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凉好个秋

全先生的朋友说: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但中国是有救药得很。季陶先生说:念佛拜忏,可以救国。介石先生说:长期抵抗,可以救国。行边会议的诸先生说:九国公约,国际联盟,可以救国。汉卿先生说:不抵抗,枕戈待旦,可以救国。血魂团说:炸弹可以救国。青年党说:法雪斯蒂可以救国。这才叫,戏法人人会变,只有巧妙不同。中国是大有救药在哩,说什么没有救药?

九一八纪念,只许沉默五分钟,不许民众集团集会结社。

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却又来得太多,多得如天主教日历上的殉教圣贤节一样,将来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中国若依旧不亡,那说不定,一天会有十七八个国耻纪念。长此下去,中国的国民,怕只能成为哑国民了,因为五分钟五分钟的沉默起来,却也十分可观。

韩刘打仗,通电上都有理由,却使我不得不想起在乡下春联摊上,为过旧历年者所老写的一副对来,叫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有理。你过你新年,我过我新年,各自新年。”

百姓想做官僚军阀,官僚军阀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更想成仙。秦始皇对方士说:“世间有没有不死之药的?若有的话,那我就吃得死了都也甘心,务必为朕去采办到来!”只有没出息的文人说:“愿作鸳鸯不羡仙。”

吴佩孚将军谈仁义,郑××对李顿爵士也大谈其王道,可惜日本的参谋本部陆军省和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是孔孟的弟子。

故宫的国宝,都已被外国的收藏家收藏去了,这也是当局者很好的一个想头。因为要看的时候,中国人是仍旧可以跑上外国去看的。一个穷学生,半夜去打开当铺的门来,问当铺里现在是几点钟了?因为他那个表,是当铺里为他收藏在那里的,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伦敦的庚款保管购办委员会,因为东三省已被日人占去,筑路的事情搁起,铁路材料可以不必再买了,正在对余下来的钱,想不出办法来。而北平的小学教员,各地的教育经费,又在各闹饥荒。我想,若中国连本部的十八省,也送给了日人的话,岂不更好?因为庚款的余资,更可以有余,而一般的教育,却完全可以不管。

节制生育,是新马儿萨斯主义,中国军阀的济南保定等处的屠杀,中部支那的“剿匪”,以及山东等处的内战,当是新新马儿萨斯主义。甚矣哉,优生学之无用也。因为近来有人在说:“节产不对,择产为宜”,我故而想到了这一层。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想再写了,来抄一首辛稼轩的《丑奴儿》词,权作尾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原载《论语》1932年10月3期

暗夜

什么什么?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写的。我会写什么东西呢?近来怕得很,怕人提起我来。今天晚上风真大,怕江里又要翻掉几只船哩!啊,啊呀,怎么,电灯灭了?啊,来了,啊呀,又灭了。等一忽吧,怕就会来的。像这样黑暗里坐着,倒也有点味儿。噢,你有洋火么?等一等,让我摸一枝洋蜡出来。……啊唷,混蛋,椅子碰破了我的腿!不要紧,不要紧,好,有了。……

这样烛光,倒也好玩得很。呜呼呼,你还记得么?白天我做的那篇模仿小学教科书的文章:“暮春三月,牡丹盛开,我与友人,游戏庭前,燕子飞来,觅食甚勤,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我现在又想了一篇,“某生夜读甚勤,西北风起,吹灭电灯,洋烛之光。”呜呼呼……近来什么也不能做,可是像这种小文章,倒也还做得出来,很不坏吧?我的女人么?暖,她大约不至于生病罢!暑假里,倒想回去走一趟。就是怕回去一趟,又要生下小孩来,麻烦不过。你那里还有酒么?啊唷,不要把洋烛也吹灭了,风声真大呀!可了不得!……去拿么,酒?等一等,拿一盒洋火,我同你去。……廊上的电灯也灭了么?小心扶梯!喔,灭了!混蛋,不点了罢,横竖出去总要吹灭的。……噢噢,好大的风!冷!真冷!……嗳!

灯蛾埋葬之夜

神经衰弱症,大约是因无聊的闲日子过了太多而起的。

对于“生”的厌倦,确是促生这时髦病的一个病根;或者反过来说,如同发烧过后的人在嘴里所感味到的一种空淡,对人生的这一种空淡之感,就是神经衰弱的一种征候,也是一样。

总之,入夏以来,这症状似乎一天比一天加重;迁居之后,这病症当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

虽然是说不上什么转地疗养,但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节季是交秋了,往后的这小屋的附近,这文明和蛮荒接界的区间,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声是秋声,色当然也是秋色。

先让我来说所以要搬到这里来的原委。

不晓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之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当然社会是有许多层的,但那“印号”的解释,似乎也有许多样。

最重要的解释,第一自然是叛逆,在做官是“一切”的国里,这“印号”的政治解释,本尽可以包括了其他种种。但是也不尽然,最喜欢含糊的人类,有必要的时候,也最喜欢分清。

于是第二个解释来了,似乎是关于“时代”的,曰“落伍”。天南北的两极,只叫用得着,也不妨同时并用,这便是现代人的智慧。

来往于两极之间,新旧人同样的可以举用的,是第三个解释,就是所谓“悖德”。

但是向额上摩摸一下,这“该隐的印号”,原也摩摸不出来,更不必说这种种的解释。或者行窃的人自己在心虚,自以为是犯了大罪,因而起这一种叫做被迫的Complex,也说不定。天下泰平,本来是无事的,神经衰弱病者可总免不了自扰。所以断绝交游,抛撇亲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露迹,只在一阵阴风里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依小德谟克利多斯RobertBurton的分析,或者也许是忧郁病的最正确的症候。

因为背上负着的是这么一个十字架,所以一年之内,只学着行云,只学着流水,搬来搬去的尽在搬动。暮春三月底,偶尔在火车窗里,看见了些浅水平桥,垂杨古树,和几群飞不尽的乌鸦,忽面想起的,是这一个也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的界线地方。租定这间小屋,将几本丛残的旧籍迁移过来的,怕是在五月的初头。而现在却早又是初秋了。时间的飞逝,实在是快得很,真快得很。

