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到了这个小镇上,第一先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半遮着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接连不断的十几个小茅棚,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有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微微发出臭气。下午的阳光淡淡地晒在屋顶上白苍苍的茅草上。

走过这一排茅厕,就是店铺。一排白色的小店,上面黑郁郁地矗立着一座大山,山头上又现出两抹淡青的远山。

极窄的一条石子路,对街拦着一道碎石矮墙,墙外望出去什么也没有,因为外面就是陡地削落下去的危坡。这边一爿店里走出一个女人,捧着个大红洋磁脸盆,过了街,把一盆脏水往矮墙外面一倒。不知为什么,这举动有点使女人吃惊,像是把一盆污水漏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

差不多每一爿店里都有一个杀气腾腾的老板娘坐镇着,人很瘦,一长焦黄的脸,头发直披下来,垂到肩上;齐眉载着一顶粉紫绒线帽,左耳边更缀着一颗孔雀蓝大绒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兴出来的这样的打扮,倒有点像戏台上武生扮的绿林大盗,使过往行人看了很感不安。

有一爿吃食店,卖的是小麻饼与黑芝麻棒糖。除这两项之外,柜台上还堆着两叠白纸小包,看不出是什么一类的东西。有人来买了一包,当场就拆开来吃,原来里面包着五只小麻饼。柜台上另外一叠纸包,想必是黑芝麻棒糖了——不过也许仍旧是麻饼。

另一店柜台上一刀刀的草纸堆积如山靠门却悬空钉着个小玻璃橱,里面陈列着牙膏牙粉。牙粉的纸袋与发夹的纸板上,都印有五彩明星照片,李丽华、周曼华、周璇,一个个都对着那空的街道倩笑着。不知道怎么,更啬了那荒凉之感。

几只母鸡在街上走,小心地举起一只脚来,小心地踩下去,踏在那一颗颗嵌在黑泥进而的小圆石子上。

东头来了个小贩,挑着担子,卖的又是黑芝麻棒糖。

不论是乡下,是城里,永远少不了有这么一香烛店,兼卖灯笼,一簇簇的红蜡烛,高挂在屋梁上,像长形的红果子,累累地垂下来。隔壁的一店堂里四壁萧然,只放着一张方桌,一个小女孩坐在桌子跟前,用机器卷“土香烟”。那机器是个绿漆的小洋铁盒子,大概本来是一只洋油桶,装了一只柄,霍霍摇着。

太阳像一只只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

路上来了个老太婆,叫住了那小贩问他芝麻糖的价钱。她仰着脸觑着眼向他望着,忽然高兴地叫了起来:“咦,这不是荷生哥么?你们家两位老人家都好?荷生嫂好呀?你四婶好?”

那小贩起初怔住了,但随即想起来,她是他四婶的娘家亲戚,仿佛曾经见过两面。她个子生得矮,脸型很短,抄下巴,脸色晒成深赭红,像风干的山芋片一样,红而皱,向外卷着。她戴着旧式的尖口黑帽匝,穿着补了又补的蓝布大袄。她总是迷缝着眼睛,仿佛太阳正照在脸上;说话总是高声喊叫着,仿佛中间隔着大片的田野。

“你这位大婶,难得到镇上来的吧?”这小贩问她。

“嗳,我今天是陪我侄女儿来的,”老妇人大声喊着。“侄女儿明天出嫁,嫁到周村,今天到区上去登记,那孩子可怜,爹娘都没有了,就一个哥哥,嫂嫂又上城去帮人家去了,家里就是一个可可。他们周家从多,今天他们都要到的。我们这边人太少了不像样,我只好也跟了来了。“她仰着脸觑着眼望着他笑。”嗳呀!也真是巧——怎么会碰见你的!我们刚来,正在那边路亭里歇脚。我对他们说,我说你们先在这儿坐一会,我去瞧瞧,看他们周家的人来了没有。不要我们比他们先到,显得新娘子太性急了不好。”

“新郎来了没有?”

“来了!来了我瞅见几个周家的人坐在区公所的台阶上。我得要走了,去把新娘子领来,让人家老等着也不好。你也不要老站在这里说话,耽搁了生意。生意好吧?你刚才说这糖多少钱一斤?”

这小贩这次就不肯告诉她价钱了,他弯腰拣起两根棒糖,硬塞在她手里。“大婶,这个你拿去吃。尝尝,还不坏。”

她虎起脸,推开了他的手。“嗳,不行,不行,没这个道理!这些年没见面,哪有一见面就拿人家的东西?”

“你拿着,拿着。带回去给小孩子吃。”

“这倒是想买点回去哄哄孩子们,不能叫你送。我自己是吃不动它了——老喽!牙齿一只都没有了喽!”

两人推来让去好一会,那两根亮莹莹的白花点子小黑棒淅淅溶化了,粘在小贩手上。他虽然面带笑容,脸上淅淅泛出红色,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费尽唇舌,那老太太终于勉强接受了,满腔委屈地辞别了他,蹒跚地走开去。她这一转背,小贩脸上的笑容顿时移转地盘,在老太婆的脸上出现。他板着脸挑着担子走了,她却是笑吟吟的,小脚一拐一拐的,走过那一排店铺与茅厕,出了市镇,向官塘大路上那座白粉墙的亭子走去。

“碰见一个人,”她老远就喊着。“再也想不到的!我不是有个表妹嫁到桃溪?这就是她婆家的侄子。我看着他好像眼熟,这些年不见,都不敢喊出口来!”

她侄子金根听得有点不耐烦起来。“他们来了没有?周家的人。‘他问。他站在路亭的穹门下等着她。是个高大的年轻人,面貌很俊秀,皮肤是黯淡的泥土的颜色。宽肩膀,隔着一层棉袄都看得见。旧棉袄越穿越薄,而且洗褪了色,褪成极淡的蓝。

“来了,我看见他们来的。来了。”

“那我们去吧?”金根回过头向他妹妹说。

他妹子金花像没听见似的。她坐在亭子里,背对着他,正在吐唾沫在手娟子上,替那小女孩擦手。小女孩是金根的女儿,他们今天把她也带了来了。那孩子正在那儿闹别扭,因为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她烦躁地在板凳上爬上爬下,又伸手去摸那扇形的窗户,把两只手摸得乌黑。不久她一定会把那些灰都抹到她姑姑的新衣服上去。金花今天穿着的三件紫红布棉袍,也就是明天的结婚礼服。

金根看他妹妹不答话,他站在那里叉着腰望着她,透出没有办法的样子。

老妇人喘着气走进路亭。“怎么不去?”她大声喊着。

“走吧!我们走吧!”金根对他妹妹说:“别这么老脑筋。”

“谁老脑筋?”她并没有回过头来。“也得让大娘坐下来歇会儿,喘过这口气来。才走来又走去,人家不累么?”

“走吧!走吧!”谭大娘说。“别害臊了。现在这时世不兴害臊了!”

“谁害臊?”金花赌气站起来,领着头走到镇上去。她今年十八岁,可是看上去还不到这年纪。稚气的秀丽的脸,嘴唇微微张开着,因为前面有一只牙略有点刨。她的头发前面蓬得高高的,额上一排大稀疏的前刘海,留得很长,直垂到眼睛里去,痒梭梭的,所以她总是迷缝着眼睛,从发丝里向外面望着,仿佛带着点焦虑的神气。

这小小的行列,她走在最前面,老妇人在后面紧紧跟着,就像是怕她随时会转过身来逃走。金根抱着他的女儿跟在她们后面。快到区公所的时候,老妇人就本能地走近一步,托住金花的肘弯,搀着她走。

“大娘,别这么封建,她自己会走。”金根说。

区公所前面坐着蹲着的人群中起了一阵阵骚动。“他们来了!新娘子来了!”大家喃喃说着。有几个周家的人走上来,含笑和金根招呼。有个五十来岁的高高的妇人,一脸精明的样子,是新郎的寡妇母亲,朝着谭大娘走过来,抓住她两只手说“嗳呀!大远的路,让你走这么一趟,真不过意!”

明天要做新郎的那男孩子站得远远地微笑着。谁也不朝新娘子看,但当然她还是被观察着的。她也微带着笑容,而仿佛心不在焉似地,漫无目的四面望着。

大家招呼过了,就一同进去,先经过一番低声争论,要推出一个人来,出面和干部说话。当然应当由男方上前,而且刚巧新郎的母亲在一切有关方面是她最年长。但是她坚持着这不是女人做的事,要金根去。金根一定不肯。最后是新郎大大哥做了代言人。和干部说明来意之后,大家都挤在桌子前面,等着干部找出该填的表格,新郎新娘被推到最前方,低着头站在桌子跟前。

“你名字叫什么?”干部问那年轻人。

“周大有。”

“是那里人?”

“周村的人。”

“你要跟谁结婚?”

他很快地咕噜了一声:“谭金花。”

“因为她能劳动。”

金花也回答了同样的问句。实健拔什么要跟他结婚?”她也照别人预先教的那样,喃喃念着标准的答案:“因为他能劳动。”任何别的回答都会引起更多的问句,或许会引起麻烦?br>新郎新娘在表格下面捺了指印。他们的婚姻在法律上已经成立了,但是习俗相沿,明日还要热闹一下,暂时新娘还是跟着娘家人一同回去。周家和谭家的人在区公所外面分了手。

“明天早点来呵,谭大娘。”新郎的母亲再三说。

“你今天早点回去歇歇吧,明天有你忙的。”谭大娘说。

谭家几个人在小镇上缓缓走着,一路看热闹。金花静静地,一句话也不说,手里牵着那小女孩。他们走过镇上唯一的饭馆子,是一座木板搭的房屋,那没油漆过的木板,是一条条不均匀的鲜明的橙黄色。门面很高大,前面完全敞着,望进去里面黑糊糊闹烘烘的。房顶上到处有各种食料累累地挂下来,一棵棵白菜,灰扑扑的火腿,长条的鲜肉。乳白的脆的豆腐皮,与淡黄色半透明的起泡的鱼肚,都挂在客人头上。跑堂的同时也上灶,在大门口沙沙地炒菜,用夸张的大动作抓把盐,洒点葱花,然后从另一只锅里水淋淋地捞出一团汤面,嗤啦一声投到油锅里,越发有飞沙走石之势。门外有一个小姑娘蹲在街沿上,穿着邮差绿的裤子,向白泥灶里添柴。饭店里流丽的热闹都满溢到街上来了。

金根的小女儿站在饭店门口,不肯走。金花硬拉她走,她哭了起来,拚命向后挣自,赖在地下。

“不要哭!不要哭!”老妇人说。“明天就好东西吃了。明天你姑姑出嫁,我们都去吃喜酒。又吃鱼,又吃肉。你再哭,明天不带你去!”

