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性遗产

猴子的故事

如果那种生物学的观念能够帮助我们去欣赏人生的韵律美,那也证明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如将人类即是动物这一点描写得更准确清楚,就能使我们得到较正确的印象,使我们更能了解自己,以及人类文化的进步。人类的天性是以我们动物世系为根据的,当我们对天性有了更正确更深切的认识时,我们就曾产生一种较慷慨的同情,或甚至产生一种宽裕的玩世态度。由委婉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尼安特韬两种人或北京人(TheNeanderthalorthePekingman)的子孙,再说远一点,我们是人猿的子孙,于是我们终于能够轻视我们的罪恶和缺点,同时赞叹我们的猴子式的聪明,这就是所谓人类喜剧的意识。谭克莱伦(ClarenceDay)在他那篇《人猿世界》(ThisSimianWorld)里那种发人深省的论文,就曾表现出这种美妙的思想,当我们阅读这篇论文时,我们会宽恕一切人类:检查官、宣传主任、法西斯的编辑、国社党的无线电报告员、国会议员、立法委员、独裁者、经济学家、国际会议代表,以及那种干涉别人的生活的好管闲事者。因为我们已开始了解他们了。

从这种意义上讲来,我现在愈加能够体会《西游记》这部中国伟大的猴子故事的智慧和见识。我们在这一观点上,对于人类历史的演进,便能得到更亲切的认识;人类历史的演进和那些半人类的动物到西天去参圣的行程,真是多么相似啊——孙悟空好似代表人类的智能,猪八戒代表较卑下的天性,沙和尚代表常识,玄奘法师则代表智慧和圣道。玄奘法师在这些怪异的随从保护之下,由中国出发到印度去取经。人类进展的事迹,就是像一群都有缺点的动物的谒圣行程一样,为了他们具着愚笨和恶作剧,所以不断地遭逢着许多危险和好笑的情境。法师每每须纠正并责罚那恶作剧的猴子,和风流自赏的猪仔,因为他们不完美的心思和卑鄙的情欲,常常使他们陷入各种窘境。在这个由人类到神佛的参拜旅程中,人性脆弱的本能、愤怒、复仇、暴躁、肉欲、不宽恕,尤其是自大和不谦逊的本能,不断地暴露出来。人类的技巧增高时,破坏力也同时加高,因为我们现在都像那只有法术的猴子一样,能腾云驾雾,在空中大翻筋斗(即飞机在空中倒飞侧飞),由我们的猴腿上拔下毫毛,使它们变成小猴,去攻击我们的敌人,敲打天门,粗野无礼地把看门人推开,要求和天神同等并列。

这只猴子是聪慧的,但是很自大;他有厉害的法术,可以闯入天门,可是没有相当健全、平衡和冷静的精神在天上安静地过生活。所以他对这个尘世的生活,资格很够,可是对于天上的那些不配的神仙生活,他的资格却还差得远呢。他的品性上有一些粗鄙的、恶作剧的、叛逆的质素,好比黄金里有着未曾炼净的渣滓,所以在上半部《西游记》里,当他未曾参加西行取经时,有一次他跑到天上去,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局面,像一只从动物园里铁笼中逃出来的野性狮子一样,为了有一种不能悛改的恶作剧的习性,他曾破坏了西天王母娘娘款待天上神仙所开的年宴,他因为未曾被邀请参加蟠桃盛会,不禁大怒,假扮着上帝的使者,遇着赤脚大仙去赴会,即谎骗他宴会的地址已改,使他走错了地方,自己变成赤脚大仙的样子,跑去参加盛会。上他当的神仙为数很多。他跑到宝阁,才知道他是最先光临的贵客。除了那些在右厢走廊下看管几瓮玉液琼浆的仆人外,一个宾客也没有到。他就使个神通,拔下几根毫毛,放入口中,嚼碎喷去,喝一声变,即刻变做几个瞌睡虫,把那些仆人全弄睡了,于是便把那几瓮仙酒喝完。喝得半醉跌跌撞撞地跑进大厅,把摆在台子上的蟠桃也吃光。当那些客人来临看见宴会席上的那种杯盘狼藉的情形时,他已跑到太上老君的家里去弄把戏了,设法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长生不老金丹。后来,他一则恐怕这把戏发生严重的后果,二则因为不曾被邀请去参加蟠桃盛会,心里很是愤愤不平,所以即偷偷地离开天上回到了他的花果山,又做起猴王来,并对小猴们说他厌恶上天。于是他便举起背叛上天的旗帜,在旗上写着“齐天大圣”的字样。接着,这只猴子就和上天发生猛烈的战争,他并没有败北,后来还亏观世音菩萨在云中用了花枝把他打倒,总算把他捉住了。

我们永像这只猴子一样在做叛逆的行为,我们没有和平,也没有谦卑,一直到观世音菩萨从天上抛下花枝,把我们克服了才止。我们直需等到科学把宇宙间的一切界线探索出来后,才会得到真正谦卑的教训。在那部故事里那只猴子被捉住后还在背叛不已,质问天上的玉皇大帝为什么不在神仙中给他一个更高的名位,最后还要和如来佛或者上帝打个赌,才肯降服。他说,以他的法力他能够跑到天地的尽头,如做到了,应实授他“齐天大圣”的名号,如不能的话他便情愿一辈子屈服。于是他跳到空中,一个筋斗,风驰电掣地不知过了多少路,等他停下来时,只见五根肉红柱子,他便以为一定是人迹罕到的尽头了。为证明他曾到过这地方起见,他在第三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很得意地跑回来,把他的行程告诉佛祖。佛祖于是张开那只手,叫他闻闻中指下边的气味,告诉他说,他始终不曾跑出佛祖的一只手掌。这时猴子才低头认输,被佛祖用铁链缚在石上,经过了五百年,才由玄奘法师将他释放,跟着到西天去取经。

这只猴子——就是我们的小影——尽管其自大和恶作剧,终究还是一只极其可爱的动物。所以人类尽管有许多弱点,尽管有许多缺点,我们仍必须爱人类。

猴子般的形象

因之,《圣经》上所说我们是以上帝的形象来造成的那种观念,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觉得我们是由猴子的形象而来的,同时,如把我们和那完美的上帝相比,相差之远,犹如蚂蚁和我们一样的小巫见大巫。我们是聪明的,这一点,我们十分相信。因为我们确有心智。所以对自己的聪明常常有点骄傲,可是生物学家却来对我们说,这个心智,可以用言语来表示的思想而论,尚是一种晚近的发展,在那些构成道德本质的要素中,除了心智外,还有一些动物的,或也可说野蛮的本能,这些动物力比心智更大,而事实上也就是这些东西使我们在团体生活中做出各个的错误行为。这样我们更能了解那个自傲的人类心智的性质。第一,我们见到这个心智是一个相当智慧的心智,但也颇有缺憾。我们考据人类头颅的进化,知道它不过是一根脊椎骨长大起来而成的,所以它是跟脊髓的功用一样,只是在意识到危险,应付外边的环境,和保存生命——但不在于思想。思想的工作大都是做得极笨拙的。贝尔福爵士(LordBailfor)曾说:“人类的头脑对于寻求食物,和猪鼻一样的重要。”这一句话已可使他不朽了。我以为这句话并不代表有真正的玩世态度。我以为他说这话,不过是基于他对人类的一般的理解而已。

我们由创始的方面了解我们人类的不完美。不完美吗?很对,造物主就是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的。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远祖都像人猿泰山那样,在森林中游憩,由这个树枝荡到那个树枝,或像长尾猴那样,用一只臂膀或尾巴钩住树枝倒悬着①。在我的心目中,以人类的进化而论,把各个阶段分开来看,可说都是极其完美的。可是现在,我们却须做一种困难万倍的调整工作。

当人类在创造自己的文化时,所走的路径,在生物学方面讲来,也许会使造物主吓一大跳。以适应大自然而论,生于大自然的一切动物是极完美的,因为造物主已把那些不能适应大自然的动物都灭尽了。可是现在我们毋庸适应大自然,我们只须适应自己,适应文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一切本能都是美好的、健全的,但是在社会中,我们把一切本能都叫做野蛮。每只老鼠都偷吃东西——但它并不因这种行为而有损于道德或变成更不道德。每一只狗都吠,每一只猫晚上总不回家,或是破坏物件。每只狮子都杀害其他动物,每匹马看见危险都跑开,每只乌龟都把一天宝贵的光阴在睡眠中消磨掉,每只虫儿、爬行动物、鸟儿和兽类都在大庭广众之间生产子嗣。以文明世界的语词来说,每只老鼠都是盗贼,每只狗都太会吵闹,每只猫儿假如不是艺术品的野蛮破坏者,便是“不忠实的丈夫”,每只狮子或老虎都是嗜杀者,每匹马都是懦怯者,每只乌龟都是懒鬼,最后千百种虫儿、爬行动物、鸟儿和兽类一律都是淫猥的,世间事的评价有着多么重大的变动啊!这就是使我们惊讶造物主为什么把我们造得这样不完全的理由。

论不免一死

因为我们有这么个会死的身体,以至于遭到下面一些不可逃避的后果:第一,我们都不免一死;第二,我们都有一个肚子;第三,我们有强壮的肌肉;第四,我们都有一个喜新厌旧的心。这些事实各有它根本的特质,所以对于人类文明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种现象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反而不曾想起它。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后果看清楚,便不能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明。

人类无论贵贱,身躯总是五六尺高,寿命总是五六十岁。我疑惑这世间的一切民主政治、诗歌和哲学是否都是以上帝所定的这个事实为出发点的。大致说来,这种办法颇为妥当。我们的身子长得恰到好处,不太高,也不太低。至少我对于我这个五尺四寸之躯是很满意的。同时五六十年在我看来已是够悠长的时期;事实上五六十年便是两三个世代(Generation)了。依造物主的安排方法,当我们呱呱堕地后,一些年高的祖父即在相当时期内死掉。当我们自己做祖父的时候,我们看见另外的小婴儿出世了。看起来,这办法真是再好也没有。这里的整个哲学便是依据下面的这句中国俗语——“家有千顷良田,只睡五尺高床。”即使是一个国王,他的床,似乎不需超过七尺,而且一到晚上,他也非到那边去躺着不可。所以我是跟国王一样幸福的。无论这个人怎么样的富裕,但能超过《圣经》中所说的七十年的限度的,就不多见,活到七十岁,在中国便称为“古稀”,因为中国有一句诗:“人生七十古来稀。”

关于财富,也是如此。我们在这生命中人人有份,但没有一个人握着全部的抵押权。因此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的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地主、佃户,都是一样的旅客。这种观念减弱了“地主”一词的意义。没有一个人能实在地说,他拥有一所房子或一片田地。一位中国诗人说得好:

苍田青山无限好,

前人耕耘后人收;

寄语后人且莫喜,

更有后人乐逍遥!

人类很少能够体念到死的平等意义。世间假如没有死,那末即使是圣海伦那(St.Helena)在拿破仑也要觉得毫不在乎,而欧洲将不知是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世间如果真没有死,我们便没有英雄豪杰的传记,就是有的话,作者也一定会有一种较不宽恕,较无同情心的态度。我们宽恕世界的一切伟人,因为他们是死了。他们一死,我们便觉得已和他们消灭了仇恨。每个葬礼的行列都似有着一面旗帜,上边写着“人类平等”的字样。万里长城的建造者,专制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制定“腹诽”处死的法律;中国人民在下面那首讲到秦始皇之死的歌谣里,表现着多么伟大的生之欢乐啊!

