石小米。可是钱文贵呢,他坐在家里啥事也不干,抽抽烟,摇摇扇子,儿子变成了八路军,又找了个村治安员做女婿,村干部中也有人向着他,说不准还是他的朋友,谁敢碰他一根毛?村子上的人遇见了他,赔上笑说:“钱二叔,吃啦吗?”遇不着最好,都躲着他些,怕他看你不顺眼,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就来害人。他要坑害人可便当,不拘在哪里说几句话,你吃了亏还不知道这事从哪儿说起,究竟是谁的过。老百姓背地里都说他是一个“尖”,而且是村子上八大尖里面的第一个尖。

听见别人说顾涌借了胡泰的车子,他心里好笑:你顾老二是个老实头儿嘛,也学着扯什么谎?要真是胡泰病倒了,还能放他媳妇回娘家?不是已经到了收蒜的日子吗?胡泰今年至少也能种上四五亩蒜,他们八里桥今年正是种菜的年头,光靠他们自己家里的女人编蒜,都编不过来咧,这里面一定有讲究。钱文贵既然发现了,他就一定要知道,他喜欢打听。要是有事情瞒着他,他一时又闹不清楚,他是不舒服的。他就开始去侦查这件事,尽管大家都信以为真。

在吃早饭的时候,他注意的望着他媳妇,这顾家二姑娘忙着把饭菜端到他的炕桌上,回头就走了。她很怕她公公。这时公公却问道:“你回家去来么?”

“没有。”二姑娘站住了,用怀疑的眼睛望着公公。二姑娘生得有一副很端庄的面貌。

公公又看了那黑油油的头发一眼,接着说:“你姐姐回来了。”

“听说是昨晚跟你爹回来的。别人家说穿得可是花花绿绿,八里桥到底是一个大村庄,那里的娘们谁都讲究个穿咧。”快五十岁了的婆婆,已经落了两三颗牙齿,还梳上一个假髻,常常簪一朵鲜花在上边。这时她跟着也插嘴了。

公公的眼光已经落到二姑娘的手上,手腕上套了一副银镯子,粗糙的手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扫射下,很拘束,她卷着衫角,雪白的洋布短衫便把那黑红色的手盖住了。她看见公公端上了酒杯,便又打算走出去,这时公公却又说了:“吃过饭回家去看看吧,问问你姐姐,她们那里的收成怎么样?”

二姑娘走出房来赶忙走到厨房里去,嫂嫂和侄儿也正在吃饭,小姑黑妮在烧开水沏茶,二姑娘一走进来就忍不住喊:

“黑妮!”

厨房里的人全愣起眼睛望着她,黑妮闪着两颗大黑眼珠,半天,也嗤的一声笑了:“二嫂!看你发的什么疯?”

二嫂正要告诉她,北屋里的公公却叫他侄女儿了。黑妮便忙着把开水倒在茶壶里,用一个小茶盘托着两个茶杯和茶壶到她伯父那里去。二嫂便跟着走出来,站在门外边看院子中的两棵石榴花树和两棵夹竹桃。有一个蝴蝶在那些火红的花上面穿来穿去。

钱文贵又嘱咐了侄女,他要黑妮陪她二嫂一道回娘家,看看那个从八里桥回来的女人,问问胡泰什么病,看那边有什么风声没有。那里在铁道线上,消息灵通,有什么变动知道得快些。他是很担心着“中央”军的行动,和即将爆发的内战的。

黑妮说:“管它呢,问这些干什么?和咱们又没关系。”可是她挨骂了。她不敢再顶嘴。心里却想着:“哼,你就爱管闲事!”

她吃过了饭,换了一件衫子,还是和二嫂一道到顾家去了。她打算着一定照二伯父叮嘱的去问,却不一定都告诉他。她不喜欢二伯父,也不被喜欢,她怕他,不过近来她对他的感情比以前要稍微好一些,因为她觉得二伯父近来已经不那么苛刻,很少责怪她,有时还露出了一些同情的样子。

4 出 侦

顾二姑娘离开了这个家,就像出了笼的雀子一样,她有了生气,她又年轻了,她才二十三岁。她本来很像一棵野生的枣树,欢喜清冷的晨风,和火辣辣的太阳。她说不上什么美丽漂亮,却长得茁壮有力。自从出嫁后,就走了样,从来也没有使人感觉出那种新媳妇的自得的风韵,像脱离了土地的野草,萎缩了。她和钱义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人家是个年轻人,性子粗一点,可是他们是一对正经夫妇,用不着大家使什么心眼儿。春上钱义去参军,她不愿意,也不是为的舍不开男人,只觉得有些委屈,又说不出理由,她哭了。钱义也有些忍心不下,想着她年轻,没有儿女;但他父亲一定要叫去,钱义心一横就走了。她想另开过日子,公公曾经在春天分了五十亩地给两个儿子,在村上也另报了户口,形式上是分了家,不过要真的另开过就不行。公公说另开了谁给我烧饭?我现在也是无产阶级,雇不起人啦。顾二姑娘是一个种庄稼出身的女人,她欢喜在野外活动,愿意做费劲的简单的事,现在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烧饭,做做针线,侍奉公婆,她实在不情愿。曾经要求和黑妮一道去识字班,也没有被准许。——其实这都不是使她生活不安的理由,她主要是怕,她怕什么呢?这是连她自己也不敢对自己说的,她怕,她怕她公公。

