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民

一、南方与北方

妇女天生稳健之本能高于男子,而中国人之稳健性高于任何民族。中国人解释宇宙之神秘,大部依赖其直觉,此同样之直觉或“第六感觉”,使许多妇女深信某一事物之所以然,由某某故。最后,中国人之逻辑是高度的属“人”的,有似妇女之逻辑……

一、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Aurelius)或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应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甚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Sophocl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锺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厉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底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她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藉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习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二、退化

退化(Degeneration)这个名词,常易为人所误解,因为它的意义只在比较上显出来,而非是绝对的。自从有了艳丽的化妆品和真空地毯扫除器之发明,现代人类好像专把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来判断他的品行之高下。因之有人觉得狗的文化业已增高,因为它现在每星期洗澡一次,而到了冬天,又穿上腹衣。著者曾听到几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谈起中国农夫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是“非人类的生活”。欲谋救济,第一步工作,似非把他们的茅舍和用具总消毒一下不可。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彻底说起来,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识。一条狗倘只知道吠而不会咬,常被牵引遨游于市街,给妇人们当作玩物,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就令具有约克?邓姆赛(JackDe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动物,他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此等动物亦非必尽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对于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惟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落茨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沁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即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Obeu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三、新血统之混入

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

新血统之混入,很可以说明中国人民今日所具种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曾载有DJSLee的一篇论文,标题为《中国战祸之周期循环》,内容系将中国历代之战乱,作一统计的研究,证明此等一治一乱的循环期,其前后距离大致有一种准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骤思之,如非人事演变中所可能的现象,而李博士则条分缕析,凿凿有据,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说来,中国历史简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的开始,当为一祚命短促而军威强盛的皇系,结束连绵不息的内战而统一中国,此后继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时代,过此时期,则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断之内战又起,马上使京都自北南迁,然后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险恶之形势日甚一日,最后跌入异族统治的深渊而结束此一周期。历此乃周而复始,重演过去循环,中国复重新统一而光复本族之统治权,此时期必开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个循环,其史迹之演进,在它的时间上与前后的因果上,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机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环与下一循环,其形貌如出一辙。像李博士所说:每一循环的相当时期,大约适当文化发扬期之初期,总有一次伟大工程之兴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毁灭。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伟的万里长城,以及华丽的阿房宫,曾几何时,阿房宫便毁于火,延烧绵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则隋代有运河之开凿,隋炀帝也建筑过瑰伟的离宫,穷奢而极侈;第三周期,则有长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遗留至今之面目。当明代永乐皇帝之际,曾开凿几条新的运河,并兴建水闸,著名的《永乐大典》亦为这个时期的一大功业。

此等循环期包括(一)从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纪元前二二一年——纪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从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这一个周期还未届结束的期限,但由过去六百年之史迹观之,其演进仍恪遵前期之轨迹,明清两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一八五○年之太平军革命,掀起了第一阵内战的大波,吾人现正处于慌乱与战祸交进的上升阶段上,此交迸之进展,务求所以相称于历史遗传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迁都南京,便可见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二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之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说,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进亦复相同。周代为中国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时期,周室始祖践祚于纪元前一一二二年,凡历九百年而灭亡。第一个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时中国内部比较平静而强盛,及至纪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异民族之压迫,京都不得不东迁洛邑,从那时起,战争不息,列国诸侯之并吞攘夺,纠纷日甚,中央政府渐失其统驭封建君主之权力。自纪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为孔子编年史《春秋》一书之断代纪年,此时期因谓之春秋时代。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则谓之战国时代,彼时楚国逐渐膨大,控占疆土几包括中国南部开化居民区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诸侯而统一中国,乃告结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开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国风俗习惯之新兴民族。

此种事实,宜以人种学的、经济的并气候的原因来解释,而人口过剩,要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则下,大概可以维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国,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连绵四五百年之久者,历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国何以能独处例外,殆无理由可以解答。但试将中国文学史作一观察,似可发现另一显明之解释。每当南北分裂,扰攘纷纭之际,道德机构之崩坏,常反映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本章第一节所举之几首小诗,可见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时期,称为六朝,自东晋以迄隋室统一中国,此一时期中,华北完全被制于蛮族的战胜者统辖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之女子气,以及文学风格之卑下,适相当于六朝时之生活,六朝以浮华绮靡之骈体文著称;而宋元之际,则发育一种优柔色情之词曲,此等诗文,其风格所以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贫乏,而失于字面之过于繁缛;凡铺文陈辞,其字义之轻重深浅,分别务求精细工巧,不复含孕淳朴之田野风味,却为扭扭袅袅,浓艳细腻之闺阁气。中国人在此等时期中的表现常有一种文学声韵上的新嗜好,一方面产生精细的文学艺术批评,并崇尚风雅的贵族生活习惯。

因为那些时期中,吾们常见绘画与书法之发达,贵族阶级起而传袭艺术之系统,中国文学批评至六朝时始第一次抬头,而中国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家庭,亦适当于这个时期。政治的萎弱失统,往往与艺术之纤巧并存,而此时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无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帝皇诗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诗的圣手;南宋徽宗,则为出色的画家。

不过种族对抗的细菌,却也在这种时候下种,因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庭的权力上把握住胜利者的地位,其下层基体仍为汉族。雄武的北魏统治阶级,属于鲜卑族,不但接受汉族文化,且公开相互通婚;南宋时代之金(满族)情形亦复相同,其机体内容,大部仍为汉人。如此史迹之演化,实为一种发酵作用之进行。此等时代又为文化上接受异族影响的时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传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戏曲及音乐之传入,均为历史上不可忽视之例证。至于人种混合的最清楚的实效,可发现于今日北方人语言与体格上之特性。他们那含有粗涩的变音的言语,高巍的体格,有趣而质朴的性情,都为其特征。异族血胤的混合与文化之交织,即为中华民族所以长存之一大原因。

