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是汉代时期出版的图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班固撰写的,简称《汉志》。属于史志书目。《汉书》十志之一,该书是作者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其中删兵书十家,增《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于西汉所撰写的著作。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已大多被毁或失散。

自从孔子死后精要微妙之言也就中断了,七十弟子死后,经典要义的解释也就出现了分歧。所以解释《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家,解《诗》的分为《毛诗》、《齐诗》、《鲁诗》、《韩诗》四家,解《易》也分为好几家。战国时合纵连横,真伪争论不休,诸子的学说纷纷混乱不清。到了秦始皇对这种状况感到害怕时,他们便烧毁文章,以愚弄百姓。汉朝建立后,革除秦朝的弊端,大规模征收书籍文章,广开献书的门路。到汉武帝时代为止,书籍残缺,竹简脱落,礼节遭到破坏,乐礼被摧毁。皇上喟然而叹道:“朕很悲哀这些事!”于是建立藏书的简策,设置了抄书的官员,一直到诸子传说,都充实到秘府。到汉成帝的时候,由于书籍散失的特别厉害,就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征求分散的书籍。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占卜的书,侍医李柱国校医药之书。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整理编目,概括其大意,录下来把它上奏给皇帝。当刘向死后,汉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结所有书籍而把《七略》上奏给皇帝,所以就有了《辑略》,有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现在选取主要的部分。以使所收书篇更完备。

《易》说:“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彩和土地的适应性,近的就取自自己的身体,远的就取之于万物,于是创造阴阳八卦,以通达神明的德性,以模仿万物的性情。”到了殷、周之际,商纣王身居帝位,违背天意,摧残万物,周文王作为诸侯顺天命而行天道,天人的预测可以得到并且能显现,于是重叠《易》的六爻,作了上下篇。孔子作了《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共十篇。所以说《易》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代圣人,经历了上、中、下三个远古时代。到秦始皇烧书时,《易》因为是讲卜筮的事情的,传授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建立后,田何传授《易》。到了汉宣帝、汉元帝之时,有施、孟、梁丘、京氏传授《易》学的被列入官府传授之学,而民间有费直、高相两家的学说。刘向以宫中的《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有的地方脱漏“无咎”、“悔亡”,只有费氏经与古文相同。

《易》上说:“黄河中的龙马驮河图而出,洛水中的神龟背载赤文绿字而出(即洛书),伏羲和大禹依照图文分别画出八卦图。”所以《尚书》的起源很久远了,到孔子时就加以撰修,上起于尧,下止于秦,共一百篇,并为它作序,说明他写作的意图。秦始皇焚书禁学,济南的伏生独自把它们藏在墙壁中。到了汉朝建立之时大都散失,只找到了二十九篇,用它们在齐、鲁间传教。到了汉宣帝时代,有《欧阳》、《大小夏侯氏》,被立在官府学宫。《古文尚书》被发现在孔子家的壁中。武帝末年,鲁共王想扩建他的宫殿,便拆毁孔府的住宅,却意外得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共几十篇,都是先秦时代的文字。共王进入孔子的住宅,听到演奏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感到害怕了,便停止毁房。

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比原先的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国把它献给了皇上。这时逢巫蛊的事情,没有被学校列入。刘向用宫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的三家经文,其中《酒诰》脱落一简,《召诰》脱落两简。大致是一简有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个宇,简上是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个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字,脱落几十个字。《尚书》是古代帝王的号令,号令对于众人,所说的不能晓然明谕,就会使听的人和做的人不明了。古文宣扬的应接近雅正,所以理解了古今语言就可知道《尚书》的意义了。

