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这两天解放日报内部很混乱,人心惶惶。报社社长兰益群被检举贪污,扣押起来了。报上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挪用公款两亿两千万元,与商人合伙作投机买卖,并曾接受部下礼物价值一千万元以上。」

三反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告密信堆积如山。增产节约委员会──也就是三反司令部──从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作材料审查工作。刘荃是曾经参加三反学习的,也被调了去。组织上尽量地利用像他这样的青年干部担任三反第一线工作,名义上就是说他们「政治清白,品质良好,而思想上常起波动,立场不够坚定,正可以在三反的火线上给以考验和锻炼。」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是新进,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比较不会徇情。他们所检阅的告密信,都是检举处长以上的干部的罪行的。

有一天刘荃拆开了一封信,是检举陈毅市长的,署名「一个忠实党员」。信里说一九四六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改编的华东野战军,被困在鲁中南一带的山区。延安派了人送来大批的假法币,供给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采购必需品。陈毅就派干部化装商人混入济南青岛,替伤员购买医药。但是这笔款子只用半数买了医药器材与药品,其余都买了皮大衣、鸭绒被、皮靴、皮手套。此外还买了许多罐头食品给伤兵吃「营养餐」。但是「忠实党员」说:「我那时候正负了重伤,睡在篷帐里,连一条被子都没得盖。我听见说有这些食品,但是并没有看见过。后来我发现全堆在陈司令的总部里,我们退出鲁中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见了。」

他又控诉陈毅历次贻误军机,不听忠谏,损失士兵,放走敌人。一九四九年盲目攻击金门岛,又是一个惨重的失败。措词非常严重,刘荃看了,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只有马上拿了去请示上级。

他们这一组的组长不是外人,正是抗援总会华东分会的崔平同志。刘荃过去和崔平很少接触,只知道这人架子很大。现在高级干部穿西装的很多,他论地位还够不上穿西装,因此总是穿著一套剪裁合体熨烫精的黑呢人民装,更加衬出他那一张白净平整的长长的脸,大大的嘴。只是他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不愉快的疙瘩神气。也有人背后议论,说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有赖秀英这样一个爱人,但是他这样一个疙瘩人,怎么会爱上她的,始终是一个谜。

刘荃把这封信送到他办公室里,他正拿着一枚鸡血石图章,细心地用一根牙签剔着印纹里的红泥。刘荃记得他去年刚来那时候,赵楚崔平这干人都还是因陋就简,用着木头戳子,现在却是每人都有好多只精美的玉石象牙图章,都是人家送的。他们虽然不经管财务,不免也接触到一些商人,也希望人家对他们「有点表示」。照例送干部较轻的礼,总是美国货的自来水笔与手表,但是后来就有人挖空心思,改送好石头雕刻的图章,既高雅,又大方,又不落行贿的痕迹。所以竟成为一时风尚,干部们都讲究起此道来。

「崔同志,」刘荃说:「这一封信我想请崔同志看一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归档。」

崔平皱着眉接过那一叠信笺来。然而才看了两行,他那不耐烦的神气立刻消失了,急忙揭到最后一页去,看是什么人具名。然后又很快地掩上那一页,仿佛怕人看见似的。「这材料让我来处理吧,」他抬起头来向刘荃说。

刘荃正要去,崔平突然又叫了声「刘同志」。他向刘荃微笑,「在这三反战役里,我们尤其要强调组织性。你经手的这些资料,除了对我公开之外,要绝对保密的。」

「我知道,」刘荃说。

崔平略略向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走了。

刘荃走了出来,不免有种种的猜测。看那封告密信的口吻,对于军中的内幕知道得这样详细,执笔的人至少是个营级以上的干部。他曾经听见说崔平赵楚从前都是陈毅的部下。再看崔平刚才那副紧张的神气,不见得仅只是因为这封信胆子太大,「反」到了陈毅头上。他似乎是为写信的人害怕。──难道是赵楚写的么?那笔迹歪歪斜斜,似乎是经过矫饰的,但是说穿了也确是有点像赵楚的笔迹。

陈毅的地位决不会因此起动摇的,刘荃想,除非这封信刚巧被他的政敌抓到手里,聪明地加以利用。但是就最近的趋势看来,这三反运动表面上虽然雷厉风行,一般高级干部还是很少受到影响。主持三反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与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晓,已经因为搞得太过火了而获罪。他们求功心切,大批开革了党内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量」。这次召开三反工作干部大会」,主席台上不看见他们俩,而另换了两张陌生的脸。此后也没有在别处露面过,从此就失踪了。大家暗地里都觉得奇怪,后来渐渐听见说,饶漱石是被调到北京马列学院去学习了,刘晓也被革去了「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的兼职,不再领导三反了。

这告密的人以卵击石,倒实在是有点危险。总算是这封信落到了崔平手里。刚才崔平那样特地提出来叮嘱他保守秘密,也许是想销毁那封信。

这一天晚上刘荃回到宿舍里来,却有一件意外的事在等着他。张励已经被释放了。这也是政府对于「自己人」的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据。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似乎还保存着旧式的帮会作风。对于党员,总是「反」的时候特别大吹大擂,事后却是从轻发落。前一向把张励关了起来当作老虎打,一连十二夜,党小组夜夜开检讨会。起初他也叫冤,但是后来终于痛哭流涕地供认出来,「到了上海以后,思想上起了质变,」除了和戈珊发生暧昧关系,有一个时期还常到舞场去「批判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终于被一个舞女所诱惑。他的经济来源是向印刷所与纸商拿回扣,但是不常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贪污的数目也不大。党支部把他的坦白书公开了,下了断语:「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终于拯救了他。」同时因为他坦白彻底,还把他升了一级,说:「我们要在工作锻炼中考验他。」

张励因祸得福,这次回到宿舍里来,也可以算是衣锦荣归,只是瘦了许多。刘荃慰问了他几句,自己觉得很窘,因为现在他知道张励早就知道了他和戈珊的秘密。张励这次出了事,主要也是戈珊害了他,以至于二罪俱发。眼看着刘荃倒始终安然无事,「逍遥法外」,戈珊明明是袒护着他,拿别人来开刀。张励岂不要恨他?

张励的态度倒像是坦然,完全若无其事。刘荃向他自己说:「共产党员的确是不把男女关系放在心上的。」但是他究竟认识张励相当久了,从其它方面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大量的人。

那天晚上两人同睡在一间房里,刘荃总觉得十分不安,好容易才睡着,天不亮倒又醒了,所以那天起来得特别早。出来得也早,到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大门还没有开,只好在街道上徘徊着。那是一个寒雨霏霏的早晨,这条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只看见一两个女佣买了菜回来,篮子里倚着大棵的青菜,菜叶上满是冰花。偶尔听见一声铃响,静静地滑过一辆三轮车,车夫披着蓑衣式的橙黄油布斗篷。附近没有门洞子可以避雨,刘荃扶起了雨衣的领子,顺着一带漆成黑色的竹篱踱了过去,又踱了回来。

增产节约委员会门口停着一辆汽车,刚才看见那汽车夫缩着腿横躺在前座睡觉,这时候却坐了起来,打开了车门,从嗓子眼里大声呼出一口痰来,向街沿上吐。

「早,刘同志!」那人打着呵欠向他招呼。刘荃认出他是崔平的司机,就也向他点头笑着说:「我今天来早了,门还没开。」

「上车上来坐会儿吧──下雨。」

「不用了,」刘荃说,但是那司机已经替他推开了后座的车门,情不可却,也就跨了进去。里面的空气非常混浊,含着一种浓睡的气息。

「昨天一夜没回去,没办法,就在车上对付了一晚上,脖子都睡酸了。」那司机又打了个呵欠,把背脊牵动着在棉制服上摩擦了两下,代替搔痒。

「怎么没回去?」那司机略略把脸向着办公处的方向扬了一扬,大约是指崔平。「办了一夜的公,这会儿还在楼上呢。」

刘荃想到车主人可能随时走出来,他很不愿意被他发现自己坐在他车上。「我上那边去买包香烟。」他推开了车门。

「我也得去买点什么吃的。咳,苦差使!」那司机笑着回过头来向他说:「一样当司机当勤务,在市长那儿当差横是不见得像我们这样啃大饼。昨天上陈市长家去,人家那是真阔──听见勤务在那儿骂燕云楼的伙计:『天天送烤鸭子来,鸭子一天比一天瘦,一点味儿都没有!』」他推门跳下车来,锁上了车门,向路角的大饼摊走去。