从小巷里走出来,转到村子的中心,这里有一个小学校,它占了全村最好的一栋房子,是从前的龙王庙。这小学校里常常传出来嘹亮的整齐的歌声,传出来欢笑,只有天黑了才会停止活跃。学校门外有两棵大树,树下有些不规则的石凳,常有人来歇凉,抽烟。女人们就坐在远点的地方纳鞋底,或者就只抱着她们的孩子。学校对面的空场上,有一个四方大平台,这原来是一个戏台,现在拆成了这个样子。它前面也有两棵大槐树,两棵树上边交织着,密密的叶子,天然的替这台前搭了一个凉棚。这边树底下也常歇下来一两副货郎担,或是卖西瓜的。台后边两侧有两条半圆形的街道,左边有合作社,右边有一家豆腐坊。在合作社旁边安置了一个大黑板报,豆腐坊外边的墙上就写了一条大字的标语:“永远跟着毛主席走!”中间是条向南的大路,路两旁全是砖房,村子里的有钱的人住在这里。往西去是许多小巷巷,都是土房子。这里住得又拥挤,又脏。

顾二姑娘和黑妮从东北拐角处转出来,向朝南的街上走。顾涌一家已经从西头搬到这中间街上来好几年了,住的是李大财主李子俊的房子。

这时顾家已经只剩下顾涌的妻子顾二妈和几个孙子在家;大姑娘陪着她娘没出门,正在洗濯侄儿侄女们换下的衣服。早晨院子里有一半地方阴凉,还不觉得很热。顾二妈坐在女儿侧边,拣着四季豆,两人在拉家常。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拖着一个翻了转来的小板凳,凳子前面系了一根绳,凳子中放了块砖头。

转过了骑楼进了门,二姑娘便叫姐姐,大姑娘回头看见妹妹身后还跟着黑妮,就站了起来,伸开两只湿手,迎了过去,大家互相打量着,寒暄了起来,顾二妈也说:

“黑妮!今儿什么风把你也吹来了?你二哥有信来没有?”

她们也在院子中的阴地方坐了下来,大姑娘从房里拿来了一把折扇给黑妮,黑妮打开看上边的画。

二姑娘也跟着拣四季豆,她姐姐正在向她们述说她们村子上一个人变狼的荒唐的故事。这全是听来的无稽之谈,可是说的人说得好像真有其事,听的人也津津有味。后来她又谈起她们村子上有名的马大先生,这个老秀才这次又写了黑头帖子到县上去,告村干部是“祸国殃民,阴谋不轨”,说他们是傀儡,村上干部把这封信从区上拿了回来,大家都看了,谁也不懂,大家都笑着问:“什么叫傀儡?”如今在村子上没有人理他,他儿子都不爱同他说话,从前他媳妇就是因为他,因为那个老毛驴才跑走的。那家伙简直不是人,如今六十多岁了,还见不得女人。全村子谁不知道他。

大姑娘把洗的衣服晾到了铁丝上,她们转移到上房里去,纱窗破了,也没有人补上,屋子里好些苍蝇,娘自己也说把人家的大房子都住糟了。

顾二妈把拣好了的豆子放到厨房里去,又提来了一壶茶,于是她们又继续道叙,大姑娘又讲起一个戏的内容来了。这是她最近去平安镇看的。这戏里说一个佃户的女儿怎样受主家少爷的欺负,父亲被逼死了,自己当丫头去还债,老太太打她,少爷强奸她,她有了私生子,没脸见人,后来还要卖她……大姑娘称赞这戏演得太好,说看戏的人有许多都哭了。她们家隔壁住的一个女人哭得最厉害,她的日子就和戏上的差不多,也是这么被卖出来的。戏演完了大家还舍不得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把那大少爷骂得好凶。大家都说:“好了他,应该让大伙揍死的!为什么不处决又押到县上去了?知道哪天才会毙他。”

黑妮听了一会,觉得疲乏了,她就告辞先回家去,她们也没有留她。她把二伯父的嘱咐全忘了,一句也没问。她走了后,她就又变成她们谈话的材料,她们说到她的年龄,说到她没父母的可怜,唉,看起来长得很好,也穿得不错,就没有人疼,到现在还没个着落,缺一个婆家,知道将来是一个怎样的命!

最后大姑娘告诉她妹妹,她们村上言语很多,村干部到平安镇开会去了,平安镇闹得很热闹,天天开会,要共产啦,均地啦,听说八里桥也要闹起来啦。她公公为这事可发愁,去年八里桥闹清算,打死了一个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今年又要共产,唉,有好些人已经在盘算她婆家的地了。公公安排找干部们去求情,要均地就让均吧,只是别斗争。公公又怕把两辆车也均去,所以让爹赶回来了一部,公公告诉人就说卖啦,等这阵子过去了再说。后来大姑娘也学着她公公的口吻说:“共产党,好是好,穷人才能沾光,只要你有一点财产就遭殃;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借了东西要退还,这也的确是好,咱们家这大半年来,做点买卖也赚了,凭良心,比日本人在的时候,日子总算要强得多。可是一宗,老叫穷人闹翻身,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