但是连这个也吓唬不住她。孩子闹得使大家非常窘,饭店的伙计站在灶前向他们看着,那蹲在外面添柴的女孩子也别过头来看他们。

金根弯下腰去,把孩子一把抱起来,不管她怎样挣扎着乱踢着。他很快地走出了市场。孩子哭得一抽一抽的。

“不要哭!”他柔声说。“你妈就要回来了,她带好东西来给你吃。你还记得妈吧?”

孩子的妈在上海帮佣。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说她要辞工回来种田——金根现在分到了田了。自从土改以后。但是家里仍旧很苦,全靠她在外面寄钱回来,所以她一直延挨着没有辞工。金根现在对孩子说是这样说,其实他心里估着,她今年不见得能回来过年。

他们这孩子叫阿招,无非是希望她会招一个弟弟来。但是这几年她母亲一直不在家乡,所以阿招一直是白白地招着手。

“不要哭,阿招。”金根喃喃说着。“妈就要回来了,带好东西来给你吃。”

这话似乎并没有发生效用。但是那天晚上他听见她问金花:‘姑姑,妈什么时候回来?爸说妈就要回来了。“

他脸红得非常历害,因为被人人发现他在那里想念他妻,分明是盼望她回家。这是晚饭后,他正站在门口吸旱烟,背对着房里。

然后他听见他妹妹的回答:“嗳,妈就要回来了。你有妈,不会想我了。”她的声音听上去是微笑的,但似乎有点悲哀。

他上床以后看见他妹妹房里还点着灯。

“早点睡吧!金花妹。”他高声喊着。“明天你还要走十里路。”

“你还没睡?你来回要走二十里呢?”

灯仍旧点着。他听见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他心里充满了惆怅。

第二章

在早晨,村上里的人都挤在他家门口看新娘子。金花装扮好了坐在那里,由一个挑选出的“全福太太”在旁边替她梳头、搽粉抹胭脂。其实现在头发剪短了,根本不用怎么梳,她自己也已经抹过胭脂粉了,这不过是讨个吉利,希望新娘子将来也和她一样福气。谭大娘是不合格的,她虽然夫妻白头偕老,只有一个儿子,人拉夫拉走了,这许多年来一直音信全无。

时辰到了,新娘就动身,走到十里外的周村。一个堂房兄弟走到她面前打着锣。送亲的金根抱着阿招跟在她后面,提着盏灯笼,因为今天要到深夜回来。他两只手都占住了,所以新娘自己提着包袱。她穿着厚墩墩的新棉袍,身上圆滚滚的,胸前佩着一朵大红绢花,和劳动英雄们戴的一样,新参军的人在会场里坐在台上,也是戴着这样的花。

那小小的行列穿过村庄,大锣一声声敲着,到处都有妇女与小孩尖声叫着:“来看新娘子呵!看新娘子呵!”一大群人直送到村口。谭大娘站在最前面,高声念诵着吉利话。她等一会也要去的,和她丈夫一同去吃喜酒。

“老头子呢?”她回过头去四面张望着。“跑哪去了?他没赶上看见新娘子动身。”

“老头子坐在大路边上一个小小的露天茅坑上,是一只石井上面架着两块木板。他坐在上面晒太阳,吸着旱烟。新娘的行列在他面前经过,他微笑着向他们点头招呼。

“待会儿早点来呀,大爷!”金根向他喊着。

“嗳,误不了!吃我们姑娘的喜酒!”谭老大高声加寿命咩。老头子下巴光溜溜的,脸上虽然满是皱纹,依旧是一张很清秀的鹅蛋脸,简直截了有点像个女孩子。瘦瘦的身材,棉袍上面系着一条有皱褶的蓝布”作裙”。他的眼睛有点毛病,白瞪瞪、水汪汪的,已经半瞎了,他得要撒娇似地歪着头,从某一个角度望过来,才看得清楚。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和谭大娘带着几个孙子来到周村子,把媳妇留在家里看家。周家已经坐下来吃喜酒了。新郎新娘坐在正中的一桌的上方,两人胸前都戴着一朵大红花,斜阳射进那黑暗的房间里,雾朦朦的一道光。新娘子坐在那满是浮尘的阳光里,像一个红红白白的泥人,看上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然而又很奇异仿佛是永久长存的。

金根是新亲,也是坐在上首,在另一桌上。谭老大、谭大娘被主人领到另一桌上,经过一番谦逊,结果也是被迫坐在上首。有好几个年轻的女人在旁边穿梭来往照料着,大概都是他家的媳妇。谭老大矜持地低着头捧着饭碗,假装出吃饭的样子,时而用筷子拣两粒米送到口里。

作为喜筵来看,今天的菜很差,连一连大荤都没有。但是新郎的母亲是一个殷勤的主妇,这一桌转到那一桌,招待得十分周到。虽然她年幻大,脚又小,动作却非常俐落。她注意到谭老大只吃白饭,她连忙飞到他身边,像一只大而黑的,略有点蝙蝠的蝴蝶。

“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吃,饭总要吃饱的!”

她一个冷不防,把他面前的一碗冬笋炒肉丝拿起来向他碗里一倒,半碗炒肉丝全都倒到他饭碗里去了。他急起来了,气吼吼站了起来,要大家评理,大声嚷着:”这叫我怎么吃?——连饭都看不见了么!叫我怎么吃!”

但是他终于安静了下来,坐下来委委屈屈地,耐心地用筷子挖掘炒肉丝下面埋着的饭。

喜酒吃了一半,周村的干部来了。是一个费同志,年纪很轻,圆脸,肋颊鼓绷绷的,脸色很严肃。他学着老干部的作风,像金根他们村子里的王同志一样,把棉制服穿得非常脏,表示他忙于为人民服务,没有时间顾到自己本身。亮晶晶的一块油泥,从领口向下伸展着,成为一个V字形。他也仿照着老党员中的群众工作者,在腰带后面掖着一条毛巾,代替手帕,那是在战争期间从日本兵那里传来的风气。

金根也仿效着这办法,在他的裤带后面掖着一条毛巾。有棉袄遮着,只露出一点点毛巾的下端,但是这已经使他有点害羞,仿佛在学时髦。毛巾是他女人从上海给捎来的,簇新,因为从来不作别用。下面还有四个红字:”祝君早安”。

大家都站起来让费同志坐。谦让再三,结果果是老妇人挪到旁边去,让他和她丈夫并坐在上首。今天这喜筵并没有酒,但是在这样冷的天,房间热烘烘的挤满了人,再加上空心肚子,吃了两碗饱饭,没有酒也带了两分酒意,大家都吃得脸红红的,一副酒酣耳热的样子。

费同志人很和气,兴致也好,逐一问在座的客人们今年收成怎样,收了多少担米,多少斤麻。金根秋收的时候工作努力,选上了劳模,谭大娘替他着实宣扬了一番。她能言善道,有说有笑的,敷衍得面面俱到。她冲着费同志说了不少的话。有时候她的话与当时的话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永远是节拍凑得很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咳!现在好喽!穷人翻身喽!现在跟从前两样喽!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党来了,我们穷人受罪不知道受到哪年呵!”谭大娘把共产党与革命党有点搞不清楚,她一直称共产党为革命党,有时候甚至于称他为国民党。但是在她这年龄,这错误似乎情有可原。整个地说来,她给费同志的印象相当好,难得看见像她这样前进的老太婆。

她逼着新郎的母亲多吃一点,说:”你只顾忙别人喽!自己饿肚子!”女主人替阿招夹菜,谭大娘就又对阿招说:”你你姑姑今天也不回去,你愿意跟着你姑姑,你也住下吧,不是舍不得她吗?昨天不是还哭了吧?”

那小女孩安静地继续吃她的饭,她的黑眼睛乌沉沉的,一点也没有激动的样子。

谭大娘又吓唬她:”我们走了,不带你走。你爹今天不带你回去了。你想有这么容易的事呀——吃饱了肚子,抹抹嘴上的油,站起来就走?把你卖给人家喽!”

大家都笑了。女主人说,”嗳,你打今天起就住这儿了,不回去。”

那孩子没有说什么。也许她是被一重重的疑惧包围着,也许不,完全看不出来。但是一吃完了饭,她就跑到金根旁边,拉住他的手,一直不放松。他走到那里她都跟来跟去。

吃完了喜酒,照例闹房。不过今天大家仿佛都有点顾忌,因为有干部在座。但是费同志显然是要”与民同乐”的样子,还领着头起哄,因之大家也就渐渐地热闹起来了。有一个人喊着”要新郎新娘拉手。”谭大娘做了新娘的代言人,替她推托,又替她还价。争论了半天之后,是谭大娘让了步,把新郎新娘的手牵到一起,算是握了一握。

然后又有人要求新娘坐在新郎膝盖上,叫一声”哥哥”。这要求一提出来,大家都笑不可仰。新郎急了,想溜,又给拉了回来,捺在床沿上坐下。这一次的交涉更费时间了。

“好!好!”闹得最凶的一个人终于气愤愤地说:”新娘子不给面子。”

“叔叔,你别生气!”谭大娘照着新娘的称呼向他赔礼。”哪!叫新娘子给你倒碗茶。”

“谁要吃什么茶?”

