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林》共七卷,晋人吕忱撰。

晋人吕忱仿《说文解字》而作《字林》七卷,收字较《说文》多3,000多字,可补《说文》之不足。清人任大椿称“《字林》实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原书至元朝已佚,至清代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八卷,共一万五千余字,大大扩充《字林》的字数。

《玉篇》是中国古代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南朝梁大同九年(543)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郡吴(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人,仕梁陈两朝。

《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分门别类的汉字字典。其卷首有顾野王自序和《进玉篇启》,即奉命而作(呈梁武帝之子萧绎)。《玉篇》现仅存若干残卷(现存日本,《古逸丛书》中有辑录)。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在顾野王所编《玉篇》的基础上,增收了一些汉字,可惜该版本如今也没有留存下来。再后来,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奉命收集并重新编修了《玉篇》,即《大广益会玉篇》。因此,为加以区别,顾野王最早所编的《玉篇》目前一般被称为《原本玉篇》。

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所载,《玉篇》共16917字,现存本则为22561字,大约是孙强等后人陆续增加的。与《说文》对照,《玉篇》原本多出7564字,今本多13208字,合乎字书收字增多,以更适应时代要求的规律。当然,《玉篇》与《说文》价值不同,各当其用:若追寻本义,仍当以《说文》为宗;但许慎不可能预见四百年后的新词新义,所以从一般的用途上看,《玉篇》的价值更高些。唐代孙愐《唐韵序》说:“及案《三苍》、《尔雅》、《字统》、《字林》、《说文》、《玉篇》……并列其中。”以其与《尔雅》、《说文》相提并论,价值可想而知。

《玉篇》共542部,与《说文》相同的部首529个,不同的13个。部首的顺序则和《说文》大不相同,除去开首的几个部首和最后的干支部首与《说文》一致,其他都是重新安排的。顾氏似乎想把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例如卷三所包括的人部、儿部、父部、臣部、男部、民部、夫部、予部、我部、身部、兄部、弟部、女部,但他并未能始终维持这一原则。

《玉篇》- 第一部楷书字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各族人民杂居,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融合,以及佛经的大量翻译成汉文,促进了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大批的新词,增加了大量的新字,于是各种字书纷纷问世。有的字书专载常用字、杂字,有的辨证错别字、异体字,有的专注字音。这一时期,雅书一类的词典,有三国时魏国张揖的《广雅》。《说文》一类的字典中,比较有价值的包括:魏国张揖的《古今字诂》,晋人葛洪的《要用字苑》,晋人吕忱的《字林》,南朝宋人何承天的《纂文》,北魏阳承庆的《字统》和江式的《古今文字》。这些字书中,除《广雅》外,其他的早已佚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吕忱的《字林》,其袭用《说文》的部首,比《说文》增收3471字,解说也略有不同。这部书审辨古籀奇惑之字,采用正统字体,在当时便受世人重视,至唐代更与《说文》并称,是《说文》和《玉篇》之间承前启后的字书。约在南宋时,《字林》亡佚。

由于国土长期分裂,相互阻隔,这些字书收字不一,字义解释时有出入,错误很多,而《尔雅》、《说文》等字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讹误,又翻检不便;再加上字体由篆书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发生很大的变化,篆体谬误,隶体失真,由楷书取而代之的趋势日益明显。新编一部字典,规范字形、确定义训、纠正谬误、便利检查,势在必然。这样,顾野王汇集魏晋以来的各种经书注释,字书、辞书上的训诂资料,加以取舍编定,于是中国的第一部流传至今的楷书字典就在公元543年产生了。

《玉篇》的作者 顾野王(公元519—581年),字希冯,南朝梁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从小聪明好学,七岁读五经,九岁能文。博览强识,对于天文、地理、占卜、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又擅长绘画。他生平著述甚多,除了撰写《玉篇》外,还著有《舆地志》、《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续洞冥记》、《玄象表》、《通史要略》、《国史纪传》(未完成),另有文集20卷。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拜太学博士。顾野王看到了文字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进”(《玉篇·序》),即文字可以克服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又鉴于当时语言文字在实际使用中的混乱,“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说,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决心“总汇众篇,样雠〔chou仇〕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玉篇·序》)。这就是顾野王编纂《玉篇》的宗旨。经过努力,于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顾野王担任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时,撰成《玉篇》。当时,顾野王年仅24岁。

《玉篇》写成后,太宗(即简文帝)当时还是太子,命萧恺等人删改。到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经孙强增加字数,删削注解。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由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奉敕重修,删掉原书的许多内容,称为《大广益会玉篇》。现在通行的就是这个本子。

