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人
杂说
童心说
高洁说
奔走，而忘其人之贵也。是以往往见人之长，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礼而师事之，而况知吾之为偏爱耶！何也？好友难遇，若非吾礼敬之至，师事之诚，则彼聪明才贤之士，又曷肯为我友乎！必欲与之为友，则不得不致吾礼数之隆。然天下之真才真聪明者实少也，往往吾尽敬事之诚，而彼聪明者有才者，终非其真，则其势又不得而不与之疏。且不但不真也，又且有奸邪焉，则其势又不得而不日与之远。是故众人咸谓我为无目耳。夫使我而果无目也，则必不能以终远；使我果偏爱不公也，则必护短以终身。故为偏爱无目之论者，皆似之而非也。今黄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为偏爱矣。二上人其务与我始终之，无使我受无目之名也。然二上人实知余之苦心也，实知余之孤单莫可告语也，实知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余也。余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实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聪明，实以其笃实也。故有德者必笃实，笃实者则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师事李寿庵，寿庵师事邓豁溪。邓豁溪志如金刚，胆如天大，学从心悟，智过于师，故所取之徒如其师，其徒孙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知二上人之必能如我出气无疑也，故作好高好洁之说以贻之。
养兰说
与袁石浦
借竹楼记
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能忘情于远，而不能忘情于近，非真忘情也，物远近也。凡逐逐然于其可致，而飘飘然于其不可致，以自谓能忘者，举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则吾几不免于敝。请子易吾之题，以广吾之志，何如？”方蝉子曰：“胡以易为？乃所谓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虚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铿然而有节，则子之所借于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错以固，其势昂以耸，其流风潇然而不冗，则竹之所借于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龙山子仰而思，俯而释，使方蝉子书其题，而记是语焉。
答岳石帆
与岳石梁
答屠纬真
叙陈正甫会心集
叙陈正甫会心集
陶庵梦忆
宗子《自为墓志铭》说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九），崇祯甲申明亡时，他已四十八岁了。他的死年有两说：邵廷采的《逸民传》，说活到七十多岁，而徐鼐的《小腆记传》补遗说活到八十八岁（一六八四）。大概後说是可靠的，因《蝶庵题象》有“八十一年，穷愁桌荦”之语，（《文集》卷五）这显然不止于七十馀了。又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开明史馆，毛奇龄以翰林院检讨充史馆纂修官，当时寄信给他，要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蓝本（《西河全集》书四）。开明史馆这年，他已八十三了，记龄的信可能就写在这一年，也可能在这一年以後。足见说他活到八十八岁，一定有所根据的。
据此知宗子国亡以後，在满清统治下，还作了四十年的逸民。那么，他的生平可以甲申为限，划作两个阶段。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极为豪侈，而态度是极为放纵的。《自为墓志铭》云：“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囊诗魔。”这是他真实的自白，而《梦忆》一书中所记的又是更加具体的事实。
国亡後的生活，则大大不同了。《墓志》云：“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虽然，这样的贫乏在他是甘心的。《遗民传》云：“丙戌後，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于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梦忆》自序亦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一向生活于华贵的家庭，而又沉溺于声色狗马之好，一旦国亡，不乞求保全，如钱谦益阮大铖一类人的行为；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独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纪传，宁让人们将他当作毒药，当作猛兽，却没有甚么怨悔。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做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刘越石文文山便是这等人，张宗子又何尝不是这等人？钱谦益阮大铖享受的生活，张宗子享受过，而张宗子的情操，钱阮辈却没有。
一场热闹的梦，醒过来时，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于是而有《梦忆》之作。也许明朝不亡，他不会为珍惜眼前生活而着笔；即使着笔，也许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承平，而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至于《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
宗子的诗文，是受徐文长的影响，而宗子来得深刻，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传云：“徐文长以杀後妻下狱，曾祖百计出之，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曾去狱中看文长，“见囊盛所卓械悬壁，戏曰：‘此先生无弦琴耶？’文长摩大父顶曰：‘齿牙何利！’”这样恶谑，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但于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宗子年少时，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见《文集·与王谑庵书》）但四库总目著录《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云“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吃酸梨偈、放鹞图、对联、灯谜诸作，《提要》谓“鄙俚猥杂，岂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然宗子却云：“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铭抄自序）。足见宗子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与提要作者的头脑不是同一的范畴。徐文长文章的风格，传统的文学观念者，批评为鄙俗纤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长唾弃七子，自成风格；袁宏道谓其：“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徐文长传》），不是无见之言。以张宗子的天才学力，而犹追逐于文长的，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而同是不羁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
宗子不仅长于文学，且长于史学，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石匮书》。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脱稿後犹时加删改，故与李砚翁书有“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馀载”之语。（《文集》卷四）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购买《石匮书》，宗子慨然予之。（思复堂《逸民传》）至于毛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按《逸民传·谈迁传》云：“名季廒史虽多，而心思陋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 ”。于此可知《石匮书》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关系。虽然，《石匮书》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时，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为海内孤本云。
关于《梦忆》的版本，有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後因雕板失去，重刻为巾箱本，有王文诰见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谭复堂日记》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咸丰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粤雅堂丛书》者，即据王本。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爱好者甚多，今取粤雅堂本标点重印，属为一序，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杂写此。
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
湖心亭看雪
（粤雅堂本《陶庵梦忆》卷三）
西湖七月半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頮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粤雅堂本《陶庵梦忆》卷七）
柳敬亭说书
《西湖梦寻》自序
自为墓志铭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蒲，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是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黄丸盈数麓，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廖。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铭曰：穷石崇，斗金石。盲卞和，献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赝龙门，开史局。馋东坡，饿孤竹。五羖大夫，焉能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终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