新娘始终低着头坐着,一动也不动,也没有一丝笑容。成了僵持的局面,最后还是费同志提议,叫新娘子唱歌,作为一个舀协的办法。谭大娘又给讲价,讲成只限一支歌。金花终于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了过去,面对着墙,唱了八路军进行曲。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费同志噼噼啪啪鼓着掌叫了起来,大家也都响应着。

“好吧!再来一个!”谭大娘说。”唱过了这一个,可得让新娘子歇歇了。时候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也该动身了。”

客人们依旧不肯松口,并没有答应听完这一支就走。磨了半天,新娘还是屈服了。这一次她是细声细气地唱了”嗨啦啦!”那也是她在冬学班上学会的一支新歌。

“嗨啦啦啦

嗨啦啦啦

天上起红霞呀

地上开红花啊呀!”

费同志走上来扯她的手臂。”嗳,转过身来,别尽把背对着人。”

她挣脱了手臂,他又去拉她,而且突然笑了起来。笑声响亮而清脆,那声音仿佛也带着一丝诧异的意味。在那短短的挣扎中,她把他猛力一推,他撞到桌子上,一只茶碗跌到地下砸得粉碎。

“岁岁平安!”谭大娘马上说,几乎是机械地说了出来。一种什么态度。那边谭大娘不等他发作,倒已经嚷了起来:”嗳哟!你这位新娘子怎么脾气这么大?这都是跟你闹着玩的呀!你没听见说-赵闹越发-吗?这要是人家费同志也跟你一样孩子脾气,这还得了吗?人家发是认真起来,不生气才怪呢?”

她别过脸来,又向新娘的婆婆道歉。”你别生气呀!老姐姐!我们这姑娘苦在爹娘死得早,自小没人管教,一点规矩都不懂,以后这可就是你的事啦,老姐姐!全靠你教训了。这回你就看我面上,不去计较她了。你瞧人家费同志、多宽宏大量,一点也没生气。”

常费同志被她几句话罩住了,倒也不好意思怎样了,只得淡淡地笑了笑,一抬手,把帽子扶了扶正。”这新娘子脾气可真大。新郎可得小心点,不然准得怕老婆。”他笑了两声。

事情算是过去了,然而婆婆的脸色仍旧非常难看。当着这些客人,给他们家丢失了脸。从表面上看来,仿佛不能怪新娘子,但当然还是她自己招来的。而且也怕干部从此记了仇,日久天长,免不了要跟他们家找碴儿。但是今天新娘子第一天过门,婆婆当然也不好说什么。然而空气还是很僵,大家不久也就散了。

金根抱着阿招,谭老大与谭大娘领着几个孙子,一路回去。有月亮,所以没点灯笼。走了有这么一截子路,离周村很远了,在月胱中穿过沉寂的田野,金根这时候才开口向老头子说:”那费同志不是个好人。”

老头子微微笑叹了口气。和金根说话,他总是很留心的。”唉!也有好有坏呵!”他说。

老妇人接上来,宽宏地说,”这些干部也可怜,整年不让回家去。他横是也冷清得慌。”

金根不作声。

“金花那婆婆像是个厉害的!”老妇人说。”那有新娘子第一天过门就给脸子看的。好厉害!”她稍有点幸灾乐祸的说。

“现在不怕了。有妇会。”

“嗳,那倒是,现在有妇会啦!还说要开什么-媳妇会-,专门斗婆婆。咳!现在这时候做婆婆也不容易呵!”谭大娘苦笑着说。她自己也是做婆婆的人。

金根沉默了不一会,却又说:”不过也不没准,全在乎这村子里的干部。”

老夫妇没有接口。他们大家都记得桃溪的那个女人,到村公所去告她婆婆虐待,请求离婚。被干部把她捆在树上打了一顿,送回婆家去。村子里许多守旧的人听见了,都很赞成。但是大家都觉得她婆家似乎太过于了,她回来以后,被他们吊了起来,公、婆、小叔、丈夫几个人轮流地打,打断三根大棍子。仿佛打断一根也就差不多了。

在田径上走着,谭老大的一个孙子失脚滑了下去,跌了一跤。老夫妇停下来替他揉腿、金根一个人走在前面,抱着阿招,阿招已经睡着了。月亮高高地在头上。长圆形的月亮,自而冷,像一颗新剥出来的莲子。那黝暗的天空,没有颜色,也没有云,空空洞洞四面罩下来,荒凉到极点。往前走着,面前在黑暗中出现一条弯弯曲曲淡白的小路。路边时而有停棺材的小屋,低低地蹲伏在田野里。家里的人没有钱埋葬,就造了这简陋的小屋,暂时停放着。房子不比一个人的身体大多少,但是也和他们家里的房子一样,是白粉墙、乌鳞瓦。不知道怎么,却也没有玩具的意味。而是像狗屋,让死者像忠主的狗一样,在这里看守着他挚爱的田地。

金根还没走到一半路,吃的一顿晚饭倒已经消化掉了,又饿了起来。在这一个阶段,倒并不是不愉快的感觉,人仿佛里面空空的,干干净净,整个人的轻飘飘的,就像是可以颠倒过来,在天上走,绕着月亮跑着跳着。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奇异,这肚子简直是个无底洞,辛辛苦苦一年做到头,永远也填不满它。

阿招突然说起来话来。”还没到家呀?爸爸?”

“不要张嘴——风大。嘴闭紧了。”

向家里走着,那黑暗的寂寞的家,他不由得更加想念他的妻起来。刚才在周家闹房的时候,他就想起他自己结婚那天,闹房的时候。贺客们照倒提出无数要求,仿佛比哪次都闹得凶,大概也许因为新娘子特别潭亮的缘故。就连最后,客人们终于散了,还有几个躲在窗户底下偷听,放了一串爆竹来吓他们。

大家都说他这老婆最潭亮。也许人家都想着,这样潭亮的老婆,怎么放心让她一个人在城里这些年。女人去城去帮佣,做厂,往往就会变了心,拿出一笔钱来,把丈夫离掉,不知道怎么,他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可会也这样。每次还没想到这里,思想就自动地停住了,也不知道是他对她有很大的信心,还是他下意识地对于这件事怀着极大的恐惧,还是另有别的原因。

也许他实在是心里非常不安定,自己并不知道。也许他已经怀疑得太久了,所以就连她现在说要回来,他都还不大放心。自从她走了,他就一直觉得惭愧,为了这么一点钱,就把夫妻拆散了。夜里想她想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想她心里一定也看不起他,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

想着她,就像心时有一个飘忽的小小的火焰,仿佛在大风里两只手护着一个小火焰,怕它吹灭了,而那火舌头乱溜乱蹿,却把手掌心烫得很痛。

他不愿意回想到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那是那一年乡下不平静,到处拉夫,许多年轻人怕拉夫,都往城里跑。所以他也到上海去找工作,顺便去看看他老婆月香。

他从来没上城去过,大城市里房子有山一样高,马路上无数车辆哄通哄通,像大河一样地流着。处处人都期负他,不是大声叱喝就是笑。他一辈子也没有觉得自己不如人,这是第一次他自己觉得呆头呆脑的,剃了个光头,穿着不合身的太紧的衬褂裤。他有个表兄是个看弄堂的巡警,他住在表兄那里,每天到月香帮佣的人家去看她。她一有空就下楼来,陪他在厨房里坐着,靠墙搁着一张油腻腻的方桌,两人各据了一面。她问候村子里的人,和近乡所有的亲戚,个个都问到了。他一一回答,带着一丝微笑。他永远是脸朝外坐着,眼睛并不朝她看,身体向前倾,两肘撑在膝盖上,十指交叉着勾在一起。他们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总不能让它完全中断,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如果两人坐在一起不说话,被人看见一定觉得很奇怪。金根向来是不大说话的,他觉得他从来一辈子也没说过那么许多话。

他水门汀铺地的厨房,开出门去就是弄堂。那一向常常下雨,他打了伞来,月香总是把把水滴滴的伞撑开来晾干,伞柄插在那半截小门上的矮栏杆里。那小门漆着污腻的暗红色。在那昏黑的厨房里,那橙黄色的油纸伞高高挂着,又大又圆,如同一轮落日。

不断地有人进来,月香常常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住了,向他们微笑,仿佛带着一点歉意似地。也有时候她跳起来,把那高栖在上的油纸伞拿下来,让人家出去。

这里似乎家家都用后门,前门经常地锁着。女主人戴着珠宝去赴宴,穿着亮晶晶的绸缎衣服,照样在那黑洞洞的,糊满了油烟子的厨房里走过,金色的高跟鞋笃笃响着。奶妈抱着孩子,也在外厨房里踱出踱进。

金根常常在那里吃饭。有时候去晚了,错过了一顿午饭,她就炒点冷饭给他吃,带着一种挑战的神气拿起油瓶来倒点油在锅里。她没告诉他,现在家里太太天天下来检查他们的米和煤球,大惊小怪说怎么用得这样快,暗示是有了新的漏洞。女佣有家属来探望,东家向来是不高兴的。如果是丈夫,他们的不高兴就更进了一层,近于憎恶。月香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女佣和她的男人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后来大家说个不完,传为笑谈。女主人背后提起来,又是笑又是骂。

这些话她从来不跟金根说的。但是他也有点觉得,他在这里只有使她感到不便,也使她觉得委屈。所以过了半个月,他还是找不到工作,他就说他要回去了。他拿着她给的钱去买车票,来这么一趟,完全是白来的,白糟蹋了她辛苦赚来的钱。买票剩下来的钱,他给自己买了包香烟。自己也觉得不应当,但是越是抑郁得厉害,越是会做出这种无理的事。