小屋的前面左右,除一条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全是斑驳的空地。一垄一垄的褐色土垄上,种着些秋茄豇豆之类,现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时节了。而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紧,颜色是白里带青,外面有一层毛茸似的白雾,菜茎柄上,也时时呈着紫色的一种外国人叫作Lettuce的大叶卷心菜;大约是因为地近上海的缘故罢,纯粹的中国田园也被外国人的嗜好所侵入了。这一种菜,我来的时候,原是很多的,现在却逐渐逐渐的少了下去。在这些空地中间,如突然想起似的,卑卑立着,散点在那里的,是一间两间的农夫的小屋,形状奇古的几株老柳榆槐,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许多不落葬的棺材。此外同沟渠似的小河也有,以棺材旧板作成的桥梁也有;忽然一块小方地的中间,种着些颜色鲜艳的草花之类的卖花者的园地也有;简说一句,这里附近的地面,大约可以以江浙平地区中的田园百科大辞典来命名;而在这百科大辞典中,异乎寻常,以一张厚纸,来用淡墨铜版画印成的,要算在我们屋后矗立着的那块本来是由外国人经营的庞大的墓地。

这墓地的历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从门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礼拜堂屋后为止的那两排齐云的洋梧桐树看来,少算算大约也总已有了六十几岁的年纪。

听土著的农人说来,这仿佛是上海开港以来,外国最先经营的墓地,现在是已经无人来过问了,而在三四十年前头,却也是洋冬至外国清明及礼拜日的沪上洋人的散步之所哩。因为此地离上海,火车不过三四十分钟,来往是极便的。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以这地段说起来,似乎略嫌贵些,但因这样的闲房出租的并不多,而屋前屋后,隙地也有几弓,可以由租户去莳花种菜,所以比较起来,也觉得是在理的价格。尤其是包围在屋的四周的寂静,同在坟墓里似的寂静,是在洋场近处,无论出多少钱也难买到的。

初搬过来的时候,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样,日日但伸展了四肢,躺在藤椅子上,书也懒得读,报也不愿看,除腹中饥饿的时候,稍微吸取一点简单的食物而外,破这平平的一日间的单调的,是向晚去田塍野路上行试的一回漫步。在这将落末落的残阳夕照之中,在那些青枝落叶的野菜畦边,一个人背手走着,枯寂的脑里,有时却会汹涌起许多前后不接的断想来。头上的天色老是青青的,身边的暮色也老是沈沈的。

但在这些前后没有脉络的断想的中间,有时候也忽然大小脑会完全停止工作。呆呆地立在野田里,同一根枯树似的呆呆直立在那里之后,会什么思想,什么感觉都忘掉,身子也不能动了,血液也仿佛凝住不流似的;全身就如成了“所多马”城里的盐柱;不消说脑子是完全变作了无波纹无血管的一张扁平的白纸。

漫步回来,有时候也进一点晚餐,有时候简直茶也不喝一口,就爬进床去躺着。室内的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月明之夜,睡到夜半醒来的时候,床前的小泥窗口,若晒进了月亮的青练的光儿,那这一夜的睡眠,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单是有月亮的晚上,就是平常的睡眠,也极容易惊醒。眼睛微微的开着,鼾声是没有的,虽则睡在那里,但感觉却又不完全失去,暗室里的一声一响,虫鼠等的脚步声,以及屋外树上的夜鸟鸣声,都一一会闯进耳朵里来。若在日里陷入于这一种假睡的时候,则一边睡着,一边周围的行动事物,都会很明细的触进入意识的中间。若周围保住了绝对的安静,什么声响,什么行动都没有的时候,那在假寐的一刻中,十几年间的事情,就会很明细的,很快的,在一瞬间展开来。至于乱梦,那是更多了,多得连叙也叙述不清。

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经衰弱症了。这原是七八年来到了夏季必发的老病。

于是就更想静养,更想懒散过去。

今年的夏季,实在并没有什么太热的天气,尤其是在我这一个离群的野寓里。

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的闷,晚餐后上床去躺了一忽,终觉得睡不着,就又起来,打开了窗户,和她两人坐在天井里候凉。

两人本来是没有什么话好谈,所以只是昂着头在看天上的飞云,和云堆里时时露现出来的一颗两颗的星宿。

一边慢摇着蒲扇,一边这样的默坐在那里,不晓得坐了多久了,室里桌上的一枝洋烛,忽而灭了它的芯光。

而人既不愿意动弹,也不愿意看见什么,所以灯光的有无,也毫没有关系,仍旧是默默的坐在黑暗里摇动扇子。

又坐了好久好久,天末似起了凉风,窗帘也动了,天上的云层,飞舞得特别的快。

打算去睡了,就问了一声:

“现在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

她立了起来,慢慢走进了室内,走入里边房里去拿火柴去了。

停了一会,我在黑暗里看见了一丝火光和映在这火光周围的一团黑影,及黑影底下的半面她的苍白的脸。

第一枝火柴灭了,第二枝也灭了,直到了第三枝才点旺了洋烛。

洋烛点旺之后,她急急的走了出来,手里却拿着了那个大表,轻轻地说:

“不晓是什么时候了,表上还只有六点多钟呢?”

接过表来,拿近耳边去一听,什么声响也没有。我连这表是在几日前头开过的记忆也想不起来了。

“表停了!”

轻轻地回答了一声,我也消失了睡意,想再在凉风里坐它一刻。但她又继续着说:

“灯盘上有一只很美的灯蛾死在那里。”

跑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只身子淡红,翅翼绿色,比蝴蝶小一点,但全身却肥硕得很的灯蛾横躺在那里。右翅上有一处焦影,触须是烧断了。默看了一分钟,用手指轻轻拨了它几拨,我双目仍旧盯视住这扑灯蛾的美丽的尸身,嘴里却不能自禁地说:

“可怜得很!我们把它去向天井里埋葬了罢!”