《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所以心中有哀乐之感,就会有歌咏之声。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为诗,把它用歌声表达出来就称为歌。所以古代有收集诗的官员,君王用它观察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自我加以稽考修正。孔子精选了周诗,上起殷朝,下到鲁国,共有三百零五篇,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还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它是讽诗并能背诵,不单靠文字流传。汉朝建立后,鲁申公为《诗》进行解释,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都为《诗》作解说。有的取自《春秋》,采用众人的杂论,都不是《诗》的本来意思。如不得已而要用《诗》,只有鲁《诗》最与《诗》本义相近。三家都被列于学校。又有毛公的学说,自称是子夏所传授的,而河间献王喜欢它.就没被列于学校。

《易》上说:“对于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区别,礼义有所规定。”但帝王的质朴和文采代代有增有减,到周朝时就规定得极为细致,每一件事都要有制度,所以说:“礼经有三百条,礼仪的细节有三千条。”等到周朝衰落后,诸侯超越礼法的限制,厌恶礼法不利于己,都把它们抛弃毁掉了。到孔子时就不完备了,到秦国时,就遭到更大的破坏。到了汉朝,鲁国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到孝宣帝时为止,后仓的最为明晰。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学生,三家都被列在学校。《礼古经》出现在鲁国的淹中和孔氏家中,同十七篇的文章相似,多出了三十九篇。至于《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上所见到的,大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详备,彳日仍比后仓等人推论《士礼》而向天子陈说的学说多。

《易》上说:“前代帝王制作音乐崇尚道德,隆重地进献祭品上帝,供奉祖先。”所以从黄帝以下到三代,乐曲都各自有名称。孔子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好的。”礼和乐相辅相成。周朝衰落后,礼和乐都被破坏了,音乐之理尤其精妙,因为它的节奏在音律,又加上被郑、卫之音所扰乱,所以没有遗传下来的规则。汉朝建立后,制氏认为雅乐声律,世代都在乐官,颇能记忆一些音乐的铿锵鼓舞的音节,但不能说出它的含义。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崇尚古乐,孝文帝的时候得到他的乐人宝公,献上他的书,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武帝的时候,河间献王喜欢儒术,同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和诸子学说中论说音乐的部分,撰写成《乐记》,献上八佾之舞,同制氏相差不远。内史丞王定传授《乐记》,把它授给常山的王禹。王禹在成帝时任谒者官,几次论说它的意义,献上二十四卷的记载。刘向校书,得到二十三篇的《乐记》,同王禹的不同,这方面的学问越来越衰亡了。

古代帝王世代都有史官,君王的举动一定加以记录,其目的是以此使君主言行谨慎,其言行可为民之法则。左侧史官记其言,右侧史官记其行,行动记下来就是《春秋》,语言记下来就是《尚书》,帝王没有不跟这相同的。周室衰败后,书籍破残损缺,仲尼想保存前代圣人的业绩,就说:“夏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的就不能全面验证了;殷礼我能说一说,但宋国的就不能全面考证了凸这是文献不够的缘故,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加以考证了。”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节文采都完备,史官有法度,所以让左丘明观看了他们历史的记载,根据所行的事情,依照人道,用成就来建立功赏,根据失败来加以责罚,藉日月来确定节气的时间,藉诸侯朝见天子来端正礼乐。有所隐讳贬损的事情,不能见之于书籍,就用口传授给弟子,弟子回去后所说的就互不相同了。左丘明怕他的弟子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以致失去真意,所以研究本来的事实而加以解释,昌明孔于是不用空言来解说经文的、,《春秋》所贬损的当代君臣,有权威势力,他们的事情就写进了解释中,因此这本书就被隐藏起来了,没有宣扬,用来避免遭到当时的灾难。等到末世人们口头传说流行开来,便有《公羊》、《谷梁》、《邹》、《夹》的传。这四家之中,《公羊传》、《谷梁传》两家被列在皇家学校讲解,邹氏没有老师,夹氏没有书。

《论语》这部书,是记载孔子回答其弟子及时人提问,以及其门徒相互问答的一部书。当时弟子对于孔子的言行各自有所记录。孔子卒后,门人相互收集并记下来,所以称为《论语》。汉朝建立后,有《齐论语》和《鲁论语》两家。传授《齐论语》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等人,只有王阳是名家。传授《鲁论语》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是名家。张氏在最后,因而流行于世。