上火车以前,他最后一次到她那里去。今天这里有客人来吃晚饭,有一样鸭掌汤,月香在厨房里,用一把旧牙刷在那里刷洗那脾气的橙黄色鸭蹼。他坐了下来,点上一支香烟,他的包袱搁在板登上的另一头。在过去的半个月里,他们把所有的谈话资料都消耗尽了,现在绝对没有话可说了。在那寂静中,他听见有个什么东西在拉圾桶里悉卒作声。

“那是什么?”他有点吃惊地问。

是一只等着杀的鸡,两只脚缚在一起暂时栖在垃圾桶里。

火车还有好几个钟头才开。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有坐在这里等着,因为无话可说,月香把她该叮嘱的话说了一个遍又一遍,叫他替她问候每一个人。她把鸭蹼洗干净了,又来剥毛豆,她忽然发现她把剥出来的豆子都丢到地下去,倒把豆荚留着,自己觉得非常窘,急忙弯下腰去把豆子拣了起来。幸亏没有人在旁边,金根也没留心。

剥了豆,摘了菜,她把地下扫了扫,倒到垃圾桶里,那只鸡惊慌的咯咯叫了起来。

金根站起来走的时候,她送到门口,把两只手在围裙上揩抹着,脸上带着茫然的微笑。他把伞撑开来,走到弄堂里。外面下着雨,黄灰色的水门汀上起着一个个酒涡。他的心是一个践踏得稀烂的东西,粘在他鞋底上。

不该到城里来的。

第三章

上床以前,金根带阿招出动把尿。从前他妹子金花在家的时候,孩子归金花照管,自从金花出嫁,就是他自己带孩子了,他还不十分习惯。

外面很冷,呼吸着寒冷的空气,鼻管里酸溜溜的。月光冲洗着天空,天色是淡淡的青灰,托出山的大黑影,那座山是一个坚实的黑色花苞,矗立在房屋背后。金根弯着腰给孩子把尿,嘴里嘘嘘吹着。其实阿招这样大的孩子,已经可以蹲在地下了,但是地面上寒气重,他认为是有害的。

狗在汪汪地叫。近来他一听见狗叫,就想着不知道可是他妻子回来了。他两只手托着孩子,一面就别过头去向路上望着。远远地一个橙红色的灯笼摇摇晃晃来了,灯笼上一个大红字,原来是周村的人,心里不由得有些失望。

不知道是周村什么人?不会是他妹妹回娘家——她前两天刚回来过一次,而且她即使来,也绝不会拣这样晚的时候来。

但是倒好像是一个女人,在那一颠一颠的灯笼后面走着,手里挽着的是一个大白包袱。那灯笼摇摆着,向她脸上烫过去的时候,金根仿佛看出一些什么,使他突然旋过身去,孩子一泡尿没撒完,热呼呼地浇了他一脚。他很快地把孩子放下来,就向寻条路直奔过去,是他的妻回来了。

跑着,跑着,可以看得出确实是她了,他立刻就把脚步慢了下来。她也看见了他,远远地向这边微笑。他高声喊着:”我先还当是周村的人。”

“走到周村天已经快黑了,我就到妹妹那儿去借了盏灯笼。”月香说。

“哦!你上他们家去的?看见妹妹没有?”

“看见了。她婆婆真客气,一定要留我吃饭,真是不好意思。”

他在她旁边走着。一只脚上的袜子湿淋淋的,现在已经变成凉凉的,贴在脚背上,紧紧抓住他的脚背,倒幸亏有这异样的感觉,不然心里总是恍惚惚的,疑心是在做梦。

“看见妹夫没有?”他问。

“妹夫不舒服,躺在那里,我没进他们屋去。”

“怎么病了?该不要紧吧?妹妹好么?”

“她好。”她并没有感到不快,这些年没见面,见了面不问候她,倒去问候他常见面的妹妹,她也知道他是没话找话说。

“阿招已经睡了?”她搭讪着问。

他大声叫”阿招!阿招!”孩子不肯来,还是他跑了去把她硬拉了来。

“嗳哟,长得这样大了!”月香略有点羞涩地笑着说。她把灯笼放低了,想仔细看一看,那阿招只管扭来扭去躲避着,但是越是躲,月香越是把灯笼照到她脸上来。那孩子急了,一使劲,挣脱了她父亲的手,向家里狂奔,以为家里总是安全的。她穿过了那月光中的青白色的院落。院子里地下散放着的长竹竿,用来编箩筐的,被她踢着,豁朗朗变成一片。四邻的狗越发狂吠起来。

“小心点,别摔跤!”月香叫喊着,匆匆跟在她后面进了院门。月影里看不真,竹竿又被她踢得豁朗朗响着。这座白粉墙的大房子是谭家祖传的财产,金根这一房分到了一间半屋子。紧隔壁的几间屋子,就是谭老大他们那一房的。这时候谭大娘就在窗户后面高声叫了起来:”金根啊?是不是金根嫂回来啦?”

“嗳!是我,大娘!”月香答应着。”大娘你好!大爷好?”

“嗨呀!我刚才还在那儿惦记着你。我在跟老头子说:-今天几儿啦?怎么还不回来呀?-”

纸窗后面油灯移来移去,人影也跟着灯影一周晃动。老头子咳呛起来,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了,哇哇哭了起来。

“大娘,你睡了就不要起来了!”月香说。”我明天早上来给你请安。金有嫂好么?”

他家的媳妇连忙答应着,”我好呵,金根嫂。”

“没睡,没睡,正在这儿念叨你呢!”谭大娘高声喊着。一面说着,已经息息率率穿好衣服,拔掉门闩,走了出来。老头子也出来了,手里挽着个”火囟”,一只竹篮里面装着两三根炽炭,用灰掩着,成为一个经济的手炉脚炉。

“进来坐!进来坐!”月香说。

大家都到金根这边来,金有嫂带着孩子们也过来了。挤满一屋子人,坐不下,但是谭大娘硬拉着月香和她并排坐在床沿上。”嗨呀!金根嫂。”她带着笑叹息着:”我一直在这儿说,怎么这样狠心呀——一去就是三年,一次都没回来过,孩子倒这样大了!”她伸手去拉阿招,阿招躲在那青地白花土布帐子后面,把脸别过去,死命扳着床柱子不放。

“叫妈”谭大娘教她。

“妈!”金有嫂捏着喉咙叫着:”叫妈呀!阿招。”

老妇人在阿招屁投上拍了一下。”你瞧瞧,你瞧瞧,长得多高了!”用谴责的口吻,就仿佛孩子顽皮,闯了什么祸。

金根微笑着站在阴影里。他常做到这样的梦,梦见她回来了,就是像这样,房间里挤满了人,许多熟悉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心里又有点恍惚起来,总觉得他们是梦,他是做梦的人。有时候仿佛自己也身入其中,有时候又不在里面。譬如有时候他们说得热闹,他插进嘴去,说了话人家也听不见。

谭老大坐在那里只管微笑,用一只毛竹筷子拨着篮子里的灰。他只问了月香一句话,而且是正着脸色,微仰着头,注视着离她头上一尺远的地方。”航船什么时候到镇上的?”

“中午到的。”

从镇上走回来,走了四十里路,水总要喝一口的,金根想。他走到灶前去,火已经熄了,壶里倒还有些热水剩下,倒出来刚够一碗。他把碗端了来,一抬头看见黄黯黯的灯光下,坐着满满的一屋子人,他站在那里倒怔住了,不知道这一碗水是递给谁好。总不见得当着这些人向自己的老婆送茶。他终于红着脸走到谭老大眼前,将碗递到他手里。大家都笑了起来。谭大娘劈手把碗夺了过来,转递给月香,月香不肯接,她硬逼着她接下了。

“你瞧你们金根金周到呀,金根嫂!”她说。

大家哄堂大笑。连金有嫂,向来是愁眉苦脸,眼睛是两条笔直的细缝。她的微笑永远是苦笑,而像现在,她从心里笑出来的时候,脸上却似乎是一种讽刺性的笑容,其实她也绝没有讽刺的意思。

“他们小两口子向来要好,”谭大娘哈哈笑着说,”好得合穿一条裤子。嗳呀,可怜呵,这些年不见面——真造孽!”

“瞧这大娘,”月香抱怨着,”这些年不见,一见面就不说正经话!”

“呦!呦!嫌我讨厌了!我们走吧,走吧,老头子,别尽待在这儿讨人嫌了,也让他们两口子谈谈心。”

“谈什么心?我们老夫老妻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月香拉着她不放,谭大娘偏装腔作势的,再三说:”走吧,走吧!老头子,自己也要识相点。”

大家都笑,金根也跟着笑,同时也帮着月香极力挽留,客人们终于不再挣扎了,被主人把他们捺到原来的座位里。一坐定,就又继续取笑起来。倒像是新婚之夜闹房的情景了,金根心里想。他的妻也的确有点像新娘子,坐在床沿上,花布帐子人字式分披下来,她怕把头发碰毛了,把头略微低着点。灯光照着,她的脸色近于银白色,方圆脸盘,额头略有点低蹙,红红的嘴唇,浓秀的眉毛眼睛仿佛是黑墨笔画出来的。她使他想起一个破败的小庙里供着的一个不知名的娘娘。他记得看见过这样一个塑像,粉白脂红,低着头坐在那灰黯的破成一条条的杏黄神幔里。她这样美丽,他简直不大相信她是他的妻,而且有时候他喝醉了酒或是赌输了钱,还打过她的。

月香提起今年的天气。她像是有心打岔,金根想。也许她不愿意让人家尽着取笑他们,不爱听人家说他们要好。他突然心里一阵痛苦。

“今年还没下过雪,”月香说,”乡下怎么样?下过雪没有?”