点了灯笼,用银针向黑泥松处掘了一个圆穴,把这美丽的尸身埋葬完时,天风加紧了起来,似乎要下大雨的样子。

拴上门户,上床躺下之后,一阵风来,接着如乱石似的雨点,便打上了屋檐。

一面听着雨声,一面我自语似的对她说:

“霞!明天是该凉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一九二八年八月作

暴力与倾向

《明史》里有一段记载说:“燕王即位,铁铉被执,入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终不回顾。成祖怒,脔其肉纳铉口,令啖,曰:‘甘乎?’厉声曰:‘忠臣之肉,有何不甘!’至死,骂不绝口。命盛油大镬,投尸煮之,拨使北向,辗转向外。更令内侍以铁棒夹之北向,成祖笑曰:‘尔今亦朝我耶?’语未毕,油沸,内侍手皆烂,咸弃棒走,骨仍向外。”

这一段记载的真实性,虽然还有点疑问,因为去今好几世纪以前的事情,史官之笔,须打几个折扣来读,正未易言;但有两点,却可以用我们所耳闻目睹的事实来作参证,料想它的不虚。第一,是中国人用虐刑的天才,大约可以算得起世界第一了。就是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历史上是以暴虐著名的,但说到了用刑的一点,却还赶不上中国现代的无论那一处侦探队或捕房暗探室里的私刑。杠杆的道理,外国人发明了是用在机械上面的,而中国人会把它去用在老虎凳上;电气的发明,外国人是应用在日用的器具之上,以省物力便起居施疗治的,而中国人独能把它应用作拷问之助。从这些地方看来,则成祖的油锅,铁棒,“割肉令自啖之”等等花样,也许不是假话。第二,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气。

可是,私刑尽管由你去用,暴力也尽管由你去加,但铁铉的尸骨,却终于不能够使它北面而朝,也是人类的一种可喜的倾向。“匹夫不可夺志也”,是中国圣经贤传里曾经提出过的口号。“除死无他罪,讨饭不再穷”,是民间用以自硬的阿Q的强词。可惜成祖还见不及此,否则油锅,铁棒等麻烦,都可以省掉,而明史的史官也可以略去那一笔记载了。

原载《文学》1933年9月1日第1卷第3期

我撞上了秋天

今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

四点半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

这是我的生活规律。

但是昨晚睡得早,十一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酽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五点了。

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斤斗。

先是一阵风,施施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裙裾,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

压迫整整一夏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也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么?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

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六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同128K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网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熨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

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激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

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

噫吁戏,我的北京,昨天交通管制的北京,今年全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海上通信

晚秋的太阳,只留下一金光,浮映在烟雾空蒙的西方海角。本来是黄色的海面被这夕照一烘,更加红艳得可怜了。从船尾望去,远远只见一排陆地的平岸,参差隐约的在那里对我点头。这一条陆地岸线之上,排列着许多一二寸长的桅樯细影,绝似画中的远草,依依有惜别的余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返照,一时光辉起来,飒飒的凉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离人的泪眼,周围边上,只带着一道红圈。上薄寒浅冷的时候,是泣别伤离的日暮。扬子江头,数声风笛,我又上了这天涯漂泊的轮船。

以我的性情而论,在这样的时候,正好陶醉在惜别的悲伤里,满满的享受一场感伤的甜味。否则也应该自家制造一种可怜的情调,使我自家感到自家的风尘仆仆,一事无成。若上举两事都办不到的时候,至少也应该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伟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这三种情怀,我一种也酿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龌杂乱的海轮中层的舱口,我的心里,只充满了几个人,才肯甘休。这愤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因为上船的时候,海关上的一个下流的外国人,定要把我的书籍打开来检查,检查之后,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宁的一册著作拿去。而是因为新开河口的一家买票房,收了我头等舱的船钱。骗我入了二等的舱位。

啊啊,掠夺欺骗,原是人的本性,若能达观,也不合有这一番气愤,但是我的度量却狭小得同耶酥教的上帝一样,若受者不平,总不能忍气吞声的过去。我的女人曾对我说过几次,说这是我的致命伤,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改不过这个恶习惯来。

轮船愈行愈远了,两岸的风景,一步一步的荒凉起来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愤,却终于渐渐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上岸之后,我一直到了现在,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

天色暗了下来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楼头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怀中在那里咿唔学语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几位比我们还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涛,你若能这样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恼。我愿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阳光里,我愿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污泥深处去,我愿意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痨恶疾,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

啊啊!这些感伤的咏叹,只能博得恶魔的一脸微笑,几个在资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将要拿了我这篇文字,去佐他们的淫乐的金樽,我不说了,我不再写了,我等那一点西方海上的红云消尽的时候,且上舱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这是日本人所说的Yakezake!

周作人先生名其书斋曰“苦雨”,恰正与东坡的喜雨亭名相反。其实,北方的雨,却都可喜,因其难得之故。象今年那么大的水灾,也并不是雨多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责备治河的人,不事先预防,只晓得糊涂搪塞,虚糜国帑,一旦有事,就互相推诿,但救目前。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愁耳,何关雨事。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但“江关雁声来渺渺,灯昏宫漏听沉沉”的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决领悟不到。记得曾宾谷曾以《诗品》中语名诗,叫作《赏雨茅屋斋诗集》。他的诗境如何,我不晓得,但“赏雨茅屋”这四个字,真是多么的有趣!尤其是到了冬初秋晚,正当“苍山寒气深,高林霜叶稀”的时节。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立报·言林》

