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作者1932年至1933年所作的杂文五十一篇,1934年3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三版次。此处只选出部分文章。

“非所计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2)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3)与芳泽(4)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5)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6)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7)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2)旧时新年各日报多连续休刊几天,所以《申报》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后的第一回。

(3)陈友仁(1875—1944)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华侨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国,曾任孙中山秘书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旧时在官场或社交活动中,对人称字不称名;在文字上如称名时,则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4)芳泽即芳泽谦吉,曾任日本驻国民党政府公使、日本外务大臣等职。

(5)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

(6)“国联”参看本卷第354页注(5)。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赖国联,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就说:“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申张正义与公理。”(7)“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屠杀和逮捕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连环图画”辩护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2)——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3),《最后之晚餐》(4),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5),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6),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7),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Dor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8)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9),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10),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Blattfolge)。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7蛉恕玻保薄场*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DieWeber)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一,《农民斗争》(Bauernkrieg),金属版七幅;二,《战争》(DerKrieg),木刻七幅;三,《无产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CarlMeffert),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DieJagdnachZarenvonWeraFigner)(12)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一,《你的姊妹》(DeineSchwester),木刻七幅,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FransMasereel)(13),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14)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BeiKurtWolff,München),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一,《理想》(DieIdee),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祷告》(Mein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Geschichteohne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DieSonne),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DasWerk),木刻,幅数失记;六,《一个人的受难》(DiePassioneines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15)木刻的《巴黎公社》(TheParisCommune,AStoryinPicturesbyWilliamSiegel),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JohnReedClub)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AGropper)所画的书,据赵景山淌谒担恰奥硐返墓适隆保玻保*)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Alay-Oop》(LifeandLoveAmongtheAcrobatsAS⒐淖骷椅也淮笾溃*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RobertGibbings)(17),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The7th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十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四号。

(2)意大利的教皇宫位于梵蒂冈,宫内保存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重要文物和绘画、雕塑等。

(3)《亚当的创造》根据《旧约·创世记》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所作的绘画。亚当,上帝用泥土所造的男人。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米开朗琪罗于一五○八年至一五一二年间所作的西斯庭礼拜堂拱顶壁画的一部分。

(4)《最后之晚餐》根据《新约·马太福音》所作的绘画,描写耶稣殉难前与十二门徒共进晚餐时,当众宣布一门徒出卖自己而引起群情激动的情景。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达·芬奇于一四九五年至一四九七年间所作的米兰圣玛利亚·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画。

(5)阿强陀石窟(AjantaCaveTemple)今译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原是在马蹄形的壁面上凿成的僧房,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凿,到公元六、七世纪建成,共二十九洞。洞内保存印度壁画很多,也较完整。壁画的内容大多表现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与宫廷生活的情景,为印度古代艺术的著名宝藏之一。(6)《孔子圣迹图》一部关于孔丘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明代有木刻、石刻多种。木刻现存最早的有明初刻本,共三十六图,以后又有明万历年间刻本一一二幅(吕兆祥编)。石刻有曲阜孔庙保存的明万历年间的一二○幅。

(7)佛陀的本生佛陀,梵语Buddha的音译,意为“智者”、“觉者”,简称佛。这里指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本生,梵语Jātaka(阇陀伽)的意译,“十二部经”之一,是佛叙说自己过去因缘的经文。(8)陀莱(1833—1883)法国版画家。他作插图的《神曲》为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长诗;《失乐园》为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长诗;《吉诃德先生》,参看本卷第354页注(2)。《十字军记》,陀莱编绘的连环图画,共一百幅。

(9)《唐风图》南宋马和之所绘的《诗经》图卷之一。《耕织图》,描绘耕种、纺织生产过程的图画。南宋刘松年画过《耕织图》两卷,楼璹画过《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10)仇英(?—约1552)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明代画家。他为之绘图的《飞燕外传》,传奇小说,题汉代伶玄撰,写赵飞燕姊妹的宫廷生活;《会真记》,传奇小说,唐代元稹作,写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故事。

(11)珂勒惠支夫人(1867—1945)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六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选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她作插图的《织匠》,是德国作家霍普特曼写的以纺织工人罢工为题材的剧本。