秦始皇奄僵①!

开吾民,

据吾床,

饮吾酒,

唾吾浆,

餐吾饮,

以为粮;

张吾弓,

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

人类喜剧的意识,与诗歌和哲学的资料,大都是如此而产生的。能鉴到死亡的人,也能见到人类喜剧的意识,于是他即很迅速地变成诗人了。莎士比亚写哈姆莱特寻找亚力山大帝的高贵残骸遗灰,“后来他发现这灰土也被人家拿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亚力山大死了,亚力山大葬了,亚力山大变成尘土了,我们拿尘土来做粘土,为什么不可以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呢?”莎士比亚写这段文字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诗人了。莎士比亚使李却王二世谈到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又谈到“有一个购买田地的大买主,经过着法令、具结、罚金、双重证据和收回,结果他虽花了如许罚金(Fines),但仍变成一个良好的头顶满装着精致的尘土(FinePlatefulloffinedirt)。”莎士比亚在这地方即表现着最优越的喜剧意识。奥玛·迦(OmarKhayyam,十世纪波斯诗人)及中国的贾凫西(别名木皮子,一位隐居的中国诗人),都是从死亡的意识上获得他们的诙谐心情,以及对历史的诙谐解释。他们从那些在皇帝的坟墓里住着的狐狸来借题发挥庄子的全部哲学,也是基于他对于一个骷髅的言论。中国的哲学到庄子的时代,才第一次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和幽默的成分: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然有形;檄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骷髅枕而卧……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当我们承认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这种时间消逝的意识是藏在中西一切诗歌的背面的——人生本是一场梦;我们正如划船在一个落日余晖返照的明朗下午,沿着河划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类生命也随着在动植物界的行列中永久向前走,出生、长成、死亡,把空位又让给别人。等到人类看透了这尘世的空虚时,方才开始觉悟起来。庄子说,有一次做个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他也觉得能够展开翅膀来飞翔,好像一切都是真的,可是当他醒来时,他觉得他才是真实的庄子;但是后来,他陷入颇滑稽的沉思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庄子在梦做蝴蝶,还是一只蝴蝶在梦做庄子。所以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假如我们不以为人生实是一场梦,或是过路的旅客所走的一段旅程,或是一个连演员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戏的舞台,那么,人生的诗歌连一半也不曾存在了。一个名叫刘达生的中国学者在给他朋友的信中写着:

世间极认真事,曰:“做官”;极虚幻事,曰:“做戏”;而弟曰愚甚。每于场上遇见歌哭笑骂,打诨插科,便确认为真实;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戏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儿,一一俱要养父母活妻儿,一一俱靠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去养父母活妻儿,此戏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至于顶冠束带,装模作样之际,俨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无一人疑我为戏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欢颜笑口;与夫作色正容,凛莫敢犯之官人,实即此养父母活妻儿,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假扮之戏子耳!乃拿定一场戏目,戏本戏腔,至五脏六腑,全为戏用,而自亦不觉为真戏子。悲夫!

论肚子

凡是动物便有这么一个叫做肚子的无底洞。这无底洞曾影响了我们整个的文明。中国号称美食家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卷十二《饮馔部》的序言里,对于这个无底洞颇有怨尤之言:

吾观人之一生,眼、耳、鼻、舌、手、足、躯骸,件件都不可少,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独是口腹二物。口腹具而生计繁矣,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诈伪奸险之事出,而五刑不得不设。君不能施其爱育,亲不能遂其恩私,造物好生而亦不能逆行其志者,皆当日赋形不善,多此二物之累也。

草木无口腹,未尝不生;山石土壤无饮食,未闻不长养;何事独异其形,而赋以口腹?即生口腹,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蜩螗之吸露,尽可滋生气力,而为趱跃飞鸣。若是,则可与世无求,而生人之患熄矣。乃既生以口腹,又复多其嗜欲,使如豁壑之不可厌,多其嗜欲,又复洞其底里,使如江河之不可填,以致人之一生,竭五官百骸之力,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者。吾反复推详,不能不于造物主是咎,亦知造物于此,未尝不自悔其非,但以制定难移,只得终遂其过。甚矣,作法慎初,不可草草定制!

我们既有了这个无底洞,自须填满。那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有这个肚子,它的影响确已及于人类历史的过程。孔子对于人类的天性,有着深切的了解,他把人生的大欲简括于营养和生育二事之下,简单地说来,就是饮食男女。许多人曾抑制了色,可是我们不曾听见过有一位圣人克制过饮食。即使是最神圣的人,总不能把饮食忘记到四五小时之上。我们每隔几小时脑海中便要浮起“是吃的时候了吧?”这一句话,每天至少要想到三次,多者四五次。国际会议在讨论到政治局势的紧要关头时,也许因吃午餐而暂告停顿。国会须依吃饭的钟点去安排议程。一个需要五六小时之久而碍于午餐的加冕典礼,将立被斥为有碍公众生活。上天既然赋予了我们肚子,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想对祖父表示敬意的时候,最好是替他举行一次庆寿的宴会。

所以这是不无原因的,朋友在餐席上的相见就是和平的相见。一碗燕窝汤或一盆美味的炒面,对于激烈的争辩,有缓和的效用,使双方冲突的意见,会和缓下来。叫两个空着肚子的好朋友在一起,总是要发生龃龉的。一餐丰美的饮食,效力之大,不只是延长到几小时,直可以达到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之久。如果要我们写一篇书评去骂三四个月以前曾经请我们吃过一餐丰盛晚餐的作家的作品,我们真要犹豫不能落笔。正因为如此,所以洞烛人类天性的中国人,他们不拿争论去对簿公庭,却解决于筵席之上。他们不但是在杯酒之间去解决纷争,而且也可用来防止纷争。在中国,我们常设宴以联欢。事实上,也是政治上的登龙术。假使有人去做一次统计的话,那么他便会发现一个人的宴客次数与他的升官速度是有一种绝对的关系存在的。

可是,我们既然天生如此,我们又怎能背道而行呢?我不相信这是东方的特殊情形。一个西洋邮务总长或部长,对于一个曾请他到家里去吃过五六次饭的朋友和私人请托,怎么能够拒绝呢?我敢说西洋人是与东方人一样有人性的。那惟一的不同点,是西洋人未曾洞察人类天性,或未曾按着这人类天性去合理地进行组织他们的政治生活。我猜想的西洋的政治圈子中,也有与这种东方人生活方式相同的地方,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天性是大抵相同的,而同在这皮肉包裹之下,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习惯,没有像中国那样普遍而已。我所听见的事情,只有政府官吏候选人摆了露天茶会请区内选民的眷属,拿冰淇淋和苏打水给他们的小孩子吃,以贿赂他们的母亲。这样请了大家一顿之后,人们自然不免相信“他是一个和气的好人”了,这句话是常常被当做歌曲唱着的。欧洲中世纪的王公贵族,在婚事或寿辰的时候,总要以丰盛的酒肉,设宴请佃户们开怀大吃一餐,这也无非是这种事情的另一表现方式而已。

我们基本上受这种饮食的影响非常之深,在饥饿的时候,人们不肯工作,主角歌女不肯唱歌,参议员不肯辩论,除了在家里图一顿饱餐这目的之外,做丈夫的为什么要整天在办公室里工作流汗呢?因此有一句俗话说,博得男人欢心最好的办法,便是从他的肚子入手。当他的肉体满足了以后,他的精神也便比较平静舒适,他也便比较多情服帖了。妻子们总是埋怨他的丈夫不注意她们的新衣服,新鞋子,新眉样,或新椅套,可是妻子们可曾有埋怨他的丈夫不注意一块好肉排一客好煎蛋吗?……除了爱我们幼时所爱吃的好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呢?

一个东方人在盛宴当前时是多么精神焕发啊!当他的肚肠填满了的时候,他是多么轻易地会喊出人生是美妙的啊!从这个填满了的肚子里透射出了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东方人是靠着本能的,而他的本能告诉他,当肚子好着的时候,一切事物也都好了,所以我说在东方人生活是靠近于本能,以及有一次使他们更能公开承认他们的生活近于本能的哲学。我曾在别处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的观念是“温、饱、黑、甜”——指吃完了一顿美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所以有一个中国诗人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

因为中国人有着这种哲学,所以对于饮食就不固执,吃时不妨吃得津津有味。当喝一口好汤时,也不妨啜唇作响。这在西方人就是无礼貌。所谓西方的礼节,是强使我们鸦雀无声地喝汤,一无欣赏艺术地静静吃饭,我想这或许就是阻碍西方烹调技术发展的真原因。西方人士在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谈得那么有气无力,吃得那么阴森,规矩高尚呢?多数的美国人都没有那种聪明,把一根鸡腿啃个一干二净;反之,他们仍用刀叉玩弄着,感到非常苦恼,而不敢说一句话。假如鸡肉真真是烧得很好的话,这真是一种罪过。讲到餐桌上的礼貌,我觉得当母亲禁止小孩啜唇作响的时候,就是使他开始感觉到人生的悲哀。依照人类的心理讲,假使我们不表示我们的快乐,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快乐,于是消化不良、忧郁、神经衰弱,以及成人生活中所特有的精神病等都接踵而来了。当堂倌儿端上一盘美味的小牛排时,我们应该跟法国人学学说一声“啊”,尝过第一口后,像动物那样地哼一声“嗯!”欣赏食物不是什么可羞的事。有健康的胃口不是很好吗?不,中国人却就两样。吃东西时礼貌虽不好,可是善于享受盛宴。

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对动植物学一无贡献,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只想着鱼在口中的滋味,而想吃掉它。我所以不信任中国的外科医生,是因为我怕他们在割我的肝脏找石子的时候,也许会忘记了石子,而想把我的肝脏放到油锅里去。当中国人看见一只豪猪时,便会想出种种的吃法来,只要在不中毒的原则之下吃掉它。在中国人看来,不中毒是惟一实际而重要的问题。豪猪的刺毛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这些刺毛怎样会竖立的?有什么功用?它们和皮怎样生连着?当它看见仇敌时,这些刺毛怎样会有竖立的能力?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其无聊的。中国人对于动植物都是这样,主要的观念是怎样欣赏它,享受它,而不是它们是什么。鸟的歌声,花的颜色,蓝的花瓣,鸡肉的肌理,才是我们所关心的东西。东方人须向西方人学习动植物的全部科学,可是西方人须向东方人学习怎样欣赏花鱼鸟兽,怎样能赏心悦目地赏识动植物各种的轮廓与姿态,因而从它们联想到各种不同的心情和感觉。

这样看来,饮食是人生中难得的乐事之一。肚子饿不像性饥渴那样受着社会的戒律和禁例,也大致不会发生什么有损于遭德的问题,这是值得愉快的。人类在饮食方面比在性方面较少矫揉造作。哲学家、诗人、商贾能跟艺术家坐在一起吃饭,在众目昭彰之下,做喂饲自己的工作而毫不害羞,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虽则也有些野蛮民族对于饮食尚有一些羞怯的意识,仍愿独个儿到没有旁人的地方才敢吃。关于性的问题,以后再讨论,我们在这里,至少可以看见一种本能,这本能如不受阻碍,即可减少变态及疯狂和犯罪的行为。在社会的接触中,饥饿的本能和性的本能其差异是显然的。可是事实上饥饿这种本能,前面已经讲过,是不会牵涉到我们的心理生活,而实是人类的一种福利。其理由即因人类能对这个本能非常坦白,毫不讳饰。因为饮食没有拘束,所以也就没有精神病、神经官能症,或各种变态了。临唇之杯不免有失手之虞,可是一进唇内,就比较没有什么意外。我们坦白地承认人类都要吃饭,可是对于性的本能,非但不如此,并加以抑制。假如食欲满足了,麻烦就少。顶多有些人患消化不良症、胃疮,或肝石症,或有些人以牙齿自掘坟墓——现代中国少数的要人颇有几个是如此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以为可羞。