5 黑 妮

黑妮五岁上死了父亲,娘跟着她胡揪过了两年,地土少,怄气,又没个儿子,守不住,只好嫁人,本想把女儿也带走,钱文贵不答应,说这是他兄弟的一点骨血,于是黑妮便跟着她二伯父过日子来了。伯父伯母都并不喜欢她,却愿意养着她,把她当一个丫鬟使唤,还希望在她身上捞回一笔钱呢,因为这妮儿从小就长得不错,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钱文贵自己还有一个女儿,起名叫大妮,比黑妮大,长得不漂亮,狡猾像她的父亲,也是个爱欺侮人的。黑妮同他们有着本能的不相投。伯母是个没有个性的人,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可是她有特点,特点就是一个应声虫,丈夫说什么,她说什么,她永远附和着他,她的附和并非她真的有什么相同的见解,只不过掩饰自己的无思想,无能力,表示她的存在,再么就是为讨好。两个堂兄也无趣味。黑妮虽然住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却并不受他们影响。她很富有同情心,爱劳动,心地纯洁,她喜欢种菜的大伯父钱文富,她常常到他园子里去玩,听他的话。他是一个孤老、忠厚的人,很愿意要这个侄女作伴,可是钱文贵不放。黑妮十岁上也跟着大妮到小学校去念书,念了四年,比哪个都念得好,回到家里还常常出来玩,欢喜替旁人服务,有人看见她是钱文贵侄女,不愿和她接近,可是只要接触她一二次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忘了她的家庭关系。她一年年长高,变成了美丽的少女,但她自己并不懂得也不注意那些年轻男人为什么在悄悄的注视她。

当黑妮长到十七岁的那年,她伯父家里来了一个烧饭的长工,这人叫程仁,原是李子俊的佃户。李子俊把地卖给顾涌了,顾涌自己种,用不着佃户,程仁就不得已到钱家来烧饭。钱文贵念着他年轻力壮,什么活都叫他做。这时钱义兄弟还种着五亩葡萄园子,程仁就得下地去。家里有了他,就不再买柴烧饭,也不必去下花园驮煤,工价又低,也算一房远亲,名义说照顾他,实际还是占他便宜。程仁在这里做了一年工,便又成了他们的佃户,现在还种着他们八亩水地。

家庭对黑妮既然没有一点温暖,这个新来的结实而稳重的年轻人,便很自然的成了她的朋友,她觉得他是可以同情的,便常常留在厨房里帮助他烧火洗碗筷,有时还偷着同他一道上山去砍柴。程仁也正在不得意,从小就是孤儿,就得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和娘,也就很看重这种友谊。他们相处越久,就越融洽,可是他们却被猜忌了,被防闲了。钱文贵是不会让他侄女儿嫁给一个穷光棍的。钱文贵停了他的工,却抽出了几亩地给他种,因为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是缺亲少友,不得不依靠着他求活的人,他还是可以叫他做些别的事。

程仁搬走以后,黑妮发现了自己缺少了什么,发现自己生活的空虚和希望,她先是不敢,后来偷偷的做点鞋袜去送给程仁,程仁也害怕,却经不起黑妮的鼓励,也悄悄的和黑妮约会,有时在黑妮大伯父的菜园子里的葡萄架下,有时在果树园里。他常常答应她道:“我一定要积攒钱,我有了钱就来娶你。”她这时恨她的伯父,想起自己没娘的苦处,她站在他身后,紧紧的靠着他,她赌咒发誓,并且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毫无希望,钱文贵在同人谈起她们姊妹的婚事来了,黑妮急得直哭,程仁也只能干瞪眼,想不出办法。正是这个时候,新的局面忽然到来,日本投降了,八路军到了这地区,村子上过去的工作公开了,重新建立了各种组织,农民闹起清算来。程仁卷入了这个浪潮,他好像重新做了一个人,他参加了民兵,后来又做了民兵干事,今年春上农会改组,他被选为农会主任了。

八路军解放了这村子,也解放了黑妮,二伯父谈起的那头婚事放下了,并且对她的态度也转变了,显得亲热了许多。她一天天看见程仁在村子上露了头角,好不喜欢;虽然他们见面的机会一天天在减少,但她相信程仁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她并不知道程仁的确有了新的矛盾。程仁是在有意的和她疏远。程仁知道村子上的人都恨钱文贵,过去两次清算虽然都没轮上他,但他却是穷人的死对头。程仁现在既然做了农会主任,就该什么事都站在大伙儿一边,不应该去娶他侄女,同她勾勾搭搭就更不好,他很怕因为这种关系影响了他现在的地位,群众会说他闲话。尤其当钱文贵闺女大妮嫁给治安员张正典以后,人们都对张正典不满,他就更小心了,不得不横横心;其实这种有意的冷淡在他也很痛苦,也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人,但他到底是个男子汉,咬咬牙就算了。

不过村子上有些干部对黑妮的看法倒不一样,认为她也是被压迫的,还把黑妮吸收到妇女识字班当教员。她教大伙识字很耐烦,很积极,看得出她是在努力表示她愿意和新的势力靠拢,表示她的进步。她给人的印象不坏。只是程仁的态度还是冷冷的。

慢慢黑妮也发现了前途有危险,她越想抓住,就越觉得没有把握,她的这些心事只能放在心上,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谈的人。在这个时候,二伯父倒像知道了什么似的,也不说她,也不禁止她,还常常给她一些同情或鼓励。黑妮是不会了解他的用意的,心里还对他有些感激。因此在这个本来是一个单纯的,好心肠的姑娘身上,涂了一层不调和的忧郁。

6 密 谋(一)

黑妮回到了家,隔着花枝看见从她伯父房里窗子上飘出来袅袅的烟丝,猛然想起叫她打听的那些事她却一句也没有问。她不说自己忘了不应该,反转来在心里却埋怨道:“唉,真是坐在家里没有事做,穷打听!”

这时又听到二伯父房里有客人说话的声音,黑妮把脸贴到窗户缝上去,刚瞧见了坐在炕对面的任国忠的脸,冷不防二伯母便在西廊上叫起来了:“黑妮!啥时候回来的?”