《玉篇》原本大部分散失。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在东京看到了《玉篇》残卷共四卷,经黎庶昌、杨守敬、李慈铭等考定,这些残卷是原本《玉篇》,称为《玉篇零卷》,连同以后陆续得到的共有五卷。后人也有的认为零卷可能是《玉篇》的唐代人写本。这些零卷的注文详细,引证较多,有顾野王的按语,内容比今本充实丰富。

《玉篇》原本30卷,收16917字,比《说文》增收7564字,注文407530字。今本《玉篇》30卷,卷首有顾野王的序言一篇,讲述编书的目的。今本收字22561个,连同注文共20余万字,已不是顾野王原本《玉篇》的面貌了。

《玉篇》的特点 《玉篇》全书都用楷体汉字书写,这和以小篆为主的《说文》不同。楷书汉字同小篆的根本区别在于不遵照“六书”的原则,也就导致《玉篇》的部首、释文等显示出与《说文》不同的特色。

在部首上,《玉篇》542部,虽比《说文》多出两部,但对《说文》的部首有增有删。其中与《说文》相同的529部,不同的13部。《玉篇》部首的排列起于“一”终于“亥”,但是各部间的编排次序,除开卷的几个部首和最后的干支部首与《说文》相同外,其他部首都是重新排列。它力求把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以义相从,分别部属。如卷三的部首排次:“人、儿、父、臣、男、民、夫、予、我、身、兄、弟、女”,是把和人有关的名称排在一起。这种方法,不如按笔画编排的部首理想。但比《说文》依据“六书”,以“据形系联引而伸之”的方法进步,更便于读者检索。

《玉篇》对字的解释,只释音义,不再像《说文》那样用“六书”原则分析字的形体。在每个字下面,先用反切注音,后解释字义。每个字的解释,有的引用《说文》的解释,有的引《说文》来证明解释,并尽可能引用例证。有时对所引例证给以必要的说明。对字义的解释,务求全备,不仅讲字的本义,如果一字有多义,还把多种意义列在一起。这与《说文》讲字的形体为主,用字的本义证明字形,不讲字的引申义,有很大的区别。除楷体以外,如果这个字还有籀文、小篆、古文,或有异体字、俗体字,也标列在后面。例如:

噎,於结切。说文云:“饭窒也。”《诗》曰:“中心如噎。”谓噎忧不能息也。

诉,苏故切。讼也,告诉冤枉也。《论语》曰:“公伯寮诉子路。”亦作“愬”。

极,渠忆切。栋也。《书》曰:“建用皇极。”极,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

《玉篇》的注音以反切为主,偶用直音,比《说文》的注音以“某声”或“读若某”表示,要精确。此外,《玉篇》对于一字两读而释义相同者,注音不分立;如果一字两读而释义各异,则注音必分立。这样处理,不仅反映了当时汉语词义的分化情形,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字书编纂方法上的进步。

今本《玉篇》还有一个特点:在全书末附有《分毫字样》,把248个形体相近而容易混淆的字,每两个字排在一起,分别注音和解释。如:袖、柚;菅、管;毐〔ai矮〕、毒等。这可以帮助读者辨别字形、区别读音,防止写错别字。《分毫字样》中的有些字,直到今天还很容易写错、读错。

今本《玉篇》每一卷首都列有本卷的部首,每10卷的开端列有这10卷部首的总目,但全书首不列部首总目,还是不便于读者的查检。

总的说来,今本《玉篇》虽不是顾野王的原书,而且在分部和内容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字书,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都优于《说文》,对后世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宋代的《类编》、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等,就是在《玉篇》的基础上发展而编纂的。

《一切经音义》- 广释佛典文字音义的词典

隋唐时代,佛教经典的传播和翻译空前繁盛。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记载,当时入藏的经、律、论三藏的汉译佛典已有1076部5048卷。随着佛经数量的增加,佛典中音译、意译的梵文名词也增多了,非常需要一些专门释解佛典文字音义的书籍。这种书南北朝时曾有一部,即北齐僧人道慧编的《一切经音义》,其书现已亡佚。至唐代为佛经文字作音义的书籍增多,唐太宗时长安大慈恩寺的翻译僧玄应编撰的《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注释佛经音义书籍中最早的一部。