所以社会的罪恶从性欲问题产生的多,而从饮食问题产生的少。刑事条文为奸淫、离婚,和侵犯女性等案而设者为多,因饮食而违犯不合法、不道德或背信罪者就很少。顶多不过是有些丈夫去搜索冰箱里的食物,但是我们很少听见因此而遭绞杀的。假如真有这么一件案件上了法庭,法官对于被告一定也会表示同情。因为我们都愿坦白承认大家必须饮食。我们对饥民表示同情,却不曾对尼姑阉里的尼姑表示同情。

这种推论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因为我们对于饮食的问题,总比性欲问题明白得多。满洲家的女孩儿在出嫁之前,必须受烹调的训练,同时也受关于恋爱之术的训练,但世界上可有别处的人实行这种教育吗?饮食问题已接受知识之光,可是性的问题仍是被神仙故事、神话和迷信所包围。饮食问题可以说是见到天日了,但性的问题却依然处于暗中。

在另一方面讲,我们人类没有沙囊或浮囊,真是莫大的缺憾,假如有的话,人类社会的过程一定会有极大的变更,可以说,我们将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如有沙囊的话,人类一定会有最和平、最知足、最可爱的天性,和小鸡、小羊一样。我们也许会长出一个跟鸟嘴一样的嘴巴,因而改变了我们审美的观念,或者也许会生着一些啮齿类动物的牙齿。植物的种子和果实或许已足为我们的食物,也许我们会在青翠的山边吃草。大自然的产物是那样丰盛,我们不必再为食物而斗争,不必再用牙齿去咬仇敌的肉,也一定不会像我们今日这样的好斗。

食物与性情,它的关系比我们所想像的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凡是蔬食动物的天性都是和平的,如羊、马、牛、象、麻雀等;凡是肉食动物都是好斗嗜杀的,像狼、狮、虎、鹰等。如果我们是属于前一类的,我们的天性就会比较像牛羊了。在无须战斗的地方,大自然并不造出好斗的天性。公鸡的搏斗,不是为食物,是为雌性,人类社会中的男人也还有着这种斗争,但今日的欧洲,却为了输出罐头食物的权利而斗争,其原因又有天壤之别了。

我不曾听见过猴子会吃猴子,可是我却知道人会吃人。考据我们的人类学,证明确有人吃人的习俗,而且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的祖先便是这种肉食的动物。所以,在几种意义上——个人的、社会的、国际的——如说我们依然在互相吞食,并不足为怪。蛮子和杀戮,好像是有连带性,他们虽承认杀人是一种不合情理的事,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罪恶,可是依然很干脆地把已被杀死的仇敌的腰肉、肋骨和肝脏吃掉。吃人的蛮子吃掉已死了的仇敌,而文明的人类,却把杀死了的仇敌埋葬了,并在墓上竖起十字架来,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我们实在自傲和劣性之外,又加上愚蠢了。这似乎就是吃人蛮子和文明人类的分别。

我也以为我们是在向着完美之路前进,那就是说,我们在目前还未达到完善的境地。我们要有沙囊动物的性情时,才可以称为真文明的人类。在现代人类之间,肉食动物和蔬食动物都有之——前者就是性情可爱的,后者便是那种性情不可爱的。蔬食的人终身以管自己的事为主,而肉食的人则专以管别人的事为生。十年前我曾尝试过政治生涯,但四个月后便弃绝仕途,因为我发现我不是天生的肉食动物,吃好肉排当然例外。世界上一半人是消磨时间去做事,另外一半人则强迫他人去替他们服役,或是弄到别人不得做事。肉食者的特点是喜欢格斗、操纵、欺骗、斗智,以及先下手为强,而且都出之以真兴趣和全副本领,可是我得声明我对于这种手段是绝对反对的。但这完全是本能问题;天生有格斗本能的人似乎喜欢陶醉在这种举动中,而同时真有创造性的才能,即能做自己事情的才能,和能认清自己目标的才能,却似乎太不发展了。那些善良的、沉静的、蔬食类的教授们,在和别人竞争之中,似乎全然没有越过别人的贪欲和才能,不过我是多么称赞他们啊!事实上,我敢说,全世界有创造才能的艺术家,只管他们自己的事,实比去管别人的事情好得多,因此他们都可说是属于蔬食类的。蔬食人种的繁殖率胜过肉食人种,这就是人类的真进化。可是在目前,肉食人种终究还是我们的统治者。在以强壮肌肉为信仰的现世界中其情其势必如此的。

论强壮的肌肉

因为我们是动物,有一个会死的身体,所以我们也就有被杀的可能,一般的人当然是不喜欢被杀的。我们有一种追求智识和智慧的神圣欲望,可是我们一旦有了智识,因而便产生各人不同的见解,争论也就此产生。在长生不死的神灵世界里,争论是永不会停止的,如果有异见的双方都不肯认错,我真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它。在人类的世界里,便不同了,争论者的对方便是他的眼中钉——越看越觉得看不顺眼,他自己的论据也越觉合理——于是把对方干脆杀死,争端就此解决。如果甲杀死乙,甲便是对的;如果乙杀死甲,乙便是对的。毋庸讳言,这就是禽兽解决争端的老法子。所以在动物世界里,狮子始终是站在对的地位。

人类的社会情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现象,把人类的历史——一直到现代——做一种适当的解释。关系地球圆形说及太阳系的问题,伽里略(Galileo)曾发现了一些观念,但他不能不把他的观念改变一些,因为他有一个会死会被杀戮和被苦刑的身体。和伽里略辩论是件吃力的事,假如伽里略少了一个会死的身体的话,你休想叫他认错,这就变成讨厌的事情了。但在当时,只要有一间行刑房或一间监牢——更不必说断头台和炮烙柱——就可以叫他认错。当时的传教士和绅士们决心要和伽里略一决雌雄。后来伽里略认错了,于是传教士和绅士们更相信他们自己是对的。争端也就此爽快地解决。

这种解决方法极为便当,极有效力。侵掠战争、宗教战争,萨拉丁(Saladin,十二世纪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跟基督教的战争,宗教的肃清,烧死神巫的事件,以至近代用战舰去宣传基督福音,逼迫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以战舰去迫别种人担负“白种人的负荷”,以及墨索里尼以坦克和飞机到阿比西尼亚去传播文明,这一切的事件——全是依据于这种人类由遗传所得的动物的逻辑,意大利人有着较精良的枪炮,有着较准确的射击术,能杀较多的人,因之墨索里尼把文明传播到阿比西尼亚去了;如果阿比西尼亚有着更优良的枪炮,更准确的射击,能杀更多的人,我想塞拉西(HaileSelassie)也必要把阿比西尼亚的文明带到意大利去的。

我们都有一些高贵的狮子性格,我们都鄙视争论。我们崇敬军人,因为他能把意见不同者一无犹豫地杀死。如果一个人要证明他自己是对的,要使对方闭口无言,最敏捷的方法是把他绞杀,当人们无力强迫人家认错时,才会用说话这方法。所以实际行动的人是少说话的,他们鄙视争论。我们说话的目的是想影响人家,如果我们知道力量足以影响人家,或统治他们,那又何必多说话呢?这样看来,国际联盟在上次东三省战争和阿比西尼亚战争时说了那么许多的话,岂不有点无聊吗?那是够伤心的,所以国际联盟这种特性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在另一方面如果以武力解决争论,而没有幽默感的话,有时即会造成大笑话,例如日本人竟相信用飞机的轰炸和机关枪的扫射,能消灭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有着这个原因,我不敢决然地承认人类是合理的动物。

我常以为国际联盟实是一所优良的现代语言学校,注重现代语言的翻译,起先由一个演说家用英语做了一次完美的演说,等到听众熟识了演词的要旨和内容后,又由一个翻译专家把这篇演词译成流利畅达、优雅的法国语。关于发音声调之抑扬顿挫等等,务必达于上乘,使听众对语言学得到一次极美满的实习,事实上他比倍立兹学校更好;它是一所现代语言学兼演说学的学校。有一个朋友甚至对我说,当他在日内瓦住了六个月后,他多年发音含糊的旧习也居然纠正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就是在这个虽然是专为交换意见之用的国际联盟里,除了说话外不做别用的机关里,居然也有“大说话者”和“小说话者”之别,“大说话者”是那些有“大拳头”者,“小说话者”是那些有“小拳头”者,可见这种玩意儿根本是骗人的勾当,是十分无聊的。这好像是“小拳头”国家的口才不能像“大拳头”国家那么流利似的,我以为信服“大拳头”者的口才的固有观念,仍是上述那种动物遗传性的一部分。(我在此不愿用畜生Brute一字,然而用在这里似乎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这件事的要点当然是在人类除了有斗争的本能外,也还有说话的本能。从历史的意义上说来,舌头是和拳头或粗臂膀同其久远的。人类之异于其他动物,便是人类能把说话跟拳脚混合应用,这就是人类特有的性格。这点似乎是说明国际联盟、美国议会或职工大会这一类的组织——只要是人类有机会说话的任何组织——会永远存在着的,我们人类似乎是注定必须要先用谈论的方法去决定正或误,这并不错,因为谈论也是天使们的一个特性。所糟糕的是:当我们谈论到某一个程度时,臂膀较粗的一边便会恼羞成怒,由恼羞成怒而捏紧拳头向台一敲,揪住对方的颈项痛殴一番,然后回过头来问那些好似陪审官的观众道:“我对,还是他对?”这种解决方法只有人类会用。天使完全以说话去解决争端;禽兽完全以肌肉和爪牙解决争端;惟有人类拿拳脚和说话去解决争端。天使绝对相信公理;禽兽绝对相信强权;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公理。两者比较起来,谈论本能或辩白是非的努力当然是比较高尚一些。我们相信终会有一天人类将完全以谈论方式去解决争端。到那时候,人类才是真的得救了。在现在我们只好暂时让茶馆方法和茶馆心理去解决争端,不管争端是在茶馆里或国际联盟里解决;这两个地方始终是一贯地同样表现着人类的特性。

这种茶馆式的解决方式,我曾见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三二——三三年,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最有趣的是:在这二次的争论中,又夹杂了人类的第三种本能——谦让。在一九三二年那桩事件中,两边发生了争端,我们在茶馆里据说是做陪审官的。起诉的原因是一边犯了偷窃产业之罪。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起初也参加争论,做了一次替自己辩争的演说,他说他对这邻人已表示无上的忍酎——他是多么有自制力,多么大量慷慨,他是要替他邻人整顿花园,动机是多么纯洁!但有桩可笑的事情,当他一边在督促我们继续谈论下去时,一边却溜出屋外,在那偷来的产业四周筑了一道篱笆,然后回来请我们去看看他的行径是否正当。我们都去看,我们看见他把那道新筑的篱笆,还在慢慢地向西扩大开去,篱笆在这时候还继续不断地移动着呢,“好吧!我对,还是他对?”我们的判决是:“你错了。”——我们说这句话确有一点轻率。于是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以为他在大庭广众之间遭了凌辱!他的谦让之心受了冤枉,他的荣誉遭了玷污,便提出抗议。并且又生气又骄傲地走出会场,用着带讥笑的卑视态度把鞋上的尘埃拂去,认为我们都不够朋友。试想这样的一个家伙居然以为是受了凌辱!所以我说,谦让这第三种本能把事情弄得愈加复杂。这次之后,这家以科学方法解决私人争端为标榜的茶馆便失掉了大部分的威信。

后来我们在一九三六年又去评判另一个争端。另外一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说,他要把这次争论的始末和盘托出,要求大家主持正义。我听得“正义”一词,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们鉴于局势的恶劣和我们陪审官的才能不足,所以早具戒心。但因为我们决心要表明我们确是名副其实的公正裁判者,所以几乎全体一致地当面对他说,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是恃强凌弱的。他也以为他是受了凌辱,谦让之心受了冤枉,荣誉受了玷污。于是他即揪住对方的颈项,拖到外边把他杀死,然后回转来问我们:“我对,还是他对?”我们齐声说:“你对,你对!”一边说一边还深深地向他鞠一躬。他还是不满足,又问我们:“现在我可有资格做你们的朋友吗?”我们都像茶馆里的顾客一般,嚷道:“你当然有资格做我们的朋友!”杀人者是多么谦逊啊!