四、文化之巩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犹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问题乃在中华民族如何始能挨过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机而不致灭亡于侵略者铁蹄之下,如罗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们的民族持续力及其吸收异族之性能苟藏于何种特点?只有将此等问题作深切之观察,始能对于今日之情况,获得一真实之认识。

所谓民族本质及民族持续力,可以说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结果,至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之倒退的特性,实有助于使汉族挨过政治灾祸,而吸收异族血胤以渐达于革新,乃为另一问题。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盖其组织既已十分完密,原则又阐明至为详细,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所属。此种绵赓万世而不绝之社会制度,中国人视为超越现世一切之珍宝,这样的心理,实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仪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识已深入人心。

如此组织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与家族意识脆弱的异族人民相接触,便发挥宏伟的效用。野蛮民族或其混血儿,必乐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续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种美妙的理想,觉得一个人的躯壳虽死而其灵魂不灭,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家族制度又为激发生殖量之直接诱因,盖欲令林氏禋祀不绝,必须为林氏生产嗣续,欲使林氏枝叶繁昌,则生产儿孙尤以愈多为愈妙也!

或许中国之能吸收河南犹太种人,端赖于家族制度之作用。现在河南的犹太种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国,他们的传统的不食猪肉之习惯,已成过去。犹太人之民族意识,早经埋没于维系着家族组织之中国人的较大民族意识中,结果在人种变化的园地上获得一伟大的新收获。至于种族意识比犹人为弱,自尊观念比犹人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国疆域,土著的汉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优势,其理固甚明显。故不问政治上之变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国的家族制度将永远结合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

另一巩固中国社会机构的文化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考试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雏型则脱胎于汉代之选举制度。中国俗谚有云:“将相本无种”,实即为考试制度之基本原理。自夫魏晋以后(第三——四世纪),选举监督权的变更,演成一种新的制度,设立所谓“九品中正”,专司评定当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准,各级中正系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为官吏,多接近豪门世族,评议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权势之家而失选举之实,致当时有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于是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故晋代曾产生特殊之贵族阶级。

唐代确立之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其内容虽不免经下代屡屡更改,制度本身则延至一九○五年寿终正寝,一直维持仕途上开放之门户,使人人得由贫贱进取功名。不过科举制度在性质上不免近于机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适宜于选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视为智识考试。此种制度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向城市移入,藉以补充上层阶级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吾人概观千数百年来之史迹,深信此种考试制度对于统治阶级之品质上定已发生汰劣过优之效用,故能维护社会之巩固机体。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则为统治阶级不独来自农村,他们且复归于农村。因为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视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

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断发生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著名学者之家书及家训里头,随处充溢着这样的理想,不啻描绘出中国“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著者暇时曾随手选出一篇郑板桥致其介弟之家书,内容天真可爱,堪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钟、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水浒》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人种学上的实体,她所表现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点,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爱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性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沉滞性”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第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

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

一、圆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二、忍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Tom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四、老猾俏皮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个譬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稍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端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寒山曾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凶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nile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地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吾人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所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吾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吾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吾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唯人主义者”,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吾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吾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弹动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和平

前面吾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性,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将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吾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底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连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此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吾们叫它“涵养工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工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吾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吾们应有之程度,虽然吾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过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静,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吾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吾们还没有奋斗得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奋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致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大洋钿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的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钿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原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著者曾耳闻过二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官,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吓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时期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祖传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钿旅费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工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

六、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底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七、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吾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沙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吾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作“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似《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因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个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拔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垣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律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近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到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勿准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老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汉了。

此种幽默汉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滑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体肤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进!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像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器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保守性

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来,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辞。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相,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夸大,倘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一番全盘的检讨,除掉最近百年来的屈辱,你当首肯斯言。虽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自明之事实。——惟一之文化劲敌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义,忠实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为儒学家常无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夸耀于孔子,即夸耀于其民族,夸耀中国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质理解人生,夸耀其认识人类天性的知识,夸耀其解决了伦理与政治关系之人生问题。

他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孔教不独寻求人生的意义,抑且解答了这个问题,使人民以获得人类生存的真意义而感到满足。这个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条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来的人生,亦无意更改现存的这个人生,当一个人觉察他所获得的既有效而且为真理,天然变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会以外,未见及别种人生的范型,认为为人之道,没有第二种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伦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无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妇人跨过热闹街道,此等事实叫中国人听来,多少未免吃惊。

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卤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与伦比。但是另外有种种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这一点他认为是中世纪的遗传而非为十九世纪新发明),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像,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贵,靡有孑遗。外国商人为预防中国之可能的进攻租界而所取的种种骚动的措施,实为他们的胆略和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不足之铁证。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国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当内在的愤怒。但倘外国人因此就认为中国人将总有一天会暴露其愤怒而还飨外人以较次等之皮靴,则属大误。倘使他们真暴露其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国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许多这样的冲动一定曾经引起了过激主义,结果产生了中华民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这种变动太广大,太雄伟,没有人敢担当这个责任,除非是呆子,否则是鼓吹出来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来造一架通天桥,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家真给鼓吹出来了。自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革新中国的宣传运动极为活跃,当时有两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维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权;一派则为民主革命主义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左翼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右翼则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后来脱离了他的恩师而向左转了。这两个固执的党派在日本笔战了好久,可是这问题终究给解决了,不是双方辩论的结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药,与民族自觉之本能的抬头之结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后,紧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胡适所倡导,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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