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车厢里的广播机播送着解放歌曲与苏联音乐,从早到晚无休无歇,震耳欲聋。火车轰隆轰隆向前面疾驰,但是永远冲不出那音乐的氛围,随它跑得多么快,那闹轰轰的音乐永远粘附在它身上,拉不完扯不断,摔不开。

天黑了,车上亮了电灯。广播机播出一个尖锐的女音:「现在──开始──供应──晚餐──现在──开始──供应──晚餐──」

乘客开始骚动起来,听从那尖锐的声音的调度,按照车辆的号码,分批轮流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间过了,窗外一片漆黑。广播机里奏的是一个苏联红军的军歌,金鼓齐鸣,喊声震天。听众仿佛被关闭在黑暗窒息的留声机匣子里面,卷在那疯狂的旋律里,毫无闪避腾挪的余地。

幸而中国人一向对于喧嚣的声音不大敏感。大家依旧打盹的盹,看报的看报,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广播机里的女人突然又锐叫起来:「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卫──黄河──铁桥!──大家──把窗子──关起来!──大家──保卫──列车!──保卫──黄河──铁桥!」

车厢里一片砰砰的响声。大家纷纷站起来关车窗。

张励与刘荃本来倚在椅背上打盹,也都惊醒了。刘荃坐在近窗的一面,睡眼惺忪站起来关窗。但是那扇窗户嵌牢在里面,涩滞得厉害,再也推不上去。张励也站起来,帮着他扳,也没有用。

「乘务员!乘务员同志!」张励叫喊着。

不看见乘务员。只有一个解放军背着枪在车厢里出现,缓缓地在座位中间的一条甬道里踱过来又踱过去。

刘荃继续用力扳那扇窗户,火车正在疾驰,风力非常大,另一个关窗的人随便向外面吐了口痰,立刻被风刮到后面去,刘荃正把脸探到窗外,落了几点唾沫星子在他脸上。他皱了皱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子。

然后他突然注意到那解放军紧张地端着枪对准了他。他衣袋里的那只手不敢拿出来了。

显然是以为他是在掏手榴弹,预备炸毁铁桥。

火车轮轨轰隆轰隆的响声突放大了一百倍。车子正在过桥,浓黑的窗外不断地掠过较浅淡的灰黑斜十字架,钢铁的桥阑干的剪影,仓皇地一瞥即逝。

「乘务员同志!」张励还在着急叫喊着:「这扇窗子怎么回事,关不上!」

最后的一个灰色斜十字架在黑暗中消逝了。轮轨的隆隆声突然轻了下来,恢复正常。解放军放下了枪。刘荃也松了口气,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也忘了刚才是为什么要拿手帕,只软弱地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

「同志们!」广播机里那尖厉的声音又叫了起来:「列车──现在──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充满了喜悦,仿佛刚打了一个胜仗似的。

这一段路轨常常出事吗?常常有游击队或是特工人员炸毁铁桥,经过抢修后又照常通车?如果有过这类的事,报纸上当然不会刊载,大家也无从知道。刘荃不禁和张励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想着:「刚才真是想不到,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但是刘荃随即想着:「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着,到处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着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仿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著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

「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眼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着玩的呀,瞪着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子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

第六章

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资料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资料组长到资料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资料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着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着,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

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着她带来的几张照片。

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着腰站在旁边看着,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

「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

戈珊略点了点头。

「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

「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着,随即探身过来指点着,「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

「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于说。

「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着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

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

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Rx房被割掉了。」

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象。那变成像乳罩一样。

「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

她看他仿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着:「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注销来,不定多么胡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

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俱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着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着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着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着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

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著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

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着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

刘荃默默地听着。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象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着:「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线上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

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

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

「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于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

「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

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

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

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于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仿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

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着。

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不上从前衙门里的一个师爷。

隔壁房间里忽然地板上咕咚咕咚,发出沉重的响声,震得他们这边桌上的茶杯都在碟子里霍霍响着。是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因天气太冷,在那里蹦跳着取暖。

窗外的天空是纯净的一色的浅灰。外面园子里,竹篱笆圈着一块棕黄色的草地,红灰色三角形的石头砌的一条小路穿过草坪,一块块石头因为天气潮湿,颜色深浅不匀。在那阴寒的下午,房间里的空气像一缸冷水一样,坐久了使人觉得混身盐潮卤滴,如同吃食店里高挂着的一只卤鸭。刘荃与张励每人在棉制服里穿著两套夏季制服,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住。张励找了点废纸,在铜火盆里燃烧着取暖,然后索性把整卷的朱丝栏信笺稿纸都加上去。办公室里别的没有,纸张是丰富的。他们这边屋里分到这么一只火盆,大概也还是沾了周玉宝的光,因为她是管照顾的。

听说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阔人的住宅,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占用了,胜利后也就糊里胡涂当作敌产接收了下来,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接收了去,所以饱经沧桑。像楼下这间办公室,就破坏得相当厉害,白粉的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煤烟熏的黑渍子,是烧饭的煤球炉子熏的。地板上也是斑斑点点,都是香烟头烫出的焦痕。那粉蓝色糊壁花纸上也抹着一条条臭虫血,又有没撕干净的白纸标语。刘荃瑟缩地向着火,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易主楼台常似梦,依人心事总如灰。」以前在学校里读到,倒也觉得平常,这时候却颠来倒去放在心里回味着,觉得和自己的心境非常接近。

怎么会忽然耽溺在旧诗的趣味里,真是没有出息,他想。但是也许并不算没出息,现在从毛主席到陈毅,不都是喜欢做诗填词吗?动不动就要横菜赋诗一番。似乎中共的儒将特别多,就连这里的赵楚崔平两位同志,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吗?──他们并没有作了歪诗送到报上去发表,刘荃认为这也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只做到团长的地位,官还不够大。

他看到赵楚与周玉宝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时候想象着,不知道他自己和黄绢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他现在虽然消极得厉害,总仍觉得做和黄绢如果处在赵周的地位里,多少总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许多措施完全是由个别干部决定的。

当然一方面仍旧不免要造谣、说谎,做他现在干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里来,有黄绢在那里,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必说违心的话,不会觉得是非黑白完全没有标准,使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失去凭依,而至于疯狂。

要是有一天能够和她在一起,也像赵楚与周玉宝一样,有孩子,有一个流浪的小家庭,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这是一个疲倦的中年人的愿望,在一个年轻人,这是精神上的萎缩。

这样的愿望,已经最没出息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

火盆里那一点红红的火光很快地已经要熄灭了。刘荃心里异常灰暗。张励又去找些纸来烧,背着身子站在那里寻找燃料。刘荃突然从衣袋里摸出黄绢最近的两封信,连着信封用力团成一团,丢到火盆里。火焰突然往上一窜,照亮了他的脸。