黑妮离开了窗户,向她伯母冷冷的一望,鼻子里悄悄的哼了一声,走回了自己的房。她鄙夷的想道:“这些人,真是,有什么了不得,值得这么鬼鬼祟祟!”

钱文贵用两个指头捻着他的胡须,把眼睛挤得很小,很长,从眼角里望着那小学校教员。任国忠抽了一口烟,便又继续说他刚才说到的那些新闻:

“……报纸上也登载了这号子事,说是孙中山的主张,平安镇都已经闹得差不多了。财主家的红契都交出来了。咱涿鹿怕也逃不脱。凡是共产党八路军管的地面就免不了。”这时钱文贵的眼睛就更眯成了一条缝,他说:“那当然,这是共产党的办法,不,是……是叫政策!这个政策叫什么?呵,你刚才说过了的叫什么呀?呵!这叫做‘耕者有其田’!是的,‘耕者有其田’,很好,很好,这多好听,你叫那些穷骨头听了还有个不上套的!嗯,很好,很好……”停了一会,他又接下去说道:“不过,唔,天下事也不会有那么容易,你说呢,老蒋究竟有美国人帮助。”

任国忠赶忙说道:

“是呀!嗯,共产党总是说为穷人,为人民,这也不过只是些好听的名词,钱二叔,你没有去张家口看一看,哼,你说那些好房子谁住着?汽车谁坐的?大饭店门口是谁在进进出出?肥了的还不是他们自己?钱二叔!我说,如今又是武人世界,穿长褂子的人吃不开了。”他说完后便把眼睛极力去搜索着他对面的那张脸,看有些什么反应。

钱文贵抖了抖他的袖子,弹去他白竹布短褂上的烟灰,鼻子里笑了一声说:“本来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老任,你莫非有什么憋屈,哈……你是小学校教员,你应该‘为人民服务’呀,哈……”

他这一笑,有些僵了起来的任国忠忍不住说道:“咱横竖是一个靠粉笔吃饭的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看别人颜色,就说不上有什么憋屈。不过,总觉得有些闹得太不像话了,你看,咱们教员要受什么‘民教’领导,这也不要紧,钱二叔!你也是知道的,什么‘民教’,还不就是李昌那小子么?李昌那狗王八蛋的,识几个大字,懂得个屁,却不要脸,老来下命令,要这要那的……唉!”

“哈……”钱文贵仍继续着他的笑,“李昌自己原有八亩地,地是不怎么样,去年闹斗争,分得了二亩,如今是十亩地,他和他老子,还有那个童养媳妇,三口人过活也差不离了。可是他们还算是贫农。你呢,你有几亩地?呵……你是个不劳动的!”

“咱一个月赚一百斤粮食,什么也没有了,可是这一百斤粮也不是好赚的,过去读书花的本不算,一天到晚和那些顽皮孩子胡缠,如今还是现学打霸王鞭,学扭秧歌……别人爱的就是这一套下流货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咱却为一百斤粮食受尽了李昌的气,嗯!”

“哈……一个月一百斤粮食,那不就结了,管他们共产也好,均地也好,保险闹不到你头上,跟咱一样,咱就不怕他们这一套。比方咱春上分了五十亩地给儿子,如今咱们是三户。咱这一户只剩下咱老两口,加上黑妮,三个人,只十几亩地了。一年能收个十来石粮食,穷三富五,咱顶多就成了个不穷不富。他们爱怎么样闹,就怎么闹去吧,咱们就来个看破红尘,少管为妙!”

这个乡村师范的毕业生到暖水屯来教书已经两年了。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鹤立鸡群,找不到朋友。开始还和李子俊来往,后来觉得那位没落的地主太无能。还有个刘教员应该是相处得来的,可是他的程度不如他,还不要紧,他却靠着会巴结村干部,成天带着小学生唱那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写标语,喊口号,他就因为会闹这些而被信任,而显得比任国忠还高明起来了的样子,这却使任国忠心里不服气。因此慢慢地任国忠就只有钱文贵是个可谈的对象了。有时更觉得是一个知己,一个了解他的才情,可以帮助他的心腹人了。当他听到有什么消息的时候,总爱来和钱文贵谈谈,以排遣自己的抑郁。这里也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冀图,甚至有时反而更为空虚的走了回去,但总有些安慰。这天他又带着一种高兴而来,但钱文贵对这新闻却表示冷淡,无所动于衷的,任国忠便觉得有些不自在。

没有风的夏天,又是中午,房子里,也觉得很闷热,钱文贵叫老婆又沏了壶茶。任国忠挥着蒲草编的小团扇,仰头呆呆的望着墙上挂的像片,又望望几张美女画的屏条。钱文贵体味到对方的无聊,便又递过去一支太阳牌烟,并且说:“老任!俗话说得好,‘寡妇做好梦’一场空,老蒋要放过了共产党,算咱输了;你等着瞧,看这暖水屯将来是谁的?你以为就让这批泥浆腿坐江山?什么张裕民,他现在总算头头上的人,大小事都找他做主了。哼,这就是共产党提拔出来的好干部!嗯,谁还不认识,李子俊的长工嘛!早前看见谁了还能不哈腰?还有什么农会主任,那程仁有几根毛咱也清楚,是咱家里出去的。村子上就让这起浑人来管事,那还管得好?如今他们仗着的就是枪杆。还有,人多。为哈老是要闹斗争,清算没个完?嘿,要这样才好拢住穷人么——说分地,分粮食,穷人还有个不眼红,不欢喜的?其实,这些人也不过是些傻瓜,等将来‘国’军一到,共产党跑了,我看你们仗谁去?哼,到那时候,一切就该复原了,原来是谁管事的,还该谁管。你,咱说,老任,说文才,全村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就说你是外村人,不好管事,总不会再白受这起混蛋的气呀!”