玄应大约与玄奘同时,他从454部佛经中按原书卷次摘选词语,注以音义。除选释佛经中特有的梵文词语外,也选释一般的汉语文字音义和较冷僻的字词,约占全书内容的1/2。因此,它不仅是一部注解佛经音义的词典,也是一部解释汉语,主要是中国古字、词的书籍。但它对音义的注释,注音重于释义,而释义有的又不够准确,内容有重复,详略不当,体例不够完善。玄应之后,唐宪宗时,慧琳(公元736—820年)撰《一切经音义》100卷,亦称《慧琳音义》,一名《大藏音义》。

《慧琳音义》的作者 慧琳是唐代长安西明寺翻译僧(一说为大兴善寺法师),俗姓裴,西域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人,是密宗高僧印度不空法师的弟子。他深得印度声明之妙,又精通中国文字训诂声韵之学,懂梵语和西域语言。慧琳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开始编著《音义》,到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完成,费时25年(一说写作时间是德宗贞元四年至宪宗元和五年)。

书中所释佛经从大乘的《大般若经》至小乘的《护命放生法》共1300部,5700余卷。其中300多部经的音义是玄应、窥基、慧苑、云公等人所作《音义》的重订、删补或转录。另有100多部经只有书名而无音义。其余800余部经的音义是慧琳本人所撰。这是一部集佛经训诂之大成的作品,全书约60万字。书稿问世后,“京邑之间,一皆宗仰”(《宋高僧传》卷五)。

《广韵》-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韵书

我国古代韵书,创始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至隋,陆法言综合各家撰写《切韵》一书。《切韵》的编纂,颜之推等著名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颜之推是陆法言父亲陆爽在北齐时的同僚,陆法言研究音韵得到他的指点。隋开皇初年(公元581—589年),颜之推已50多岁,一天他与刘臻、卢思道、魏渊、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切韵·序》)。他们谈到了古今语音不同,各地方言的特点;评论各种韵书,以为分韵辨音不同,“各有乖互”;计划“捃选精切,除削疏缓”,从前代韵书里选取精密的反切,削除不当之处,编一部既可供作者创作时选韵之用,又可供读书时审音辨韵用的韵书,并确定了编制原则和体例。当时年仅20多岁的陆法言“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十多年后,他因父亲的缘故,罢官归里,“屏居山野”(以上均见《切韵·序》),把当年的记录加以整理,参考古今字书以及吕静的《韵集》、夏侯该(该或作咏)的《韵略》、阳休之的《韵略》、李季节的《音谱》、杜台卿的《韵略》等,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写成《切韵》五卷。

陆法言,名词,又名慈,以字行。河北临漳人,祖先是鲜卑族,由步陆孤氏改姓陆。他的《切韵》失传已久,清末从甘肃敦煌发现该书的残卷54行(多数残缺不全)。本世纪初以来曾陆续发现一些唐五代写本、刻本的残卷和残页。唐高宗时长孙讷言为《切韵》作笺注,也失传,仅有讷言的序留存。唐中宗时王仁昫(煦)作《刊谬补缺切韵》,有完本流传。后人从以上这些资料考证,《切韵》分五卷,平声上下两卷54韵,上声一卷51韵,去声一卷56韵,入声一卷32韵,共计193韵,收11558字;注释简略,书前有陆法言《序》一篇,此序现刊载于《广韵》之首。

《切韵》是韵书发展史上的继往开来之作,唐宋韵书及宋元明清诗韵,无一不是承继《切韵》系统,也是后世考求古音、调查方音的桥梁。

唐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孙愐把《切韵》改订为《唐韵》。稍后唐代李舟订正《唐韵》作《切韵》,调整韵目的编排次序。孙、李二书只留存一些残卷。陆、孙、李三书成为宋代官修《广韵》的基础。

《广韵》的内容 《广韵》是宋代陈彭年、丘雍等人奉诏依据隋唐韵书加以增广修编而成。第一次修订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第二次修订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现存的《广韵》是第二次的修订本。在这之前,句中正、吴铉、杨文举等曾奉诏编纂《雍熙广韵》百卷,开始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完成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故陈彭年等的修订本全名为《大宋重修广韵》。全书五卷,分206韵,其中193韵采自陆法言的《切韵》,两个韵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或开元本《唐韵》,11个韵依天宝本《唐韵》。韵目(部)的排列次序,四声相承的关系,则依据李舟的《切韵》。

《广韵》收字多,共收26194字,不少是奇字、怪字、冷僻字;注文有191692字,注解繁冗,往往罗列姓氏名、人名、地名等。比如一东韵“公”字的注解中,讲古姓氏有几百字,实在太繁琐,是为繁注本。元代人根据宋本删削韵字、注文,刊行略本《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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