他倒又觉得空虚起来,开始计算着几时可以收到她下一封信。

第七章

五十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锣鼓喧天,军乐队铜乐队吹吹打打。马路上断绝交通,一个贩羊的人牵了一群羊,等了半天,无法穿过马路,把羊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羊们披着一身骯脏褴褛的发毛,低着头把鼻子嗅来嗅去,在那棵洋梧桐下小小的一方泥土土寻找可吃的东西。它们对于人们的喧嚣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只偶而对另一只羊淡淡地看一眼。

游行的队伍停下来了,因为前面在那里耍龙灯。其实也并不是灯,只是一个布制的龙身,店员们新学着耍弄,像京戏票友拙劣地舞动飘带。远远望过去,只看见许多黑压压的人头上涌现一个蚯蚓式的白布圆筒,在空中一上一下。舞了一会,白布圆筒扯直了,暂时休息一下,那边一个淡青色的布筒又蚯蚓式地波动起来。

刘荃站在队伍里,无聊地望着路边的羊群。他很想抚摸它们,搔搔它们颔下含黯的鬈毛。

马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忽然在一只羊面前蹲了下来,在它颔下捞一把了。

刘荃很意外地高兴起来。「可见是『人同此心』,」他想。

那孩子蹲在那里对着羊的脸望着。「羊妈妈!」他突然叫了一声,把声音压得很扁,像羊的叫声。「羊妈妈!」

那只羊淡然漠地着了他眼,「咩!」了一声,随即掉过头去。

队伍又开始向前移动。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是张励扮的反革命。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反革命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着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

各种卖吃食的小贩都挽着篮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来穿去,轻声吆喝着,兜售油条、麻花、麻球、奶油面包、黄松糕。有时候拥不进队伍的中心,就在旁边陪着他们走。只有这些小贩,倒真是自动地参加游行。

游行者为了经济起见,大都是预先备下了早午餐两,揣在口袋里带着面包、冷馒头、山东千层大饼、白煮鸡蛋。排在刘荃这单位前面的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工。刘荃看着他们带来的食物大家交换着,每样尝一点,有时也彼此开玩笑,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

「中国人反正无论做一件什么事,结果总是变成大家吃一顿,」刘荃想:「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认为是苦役,也还是带着些野餐性质。」

然而无论怎样善于苦中作乐,从早上走到中午,中午走到下午,面前依旧长途漫漫,也就撑不住这口气了。

「我不行了,老陈,痔疮要发了!」刘荃听见他前面的一个店员在呻吟着:「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了,天还墨黑,就从家里出来──电车还没出厂,只可走──走到公司去集合。你算算看有多少路!家里住在提篮桥──足足穿过半个上海!」

「我也不懂,要那么早集合干什么?」那老陈说:「排着队站在那里,一等等了三个钟头才出发。下次带张小板凳来坐坐。」

「操那,」那人轻轻地骂了一句:「哪里带得了这许多东西?十里路走下来,一斤重也变成了十斤重。」

「谁说不是呢,连件雨衣都不好带。拿在手里累死了,穿上身上闷死了。这天气也说不定的,出起大太阳来,热得你走投无路。」

「雨是一定要下的。哪一次游行不下雨?」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说自从共产党来了,每一次大游行都碰到雨天。学习小组里早已指出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变天思想」,分明是说老天与共产党不合作,共产党一定站不长的。

老陈没敢接口。老陈高高举着竹竿,竿顶缀着一只银纸飞机。他那患痔疮的同事也擎着根竹竿,上面却是一只纸糊的小白猪,像狄斯耐卡通中的人物,不知是什么寓意。

担任舞狮的一个学徒把那纸扎的青色狮子背在背上,疲乏地埋着头前走。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腰身很长很长,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虽然不十分像人,反正毫无狮意。

人们手里举着的红绿纸旗渐渐东倒西歪,如同大风吹折了的芦苇。大家一步拖一步,时而向地下吐口痰,像大出丧的行列里雇来的乞丐。

萧萧地下起雨来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然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

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前面三叉路口有一个慰劳站,在那里大声喊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同志们。加油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

大兴公司的职工们微窘地苦笑着。雨越下越大了。红绿纸旗只剩下了一些光杆,一根根旗竿却都直竖了起来。慰劳站的店员同志们用洋磁漱盂从大缸里舀出冷茶,在密密的雨丝中递到他们唇边。

队伍继续前进。一个撑着大黑洋伞站在街沿上看着热闹的女人忽然走上前来,「喂」了一声,把一件旧雨衣向老陈手里一塞。

「咦?陈家嫂嫂给老陈送了雨衣来!」职工的队伍里腾起一阵哗笑。

「嗳,老陈,你太太真心疼你呀!你看,下这样大的雨还等在这里,怕你淋了雨受凉!」

「有孟姜女送寒衣,就有陈师母送雨衣!」

大家七嘴八舌取笑他,老陈涨红了脸说;「门人家老夫老妻了,吃什么豆腐!」

他把竹竿挟在胁下,腾出两只手来,一头走一头扣雨衣的钮子。黑洋伞已经走开了,游行的队伍已经走过了十几家门面,同事们也已经停止打趣他了,老陈却还在那里红着脸分辩:「我们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回去从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又打了个哈哈,说:「哪是什么心疼我──怕我伤了风过给小孩子们,那还差不多!」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是又冷又湿又疲倦。只有老陈旁边那人苍白着脸嘟嚷了一声:「痔疮一定要发了!我晓得不对──一定要发了!」

「吃什么豆腐!」老陈还在那里脸红红地抗议着。他显然十分得意,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

刘荃跟在他们后面走着,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着。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想到这里,刘荃突然感到一阵难堪的空虚。

前面的队伍转了弯。他远远看见前面火炬的行列在寒雨中行进,火炬头上的黄红色的火舌头缩得很小,在雨中流窜着,舐着那灰色的空白的天,像狗舌头惘惘舐着空碟子,有一下没一下。

刘荃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那天淋着雨游行回来,就患感冒躺下了,热度久久不退。他们这机关里的人生了病,都是包在一家市立医院里诊治。刘荃到医院里去了一次,医生说有肺病嫌疑,叫他明天再来透视一下。

青年学生与干部患肺病的本来非常多,由于生活太苦。「个个干部身上都生臭虫,就称臭虫为『革命虫』──那么肺痨菌应当叫『解放菌』,」刘荃曾经这样想着。终于轮到自己头上了。

那医院的门诊非常挤,早晨七点钟就得去排班挂号,站在那里等着,下午二时起诊,轮到刘荃看了病出来,天都黑了。走到枫林桥那里搭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两个妇人站在那里等着,一老一少,刘荃觉得她们似乎有点眼熟,大概她们也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不是病人就是探病的家属。两人虽然也一问一答地说着话,似乎并不是一路来的,也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少妇穿著一件旧花布旗袍,十分寒素。另一个妇人有五十来岁,戴着眼镜,胖胖的身材,手里提着一只洋磁食篮。