刘荃站在人行道上,却怔住了。崔平昨天到陈毅那里去过?是不是和那封告密信有关?照理这封信关系重大,是应当请示上级处理的,上级就是陈毅──他是三反总司令。但是……

刘荃又顺着那竹篱缓缓走了开去。这封信一定不是赵楚写的,不然崔平和他这样的好朋友,难道会出卖他么?正想到这里,忽然听见一阵汽车喇叭响,一回头,看见办公处的一个工役站在汽车旁边狂揿着喇叭,那司机已经从路角奔了过来,一面跑,一面把一副大饼油条向嘴里乱塞。同时崔平已经一阵风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大约因为一宿没睡,脸色惨白,眼睛里满是红丝,胡子没来得及剃,两颊青青的一片胡子渣,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一脸的杀气。刘荃正望着他发呆,汽车已经呜的一声开走了。

「上陈市长那儿,」崔平向司机粗声说,然后他沉重地向后面车垫上一靠。

雨水在车窗上亮晶晶地流着。汽车里面依旧充满了那浓浊的睡眠的气味,又加上了冷油条的油腥气。

昨天那封信送了去,到了陈毅手里,赵楚反正是死定了。再写一份检举书检举他,也不算落井下石。石头是无法伤害死尸的。崔平向他自己说,这不过是像在战场上,以死人的身体作为掩蔽物。

费了一夜工夫写成的检举书,厚墩墩的,装在口袋里,他可以感觉到那口袋压在他胯骨上,那块地方一片麻木。

检举书里列举的赵楚的罪状也并不完全正确。只有他派他属下的解放军走私贩毒,那是确有其事,但是这件事谁没干过?赵楚还是最胆小的一个,在军队里生活得久了,也不大会适应当前的环境,索贿舞弊都不甚在行。但是陈毅关于三反的训话里曾经说过:「检举只要有百分之五正确就行了。」

检举书里也提到他和赵楚以往的交情,说:「过去屡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互相援救,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报恩思想,以温情主义动机为出发点,而不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但是虽然把过去加以否定,仍旧不厌其详地叙述着他们怎样一次次救了彼此的性命。因为他们的感情越是深厚,当然他的牺牲越大。三反中他虽然没有父母兄弟可检举,至少可以牺牲这样一个心腹朋友,作为最崇高的奉献。

这大概总可以稳度三反的难关了,他想,而且可以升级。

当然他的目的并不在此。昨天把那封检举陈毅的信给陈毅送了去,也实在是不得已。本来想把它隐匿起来的,但是怎么瞒得住,等到一一泄漏出去,大家都知道他和赵楚的交情,当然他们是同谋,势必同归于尽。

他不是怕死,他对自己说。在战场上倒下去是光荣的,但是在三反战役中倒下去,是否定了自己整个的革命历史。

很矛盾地,他恨不得能够在火线上再救赵楚一次,明明心迹。

汽车前面玻璃上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来扫去,「阁──阁──阁──阁──」响着。他的思想也跟着摆动。赵楚写这封告密信始终瞒着他,大概还是出于好意。怕他被株连,闯了祸预备「一身做事一身当」。唉,这傻子!崔平其实比他小一岁,但是总觉得自己年纪比他大,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欺负了他。在延安那时候,同爱一个女人,当然崔平求爱的手腕比较高明,有一天约她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吻了她,心里就很抱愧,觉得是叛友的行为。那时候是真傻。

他微笑了,自嘲地,又带着轻微的怅惘。

「阁──阁──阁──阁──」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过来,扫过去,但是似乎永远擦不干玻璃上纵横的泪痕。如果有人在流泪,那是死去多年的一个男孩子。

到了陈毅的住宅里,崔平坐在会客室里等着,一直等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见到了陈毅。但是陈对他很亲热,还留他吃饭。

他吃到了燕云楼的烤鸭子。他从陈公馆出来,坐到汽车上,摸了摸脸颊非常粗糙,想起早上没剃胡子,就吩咐司机弯到发馆去,从容地剃头修面,然后再回到增产节约委员会来。

「刚才有一位周玉宝同志来过,」办公处的勤务向他报告:「说有要紧的事见崔同志。等了半天了。刚走。」

原来事情已经发动了,实在神速。

那天晚上他回去,赖秀英一看见他就抢着告诉他赵楚被捕的消息,又告诉他周玉宝出去讨救兵去了。崔平也不愿意和她多说,只推身体疲倦,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有睡觉,今天要早早地睡了。正要解衣上床,周玉宝却仓皇地冲了进来,嚷着「崔同志回来了!我都急死了!找你不到!」

崔平颓然坐在床沿上,把一只手掌按在眼睛上,疲乏地徐徐横抹过去。「怎么回事?」他问:「我也刚听见说。」

他一向不大喜欢周玉宝。也许因为她太逞能。也许因为她女性的气息很强,一个男人如果不爱她就会对她有轻微的反感。不管他是为什么缘故不喜欢她,反正她对他永远含着敌意,那也是事实。但是今天她一看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立刻两泪交流,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你别着急,急也没用,」赖秀英在旁边说:「明天让崔平去想法子打听打听。他昨天晚上开会,一宿没睡,现在可得让他休息休息了──」

「别着急,别着急,」崔平也安慰着她:「向来是只要有人检举,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不然就是不民主,怕减低群众检举的积极性。你不知道么,这是三反的一个原则。」

玉宝呜咽半晌,终于说了一声:「临走什么也没说,就叫我赶紧找你想办法。」

崔平听见这话,就像心上扎了一针,不由得脸色动了一动。他低下头去,疲乏地把一只手按在额前,在两只眼睛上横抹过去。「来的是哪一方面的人?」他问。

「是公安局的人,配合了解放军。」

「现在押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

「我在外头跑了一天了,也没打听出来。」

崔平倒有点担忧起来。「你去找过些什么人?」

「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曾同志,不是你们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的,还有公安部的老费,也是熟人。」

崔平急起来。「我劝你还是少东跑西跑,」他皱着眉说:「这时候人家各有各的心事,而且这样随便请托是违犯纪律的,反而对他有妨碍。」

玉宝一听这话,不禁心头火起,心里想他自己不热心帮忙,倒又不许找别人帮忙。她冷笑了一声,说:「对!是你说的,人家各有各的心事,也不见得肯帮忙。所以赵楚这人就是傻──为起朋友来,真连老婆孩子连自己性命都肯扔了,我替他想想真不值!」

崔平依旧皱着眉说:「这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你还是冷静一点,自己站稳立场,一切静等政府处置。政府是最英明的,决不会冤枉处罚一个人。相信政府就是相信自己。」

玉宝听他这口吻越来越不对了,她疑心他一定是已经听到一些风声,知道赵楚的罪名非常严重,怪不得他这样冷淡,极力避着嫌疑,躲得远远的。「崔同志,」她突然颤声说:「要是连你都……连你都不管他的事了,那还有什么指望?」她嚎啕大哭起来:「我也不要活着了,干脆把两个孩子摔死了,我一头碰死给你看!」

「这是什么话?」崔平不耐烦地站起身来。

「讹上人了!」赖秀英说:「得了得了,崔平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睡觉,今天忙到这时候才回来,还不让他休息休息,你这会儿马上逼死他也没用。」

「周同志,你冷静一点,」崔平按着她的肩膀,把她向房门外面推送了出去。「别这么紧张,明天我们慢慢的想办法。」

玉宝本来还想损他几句,但是现在这时候不是得罪人的时候,真跟他闹僵了也不好,只得借此下台,回到自己房里,痛哭了一场,一夜也没阖眼。第二天一早就出去,四处奔走营救。仗着他们夫妇的革命历史长,认识的人多,虽然在这三反期间谁也不欢迎有人上门,尤其是已经出了岔子的人;但是究竟是多年的老同志了,「人有见面之情」,玉宝接连奔走了几天,也探出了一点消息。听见说赵楚是被检举贪污,案情严重,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绝对不许家属探望,或是送衣服与棉被。玉宝到处喊冤,极力替他保证没有贪污情事,并且拿出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撒泼哭闹,遍地打滚,那些熟识的部长局长也制伏不了她,谁都见了她头痛。党支部主任曾经来访问过她两次,劝她冷静地反省一下,搜集资料协助检举她的爱人。反而被她抓到这机会,极力为他洗刷了一番。双方都说得舌敝唇焦,毫无结果。