《孝经》是孔子对曾子讲解孝道的著作。孝道,是天经地义之事,是人人应尽之事。从大的方面来说,所以叫《孝经》。在汉朝,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孝经》,各成一家之言。各家经文都相同,只有孔氏壁中的古文不同。“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这两句各家的说法都不合适,古文的字和断句都不同。

《易》上说:“上古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事,后代圣人改用文字记事,百官用来治事,万民用来辨别事物,这都是取之于《易经》中六十四卦中的《夬》卦。”“夬,用于王庭决断事物”,是说它能宣扬在君王的朝廷,用处最大.古代的人八岁进入小学,所以《周官》的保氏掌管着教养国君主子的事,教给他们六书,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它们是造字的根本所在。汉朝建立后,萧何创造了律令,也写了这样的条文,说:“太史考试学童,能够背诵九千字以上书的人,才能当史。再用六体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任命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民上书,字有不端正的,就要揭发举报。”六体,就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都是用来认识古今文字,摹刻印章,书写幡作为信物的。依据古代制度,书一定要同文字,不知道的暂时空缺,然后来求教年老者,到了衰落的时代,是非没有正确答案,人们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造字。所以孔子说:“我还赶上了史书中的缺疑不写的地方,现在连缺疑不写的地方也没有了!”大概是对字渐渐不正确而感到悲哀。

《史籀篇》,是周朝时的史官用来教学童的书,字与孔氏壁中的古文字体相异。《苍颉》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的;《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体又差别很大,造就是所谓的秦篆。这时候已开始创造隶书,起源于官府中诉讼案件很多,为了方便省事,这种简便的文字首先用于处理徒隶事务的公文。汉朝建立后,乡间的教师就合集成《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把六十字断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合并而成《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没有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都是《苍颉》中的正字。《凡将篇》则有很大的出入。到元始年中,征召天下懂得文字的人以百计,各命他们在朝廷中记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来作《训纂篇》,顺着连接《苍颉篇》,又换了《苍颉篇》中重复的字,共成八十九章。臣又继承扬雄的作了十三章,共成一百零二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和各书所记载的字大致都齐全了。《苍颉篇》中多古字,平庸的教师弄错了它的断句,宣帝时就征召齐国的能纠正断句的人,张敞去接受传授,传到他的外孙的儿子杜林时,他就作了解释,与《苍颉篇》并行。

六艺总共有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比《七略》增加了三家,有一百五十九篇;减去了重复的十一篇。六艺的文章中:《乐》用来调节精神,是仁的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语,是义的运用。《礼》用来明确规矩,明确了就容易见得着,所以没有注释。《书》用来推广道德,是求知的方法。《春秋》用来判断处理问题,是信用的标志。这部书,体现仁、义、礼、智、信,相互补充,不可或缺,而《易》又为其本源。所以说“《易》的意义不知道,那么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息了”,这是说同天地共始终的。至于五学,世代有变化,就像五行交替行事。古代的学者边耕种边修养,三年而通晓一艺,保留它的大致内容,研究经文罢了,因此所用的时候少而积累的德行就多。三十五岁经就通了。后代的经和传已经互相矛盾,博学的人又不思考多听多疑的含义,而追求用支离破碎的僻义去逃避别人的诘难,牵强附会,巧为立说,破坏文字的形体;解说五个字的文章,达到二三万言。后来的人相互攀比,所以幼童抱守一艺,到头发白后纔能讲说。安于他所学习的,诋毁他所没有见过的,最终自己欺骗了自己。这是学者的大患。总括六艺为九种。

儒家学派,其源头来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提倡教化。它研习六经,专心于仁义之间,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为宗师,来显示他们言辞的分量,其道最为高深。孔子说:“如果要对人有所赞誉,就要对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兴旺,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经不知其精妙细微之处,而偏邪的人又随着时代进退,违背偏离道的根本,只是用来博取众人的尊敬.后来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因此《五经》互相矛盾,儒家学说渐渐衰微,这就是见闻寡陋的儒生的弊端。

