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人
杂说
童心说
高洁说
奔走,而忘其人之贵也。是以往往见人之长,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礼而师事之,而况知吾之为偏爱耶!何也?好友难遇,若非吾礼敬之至,师事之诚,则彼聪明才贤之士,又曷肯为我友乎!必欲与之为友,则不得不致吾礼数之隆。然天下之真才真聪明者实少也,往往吾尽敬事之诚,而彼聪明者有才者,终非其真,则其势又不得而不与之疏。且不但不真也,又且有奸邪焉,则其势又不得而不日与之远。是故众人咸谓我为无目耳。夫使我而果无目也,则必不能以终远;使我果偏爱不公也,则必护短以终身。故为偏爱无目之论者,皆似之而非也。今黄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为偏爱矣。二上人其务与我始终之,无使我受无目之名也。然二上人实知余之苦心也,实知余之孤单莫可告语也,实知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余也。余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实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聪明,实以其笃实也。故有德者必笃实,笃实者则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师事李寿庵,寿庵师事邓豁溪。邓豁溪志如金刚,胆如天大,学从心悟,智过于师,故所取之徒如其师,其徒孙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知二上人之必能如我出气无疑也,故作好高好洁之说以贻之。
养兰说
与袁石浦
借竹楼记
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能忘情于远,而不能忘情于近,非真忘情也,物远近也。凡逐逐然于其可致,而飘飘然于其不可致,以自谓能忘者,举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则吾几不免于敝。请子易吾之题,以广吾之志,何如?”方蝉子曰:“胡以易为?乃所谓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虚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铿然而有节,则子之所借于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错以固,其势昂以耸,其流风潇然而不冗,则竹之所借于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龙山子仰而思,俯而释,使方蝉子书其题,而记是语焉。
答岳石帆
与岳石梁
答屠纬真
叙陈正甫会心集
叙陈正甫会心集
陶庵梦忆
宗子《自为墓志铭》说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九),崇祯甲申明亡时,他已四十八岁了。他的死年有两说:邵廷采的《逸民传》,说活到七十多岁,而徐鼐的《小腆记传》补遗说活到八十八岁(一六八四)。大概後说是可靠的,因《蝶庵题象》有“八十一年,穷愁桌荦”之语,(《文集》卷五)这显然不止于七十馀了。又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开明史馆,毛奇龄以翰林院检讨充史馆纂修官,当时寄信给他,要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蓝本(《西河全集》书四)。开明史馆这年,他已八十三了,记龄的信可能就写在这一年,也可能在这一年以後。足见说他活到八十八岁,一定有所根据的。
据此知宗子国亡以後,在满清统治下,还作了四十年的逸民。那么,他的生平可以甲申为限,划作两个阶段。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极为豪侈,而态度是极为放纵的。《自为墓志铭》云:“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囊诗魔。”这是他真实的自白,而《梦忆》一书中所记的又是更加具体的事实。
国亡後的生活,则大大不同了。《墓志》云:“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虽然,这样的贫乏在他是甘心的。《遗民传》云:“丙戌後,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于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梦忆》自序亦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一向生活于华贵的家庭,而又沉溺于声色狗马之好,一旦国亡,不乞求保全,如钱谦益阮大铖一类人的行为;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独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纪传,宁让人们将他当作毒药,当作猛兽,却没有甚么怨悔。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做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刘越石文文山便是这等人,张宗子又何尝不是这等人?钱谦益阮大铖享受的生活,张宗子享受过,而张宗子的情操,钱阮辈却没有。
一场热闹的梦,醒过来时,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于是而有《梦忆》之作。也许明朝不亡,他不会为珍惜眼前生活而着笔;即使着笔,也许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承平,而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至于《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
宗子的诗文,是受徐文长的影响,而宗子来得深刻,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传云:“徐文长以杀後妻下狱,曾祖百计出之,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曾去狱中看文长,“见囊盛所卓械悬壁,戏曰:‘此先生无弦琴耶?’文长摩大父顶曰:‘齿牙何利!’”这样恶谑,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但于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宗子年少时,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见《文集·与王谑庵书》)但四库总目著录《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云“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吃酸梨偈、放鹞图、对联、灯谜诸作,《提要》谓“鄙俚猥杂,岂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然宗子却云:“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铭抄自序)。足见宗子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与提要作者的头脑不是同一的范畴。徐文长文章的风格,传统的文学观念者,批评为鄙俗纤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长唾弃七子,自成风格;袁宏道谓其:“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徐文长传》),不是无见之言。以张宗子的天才学力,而犹追逐于文长的,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而同是不羁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
宗子不仅长于文学,且长于史学,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石匮书》。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脱稿後犹时加删改,故与李砚翁书有“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馀载”之语。(《文集》卷四)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购买《石匮书》,宗子慨然予之。(思复堂《逸民传》)至于毛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按《逸民传·谈迁传》云:“名季廒史虽多,而心思陋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 ”。于此可知《石匮书》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关系。虽然,《石匮书》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时,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为海内孤本云。
关于《梦忆》的版本,有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後因雕板失去,重刻为巾箱本,有王文诰见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谭复堂日记》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咸丰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粤雅堂丛书》者,即据王本。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爱好者甚多,今取粤雅堂本标点重印,属为一序,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杂写此。
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
湖心亭看雪
(粤雅堂本《陶庵梦忆》卷三)
西湖七月半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頮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粤雅堂本《陶庵梦忆》卷七)
柳敬亭说书
《西湖梦寻》自序
自为墓志铭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蒲,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是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黄丸盈数麓,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廖。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铭曰:穷石崇,斗金石。盲卞和,献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赝龙门,开史局。馋东坡,饿孤竹。五羖大夫,焉能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终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