玉宝整天发疯似地在外面跑着。赵楚被捕是上一个星期三,在下一个星期二那天,她连碰了几个钉子,心灰意懒地回来,一到家,勤务就迎上来告诉她:「公安局来过人,说今天早上已经枪毙了,叫家属去收尸,还有点遗物,叫领回来。」

那天天气很好,暖洋洋的日光从楼梯口的窗口里射进来,一个工役骑在窗口擦玻璃窗,那灰色的抹布发出一股子潮湿的气味。玉宝在楼梯上走着,清晰地听见外面电车行驶的声音和学校的上课铃。这世界依旧若无其事地照常进行着,她痛恨这一切。

她痛恨那保姆抱着她的孩子站在房门口茫然观望着。这两天这保姆也和她一样被孤立起来,谁都离得她远远地。玉宝跑进房去,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但是那哭声在她听来,似乎异常微弱而遥远,像隔了垫着厚绒的沉重的门,生与死之间的门。他是听不见她了。

下午的阳光照在那沉寂的钢琴上,也照在那两只电话上,一只黑色的,一只白色的。许久没有人打电话来了,在阳光中可以看见那光滑的电话上罩着一层浮尘。

那沉默的电话也增加了她心上的重压。她的抽咽声渐渐低了下去。但是她用力抓着床单捶床,像在那垫着厚绒的沉默的生死门上捶打着。

「罪大恶极抗拒三反的贪污犯赵楚已在前天执行枪决。」

刘荃在报上看见这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急忙再看下去,还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赵被检举贪污浪费,纵容违法乱纪,走私漏税,经调查证据确凿,而该犯一贯品质恶劣作风,目无组织,蔑视纪律,对抗领导,拒不坦白。业经开除出党,逮捕法办,于前日清晨执行枪决。」

刘荃心里想,所谓「拒不坦白」,也不过是那么句话。不管他坦白了没有,反正要判死刑的时候就把「拒不坦白」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刘荃计算,自从他拆开那封检举陈毅的信,到赵楚处决,一共才不到一个星期。陈毅真是辣手。刘荃想到他是赵楚的下属,周玉宝仗着她是上司太太,又老是差他做这样做那样,被人看着还以为他是他们夫妇的亲信,实在使他有点栗栗自危。

这一天晚饭后,宿舍的工役忽然来叫他,说,「有一个女同志找你。」

刘荃以为是黄绢。她说她今天如果有空就来看他。但是走到会客室里一看,再也想不到,竟是周玉宝。越是怕被株连,越是投到他头上来。玉宝从来没到他们下级干部的宿舍来过,被大家看在眼里,不免要觉得奇怪。

「嗳,周同志,请坐请坐。」他觉得很窘,不知道应当怎样唁问,关于赵楚的死。

周玉宝大概些知道他很难措词,没等他开口,就微笑着问:「吃过饭没有?我有点事想麻烦你,不知行不行?」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我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党支部打算送到新闻日报去登。可是我那点程度你是知道的──」她向他笑了一笑,「写得实在见不得人,想请你给我修改一下。」

「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行,」刘荃笑着说。

「你客气,我就当作是看不起我了,不肯帮忙。」她突然眼圈一红,言外显然是说世态炎凉。

刘荃不能让她想着他也是那种势利小人,只得把那份稿子接过来看。

她实在很有文艺天才。一看那标题就很醒目,「叛徒赵楚毒害了我」。下面署着周玉宝的名字。内容虽然有时候不大通顺,但是简洁扼要,共产党的词汇她也能灵活运用。

「搁在这儿你慢慢地改吧,我过天来拿,」玉宝说。

「马上就好了,没什么要改的,」刘荃连忙说。他实在怕她再来。

他略微改正了两个地方,自己又从头看了一遍,心里却有很多感触。那篇文章上说:「我出身于一个中农的家庭。我十二岁那一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山东掖县仓上村。工作同志们动员我们加入少年团,我在少年团里很活跃,学习也很努力,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准许入党。此后我一直搞民众工作。

我遇见了叛徒赵楚,当时认为他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历史清白,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上延安参加革命,而且为革命流过血。我们政治水平接近,工作上也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结合了。

全面胜利后我们一同调到上海来工作,我们分配到美好舒适的房间,还有冰箱电炉,和一架精致的钢琴。我们的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有美丽的玩具。我常常给他们穿上漂亮的童装,带着他们和叛徒赵楚一同乘着汽车去看电影。我逐渐养成了享乐观点,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三反运动开始了。人民的叛徒,国家的蟊贼赵楚被检举贪污与叛变革命,但是我政冶嗅觉不灵,始终被他欺骗蒙蔽,深信他是无辜的。他被逮捕后我竟四处奔走,替他呼吁、辩护。组织上一再地企图争取我,动员我协助检举他,我仍旧执迷不悟,站在他那一边。我向各方面哀恳、哭求。直到最后,我还梦想着政府一定会宽大他的。

一直到我听见叛徒赵楚已经被正法的消息,我才突然地神志清醒了,醒悟了过来。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决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我现在明白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意识上与贪污犯站在一起。我感谢人民政府把我从叛徒赵楚的毒化麻醉影响下解放了出来,及时纠正教育我,使我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荃最觉得奇怪的就是她为什么一听见他的死耗,立刻清醒了过来。她似乎特别强调这一点,被她说得很有真实感。她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哭也不闹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她却还活着,而且那样年轻。

她坐在桌子的另一方面,交叉着两臂,把肘弯撑在桌面上,默默地向前面凝视着,她那俊秀的微黑的脸蛋正迎着灯光,眼皮揉得红红的,像抹了胭脂。

刘荃立刻谴责了自己不应当这样想。写这样一篇文字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也是中共统治下新创的一种虐政,被杀害的人的家属例必要写一篇坦白书,把死者痛骂一顿,并且歌颂他的刽子手,十足做到了「吻那打你的鞭子」。玉宝这样口口声声「叛徒赵楚」,不过是为自己与孩子们的安全着想罢了。

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以她这样的出身,不但是具有农民的高贵品质,而且她那除了党的教育之外,与其它的文化毫无接触,该是最纯洁最理想的党员,然而环境稍微舒适了一点,立刻就「蜕化变质」,刘荃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有点可笑。换一种较现实的看法,她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女性,等于一个乡下女孩子由传教师花钱栽培她,给她找到一份好事,嫁得很满意,生了两个孩子,享受着大都市里中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但是不幸遇到市场波动,闹得她家破人亡。刘荃对她的同情也就是基于这种观点。

她把稿子接过去看了一遍,又向他道谢之后,仍旧坐着不走,低着头摘掉她的棉制服的布眼里钻出来的棉絮。「我要调到杨树蒲公安分局去做工作了,」她说。

他知道那待遇一定很坏。「孩子你预备带在身边吗?」

她摇了摇头。「那边没有人照顾,自己也分不开身。我预备托人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交给他们祖母。」

「这样很好,你可以安心工作了。」此外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的棉制服上一小钉一小钉的棉絮似乎永远摘不完。「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你介绍几本书给我看,我希望能够有点进步。」

刘荃微微咳嗽了一声。「最近不知道有什么新出版的书。我这一向忙得糊里胡涂,也有好久没看书了。」

有片刻的沉寂。然后她站了起来,拿出她平日那种明快的笑容,但是眼圈红红的,喉咙有些沙嗄,却增加了一种凄艳之感。「我走了,你有空来看我。我听见说你进步得非常快,我真得向你学习。」

她伸出手来和他握着,刘荃突然想起她和赵楚郑重地练习握手的神情,在这一-那间他觉得凄惨而又滑稽。

「有空一定要到杨树蒲来看我,」她又叮嘱着。她那刘黑的眼睛里有一种神情,是他不愿意看见的,看见了也不愿意承认。

她走了以后,他心里想,从前人说「人情如纸薄」,那还是指一般的亲戚朋友,他从玉宝又想到崔平身上。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搠就搠穿了。他心里郁闷得厉害,非常盼望黄绢来。一定要看见她,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在楼上坐看着报等着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声「刘同志。」回头一看,是一个公安警察。微笑着立在灯光下。