“二叔真会说笑话,咱是个教书匠,也不想当官,管事,不过不愿看见好人受屈。二叔,话又回到本题,这次土地改革,咱说你还得当心点。”

钱文贵看见他又把话逼过来,便仍然漾开去:“土地改革,咱不怕,要是闹得好,也许给分上二亩水地,咱钱义走时什么也没有要呢。不过,为咱们这些穷人打算,还是不拿地的好,你在学校里有时候是可以找找他们和他们的子弟,聊聊天,告他们不要当傻瓜,共产党不一定能站长!嗯,这倒是一桩功德。”

任国忠听了觉得很得劲,他现在有事可做了。他会去做的,也会做得很机密。不过他总觉得钱文贵把事看得太平稳了,他还得提醒他:“张裕民那小子可鬼呢,你别以为他看见你就二叔二叔的叫。还有,说不定什么地方会钻出一个两个仇人的。”

“嘿……放心!放心!咱还能让这么几个孙子治倒?你回去,多操心点,有什么消息就来,报纸上有什么‘国’军打胜仗的地方,就同人讲讲,编几条也不要紧,村子上也还有懂事的人,谁还不想想将来!嘿……”他边说边下炕来,任国忠也穿好了鞋子,心满意得,从炕桌上又拿了一支太阳牌烟,钱文贵忙去划火柴,这时他们都听到对面房子里的帘子呱啦的响,两人不觉交换了一下眼色,而钱文贵便大声问:

“谁呀?”

“二伯,是咱,”答应的是黑妮的声音,“咱赶猫呢,它在我屋子里闹得可讨厌。”

任国忠不觉的又坐到炕沿上,钱文贵明白这年轻人,明白他为什么常到自己家中来,总想扳拉自己,但他却对他使眼色,并且说:“不留你了,孩子们该吃过午饭上学了,有空再来。”他掀起了日本式的印花纱帘,任国忠只得跨了出来,这中间屋子里供得有祖先和财神爷,红漆的柜子上摆设着擦得发亮的一些铜的祭器。听得对面屋子里有纸扇撕拉撕拉的响。钱文贵随即又掀起到院子里去的竹帘。两人一同走了出去,一股火热的气息直扑到身上。几只蜜蜂在太阳下嗡嗡的叫着,向窗户上撞去。钱文贵直送到骑楼下,才又会意的交换了一下眼色。

7 妇联会主任

就在这闷热的中午,趁着歇晌的空闲,顾涌的儿媳妇跑回娘家找她嫂嫂董桂花去了。嫂嫂住在村西头的一间土房里,用高粱秆隔了一个院子出来,院里还有一株葡萄,房小院窄,可是倒收拾得干干净净,明明亮亮。

董桂花也刚送饭回来,正在灶头洗碗筷。她小姑站在她旁边喘气,用神秘的眼光望着窗子外边。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么?”董桂花一手拉着她姑娘,两人便都踅过身来挤着靠在门边。“唉,我劝过你哥,你看他拉下了十石粮食的窟窿去买了五亩葡萄园子,唉,早知道就不该买那些地。”因为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她心里不知想哪一头的好,好像这消息可以使她得着什么似的,同时又怕失去了什么。她在铅丝上拉下了一条破毛巾,揩了揩脸上的汗,坐在一张矮凳上,打算再从头来仔细思索。

她不知一时从哪里想起,她姑娘也没有时间和她研究,匆忙的又赶回去了。她关心她的兄嫂,他们除了这所小院和新买的五亩地以外,就只剩一屁股的债。而嫂嫂又成了村干部,他们把她拉出来当了妇联会主任,这在她看来,也很倒霉。

这位妇联会主任在四年多以前从关南逃难到这里,经乡亲说合,跟了李之祥过日子。李之祥图娶她不花钱,她看见他是一个老实人,两相情愿的潦潦草草的结了婚。她是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很俐洒,配这个三十多岁的光棍也就差不多。两人一心一意过日子,慢慢倒也像户人家了。旁人都说李之祥运气好,老婆不错。她是吃过苦来的人,知道艰难,知道冷暖,过家有计算,待人和气,西头那一带土房子的人都说她好。去年暖水屯解放了,要成立妇联会,便把她找了来,她说她什么也不懂,又不是本地人;可是不成,她便被选上了。村子上有什么事的时候,村干部就要她去找人开会。后来又办了识字班,她都很负责。

姑娘走了后,她仍旧坐在矮的小凳上,望着院子里的天空。天空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是一块干净的蓝色。她感觉到也许有风暴要来,终有一天暖水屯又要闹腾起来,人们又像发了疯一样。她回忆着去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她是多么辛苦啊!她一家一家的去找,男人们都在骂妇女落后,可是妇女呢,总说“咱知不道嘛!咱听不精密。”开会的时候,谁也不张口,不出拳头。她也不懂什么,可是不得不站在台阶上喊,叫。可是后来呢,有些人家分到了地,她们也没分到,只得了些粮食,吃不到四个月就光了。就算买了五亩便宜地,可是却欠着十石粮食啦,那还是村干部们给的面子。现在呢,现在又要闹起来了,她觉得这对她会是件好事,要是能把窟窿填上那才好,可是……——她正要仔细的再去想一想的时候,妇女识字班的上课钟当当的响了起来。她立即站起,梳了一下头发,用夹子牢牢夹住,把身上穿的那破蓝布衫也脱了,换了一件新做的白洋布衫,锅里的碗也顾不上再洗,带关了门,扣上一把锁,匆匆的便朝识字班走去了。她很想找个人谈谈,把这消息告诉他。