“今年雨水好,”谭大娘说。

“节气还没有到呢。”

“就怕它交了春再下,就不好了,”月香说。”今年立春立得早。”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阵短短的沉默,大家都露出尴尬的神气。然后谭老大仿佛护短似的,”明年收成稳是好的,今年雨水足。”

“雨水太多了!”月香心里这样想着,就没有说出口来。她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拼命护着天气,不许人家稍微有点贬,倒好像这天气是他们儿子似的。乡下人向来一开口就是诉苦叹穷,抱怨天气不好,收成坏,一方面也是怕把话说得太满了,招了鬼神的忌,同时也是出于自卫,应付压来的政府与地主对他们的无穷的剥削。无论是军警、税吏、下乡收租的师爷,反正没有一个不是打着他们主意的。所以无论是谁,问起他们的收成来,哭穷总没错。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连在自己人面前也是这样,成了一种悲观的传统。

而现在他们竟是齐声赞美着今年的收成。月香听不惯,觉得非常刺耳,仿佛近于夸大而愚蠢。只听见谭大娘大声叹了口气,提高了喉咙唱念着:”嗳哟,现在乡下好喽!穷人翻身喽!老天也帮忙,收成比哪年都好。金根嫂,你可惜回来迟了一步,没赶上看见——你们金根当上了劳模咧!坐在台上,胸口戴着朵大红花。真威风呀!区上的同志亲手给他戴花。”

月香是个最实际的人。像这一类的光荣,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因为是金根,她就觉得非常兴奋,认为是最值得骄傲的事。她向金根看了看。金根很廉虚,假装没听见,仿佛这谈话现在变得枯燥乏味起来,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不是我现在才说他好,”谭大娘继续唱念着,”我一向就跟我们老头子——不信你问他——我说,-你们谭家这些人,就是金根这一个孩子有出息,不是我说!-“。

月香笑着说,”那是大娘偏心的话。”她问起分田的事。他们又告诉她,土改的时候怎样把地主的家具与日用器具都编上号码,大家抽签。谭大娘他们家抽到一只花瓶,一件绸旗袍,金根这里抽到一只大镜子。

“镜子呢?”月香四面张望着。

“陪给妹妹了。”金根说。

谭大娘说:”金根嫂,你们那镜子真好呵!真讲究——”竟和她婆婆说起话来。”嗳哟!你没看见,金根嫂——雪亮的一个大镜子,红木镶边,总有一寸来宽,上头还雕着花。镜子足有两尺高——”

“嗳!不止呵!不止呵!”谭大娘说。

“过礼那天,四只角上扎着红绿彩——真漂亮!”金有嫂叹息着。

老头子用竹筷拨着篮子里的灰,就把筷子指着月香。”抽签抽的那些东西,就数你们家这个最好。”

“嗳,人人都说你们运气顶好,”谭大娘说。

金根问他老婆,”你怎么没看见——刚才不是上妹妹家去的么?”

“我没上她屋去,妹夫不舒服,躺着呢,”月香微笑着说。

“你过天得去看看,”金有嫂怂恿着。”真漂亮呵!”

她还看都没看见,倒已经给了人了。当然,要是和她商量,她绝不会不肯的,可是问总要问她一声。她继续微笑着,心里却非常不痛快,听着他们说话,也懒得接碴。

她坐在那里老不开口,谭大娘渐渐地有些觉得了。”这回真得走了!”她笑着站起身来。”再不走人家要骂了!”

“什么话?大娘!再坐一会,坐一会。”月香拉着她胳膊不放。

“真的得走了,你也累了,早点睡吧!嗳呀,不容易呵!小两口子团团圆圆,好容易牛郎织女会见了么!”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就在笑声中鱼贯而出。主人挽留不住,送到门口。灯光渐渐暗下去了,金根没有再添油,却把灯笼里点剩下的一撅红蜡烛取出来,凑在灯上点着了,粘在一只青边碟子上。点蜡烛是一种浪费,但是今天晚上仿佛应当点红蜡烛,也像新婚之夜一样。

月香闩上了门,转过身来低声向他说:”我刚才一直想问你,当着人没好说。怎么收成这样好,妹妹家里怎么吃粥?”

金根没答话,他正在蜡烛倒过来,把蜡烛油滴在碟子上。

“他们周家原来穷得这样,”月香说。”我们上了媒人的当了!”

金根不耐烦地笑了一声。”什么上了媒人的当!家家都是这样,我们这一向也是吃粥。”

月香愕然望着他。”为什么?怎么收成这样好,连饭都没得吃了?”

金根突然别过头去向窗外望着,一动也不动。他手也没抬,暗暗地做了个手势,叫她不要说话。但是她三脚两步走到窗前,他还没来得及拦阻,她已经豁喇一声推开了窗户。就在这一刹那间,院子里堆的竹竿豁朗一声巨响,远远近的狗都开始狂吠起来。月光已经移上了白粉墙,院子里黑洞洞的。她探身出去,四下里察看着,并没有人。

她关上了窗,低声问:”刚才是谁?”

他装出不在意的样子,随随便便地说:”还不是那些人没事干,专门爱蹲在人家窗户底下偷听。”

偷听隔壁戏,她知道村子里倒是向来有这习惯,因为生活太沉闷了,也是一种消遣。但是她望着他说:”那你怀什么呢?好好的说着话。我说错什么话了?”

他像是感到困恼。”等会再说吧,上了床再说。”

她望着他,半晌没作声。然后缓缓地走开去,打开包袱整理东西。她拿出一双袜子,一包香烟,是她替他买的。她晓得他的脾气,所以有意拣选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他无法给他妹妹的。她另外给金花买了一条毛巾,一块香肥皂,刚才路过周村的时候已经交给她了。

她给阿招带了杏仁酥,但是这时她路走多了自己肚子里也饿了。她打开那油污的报纸包。

“阿招你叫我一声,”她对那小女孩。”不叫人可是没得吃。”

阿招站得远远的,眼睛乌沉沉的,了望着那杏仁酥。

“叫我一声,不然不给吃,大家都吃,就是哑巴没得吃!快叫我一声!”

阿招在受苦刑,但是她没办法,她的沉默四面包围着她,再也冲不出去。而且多挨一分钟,那沉默的墙又加高若干尺。越是不开口,越是不好意思开口。

结果还是月香说,”好了,好了,不要哭。你哭,不喜欢你了!”

母女俩都吃饼,月香又递了一只给金根。

“你吃,”金根说。

“本来是带来给你们吃的。”

“留着给阿招吃吧。”

“还有呢,”月香说。”你吃。”

他非常不情愿地接了过来,很拘束地吃了起来。在烛光中,她看见他捏着饼的手抖得厉害。她先还不知道那是饥饿的缘故,等她明白过来,心里突然像潮水似地涨起一阵惯怒与温情。

阿招的饼吃完了。要不是她对那陌生人还有三分惧怕,她决不会肯把剩下的几只留着过夜。月香催她上床睡觉,替她脱衣服,一面脱,一面喃喃说:”嗳哟!持这棉袄,破得这样了不补补,弄得像小叫化子一样——天哪,脏得伤心!”她笑了起来。”瞧这钮子!一只好的也没有。”她的笑骂其实都是针对她的小姑。她不在家,一向是金花替她照管孩子,这些当然都是金花的事。但是那孩子不明白这一层,以为是说她。她眼睛里的泪水又往上涌,嘴唇颤抖着咧了开来。”

“咦,怎么又哭了?”月香诧异地问。”这回又是为什么?”

阿招没有回答。月香把她抱起来,给她坐在床上,把脚上的棉鞋脱了。”不冷么?快钻被窝!快!你告诉妈为什么哭。还在那儿惦记那两只杏仁酥吧。那就快睡,早早睡了,明天一早起来吃杏仁酥。唔?”

月香坐在床沿上,把阿招的衣服摊开来盖在被窝上面。金根走过来坐在她旁边。他伸手捻了捻她棉袄的衣角,摸摸那衣料。是一种充呢的布,淡紫与灰色交织的小方格,夹着一条条的红线。他似乎在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他是认为这衣料太花呢?还是太浪费?很难断定他心里是怎样想。也许他根本没有不赞成的意思,虽然他那神气看上去仿佛是有点不赞成。

他把一只手伸到她棉袄底襟下面渥着。她嗳哟一声,把身体一缩,叫了起来,”冷死了!”

“冷,怎么不睡?”

他凑近了些,她就把一只手搁在他头上,用劲地缓缓抚摸站。手很粗糙,揿在他剃光的头上短而硬的发桩上,咝咝唆唆响着。

她低声说,”人人都说乡下好,乡下好。瑞城里是穷了,差不多的人家都雇不起佣人。又不许东家辞佣人。所以我们那东家老是告诉我,-现在你们乡下好喽!我要是你,我就回乡下去种田-现在我才晓得,上了当!”

她懊悔她回来了,金根想。才回来,倒已经懊悔了。两个人在一起,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好,不像他看得这样重。他微笑着缓缓地说,”是呀,现在乡下是苦。不然早就写信叫你回来了。我也怕你回来过不惯。”

“什么叫过不惯?”她突然惯怒起来,声音立刻提高了。”你当我在城里过的什么享福日子?”

他不作声。她本来有许多话要说,想想到底是第一天回来,不见得第一天就吵架,于是就又忍住了。她弯下腰去,把阿招的小棉鞋拾起一只来,拍了拍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着,就着烛光。

“这是妹妹作的?”她带着挑剔的神气,这样问着。

“是她外婆给她做的。”

“哦。”她满意地想,”我说呢!看着也不像他妹妹的针线。”一方面嘴里说:”我妈的眼睛倒还不坏,还看得见做鞋。明天我回去看妈去。”

“明天还不歇歇,过天再去吧——来回又是三十里地。”

阿招突然叫了起来:”爸,我也要去!”