(12)梅斐尔德现代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印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他作插图的《猎俄皇记》,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纳尔(1852—1942)写的回忆录,记述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故事。(13)麦绥莱勒比利时版画家。参看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序》及其注(4)。

(14)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传记《贝多芬传》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侨居瑞士,反对战争。(15)希该尔未详。

(16)参看《二心集·风马牛》及其有关注。(17)吉宾斯(1889—1958)英国木刻家。

“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

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2)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3)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4),现在呢,就是“幽默”(5)。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6)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7)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况且作者姓氏一大篇(8),动手者寥寥无几,乃是中国的古礼。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悲观,加以不爱,就使我不大热心于《论语》了。

然而,《萧的专号》(9)是好的。

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憎恶之久,憎恶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证据。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绍介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10)说得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的缘故。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这怎么办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扬扬的嚷起来,说他有钱,说他装假,说他“名流”,说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厕里的,他却从大茅厕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绍介者胡涂,称赞的可恶。然而,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进化,被达尔文揭发了,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远祖和猴子是亲戚。(11)然而那时的绅士们的方法,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大家倒叫达尔文为猴子的子孙。罗广廷博士在广东中山大学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尚未成功,(12)我们姑且承认人类是猴子的亲戚罢,虽然并不十分体面。但这同是猴子的亲戚中,达尔文又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了。那理由很简单而且平常,就因为他以猴子亲戚的家世,却并不忌讳,指出了人们是猴子的亲戚来。

猴子的亲戚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达尔文善于研究,却不善于骂人,所以被绅士们嘲笑了小半世。给他来斗争的是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13)的赫胥黎,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14)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现在是指人为狗,变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恶骂。但是,便是狗罢,也不能一例而论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为军队探敌,有的帮警署捉人,有的在张园(15)赛跑,有的跟化子要饭。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别。“幽默处俏皮与正经之间”(语堂语)。不知俏皮与正经之辨,怎么会知道这“之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16)这如何容得感叹号?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更何况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将来圆桌会议上也许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宾之间,用不着“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饭,而主人所办的报章上,已有说应该给他鞭子的了。(17)这可见在印度也没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18)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学》(18)都已新出,《孝经》是一定就要出来的;不过另外还要有《左传》。在这样的年头,《论语》那里会办得好;二十五本,已经要算是“不亦乐乎”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论语》第二十五期。

(2)语堂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德国,早期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和“性灵”文学,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一九三六年居留美国,一九六六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3)“学而一章”“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题目。旧时的八股文,一般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文句命题。(4)“费厄泼赖”英语fairplay的音译,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后来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林语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作者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曾批判过这一主张。(5)“幽默”英语humour的音译。林语堂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办《论语》起,就提倡“幽默”,他说“《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见《论语》第一期“群言堂”《“幽默”与“语妙”之讨论》)。(6)圆桌会议中世纪英国亚瑟王召集高级骑士开会时,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后泛指与会者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会议。

(7)唐伯虎(1470—1524)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徐文长(1521—1593),名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两人都是明代文学家、画家。过去民间流传不少关于他们的笑话。

(8)作者姓氏一大篇过去有些杂志为了显示阵容的强大,常列出大批撰稿人名单。《论语》自第五期起,在刊头下印有“长期撰稿员”二十余人。

(9)《萧的专号》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论语》第十二期《萧伯纳游华专号》。

(10)列维它夫(nAoAXGLJQKL,1891—1942)苏联作家。他浴恫伞は舻南肪纭*一文中说:“说到萧和易卜生的对比,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易卜生和萧是资产阶级戏剧创作的顶点。然而这个顶点——易卜生——被浓密的永久的云雾掩蔽着。易卜生——是个天才的问号‘?’,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解决的疑问。……萧——却是个伟大的惊叹号‘!’——这一个顶点被斗争化的思想的灿烂光线镀了金了;对于他,提出疑问,也大半是伦理道德的疑问,就等于解决这个疑问,因为疑问的解决就包含在疑问的正确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里面一样。”(据萧参译文)

(11)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六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中,描述了人类的始祖类人猿。