识字班设在许有武家里的大厅上,这所大院已经在去年就分给六七家没房的人住下了。房子很好,原来有很多精致的摆设,如今却破破烂烂,乱七八糟,留下很多桌子放在厅子里上课。这时才到了几个年轻的妇女,她们挤在一道瞧一个绣了花的枕头,接着又津津有味的去谈到丝线绒花的市价,她们完全不可能注意到她们妇女主任不安定的心情。

人越来越多,到处都叽叽喳喳。吃奶的孩子也抱着来了,她们又要哄孩子。后来黑妮也来了,黑妮是她们的教员。她一到识字班,于是她们就开始识字了。也有人在后边悄悄的谈些别的。

董桂花呢,她孤独的坐在一旁,她要告诉她们一些什么的欲望消失了。她一个一个的去找寻,她才发现还留在班上识字的,坚持下来了的一半都是家里比较富裕的人,那些穷的根本就无法来,即使硬动员来了,敷衍几天便又留在家里,或者到地里去了。只有这些无忧无愁的年轻的媳妇们和姑娘们,欢喜识字班,她们一天来两三个钟头,识三四个字,她们脱出了家庭的羁绊和沉闷,到这热闹地方来,她们彼此交换着一些邻舍的新闻,彼此戏谑,轻松的度过一个春天,而夏天又快完了。这时只有董桂花这妇联会主任一人是显然的同她的群众有了区别,她第一次吃惊自己是如何的不相宜的坐在这里。她虽然还不算苍老,不算憔悴,却很粗糙枯干,她虽然也很会应付,可是却多么的缺乏兴致呵!

她陡的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懂得她为的是什么?这些年轻女人并不需要她,也不一定瞧得起她,而她却每天耽误三个钟头坐在这里。从前张裕民告诉她说妇女要抱团体才能翻身,要识字才能讲平等,这些道理有什么用呢?她再看看那些人,她们并不需要翻身,也从没有要什么平等。她自己呢,也是一样,她和李之祥是贫贱夫妻,他们也很安于贫贱,尤其是多少次濒于饿死的她,有现在的日子,也就该满意了,当然他们并不能满足,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欠了十石粮食的债,他们还需要一点点财富,他们最怕的是秋后还不了债,日子就要过得更操心更坏,如今她坐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呢?唉,张裕民吹得多好,他硬把她拉到这妇联会来,他老说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事,如今为了个什么穷人,连自己还要更穷了呢。

“丰,丰是丰富的丰,丰富就是多,就是有多余的意思。衣,就是咱们穿的衣服……”黑妮用手指着黑板,从她的嘴唇上发出带着银质的声音。

“咱哪里有什么多余的衣服,他妈的,去你的吧。”董桂花站了起来,对平日本来有着好感的黑妮,投过去憎恶的眼光。她走出了院子。

董桂花第一次很早的离开了识字班,心里好像吃饱了什么一样的胀闷,又像饿过了时的那样空虚。巷子里没有什么人来往。一两只狗吐着舌头趴在那里,她又不愿回家去,她打算去找周月英,她是羊倌的老婆,又是妇联会的副主任,却好久不来识字班,她觉得她的话羊倌老婆一定会欢喜听的,她们彼此会很了解。

8 盼 望

由顾涌赶回了大车而引起的一些耳语,慢慢的从灶头,从门后边转到地里,转到街头了。自然也有的是从别方面得到了更丰富的更确实的消息。他们互相传播,又加入一些自己的企望,事实便成了各种各式,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说“共产党又来帮穷人闹翻身,该有钱的人倒霉了”!当大家歇晌的时候,他们仰卧在树荫下,遥望着河那边的平原,向往着那平原上燃烧着的复仇的火焰。他们屈指数着那边有名的坏人名字。当他们听到某些恶霸被惩罚的时候,当他们听到去分散那些坏人家财的时候,他们并不掩藏他们的愉快。他们村子上曾有过两次清算,有些人复了仇,分得了果实,但有些人并不满意,他们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他们有仇恨,却仍埋在心底里。也有人感谢共产党,但也有埋怨干部们,说他们欠公平,有私心,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清算,希望真真能见到青天,他们爱谈这些事。一伙一伙的人不觉的就聚在一团,白天在地里,在歇晌的时候,晚上在街头巷尾,蹲在那里歇凉的时候。同时也还有一些另外的集团,他们带着恐惧,这些人都是属于生活比较宽裕一点的,他们怕的是打倒了地主打富农,打倒了富农打中农。他们也常三五成群,互相交换些新闻,盼望得到一些较好的消息。天呀!只不要闹得太厉害就成了!他们总是小声的谈话,一看见有新人加入,便扭过头去敲烟锅,把话题又扯到天气上去,或者扯到妇女身上。这一个短时期,他们所有人都变得敏感了。只要区上一下来人,或者村子上不见了张裕民和程仁几个人,他们便传开了,说暖水屯要闹开了,干部都去开会受训了,他们便早早的从地里回来,想方设计去打听消息,他们心里着急的想:“假如有什么事一定要发生,那么,就让它早些来吧!”这热的天气显得多么的闷人呵!