预言与历史

中国在每一次动乱的时候,总有许多预言——或者也可以说是谣言——出来,有的是古本的翻印,有的是无意识的梦呓。这次倭寇来侵,沪杭、平津、冀晋的妇孺老幼,无故遭难,非战斗死伤数目,比兵士——战斗员——数目要多数倍,所以又是刘伯温、李淳风的得意之秋了:叫什么“嘉湖作战潮啦,“末劫在泉唐”啦,之类。以形势来看,倭寇的不从乍浦及扬子江上游登陆,包袭上海,却是必然之势。不过前些日子,倭寇伪称关外有变,将华北大兵,由塘沽抽调南下,倒是吾人所意料不到的事情。而平汉、津浦的两路,乘现在敌势正虚的时候,还不能节节进取,如吾人之所预计一般的成功,也是吾人所难以解答的疑问。在这些情形之下,于是乎有预言。

预言倒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外国的军事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从历史的演化里脱胎,以科学为根据,对近五十年中的预言却也有不少。归纳起来,总说是世界大战,必不能免,中国先必受难,而到了一九四○年前后,就可以翻身,收最后胜利的,必然是美国。

外国邵康节,当然不会比中国鬼谷子更加可靠,只是中国的预言,纯系出乎神秘,而外国的预言,大都系根据于历史及科学的推算,两者稍有不同。

可是神秘的中国民族,往往有超出科学的事情做出来,从好的方面讲,如忍耐的程度,远在外国人之上,就是一例。更就坏的方面讲,缺点可多了,而最大的一点,就在于太信天命,不肯自强。譬如有人去算命,星者说他一年后必一定大富大贵,他在这一年里,就先不去努力,俨然摆起大富大贵的架子来了,结果,不至饿死,也必冻煞。大而至于民族,也是一样,现在到一九四○年,足足还有三个年头,若只靠了外国人的预言,而先就不知不觉地自满起来,说不定到了一九五○年,也还不会翻身。九国公约会议,似乎是外国预言的一个应验,但一面意德日协定,也是一个相反的应验。

常识大家斯迈侯尔氏,引古语说“天助自助者。”这虽不是预言,但从历史上的例证看来,这却是实话。所以,我们只有坚竖高垒,忍苦抗战,一面致意于后方的生产,一面快设法打通一条和外国交通的出路之一法。

原载1937年11月17日福州《小民报》

移家琐记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搬来的那一天,是春雨霏微的星期二的早上,为计时日的正确,只好把一段日记抄在下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阴历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点起床,窗外下着蒙蒙的时雨,料理行装等件,赶赴北站,衣帽尽湿。携女人儿子及一仆妇登车,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绿,浅谈尚带鹅黄,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较多,视孟东野稍为富有,沿途上落,被无产同胞的搬运夫,敲刮去了不少。午后一点到杭州城站,雨势正盛,在车上蒸干之衣帽,又涔涔湿矣。

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开始做室内装饰的工作。沙发是没有的,镜屏是没有的,红木器具,壁画纱灯,一概没有。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在上海时,塞来塞去,只觉得没地方塞的这些铜烂铁,一到了杭州,向三间连通的矮厅上一摆,看起来竟空空洞洞,象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最后装上壁去的,却是上海八云装饰设计公司送我的一块石膏圆面。塑制者是江山徐葆蓝氏,面上刻出的是圣经里马利马格大伦的故事。看来看去,在我这间黝暗矮阔的大厅摆设之中,觉得有一点生气的,就只是这一块同深山白雪似的小小的石膏。

向晚雨歌,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问先搬来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个亮一点的灯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这样要捐,那样要税,居民的负担,简直比世界那一国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电灯一项来说,每一个字,在最近也无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是几年前做过的叠秦韵的两句山歌,我听了这些话后,嘴上虽则不念出来,但心里却也私地转想了好几次。腹诽若要加刑,则我这一篇琐记,又是自己招认的供状了,罪过罪过。

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却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罢?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觉。夜半挑灯,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两地书》来细读。有一位批评家说,作者的私记,我们没有阅读的义务。当时我对这话,倒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书店来要我出书简集的时候,我就坚决地谢绝了,并且还想将一本为无钱过活之故而拿去出卖的日记都教他们毁版,以为这些东西,是只好于死后,让他人来替我印行的;但这次将鲁迅先生和密斯许的书简集来一读,则非但对那位批评家的信念完全失掉,并且还在这一部两人的私记里,看出了许多许多平时不容易看到的社会黑暗面来。至如鲁迅先生的该谐愤俗的气概,许女士的诚实庄严的风度,还是在长书短简里自然流露的余音,由我们熟悉他们的人看来,当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我想就是绝对不认识他们的人,读了这书至少也可以得到几多的教训,私记私记,义务云乎哉?

从半夜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已经觉得愈兴奋了,六点敲过,就率性走到楼下去洗了一洗手脸,换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门,打算去把这杭城东隅的侵晨朝景,看它一个明白。

夜来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象马加弹姆式的沙石马路上,还满涨着淤泥,天上也还浮罩着一层明灰的云幕。路上行人稀少,老远老远,只看得见一部漫漫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车的后形。从狭巷里转出东街,两旁的店家,也只开了一半,连挑了菜在沿街赶早市的农民,都象是没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萧条复萧条,衰落又衰落,中国的农村,果然是破产了,但没有实业生产机关,没有和平保障的象杭州一样的小都市,又何尝不在破产的威胁上战栗着待毙呢?中国目下的情形,大抵总是农树及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到大都会去。在大都会的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变成须民地的新资本家,或受成军阀官僚的附属品的少数者,总算是找着了出路。他们的货财,会愈积而愈多,同时为他们所牺牲的同胞,当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来。结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农村中的有产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大都会,等到资产化尽,而生财无道的时候,则这些素有恒产的候鸟就又得倒转来从大都会而小都市而仍返农村去作贫民。辗转循环,丝毫不爽,这情形已经继续了二三十年了,再过五年十年之后的社会状态,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会的症结究在那里?唯一的出路究在那里?难道大家还不明白么?空喊着抗日抗日,又有什么用处?