(12)罗广廷广西合浦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曾得医学博士。三十年代任中山大学生物教授时,发表《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用真凭实据来答复进化论学者》等文,用物种不变论反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声称他在“科学试验”中发现了“生物自然发生的奇迹”,说“由此推论,人猿,牛,猪……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时某地的适应环境里产生的,而不是要经过几千亿兆年的进化才有的。”(13)“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受到攻击时,极力为达尔文辩护,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至于那些要吠、要嗥的恶狗,你必须想到你的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性……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备”。(14)亚当和夏娃《圣经》故事中由上帝创造的人类始祖,见《旧约·创世记》第一章。

(15)张园旧时上海的一个公共游览场所,原为无锡张氏私人花园,故名。按当时上海赛狗的地方是在逸园、申园、明园等处。(16)庄生(约前369—前286)即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这里的引语,前两处见《庄子·齐物论》,后一处见《庄子·应帝王》。

(17)甘地(MA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主张“非暴力抵抗”,以“不合作运动”对付英国殖民政府,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绝食。一九三○年五月六日“路透电”曾说到英国殷芝开伯爵主张对他采用武力。

(18)《孝经》儒家经典之一,作者各说不一,当为孔门后学所作。下面的引语,出自该书《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19)《中庸》《大学》儒家经书名,当时在上海以此为名出版的杂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办,一九三三年三月创刊;《大学》月刊,林众可、丘汉平等编辑,一九三三年八月创刊。

“蜜蜂”与“蜜”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2)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

著安。

罗怃。六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罗怃。

(2)《蜜蜂》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写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引起群众反抗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写了《“蜜蜂”》一文,其中说:“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2),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这《图书评论》(3)不但是“我们唯一的批评杂志”,也是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所组成的唯一的联军。然而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

校对员一面要通晓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认识字,然而看现在的出版物,“己”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为他不管,就压在校对员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认识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战G”为“战包”,以“已竟”为“已经”;“非常顽艳”是因妒杀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说这人已有六十多岁了。至于译注的书,那自然,不是“硬译”,就是误译,为了训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图书评论》中文学部分的书数的一半,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这些错误的书的出现,当然大抵是因为看准了社会上的需要,匆匆的来投机,但一面也实在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贬声价,来做这用力多而获利少的工作的缘故。否则,这些译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学,去谨听教授们的指示的。只因为能够不至于误译的人们洁身远去,出版界上空荡荡了,遂使小兵也来挂着帅印,辱没了翻译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4),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5)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要澄清中国的翻译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级去,虽然那时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七月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2)《〈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傅东华作,载《文学》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三三年七月)。该文就《图书评论》一至九期发表的二十二篇文学书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3)《图书评论》月刊,刘英士编辑,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刊,南京图书评论社出版。该刊发表的梁实秋、罗家伦等对当时一些外国文学译本的评论,态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译文的个别错误,就指斥为“荒谬绝伦”,“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药还要厉害”,“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等,并且定出所谓“标准”,企图限制和打击别的译者。(4)“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语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5)八极《淮南子·形训》:“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八极,边远的地方,引伸为世界。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2)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3),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Wittvogel)(4)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5)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6)(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2)“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3)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4)尉特甫格(1896—?)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5)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1837—1912),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6)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尝慨乎言之,曾出一联,索人属对,道:“三鸟害人鸦雀鸽”,“鸽”是彩票,雅号奖券,那时却称为“白鸽票”的。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2)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3),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2)这段话见《礼记·檀弓》:“骨肉归复于上,命也;若魄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3)“拔宅飞升”据《全后汉文》中的《仙人唐公房碑》记载,相传唐公房认识一个仙人,能获得“神药”。有一次,他触怒了太守,太守想逮捕他和他的妻子,“公房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危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又东晋葛洪《神仙传》也载有关于汉代淮南王刘安的类似传说,参看本卷第231页注(4)。

关于妇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2)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3)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4)(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十月二十一日。

(1)本篇最初曾否发表于报刊,未详。

(2)这段话见《论语·阳货》。

(3)沈佩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

(4)这是西方传入的一种仪式,叫掷瓶礼:在船舰、飞机首航前,由官眷或女界名流将一瓶系有彩带的香槟酒在船身或机身上掷碎,以示祝贺。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2),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3)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4)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四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按本篇和下面一篇《真假堂吉诃德》以及《伪自由书》中的《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2)“堕马髻”、“愁眉啼妆”见《后汉书·梁冀传》: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唬(啼)妆、堕马髻。”据唐代李贤注引《风俗通》说:“愁眉者,细而曲折;唬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