和这些议论同时而来的,谣传着火车又不通了。国民党又调来了许多师,许多兵,这些军队都是有许多美国的大炮,这些炮比日本的还好,八路军连见也没见过的大炮。那个叫什么马杏儿(马歇尔)的美国官,本是来调解,要国民党“改编”共产党,现在也不满意共产党了,要讲和已经没有希望了。美国又运了许多许多的什么坦克、大炮、飞机,还帮国民党办军官学校。共产党怎么也打不过,他们的枪就不行,兵也少,八路军就站不长,说不定哪天就背着小包袱走了。咱们暖水屯还得重改政权,那些闹红了的就得当心他们的脑袋,除非你拚了家不要,当八路军去……——这些谣言谁在讲着呢,好像又都是老百姓自己,他们并不愿意共产党吃败仗,他们就怕八路军站不长,可是他们却又悄悄的散播着这些谣言。张裕民和程仁都到区上去过,回来后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们自己仍旧下地去,老百姓便又安定下来了。又当着是锄第三遍草的时候,下过雨,草长得真快,他们忙也忙不过来,于是他们便又专心到他们的谷子地、秫子地、高粱地、麻地,他们的果木园、菜园。他们像蜜蜂似的嗡嗡了一阵,他们猜疑,他们害怕,他们热望,不安定,他们起过各种各样的心,可是像夏天的阵头雨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们盼望了一阵子,没盼到什么,他们又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他们经常的劳动中去了。快乐,忧愁,都变成了平静。谣言呢,没有人听,也没有人讲了。通不通车,离暖水屯还远着呢。“中央”军来不来,有八路军挡着呢。再说,“中央”军也是中国人,咱们劳动吃饭,又不想当官掌权,咱们还是做咱们的老百姓,庄稼人。如今这里是太平的天下,今年雨水很好,庄稼果木都长得不坏,还是等着即将到来的,丰收的秋天吧。

9 第一个党员

离现在两年以前,还是一九四四年春天的时候,刚过了旧历年不久,在一个落雪的晚上,在日本人政权底下当甲长的江世荣披着他新买的羊皮短袄,独自轻轻的溜出了他家的大门。风仍旧很刺骨,他缩紧了头,露着两个小眼张望着,街上没一个人影,他悄悄的走到寡妇白银儿浑名叫白娘娘的门口。门还没上闩,他轻轻的托开门走了进去。看见西屋里灯光很明亮,他在院子里不觉的停住了脚步,听见骰子清脆的正在一个磁碗里滴溜滴溜的转,一个粗暴的男人声音在吼着:“靠,靠,二三靠呀!”同时一个沙嗓子也在喊:“三变六,三变六,哈……七点,七点!”骰子停了。一阵子喧哗,接着是数钞票的声音,人影在窗子上晃动。这个寡妇不只做着女巫,并且还招揽一些人来赌钱。江世荣急步朝静悄悄的那寡妇住的上房走去,他立刻闻到一种习惯的他认为特别好闻的气味从那有着棉门帘的房子里喷出来。

白银儿正横躺在炕上,就着小灯在收拾那些吸烟的家具,看见闯了进来的甲长,忙坐起身来让座。她接过了那件新羊皮衣,做出一副惊诧的亲热的神情,说:“呵,还在下雪?冷么?快上炕来暖一暖!你没有上西屋里去?天冷,来的人少,就几个穷鬼在那里。”

江世荣把帽子也脱了,抹那沾在皮毛上的水,他坐到了暖炕上。白银儿在炕头的小灶上端过一把茶壶,满满的倒了一杯浓茶,并且会意的说:“让咱来替你烧一口。”

江世荣就势躺了下去,却问道:

“张裕民在西屋里么?”

“他刚来一会儿,又不知在哪里喝了酒。”

“你去,你去把他找来。”他接过了那根细签子,蘸了点膏子。放到灯火苗上去,白银儿会意的便走出去了。

当白银儿再回来的时候,长得很结实的张裕民走在她的前面跨进房来。他敞着棉衣,拿着一顶旧的三块瓦皮帽,预感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呵!三哥!快上炕,来!咱替你烧一口。”倒是甲长先招呼起来了。张裕民更看出这里面有讲究。

“不,这个东西咱不来,咱抽纸烟。”张裕民跨坐在炕沿上,一个脚盘着,一个脚蹬着,头靠着墙壁,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纸烟来,并且顺手把白银儿递过来的一根烟送回到烟盘里。

江世荣不得不坐起身,拿过刚刚落到盘子里的那支烟,在烟灯上接上火,赔着笑脸说:“哈,三哥!咱们都是自己人,咱们什么不好谈……——哈哈,你也来这里玩,哈哈,这两天运气怎么样?”

张裕民也就半真半假的笑说道:“这两天运气不好,闹肚子痛,别人都说白大娘的白先生灵验,咱来找白先生瞧瞧,不知道是真灵假灵,哈……”

炕对面柜子上正供得有一个红绸神龛,在朦胧的灯底下,静静的垂着帘帷,好像摆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气,白银儿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扬着头伸手从神龛旁边拿过一支水烟袋,点燃纸媒,靠着柜子咕噜咕噜的抽着水烟。

“说正经话,三哥!咱有件事,要请你帮个忙,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时甲长把脸拉正了。