这是救主降生后一九三六年的人类文明。我想法律和正义的演进,在最古的时候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代,一定也有着上述那种情形。由茶馆式的解决方式演进到最高法院——在那里被判罪者并不抗议说他是受了凌辱——似乎已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十年前当我们创办那爿茶馆时,我们以为我们是走上文明之路了,可是一个更明慧的上帝,一个认识人类和人类的主要性格的上帝,也许早就预料到中途会发生挫折的。他也许起始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踌躇不前,我们又回复了从前的行为,像森林中的野蛮人一样,互相攻击,揪住对方的头发,咬着对方的肉。……但我并不完全绝望。因为谦让或廉耻这种本能究竟是好的,谈论也是好的本能。在我看来,现在的人类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但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假想着我们是有廉耻观念的,继续去谈论吧,让我们这样一直谈论下去,总会有一天能够达到天使那种幸福的境地。

论灵心

你也许说人类的灵心是造物主最高贵的产物。这话大多数人是以为如此的,尤其是指像爱因斯坦的那种灵心一般,能以一个长的数学方程式去证明弯曲的空间。或像爱迪生的灵心那样,发明留声机和活动影戏,或像其他物理学家的灵心那样,能测量出一颗行近地球或远离地球的星辰的光线,或去研究无从捉摸的原子构造,或是像彩色电影摄影机发明家的灵心一样;和猴子的无目的、善变的、暗中探索的好奇心比较之下,不得不使我们承认我们确有一个高贵的,伟大的灵心,有一个能够了解这宇宙的灵心。

然而普通的灵心只是可爱而不是高贵的。如果人类的灵心都是高贵的,那么我们将变成完全合理的动物,没有罪恶,没有弱点,也没有错误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多么乏味的世界,我们一定会变成极讨厌的动物。我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所以一无罪恶的圣人引不起我的兴趣。而在我们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戏耍和假日的欢乐中、成见中、顽固中和健忘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可爱的,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头脑,则我们在每一新年里便无用做新的计划。当我们在大除夕回想到新年里所决定的计划时,我们发现我们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曾发现,还有三分之一则已经忘却了。人生之美便在这里。一个计划如果可以完全实现,便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道可以绝对获胜,连双方死伤的确数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便会失掉兴趣,远不如把它放弃不干爽快些;下棋的人,如果知道对方的灵心——不管是比他好的、坏的,或平常的——而无错误,便不会再想下棋。如果我们看小说时,确知书中每个人物的未来灵心动作,因此而料到小说的最后结果,那么所有的小说便无一读的价值了。阅读一部小说,便是在追求一个多变动的、不可测度的灵心,这个灵心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在相当的时候,实现其不可测摸的决定。如在小说中写一个严峻的、无宽恕心的父亲,假如一直没有宽容子女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便不再像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如果永远是这样的话,不久就会失掉读者的兴趣。你可以假想一位骄傲的作曲家,人家无论怎样规劝他,总不愿替某一位美丽的女人写一出歌剧。可是当他一听见有一位他所憎恶的作曲家想做这工作时,便会马上答应的。或试想一位科学家,发誓不把他的著作刊在报纸上,可是一看见一位和他竞争的科学家弄错了一个字,他便会忘掉自己所定的规律,拿着作品去发表。这里,我们把握到人类灵心的特性了。

人类的灵心是不合理的,是固执的、偏见的,是任性的,是不可预料的,因此也就可爱。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么我们费去一百年在人类心理学上的研究工作,便不能算为有结果。换言之,我们的灵心仍保存着人猿智力上那种无目的、暗中摸索的性质。

试看人类灵心的演进程序。我们灵心的功用原本是一个觉察危险而保全生命的器官。而它的终于能够体会逻辑和准确的数学方程式,仅是一桩偶然的事。我们的这个灵心确不是为这种功用而创造的。它的原来功用是仅想嗅嗅食物。但除了嗅嗅食物外,如也能嗅嗅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那固然也不坏。以我的观念,人类的头脑是像一条章鱼或海盘车,长了一些触角以便摸索真理,待摸到后就把他吃掉(我对其他动物的头脑观念也是如此)。我们今日总说“摸索”(Feeling)真理,而不说“思索”(Think)真理。脑部及其他的感官就是摸索用具。头脑的触角怎样摸索真理,在物理学上有着一个很奥妙的现象,正如眼睛网膜中的紫色怎样感光一样奥妙。当头脑每次和其他有关的知觉器官脱离联系,从事所谓“抽象的思维”时,当每次离开詹姆斯(W.James)所谓知觉的现实(Perceptualreality)而逃进意念的现实世界(Theworldofconceptualreality)时,它的活力消灭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了。我们都被一种错误的见解所困惑,以为灵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维,如果我们不更正我们对“思维”这个名词的错误观念,我们一定会在哲学上造下很笨拙的错误。当一个哲学家走出他们的书房,会观察市场上的往来群众时,这个错误的见解一定会使他感到幻灭,好像思维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是很有关系似的。

已故的罗宾孙(JameasharveyRobinson)在《创造中的灵心》(ThemindinThemaking)里,曾经想证明我们的灵心是怎样由四个基本阶段而产生,他以为人类的灵心,是由于动物的灵心、野蛮人的灵心、孩童的灵心和传统的文明人的灵心渐渐产生出来,现在还在这四个基本阶段上进展着;他同时又更进一步说,如果现代的人类要想把文明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们还须产生一个更善于批评的心。我的思虑比较科学化的时候,颇赞同这个见解,可是在比较明慧的时候,却怀疑这个阶段在一般的进步上是否能办得到,或甚至是否适宜。我颇愿让我们的灵心,像现在一样地不合理下去,这是可爱的。我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类。我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吗?不,我不信任圣者的境界。我反对智识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只是爱好人生,因爱好人生,所以我极端不信任智能。你可以幻想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在那里报纸上没有杀人的新闻,因为那时大家都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知,因此没有一所房屋会发生火警,没有一架飞机会失事,没有一个丈夫会遗弃他的老婆,没有一个牧师会跟歌女私奔,没有一个皇帝会因恋爱而牺牲皇位,每个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照着他自己在十岁时所决定的计划去实行,丝毫不苟——这么一个幸福的人世还是省了吧!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人生的一切兴奋和骚动全都消灭了。世界没有文学了,因为那时已没有罪恶,没有错误的行为,没有人类的弱点,没有混乱的情欲,没有不规则的举动,最坏的是,没有令人惊异的事物。那就等于四、五万观众在看他们预先已知道哪一匹马得锦标的跑马比赛一样,毫无趣味。人类易生错误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跳浜跑马比赛上的出冷门一样的有兴趣。试想约翰生博士(Dr.Johnson)如果没有他的固执偏见将成为怎样一个人?如果我们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类,那么我们非但不能变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将退化而成自动机器,而人类灵心也只在记录某一些冲动,像煤气表那样机械地记录下来。这便是不人道的行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读者或许疑心我在故视罪恶为美德,竭力替人类的弱点辩护。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有了一个完全合理的灵心,而获得了合理完美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会失去了人生的欢乐和色彩。跟一个具着美德但是平凡模样的丈夫或妻子同过一生,是再无聊也没有的事。我相信种种极其合理的人类所造成的社会,确是适于生存的,但我疑惑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们固然要想尽种种方法去造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是我们却不要一个太过于有秩序的社会。我想世界上,也许蚂蚁这种动物,是最合理的动物。它们无疑地已经创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万年。如单以合理的行为方面而论,我想蚂蚁应当占第一位,人类占第二位(但我还是怀疑我们是否有这个资格)。蚂蚁是一种耐劳的、健全的、好储蓄的、肯节俭的动物。它们的生活都受着社会的统制和自我的训练,但是我们却不然。它们为了国家或社会,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时;它们只知道义务而很少想到权利;它们有恒心、有秩序、有礼貌、有毅力,尤其有着更严明的纪律。人类在纪律方面是拙劣的标本,拙劣到连做博物院里的标本也够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纪念堂去看看那些陈列在甬道上的伟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觉得在他们的一生中合理行为是最缺少的东西。那个爱上克丽奥巴德(Cleopatra)的恺撒(JuliusCaesar)——高贵的恺撒,他的行为因为太不合理了,几乎为了一个女人而忘掉了帝国(安东尼Anthony却是完全忘掉帝国的)。那个摩西——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乃山上铭刻的神圣石版敲碎,以这一点而论,他并不比那些叛弃上帝去崇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那个大卫王(KingDavid)——有时残暴,有时慷慨,有时虔诚,有时亵渎,有时敬拜上帝,有时犯罪,后来写了诗篇来表示忏悔,重新敬拜上帝。所罗门王(KingSolomon)——他是智慧的象征,但对他的儿子却一筹莫展。……孔子——他回答一个宾客说,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刚走到门口时,他又在楼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确是在家。耶稣——在喀西马尼流泪,在十字架上怀着疑心。莎士比亚——把“次好的床”遗赠给他的老婆。密尔顿(Milton)——因为不能和他十七岁的妻子共同生活,写了一篇离婚的论文,后因受人攻击,便在自由请愿书(Areopagitica)一文里替言论自由辩护。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礼拜堂举行婚礼时,他们那十九岁的儿子就站在旁边看。史威夫脱(JonahanSwift)和史黛拉(Stella)……易卜生(Ibsen)和巴达治(EmilieBar-dach)(他保持着合理的行为——这对他是有益的。)……

统治这世界的是热情,不是理智,这已是很明显了。所以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中国人为他们祖先所写的讣闻和传记,大多是无趣味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堪一读,因为他们已把他们祖先写成变态的、完全伪善人。——他们对于我所著的《吾国与吾民》最大的批评是:我把中国人描写得太有人性了,因为我把他们的长处和缺点都描写出来。他们(至少那些小官僚们)相信如果我能把中国写成一个乐园,有儒家圣贤居住着,永远过着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够替祖国做更有力的宣传!官僚们的愚蠢真是没有办法。——传记之有魔力和传记值得一读,全在其表现伟大人物所具有和我们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传记里面每一个不合理的行为,都能显示其更有真实性。斯德抵齐(LyttouStrachey)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画人物时能注意这一点。