一个人在大街上踱着想着,我的脚步却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开了倒车,几个弯儿一绕,竟又将我自己的身体,搬到了大学近旁的一条路上来了。向前面看过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浅浅的池搪。这附近一带,我儿时原也来过的。二十几年前头,我有一位亲戚曾在报国寺里当过军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陆军小学堂里当过学生。既然已经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一晚没有睡觉,头脑还有点儿糊涂,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凉的妙药。

天气也渐渐开朗起来了,东南半角,居然已经露出了几点青天和一丝白日。土山虽则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坏。湖上的群山,环绕的西北的一带,再北是空间,更北是湖外境内地发样的青山了。东面迢迢,看得见的,是临平山,皋亭山,黄鹤出之类的连峰叠嶂。再偏东北行,大约是唐栖上的超山山影,看去虽则不远,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环视了一周,由远及近,用大量观察法来一算,我才明白了这附近的地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装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晓的时候,还听见了一阵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时候,还看见了一名荷枪直立的守卫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我心里虽在这样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我们因为在日本住的日子长一点,所以平时交游的日本文士,也比较得多。以常识及平时的谈吐,修养,抱负来看,总以为文士是日本的优秀分子,文人的气节,判断力,正义感,当比一般人强些。但是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这些文士的丑态就暴露了。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决不能与世界各伟大民族相并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断定日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一点色彩的运命。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会引起我这一段感慨来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读到了《日本评论》三月号上的一篇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的创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义的立场来批评的。文人对于作品中模特儿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来提出抗议的。但是,至少至少,对于事实的歪曲、诬蔑,总也应该在一个不超过常识的范围以内才对,使用挑拨离间的策略,也应该不远离开艺术家的立场才对。

让我先来介绍佐藤的那一篇劣作《亚细亚之子》的内容。

有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学家,在十七八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流亡在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共过了十余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来学的是医学,他的妻子,本来是大学里学助产的看护学的。儿女也已长大了,大约两个已经进入了第一高等学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个姓郑的中国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访问他了。这姓郑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国最高领袖的密谕,去煽动他回国来作抗日的宣传的。

终于芦沟桥事件勃发了,汪一个人便悄然留下了给妻与子的遗书,逃回了中国。在各地作了许多热烈的抗日的宣传。

最后他发见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并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报复的牺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时代的一位情人,却被他的老友姓郑的骗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于是他就翻然变更,要求日本人容许他去作救济华北人民的工作,在北通州造成了一个日本式的医院,在倭寇保护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时也拙劣地使尽了挑拨我们违反领袖,嗾使我们依附日本去作汉奸的技巧。至于中国人的人格呢,对男人则说是出卖朋友的劣种,如姓郑者之所为,对女人则说是比日本的娼妇还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爱人之所为。

介绍了这一篇劣作的内容之后,读者大约总也已经可以明白我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国娼妇还不如!

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平时变化莫测的日本女人,如林房雄之类的行动,却是大家都晓得的。在这一个时候,即使一变而做了军阀的卵袋,原也应该,倒还可以原谅。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伎了。

当然,日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说的。我们有我们的理知与判断,我们亦有我们的矜持,我们决不愿意像佐藤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谀的漫骂。日本老作家中,如秋田雨雀,如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还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坚作家如鹿地亘及其他的诸非战作家,更加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文士了。我们对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也。

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作

原载1938年5月14日汉口《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马缨花开的时候

约莫到了夜半,觉得怎么也睡不着觉,于起来小便之后,放下玻璃溺器,就顺便走上了向南开着的窗口。把窗帷牵了一牵,低身钻了进去,上半身就象是三明治里的火腿,被夹在玻璃与窗帷的中间。

窗外面是二十边的还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园里的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都洒满了银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围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梦里的世界。首夏的节季,按理是应该有点热了,但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尖淋淋还有些儿凉冷的春意。

这儿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善医院的特等病房楼,当今天早晨进院来的时候,那个粗暴的青年法国医生,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只傍晚的时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来了一次。问她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摇着头,说要问过主任医生,才能知道。

而现在却已经是深沉的午夜了,这些吃慈善饭的人,实在也太没有良心,太不负责任,太没有对众生的同类爱。幸而这病,还是轻的,假若是重病呢?这么的一搁,搁起十几个钟头,难道起死回生的耶稣奇迹,果真的还能在现代的二十世纪里再出来的么?

心里头这样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额部抵住了凉阴阴的玻璃窗面,双眼尽在向窗外花园内的朦胧月色,和暗淡花阴,作无心的观赏。立了几分钟,怨了几分钟,在心里学着罗兰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无为的牺牲者,养肥了多少卑劣的圣贤人!”

直等怨恨到了极点的时候,忽而抬起头来一看,在微明的远处,在一堆树影的高头,金光一闪,突然间却看出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来。

“啊吓不对,圣母马利亚在显灵了!”

心里这样一转,自然而然地毛发也竖起了尖端。再仔细一望,那个金色十字架,还在月光里闪烁着,动也不动一动。注视了一会,我也有点怕起来了,就逃也似地将目光移向了别处。可是到了这逃避之所的一堆黑树荫中逗留得不久,在这黑沉沉的背景里,又突然显出了许多上尖下阔的白茫茫同心儿一样,比蜡烛稍短的不吉利的白色物体来。一朵两朵,七朵八朵,一眼望去,虽不十分多,但也并不少,这大约总是开残未谢的木兰花罢,为想自己宽一宽自已的心,这样以最善的方法解释着这一种白色的幻影,我就把身体一缩,退回自己床上来了。

进院后第二天的午前十点多钟,那位含着神秘的微笑的牧母又静静儿同游水似地来到了我的床边。

“医生说你害的是黄疸病,应该食淡才行。”