「你是刘荃?」那人又问了一声,脸上的微笑已经收了。

「是的。」刘荃放下报纸站起身来。

那警察走进房来,背后还跟着两个警察,两个荷-的解放军。

「请你到公安局去谈话。」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大约总是这样的。他心里恍恍惚惚的像在做梦。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事?」

「走走!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是逮捕我吗?」

「走走!」他们推拥着他出来。楼梯上挤着许多人脸,木然地向下面望着。张励想必也在内。刘荃脑子里闪电似地掠过许多获罪的原因。主要他还是想起张励对他的怀恨。

他希望走出大门的时候恰巧碰见黄绢来,可以见她一面。同时他又怕她正是这时候赶来,看见他这狼狈的神气。

捕人的卡车才开走不到五分钟,黄绢就来了,挤在楼梯上旁观的人还没散净。她意识到他们宿舍里的空气有点不寻常。「刘同志在家吗?」她问。

「咦,黄同志,几时到南边来的?」张励看见她显然非常诧异。「还认识我吧?」他笑着走下楼来。「我们在一起搞土改的。」

「认识认识,」黄绢笑着说。事实是她常常听见刘荃提起他的,他被扣起来隔离反省,她也知道,没想到他倒已经放出来了。

「你找刘荃吗?」张励皱着眉低声说:「刚才公安局来了人,我也去谈话,但不知为了什么事。」

黄绢突然脸色惨白。「没说是为什么缘故?」她——地说。

「就是不知道呀!你有点线索吗?」他钉眼望着她。「你跟刘荃很熟吧?你们在土改的时候就很接近,是不是,我都一点也不知道。」他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含有掩饰不住的惊奇妒忌与快意。

黄绢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他怎样利用职权向她进攻。刘荃被捕他当然是幸灾乐祸的。同这种人多打听也无益。刘荃自己的单位的负责人赵楚已经出了乱子,被枪决了,此外也没有人可问,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的时间很久,还是到解放日报打听打听吧。

她走得那样匆忙,简直像是怕牵连一样。

赶到解放日报馆,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里她只认识一个戈珊,那天在土产展览会里遇见,也只是匆匆一面,但是看她和刘荃仿佛是极熟的朋友又是个老干部,想必门路比较宽,甚至于能帮一点忙也说不定。明知现在这时候去找人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是避嫌疑还来不及,但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她找到了戈珊,告诉她刘荃被捕的消息。戈珊也愕然,随即站起来戴手套,围上围巾。「我也就要回去了,一块儿走吧,」她说。

黄绢也明白她的意思,是因为在报馆里不便说话。两人一同走了出来,这时候是在夜间十点多钟,但是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夜市。尤其是在这中区,都是些商店与营业的大厦,一到了晚上,完全一片死寂。若干年来这些房屋都是些钩心斗角的商战的堡垒,然而也只限于日间,夜里是毫无人烟,成为一座废弃的古城。在那淡淡的月光里,只看见那些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回教堂风味的白粉雕空门楼下,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

她们沿着旧南京路走着,寒风凛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在电线杆的黑影里发现一个女人,穿著件绒线衫,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孩站在那里。现在这些秘密营业的妓女大都带着个孩子作为烟幕。

「要是跟赵楚的事有关,这事情就麻烦了,」戈珊低声说。

「不过刘荃决不会贪污的,」黄绢焦急地说:「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的事我全知道,他什么话都对我说的。」

戈珊听了这话特别刺耳,就像是在她面前炫示他们的亲密。「哦,他的事你全知道,」戈珊想。「我们的事你就不知道!」她一时气愤,差一点要立刻替他揭穿那秘密,叫这女人且慢得意。但是再一想,这样做似乎迹近无聊。结果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只冷冷地说了声:「现在这时候,谁还能替谁担保,自己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黄绢听她这口吻仿佛是拒绝帮忙的意思,刚才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怎么忽然变了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话,把人家得罪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处去打听。」她说到这里,嗓子已经硬了起来,别过头去擦眼泪。「无论如何要请戈同志给想想办法。」

戈珊半晌没作声。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试试看,去找申凯夫。他虽然是搞文化宣传的,跟政保处的关系很深。」

「不知道见得着他见不着。」

「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给你约一个时候。」

「那真是……费心了,」黄绢十分感激地说:「你跟他熟不熟?」

「也谈不上熟,认是认识的。」黄绢踌躇了一下,自己觉得是得寸进尺,但是终于鼓起了勇气说:「要是你能够陪我去一趟,那更好了。」

「我才犯不着呢,」戈珊心里想。「刘荃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凭什么要去钻头觅缝救他?将来让他知道我跟黄绢这样双双地『联袂』四出求救,倒让他笑话,想着我就这样痴心!」她嘴里只说:「我想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我们报社的社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两天我们这些同事们大家都得谨慎着点,那儿也不便去。」

她掏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页,在路灯下写出申凯夫办公处的地址,交给黄绢。黄绢再三向她道谢,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正忙着把记事簿归还原处,自来水笔也仍旧插到口袋上,就根本没理会人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随即大声唤着「三轮车!三轮车!」马路对面有一辆三轮车,被她喊了过来,她跳上车去,略向黄绢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

黄绢虽然觉得她这人有点奇怪,一方面很肯热心帮忙,却又是这样冷淡得近于憎恶的神气。但是她积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也曾经接触到许多老干部,一切都见怪不怪了。在北京流行着这样的话:「五个老干部,倒有两个是疯子,两个是肺病患者。」她想到这里,如果不是现在心情这样沉重,几乎要微笑。

戈珊很费了点事,和申凯夫通了个电话,居然替黄绢约了个时间去见他。她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要为刘荃的事操心,她也未免太傻了。

但是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刘荃的事,据这人说:大概不碍事。有人检举刘荃是赵楚的心腹,有两件贪污的事都是由他经手的。不过检举人对于赵楚的罪状根本也不清楚,指控刘荃与他合作,也提不出具体的证据。不过因为涉及赵楚,上头余怒未息,所以郑重其事地抓了来。

戈珊听了这话,方才放下心来,也就把这件事撩在脑后了。

有一天她夜里从报馆回家来,看见有一个黑影缩成一团坐在那露天楼梯上。起初她以为是她的一个爱人在那里等她。三反还没有结束,大家实在是应当小心一点。她很不高兴,皱着眉问了声,「谁?」

那人没有立刻答应,却慢慢扶着铁阑干站起身来。「戈同志,是我。」是黄绢的声音,她似乎在啜泣着。

「啊,真想不到,这样晚了你会来找我。」

戈珊从容地走上楼梯,拿出钥匙来开门。她向自己微笑着,心里想:「申凯夫侮辱她了?这样半夜三更跑了来向原介绍人哭诉。」

黄绢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你等了我多久了?冻僵了吧?请坐请坐。」

「戈同志!」黄绢大概哭得时间太长了,虽然停止了,仍旧抑制不住一阵阵轻微的抽噎。「刘荃完了,」她说。

「什么?」

「这时候说不定已经-毙了。」她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

「你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黄绢无精打彩地说:「今天见到了申凯夫。」

「你今天才去找他吗?」戈珊气愤地说。

「去过好几次了。」

「回回他都接见?-喝,我的面子倒真不小!」戈珊突然狂笑了起来。「怎么──他怎么说?」

「他很热心,答应去调查一下,叫我再去听回音。去过两次,今天忽然说得到了消息,已经内定了要处死刑。」

「怎么我前两天还听见说不要紧的──奇怪不奇怪?」戈珊才点上了一支香烟,又心神不属地在桌上揿灭了它,而且揿了又揿。

「你听见谁说的?」黄绢突然兴奋起来。「靠得住吗?」

「靠是靠得住的,不过事情可能起了变化。」戈珊向空中凝视着,忽然把她那红嘴唇微微向上一掀,做出一种原始的残酷的神气。「大概老申去说过什么话了。他要干掉个把人还不容易。」