英国人的健全灵心,可以做极佳的例证,英国人对于逻辑尚欠高明,但是他们的头脑,却有着很好的触角去察觉危险,保全生命。不过我在他们的民族行为上或他们的理性的历史里,还寻不出合于逻辑的东西。他们的大学、宪法、英格兰教会,都是杂凑成章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不列颠帝国的力量就是在于英国人的脑筋欠高明,在于他们完全不能了解别人的意见,他们深信英国人的工作方法是惟一正当的方法,英国人的食品是惟一精美的食品。英国人如一旦懂得了讲道理,并失去了倔强的自信心时,不列颠帝国便会倾覆灭亡。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尚且怀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我们全然不能了解英国人对他们国王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忠诚,和真实敬爱;但也就是他们剥夺了国王的言论自由,毫无顾忌地告诉他行为要谨慎,否则“滚你的蛋”……英国在伊利莎白女皇时代需要海盗来保护帝国,他便居然能够有着相当数目的海盗以应付当时的局势,因而也就崇敬他们。英国在每一时代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有着适当的同盟国,对付着相当的仇敌,从事适当的战事,可是她总用着一个不适当的名称。英国人从不依逻辑去行事,而是靠着他们的触角去行事的。

英国人有着红润的肤色,无疑地这是由于伦敦的雾和玩板球戏的结果。这么一个健康的皮肤在他们思想上当然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他们摸索中过着一生的程序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英国人用他们健康的皮肤去思想,正如中国人用他们的伟大的肚肠去思想一样。这一回事,凡是中国人大多是承认的。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确是用肚肠去思想的;我们说一个学者有学问便称他为“满腹思想”、“满腹经纶”、“满腹诗文”。此外还有“满腹”的“牢骚”、“愤怒”、“悔恨”、“郁闷”或“期望”等话。中国的情人分别之后写信时总说“愁肠百结”,或在别离的当儿说“肝肠寸断”。中国学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讲词的大意想好,而还没写上纸时,我们便说他们已打好了“腹稿”。他们已经把他们要写的东西在肚里安排好了。这一点是绝对科学化的,可以拿得出证据来。尤其是在现代心理学家对于我们思想的情感性质,和构造更为明了的今日。可是中国人并不要科学上的证据,他们只要肚里有数。中国曲调的情感性质,全由唱曲者的横隔膜下发出来: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你就无法了解中国音乐及其浓厚的情感色彩。

我们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类无关的任何东西时,不应该否认人类灵心的伟大才能。我对于科学的成就很乐观,可是对善于批评的灵心在应付人类事件时,或对于人类达到一种超过情欲支配的宁静和理解的境地时的发展,却怀着较小的希望。以我个人的意思,人类也许已经达到崇高的阶段,但是从社会集团这方面说来,人类还受着原始时代的情欲所支配。因之,在进化的过程中有时不免要开倒车,野蛮的本能有时要暴露出来,疯狂的行为和集团的歇斯底里有时也要产生出来。

我们既然了解了我们人类的弱点,所以更有理由可以诅骂那许许多多的坏蛋:即利用我们的弱点来煽动我们参加二次大战的坏蛋;那个灌输仇恨心理(我们之间的仇恨已经太多了)的人;那个称颂自夸和自私(这二种东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个利用我们人类的顽固和种族观念的人;那个在训练青年时取消上帝第五诫的人;那个推崇残杀和战争(好像我们还不够好战似的)的人;那个煽动我们人类的情欲(好像我们还不够像禽兽似的)的人。这种坏蛋的灵心,无论人是怎样的机巧,怎样的聪明,终于是禽兽的灵心。智慧的优美精神被一只禽兽或一个魔鬼绊缠着,这种情形我们现在才知道也是我们的动物遗传性之一;或也可说:智慧的优雅精神拿着一条破旧的皮带暂时把这个魔鬼缚住,使之驯服,不过这条皮带随时有扭断的可能,魔鬼也随时可以获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莱颂赞上帝之声或祈福之语)的颂赞声中,偏净天[Jnggernaut,印度神话中昆湿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理斯那(Krishna)的称号]每年的纪念日,人民以巨车载其偶像游行各处(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车辗死得升天国)的车子将毫无顾忌地在我们身上辗过去,暗示着我们是始终如何的近于野蛮,和我们的文明是多么肤浅,于是世界将变成一个伟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尔人(Moors)将杀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杀摩尔人,黑种人将攻击白种人,白种人将杀死黑种人,野鼠将由沟渠里跑出来吃人类的尸身,鹰鸟将盘旋于一个丰盛的人肉宴席上——这一切不过是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动物间的关系罢了。大自然是善于做这种实验的。

精神分析学家在医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时,常常使他们回忆过去的事情,使他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类如果对于他们的过去多多回忆一下,这对于他们自己的驾御力也许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一个动物的遗传性以及跟禽兽相差无几,我们或许就会晓得怎样去抑止那些禽兽般的行为。我们有了这个动物遗性,使我们更容易在动物寓言和讥讽文章里,如伊索寓言(Aesop?蒺sfables)、乔塞的《禽鸟国会》(ParliamentofFowles)、史威夫脱的《格里弗游记》(Swift?蒺sGulliver?蒺sT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鹅岛》(AnatoleFrancesPenguinIsland)等里边看见我们的原形。这些动物寓言在伊索时代固很合时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后四千年仍旧是很适合的。我们有补救的方法吗?那善于批评的灵心是太浅陋、太冷酷了,要用这个灵心来思考是不能得益处的,智理也没多大用处;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使我们重复退化到我们祖先的典型。只有去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我们为培植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比诸教育我们的思想是更为重要的。

第四章 论近人情

论人类的尊严

我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人类的不免一死和在动物界里的地位,以及人类文明本质上因此而发生的后果。可是我们觉得这个轮廓还不完全,我们还需要一种用以造成一个关于人类天性和人类尊严二者联合而成的圆满观念。噢,有了,人类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所找寻的名词!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多加说明,我们必须了解这尊严是由什么东西所造成,否则就会有谬误,而失掉它的踪迹。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和后代,我们随时有失掉我们尊严的危险。

如果你一定说我们是动物,那么你以为人类是最奇妙的动物吗?这一点我很同意。只有人类发明了一种文明,这就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世间也许有形式更优良,构造更完美的高超动物,如马就是一例;其他如狮子,则有着更优美的肌肉;狗有着更灵敏的嗅觉,更驯良、更忠义的心地;鹰有着更锐利的视觉;鸽子有着更清晰的方向感觉;蚂蚁有着更节俭、更有纪律、更有劳作的能力;鸠鸽和鹿有着更温顺的脾气;牛有着更大的忍耐性和满足性;百灵有着更悦耳的歌喉;鹦鹉和孔雀有着更美丽的服饰。最后还有猴子有着一种更好的才能,使我比较喜欢猴子而不喜欢上述那些动物。人类因有一些猴子的好奇心和聪明,所以我就宁愿做人。就算蚂蚁像我上面所说,比我们有着更合理、更有纪律的社会,有着一个比今日西班牙更稳固的政府,可是它们没有图书馆和博物院,是不是?假如蚂蚁或象有一日发明一个大望远镜,或发现一颗新行星或预知月蚀的时候,或海豹假如能有一日发现微积分学,或海獭能够开浚巴拿马运河,我便要把锦标赠给它们,称它们为世界之主和宇宙的主宰。现在我们觉得很可自负,不过,这可以使我们足以自负的究是什么东西?和人类尊严的精华究竟在哪里?最好都把它探索出来。

我在本书的卷首已约略暗示过,这种人类的尊严是由放浪者(中国文学上所尊敬的人物)的四种特质所造成。就是:一种嬉戏的好奇心,一种梦想的能力,一种纠正这些梦想的幽默感,一种在行为上任性的、不可测度的质素。这些特质并合起来便是由美国的个人学说所蜕变而来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文学上所表现的放浪者是一幅极其生动的个人主义者的肖像,拥戴美国个人主义最有力的文学家惠特曼(WaltWhitman)之所以被人家称为“伟大的闲逸者”,确是有来由的。

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

人类的放浪者怎样开始去爬上文明的山巅?他的远大的前程,或他的发展中的智力,事先可有一些什么征兆?这问题的答案,无疑地便是人类有一种嬉戏的好奇心,他开头就用他的双手去摸索,把一切东西都翻过来考验研究,像猴子在闲逸的时候把同伴的眼皮或耳朵拨开来,捉一捉虱,或竟是无目的地翻着玩玩。你到动物园去看一对猴子在彼此玩弄耳朵,便可意会到一个牛顿或一个爱因斯坦的前程。

人类以手去做嬉戏摸捉的活动形象,实是一个科学上的真理,而不仅是一个形象。当人类能够把身体直立起来,变成了两足动物后,他的双手已得到了解放,人类文明的根基就这样造了起来。我们甚至在猫的身上,当它们的前肢不必担负走路和支撑身体的任务时,也常可以看见这种嬉戏的好奇心。猫和猴子都有产生文明的可能,只可惜虽然猴子的手指因为攀握树枝,已经有了特异的发展,而猫掌依然还是一个掌——一块块的肉和软骨造成的东西。

让我暂时忘掉我不是一个及格的生物学家,而由这两只手的解放来考据一些人类的文明兴起,因为我有几句话要说,不过这话也许已经有人说过亦未可知。直立的姿势和双手的解放发生了极重大的后果。这使人类开始能够运用器具,产生了谦逊的意识,而且征服了女人;在这方面也许还有语言的发展,以及嬉戏的好奇心,和探索本能的增强。大家都知道人类文明是由发现器具而开始,而这种发现就是因为人类晓得怎样运用他的双手的结果。当那只大人猿的一部分身体由树上伸下来时(也许因为他的身体太笨重吧),它的进化有两种趋向,不是变成用四只脚走路的狒狒,就是变成学用两只后脚走路的猩猩。由此可以猜想到人类的祖先一定不是狒狒,因为狒狒的前掌太忙了。在另一方面,猩猩至少已经能够直立起来,因此两只手可以得到自由,这种自由在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上,它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啊!那个时候,这人猿一定已经学会用手去采摘果子,而不必再用他的大颚。不久之后,他就居住在高崖上的山洞里,能搬起石头,由崖上滚下来攻打他的敌人。这是人类所用的第一个器具。我们可以想像到他当时怎样地无时无刻用双手去探索操纵,漫无目的地攫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在漫无目标的摸索之中,偶然摸到一些尖锐的燧石或凹凸棱角的石块,而发觉比圆形的石块更适于斗争杀戮。把东西翻覆察看的简单动作,例如:看看耳后或耳前的简单动作,一定已经增加了他对一切东西的思考力,因而增加了他脑中的印象,于是他的头脑的前部因受刺激而发育起来。

我相信人类对于性欲方面的羞怯观念——这在动物是完全没有的——其原因也是由于这种直立的姿势。因为这种直立的姿势(造物主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也许不曾有过这个意思)使身体后面的某些部分,立刻变成了身体的中心。而本来是在后边的东西,现在却在前边了。此外还有其他不良的部位调整与这种新姿势有关,这些不良的部位调整尤其影响到女人,使她们时常发生流产及月经方面的烦恼。依解剖学说来,我们的肌肉构造原本是根据四足动物而成。例如,当母猪怀胎的时候,它就很合理地将它的胎儿由身上的横脊骨悬挂下来,像已洗涤干净的衣服晒挂在一条绳索上一样,重量的分配非常均称。如果要怀孕的女人直立着,正如把那绳索垂直起来,而仍希望挂在上边的衣服保持着原来的地位。我们的腹膜肌肉是极端不适于这种姿势的:如果我们本来是两足动物,那么这种肌肉一定会很适宜地连在肩膀上,而一切也比较合理称职。对于人类的子宫和卵巢的构造有着相当研究的人,在看见这些东西能保持原来的位置并且发生了它们本来的作用,而并没有脱节和引起更多的月经烦扰等等时,应当感觉奇怪。月经的整个神秘现象还没有人有过满意的解释,可是我却非常相信纵使卵巢里的卵子有按期更换的必要,我们敢说这种机能的现时程序实是太不适当、太冗长和太痛苦,我相信现在这些缺点都是二足的姿势所造成。