(3)阿剌伯古诗人指穆塔纳比(Mutanabbi,915—965)。他在晚年写了一首无题的抒情诗,最后四句是:“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4)长三幺二旧时上海妓院中妓女的等级名称,头等的叫做长三,二等的叫做幺二。

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2)也被忘却了,到如今只见中国人供火神菩萨(3),不见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养起来,希望他少作恶。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

点灯太平凡了。从古至今,没有听到过点灯出名的名人,虽然人类从燧人氏那里学会了点火已经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4)——烧了书没有烧人;项羽入关又放了一把火(5)——烧的是阿房宫不是民房(?——待考)。……罗马的一个什么皇帝却放火烧百姓(6)了;中世纪正教的僧侣就会把异教徒当柴火烧,间或还灌上油。这些都是一世之雄。现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证人。(7)如何能不供养起来。何况现今是进化时代,火神菩萨也代代跨灶(8)的。

譬如说罢,没有电灯的地方,小百姓不顾什么国货年,人人都要买点洋货的煤油,晚上就点起来:那么幽黯的黄澄澄的光线映在纸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这么点灯!你们如果要光明的话,非得禁止这样“浪费”煤油不可。煤油应当扛到田地里去,灌进喷筒,呼啦呼啦的喷起来……一场大火,几十里路的延烧过去,稻禾,树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会儿都变成飞灰了。还不够,就有燃烧弹,硫磺弹,从飞机上面扔下来,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够烧几天几晚。那才是伟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萨的威风是这样的。可是说起来,他又不承认:火神菩萨据说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灾,却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为非作歹,纵火抢掠。

谁知道呢?历代放火的名人总是这样说,却未必总有人信。

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你不见海京伯马戏团(9)么: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这年头的“时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署名洛文。

(2)燧人氏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他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

(3)火神菩萨我国传说中的火神有祝融、回禄等,他们的名字也用作火灾的代称。

(4)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战国时秦国的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他于公元前二一三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5)项羽(前232—前202)名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出身楚国贵族。据《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二○六年他进兵秦国首都咸阳时,“烧秦宫室(按即阿房宫),火三月不灭。”(6)指罗马皇帝尼禄(CACANero,37—68),相传他曾在公元六十四年放火焚烧罗马城。

(7)希特拉即希特勒。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制造“国会纵火案”,焚烧了国会大厦,却嫁祸于德国共产党人,作为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借口。

(8)跨灶马的前蹄下有个空隙,称灶门。快马奔驰时,后蹄蹄印落在前蹄蹄印之前,叫做“跨灶”。人们以此比喻儿子胜过父亲。(9)海京伯马戏团德国驯兽家海京伯(CAHagenbeck,1844。保梗保常┐窗斓穆硐吠牛痪湃*十月曾来我国上海表演。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起应(2)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3),却非常失望。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4)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5)。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6)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7)(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8),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

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2)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主编《文学月报》。

(3)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诗《汉奸的供状》,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但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4)别德纳衣的讽刺诗指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5)对于姓的开玩笑原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著名汉奸。

(6)“剖西瓜”原诗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7)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德国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国无产阶级、农民和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8)“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喜,原作嬉。

谈金圣叹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2),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3)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4)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5)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6)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7)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8),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2)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西厢记》、《水浒传》等。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翱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箱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边塞云。”

(3)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在《觞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说、戏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和《焚书》并列。金圣叹也曾以《离骚》为第一才子书,《南华经》(《庄子》)为第二才子书,《史记》为第三才子书,《杜诗》为第四才子书,《水浒》为第五才子书,《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4)《西厢》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杂剧,元代王实甫作。金圣叹在批注《西厢》时,曾参校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等较早的刻本,作了一些有根据的改动,但有些却是主观妄改的,如将篇末“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改为“谢当今垂帘双圣主”,则更是为了奉承清顺治皇帝及其母后而乱改的。

(5)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明中叶以后,《水浒传》有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多种版本流行。明崇祯十四年(1641)左右,金圣叹把《水浒》七十一回以后的章节全部删去,另外伪造了一个“惊噩梦”的结局(卢俊义梦见知州“嵇叔夜”击溃了梁山队伍,并杀绝起义者一百零八人),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6)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崇祯二年(1629)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等野史记载,李自成初进北京时,“贴安民榜云:‘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民间大喜,安堵如故。”后来李自成退出北京时,“宫中火作,百姓知‘贼’走,必肆屠僇,各运器物,纵横堆塞胡同口,尽以木石支户”。