「他为什么──」黄绢惊惶地问:「他顶多不帮忙,为什么反而──」

「还不是你得罪了他。」

「我没有,没有,」她发急地辩白着:「他也始终很客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有点家长作风,问了许多话,也问起我和刘荃认识的经过──」此外还问了许多与刘荃完全无关的话,她认为他是旁敲侧击,要明了她的思想状况。他还问起她的年纪,他说他对年轻人最感到关切。她又想她临走的时候,他把手臂圈在她肩上,送她到房门口,替她拉开门钮,那亲热而随便的态度很像一个欧化的医生对待女病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但是这些话她都不愿意告诉戈珊。尤其是第二次她去见他,临走的时候他和她握手刚巧电话铃响了,他用另一只手拿起电话来听,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放,就像忘记了似的。她回想到他那苍白浮肿的侧面,鸦翅似地斜掠下来的黑油油的鬓发,眼角下垂的黑框眼镜。他的手是胖墩墩的,一个温暖潮湿而气闷的陷阱。她整个的人都透不过气来了。但是她竭力忍耐着,最后虽然挣脱了手走了,仍旧是妩媚地笑着走了的,在她已经算十分委曲求全了。这一类的事她遇见的次数实在多了,已经养成了自卫的能力,从来没肯像这样让步。

「如果我得罪了他,」她突然说:「那就是上次,他说他或者可以介绍一位李同志和我见面,李同志是直接负责这一类的案件的,可以约他一块儿吃饭,让他当场问我些话,了解情况。」

「唔。」戈珊又点上了一支烟吸着,仰着脸眯着眼睛望着那烟雾。「你没去?」她可以猜想到申凯去请吃饭一定是在一个僻静地点的公寓里,他占有好几处这样的房子,随时可以去休息,地址向不公开的。把黄绢约了去吃饭,那位李同志当然不会出现──如果实有其人的话。

「我跟他打听李同志办公处的地址,让我到他办公处去见他,我觉得那样比较好,」黄绢烦恼地用极低微的声音说:「他──他也许是有点不高兴,说李同志很忙,得要先问过他。」

「这还不明白么?」戈珊纵声笑了起来。「你一直跟他不即不离的,到了要紧关头又这样弩扭,当然他认为症结是在刘荃身上,只要刘荃活着一天,总不能称心。」

黄绢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会的,」她终于执拗地说:「在这三反的时候,凭他是谁,总得有点顾忌──」

「所以他不能有太露骨的表示。偏碰见你这人,会一点都不觉得──我真不相信!」

黄绢苍白着脸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向前面直视着。她哭得连嘴唇都红肿起来了。戈珊看了一眼,心里想凭她这副相貌,也不见得是什么绝色,老申倒真为她着了迷,这样小题大作起来。当然申凯夫喜欢年轻的女孩子是出了名的。戈珊介绍她去见他,本来也就是这意思:「一石杀二鸟,」牺牲了这女孩子,又救了刘荃。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害了刘荃的性命。她一方面对自己生气,看见那黄绢,更觉得可气,终于把满腔怨愤都移植到她身上。

「也许他不过是恐吓,」黄绢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

「这样一件小事,他不会失信的,」戈珊冷冷地说。

黄绢啜泣起来了。「我是真没有想到……」

「不管你是真没想到,假没想到,反正是你害死了刘荃,」戈珊吐出了一口烟,轻松地说,心里也感到了某种满足。

第十章

一间屋子里挤了二三十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席地坐着。今天晚上九点钟就关了电灯。

外面马路上响着汽车喇叭,自远而近,又渐渐远去。车灯的白光倏忽地照到这黑暗的房间里来,窗上铁栅的黑影沉重的棍棒落在人身上。

狱室里装着一个播音器,在墙的高处。播音器里突然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然后有一个低沉的喉音开始说话了:「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悄悄地,声音放得极低,但是带着很重的呼吸的声息。

隔有两三分钟的沉默。

「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又轻声重复着。一遍遍地说了七八遍,终于停止了。

在绝对的黑暗中,身体挨着身体。偶尔听见那垢僵硬腻的棉衣摩擦着,发出轻微的声响。偶尔有人变换坐的姿势,腿骨格格作声。有人抑制不住他的咳嗽,秽恶的干燥的热风一阵阵在别人面部掠过。

半小时后,有一个人再也忍不住了,沙沙地搔着身上被蚤子咬了的地方。但是房门底下忽然出现了一线黄光,那沙沙声立刻冻结住了。

门外有人开了锁,房门一打开,就有一只手电筒的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扫来扫去。大家张开盲人的眼睛,木然地让那白光在他们脸上抚摸着。

电筒拨过来照到刘荃脸上。那粗而白的光柱一触到脸上,立刻使人浑身麻木,心也停止了跳动。然后那道白光又旋了开去,落在屋偶一只铅桶旁边坐着的一个人身上。

「姚雪帆!站起来!」门口有两个人大声叫着,随即从人堆里跨了进去,把他拖了出去。

房门又锁上了。一队杂沓的皮鞋声,拥到别的房间里去了。

大约陆续叫了好几个人出去。大家侧耳听着。在一阵沉寂之后,突然在房屋的另一部发出了几声-声。

太像舞台的音响效果了,刘荃心里想。但是身当其境的人,即使看穿了这是戏剧化的神经攻势,也无法摆脱那恐怖之感,正像一个人在噩梦中有时候心里也很明白,明知道是一个梦,但是仍旧恐怖万分。

半小时后,忽然灯光大明。

「抗拒坦白的顽固份子已经都枪毙了!」播音器明朗地宣布:「大家赶快坦白!再仔细反省一下,赶快彻底坦白!」

电灯忽然又灭了,重新堕入黑暗世界。如果这是一出戏,那实在是把观众情绪控制得非常紧,不让人透过一口气来。

房间里声息毫无,不知道是不是都在反省。刘荃进来了十几天,对于同室的犯人知道得很少,因为禁止谈话。但是每次进来一个新犯人,坐在旁边的例必要轻轻地问一声:「哪里来的?」有时候那新来的只是垂着头坐着。但是也有时候可以得到简单的回答。一部份似乎是国营机构的高级留用人员,被指控贪污,目的大都是借退赃的名义榨取他们的财产,此外就是像刘荃这样的非党员的干部了。刘荃本来也听见说,这次三反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清理中层」。非党员的干部数近千万,需要作一次清理。称他们为中层,是因为他们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立场不够明确。经过这一次三反,有许多是要被淘汰的。

刘荃关进来之后,已经提出去问过两次话,他矢口否认有贪污情事。他早已下了决心,无论他们用酷刑也好,用心理战术也好,他决不滥认罪名,把他没有做过的事也「坦白」了出来。并不是充英雄好汉,而是事实上办不到。承认了贪污就得退赃,他哪里来的钱?家里是绝对赔不起,也没有阔亲戚可以告贷。现在这时候大家都为难。他自己至多一死,不能再去害别人。

「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播音器又低声说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窗外有一辆汽车驶过来,车灯的光照到窗户里来,一瞥即逝,就像整个的世界在他眼前经过那样亲切、温暖,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机缘。

刘荃想起他过去二十几年间的经历。不快的事情例都不放在心上了,只想起一些值得怀念的事与人。

他想起黄绢。同时也不免想到戈珊,她究竟是给了他许多愉快的时光。似乎是白白地送给他的,然而结果他还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也是人生吧?