这地段相当荒凉,桥边只有一盏黯淡的街灯,照着那灰白色的广阔的桥身,此外什么都看不见,连桥下的水都看不见。

刘荃忽然听见一阵息息率率啜泣的声音。是那少妇。

「郑太太,快不要这样,」那老妇人在旁边劝着。

「卢太太,你说他说的这种话叫人听了难受不难受,」那年轻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今天又在那里说『我不中用了,丢下你们怎么办,真得饿死!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马上就嫁人,孩子一个也别留下,统统献给国家。』」她在呜咽中忽然发出一声笑声来。「我没好说的──这么点大,献给国家,国家要吗?真不要了!非得要等你把他们养活大了,哼,那时候一声说要,你不给可也不成!」

那老妇人起初没有作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意外地强硬刺耳:「可不是吗?要等到十六七,十七八,中学毕业──那岁数的孩子,正是最傻的时候,真肯卖命,送了命都不哼一声!就是这时候最有用!我这孩子不就是这样,去年参了干,吃不了那苦,害了场大病,一生病马上给送回来了。嗳,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当当也得给他请医生吃药,好好的调养。后来总算好了,天天吃鸡汤呀,牛肉汁呀,养得他胖胖的,跟他回来那时候简直换了个人。与兴头头的走了。这回又害伤寒,又给送回来,反正做父母的就是傻,自己哪怕喝粥,也得想法子让他住医院,天天熬了鸡汤给他送去。这两天总算见好了。好了他又要走了!」说到这里,不由得也淌眼抹泪起来。

他们三个人只是三条黑影,映在那大桥的灰白色的驼峰上?刘荃稍稍走远了几步。很奇异地,他的第一个感觉仅只是:「上海人真是──还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大概一直对他们还算是特别宽容。在乡下或是别的城市里就绝对不敢这样乱说。──知道我是什么人?可能是政治保卫处的特务,马上可以逮捕她们。」

「非得逼着我,要我马上答应他!叫我说什么好,你说!」那少妇抽咽着说。

「不要难过了,郑太太,生病的人说的话怎么能当真?」那老妇人劝着别人,自己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一只手提着食篮,一只手挽着皮包,提着食篮的手又抬起来擦眼泪,那空的洋磁屉子往旁边一侧,滑了出来,豁朗一声响。她低着头整理那食篮。「唉,好了倒又要走了!」她说。

洋磁屉子又豁朗一声滑了出来。

「我也和这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刘荃想:「我们是幸运的,国家『要』我们。现在全中国这样无家的青年总不止几千万,都是把全生命献给政府的。中国是什么都缺,只有生命是廉价的。廉价的东西也的确是不经用,」他悲愤地想:「许多人都是很快地就生了肺病,马上给扔到垃圾堆上去。」

明天他再到臀院里去透视,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

公共汽车终于轰隆轰隆驰来了,摇摇晃晃载着一车的灯光。刘荃挤进那昏黄的灯下的车厢,方才觉得他又回到了人间。刚才那黑暗中的灰白的桥边,那两个妇人呜咽的声音,实在不像人境。

车上非常挤。现在一般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延迟了,工时延长,下班后还要学习,所以每天公共汽车要拥挤到八九点钟,才渐渐空下来。

那桥边的两个妇人正挤在刘荃旁边。那少妇眼睛红红地向前面直视着。那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倒还薄施脂粉,嘴角浮着习惯的微笑,只是眼镜玻璃的下缘汪着一抹泪痕。她们在车上一直没有交谈。

那洋磁食篮的边上黄黄的腻满了鸡油,正抵在那少妇身上,随着车身的震动,在她衣服上挨挨擦擦的。她憎厌地用力一堆。

「嗳──嗳──」老妇人生气地说,急忙托住了那滑出来的洋磁屉子。

卖票的油嘴滑舌在人丛中沙着嗓子喊叫:「哔,大家往里轧轧!都挤在门口干什么?里面又没有老虎吃了你!──嗳,请进去,请进去,客堂里坐坐!」

有人嗤嗤地笑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理会,只是攀着车杠站着打盹,把车票衔在嘴里。疲乏的苍黄的脸,玫瑰红的狭长的车票从嘴里挂下来,像缢鬼的舌头。

第二天!刘荃又是早晨七点钟就到医院里去排班。

内科病人排成一条长龙,在那暗绿粉墙的广大的候诊室里折来折去,转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甬道里。到了中午,排班的人有些就有家属来替换他们出去吃饭。

下午的门诊终于开始了。

刘荃忽然看见解放日报的戈珊匆匆地挤了进来,笔直地朝着诊室的门挤过去。

难道她有优先权?太不民主了

「怎么这时候才来?」一个排队的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等得急死了,眼看着就要轮到了。」

「你看我把时间扣得多准,不早不迟,刚巧这时候来,」戈珊笑着说。她挟着一只深黄色硬纸大信封,里面像是装着X光照片。大概她也是肺病。

那青年生着一张白净的小方脸,肥厚的小小的口与鼻,永远攒着眉。刘荃记得刚才一直看见他焦急地向外面张望着。他也可能是报馆里的工役,一早到医院里来代替她排班。现在大家一律穿著解放装,也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与行业。

但是他掳起袖管来,却露出腕上戴的一只游泳表,一个工友是买不起的。「你看你看,都快三点了!」他把表送到她脸跟前,带笑抱怨着:「人家好容易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又要迟到──」

「谁叫你来的,叫个工友来不是一样?」

「老妈子们懂得什么;待会儿排班排错了,排到组织疗法那儿去,或是外科、产科,不是害你白跑一趟!」

她噗嗤一笑。「你倒是不会排错到产科那儿!排错了自会有人把你赶出来!」

旁边的人哄然笑了起来。那青年脸色微有些发红,也跟着笑。

「得了得了,还不快走!」她不经意地把那黄纸大封套像赶苍蝇似地拂了两拂,把他赶开了,她自己站到他的位置上。

刘荃虽然排在她后面,隔得很远,那队伍却是曲曲折折的,他就站在他们附近。戈珊一扭过头来,刚巧看见了他。「咦,刘同志!好久不见了!」她立刻跑过来握手。「我正找你呢,打电话给你打不到──」

「哦,对不起,我这两天请了病假。」

「怎么病了?不严重吧?」

「没什么,有点热度。」

戈珊一跑开,那青年只好又站到她的位置上去。他不耐烦起来了。「嗳,戈珊,我真得走了!」他向这边嚷着。

「戈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刘荃连忙问。

她把声音低了一低。「现在计画着要编几本小册子。最好能够突击一下。」

「哦。」

「你今天待会儿上报馆来一趟。我七点钟以后总在那儿的。」

她向他点了个头,随即回到她的岗位上。那青年现在可以脱身了,倒又站在旁边不走。「问得仔细一点,」他嘱咐着,仿佛怕医生诊断得不够详细。

戈珊只管把那大信封当扇子搧着,像是没听见他说话。然后她转过脸来,仿佛忽然看见了他,立刻把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还不走!」