(7)《武松独手擒方腊》过去流行于民间的戏剧。按《水浒传》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擒方腊的是鲁智深。

(8)飞艇当时对飞机的一种称呼。

我们不再受骗了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2)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3)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KAUmansky)(4)说,一九一九年*校谀箍频恼估阑峋陀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NeueKunstinRussland》),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5),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6)(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2)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3)绥甫林娜(XAHAUG\p^FFTJI,1889—1954)通译谢芙琳*龋苏联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肥料》、《维丽尼雅》等。唆罗诃夫(MAAABKFKHKL),通译萧洛*舴颍樟∷导遥谐て∷怠毒簿的顿河》等。

(4)乌曼斯基(dACqIJSOT\)当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新闻司司长。《NeueKunstinRussland》(《俄国的新艺术》)是他所著的一本书。

(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对德作战,随后,英法两国先后招募华工十五万名去法国战场,他们被驱使在前线从事挖战壕及运输等苦役,伤亡甚多。(6)“公理战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并立碑纪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2)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3)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4)——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5)。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6),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7)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8),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9),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10)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11),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12)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13)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14)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2)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节义、勇武、坚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欧骑士精神。骑士,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军人,属小封建主。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任侠,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羡贵妇。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3)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4)《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5)“特制钢刀”的事,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6)飞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稍后,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7)“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断丧失国土,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这类欺骗宣传充斥于当时的反动报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就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故吾主张政府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8)慈禧太后(1885—1908)满族,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9)“反日”爱国储金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了反日救国,曾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储金团却为袁世凯所把持,储金存入当时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被他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10)“国货运动”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11)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经》,佛经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要人”纷纷联名发起“金光明道场”之类的所谓“佛法救国”活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发起金光明道场戴季陶先生之“经咒救国”》为题,报导了这类活动。(12)岳飞奉旨不抵抗岳飞在抗金中战功卓著,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赵构)听信内奸秦桧的谗言,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他下狱处死。(13)远庖厨语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见其生不忍见甚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4)菲希德(JAGAFichte,1762—1814)通译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

谣言世家

双十佳节(2),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壬模凇妒笔滦卤ā飞细颐墙补飧*时候的杭州的故事。(3)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所以要他说“九百九十九”,一露马脚,刀就砍下去了。

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谣言。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4)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军阀做着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5),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

怎么会遭灾的呢?就是发生了谣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6)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至于用数目来辨别汉满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说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们数一二三四,数到“六”字,读作上声,便杀却。但杭州离荆州太远了,这还是一种谣言也难说。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十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2)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3)汤增”懊褡逯饕逦难А钡墓拇嫡摺K谝痪*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辛亥革命逸话》中说:“旗人谓九为钩。辛亥革命起,旗人皆变装图逃,杭人乃侦骑四出,遇可疑者,执而讯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为旗人,则音必读‘钩百钩十钩’也。乃杀之,百无一失。”旗人,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后来一般用以称呼满族人。

(4)钱大王即钱镠(852—932),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记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5)汤蛰仙(1857—1917)即汤寿潜,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武昌起义后曾被推为浙江省都督。

(6)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避战求和,失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易顺鼎在《劾权奸误国奏》中说:“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按李经方系李鸿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为妾。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AGogol)和波兰的显克沃Вǎ華Sie*睿耄椋澹鳎椋簦玻病场H毡镜模窍哪渴蜕竿狻玻场场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4)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5)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6)。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7)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8)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

(2)显克微支(1846—1916)波兰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著有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说《炭画》等。(3)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中篇小说《哥儿》等。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舞姬》等。

(4)会馆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5)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五四”时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写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6)Stylist英语:文体家。作者这里所指似为黎锦明。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见《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订本)一文中说:“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Stylist)者。……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7)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指胡梦华。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汪静之作的诗集《蕙的风》,认为其中某些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8)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话,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按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当时俗语:这个。