如果他被杀,他希望黄绢永远不知道他致祸的真正原因。假使她知道他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的缘故,所以被人陷害,她一定觉得他欺骗了她,他们之间的感情完全被污辱损害了。

别让她知道,这是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房门突然又打开了,电筒的白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搜索着。

「刘荃!站起来!」有人喝叫着。

刘荃扶在隔壁一个人的身上,艰难地站了起来。坐得太久了。

电筒的白光终于找到了他的脸。

「出来出来!」

他没有等他们进来拖他,就在人丛里挤了出去。有两个难友匆勿地握了握他的手。在黑暗中也不知道是谁。如果他来得及分析他自己的心情,他实在憎恨这两个人,因为这时候也只希望无牵无挂,而他们像是生命自身,凄楚地牵动他的心。

两个警察押着他在甬道走着,下了楼。当然是不会用汽车押赴江湾刑场了,为了「杀鸡吓猴子」,就在监狱里处决。在楼下又穿过了一个很长的甬道,他以为应当到一个院子里,但是转来转去还是在户内。还要经过验明正身的手续。

他猜想那是典狱长的房间,远远看见房门开着。里面灯光很亮,陈设着玻璃面的圆桌,沙发椅、茶几、花瓶,像一个会客室。他看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已经忘了一个普通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人们是怎样生活着。

警察带着他走进房去,里面只有一个穿解放装的年轻女人站在灯光下。

黄绢两只手拉着他,微笑着向他脸上望去。她眼睛里异样的光变成泪水,流溢了出来。他一定是在做梦,而这梦已经快醒了,因为已经到了饱和点。他可以觉得它颤抖着,马上就要破了,消溶在黑夜里。

「你怎么能够来?」他轻声说:「我以为一概不准接见。」

她没有立刻回答。「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的,」她低声说,她向门口的两个警察微微瞟一眼。

两个警察闲闲地负着手站在那里,斜伸着一只脚,很耐心地,像是预备久立的神气,并且故意向空中望着,表示不干涉他们谈话。

这样优待,刘荃实在不能相信。他紧紧地抱着她,凑在她耳边说:「你一定得告诉我,为什么能够让你来。不然我总当是做梦。」

她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含糊地说了声:「是戈珊。她很帮忙。」

刘荃没有想到戈珊竟这样神通广大,尤其觉得奇怪的就是她居然这样大量,竟去替黄绢设法取得「特别接见」的权利,让他们见这一面。她对他的这一片心,实在是可感。虽然追根究底,这一次的事还是她害了他,但是她自己未必知道,而且也不是她的过失。

「你怎么样?」黄绢轻声问。「还好吧?」她胆怯地抚摸他的肩膀与手臂,她不知道他是不是遍体伤痕。

「我很好,一点也没有什么。」

黄绢偎在他身边,恋恋地望着他的脸。「你又跟我认生了。」

「怎么?」

「又像我们在那下雨天看黑板报的时候,」她低声说。

刘荃笑了。于是他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就热烈地吻她。她裉旌芷婀郑她那样迫切地抱着他的脖子,但是她是冰冷的。她像一个石像挣扎着要活过来,但是一种永久的寂静与死亡已经沁进她的肌肉里。他仿佛觉得他是吻着两瓣白石的嘴唇,又像吻着一朵白玫瑰,花心里微微吐出凉气来。他直觉地感到她今天是来和他诀别的。一定是她得到了消息,知道他要被处死了?br>「你听见什么消息没有?」他问。

「你别着急,耐心一点。你不要紧的。」

他没有作声。「我们说点别的。」

她做出愉快的神气。

「说什么呢?」刘荃微笑着说。

她的眼睛里已经又汪着眼泪,他不得不很快地想出些话来说:「哦,有一桩事情一直忘了问你。」

「什么事?」

「我离开韩家坨的时候,你叫我寄一封信,那封信是特意写的还是本来要写的?」

黄绢不禁微笑了。「你当我是诚心要你知道我的住址是不是?」

「你不承认?」

「当然不。」

「好好,那是我以小人之心,使君子之腹。」他把脸贴在她面颊上揉搓着。

「从前的事想着真有趣,」她说。「你记得在卡车上唱歌,你始终没唱,就光张张嘴?」刘荃说。

「你还说我唱得好听。」

「真的,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唱过歌。」

他觉得很意外,她竟伏在他胸前,用极细微的声音唱了起来。她的嗓音太单薄,但是这样低声唱着,也还是有一种韵味。唱的是他们在中学时代就很熟悉的一支歌: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着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他?」

她突然停止了,把脸压在他衣服上,半天没抬起头来。刘荃也没有作声。

「底下不记得了,」她终于说。

「我也不记得了,」刘荃微笑着说。

警察突然开口向刘荃说:「喂,得走了!时候已经过了。」

但是黄绢紧紧地抱住他,她的眼泪流了一脸,她疯狂吻着他的眼睛和嘴。她又像一个石像苦痛地挣扎着要活过来,一个冰冷的石像在凄迷的烟雨中。「刘荃!」她哽咽着说:「刘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她从前不是不许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她认为这话是不祥的,仿佛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刘荃像触了电似的,站在那里呆住了。她这是太明显地表示他们从此永别了。

「走走!」两个警察走上来拉他,刘荃本能地就扳开了黄绢的手,很快地走了出去。他不愿意在她面前被这些人横拖直曳。

警察又把他押回原来那间黑暗的房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他想。

挨着他坐着的一个人悄悄地问:「哪里来的?」

他起初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了声「我是刘荃。」

那人惊异起来。「我还当是个新来的。」他仿佛有点难为情似的。「怎么?没有怎么样?」

「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坦白是生路,」播音器又鬼气森森地轻声念诵着:「抗拒是死路……」

大概接近午夜的时候,突然灯光通明。看守人打开房门,分给他们每人一份纸笔,限他们在天明以前把坦白书写好。

刘荃很用心地写了他的坦白书,但是他知道他等于交了白卷。

天亮的时候,把坦白书收了去。他们的政策向来是一张一弛,玩弄着对方的神经。经过那样紧张的一夜,第二天竟是极平淡地度过。陆续又新添了几个人,都是别的房间里调来的。屋子里已经坐不下了,一部份人只好站着,大家换班。

刘荃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仍旧毫无动静。直到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模样,忽然把他叫了出去,带到楼下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黄色制服的同志坐在一张小条桌前面。这比较像「验明正身」的场面了。

「你是刘荃?」那人翻阅着厚厚的一叠文件。

「是的。」

「现在经过调查研究,你和赵楚的关系相当密切,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反人民罪行你决不会一无所知,很有互相包庇隐瞒的嫌疑。无论如何是警惕性不够高,立场不够坚定。但是人民政府特别宽大,还是要争取你。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暂时还是在群众的管制下,让群众监视考察你的行动。乱说乱动,马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白不明白?」

刘荃一点也不明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如堕五里雾中。难道就这样把他放了出去?

一个警察又领他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入狱的时候口袋里抄出来的几样零星对象交还给他,然后把他送出了大门。那铁门在他后面豁朗一声关上了。他茫然地站在街沿上淡淡的阳光中,一边一个站岗的黄衣卫兵,无表情地扶着步-望着他。

他到了电车上才稍微心定一点,觉得他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总像是他们随时可以反悔,再抓他回去。

电车过了桥。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那年轻的车夫似乎还带几分孩子气,在他的扶手棍上栓着个红红绿绿的小纸风车,迎着风团团转。刘荃不由得微笑了。到底是春天了,他想。

他摸了摸他的头发和下颔,决定先到理发店去一趟,免得像这样囚首垢面,跑到哪里人家都用骇异的眼光望着他。还应当去洗个操,但是他等不及要去找黄绢,有那么些话要问她。他以为她知道那天见面是永诀,那当然是他神经过敏。那天见面,也不怪她要伤心。

他赶到文汇报馆。三反期间一切国营机构里都有一种特殊的空气,冷清清地仿佛门可罗雀,而同时又是紧张紊乱,大家都心不在焉。黄绢不在那里,报馆里的人说她两天没来了,是否生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请假也不知道。

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

「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

「不知道,没听见说。」

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着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着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

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

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

他决定再到报馆去一趟,坚持要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再问不出什么来,那只有等到晚上,等这宿舍里寄宿的女干部都回来了,再来向她们一个个地打听,总有一两个和黄绢比较接近的,会知道她现在的地址。

他第二次到报馆里去,半路上忽然想起来,黄绢不是说这次的事,戈珊非常帮忙吗?听上去她这一向和戈珊很多接触,她搬家戈珊一定也有点知道。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一定有理由的。

他走过一家店铺,看了看里面的钟。他自己的手表在出狱的时候还了他,但是早已停了。他也来不及拨表,就又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戈珊向来到报馆去得很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

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

「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着说:「进来坐。」

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

「今天下午。」

「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

「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

「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

戈珊坐在那里,拿着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着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

「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着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

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

「申凯夫?」刘荃低声说。仿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

「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

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干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