于是便发生了女人屈服的事情,而人类社会及其现在的特征或许也就这样发展起来。假如人类的母亲能以四足走路,我想绝不会被她的丈夫所征服。这里有着两种力量同时在进行。在一方面当时男女已经是闲逸的、好奇的、嬉戏的动物,好色的本能有了新的表现。接吻还不够快乐或完全美满,这点我们可由两只黑猩猩用坚硬的、突出的下颚互相接吻的情形看出来。可是有了手却产生出一些较灵巧较温柔的新动作:轻拍、抚摩、搔抓、拥抱,这些完全是因为互相捕捉身上的虱子而偶然发现的。假如我们多毛的人类祖宗身上没有虱子,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不会有抒情诗之类的东西产生,所以对于这好色本能的发展一定是有着很大帮助。

在另一方面,那两足而怀孕的母亲,现在须过着长期的、微弱无力的、一筹莫展的生活。在较早的时候,当人类对于直立的姿势还没有完全适应时,我知道那怀孕的母亲如要带着她的重负到各处去走动,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脚腿和后跟还没有完全改变成功,盘骨还没有向后突出,而使前面的负担可以平衡的时候。在最早的时期,直立的姿势尚是拙劣不便的,所以一个洪积期的母亲一定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匍匐而行,以减轻其背脊的疼痛。人类的母亲因为有了这些不便利,和其他方面的女人的困难,于是便开始运用其他的手段,而以爱情为媒介,但因此便失掉了她的一些独立精神。她在这种困于床褥的时候,当然需要人家的安慰和体贴啊!并且直立的姿势使婴孩难于学步,因此,总须经过一段长的婴孩时期方能走路,但小牛或小象几乎一出世就会走路,而初生的婴孩却要二三年的工夫才能学会。担任养育婴孩的责任除了母亲外还有更适宜的人吗①?

于是人类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广义的性问题开始渲染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社会就是依据这一个事实而发展起来的。女人比其他的雌性动物——黑女比雌虎,伯爵夫人比雌狮——更有着女人特具的女性化,更始终不变地成为女性。在文明的意义上说来,男女开始有了明显的分野。从前是男人注意修饰,现在却是女人专意修饰了;她们第一步想必是把脸上和胸前的毫毛拔去。这不足为怪,纯然是生存策略之一,在动物间尤其明显。老虎有攻击的策略,乌龟有退避的策略,马匹有逃走的策略——究其目的,无非是求生存。女性的可爱和美丽,以及温柔的和狡猾的手段,在生存目的上自有其价值。男人有着较强壮的臂膀,跟他们战斗是不能取胜的;所以惟有贿赂他,谄媚他,博他的欢心,这便是现代文明的特性。女人不用抵抗和进攻的策略,而用迷惑的手段,不用武力去达到她的目的,而尽力用温柔的方法去求实现。所以总括的说,温和即文明。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是由女人开始的,而不是由男人。

同时,我也认为在说话(即今日之所谓语言)的进展史上,女人也比男子占着更重要的地位。说话的本能在女人是得天独厚的,所以我深信她们对于人类语言的演进,一定有着比男人更重大的贡献。我想古代的人类一定是沉默寡欢的动物。当男性人猿离开洞穴去打猎时,邻居的女人在她们的洞穴前无所一事,一定谈论威廉是否比哈罗好,或哈罗是否比威廉好,或是哈罗昨晚多情得讨厌,他性子多么暴躁。我想人类的语言必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此外别无他途。人类以手去取食,使鄂部不必再担负去拿食物的任务,结果使颚部逐渐低平,逐渐变小,这对于人类语言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这种姿势最重要的结果,是把两手解放了,使它们可以把东西拿起来观察研究,像猴子捉虱为乐那样,这种动作便是研究精神发展的起点。今日的人类进步大抵还须归功于捕捉那些扰乱人类的虱子。一种好奇的本能也发展出来了,使人类的灵心可以很自由地,用嬉戏的态度去探究各种题目和社会疾患。这智能上的活动和寻索食物并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一种人类精神上的训练。猴子捉虱的目的,不是想把它们吃掉,而是当一种游戏玩着。这便是有价值的人类学术和智识的特征,对事物本身发生兴趣,心中存着嬉戏的、闲逸的欲望想把它们了解。而并不是因为那种学问可以直接使我们的肚子不饿。(如果这里有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对于自相矛盾这件事是觉得快活的。)我以为这是人性的特征,对于人类尊严有着极大的帮助。追求知识的方式,不过是一种游戏:所有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以及创立过有价值的伟大事业者,他们都是如此的。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觉得对微菌所引起的兴趣比对人类更大;天文学家很起劲地记录一颗距离我们有几万万里远的星星的动作,虽则这颗星星对于我们人类一点没有关系。一切动物,尤其是年轻的,都有这种游戏的本能,但也只有人类把这种嬉戏的好奇心发展到值得重视的地步。

因此,我痛恨一切的检查员,以及想统制我们思想的机关或政府,我相信这种检查员和统治者是在有意无意间侮辱人类的智慧。假如思想自由是人类心智最高贵的活动,那么压制思想自由应是人类间最卑鄙的举动。尤里披第(Euripides)对于奴隶一词所下的定义也就是:一个丧失思想自由或意见自由的人。所以每一个专制政体便是制造尤里披第型奴隶的大工厂。我们在这二十世纪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国度里,不是有着很多的奴隶例证吗?所以每一个专制政体,不问它是什么方式,在智慧方面总是退化的。在中世纪时代,尤其是在西班牙的宗教肃清时代,更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短视的政治家或传教士也许以为信仰和思想的一致会有助于和平和安宁,可是由历史的眼光看来,其结果会使人类的性格消沉下去。专制者对于一般的人民一定抱着极度的轻视,他们不但要控制一个民族的外表行为,并且也想统制人民内心的思想信仰。他们有一种很歪曲幼稚的念头,相信人类的心智都可以适应这一种一致的规定,相信他们会依着政府宣传官或宣传部长的训令,照着命令去喜欢或憎恶一本书、一首大乐曲或一部电影。每一个专制政府都想要把宣传和文学混合起来,把那崇拜活的统治者思想和宗教思想混合起来。

无论如何,这是办不到的,如果思想的统制者和人类的天性违背得过分,即等于他们在散播失败的种子。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世界上的强盗,再没有比劫夺我们思想自由的罪恶更大的了。如果我们失掉了思想自由,那还不如匍匐而行,承认两足走路是一个错误,而回返到三万多年前的原来姿势。依孟子的话讲起来,人民怨恨这个强盗,比之统制者的蔑视人民,其程度是一样的厉害,也一样的深刻。强盗劫去的东西越多,人民越恨他。世间再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比我们智能上的、道德上的或宗教上的那种信仰更宝贵、更个人化、更亲切,所以那个剥夺了我们信仰自由的人,必引起我们心里最深的痛恨。但是这种愚笨行为在专制者是很自然的,因为专制者根本是智能上的退化分子。人性的反动力和人类良知的不可征服的自由,总会有一天反过来对专制的统治者给予一个打击。

论梦想

有人说过,不知足是神圣的;我却以为不知足是人性的。猴子是第一号的阴沉动物,在动物中,我只看见黑猩猩有一个真正忧郁的面孔。我往往觉得这种动物很像哲学家,因为惟有哲学家才会有忧郁和沉思的表情。牛似乎不会思想,至少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知足;象也许会怀着盛怒,可是它们那不断摆动象鼻的动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怀中的一切不满都排除。惟有猴子能够显示出彻底讨厌生命的表情。猴子是真够伟大啊!

九九归原的说起来,哲学或许是由讨厌的感觉而开始。无论怎样,人类的特征便是怀着一种追求理想的期望,一种忧郁的、模糊的、沉思的期望。人类住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梦想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和倾向。人类和猴子的差异点也许是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外,还有着想像力。我们都有一种脱离旧辙的欲望,我们都希望变成另一种人物,大家都有着梦想。兵卒梦想做伍长,伍长梦想做上尉,上尉要想做少校或上校。一个气魄宽宏的上校是不把上校当做一回事的,用文雅的词语说起来,他仅仅称之为服务人群的一个机会而已。在事实上讲起来,这种工作确没有什么别的意义。老实说,琼·克劳馥(JoanCrawford)对于自己并不像世人那么注意,珍妮·盖诺(JanetGaynor)对于自己也不像世人那么注意。世人对一切伟人说:“你们不都是很伟大吗?”如果那些伟人真正是伟大的,他们总会回答:“伟大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个世界很像一家照菜单零点的餐馆,每一个顾客总以为邻桌顾客所点的菜肴,比他自己所点的更有味、更好吃。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自己。

这种特性无疑地是由于我们有想像力和梦想才能。一个人的想像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小孩,往往比较难于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地感到快乐知足。同样离婚的案件在理想主义者和富有想像力的人们当中,一定比无想像力的人们多。一个理想中的终身伴侣的幻想会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若在缺乏想像和理想的人们便永远不会感觉。笼统地说来,人类有时也被这种理想的力量引入歧途,有时则辅导上进;可是人类终是完全靠这种想像力而进步的。

我们晓得凡是人都有志向和抱负。有这种东西是可贵的,因为志向和抱负大都被视为高尚的东西。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梦想,我们的行动多少都依照梦想而行事。有些人比一般普通人多做了一些梦,正如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梦想较多的孩子,或是有一个梦想较少的孩子。我得承认我私下比较喜欢那个有梦想的孩子,虽则是个比较忧郁的孩子,也没有关系;他有时也会享受到更大的欢乐、兴奋和狂喜。我觉得人类的构造和无线电收音机很相像,所差者我们收来的不是播来的音乐,而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观念和思想。有些灵敏的收音机能够收到其他收音机所收不到的短波,因为这些更远更细的音乐不大容易收到,所以更觉宝贵。

而且我们幼时的那些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性的。这些梦想常和我们终身共存着。因此,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美人鱼(The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美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所以,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爱迪生、史蒂芬生、司格德(SirWalterScott)这三个人在幼年时都梦想过。这种奇妙的梦想,结出了最优美最瑰丽的果。但是较平庸的孩子也曾多少有过这些梦想。他们梦想中的幻象或许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感觉到的快乐是一样的。每个小孩子都有一颗思慕的和切望的灵魂,怀着一种热望去睡觉,希望在早晨醒转来时发现他的梦想已成为事实。他并不把这些梦想告诉大家,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是他正在生长的自我的一部分。小孩子的梦想当中有些较为清晰,有些较模糊,清晰者产生了迫使这梦想实现的力量;而那些较不明晰的便在长成的时候逐渐消失。我们一生中总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但是,“有时还没有找到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已经死了。”