那青年忙在人丛中挤了出去。

刘荃看他们这神气,显然关系不同寻常。这青年男子却不像一个干部,而像一个普通的薪水阶级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戈珊特别垂青的一个新干部。以她的资历与地位,也许也够得上像丁玲那样蓄有一个小爱人。

诊室的门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病人挣扎着往外挤。轮到戈珊进去了。

几分钟后,戈珊又匆匆地扣着胸前的钮子,走了出来。门上装着半截乳白玻璃,映出她的剪影,蓬乱的长发披在背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青灰色布的夏季列宁装,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腴白的手臂。她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除了她的面颊似乎特别红艳,有一种「北地胭脂」的情味。

她别过身来,把她那黄色大信封略略向他扬了一扬,作为打招呼,然后就在人丛中不见了。

替戈珊排队的那青年从医院里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他服务的中纺公司。他一走进办公室,近门一张写字台上的一个会计马浩然就嚷了起来。

「陆忠豪来了!──嗳,你这位老兄,你倒写意的!今天大家帮着清点布匹,累得腰酸背痛,倒正好给你躲过了!」

陆志豪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同事徐子桐便在旁边代他解释:「人家是正事,陪他令堂太太上医院去看病。」

大家玩笑惯了的,陆志豪一时放不下脸来,只骂了声「别胡说!」搥了他一拳。

一个红帮裁缝看见陆志豪来了,走过来向他收账。他们这里的职工上上下下统包给这裁缝,每人做了两套夏季解放装。

马浩然也还没有付钱,掏出皮夹子来,嘴里不断地抱怨着:「这趟真冤枉,都是为了游行,关照下来叫大家都穿新解放装──后来不是说,北京都是穿了西装游行!早晓得这样,压箱底还有两套旧西装,也好拿出来派派用场!」

「你知道北京为什么改变了政策?」那徐子桐是「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立刻把肩膀一耸,头往前一伸,凑上来轻声说:「都是上次苏联作家爱伦堡到中国来,参观大游行,看见游行的人统统穿著解放装,就问旁边的译员:『这些人都是干部吗?』译员说:『不,是老百姓。』爱伦堡说:『老百姓应当穿老百姓的衣裳,太整齐划一了反而不好,像操兵似的,不像是自动自发地参加游行。』所以北京这次游行,喝!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高跟鞋,旗袍而且越花花绿绿的越好,听说那两天上理发店电烫,简直挤不上去。」

「唉,早晓得──」马浩然一面咕噜着,一面数出一叠钞票来递给那裁缝。

「嗳,老马,跟你商量,」陆志豪嘻皮笑脸把手臂圈在他肩上。「这两天有一笔急用,你通融个十万八万的,月底发薪一定奉还。」

马浩然忙摇着头把皮夹子揣了起来,笑着在口袋上拍了拍。「这点钱借给了你,家里开不出伙食了!」

「何至于?发了薪才几天?」

「哪,你不信,算给你听:按月的抗美援朝捐献──这也是你老兄指名向我挑战;民主挑战,我也只好民主应战,每月认捐一百个单位,一直到把美帝赶出了朝鲜为止。」

「对不起对不起,」志豪笑着说:「这回还是要请你帮帮忙,帮帮忙──」

「哪,一共剩下一百五十个单位,领了薪水走出这间屋子,人民银行就在过道里摆着小摊子,等着接受存款──算准了我们是哪一天发薪水。」

「现在真是无孔不入,」徐子桐也岔了进来。摇着头叹息着说:「人民银行在电影院门口也摆着摊子,专门吸收存款。这还不够,你看见没有,那种卖糖人儿卖吊袜带的玻璃柜二把手小车,也让人民银行租了去当作活动柜台──推着满街跑。」

志豪半天插不上嘴去,只得搭讪着走开了。徐子桐悄悄地把肘弯推了推马浩然。「老马,你也是的──『财不露白』,明晓得他这两天逢人就借钱,见了他逃跑还来不及,你倒大把的钞票拿出来馋他!」

马浩然皱着眉说:「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大漏洞,拖了这么一屁股的债!」

「还不是为了女人!」

「为个把女人,又何至于闹得这样焦头烂额。现在上海滩上,什么都不便宜,就是女人便宜。」

「你不知道,他这位对象,提起此马来头大──」徐子桐急忙住了口,回过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

「什么大来头?最出名的交际花,现在也迁就得很。」

「嗳,你不知道,他这位未婚妻是个党员,以前在苏北搞过工作的,生着很厉害的肺病。现在在解放日报当编辑。自从认识了小陆,就搬了他家去住着,把二楼辟作病室,医药费也完全由他担任。」

马浩然有点将信将疑。「他们组织上不是管照顾么?怎么堂堂解放日报的编辑,生了病都不给医?」

「舶来品的针药该多贵呀。靠组织上给治,顶多来个什么『睡眠治疗法』、『运动治疗法』,指望不药自愈。」

马浩然闭着嘴吁了口气。「想必总是非常砾亮了,」他终于说。

「那当然了。不过听说脾气挺大。动不动抬出马恩列斯来把小陆训一通。」

「小陆这人也真傻。太不值得了。」

「我说他就像那些信佛的人『请经』一样,把半部马列主义请到家里去供着。」

马浩然不住地摇头。「太不上算了!」

徐子桐却点头摇脑地微笑着。「据我所知,也并不完全是不上算。」

马浩然倒是一听就明白了,也向他作会心的微笑。

志豪看他们俩鬼鬼祟祟挤眉弄眼的神气,也猜着一定是议论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实在有点坐不住,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索性迟到早退,滥污拆到底,大不了受检讨。早一点回去,在戈珊上报馆以前还赶得及见她一面,说两句话。天天总是他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

他站了起来,去拿他的上衣。这两天天气乍暖,大家在室内都穿著衬衫,把上衣挂在墙上的一只衣钩上。重重叠叠一件件蓝灰色的列宁服,完全一式一样,无法辨认。他把手在一只衣袋外面捏了捏,听见一包香烟的纸壳微微发出响声,掏出来一看着,并不是他抽的那种牌子。连摸了几只口袋,才找到一条蓝白格子大手帕,是他自己的,当然那件上装也是他的了。偶尔一回头,却看见一屋子人都向他望着。他不由得涨红了脸。

「不摸口袋,简直不知道哪一件是自己的,」他一面把衣服拿下来,穿上身去,一面喃喃地说着。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又低下头去办公,但是似乎对他的行动仍旧很注意。志豪觉得他无形中受了很大的侮辱。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到了家,他母亲听见他回来了,在楼下起坐间里喊了一声:「今天回来得早!」他唔了一声,怕她唤住他说话,改作两级楼梯一跨,三脚两步上了楼。