“你还没睡着?”金根说。

月香别过身去替她把被窝往上拉拉,又嗅嗅她的面颊。”快睡吧!不听话,明天不带你去。”

但是阿招太兴奋了,久久睡不着。那几只杏仁酥仿佛具有一种活力,有它们在房间里,空气有些异样。

月香捏着拳头在膝盖上捶了两下。”腿酸死了!大概这两年在城里没怎么走路,就走不动了。”

“我就知道你不行!”金根愉快地笑了。他很高兴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嘲笑她。”还说明天就要到你妈那儿去,来回又是几十里。”

她动手解衣钮,忽然想起来,把手伸到衣袋里去。掏出钱来数了钱。他很愿意知道她还剩下多少钱,但是她不说,他也不问。反正不会有多少剩下来,她每月都往家里带钱。他又觉得羞惭起来。

她数了又数,仿佛数目不对。他不愿意在旁边看着,就突然站起来走开了。

她忽然抬起头来。”咦?你这时候去开箱子干什么,半夜三更的。”

床头堆着一叠箱子,他从箱底取出一张很大的纸,摊在床上,用手抹平了,自己倚在桌子角上低着头看着,耐心地等数完了钱。然后他把那张地契挪到她面前来,安静地微笑着说,”你看。”

纸上的字写得整整齐齐,盖着极大的圆章与印戳。数目字他是认得的,他又指给她看他的名字在哪里。他们仔细研究着,两只头凑在那蜡烛小小的光圈里。

她非常快乐。他又向她解释,”这里是我们自己的田了,眼前日子过得苦些,那是因为打伏,等伏打完了就好。苦是一时的事,田是总在那儿的。”

这样坐在那里,他的两只手臂在她的棉袄底下妥贴搂着她,她很容易想像到那幸福的未来,一代一代,像无穷尽的稻田,在阳光中伸展开去。这时候她觉得她有无限的耐心。

但是她不能不挣脱他的手臂。”阿招还没睡着呢,”她说。

“睡着了,”他说。

“刚才还在那儿说话呢。”

“睡着了,”然后他说,”从前你也不这么怕她。”

“从前她还小。”

他在看她颈背后的一个黑点。他伸手摸了摸。”还当是个臭虫,”他说。

“航船上臭虫多得很。”

“是个痣。咦,你几时长的这个痣?”

“我怎么知道?我背后又没长眼睛。”

“从前没有的。”

“三年工夫还长不了一个来?”

他有点羞涩地笑了起来。”嗳,三年了。”

蜡烛点完了,只剩下一小滩红色的烛泪,一瓣叠着一瓣,堆在碟子里,像一朵小红梅花。花心里出来一个细长的火苗,长得很高,在空中荡漾着。

阿招在做梦,梦见在外婆家里吃杏仁酥。她父亲和她的姑母金花都在那里,还有很多别人。但是她的母亲还太陌生,没有到她的梦里来。

第四章

瓦上淡淡的霜在朝阳中渐渐溶化了。屋顶上就是山,黑压压的一大块。山上无数的树木映着阳光,树根变得非常细,看上去仅仅是一根白线,细得几乎没有了,只看见那半透明的淡绿叶子;第一株树都像一片淡金色的浮萍,浮在那影沉沉的深山里。

月香抬起头来望着,上面山顶上矗立着一棵棵鸡毛帚小树,映着天光,成为黑色的剪影。山顶有一处微微凹进去,停着一朵小白云。昨天晚上她从镇上走回家来,看见那上面有一点亮光,心里想着不知道是灯还是星。真要是有个人家住在山顶,这白云就是炊烟了。果然是在那里渐渐飘散,仿佛比平常的云彩散得快些。

昨天晚上在黑暗中走着,踩了一脚狗屎。她用一块潮抹布把那只布鞋擦了又擦,搁在屋檐下映着。最好是用酒擦,应当到隔壁去借点酒来,谭老大向来喜欢喝两盎。

但是她又想,现在这时候谁还酿酒,连饭都没得吃。她又把她的鞋子拾起来,无情无绪地用抹布擦了两下。

早知道这样,她不回来了,想法子让金根也到上海去。当然这张路条是不容易打的。她回乡下来的时候,那时一申请,就领到了路条,因为现在正鼓励劳工回乡生产。所以现在上海街上三轮车夫都少了许多,黄色车夫是完全绝迹了,可是她总想着,既然还有人能够在那里苦挨着,混碗饭吃,她和金根为什么不能够,又不是缺只胳膊少只腿。

如果两个人都到上海去,阿招只好送到她外婆家去,交给她外婆看管,每月贴他们一点钱,想必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愿意。不过她知道,金根是一定不会肯去的。才分到了田,怎么舍得走。一走,田就没有了。

到了城里,要是真不找到事情怎么办?她总觉得城里的活路比较多,不像乡下。她可以想像她自己坐在马路边上补尼龙丝袜。现在上海照样有许多人穿尼龙袜,有的是存货,有的是走私运进来的。她的老东家也许肯借一点钱给她做本钱,买那么一只小箱子,里面有补袜子一切应有的装备。到了夏天,没有人穿袜子,她和金根可以在弄堂口摆一个设备简单的摊子,给人烫衣服,嘴里含着水喷在衣服上。她记得去年这一类的摊子相当多,想必总是生意很好。摊子订价总比洗染店便宜,现在这时候,谁不要打打算盘。

要是什么生意都做不成,那就只好拾拾香烟头,掏掏垃圾,守在桥头帮着推车子,混一天是一天。金根有个表兄是看弄堂的,也许他肯答应让他们在他的弄堂里搭一个芦席篷,暂且栖身。苦就苦一点,只要当它是暂时的事,总可以忍受。她总信她和金根不是一辈子做瘪三的人。

然而她突然起起来,有一天在马路上看到的一件事,身上不由得一阵寒飕飕的。有一天她到小菜场去,路上看见大家都把头别过去,向同一个方向望着。有人窃窃私语:”看喏!看喏!在捉瘪三!”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握着一个男子的手臂,架着他飞跑,向路边停着的一辆卡车奔去。两个警察都是满面笑容,带着一种亲热而又幽默的神气,仿佛他们捉住了自己家里一个淘气的小兄弟。他们那褴褛的俘虏被他们架在空中,脚不沾地,两只瘦削的肩膀高高地耸了起来,他也在那里笑,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月香好奇地看着他。她晓得他一定也知道,捉了去就要送去治淮,送到淮沿岸的奴工营里,和大群的囚犯与强征来的劳工站在河里工作,水齐肚子。她知道,因为她们弄堂里就有些女人是反革命家属,太夫正在经过”劳动改造。”

但是这些事究竟遥远得很,她现在是在自己家乡的村落里。她叹了口气,回到房屋里去,支起镜子来梳头。她的乌油油的头发留得很长,垂到肩膀上,额前与鬓角的头发盘得高高的。这一只腰圆镜子久已砸也一条大裂纹,用一根油污的红绒绳绑着,勉强可以用。平常倒也不觉得什么,这时候她对着镜子照着,得要不时地把脸移上移下,躲避那根绒绳,心里不由得委屈。有好镜子轮不到她用,用这样个破镜子。自从到他们家来,从来就没有一样像们的东西,难得分到个镜子,就又给了他妹妹,问都不问一声。

“金根嫂!”有人在外面叫她。是金有嫂在门口张望着。

“嗳,金有嫂,进来坐。”

“金根哥呢?”

“出去打柴去了。”

金有嫂听见说金根不在家,方才走了进来。

“梳头呀?”她说。”嗳哟,你这镜子可惜,怎么破了。”月香心里正在那里怕她由这镜子上又想起那面镜子,她果然就是这样。她憔翠的脸庞突然发出光辉来,弯下腰向前凑了凑,低声说,”嗳,真的,几时你到周村去看看你那镜子。真好看呵!”她小心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再把声音捺低了点,”嗳,其实要叫我说,自己留着用用不好么?这时候还讲什么陪送,现在不兴那些了。新娘子都不坐轿子了,都是走了去,不论十里二十里,都是走了去。”她笑了起来。她的命虽苦,至少这一点上她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她是花轿抬了来的.”你们金花就是自己走去的——所以我说,现在时世两样咧!不讲究什么陪送了。”

月香笑了笑.她也知道金有嫂是个老实人,她说这样的话是真心卫护她,但是她非常不爱听这话,就像是人家都觉得金根偏向着他妹妹,都替她抱不平。

她笑着叫了声”金有嫂,”说,”论起来现在时世两样了,本来也用不着讲究那些了。不过我们金花妹嫁过去,他们周家不止她一个媳妇。先来的几个,人家个个都有陪送,单单她没有,我们说是时世两样了,给人家说起来,那又是一样的话了。岂不是叫她难做人。金有嫂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金有嫂连连点着头,但是显然并没有听明白她的话,只是一味点头,心不在焉地说,”是呀,””是呀,”就像月香的意见与她完全相同。等月香一番话说完了,她又凑近前来轻声说,当时是也轮不到我说话,像我们这都是外人。你又不在家。

月香非常着恼,把说话声音提高了,脸上的笑容也更甜蜜了些。”其实我在家不在家都是一样,我从前一直就对他说的,我说你就只有这么一个妹妹,家里穷虽穷,妹妹出嫁的时候总要像个样子,也叫真不是巧,刚赶着她办喜事碰到现在这为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陪给她。”

金有嫂略略呆了一呆。没有什么好东西陪给她!口气好大,仿佛把那镜子看得一钱不值。金有嫂不由得有些生气。

月香起出些别的话来岔开了,问起村子里的张家长、李家短,闲谈了一会,大家渐渐沉默下来了,然而金有嫂并不像要走的样子。她显然是心里有事。

“两个老的叫我来跟你说——”金有嫂终于嗫嚅着说,脸胀得绯红。”他们是长辈,不好意思对你开口。”

他们要借钱。金有嫂把他们的苦况向她仔细诉说,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下一样公粮,可是重得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的价特殊低。

“今年我们的麻上又吃了亏。”金有嫂说。

她告诉月香,老头子怎样把麻挑到镇上去,卖给合作社。去得太早了,合作社的干部还没有起床。被他吵醒了,很不高兴,睡眼朦胧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来,让老头子把一手来,让老头子把一绺麻放在他手心里。

“不合格,”他上宣判。

老头子懊丧地回家去。后来他又听见村子里的人说,这些干部没有准的,有时候被退回的再挑了去,竟被接受了,还评了个”等外一”。

所以老头子又把一担麻挑到镇上去。那一天合作社里挤满了农民,都挑了麻来卖,所有的干部都非常忙碌。有一个走过来,向老头子的麻略微瞟了一眼,就踢了它一脚,不耐烦地说,”快挑走,不合格!”他们防他再次再挑了来,把一桶红水向那白麻上一泼。那是新订的规矩。

老头子把一担红水淋漓的麻挑出合作社,把担子放下来,坐在河边。他一直在那里坐到天黑,时而大声叹着气。然后他看见金根从合作社出来。金根的麻也被染得鲜红。他的脸也通红的,走到桥边,就赌气把麻都丢到河里去。

“你这是干什么?”老头子叫了起来。”小心给人看见。”

已经有一个干部眼了出来,在那里叫喊着:”你这算什么?你想讹谁?”