柔和地这样的说着,她又伸出手来为我诊脉。她以一只手捏住了我的臂,擎起另外一只手,在看她自己臂上的表。我一言不发,只是张大了眼在打量她的全身上下的奇异的线和色。

头上是由七八根直线和斜色线叠成的一顶雪也似的麻纱白帽子,白影下就是一张肉色微红的柔嫩得同米粉似的脸。因为是睡在那里的缘故,我所看得出来的,只是半张同《神曲》封面画上,印在那里的谭戴似的鼻梁很高的侧面形。而那只瞳人很大很黑的眼睛哩,却又同在做梦似地向下斜俯着的。足以打破这沉沉的梦影,和静静的周围的两种刺激,便是她生在眼睑上眼睛上的那些很长很黑,虽不十分粗,但却也一根一根地明细分视得出来的眼睫毛和八字眉,与唧唧唧唧,只在她那只肥白的手臂上静走的表针声。她静寂地俯着头,按着我的臂,有时候也眨着眼睛,胸口头很细很细的一低一高地吐着气,真不知道听了我几多时的脉,忽而将身体一侧,又微笑着正向着我显示起全面来了,面形是一张中突而长圆的鹅蛋脸。

“你的脉并不快,大约养几天,总马上会好的。”

她的富有着抑扬风韵的话,却是纯粹的北京音。

“是会好的么?不会死的么?”

“啐,您说哪儿的话?”

似乎是嫌我说得太粗暴了,嫣然地一笑,她就立刻静肃敏捷地走转了身,走出了房。而那个“啐,你说哪儿的话?”的余音,却同大钟鸣后,不肯立时静息般的尽在我的脑里耳[口宏][口宏]地跑着绕圈儿的马。

医生隔日一来,而苦里带咸的药,一天却要吞服四遍,但足与这些恨事相抵而有余的,倒是那牧母的静肃的降临,有几天她来的次数,竟会比服药的次数多一两回。象这样单调无聊的修道院似的病囚生活,不消说是谁也会感到厌腻的,我于住了一礼拜医院之后,率性连医生也不愿他来,药也不想再服了,可是那牧母的诊脉哩,我却只希望她从早到晨起就来替我诊视,一直到晚,不要离开。

起初她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含着微笑,量量热度,诊诊我的脉,和说几句不得不说的话而已。但后来有一天在我的枕头底下被她搜出了一册泥而宋版的Baudelaire的小册子后,她和我说的话也多了起来,在我床边逗留的时间也一次一次的长起来了。

她告诉了我Soeursdecharite(白帽子会)的系统和义务,她也告诉了我罗曼加多力克教(Catechisme)的教义总纲领。她说她的哥哥曾经去罗马朝见过教皇,她说她的信心坚定是在十五年前的十四岁的时候。而她的所最对我表示同情的一点,似乎是因为我的老家的远处在北京,“一个人单身病倒了在这举目无亲的上海,哪能够不感到异样的孤凄与寂寞呢?”尤其是觉得巧合的,两人在谈话的中间,竟发现了两人的老家,都偏处在西城,相去不上二三百步路远,在两家的院子里,是都可以听得见北堂的晨钟暮鼓的。为有这种种的关系,我入院后经过了一礼拜的时候,觉得忌淡也没有什么苦处了,因为每次的膳事,她总叫厨子特别的为我留心,布丁上的奶油也特别的加得多,有几次并且为了医院内的定食不合我的胃口,她竟爱把她自己的几盆我可以吃的菜蔬,差男护士菲列浦一盆一盆的递送过来,来和我的交换。

象这样的在病院里住了半个多月,虽则医生的粗暴顽迷,仍旧改不过来,药味的酸咸带苦,仍旧是格格难吃,但小便中的绛黄色,却也渐渐地褪去,而柔软无力的两只脚,也能够走得动一里以上的路了。

又加以时节逼进中夏,日长的午后,火热的太阳偏西一点,在房间里闷坐不住,当晚祷之前,她也常肯来和我向楼下的花园里去散一回小步。两人从庭前走出,沿了葡萄架的甬道走过木兰花丛,穿入菩提树林,到前面的假山石旁,有金色十字架竖着的圣母像的石坛圈里,总要在长椅上,坐到晚祷的时候,才走回来。

这舒徐闲适的半小时的晚步,起初不过是隔两日一次或隔日一次的,后来竟成了习惯,变得日日非去走不行了。这在我当然是一种无上的慰藉,可以打破一整天的单调生活,而终日忙碌的她似乎也在对这漫步,感受着无穷的兴趣。

又经过了一星期的光景,天气更加热起来了。园里的各种花木,都已经开落得干干净净,只有墙角上的一丛灌木,大约是蔷薇罢,还剩着几朵红白的残花,在那里妆点着景色。去盛夏想也已不远,而我也在打算退出这医药费昂贵的慈善医院,转回到北京去过夏去。可是心里虽则在这么的打算,但一则究竟病还没有痊愈,而二则对于这周围的花木,对于这半月余的生活情趣,也觉得有点依依难舍,所以一天一天的捱捱,又过了几天无聊的病囚日子。

有一天午后,正当前两天的大雨之余,天气爽朗晴和得特别可爱,我在病室里踱来踱去,心里头感觉得异样的焦闷。大约在铁笼子里徘徊着的新被擒获的狮子,或可以想象得出我此时的心境来,因为那一天从早晨起,一直到将近晚祷的时候止,一整日中,牧母还不曾来过。

晚步的时间过去了,电灯点上了,直到送晚餐来的时候,菲列浦才从他的那件白衣袋里,摸出了一封信来,这不消说是牧母托他转交的信。

信里说,她今天上中央会堂去避静去了,休息些时,她将要离开上海,被调到香港的病院中去服务。若来面别,难免得不动伤感,所以相见不如不见。末后再三叮嘱着,教我好好的保养,静想想经传上圣人的生活。若我能因这次的染病,而归依上帝,浴圣母的慈恩,那她的喜悦就没有比此更大的了。

我读了这一封信后,夜饭当然是一瓢也没有下咽。在电灯下呆坐了数十分钟,站将起来向窗外面一看,明蓝的天空里,却早已经升上了一个银盆似的月亮。大约不是十五六,也该是十三四的晚上了。

我在窗前又呆立了一会,旋转身就披上了一件新制的法兰绒的长衫,拿起了手杖,慢慢地,慢慢地,走下了楼梯,走出了楼门,走上了那条我们两人日日在晚祷时候走熟了的葡萄甬道。一程一程的走去,月光就在我的身上印出了许多树枝和叠石的影画。到了那圣母像的石坛之内,我在那张两人坐熟了的长椅子上,不知独坐了多少时候。忽而来了一阵微风,我偶然间却闻着了一种极清幽,极淡漠的似花又似叶的朦胧的香气。稍稍移了一移搁在支着手杖的两只手背上的头部,向右肩瞟了一眼,在我自己的衣服上,却又看出了一排非常纤匀的对称树叶的叶影,和几朵花蕊细长花瓣稀薄的花影来。

“啊啊!马缨花开了!”