讲到国家也是这样,她也有其梦想。这种梦想可以经过许多的年代和世纪,依然存在着。有些梦想是高尚的,有些却是歹恶的。征服人家,和那些独霸世界一类的梦想,都可说是噩梦;这种国家比之那些较有和平梦想的国家不安得多。不过另外也还有较好的梦想,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梦想着和平,梦想着各国和睦共处,梦想着减少残酷,减少不公平,减少贫穷和痛苦。噩梦常想破坏好梦,因之,二者之间不断地搏斗苦战。人们为梦想而斗争,正如为财产而斗争一样。于是梦想即由幻象的世界走进了现实的世界,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真实力量。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所以梦想是真实的。

我们有时也会有混乱的梦想和不符现实的梦想,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梦想也是逃避的方法之一。一个做梦者常常梦想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要逃避到哪里去。知更鸟常常引动浪漫主义者的幻想。人类有一种热烈的欲望,想把今日的我们变成另一种人,脱离现在的常轨。只要是可以促成变迁的事物,一般人便趋之若鹜。战争总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城市里的事务员有机会可以穿起军服,扎起绑腿布,可以有机会免费旅行;同时在战壕里已经度过三四年生活的兵士,而觉得厌倦了的时候,休战也是情愿的,因为这又使他们有机会回家再穿起平民的衣服,打上一条红领带了。人类显然需要这种刺激。假如世界真要避免战争的话,最好各国政府行一种制度,每隔十年募集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人,送他们到欧洲大陆去做一次旅行,去参观博览会一类的盛会。现在英国政府正在动用五十万万英镑去重整军备,我想这笔款子尽够送每个英国人民到利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地中海边名胜区)去旅行一次了。他们以为战争的费用是必须的,而旅行是奢侈。我觉得不很同意!旅行是必须的,而战争才是奢侈哩。

此外还有其他的梦想,如乌托邦的梦想和长生不老的梦想。长生不老的梦想虽则也像其他的梦想一样地模糊,但是十分近于人情,而且是极其普遍。不过人类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死,到了那时恐怕他们也要不知所为。长生不死的欲望,跟站在另一极端的自杀心理属于同类。二者都厌恶这世界,以为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如果问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呢?我们只要在春天到乡间去游览一次,就能知道这句问话是不应该问而觉得惊异了。

乌托邦的梦想情形也是如此。理想仅是一种信仰另一世态的心境,不管它是什么一种世态,总之只要和现代人类的世态不同就是了。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往往相信本国是国家中最坏的国家,他所生活的社会是最坏不过的社会。他依然是那个在餐馆里照单点菜的家伙,相信邻桌所点的菜总比他自己所点的好吃。《纽约时报》“论坛”的作者说:在那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只有俄国的聂泊水闸是一个真正的水闸,而民主国家永远没有建筑过水闸。当然也只有苏联才造过地底车道。在另一方面,法西斯报纸告诉他们的人民说,只有在他们的国度里,人类才找得到世界上惟一合理的、正确的、可行的政体。乌托邦的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的宣传主任,他们的危险便在这里。为纠正起见,他们必须有一种幽默感。

论幽默感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威康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

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颔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

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并不是无聊地寻开心;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够体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因为幽默一定和明达及合理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会辨别矛盾、愚笨和坏逻辑的微妙力量,使之成为人类智能的最高形式,我们可以肯定,必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史梯芬·李可克(StephenLeaclck)代表加拿大;切斯休顿(G.K.Chesterton)已经死了,可是伍德郝斯(P.G.Wodehouse)或爱多斯·赫胥黎(AldousHuxley)可以代表英格兰。威尔·罗杰(WillRogers)可惜已经死了,不然他倒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现在我们可以请劳勃·本区雷(RobertBenclhey)或海·胡德·勃朗(HeyWoodBroun)去代替他。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也有他们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这些人物在大战的前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想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欧洲的大战来。你会不会想像到这一批国际外交家会掀起一次战争,或甚至企谋一次战争。幽默感会禁止他们这样做法。当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时,他们是太严肃了,他们是半疯狂的。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具有健全常识的幽默家是不会这么样想。你可以听见萧伯纳在大喊爱尔兰是错误的,一位柏林的讽刺画家说一切错误都是我们的,勃朗宣称大半的蠢事应由美国负责,可以看见李可克坐在椅子上向人类遭歉,温和地提醒我们说,在愚蠢和愚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誉强过其他民族。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战又何至于能引起呢?

那么是谁在掀起战争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计划的人、谨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爱国的人,那些有“服务”人类欲望的人,那些想创造一些事业给世人一个“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么场地里造一个骑马的铜像,来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地,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如果一个外交家不低声下气地讲话,装得战战兢兢、胆怯、拘束、谨慎的样子,便不成其为外交家。——事实上,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国际幽默家的会议来拯救这世界。我们大家都充分地潜藏着这种所谓幽默感的东西。当欧州大战的爆发,真在一发千钧的当儿,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经验”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于低声下气讲话的,那些最会装得战战兢兢、拘束、谨慎的模样的,甚至那些最切望于“服务”人类的外交家,在他们被派遭到会议席上去时,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开会议程中,拨出十分钟的辰光来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体外交家必须参加,那么任何战争仍旧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惟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这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地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产生。

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那么不同。一般地讲起来,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大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当着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似乎无法摆脱它。幸而人类的心智尚有一种力量,能够超脱这一切观念、思想、志向而付之一笑,这种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处。幽默家运用思想和观念,就像高尔夫球或弹子戏的冠军运用他们的球,或牧童冠军运用他们的缰绳一样。他们的手法,有一种因熟练而产生的从容,有着把握和轻快的技巧。总之,只有那个能轻快地运用他的观念的人,才是他的观念主宰,只有那个能做他的观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观念所奴役。严肃终究不过是努力的标记,而努力又只是不熟练的标志。一个严肃的作者在观念的领域里是呆笨而局促的,正如一个暴发户在社交场中那样呆笨而不自然一样。他很严肃,因为他和他的观念相处还不曾达于自然。

说起来有点矛盾,简朴也就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和象征。在我看来,在研究学问和写作上,简朴是最难实现的东西。欲求思想明澈已经是一桩困难的事情,然而简朴更须从明澈中产生出来。当一个作家在役使一个观念时,我们也可说那观念在役使他。这里有一桩普通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刚从大学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来的大学助教,他的讲辞总是深奥繁杂,极其难于理解,而只有资格较老的教授们才能把他的思想单纯地用着简明易解的字句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年轻的助教不用他自矜博学多才的语句来讲解时,他确有出类拔萃而远大的前途的。由技术到简朴,由专家到思想家,其间的过程,根本是一种知识的消化过程,我认为是和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一样的。一个博学的学者,须把那专门的知识消化了,并且和他的人生观察联系起来,才能够用平易简明的语句把这专门知识贡献出来。在他刻苦追求知识的时间中(我们就假定说是詹姆斯WillismJames的心理学知识吧),我觉得一定有许多次“心神清爽的休息”,好像一个人在疲乏的长途旅行中停下来喝一杯清凉的饮料一样。在那休息的时间中,那些真真的人类专家,会把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简朴必须先消化和成熟,当我们渐渐长大成人的时候,思想会变得更明澈,无关紧要的一点或虚假的一面,将尽被剔去,不再骚扰我们。等到观念有了较明确的形态后,一大串的思想便渐渐变成一个简括的公式,突然地有一天在一个明朗的清晨跑进了我们的脑子,于是我们的知识便达到了真正光辉的境界。嗣后便再不用努力了,真理已变得简单易解,读者也将觉得真理本身是简易的,公式的形成是自然的,因此获得很大的快乐。这种思想上和风格上的自然性——中国的诗人和批评家那么羡慕着——常常被视为是一种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当我们讲到苏东坡的散文逐渐成熟时,我们便说他“渐近自然”——这种风格已经把青年人的爱好华丽、夸炫、审美技艺和文艺夸张等心理一概消除。

幽默感滋养着这种思维的简朴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的说,幽默家比较接近事实,而理论家则比较注重观念,当一个人跟观念本身发生关系时,他的思想会变得非常复杂。在另一方面,幽默家浸沉于突然触发的常识或智机,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显示我们的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简单。不断的和现实相接触,给了幽默家不少的活力、轻快和机巧。一切装腔作势、虚伪,学识上的胡诌、学术上的愚蠢和社交上的欺诈,将完全扫除净尽。因为人类变得有机巧有机智了,所以也显见得更有智慧。一切都是简单清楚。所以我相信只有当幽默的思维方式普遍盛行时,那种以生活和思维的简朴为特性的健全而合理的精神才会实现。

论任性与不可捉摸

看起来现在的军人是代替了放浪者而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人物了。我们不要那种任性的、无从捉摸的、难于测度的自由人,而要合理化的、有纪律的、受统制的、穿制服的、有爱国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组织之下,五六千万人所结成的一个民族能共同信仰同一种主义,皈依同一种思想,喜欢同一样的食物。关于人类的尊严,我们有二种相反的见解:一种以放浪者为理想;另一种以军人为理想;前者认为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后者认为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将私人意见完全受制于统治者和国家,那才是最优越最崇高的人类。二种见解都可加以辩护,前者以常识为辩护,后者以逻辑为辩护。用逻辑去替爱国的自动机式的理想做辩护,是不很困难的。爱国的自动机是模范公民,可以当做达到另一个外在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国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为了另一个目标而存在,这个目标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国家。这一切都可用逻辑很容易证明出来——又简单又坦白,所有的呆子都会死心塌地的相信。欧洲许多“文明的”和“开化的”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抱着这种见解,这实在使人好似难以相信。理想的公民是那种以为被遣到阿比西尼亚首都去,而结果却是在西班牙登岸的军人。这种公民又可分为“甲”“乙”二等。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统治者所认为较好的公民,这种人晓得了他们是被运到西班牙去时,仍是非常温顺、愉快,自己祷告,或由军中的牧师代为祷告,感谢上帝派遣他们到枪林弹雨中去为国牺牲。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开化的人们,那些知道了被运错了地方,而心中觉得愤恨的人们。在我看来,那种内心的愤恨反抗情绪,是人类尊严的惟一标志,是那幅阴森惨淡图画中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类在未来世界中恢复原位的惟一希望。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逻辑,我自然还是拥护放浪者。我绝对拥护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也说并不如此。我们这种矛盾心理就是我们的文明惟一的希望,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为我们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经变成更优越、更高尚的猴子。我的自私使我愿意让牛有一种温顺而满足的脾性,在人类命令下,无论是被领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场里,都能保持同样旷达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为主人而牺牲。同时也因为十分钟爱人类,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自己也变成牛。

等到牛能开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绪,或等到它们现出任性的样子,现出较不服从的样子时,我就要把它们称做有人性的动物了。我以为一切独裁制度都是不对的,这理由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理由。独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处,却不能跟猴子和睦相处。

老实说,我从一九二○年后,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或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种进步。可是现在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尤里披第型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人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现在我除了将中国人观念中人类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现出来,把那个中国人理想中听天由命、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制胜良策呢?西方可也有这么一个势均力敌的良策吗?可也有什么东西足以证明它的个人自由和公权学说是一种严肃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吗?这种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样的工人消灭了之后,使思想的摆子摆到另一方向去吗?我拭目待之。