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

「你别这么着,」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

「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

「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

「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

「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着问。

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

「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

「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

他有一点眩晕。室内比外面暖和,玻璃窗上罩着一层水蒸气,完全不透明了。对街的霓虹灯从那蒸气里隐隐透过来,成为惨红与惨绿的昏雾。窗帘杆上挂着一只衣架,正映在那雾蒙蒙的背景上。衣架上陈着一条淡红色的丝质三角裤。在戈珊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种肉欲的旗帜,高高地挂在那里。

他想着黄绢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申凯夫在一起。他想到她的流泪,她的冰冷的惨白的脸,想到另一个男子的贪婪的嘴唇与手加到她身上,他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死掉。他的生命是她给他的,但是生命对于他成为一个负担。

「是你介绍申凯夫给她的是不是?所以她说你非常帮忙。」他把玻璃杯沉重地搁在桌上。「你不用赖。──不然她怎么认识他的。」

「我赖干什么?」戈珊微笑着说:「是我介绍约又怎么样?不也是为了救你!你恨我吗?」

刘荃静静地向她看着。那奇异的静止似乎是强暴的序曲!她有点害怕起来,但是这对于她也有一种刺激性。

「恨我怎么不杀了我?」她格格地笑着纠缠着他,想把他的手搁在她喉咙上。「叉死我得了,你怕什么,反正你现在有人撑腰了!」那柔艳的眼睛瞟着他笑。「唔?恨我不恨?」她喃喃地说。

「我恨不恨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刘荃说:「可是我讨厌你,我想连你也该知道。」

这种话一出口,就像是打碎了一样东西,砸得粉碎。刘荃原意是要它这样的,但是说出口来,心里也未尝不难受。

「下次知道了,」戈珊说:「让你枪毙去,谁再救你不是人!」她端起她的一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但是淋淋漓漓泼了一身。

「对不起,我喝醉了,」刘荃微笑着站起来说:「我这酒量真不行,不该给我酒喝的。」

他自己开了门走出去。外面非常寒冷,乌蓝的天空里略有几点星。

他不想回宿舍去,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糊里胡涂倒已经走到国际饭店附近了。那高楼的顶巅上插着一面红旗,旗杆下大概安着几盏强光的电灯,往上照着,把那红旗照亮了。它在那暗蓝的夜空里招展着,红艳得令人惊异,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他仰着脸,久久望着那明亮的小红旗。它像天上的一颗星,甚想把它射落下来。

第十一章

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A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A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著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仿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A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著白布长袍。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

这一个师团里像他这样的新兵占极少数,都是久历戎行的中共基本部队,与新收编的傅作义的兵搀杂在一起,便于监视他们。这一支军队从内地调往东北,路过上海的时候,才向他们宣布。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朝鲜。也并没有发动他们「志愿援朝」。干脆就是把他们派到朝鲜去了。到了鸭绿江上的安东,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士兵们得到了命令,把他们胸前缀着的写明姓名与部队番号的白布条子拆下来,一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证章统统销毁掉。

「你们现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了,」长官告诉他们。

刘荃有时侯想:「在这许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倒是真正的志愿军。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作家魏巍写了一篇歌颂志愿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假使他知道真正的答案只是一个三反期间几乎被枪毙的我,大概会觉得爽然。」他不禁微笑起来。

前面的军队又停住了,来到了河边,河上没有桥。水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朝阳中亮闪闪的。

「走走!走走!」几个下级军官赶上去叱喝着。

手榴弹掷到冰面上,砰然爆炸起来。连去了十来个,把冰炸开了。大家涉水过去,水不很深,但是奇寒澈骨,简直火辣辣地咬人。

辎重与民夫留在山凹里,没有过河。

晓雾已经散净了,前面是一片马粪纸似的黄色平原,四面围着马粪纸色的荒山。头上突然有嗡嗡的飞机声。

有紧急的命令,大家分散成为四五个人的小组,继续前进。

轰然一声巨响,地面震动了一下,左方涌起棕色泥土与火焰的喷泉,冲天直射上去。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前面的一座小山。这座山头已经得而复失好几次。前面的原野就像一脸麻子似的,密布着一个个炮弹炸出来的坑穴。掘的壕沟一道又一道,把土地像搅冰淇淋一样搅得稀烂。

作为目标的那座小山也只是满目荒凉,没有什么树木,也不看见人。近山巅略有几棵高而瘦的白杨,很像倒竖着的扫帚,那一根朝天生长的枯枝在晨风中摇摆着,在天上扫来扫去,把那淡青色的天空扫得干干净净的,一无所有,连一朵云彩一只飞鸟都没有。

「轰!轰!轰!」接连几声巨响,就在他们背后。是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开始放射,掩护进攻。但是仍旧看不出它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前面只是一座空山。

头上的飞机又多了两架,呜呜地绕着圈子。但是部队冒险集合起来了,后面的大炮一声一声沉重地响着,如同古代的一个巨大得不能想象的战鼓,在后面催着他们进攻。

正在纷纷爬上山坡,飞机投下了油酱弹,轰然一声,一蓬火往上一窜,队伍的右翼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红红的火焰四面溅射出来,只听见一片惨叫的声音,闻见一股布毛臭,火焰在人们身上像飞云缭绕,从这个人身上跳到那个人身上,满头满脸烧了起来。

在混乱中,一部分人也仍旧继续往山坡上爬。这时候忽然吹起军号来了。现代化的军队在进攻的时候早已废除吹军号了,但是中共仍旧有时候利用它作为一种心理战术,造成一种异样的恐怖气氛,可以影响到对方的军心。那喇叭声由徐转急,是冲锋的调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厉紧张的感觉。

「同志们!冲呀……!」连长高举起一只手臂,往前一挥,嘶声喊叫着,把末了一个字拖得很长很长。

「冲呀!」许多人机械地齐声响应。大家开始奔跑起来,只顾气喘吁吁往前跑,此外什么都不理会了,眼睛也视而不见。刘荃的心在他喉咙管里敲打着。每一次呼吸一下,都快要绷破了肺。

到了半山上,在可以看见山形的边缘上险陡的地方有人──头与肩的黑色剪影。子弹的小小的火光像一口痰似地直吐下来,在刘荃耳边掠过,发出蚊子的营营声。

士兵们跑得快的和刘荃擦身而过。他们弯着腰,如同迎着大风奔跑,横绰着步-,-上的刺刀在日光中银光闪闪。他们-喊得一个个的脸都走了样。「冲呀!……杀……杀……」

刘荃的左臂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突然一阵麻木,他不得不用右臂去抱着它,像孩子们抱着洋娃娃的姿势。他明白他是中了一。这一停顿下来,刚才跑的时候不听见的声音全都听见了。简直像死而复苏一样,耳朵里轰然一声,突然听见那密密的机关枪声轧轧轧轧,枪弹的尖声呼啸,敌方的迫击炮发出那迟钝而可怕的「喀尔隆!喀尔隆!」四周喊杀的声音如同暴风雨似地沙沙响着。他觉得大家都疯了,张大了嘴叫着,歪着脸,脸庞像切掉了一瓣的西瓜。

后面来了个大个子,差点把刘荃撞了一交。那人向刘荃看了一眼,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气,仿佛他是一个木桩,站在那里挡着路。然后那人又-喊着跑了过去。刘荃被他这一撞,借着这势子就又绰着枪往前跑,也不管那只受伤的手臂了。他发现只要继续移动着就不要紧,因为跑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停止了,也不大听见什么,也不大看见什么。

他不断地践踏着那些躺在地下的人。那些人就像是跑不动,躺下了。但是他看见一个熟识的兵士,头脑的前半部完全没有了,脑浆淋了一脸。也有些只是坐在那里,捧着肚子或捧着一条腿呻吟着,脸庞扭曲着,大颗的眼泪挂在腮颊上。大家跑得更快了,仿佛这些人有传染病。

现在更是一片「杀……杀……」喊声震天。他先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喊着,像疯狂一样。