“成,你先说吧!”是张裕民爽朗的回答。

江世荣递了个眼色给白银儿。等她走出去之后,他才咳了一声嗽,把最近一件为难的事告诉了张裕民。

打上月他就收到了一封从八路军那里寄来的信,这是封很有礼貌的信,但等不到他去报告日本人,八路军的人就到他家里来了。这些人年纪不大,可是厉害,一阵软,一阵硬,说得漂亮,他们说你当甲长也不能全怪你,时势所逼嘛,不过,你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良心;咱们也只向你们村上借点粮,数目不多,你要能行,那就好。假如你要丧尽良心,串通日本人来收拾我们,那也行,咱们也不杀你,咱们也只去据点里报告声你通八路就成,据点里还有咱们的人呢。江世荣听了这番话吓得不成,怕这些人杀他,满口答应一定交粮,还先写了个字据,好容易等这群人走了,他才像捡得了一条命似的。可是怎么办呢?去报告么,不行,自己写了亲笔字在人家手里。不去报告么,又怕日本人知道了杀头。他找钱文贵商量,钱文贵说,这是唬人的,不用管。为什么要怕他?可是八路军的信又来了,跟着又来过人。他不得不应付他们。可是钱文贵还啃住了他,说他通八路,要去大乡里说呢,他不得不拿钱送给钱文贵。也不得不收集了几石小米,几斗白面,送给八路军去。但这差事有谁能办呀!又要机警,不能让据点知道;又要胆大,这是去见那杀人放火的八路军呀!事情要办得不好,起码也得坐牢监,谁也怕惹下这是非。他想了好几天,才想起了张裕民来。张裕民刚刚和李子俊闹了别扭,辞了工,手边正紧得很;这人又胆大心细,能办这件事,所以他这天特别到白银儿这里来找他。当江世荣述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把八路军渲染了一番,说送粮食去也是应该的,是替村子消灾少难,要不,八路真的来烧房子杀人怎么办。

静静的听着,一声也没响,张裕民心里已经明白了甲长的企图,而且盘算定主意了。可是他不说,只顺着答应:“呵,”“有这么回事么?”“是呀!”“唉,”“这真做难呀!”“……”“只有你,三哥!只有你才能办,你就辛苦一趟吧!缺什么,都有咱,咱们哥儿们,还能让你吃亏!”甲长单刀直入的提出了问题。

“嘿……”接过了另一支烟,张裕民摇了一摇头,说:“不是咱不帮忙,实在咱办不了这差事,咱是个粗人,一个大字不识,嘴又笨,这送粮食看着不打紧,可是,哈,这就好比两国相交。不成,不成,村子上能说能行的人多着呢,你点兵点错啦!要是差个粗活,扛锄头,抬木料,拉犁,咱张裕民帮你几个工倒是不在乎的。哈……”

江世荣又叫白银儿整了酒菜来,她也坐在旁边陪客,又帮助恭维他。张裕民心里怪好笑的,因为他一听说这差事心里就很乐意,趁机会去拜访一下早已闻名的八路英雄,是可以满足他的年轻人的豪情的。人家都说共产党什么杀人放火,他就不信这一套,他一个光杆,什么也没有,也不怕,梁山好汉还替天行道咧。但他却得装做出不愿意去的样子,他知道江世荣这起人都不是些好家伙,有了事就会把祸害全推在他身上,并且他想在这个时候落得搭搭架子。江世荣没有办法,给了他亲笔信,盖了私章,还给足了路费,并且把张裕民的舅父郭全也找了来,当面立下了保,如果出了事,叫江世荣花钱买人,这样,张裕民才算勉勉强强的答应了。

当天的晚上,张裕民披了江世荣的新羊皮袄,赶着两头大骡子,向南山出发了。第二天的夜晚,他到了一个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八路军穿得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腰上插了杆短枪,露出一角红绸子。他们待人很和气,很亲热,很大方。他们说他辛苦了,倒酒给他暖身体,擀面条给他吃,同他谈这样谈那样。他很注意的看他们,听他们,他觉得这些人很讲义气。打日本,反汉奸是天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他们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的。于是,他就告诉他们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们骂江世荣,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个“尖”,要他们多提防他。

这一次的旅行给他很满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荣却谈得很简单。掩蔽着他的心情,江世荣就不得不屡次屡次来求他,从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从八岁上死了父母,和刚满周岁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后,他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他成天跟着他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舅舅是个老实人,像条牛,生活压在他头上,只知道受苦,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他。他们的关系,是一同劳动的关系,像犁跟耙一样。外祖母也无法照顾他,常常背着他兄弟到邻村去讨吃。因为舅舅收得的粮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们也常常眼看着别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们是连几顿正经高粱饭也难吃到的。他就像条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壮起来。他长到了十七岁,于是他自己立了门户,他拿自己的工资来养活着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担负着捡柴,烧饭等等的事。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个道理,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他是一个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气,有钱的人都愿意找他做活,他靠着两个臂膀也就生活下来了。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八路军,他不觉的在他们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同他们讲起了过去的生活。这些从来想也不愿去想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向他们描述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难受,感觉到委屈。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压抑和冤屈呵!但他却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亲人似的,他觉得他们对他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亲切。当一个人忽然感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是如何的高兴,如何的想活跃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对他有希望,也就愿意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些,尤其当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许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于有钱人当家,来把他们死死压住的原因。从此张裕民不去白银儿那里了。他本来也是最近因为辞了工心里烦闷才去的。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子,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子毛驴?在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子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头,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巴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子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出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出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们伸出了拳头。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干,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子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高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干部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知道这村子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子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从此暖水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子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高兴的说:“他可露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干人。”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子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为什么是“三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来历。也许因为他伯父有过两个儿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过音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赌友在他赢了钱的时候,但现在这称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

10 小 册 子

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奸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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