毫不自觉的从嘴里轻轻念出了这一句独语之后,我就从长椅子上站起了身来,走回了病舍。

一九三二年六月

怀鲁迅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扬州旧梦寄语堂

语堂兄:

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

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

这是我在六七年前——记得是1928年的秋天,写那篇《感伤的行旅》时瞎唱出来的歪诗;那时候的计划,本想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下车,然后去无锡,游太湖,过常州,达镇江,渡瓜步,再上扬州去的。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再则因在太湖边上受了一点虚惊,故而中途变计,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扬州城里。旅途不带诗韵,所以这一首打油诗的韵脚,是姜白石的那一首“小红唱曲我吹箫”的老调,系凭着了车窗,看看斜阳衰草、残柳芦苇,哼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山歌。

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两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地艳丽,如何地够使人魂销而魄荡!

竹西歌吹,应是玉树后庭花的遗音;萤苑迷楼,当更是临春结绮等沉檀香阁的进一步的建筑。此外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后土祠琼花万朵,玉钩斜青冢双行,计算起来,扬州的古迹、名区,以及山水佳丽的地方,总要有三年零六个月才逛得遍。唐宋文人的倾倒于扬州,想来一定是有一种特别见解的;小杜的“青山隐隐水迢迢”,与“十年一觉扬州梦”,还不过是略带感伤的诗句而已,至如“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那简直是说扬州可以使你的国亡,可以使你的身死,而也决无后悔的样子了,这还了得!

在我梦想中的扬州,实在太不诗意,太富于六朝的金粉气了,所以那一次从无锡上车之后,就是到了我所最爱的北固山下,亦没有心思停留半刻,便匆匆的渡过了江去。

长江北岸,是有一条公共汽车路筑在那里的;一落渡船,就可以向北直驶,直达到扬州南门的福运门边。再过一条城河,便进扬州城了,就是一千四五百年以来,为我们历代的诗人骚客所赞叹不置的扬州城,也就是你家黛玉他爸爸,在此撇下了孤儿升天成佛去的扬州城!

但我在到扬州的一路上,所见的风景,都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因而想起了晁无咎的《赴广陵道中》的诗句:

醉卧符离太守亭,别都弦管记曾称。

淮山杨柳春千里,尚有多情忆小胜。

(小胜,劝酒女鬟也。)

急鼓冬冬下泗州,却瞻金塔在中流。

幌开朝日初生处,船转春山欲尽头。

杨柳青青欲哺鸟,一春风雨暗隋渠。

落帆未觉扬州远,已喜淮阴见白鱼。

才晓得他自安徽北部下泗州,经符离(现在的宿县)由水道而去的,所以得见到许多景致,至少至少,也可以看到两岸的垂杨和江中的浮屠鱼类。而我去的一路呢,却只见了些道路树的洋槐,和秋收已过的沙田万顷,别的风趣,简直没有。连绿杨城郭是扬州的本地风光,就是自隋朝以来的堤柳,也看见得很少。

到了福运门外,一见了那一座新修的城楼,以及写在那洋灰壁上的三个福运门的红字,更觉得兴趣索然了;在这一种城门之内的亭台园囿,或楚馆秦楼,哪里会有诗意呢?

进了城去,果然只见到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在一家新开的绿杨大旅社里住定之后,我的扬州好梦,已经醒了一半了。入睡之前,我原也去逛了一下街市,但是灯烛辉煌,歌喉宛转的太平景象,竟一点儿也没有。“扬州的好处,或者是在风景,明天去逛瘦西湖,平山堂,大约总特别的会使我满足,今天且好好儿的睡它一晚,先养养我的脚力吧!”这是我自己替自己解闷的想头,一半也是真心诚意,想驱逐驱宿娼的邪念的一道符咒。

第二天一早起来,先坐了黄包车出天宁门去游平山堂。天宁门外的天宁寺,天宁寺后的重宁寺,建筑的确伟大,庙貌也十分的壮丽;可是不知为了什么,寺里不见一个和尚,极好的黄松材料,都断的断,拆的拆了,像许久不经修理的样子。时间正是暮秋,那一天的天气又是阴天,我身到了这大伽蓝里,四面不见人影,仰头向御碑佛以及屋顶一看,满身出了一身冷汗,毛发都倒竖起来了,这一种阴戚戚的冷气,叫我用什么文字来形容呢?

回想起二百年前,高宗南幸,自天宁门到蜀冈,七八里路,尽用白石铺成,上面雕栏曲槛,有一道像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似的长廊通道,直达至平山堂下,黄旗紫盖,翠辇金轮,妃嫔成队,侍从如云的盛况,和现在的这一条黄沙曲路,只见衰草牛羊的萧条野景来一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当然颓井废垣,也有一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美感,所以鲍明远会作出那篇《芜城赋》来;但我去的时候的扬州北郭,实在太荒凉了,荒凉得连感慨都叫人抒发不出。

到了平山堂东面的功得山观音寺里,吃了一碗清茶,和寺僧谈起这些景象,才晓得这几年来,兵去则匪至,匪去则兵来,住的都是城外的寺院。寺的坍败,原是应该,和尚的逃散,也是不得已的。就是蜀冈的一带,三峰十余个名刹,现在有人住的,只剩下了这一个观音寺了,连正中峰有平山堂在的法净寺里,此刻也没有了住持的人。