道家学派,是由史官而来,道家著作记载历代成败存亡祸福之道,但能秉要执本,清净虚无以保持自我节操,谦卑柔弱以保护自我,这是君王统治之术。与尧的自我约束谦让,《易》的含恨隐忍相合,能一谦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来修道,就想全部抛弃礼仪,并放弃仁义,说只要清净虚无就可以太平。

阴阳家学派,出于天文历法之官,他们敬顺上天,观测推算曰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告诉给人民以农作的时间,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来实行,就会受到禁忌的牵掣,拘泥于小的技能,放弃人事而从事于迷信鬼神之事。

法家学派,起源于法官,主张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以刑法辅佐礼制。《易》上说“前代君王以严明的刑罚来整顿法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刻薄的人来施行,就不要教化,放弃仁爱,只施行刑法而想达到太平,以至于残害至亲,恩将仇报。

名家学派,出于司礼之官。古时名号地位不同,所行的礼节也就异等。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名分不端正,则所说的话就不顺当;所说的话不顺当,则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喜欢攻击别人隐私的人来施行,也就只会卖弄一些屈曲破碎、支离错杂的言辞罢了。

墨家学说,起源于看守宗庙之官。这种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草屋,因而崇尚俭朴;赡养三老五更,因此他们博爱;挑选士于举行大射礼,因此他们尊重贤能的人;祭祀祖宗,尊敬父辈,因此他们迷信鬼神;顺应四季而行,因此他们不信命运;以孝来昭示天下,因此他们对他人则求其同。这是他们的长处。可是愚者对此,就会因节俭的利益来反对礼节,推行博爱,但不知道分别亲疏。

纵横家学派,当出自接待贵客之官。孔子说:“背诵了《诗》三百首,出使四方,不能随机应对,即使背诵的《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又说:“使者啊,使者!”是说使者应当权衡事情,见机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辞,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恶的人来加以从事,就会重在弄虚作假而抛弃诚信。

杂家学派,当出于议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懂得国家体制有这些家和派,预见治国没有不贯通,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纵的人来参与,就会漫无边际而无所依托。

农家学派,当起源于主管农业之官。播种百谷,致力耕作和蚕桑,以求丰富衣和食,所以八政中一是食,二是货。孔子说“所重视的是百姓的食物”,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主办此事,认为不用事奉圣王,想让君臣一同耕作,打乱了上下等级的秩序。

小说家学派,应当出于收集民间传说的小官。是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制造的。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向深远处发展,恐怕就会拘泥,因此君子不干。”但也没有消灭。民间有小智慧的人来进行传播,也使它连续不被遗忘。如果有时有一句话可采用,这也是草野狂夫的议论。

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种,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减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取得诸侯王支持。这些学说虽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样,相减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补充促进。《易》上说:“天下归宿相同而道路各异,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现在不同学派各自推崇自己的长处,深究事物的始末,以懂得它的要旨,即使有弊端,综合他们的要领,也是《六经》的支和流的关系。假使这个人遇到明王圣主,得到他的公正对待,就都能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之才。仲尼曾说:“礼制失去了就向民间寻求。”现在距离圣王久远,道德缺乏,没有地方再去寻求,这九家,不就比民间学说有所超越吗?如果能学习六艺学术,再钻研这九家的言论,扬长避短,就可以通晓各方的谋略了。