欧洲个人自由的传统怎么会消失,摆子在今日为什么会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现代集体经济运动的结果,第二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机械观念的遗传。在今日的各种集团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兴未艾的时候,人类似乎是自然地放弃了他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他的个人尊严。当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占了优势,遮蔽了其他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较有人性的知识和哲学,尤其是关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哲学,便完全不加理会,而淡然置之了,这是极自然的。一种患胃溃疡的人时时在想到他的胃疾,一个社会有着经济弊病时,永远是给经济的思想纠缠着,结果把我们自己完全忘记了,几乎记不起还有个人。在过去是一个人,可是在今日的一般见解之下,却变成了一个全然服从物质律或经济律的自动机。我们不再把他当人看待,我们只把他当做齿轮上的一个齿,一个组合或一个阶级中的分子,一个可以列在百分数里进口的异邦人,一个遭卑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个被排斥的资本家,或一个因为是工人而被视为是同志的工人。把一个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或“工人”好像已经能够彻底了解他似的。因此人们就可以随着情形很便当地憎恶他,或称呼他做同志。我们没有个人了,也不再像是人类了,我们只是阶级。那么,我可以说这是事情的过分简单化吗?放浪者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那个有伟大的放浪者性格的人,那个以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的态度去应付环境的人,也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我们没有人类,只有阶级的分子;没有观念和偏见或癖嗜,有的只是意识形态或阶级思想;没有个性,只有盲目的力量;没有个人,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准确的方法去统驭和支配一切人类的活动。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地、热烈的、向着蚂蚁的模范迈进。

我也晓得我所说的只是陈旧的民主的个人主义,可是我要问问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己本身可就是一世纪前赫其尔的逻辑(Hegelianlogic)和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英吉利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物,今日可还有比赫其尔的逻辑或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经济思想学派更陈旧的东西吗?在中国的人性学者看来,再没有比这更难于置信,更不真实,更缺乏常识的东西。可是我们能知道人类这种机械观是怎样在机械科学完成工业、征服自然的当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偷窃了这种科学,把这种机械式的逻辑拿来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研究人事的人们便竭力利用“自然律”这个严肃的名词。因之我们就有“环境比人类伟大”,及“人类个性可以化成方程式”这一类的流行理论。这也许是精湛的经济学,但总是拙劣的生物学。良好的生物学,承认一个人的反应力量跟物质环境在生命的发展上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医承认病人的性情和身体的反应在抗拒疾病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现代的医生已能确定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很多的病人如依逻辑和前例诊断起来,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会不死,反而复原起来,使医生也觉得惊奇。医生开着一式一样的药方给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去吃,而不问他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真可以把他当做危害社会的人。社会哲学家如果忘掉个人,忘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忘掉他的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为,那么社会哲学家也是危害社会的人了。

我也许是不了解经济学,可是经济学也不见得会了解我。今日的经济学还是在失败中,还不敢昂头来置身在科学之列。经济学如果只谈商品而不更向前谈到人类的动机,它当然不是科学;即使能谈到人类的动机而要想以统计的平均数去研究,也不是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拟科学而已。这是经济学的悲哀。经济学甚至还不曾创造出可以检查人类心智的技术。如果它以数学方法和统计的平均律去研究人类的活动,那更有着暗中摸索的危险。所以每当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要决定的时候,总有两派的经济专家和权威者站在绝对相反的地位。经济学终究和人类心智上的特癖是有关的,然而专家们对这些特癖一点也没有认识。一位专家相信如果英国放弃金本位,就会发生大变乱,但另一位专家却坚决地相信:如果英国要得救惟有放弃金本位。人们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这就是最优异的经济专家也无法预测。证券交易之所以会变成投机事业,完全是这个缘故。纵使证券交易所能搜集到世界各国最可靠的经济资料,还是不能像天文台预测天气那样,正确地去预测金银或商品市价的涨落。原因是经济学上参有人类的要素,当很多人想卖出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买进,当很多的人想买进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卖出。这里就有着人类的弹力和不可捉摸的要素。当然卖出的人总当那个买进的人是傻子,而那买进的人也以为卖出的人是傻子,到底谁是傻子,只有事实来证明。这种情形不但在商业交易上如此,在人类心理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同时在人类对于道德、风俗和社会改革的一切反应上,也都是如此。

个人主义

今日世界上的人类有些是生活在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多少受社会变动的影响,有些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逐渐回向民主的理想,有些是生活在朝不保暮岌岌自危的独裁制度里。但不管他在何种情形之下,个人的生活依旧是一个整体,虽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总还保持其个性。

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便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绝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的工具。世界最伟大的不列颠帝国,她存在的目的便是使一个住在苏赛克斯(Sussex)的人民可以过着幸福合理的生活;但是谬误的哲学理论,却会说那个人是为了大不列颠帝国而生活的。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

要批判一种文化的价值,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文化能产生何等的男女为标准。惠特曼这位最有智慧、最有远见的美国人在他的《民主主义憧憬》(Democraticvistas)一文里就是基于这种意义去阐明个人原则之为一切文化的最终目的:

我们应该想一想,文明本身所根据的是什么——文明跟它的宗教、艺术、学校等,除要达到一个丰富美丽而多变异的个人主义外,还有什么目的呢?一切事物都是向着这个目标而进展;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因为要实现这个目的,才仿着大自然的规模把广漠无垠的人类荒田开垦起来,播了种子,给大家以均等的机会,所以它的地位仍在他种主义之前。一国的文学、诗歌、美学等之所以被重视,乃是由于它们能把个性的材料和暗示供给该国的男女,并以种种有效的方法去增强他们的力量。

惠特曼讲到个性的人生的最后事实时,他说:

当一个人神志在最清明的时候,他有一种意识,一种独立的思想,解脱一切而高升起来,像星辰那么地沉静永恒不灭。这就是和同思想——不管你是哪一种人,自己的思想终是属于自己的,我为我,你为你,各不相混。这确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人世间最神奇最模糊的梦想,但也是最明确的基本事业,是进向一切事实的大门。在那种虔诚的一瞬间,在意义深长的宇宙奇途中,信条和惯例在这个简单观念之下显觉不足轻重了。在真正的幻象之光的照射下,它是惟一有内容、有价值的东西。像寓言中的黑影矮人一旦被解放了一样,能扩展到整个大地天上。

对于这位美国哲学家推崇个人的言论,我本想多介绍几段出来;可是为节省篇幅起见我就用下面几句话做一个结束:

……我们可用一处简单的观念来做最后的结论:(不然整个事物的体系将成为无目标的、欺人的)最后的和最好的方法,是依赖人类本身,及其自己天生的、常态的、充分发展的质素,而绝对不掺杂迷信的成分。

在种种变迁,在不断的嘲笑、抗辩和表面的失败中,民主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冒着任何危险去证明一个学说或原理,就是:在那最健全崇高的自由下训练出的人,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一种法律。

我们所应关心的是我们对于环境的反应而不是环境的本身。法德英美都生活在一样的机械文明中,不过她们生活的形式和趣味都各自不同;用着各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当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变化的可能时,当我们看见两个汽车夫同坐在一辆货车上,听了同样的笑话而有着不同的反应时,我们即不应假定人类都须很服帖地受着机械式的统制。一个父亲对于他的两个儿子可以给予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生活基础,可是到后来,他们会渐渐依照各自内在的个性去创造自己的前程。纵使两个人都做银行的行长,有着完全相等的资本,然而在各项重要的事务,与一切造成快乐和幸福的事物中,他们完全是两样的,他们的处世态度、腔调和性情无不两样;他们和属下职员间的关系也有相异之处,职员们或许怕他们,也许爱他们,他们也许是好吹毛求疵的,也许是和蔼而宽大的;他们储蓄和用钱的方法也不同;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癖好、朋友、俱乐部、书籍和妻子也都是两样的。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看见报纸上的许多讣告时,我们也不禁有些奇怪,以为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两者的生活竟是那么不同,有的安居乐业,专心一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获到乐趣;有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到处浮沉着;有的成了发明家,有的从事探险;也有些人喜欢说笑话,有的却终日沉默寡欢;有的正在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之时,而结果却无声无臭地在角落里死掉了;有的做着卖冰卖煤的买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被人刺死,身后遗下了黄金二万元。是的,虽然在这工业时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变化总还是人生的滋味。

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宿命论在人事上是没有这回事的。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创造者的计算完全失败。也击败了法律、制度和社会改革政策的创造者,不管所创造的是奥尼达团体制度(Oneida,奥尼达人系指居住纽约奥尼湖附近的美国印第安人)或美国劳工联盟,或法官林赛所定的伴侣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婚姻和离婚的惯例更为重要。那些执行法律或维护法律的人们也比法律本身更其重要。

讲到个人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个人生活是一切文明的最终目标,并且也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进步都是由许多个人(个人造成国家)的集体行动和集体牌性而产生,所以也完全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为基础。国家的政治和国家每一时期的进化,其决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性。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原则之外,一个民族做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卢骚不会预料到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拿破仑的突然出现,正如马克思不会预料到他的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发展和史太林的出现一样。法国革命的演变绝不是由一般所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决定,而是由于人类天性上的某些特质和法国人脾性上的某些特殊质素所决定。马克思虽有很严正的辩证法,可是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将取的途径的猜测却是完全失败的。从逻辑上讲起来,照他的预料,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应发生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和无产工人阶级抬头的地方——先在英国,继在美国,此外德国或许也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事实却不然,共产主义却是在俄国这么一个农业国,一个无产阶级没有多大力量的国家里,最先找到了实验的场所。这是因为马克思忘记顾到英国和美国的人的因素,忘记顾到英国人或美国人应付事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上的一切重大错误,全是由于不曾考虑到那个国家中那种不可测度的因素。英人不信任假说和口号,英人做事有着有条不紊慢慢做去的习惯。盎格罗逊民族有着个人自由、自尊、明达、秩序等的爱好,这些对于英美各种事态的发展,比之德国辩证学者的全部逻辑更有决定的力量。

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根据。这种民族的脾性,这种所称为“人民的天才”的抽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性格。一部分人有着一种谬误的观念,以为这种“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一个神话的实物,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的行为的一种性质和做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种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它也和国家的“命运”般同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本质,这是不对的。这种天才是只能在动作中看得出来,只不过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即取舍和倾向,在危急时的特殊局势下,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旧式历史学家往往跟黑格尔(Hegel)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仅是观念在机械的必然性下的一种发展,然而较微妙而现实的历史观念却以为这大概是机缘的问题。每当一个危急的时期,国家即做一次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的势力和互相冲突的欲望在战斗着,情感的多寡,即决定天秤的倾侧。国家在危机中所表现的所谓天才,即是那个国家对于一件事情所做的取舍决定。每个国家总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取择他们所喜欢的而排斥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种选择是根据于思想的潮流、一些道德观念和社会的成见。

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所谓民族的性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物中表现出来,有时在变动的情感的狂潮中表现出来,有时在自以为是正常的动机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孚众望的君王的私人爱戴,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国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视之,国王是否应该做超越傀儡式的人物,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感中,只要任何一种情感稍微多一些,便可生出不同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中,情形永远是如此的,不管齐诺维夫(Zenoviev)、嘉美尼夫(Kamenev)和比亚达可夫(Pintaof)会不会被杀,拉达克(Radek)会不会被监禁,不管“反革命”的阴谋和反史太林的叛乱其范围是否会如所宣传的那么广大,不管德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会在纳粹政权的高压下能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这须看德国人民有着多少人类的弹力),不管英国会不会真正地变成工党的国家,不管美国的共产党社会大众对它的好感或增或减:这些问题都须取决于各该有关国家内的个人思想、个人情感和个人性格。在一切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身任性的不可捉摸的难于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

根据这种意义,儒家就把世界和平问题和我们私人生活的培养联系起来,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认为每一个人都该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儿童入学时,所读的第一课包括着下列的一段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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