戈珊在灯下坐着,把一只小电筒拆开来装干电,像是正预备出去。

志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刚才医生怎么说?」他问。

「还不是那一套。」她把电筒一扳,对着外面的阳台。酒杯口粗细的一道淡黄色的光,穿过那黑暗的小阳台。

他觉得她已经跟着这道光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他用嘴唇轻轻地咬着她手臂上的温软的肌肉。「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医生不是说的,顶要紧是静养。照你这样成天跑来跑去,吃药打针都是白费的。」

「白吃了,白打了,你心疼了。」她把电筒的光收了回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射着。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噢,我说错了,你不是心疼钱,是心疼我,是不是?──少肉麻些!」

她突然用力把他一推,沙发旁边的一盏台灯被撞翻了跌下地去,乳黄色水浪纹玻璃灯罩砸得粉碎。

「这是干什么?」志豪大声说。戈珊索性捞起一只茶杯来往地下一扔,当朗一声响,茶杯碎成三四瓣。「你不是心疼钱么?不心疼你嚷些什么?」

「志豪!」他母亲在楼底下喊着,似乎有些惊慌起来。「志豪!」

戈珊又抓起一只厚玻璃烟缸,对准了穿衣镜掷去。「倒要看你心疼不心疼!」她说。

志豪走到洋台上去站着,靠在铁阑干上望着下面的小院子。

戈珊把电筒揣在口袋里,走到那有裂纹的大镜子前面掠了掠头发,把腰带抽一抽紧,然后走出房去。

她下楼,陆老太太上楼,正在楼梯口遇见了。

「怎么了?」陆老太太微笑着问。「吓我一跳,听见唏玲晃朗响。」

「是我砸碎了两只碗,」戈珊笑着说。

「哟!让李妈来扫出去吧,在屋子里穿著拖鞋,别踩在碎磁上。」随即叫了声「李妈!」又说:「戈小姐不吃饭出去?就要开饭了!」

陆老太太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但是她对于戈珊搬进来住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人「惹不起」,等于引狼入室。然而反对无效,儿子也有这样大了,管不住了,又赶着这婚姻自主的年头儿,对方又是个共产党,现在正是得势,她也只好自己譬解着,倘若有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乱世倒也是个护身符,不失为「以毒攻毒」。

她这种心理,戈珊非常明了,并且就连志豪也不免有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奇异的动物;即使是最隐秘最真挚的感情里,有时候也会夹杂着一些势利的成分,在志豪的眼中看来,她是这城市的征服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神秘英勇浪漫的女斗士。他不免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感觉。而最使她感到难堪的是:事实上她绝对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重要。她的政治生命不过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知道。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她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

她总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爱志豪。不过她实在讨厌他那种婆婆妈妈的温情。永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认为于她的健康有碍。她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毁灭她的蚀骨的欢情,赶在死亡前面毁灭她。而他不断地使她记起死亡。有时候他使她已经死了,他是个痴心的婴孩伏在母亲的尸身上吮吸着她的胸乳。

她是这弄堂里唯一的一个「夜归人」,隔邻都听见她每天深夜回来揿铃,叫门。今天却回来得特别早,还不到十一点钟。

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她约了刘荃到报馆里谈话,商量着编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小册子,第一本暂名「美帝侵华史」,把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一切不幸事件都归罪于美国。

「美帝的爪牙是隐藏着的,不像德日帝国主义那样的显露,」戈珊解释着。

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商讨怎样证明美国是德日的幕后主使人。戈珊那里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但是刚才从家里吵了一架出来,匆忙中忘了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叫刘荃跟着她回去拿。

「你住在你们宿舍里么?」刘荃问。

「不,我住在亲戚家里。」

刘荃也没有再问下去。所有工作上接触到的同志们的底细,都不应当多打听,那是触犯纪律的。但是刘荃不免在心里忖量着,她所谓亲戚是否就是今天医院里的那个青年。他觉得很有趣。今天他在医院里透视过了,肺部完全健康,所以突然感到轻松起来,仿佛白拾到了几十年的光阴,心情很闲适,到哪里都像是观光性质。

戈珊这家亲戚住的是半西式弄堂房子,由后门进出。有一个女佣来开门。戈珊领着他进去,一同上楼,一面听见楼下房间里一个老妇人高声间:「李妈,是谁呀?」

「是戈小姐,」那女佣回答。

称戈小姐而不称同志,可见是一个标准小资产阶级家庭,刘荃心里想。楼下的穿堂里放着一只旧式的衣帽架,两边的房门都开着,射出灯光来。有一间屋子里开着无线电,是提琴独奏,那音乐很是凄凉宛转。

戈珊一听见志豪的屋子里开着无线电,就知道他算是负气,不在楼上等着她。那乐声越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越使她觉得讨厌。

到了楼上的房间里,戈珊把电灯一开,看着地板上的碎磁盘倒是都已经扫干净了。她让刘荃坐下,把那本书找了出来递给他。

「你先大略地看一遍吧,有什么疑问,可以现在就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她掏出香烟来敬了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向一张沙发椅上一坐,身子直溜下去,像是疲倦到极点,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两只腿平伸出去,伸得老远。

那女佣忽然出现在门口,但并不是送茶来。她咳嗽了一声,说:「戈小姐,听电话。」

戈珊一看她那尴尬的脸色,而且明明没有听见电话铃响咎,就猜着一定是志豪派了佣人来,借着听电话的名义把她叫到楼下去,好和她吵闹。她知道他一定觉得很刺激,时间这样晚了,她还把男朋友往家里带,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他的无线电也已经停止了。

当着刘荃,她自然不便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却随手把房门带上了,就在门外向李妈说;「不管是谁,你去替我回掉他,就说我这会儿办公呢,叫他明天再打来。」

「我搞不清,您去跟少爷说一声吧,」那女佣嗫嚅着说:「是少爷叫您出来──」

戈珊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告诉你人家这会儿忙着呢,还尽着啰唆!给我回掉他就是了。」

这两天天气炎热,一关上了门,房间里就感到闷热,刘荃心里想她出去的时候带上门,大概一定是他们的电话就装在二楼的过道里,她不愿意让人家听见她说话。等到她进来的时候,仍旧随手关门,他却并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时候另有更可注意的事发生。她一进来就走到他旁边,在他的沙发扶手上坐下了,低下头来看他那本书看到了什么地方。这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她那件列宁服里面似乎没穿衬衫,又少扣了一只钮子。从这角度过去,看得非常清楚那深V字形的衣领里掩映着的两只白腻的圆球。那是阳光晒不到的地方,皮肤由微黄泛入洁白,正像蛋卷里托出的雪糕球。刘荃当时仅只是感到震动与恍憾,像一个小孩在橱窗里看见奶油蛋糕,忽然发觉橱窗上并没有装玻璃,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了。