古书上说:“不能歌唱而只朗诵就叫做赋,爬到高处能作赋可以当大夫。”是说能够触景生情发为文辞,才智出众可与共商大事者为大夫。古时候诸侯卿大夫同邻国交涉谈判,用精微的言语来相互交谈,在宾主相见的外交场合,一定要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不外乎以此来判别贤能和不肖并观察对方的盛衰。所以孔子说“不学习《诗》,就没有话可说”。春秋后,周朝王道逐渐被破坏,诸侯之间通问修好时歌咏不再出现在各国,学《诗》的人隐逸在民间,贤能失志的人就去创作赋了。大儒孙卿和楚国的大臣屈原遭到谗言而为国担忧,就都创作赋来进行讽谏,都有古诗哀伤的意味。这之后有宋玉、唐勒,汉朝涌现出枚乘、司马相如,一直到扬子云,争着写出华丽繁冗的文辞,淹没了讽劝的意义。因此扬子云对此彳良悔恨,说:“诗人的赋华丽有原则,辞人的赋华丽无度。就像孔氏的门人使用赋一样,就有贾谊登堂,相如入室了,如果他们不用赋又怎样呢!”从孝武帝设立乐府并采集歌谣后,于是有代国、趟国的歌曲,秦国、楚国的风格,都是对于事物有哀乐之感,因事而作,可以藉此以观察风俗,知道政治的得失。

兵技巧家,主张练习手足的灵活,使用器械则得心应手,熟用弓弩,以求攻守之胜。

总计兵书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有四十三卷图。减去了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复的,加入了《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把《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放入到礼中。

兵家学派起源于古代司马之官,是王官的军备。《洪范》八种政事中,第八是军事。孔子说治理国家的人“要有丰富的粮食和充足的军队”,“因为不教育老百姓懂得作战,就等于抛弃了他们”,这是表明军队的重要性。《易》说“古代的人用弦木制造为弓,把木削为箭,弓箭的锐利,可以威行天下”,它的用处很大。后代销金为刀,割掉皮革作为钟甲,器械很完备。到了汤武承受天命,用军队战胜动乱而帮助百姓,用仁义来感动他们,用礼让来行动,《司马法》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事情。从春秋到战国,出奇招设伏兵,变化狡诈的战争时常发生。汉朝建立后,张良,韩信编排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去没用的,选取重要可用的,确定了三十五家。吕姓专权后就盗取了它。武帝的时候,军政杨仆拾取遗文散籍,记录下来上奏兵录给皇上,仍没有全面。到了孝帝、成帝时,命任宏评议编次兵书为四种。

天文学家排列二十八宿的顺序,推算金木水火土五星和日月,用来记录吉凶的征象,圣王用来作为政治的参考的。《易》上说:“观察Et月星辰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的现象,来考察时世的变化。”然而星事凶险,不是精细之人不能加以运用。观察景象来责问形体,不是英明的君王也不能归顺听命。用不能运用星事的大臣,来规劝不能接纳的君王,这就是两边都有危害的缘故。

历谱是排列四季曰行之方法,确定春秋、秋分、夏至和冬至的节气,推合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时辰,以考察寒暑杀生的实际情况的。所以圣王一定要端正推算节气的度,以确定三统服色的制度,又以探索五星曰月交会的时间。凶险的忧患,吉祥的喜悦,它们的方术都由这里产生。这是圣人知晓天命的方法,不是天下最高才能的人,谁能够参预这件事!道德败坏后,担心历谱出于小人而强自想知道天道的人,破坏大的用来作为小的,削减远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外在形气。《尚书》上说“初一叫五行,初二叫羞用五事”,是说进用五事来顺应五行。貌、言、视、听、思中心失去了,金、木、水、火、土的次序就混乱,五星的变化就开始发作,这些都是出于律历的数而分化为一部分。它的方法也是起源于五德终始,推演它到极致就会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而小数家因此以它作为吉凶的象征,流行在世间,逐渐变得混乱。

蓍龟是圣人用来占卜吉凶的。《尚书》上说:“你如果有很大的疑问,就用卜筮来决定。”《周易》上说:“确定天下的吉凶,促使天下的兴旺发达,没有比蓍龟更好的了。”“因为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就用他的言语来询问《易》,《易》很快就会告诉他吉凶,不分远近幽深,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除了天下最精诚的人,还有谁能成为这样呢!”等到到了衰落的时代,对于斋戒就懈怠了,屡次使用卜筮,神明就不再显灵了。所以卜筮时轻慢,神灵就不会加以预告,《易》把这作为忌讳;龟神感到厌烦了就不会显灵,《诗》以此作为警戒。