“东西没有用,扔了它总不犯法!”金根嚷着。”本来你们不要,我还可以卖给别人。你把它染红了,叫我拿去卖给谁?”

“这家伙真惫赖!”那干部大声喊着:”你当是你把东西扔了,政府就给你讹上了,是不是?我晓得你们这些人——没一个好的。哪,你这老头子。”他指着谭老大,”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在这儿耗了一天了,老不走,你想讹谁?”

月香听了说,”金根就没告诉我这桩事。”

“他当时是气得要死,”金有嫂说。

她接着又说起那回发动大家做军芏,一家认几十双,黑天白日的赶做,金有嫂说她纳鞋底,把手指头都磨破了。不要说买鞋面布和里子,就连做鞋底的破布和麻线,哪样不要钱?干部挨家来访问,做得慢的人家,就催促他们加紧工作完成任务;做得快的人家,就想法子叫他们再认下二十双。”鞋底要做得厚,做得结实,”干部再三说。”我们的战士穿着这鞋要走上几千里地,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要不是亏了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挡住了他们,美帝早就打到我们这里来了!”

缴上了军鞋,跟着又是”支前捐款”。最厉害的是那回”捐飞机大炮”,逼着周村向这村子”挑战”。有许多新名词金有嫂也说不上来,但是她说的比昨天晚上金根在枕上告诉她的要清楚得多,因为金根总是半吞半吐,遮遮掩掩的,并不是他不肯告诉她,根本他自己心里也矛盾得很厉害。

“金根嫂,我告诉你这些话你千万不要跟金根哥提起。就是在我们家两个老的面前,也千万不要漏出来。他们要是知道我告诉这些话,要吓死了。”金有嫂神经质地吃吃笑了两声,又别过头去望了望。月香知道他们怕金根是因为他当了劳模。

“早晓得乡下这样,我再也不会回来的,”月香说。现在轮到她诉苦了。”金有嫂你是知道的,这一家子就靠我月月寄钱回来,一会又是小孩病了,这回又是嫁妹子……我一共才赚那么点钱,衣裳、鞋、袜子、铺盖,什么都是自己的,上海东西又贵,哪儿攒得下钱来。”

“比我们总好些呵!”金有嫂又把脸凑到月香跟前,轻声说:”从前有这话:-穷靠富,富靠天。像从前真是遇到灾荒的时候,还可以问财主借点来,现在是借都没处借——”她还要再说下去,听见院子里大门响,连忙去张望,是金根打了柴回来了。扁担挑着两大捆枝枝桠桠的树枝,连枝带叶,蓬蓬松松的,有一个人高,仿佛有个怪鸟张开两只大翅膀栖在他肩上。他侧着身子,小心地试探了半天,方才从门里挨进来。

他一回来,金有嫂就悄悄地走开了。

但是那天下午,村前村后接二连三有人来探望月香,都是来借钱的。他们抱的希望非常小,只相等于城里买一副大饼油条的钱。但是一个个都被月香婉言拒绝了。他们来的时候含着微笑,去的时候也含着微笑。

来的人实在多,月香恐惧起来了,对金根说:”我又没有发了财回来,怎么都来借钱。”

“向来是这样的。”他微笑着说。一提起现在乡下的情形,他总是带着一种护短的神气。”反正只要是从外头回来的人,总当你是发了财回来。”

他要她多淘点米,中午煮一顿干饭。她不肯,说:”得要省着点吃了,已经剩得不多了。明年开了春还要过日子呢!”

“难得的,吃这么一回。”

“为什么今天非吃饭不可,又不是过年过节,你的生日也早过了,”她笑着说。好想听他亲口说一声,今天是她第一天回来,值得庆祝。

但是他只露出很难为情的样子,固执地说:”不为什么。这些天没吃饭了,想吃一顿饭。”

最后她只好依了他,然而她来到米缸里舀米的时候,手一软,还是没舍得多拿,结果折衷地煮了一锅稠粥。

还没坐下来吃饭,金根先去关门。”给人家看见我们吃饭,更要来借钱。”

“青天白日关着门,像什么样子?”她瞪了他一眼。”给人家笑死了!”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门是从来不关的,不论天气怎样冷。

结果金根只好捧着一只碗站在那里吃,不时地到门口去听听外面的声响。

他突然紧张起来。”快收起来!”他轻声说,”王同志来了。”

外面已经有一个外路口音的人在喊,”金根在家吧?”

金根把手里的饭碗交给月香,匆忙地走了出去,想在门口迎着他,说两句话,多耽搁一点时候。月香把两只一送送到床上,搁在枕头边,正好被帐子挡住了,看不见。但是究竟是粥不是饭,得要搁平了,怕它倒翻了流出来。她再去抢阿招手里的碗,阿招偏舍不得放手,月香又怕那滚热的粥泼出来烫了阿招,不免稍微踌躇了一下,金根倒已经陪着王同志走进来了。

王同志是矮矮的个子,年纪过了四十了,但是他帽檐底下的脸依旧是瘦瘦的年轻人的脸。他的笑容很可爱。身上穿着臃肿的旧棉制服,看上去比他本人胖了一大圈。腰带箍紧了,使他胸前高高的坟起,臀后耸起一排皱裥,撅得老远,倒有点像个西洋胖妇人的姿态。

“这是金根嫂吧?”他客气地说:”你们吃饭!吃饭!来得不巧,打搅你们!”

他们坚持着说已经吃完了。阿招看见了王同志,也有几分害怕,自动地把饭碗放下来,搁在椅子上。

“趁热吃吧,阿招!不吃要冷了。”王同志向她笑,抚摸着她的头发。”又长高了!看见她一回高一回。”他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举得高高的。阿招虽然也暗暗地是兴奋,依旧板着脸,脸色很阴沉。

“王同志请坐,”月香含笑说。她赶紧去倒了碗开水来。”连茶叶都没有,喝杯水吧,王同志!”

“不用费事了,金根嫂,都是自己人。”王同志在椅子上欠了欠身。”请坐,请坐。”

月香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昨天才回来的?辛苦了吧?”王同志笑着说。

月香把路条从口袋里摸出来,递给他看。他一面看一面说:”好极了,好极了。还乡生产,好极了!金根嫂,你这次回来一定也觉得,乡下跟从前不同了,穷人翻身了。现在的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大家都是自己人,有意见只管提。”

然后他向她夸奖金根,说他是这里的积极分子。又告诉她当了劳模是多大的光荣。金根坐在床上扭怩地笑着,没说什么。

“现在你回来了,好极了,大家一心一意的生产”,王同志说。”把生产搞好,还要学文化。趁着现在冬天没事的时候,大家上冬学,有镇上下来的小先生教我们。金根嫂,现在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你们夫妇俩也应当大家比赛,他当了劳动模范,你也得做个学习模范。”他呵呵地笑了起来,金根与月香也都笑了。

谈了一会,王同志站起来走了,夫妇俩送了他出去,回屋里来,月香就说:”这王同志真好,连开水都没喝一口。”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这样对她说过话,这样恳切,和气,仿佛是拿她当作一个人看待,而不是当一个女人。

“王同志是个好人。”金根说。

但是她注意到非常不快乐,因为那碗稠粥被王同志看见了。

“叫你快点收起来,怎么摸索了这半天,还剩一碗在外头。”他烦恼地说。

她向他解释,因为阿招抱着个碗不肯放,要使劲抢下来,又怕泼出来烫了孩子的手。然后她也生起气来了。”也都是你,一定要吃饭,我怎么说也不听。”

“真要是听我的话煮了饭倒又好了,谁叫你煮得这样不稀不干的。干饭是不怕泼出来烫手的。”

“好,都怪在我身上!”她咕噜着说。”也没看见像你这样,又要吃,又要怕。”

“我要吃饭——谁要吃这干粥烂饭,浆糊似的。”

“你不吃就不吃,谁逼着你吃?”