他如果马上赧然站起来就走,他觉得未免太滑稽了。而且他也像一切天真的人一样,有一种好胜的心理,不愿意被人家知道他的天真。他要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仿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然后借一个借口,很自然地站起来告辞。

戈珊仿佛嫌坐得不稳,伸出一只手臂来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伸到刘荃前面来替他掀着书页。那本书渐渐地越写越不通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刘荃的肩背上仿佛热烘烘地贴着两只灯泡。然后他忽然发现她掀书的那只手被他握住了。他听见她笑。她的笑声那样近,近得只是一阵暖热的鼻息,然而那声音听上去又像是异常遥远,像是云里雾里隐隐听见一种金属品的叮当。

她挣扎着不让他抚摸她的手臂,但是越是挣扎,接触越多,他甚至于可以分明地感觉到那两只乳头,像柔软的掀起的小嘴,钝钝地在他背上擦来擦去。

他突然阖起书站了起来说:「我得要走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微笑着望着他,搭在沙发背上的一只手臂折过来,把香烟送到嘴里去吸了一口,不经意地弹了弹身上的烟灰。

「回去太晚了,宿舍叫不开门。」

他检点刚才记的笔记,折叠起来夹在那本书里。有一张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到阳台上去了,吸在铁阑干脚下贴着。他走出去拾。

戈珊把他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顶在手指上呼呼地旋转着玩,也跟到阳台上来。刘荃伸手来接帽子,她却把手一缩,藏在背后。他伸手来夺,她从这只手递到那只手。他抢帽子的结果却是抱住了她,他自己不知道抱得多么紧,只觉得在黑暗中她压在他胸膛上,使他不能呼吸,像一个绮丽而恐怖的噩梦。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仍旧问。他觉得她在笑他。当然她知道他要走是因为冲动得太厉害。

他一次次地吻着戈珊的腮颊与耳朵,与肘弯里面。他自己觉得很奇怪,在这样的狂热里,仍旧有一部分的脑筋清醒得近于冷酪。他不吻她的嘴唇,因为她有肺病。刚才在她房间里看见许多瓶瓶罐罐,PAS与肺病特效药。同时他也感到不安,那阳台上虽然黑暗,房间的灯光正把他们的剪影映在一个明亮的背景上,而且他开始注意到楼下的小院子里的人──黑暗中现出红红的一点火星,是香烟头上的火光。的确是有一个人吸着烟走来走去──现在似乎倚在铁门边。

「楼底下有人,」刘荃低声说:「看得见我们。」

「去把屋里灯关了,不就看不见了?」他真的去关灯。

「你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戈珊一路笑着,也跟了进来。「别揿错了叫人铃。」

「你就说得我那么胡涂。」

一片黑暗拍地打在脸上。

戈珊不知道在哪里。他几乎绊倒了一张椅子,终于在房门边上捉到了她。

然而这间房间里电灯一灭,简直像一个信号似的,立刻把楼下的志豪召唤了来。

有人在外面敲门。

「你看,一定是你刚才揿了铃,把佣人叫上来了!」戈珊吃吃地笑着。

「没有没有,我没有!」

敲门之外又霍霍地旋着门钮。幸而刚才电灯一灭,戈珊就去把钥匙转了一转,把门锁上了。

「什么事?」刘荃轻声问,心里却已经明白了一大半。「失火了?」他嘲笑地问。

「也许,」戈珊说。

「那是什么人?」

「管他是谁!怎么,你害怕?」

「我怕什么?」

「不怕,那你老问干吗?」

蓬蓬蓬,更加疯狂地拍着门。

这样才够刺激,戈珊想。她在黑暗中像是关闭在一只丝绒垫底的神奇的箱子里,在波涛险恶的海洋上飘流着。

真正的危险是也没有的,她知道志豪的为人。小资产阶级的文明限制了他,他失去理性也只到这地步为止,徒然在仆役面前出这么一场丑,决不会再进一步拿斧头来砍破房门。明天一早她送刘荃出去,也不怕楼梯口有人握着手槍躲在阴影里等候着,但是也难说,有时候狗急跳墙,把人逼到真正无法下台的时候,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她喜欢危险的气氛,它使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苏醒了过来。刘荃这小傻子也实在是可爱。而且她知道,对于他,她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个裸体女人。她做了他的夏娃。

此后刘荃没有再去找她。他告诉自己这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如同汽车肇事。但是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她。不一定想到她这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肉体。他对自己这种心理觉得惊讶、羞惭,但是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戈珊曾经打电话给他,说她搬了家,把她的新地址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打算去。但是有一天终于还是去了。

戈珊在一家白俄咖啡馆背后赁了一间房间住着,那白色的房子后面架着个小楼梯,绿漆铁阑干,水泥梯级,一直通到她房门口,所以也可以说是独门独户。大概她也就是图它进出方便。

房间是阴暗而不整洁的,苍绿的粉墙,椅背上与床阑干上永远挂满了衣物。到处是污秽的玻璃杯,一撮撮的烟灰。阳光蒙蒙地从紫红布的窗帘里透进来。在那薄明中,这一切是有一种浪漫气息的。

刘荃每次抽空溜来一遍,永远是在上午或是午后两三点钟。戈珊这样干报馆工作的人是以昼作夜的,他来的时候她总是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来开门。他走的时候她又在酣睡着。他觉得他只生活在她的梦境中。

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鬼混着。想到黄绢的时候,他觉得说不出来的惭愧,但是心里的矛盾太多了,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也太多。也就像「蚤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这一天下午,他为了一点公事,到楼上赵楚的办公室里去,在房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一只摇头电扇嗡嗡响着,他仿佛里面叫他进去,只是被风扇的声音盖没了。

他把门一堆,却怔住了,看见赵楚与周玉宝夫妇俩郑重地握手。这赵楚生就一张赤红的长方脸,粗浓的眉毛,也说得上一貌堂堂,他微微躬着身,放出那最诚恳最热烈的笑容向他太太望去,玉宝也浓浓地堆出一脸笑容,眼睛里射出愉快的光辉,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一上一下用力摇撼着。

刘荃急忙把房门轻而缓地掩上,没关上之前,听见玉宝在说,「再来一遍。」

「来,拥抱一下,」赵楚说。

刘荃知道他们演习的是俄罗斯式的拥抱,很快地把两边面颊各吻一下,这是现在通行的国际友人间的仪节,讲究的是抱得要紧,吻得要快。难处就在谁先吻谁,不经预先约定,而又一味要快、快、快,很容易双方的动作起冲突,撞痛了脸和鼻子。在宾客众多的大场面里,大家蜂拥而上,一连换上一二十个人,都是刮辣松脆左颊一个响吻,右颊一个响吻,把头左一转右一转,真要转昏了。的确需要事先下一番苦功练习。刘荃并且听见说,中共最重视的就是酬应苏联友人的礼节,一点都错不得。中级以下的干部,稍有一点失仪的地方,当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要受最严厉的处分。就连赵楚这样有军功的人也不是例外。想必他们夫妇总是要赴什么重要宴会,所以在这里私下演礼。