杂占是记录各种事物的表象,观测好坏的征兆的。《周易》上说:“占卜可以知道将来。”各人所占的都不一致,就以梦为准,所以周朝设有这占卜之官。《诗经》上所记载的熊罴虺蛇众鱼旟旗的梦,写明是大人的占卜,用来考察吉凶,大致参照卜筮。《春秋》解说妖说:“人们所忌讳的东西,它的气焰招来灾害,妖是由人兴起的。人失去常态那么妖孽就兴起,人没有空隙可钻,妖孽不会自行产生.”所以说:“道德太胜就不吉祥,仁义太繁琐就不顺。”桑和谷一同生长,大戊因此兴盛;鸲和雉跳到鼎上,武丁就成为宗主。但迷惑的人不从自身加以考察而忌讳妖孽的出现,因此《诗》上讽刺说“召来他们的老人,询问占梦的吉凶”,对他们舍本忧末,不能战胜灾祸感到痛心。

形法家研究相地、相宅、相人之法术,其大者可以相九州岛之地势以建立城郭屋舍,又可相人及六畜之骨法,以及器物之形状以求其吉凶贵贱的。就像律管有长短,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样,这不是有鬼神,而是数的自然体现。但形和气首尾相连贯,也有有形但没有气,有气没有形的,造就是精妙细微的独特之处。

总计数术类著作共有一百九十种,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数术家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之类的法术,都是掌握祭祀天地、宗庙记录史事和占卜的官职。史官被废很久了,有关数术的书已经很不完备,即使有书也没有能够通晓其事的人了。《周易》上说:“如果没有其人,道是不会徒然运行的。”春秋时鲁国有梓慎,郑国有裨灶,晋国有卜偃,宋国有子韦。六国时楚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夫。汉朝有唐都,差不多粗略懂一点。大概是有原因就容易一些,没有原因就困难一点,所以依照旧书来编排数术为六种。

医学著作是探求人的血脉、经络和骨髓、阴阳、表里的,以此来阐发百病的根源所在和死生的界限,使用时度量石针以及熟汤与烈火所产生的影响,再来调整百药相配所适宜的情况。等到达到调和状态,就像磁石取铁,用一物来役使另一物。笨拙的人失去了分寸,就把病愈的当作病重的,把要活的当作要死的。

古代医学的方剂是依据草和石的寒温性质,揣度疾病的深浅,藉着药味的作用,顺应气感适宜,明察五脏六腑所适用各种性味的药物,得到寒凉与温热的药剂,以沟通闭塞解除症结,使它恢复到平衡。至于做法不合宜的人,用热更加热,用寒更加寒,使精气内部受到伤害,不表现在外,是特别严重的失误。所以谚语说:“有病不去治疗,是符合医学理论的。”

所谓神仙之术是保养性命的真精元气,向身外大自然广求养生之道的工具。估且用来净化安定心灵,视死生没有分界,没有惊惧在胸中。然而有的人专门来从事这些事,就会使荒诞不实怪异迂阔的文章日益增多,不是圣王所用来作为教化的东西。孔子说:“寻求事物的隐蔽之理和行为怪诞,后代将有所遵循,我不干这样的事。”

方技类著作共三十六种,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都是使生命生长不息的工具,是天子之官的职守。太古时候有岐伯、俞拊,中世纪时有扁鹊、秦和,都是议论病理而涉及国家的治理,探求病症来知道政事。汉朝建立后有仓公.现在他的技巧方法埋没,所以整理编纂他的书籍,依次排列方技为四种.

总计,六略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七略》增加三种、五十篇,减少兵家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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