平山堂一带的建筑,点缀,园囿,都还留着有一个旧日的轮廓;像平远楼的三层高阁,依然还在,可是门窗却没有了,西园的池水以及第五泉的泉路,都还看得出来,但水却干涸了,从前的树木,花草,假山,叠石,并其他的精舍亭园,现在只剩下许多痕迹,有的简直连遗址都无寻处。

我在平山堂上,瞻仰了一番欧阳公的石刻像后,只能屁也不放一个,悄悄的又回到了城里。午后想坐船了,去逛的是瘦西湖小金山五亭桥的一角。

在这一角清淡的小天地里,我却看到了扬州的好处。因为地近城区,所以荒废也并不十分厉害;小金山这面的临水之处,并且还有一位军阀的别墅(徐园)建筑在那里,结构尚新,大约总还是近年来的新筑。从这一块地方,看向五亭桥法海塔去的一面风景,真是典丽鹬皇,完全像北平中南海的气象。至于近旁的寺院之类,却又因为年久失修,谈不上了。

瘦西湖的好处,全在水树的交映,与游程的曲折;秋柳影下,有红蓼青萍,散浮在水面,扁舟擦过,还听得见水草的鸣声,似在暗泣。而几个弯儿一绕,水面阔了,猛然间闯入眼来的,就是那一座有五个整齐金碧的亭子排立着的白石平桥,比金鳌玉东,虽则短些,可是东方建筑的古典趣味,却完全荟萃在这一座桥,这五个亭上。

还有船娘的姿势,也很优美;用以撑船的,是一根竹竿,使劲一撑,竹竿一弯,同时身体靠上去着力,臂部腰部的曲线,和竹竿的线条,配合得异常匀称,异常复杂。若当暮雨潇潇的春日,雇一个容颜姣好的船娘,携酒与茶,来瘦西湖上回游半日,倒也是一种赏心的乐事。

船回到了天宁门外的码头,我对那位船娘,却也有点儿依依难舍的神情,所以就出了一个题目,要她在岸上再陪我一程。我问她:“这近边还有好顽的地方没有?”她说:“还有史公祠。”于是说由她带路,抄过了天宁门,向东走到了梅花岭下。瓦屋数间,荒坟一座,有的人还说坟里面葬着的只是史阁部的衣冠,看也原没有什么好看;但是一部《廿四史》掉尾的这一位大忠臣的战绩,是读过明史的人,无不为之泪下的;况且经过《桃花扇》作者的一描,更觉得史化的忠肝义胆,活跃在纸上了;我在祠墓的中间立着想着;穿来穿去的走着;竟耽搁了那一位船娘不可少的时间。本来是阴沉短促的晚秋天,到此竟垂欲暮了,更向东踏上了梅花岭了斜坡,我的唱山歌的老病又发作了,就顺口唱出了这么的二十八字:

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

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写到这里,本来是可以搁笔了,以一首诗起,更以一首诗终,岂不很合鸳鸯蝴蝶的体裁么,但我还想加上一个总结,以醒醒你的骑鹤上扬州的迷梦。

总之,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迫作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者,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了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

扬州之美,美在各种的名字,如绿杨村,廿四桥,杏花村舍,邗上农桑,尺五楼,一粟庵等;可是你若辛辛苦苦,寻到了这些最风雅也没有的名称的地方,也许只有一条断石,或半间泥房,或者简直连一条断石,半间泥房都没有的。张陶庵有一册书,叫作《西湖梦寻》,是说往日的西湖如何可爱,现在却不对了,可是你若到扬州去寻梦,那恐怕要比现在的西湖还更不如。

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阮亭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枕上的卢生,若长不醒,岂非快事。一遇现实,那里还有Dichtung呢!

1935年5月

(本文选自《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7月版。)

志摩在回忆里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这是我托杭州陈紫荷先生代作代写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联。陈先生当时问我和志摩的关系,我只说他是我自小的同学,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分的死。

做挽联我是不会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对句。而陈先生也想了许多成句,如“高处不胜寒”,“犹是深闺梦里人”之类,但似乎都寻不出适当的上下对,所以只成了上举的一联。这挽联的好坏如何,我也不晓得,不过我觉得文句做得太好,对仗对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的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至于哀挽诗词的工与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我不想说志摩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我不想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我也不想说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记忆里的志摩来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见一次他那副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

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小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总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

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

象这样的和他们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两次也上了他们一点小当之外,我和他们终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一点的关系;后来似乎我的宿舍也换了,除了在课堂上相聚在一块之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改入了一个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关门的教会学校。从此之后,一别十余年,我和这两位奇人─一一个小孩,一个大人─—终于没有遇到的机会。虽则在异乡飘泊的途中,也时常想起当日的旧事,但是终因为周围环境的迁移激变,对这微风似的少年时候的回忆,也没有多大的留恋。

民国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

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练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从这年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妹,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教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

正在这前后,和他一次谈起了中学时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张大了眼睛惊问我说:

“老李你还记得起记不起?他是死了哩!”

这所谓老李者,就是我在头上写过的那位顽皮大人,和他一道进中学的他的表哥哥。

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积多了起来。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后,北京变了北平,当时的许多中间阶级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些飞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黄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头,我又忽而遇见志摩,“喂,这几年来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头的一喝,听起来仍旧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声气。在路上略谈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会,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太果尔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这老诗人的病状的。

当船还没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还不能够交谈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

“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为太果尔这一回是新从美国日本去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从这一回之后,两人又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时时来往了。可是一则因为我的疏懒无聊,二则因为他跑来跑去的教书忙,这一两年间,和他聚谈时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头一天喝酒的时候,我和董任坚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当时杭府中学的旧同学之一,席间我们也曾谈到了当时的杭州。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闯到了他的寓里。

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十二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会才兹分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灵柩到上海的时候是已经验好了来的。

男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象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记]上面的一篇回忆写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陈先生代做

的挽联里加入了一点事实,缀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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