由中国女人的脚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2),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3),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4)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5)“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6)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7)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8)。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9)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10),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11),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12),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3)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14);三月一日《大晚报》(15)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K(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稻峙勺び示旨觳榇觳樵辈榛瘢苯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论语》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2)《杂事秘辛》笔记小说,一卷,旧题无名氏撰,伪托为东汉佚书,实为明代杨慎(号升庵)作。写东汉桓帝(刘志)选梁莹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写梁莹的脚:“足长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杨慎在该书跋语中说:“予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按杨慎是持缠足起源较早一说的。

(3)“利屣”一种舞鞋。《史记·货殖列传》:“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

(4)“潭腿”拳术的一种,相传由清代山东龙潭寺的和尚创立,故称。

(5)炎汉即汉代。过去阴阳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称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王朝更替;他们认为汉朝属火,故称“炎汉”。

(6)“小家碧玉”语出南朝乐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系人名,旧时常以“小家碧玉”称小康人家的少女。(7)《朝野佥载》唐代张族鸟作,内容系记载唐代的故事和琐闻。按该书没有鲁迅所引一事的记载。

(8)“除恶务尽”语出《尚书·泰誓》:“树德欲滋,除恶务本。”“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9)语见《论语·子路》。据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10)“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等语,都见《论语·乡党》。

(11)孔子周游列国孔丘于鲁定公十二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98—前484)离开鲁国,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游说诸侯,终不见用。

(12)花旗白面由美国进口的面粉。

(13)“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时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扬的所谓“八德”。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强令机关团体将它制匾悬挂于礼堂,国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14)“忘八”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指忘记了概括封建道德要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也即“无耻”的意思。

(15)《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张竹平创办,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谁的矛盾

萧(GeorgeBernardShaw)(2)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嘴脸,应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口试,——然而落了第。

他不愿意受欢迎,见新闻记者,却偏要欢迎他,访问他,访问之后,却又都多少讲些俏皮话。

他躲来躲去,却偏要寻来寻去,寻到之后,大做—通文章,却偏要说他自己善于登广告。

他不高兴说话,偏要同他去说话,他不多谈,偏要拉他来多谈,谈得多了,报上又不敢照样登载了,却又怪他多说话。

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

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书,偏要当他百科全书,问长问短,问天问地,听了回答,又鸣不平,好像自己原来比他还明白。

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3)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

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爱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恶。

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然而我想,还是熬一下子,姑且将这样的萧,当作现在的世界的文豪罢,唠唠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唠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二月十九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论语》第十二期。(2)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政治组织“费边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3)牛兰(Naulen)即保罗·鲁埃格(PaulRuegg),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为了忘却的记念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2)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3)。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4)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5)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6)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7)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8)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9),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10)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11)。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劇玻保病车淖杂桑椿褂猩袅担矣谑蔷吞幼摺玻保场场*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14)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15)。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潜*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16)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17),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二月七——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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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

(2)五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283页注(2)。(3)“左联”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来。

(4)林莽即楼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当时“左联”成员。

(5)彼得斐(PetfiSándor,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爱国诗人。主要诗作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6)《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一八六七年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

(7)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8)“三道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被称作“三道头”。

(9)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时的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四年(1402)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

(10)“人心惟危”语见《尚书·大禹谟》。(11)《说岳全传》清代康熙年间的演义小说,题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共八十回。该书第六十一回写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因同情岳飞,秦桧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内“升座说法”,一见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语,佛家传说有些高僧在临终前盘膝端坐,安然而逝,称作“坐化”。偈子,佛经中的唱词,也泛指和尚的隽语。

(12)涅~劇》鸺矣铮馕琶稹⒔馔训龋阜鸷透呱乃劳觯步性布拧: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13)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14)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当时是慎昌钟表行的职员,和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二十八号,柔石在狱中通过送饭人带信给他,由他送周建人转给作者。

(15)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1898—1966)。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将此诗书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她。(16)“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17)向子期(约227—272)向秀,字子期,河内(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文学家。他和嵇康、吕安友善。《思旧赋》是他在嵇、吕被司马昭杀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见《文选》卷十六)。