刘荃捏着一把汗走下楼去,心里想幸而没有被他们发觉。如果知道被他看见了,不一定马上当面发作,但是总有办法收拾他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会工夫,忽然有个通讯员来叫他。

「周同志请你上去一趟。」

刘荃不觉皱眉,心里想到底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惴惴地走上楼去,来到玉宝的办公室里,她却是一个人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裁缝。玉宝这一向常常叫裁缝来做旗袍,在举行晚会的时候穿,特别是有国际友人在座的场所,这也是最近一般政府首要的爱人间的一种风气。这裁缝是苏州人,和玉宝言语不通,所以总是把刘荃叫上来当翻译,刘荃勉强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

「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

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着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

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著一身旧绸衫裤,背剪着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着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

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

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

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着。「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

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着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

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

「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

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着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叠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

「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

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着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着,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折。

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

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一点享受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不由得痛心。

玉宝积极准备着参加的那宴会,就在这两天内。在宴会的次日,玉宝又为了要出席一个会议,叫刘荃给她拟一篇演说稿。他拟好了给送上楼去,却老远就听见赖秀英的声音在玉宝的办公室里,两人一会率率索索,一会又大说大笑的,似乎亲热异常。刘荃非常诧异,因为一向知道这两个人是水火不兼容的。

「真没瞧见过……」

「还扭上去朗诵普希金……」

「──进『破鞋』!」

老区称荡妇为「破鞋」。她们似乎是在议论着昨天宴会上的一个浪漫的女性。有了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无怪她们同仇敌忾起来,忽然谈得这样投机。

「真不要脸!你看见她对那苏联专家那神气?」周玉宝说:「净找着他闹!」

刘荃走了进去,玉宝就接过那篇演说稿来看。赖秀英还在旁边说:「她自己也灌了不少伏特加。」

刘荃一离开那间房,又听见赖秀英带笑高声说:「是他们社长说的:『我们的戈珊同志不会说俄文哪?──人家眼睛会说世界语!』」

「还他妈的怪得意的呢!」周玉宝说。

刘荃怔了一怔,心里想原来是说戈珊。「他们社长」总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了。

他虽然明知道戈珊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见这些话,不免总觉得有点刺激,当天下午就借了个借口溜出去看她。

已经快到她上报馆的时候了,她还没有起床。

「酒醒了没有?」刘荃微笑着说,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也没喝多少。」她咳嗽得很厉害。「你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的?」

「那苏联专家告诉我的。」

戈珊稍稍呆了一呆,随即笑了起来。「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就不许我认识个把苏联专家?」

戈珊恨恨地横了他一眼。

「我不懂世界语,」刘荃笑着说。

「什么?」

「世界语我没学过,你用眼睛对我说话是白说了。」

戈珊探身过来打他,用力过猛,往斜里一裁,倒在他的身上格格地笑。「你这家伙真可恶,越学越坏了!」

「跟谁学的?」

戈珊嗤嗤地笑着。「我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她把头枕在他膝盖上,仰着脸望着他,伸手抚弄着他的面颊。

他扳开了她的手。

戈珊知道他心里仍旧感到不痛快,就撅起了嘴说:「不行,你得告诉我,是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是那苏联专家说的。」

「什么苏联专家?我知道,还不是你们那儿两个姑娘们造的谣言!那两人都是道地的土包子,见了外国人吓的没处躲,看见别人出风头可又要吃醋,背后就去糟蹋人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刘荃觉得这话倒也很近情理,周玉宝与赖秀英恐怕也的确有这种心理。

戈珊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已经摇动了。「女人都是妒忌心最强的,」她又说。

「是吗?我也听见说。」刘荃微笑着说。

「女人像我这样的真少,」戈珊说:「我倒是从来不妒忌的。」

「是吗?」

「是吗,是吗──干吗这样阴阳怪气的?」

她继续抚摸着他的脸,他也抚摸着她。

她怕痒,身子一扭一扭,头枕在他的膝盖上,也溜了下去,倒挂在空中。那美艳的脸庞颠倒着看,仿佛更加美艳。刘荃想起小时候在校园里,在金黄的夕照里把头向后仰着,仰到不能再仰了,倒看着满天的霞彩与青葱的园地,一切都特别显得鲜艳欲滴。

他忍不住伏下身去吻她的白嫩的喉咙。

「真的,我从来不妒忌的。你有别的女朋友我绝对不干涉,」戈珊说。

「哦。」他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从来不把你过去恋爱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她一定逼着他说。

「你自己的事从来不告诉我,倒尽着查问我。」刘荃说。

「我告诉你你要吃醋的,你告诉我我不会吃醋的。」

「你这种态度真好,可惜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吃醋的机会。」

「还耍赖,还耍赖!」两条白蛇紧紧地匝住他的颈项。「勒死你!今天非得要你把那女朋友的事招出来!」

「什么女朋女?」刘荃并不是存心欺骗她,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黄绢的名字,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但是后来戈珊说:「告诉你,我早已充分掌握了材料,不过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

刘荃笑了起来。「你这一套逼供的手段我也会。」

「真是不识好歹,」戈珊在他额角上重重戳了一下。「──不要你了!给你头上贴一张邮票寄到济南去。」

刘荃震了一震,笑着说:「济南?」

她向他笑。「寄给济南团支部黄绢同志。」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哼,告诉你:我的情报网比你深入,而且我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不像你,听了点没根据的话就来跟我乱发脾气!」

那天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猜测着她是从那里打听到的。他觉得实在有点奇怪,因为黄绢和他的事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乘电车回去,在电车上掏钱买票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把他装零碎钞票的那只旧信封拿出来看了看。黄绢寄给他的信很多,他一向总是利用那信封装钱,可以随身带来带去,仿佛也是一种安慰。已经成了习惯。那信封上的邮戳虽然可看出是济南寄出的,寄信人的名字却只有「黄缄」两个字。但是在这励行节约的时候,大家写信都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一遍,所以她这封信也就是他寄给他的,里面赫然写着她的姓名住址。戈珊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翻他的口袋。信封破了就再换一只,她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通信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一点线索。不过他知道,下次他问她,她一定仍旧故作神秘,不肯说实话的。

他把那破旧的信封又揣到口袋里去。近来越来越怕写信了,也怕接到她的信。虽然大家说来说去只是几句冠冕堂皇互相鼓励的话。

他觉得他应当把实话告诉黄绢,叫她不要等他了,他不值得她爱。会有比他好的人去爱她的。至于他,让他去吧,他已经习惯于黑暗。少女是光,妇人是温暖。眼前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点温暖。他对于戈珊没有存着什么幻想,但是他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和他一样被欺诓的,在学生时代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她什么都完了,她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所以她把男女关系看得那样随便。他觉得她需要一个人去爱她。她或者会好起来。