她把几碗冷粥倒回锅里去热了热。结果金根也还是在沉默中吃掉他的一份。

饭后她到溪边去洗衣服,她蹲在那石级上的最下层,拿起棒来捶打着衣裳。忽然,对岸的山林里发出惊人的咚咚的巨响。她记得她才嫁到这村子里来的时候,初到这溪边来洗衣服,听见这声音总是吃惊,再也不能相信这不过是捣衣的回声。总觉得是对岸发生了什么大事,仿佛是古代的神祗在交战,在山高处,树林深处。

近岸的水边浮着两只鹅,两只杏黄的脚在淡绿的水中飘飘然拖在后面,像短的缎带。

“妈,外婆来了!”阿招远远叫着,跑了过来。

她本来预备今天歇一天,明天回娘家去看她母亲,没想到她母亲倒已经知道她回来了,马上等不及,就跑了来看她。这样远的路,她很不过意。航船上遇见两个熟人,是她娘家那村子里的人,不概是他们回去说的。

她匆匆地绞干了衣服,和阿招一同回去。金根陪着她母亲坐在那里。她姊妹非常多,母亲只喜欢一个小儿子,一向和她不大亲热的,但是几年不见面,见了面大家不免都有些伤感。她母亲老得多了。大家谈起家族以及亲戚间的生育、死亡、婚嫁,谈了许久。她母亲说起新近死了的一个亲戚,说他是给两个干部倒吊起来打,得的吐血毛病。她说说又咽回去了,只叹了口气,说:”你们的王同志好。”

过了一会,金根走到院子里去,站在大门口吸旱烟,让她们母女说两句私房话。

她们在里面很久很久。他知道她母亲一定会向她借钱的。

她母亲走的时候,他们夫妇俩一直送到村口。在这山乡里,太阳一下去,立刻就寒冷起来,满山的灰绿色的竹林子唏唆唏唆响着,嘘出了阵阵的阴风。夫妻俩牵着阿招的手站在那里,看着那妇人在大路上走着,渐渐远去。金根猜着月香一定把所有的积蓄都借给她母亲了,她仿佛很不快乐。

第五章

月香回来了没有多少天,已经觉得完全安顿下来了,就像是她从来没有离开这里过。

早晨,金根在院子里工作,把青竹竿剖成两半,削出薄片来。然后他稍微休息了一下。他从屋子里拖出两只已经完工了的大竹筐,掇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对着两个竹筐吸旱烟,欣赏他自己的作品。竹筐用青色与白色的蔑片编成青与白的大方格,很好看。

他坐在地下,把长条的竹片穿到筐里去,做一只柄。做做,热起来了,脱下棉袄来堆在椅子上。

一个远房的堂兄弟,肩上担着十几根几丈长的颤巍巍地竹竿,从山下下来,走进院门,把竹竿掀在地下,豁啷啷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金根只顾编他的篮子,头也不抬。

月香走了出来,坐在檐下补缀他脱下的那件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着,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

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月香觉得腰里痒起来,掀起棉袄来看看,露出一大片黄白针色的肉。她搔了一会痒,把皮肤都抓红了,然后她突然疑心起来,又把金银那件棉袄摊开来,仔细看了看,什么都没有。于是她又把他的袖子掏出来,继续补缀。

金根做好了一只篮子的柄,把一只脚踏在篮子里,试着把那只柄往上提了提,很结实。谭老大两只手筒在袖子里,匆匆忙忙走过去,但是一看见那只新篮子,就停了下来,把一只脚踹进去,拎着柄试一试。试完了,一句话也不说,就又走了。别的本家兄弟叔伯在院子里经过,没有一个不停下来的,全都把脚踏在篮子里,试一试那只柄牢不牢,然后一语不发地走了。

月香在一张露天的板桌上摆下了碗筷。桌子正中放了一碗黑黝黝的咸菜,旁边一只高高的木桶盛着粥。阿招不知道怎么这样消息灵通,突然出现了,在桌子旁边转来转去。

“嗨,来吃饭啊!”金根愉快地向那孩子大声喊道,其实完全不必要,她早已等不及地把自己的一只凳子搬了来了。他第一筷就夹了些咸菜搁在发她碗里。

月香几乎碰到没碰那碱菜。仿佛一个女人总不应当馋嘴,人家要笑话的。但是金根吃完了一碗,别过身去盛粥的时候,她很快地夹了些菜,连夹了两筷。

一只黄狗钻到金根椅子底下寻找食物。一条蓬松的尾巴在金根背后摇摆着,就像是金根的尾巴一样。

谭大娘在旁边走过,特地探过头来看明白了他们吃些什么。然后一声不言语,走了。近来谭大娘和他们比较冷淡,因为她疑心金有嫂老是在背后对月香诉苦,说她的坏话,恨她唠叨,恨她整天找碴子磨人。金有嫂背后抱怨,当然也也实事。

白粉墙高处画着小小的几幅墨笔画。一幅扇面形的,画着一簇兰花;一幅六角形的,画着琴囊宝剑——都是些距离他们的生活很远的东西,和月亮一样远。最上面的一幅,作长方形,经过半世纪的风吹雨打,已经看不清楚了,如同早晨时候天边的微月。

金根先吃完,他掇转椅子,似乎是有意地,把背对着月香,佝偻着抽旱烟。

第六章

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旧的石桩,斑斑点点一脸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软地垂下来,时而在风中微微飘两飘。

“嗳,金有嫂,饭吃过没有?”

她抬头一看,不觉慌了手脚。是王同志向这边走了过来,还有一个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她向来一看见王同志就发慌,使他也觉得不安,怕她应对失当。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体,“嗳!吃过了。”她含笑答应着。“你也吃过饭了,王同志?”

他并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过去,大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张张走进大让,嚷着:“王同志来了!”

谭老大与谭大娘满面笑容迎了出来。王同志把他同来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绍给他们。“这是顾冈同志,”他说。“顾冈同志是上海来的,来研究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

他们笑嘻嘻地和顾冈招呼。顾冈有三十来岁的年纪,瘦长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眼镜框再加上他的浓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哔叽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没有穿惯解放装,有点周身不合褶。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文联派下来的一个电影编导,下乡体验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个民兵小张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务员,挑着顾冈的行李,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顾冈似乎觉得他在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极力争夺,想把行李抢下来,自己搬进去。小张同志又不肯放弃,两人一路扭打着,挑担子的脚步歪斜,几次差一点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间,谭老大家里也曾经住过知识份子,所以他们也习惯了,相当镇静。他们很小心,决不敢向客人道歉,说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说“同志是上海下来的?”一向习惯总是说“由城里下来”,但那是错误,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乡村高。

他们领客人去看他们搁磨盘与农具的一间房。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把门卸下来做铺板,架两只板凳上。顾同志说好极了。然后他们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赏他们抽签抽到的那只深蓝色花瓶,是他们分到的地方的东西。

经王同志要求,谭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来。金根是劳模,他老婆又是最近“还乡生产”的,很能代表现在一般的新气象。顾冈对他们的印象很深。这些农村妇女倒是的确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谭大娘说的话最多。别人大都只是含着微笑,喃喃地说两声“现在乡下好喽!”或者“现在两样喽!”谭大娘总是中气很足地高叫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呀?”她永远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样,显得特别亲热敬重。

顾冈可以看出来,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览品,也许他让他住在她家里,就是为了这原因。王同志临走的时候,顾冈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种宽容的口吻说起那老妇人:“她倒是有一桩——说话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经和他提起过这里的冬学,建议叫他去教书,可以和群众多一些接触。现在他又说:“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来陪你到识字班去,给你介绍介绍。

他又详细解释识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听他说起来,简直仿佛顾冈现在要和镇上的小学生们轮流担任的这份工作,是全国最伟大最艰巨的工作。顾冈心时想,这王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家。王的党龄也很长,而且据他自己说,从前在苏北还有过实际战斗经验。他实在应当有一个较好的位置。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在这穷乡僻壤做一个村干部呢?也许是因为党内派系的斗争,使他郁郁不得志。甚至于他也许曾经跟某一个被毛泽乐“清”掉了的中坚份子。如果是那样,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顾冈因此谨慎了起来,态度也冷淡了许多。王同志一个人走回去,他住在区公所里,区公所就是从前的武圣庙。他离开了顾冈以后,方才自己觉得,刚才他说了很多的话,关于他的过去……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作地下工作,后来风声紧了,又学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提起这些——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何必告诉人家这些话。“英雄不道当年勇。”难道他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自己想觉得很难过。大概是因为顾冈对他的态度里仿佛带着点轻视,使他不由得要夸耀自己的过去,“也让他知道知道我从前的历史。”他最讨厌顾冈和他说起国内新闻的时候,那神气就像是以为他除了当地村庄里的事情之外,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冈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口气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们的阵营的。

“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塞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槛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

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筐的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气味。女干部们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她们的铺盖。她们昨天晚上还睡在柜台上。

然后他看见沙明匆匆地向他走来。王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想跟你谈谈!”他说。她微笑着坐了下来,显然是准备着接受批评。后来她苦诉他,她当时以为他一定是为了她打辫子的事,来向她提意见,因为她两根辫子已经引起了许多批评。

“我听见说你还没有结婚,”王霖说。“我也没有。我提义我们向组织上请求结婚,你认为怎么样?”

她倒很镇静,他想。当然她仿佛是有一点诧异。我微笑着回答:“考虑考虑吧!”

“在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决定了。”

她仍旧微笑着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步骤,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他没有逼迫她马上决定。在阳光中看见她,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像一张泛了黄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样年轻,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觉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变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两星期后,他到二十里外的电讯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个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给她做替工,才能够抽身出去和他说话。

“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尽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

她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让步了,迟疑地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有许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务员牵着马上接她。

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们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看见旁边一排神像的青脸红脸,与他们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纸被风吹得啪喇啪喇响着。在他黑暗中走过,进了东配殿,那是他的房间。今天房间里打扫了一下,东西也整理过了,灯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但是年轻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个老尼姑,住在后进,正在那里作夜间的功课,“托托托托”敲着木鱼,均匀地一声一声敲着,永远继续不断,像古代更漏的水滴,为一个死去的世界记录时间。

王霖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那女孩子来,心里渐渐觉得恍惚起来,感到那魅艳气氛渐渐加深。那天晚上她来了,天一亮就走了,还是那接她来的勤务员送她回去,替她牵着马。此后他每周期接她来一次。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灵的情妇一样。

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巫魇似的魅力。他宁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那是有一次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带、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

王霖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她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兴味。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

她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她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时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带增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确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地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牛哗哗地撒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

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年来这一整情形很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

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霖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她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

王霖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

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她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她吓跑了。

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她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她刚才明明对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

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角,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略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飕飕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

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霖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得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

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愿意让他想着她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

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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