论“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2)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3),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4)。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5)(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6),“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7)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8):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9)。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10)。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11)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12)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13)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他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当时“左联”所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认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反击。洛扬(冯雪峰)在《文艺新闻》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发表了《致文艺新闻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盖下的反动实质。由此苏汶(即杜衡)就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认为当时许多作家(即他所说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搁笔”,是因为“左联”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霸占”了文坛的缘故;并在文中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于是“左联”也就继续对胡秋原、苏汶等加以反击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这情形下发表的。(2)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当时胡秋原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托洛茨基派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3)“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4)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所说的话:“诚哉,难乎其为作家!……他只想替文学,不管是煽动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那一阶级的走狗。”

(5)苏汶(1906—1964)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人,当时《现代》月刊的编辑。这里所说苏汶的文章,即上述《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现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载《“第三种人”的出路》。

(6)“左而不作”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7)苏汶的这些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有了三年的历史。在这三年的期间内,理论是明显地进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见其增多,甚至连质都未见得有多大的进展。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见。但是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

(8)苏汶说过“笑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9)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譬如拿他们(按指“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这问题来说吧。他们鉴于现在劳动者没有东西看,在那里看陈旧的充满了封建气味的(这就是说,有害的)连环图画和唱本。于是他们便要作家们去写一些有利的连环图画和唱本来给劳动者们看。……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他们断然不会那么蠢。但是,他们要弗罗培尔什么用呢?要托尔斯泰什么用呢?他们不但根本不会叫作家去做成弗罗培尔或托尔斯泰,就使有了,他们也是不要,至少他们‘目前’已是不要。而且这不要是对的,辩证的。也许将来,也许将来他们会原谅,不过此是后话。”

(10)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特别关注俄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命运,编写了大量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民间故事、传说和寓言。这类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时也揭露了沙皇统治的罪恶,因而有些遭到了当局的删改和查禁。弗罗培尔(GAFlaubert#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敫Bグ荩ü∷导摇V谐て*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11)密开朗该罗(BAMichelangelo,1475—1564)*ㄒ朊卓琪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画家。绘画代表作有《创世记》和《最后的审判》等。达文希(DaVinci,1452—1519),通译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

(12)《旧约》即《旧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前部分(后部分为《新约全书》)。

(13)这句话和末句的“怎么办呢”,均见《“第三种人”的出路》。

经验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2),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3)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4)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5),就去自杀或拚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六月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署名洛文。

(2)《本草纲目》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撰写的药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这书是他在长期实践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参考大量医药资料和有关文献,费时近三十年才写成的。

(3)神农皇帝我国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据《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本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4)“始制文字,乃服衣裳”语见《千字文》。(5)别人讥刺我怕死梁实秋在《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的《鲁迅与牛》一文,借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为声援四·三惨案(英国人在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工人的惨案)集会时,一工人被巡捕枪杀的事讥笑作者说:“自由运动大同盟即是鲁迅先生领衔发起的,……这事发生之后,颇有人为鲁迅先生担心,因为不晓得流了‘一滩鲜血’的究竟是那一位。……幸亏事实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参加工农革命底实际行动’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鲁迅先生的‘不卖肉主义’是老早言明在先的。”又法鲁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中,也有这类含沙射影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作文秘诀

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逢蒙杀羿(2)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了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3),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4)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5)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6)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声,余分闰位”(7),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8),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9),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扬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10),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它“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写到这里,成了所讲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诀,而且是做骗人的古文的秘诀了。但我想,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蒙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十一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署名洛文。

(2)逢蒙杀羿见《孟子·离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按逢蒙亦作逢蒙。(3)指一九三○年写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后收入《二心集》。

(4)《尔雅》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大概成书于春秋至西汉初年,今本十九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从先秦到齐、梁的各体文章的总集,共六十卷。

(5)《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等奉旨编撰,共四十二卷,收四万七千余字,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印行。(6)班马指班固、司马迁。他们都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7)“紫色声,余分闰位”语见《汉书·王莽传》,指王莽“篡位”这件事。据唐代颜师古注:“应劭曰:紫,间色;,邪音也。

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岁月之余分为闰也。”(8)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著作,明人辑有《杨子云集》五卷。“蠢迪检柙”,语见《法言·序》。据东晋李轨注:“蠢,动也;迪,道也;捡押,犹隐括也。言君子举动,则当蹈规矩。”按捡押,当作检柙。

(9)《绿野仙踪》长篇小说,清代李百川著。这里所说塾师咏“花”的故事,见于该书第六回《评诗赋大失腐儒心》。

(10)“知耻近乎勇”语见《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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