有时侯他这样想。有时候他又怀疑他只是贪恋着那迷人的肉体,而又不能正视这单纯的事实,所以要加上这么许多解释。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他到她那里去,突然天色阴黑,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很大。刘荃扶着阑干,沿着那露天的小楼梯走上去,潮湿的水泥梯级已经成了暗黄色,上面粘着一两片洋梧桐娇黄的落叶。他揿了半天铃没有人开门,她一定是出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来,又找出一张纸条子,抵在那绿漆小门上匆匆写了两行字,「来访不遇。明天下午或者能来。」下面没有署名。她会知道是他。他把那张纸双折了一下,弯下腰来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一阵狂风吹过来,她那紫红布窗帘突然鼓荡着,从窗户里飞了出来,飘在半空中,像是向他挥手。跟着就又往里面一吸,吸了进去。密密的雨点也跟着往里扫射,可以听见她沙沙地打在桌上,像撒豆子似的。刘荃不禁有些担忧,想起他们编的那小册子的校样,前两天看见她从报馆里带回来搁在那张桌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恐怕全打湿了。那窗户离那楼梯有好几尺远,也没法替她关窗。

他转过身走下楼梯,快到人行道上了,忽然隐隐地听见一声「砰!」回过头来一看,那玻璃窗已经关上了。成片的雨水在那玻璃上流着,那紫红色的窗帘静静地被关闭在玻璃里面。

刘荃站在那里,茫然地向上面望着。然后他很快地走了,心里充满了愤怒。

她那里向来除了她自己,什么人都没有。听她说有时候叫白俄房东的女佣替她打扫打扫房间,但是如果是那女佣,外面揿铃揿得这样啊,也绝对没有不开门的理由。

第二天他再到她那里去,有一个黑红肤色的青年在那里,是文化局警卫科的人。戈珊的态度很自然,替他们介绍之后,大家随便谈着。但是刘荃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质问她,对于这种浮泛的应酬式的谈话实在感到不耐烦。那青年虽然也不大开口,却老是坐着不走。大家就这样干迸着,等着看谁把谁迸走。

谈话一直延长下去。刘荃有意无意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他趁着出差,弯到这里来一趟,实在应当走了。

「你别性急,」戈珊说:「魏同志大概也就快来了。他们这些忙人,约了时候向来不算数的。」

「哪个魏同志?」那青年问。

「还有谁?」戈珊笑着说:「就是你们的老魏。」

「他要上这儿来?」那青年显然吃了一惊。

戈珊似乎不愿意多说,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把下颏微微向刘荃努了努。「喏,这位刘同志有点事找他,我约了他们在这儿见面。」

那青年像是恐慌起来,随即搭讪着站起来匆匆告辞走了。

「你看讨厌不讨厌?」戈珊伸了个懒腰,「要不是我抬出他的上级来吓唬了他一下,还不肯走呢!」

刘荃没有作声。

戈珊见他满脸不快的样子,立刻向他身上一坐,又委屈又疲乏地把脸埋在他肩窝里。「知道你今天要来,特为在这儿等着你,这小鬼偏跑了来赖在这儿不走──就有这样不识相的人!真气死了!你昨天淋着雨没有?」

刘荃半晌才答了声:「还好。」

「我真倒霉,在外滩,刚赶上。」

「哦,我还当你在家里呢,看见你关窗户。」

「活见鬼了!」戈珊张大了眼睛望着他。「我在家怎会不开门?」

「我怎么知道呢?」

「妳又瞎疑心!」她顽皮捶了他一下。「怎么你看见有人关窗户?是谁?是我呀?」

刘荃懒懒地说:「反正不是你就是另外那个人,又有什么分别。」

戈珊一听这话,显然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立刻理直气壮起来,一歪身从他膝盖上溜了下来,坐在沙发上把他乱推乱撞。「得了得了,你走吧!我受不了!一天到晚找岔子跟我闹,老是瞎疑心!我告诉你吧,昨天不错,是有人在这屋里!就是今天来的那小王。他是结过婚的,他女人在新闻出版处做事,两人一个住在男宿舍里,一个住在女宿舍里,所以没办法,跟我商量,借我这地方会面。」

「哦,」刘荃微笑着说:「这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人家是正式的夫妇。干吗要你这样替他们守秘密!」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蚂?先我没说,也是因为怕你不乐意,觉得我这儿成了个小旅馆。真讨厌,那小王,刚才还在那儿磨着我,下星期还要来。所以老坐着不肯走呢!」

他明知道她是说谎,虽然她这谎话说得相当圆。

她又和他纠缠着。拥抱着她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样的女人,他就是在她里面生了根,她也仍旧是出墙红杏,她的眼睛向他笑,真正的她似乎在那微笑的眼睛的深处闪烁着,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使他更疯狂地要占有她。

在他的疯狂接近顶颠的时侯,忽然门铃响了。

「是谁?不要是魏同志吧?」刘荃说。

「唔?」

「你忘了?小王的上司。你不是说他要来吗?」

两人同声笑了起来。「不要真是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刘荃说。

外面的人继续揿铃。

「让他揿去,」戈珊说:「管他是谁。」

又揿了很长的两响。刘荃有点不安起来。

「别理他,」戈珊说。

铃声终于停止了。似乎人已经走了。但是房门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三角,面积渐渐大了起来,是一折叠着的便条,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刘荃不由得想起昨天他自已站在门外揿铃的情形,并且昨天那时候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情形,也如在目前。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污秽黯淡,而且稍有点滑稽。

他突然坐起身来穿衣服。

「怎么回事?要走了?」戈珊诧异地笑着。

刘荃没有回答。

她随即生起气来。「你这脑袋完全封建,送封信来都要吃醋──吃的哪一门子的醋?发了昏了!你凭什么资格管我?好,你走,你走,以后可再也别来了!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刘荃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俯身系鞋带。

戈珊的一枝香烟一直不离手,她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香烟使劲揿在他胳膊上。他想甩开她,但是她下死劲揪住了他不放。被烧灼的皮肤丝丝作声。他夺回了手臂,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

第八章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著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仿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仿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著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著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仿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弄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仿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仿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棒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棒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日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着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插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吸着。「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着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在他旁边走着,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熟?」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着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仿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棒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它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象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象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欢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交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着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着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性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着,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着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着脱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着头望着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着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胡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着,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于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着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着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着在他脸上乱吻着,「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粘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着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着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对象-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露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于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着。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抽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日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日,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露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着:「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你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党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党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着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露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着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着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党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党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着: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性一步步地逼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色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

LEAVE A REPLY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