崖上忽然用橡皮管子似的东西,隔着七八十码远向下面喷射红红的火焰。刘荃也曾经听见说过联军有这种喷火器,大家提起来都谈虎色变。

山坡上成了火焰山。人声沸腾,但是那悲惨嚎叫不像人的声音,而是像马厩里失了火。里面关着许多马匹。

刘荃在火光中看见大家往山下跑,他也跟着跑。

这里已经溃退下来了,后面的人还是蜂拥着往上爬。上面的火海泛滥蔓延着,像是要追下来,枪声也更密了。在那大混乱中,刘荃已经跑到山脚下了,忽然接连两声「嘘!嘘!」鬼啸似的,两颗炮弹落在他几尺外的地方,忽然炸了开来。刘荃只觉得脑后和背上腿上都挨了沉重灼热的一拳。他倒下地去。

许多人在他身边跑过。

「担架!担架!」他叫喊着。

有两个兵认识他,停下来把他拖到壕沟里去。他曾经教他们打霸王鞭,他们对他感情不坏。「刘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吧,我们回去就叫担架来。」-

声由稀少变为沉寂,显然这边的军队已经完全退去。刘荃面朝下躺在壕沟里,在那寂静中,他的创口的剧痛更加猖獗起来,痛得他一阵阵眼前发黑。那血腥气也使他作呕。

那凸凹不平的土墙上停留着一抹阳光。他抬起眼睛来向前面望过去,突然震了一震。有一个笑的脸,离他没有两尺远,左颊贴在地下,眼睛似乎向他望着,又像是没有看见他。

刘荃第一就联想到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人首蛇身的蛇妖的故事。这张脸是完好的,而且是一个俊秀的年轻人,但是耳朵背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躺在地下的身体也只剩下了骨胳,骨头上血渍模糊。没有肩臂,没有左胁,腿骨却是完整的。大概是炸死的。爆炸的时候的一阵狂风把他卷到这壕沟里来。那张眉清目秀的脸微微仰着,机警地,唇上带着一丝笑意,仿佛正要发言的神气。

那甜甜的血腥气更加浓厚了。刘荃一阵眩晕,失去了知觉。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一片漆黑与死寂,连犬吠声都没有。在那接近零度的寒冷中,他的创口痛得像刀割一样。

担架竟没有来。

壕沟上的天空像一条墨黑的小河,微微闪着两点星光,在云中明灭不定,也像灯光的倒影一样。

他想到两尺外的那张微笑的脸,似乎向他嘘着冷气。他也想到野狗会被战场上的死尸吸引了来。朝鲜想必也有狼。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野兽。

也许应当感谢他那几处创口,那痛苦永远唠唠叨叨嘀咕着他,一刻也不停,使他没有多少机会想到别的事。

天终于亮了。战场上声息毫无,抬担架的到这里绝对没有危险的,但是仍旧没有来。他们忘记了他了。

忘是不会忘记的。他相信那两个兵一定会把话带到。干脆就是他们丢弃了他。

在这荒原上,因为毫无荫蔽,到了日中的时候,太阳竟是很热。他口干得难受,像是嘴里可以喷出火来。

那微笑的脸开始腐臭起来。

由天亮到天黑,由天黑又到天亮,倒已经好几次了。这世界完全遗忘了他,唯一没有忘记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伤口,永远无休无歇地虐待他,给他受酷刑。现在又加上了口渴的苦刑。

挨到第五天上午,他仿佛整个的人只剩下一只肿得多么大的舌头,像一只极大的软木塞,含在嘴里。

天气非常晴朗,壕沟上露出一条碧蓝的天,正像一道深深的溪涧,水流得很急,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层浪花似的白云。他仰着脸望着,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冰凉的白沫溅到他脸上来。

他忽然像是听见齐整的步伐。在地底下听脚步声的确是比较清楚。渐渐地,他可以辨别那脚步声的方向了。是从后方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人。人数很多,想必总是再一次要攻占这座山头。

他紧张得又进入半昏迷状态。

已经有许多人乱烘烘的跳到这壕沟里来。他很愿意闭着眼,仅只让这温暖的人潮在身上冲洗着,但是他不得不勉强使自己开口说话。他心底里有一种恐怖,怕他们把他连那微笑的死尸一同扔出去。

「同志,你是哪一连?」他微弱地说。

「一百三十三营七连,」一个青年说,一面俯身望着他。这人眼睛深而黑,长长的脸,穿著黄布棉大衣。

「我是八连的。有水没有,给我一点。五天没喝水了。」

「我们路上喝完了,一滴也没有了。」

他们都很惊异,他一个人留在壕沟里五天之久。那青年是一个班长,名叫叶景奎。他看了看刘荃身上的伤,没说什么,拿出一卷不甚干净的纱布来,替他包扎了一下。

「痒得很,出了蛆了吧?」刘荃说。

「还好,可是不能再耽搁了。」

一定溃烂得很厉害,叶景奎很快地摸出香烟来,在土墙上划着一根洋火,点上了抽着,驱除那腐烂的气息。

「你渴,自己溺泡尿喝吧──没办法,」他说:「有床没有?」

他嘴里衔着香烟,帮着刘荃把腰带上系着的饭碗解了下来,又扶他起来,小心地将尿溺在那只碗里。

刘荃喝了一碗,稍稍解除了舌头与喉咙的烧痛。过了一会,他又喝了一碗。

士兵们还在那里打扫壕沟,阴郁地,清除那一堆堆的粪便和尸骨。

「都是新兵。」叶景奎向他们看着,眼睛里带着落寞的神气。「这回是百分之百的补充,七连整个的牺牲了,」他低声说。

「我们八连大概也没剩下多少,」刘荃说。

「人家的火力真厉害。我们这完全拿血肉去拚。」叶景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几块军用饼干。他估量了它一下,拿出了三块递给刘荃。「你这些天都没吃东西吧?这比炒面强,有营养。」他所说的炒面是一种焙热的面粉,他们常带著作为干粮。

「你留着自己吃。」

「唉,吃吧。」叶景奎叹了口气。「大家都是一样。」他的叹息像老年人在冬晨的咳嗽一样,只有一种寒冷之感,并没有感情的成分。

「你多留两块。」

「吃吧。」叶景奎硬把那饼干塞在刘荃的手里。

刘荃缓缓咀嚼那铁硬的棕黄色的饼干也辨不出滋味来,但是到了肚子里,像烧酒一样地暖肚。「有什么消息吗?叶同志?」他问:「打得怎么样了?」

叶景奎坐在地下,把他那暖帽的两只护耳的翅膀翻了上去,疲乏地微笑着说:「还在这儿攻这座山头。这次我们有命令,要打到最后一个人。」

刘荃默然地吃完了他的饼干。

「你是哪儿人?」叶景奎说。

「河北。」

「我是河南人。」

「你是不是党员?」刘荃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不是,」他的声音变得冷淡而僵硬起来,仿佛被触着了什么隐痛似的。然后他说:「你呢?」

刘荃摇了摇头。

叶景奎把手搁在他肩膀上,像是要说什么话。稍稍沉默了一会,他说:「我劝你还是爬回去吧,回到后方去。趁现在还没开火。」

「好,我可以试试。」

「还渴吗?再喝碗尿。」

「溺不出来了。」

「试试。」

试了一会,一点也没有。

「你要真拿我当自己的亲弟兄,真要救我的命,你给我一碗尿喝,我喝了马上就走。」刘荃这样说着的时候,不知怎么竟流下泪来了。

叶景奎什么也没说,就照办了。

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帮着刘荃把棉大衣用两根皮带绑缚在身上,爬行的时候免得皮肤被擦伤。

「快走吧,」他说:「自己当心。」

两个兵帮着把刘荃托起来,送到壕沟外面。刘荃也没有说再见,就挣扎着向阵地外爬去。

这区域整个地像一个庞大的拖拉机刨过了,把泥土全部彻底地翻了一遍。一根草都没有。遍地都是烧焦了的苍黑色。

一望无际都是那黑苍苍的原野。他想起叶景奎来。在这样无边的荒凉中,还会有人间的温暖,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想他这辈子不会再看见他了。但是谁知道呢,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许他们都会活着回来,又会遇见也说不定。但是他想起崔平与赵楚,又觉得还是从此不再遇见的好。再来一次三反、整风,他们说不定也会互相诬告陷害,自相残杀。

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着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着,辨别前线在哪一方。

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着。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着他。

爬到广原上燃烧着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

但是终于熄灭了。

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

但是他还呼吸着。两个兵士抬着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块块薄冰流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

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脱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

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病室里排列着许多床,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床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

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望塔,架着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

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欢迎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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