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它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

尹洙与欧阳修打算合撰《新五代史》,但因史观不同而作罢,尹洙后来独撰两卷的《五代春秋》。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新五代史》成书,原名《五代史记》。因为私撰,故藏于家。脩卒,家人上呈于朝廷。

乾隆时,因薛居正《旧五代史》列为正史,欧史改称《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历史。

《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唐余录》、《九国志》等,因此《新五代史》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更加详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𫖮、崔税、吕琦、杨渥等传内容都有补强。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新五代史》其中的列传实为“类传”,采用类比方式,最有特色,有:《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杂传》等,然其《死节传》仅凑得三人,《死事传》十一人,远少于《册府元龟》所载人数;又如《唐六臣传》皆唐末助朱温篡唐者,虽名为唐臣,讽刺意味深远。

《新五代史》改“志”为“考”,因为欧阳脩认为五代的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故将“志”删除,仅有《司天考》、《职方考》二考,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和《郡县志》。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十国称为〈世家〉,并有《十国世家年谱》,载有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四夷附录》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外国列传》。

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立《新五代史》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于是“薛史”渐湮不传。欧阳脩的学生徐无党曾为《新五代史》作注,多阐述微言大意。但是《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少一些,这主要是欧阳脩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并删去。另外欧阳脩写《新五代史》时,踵孔子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寓褒贬,重议论。并强调君臣伦理思想,史论常用“呜呼”二字发端,发表感慨议论。

著作简介

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新五代史·序》)。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威力摧毁了唐王朝,沉重打击了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但是,黄巢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一批在镇压起义中形成的军阀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唐朝灭亡后,他们继续霸占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
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真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因此,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史。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评价

顾炎武、钱大昕等学者对《新五代史》都有批评,认为欧阳脩迂腐,既著史书,却不重视史实的探讨,好发议论,爱说空话,读来令人生厌。章学诚讥称:“只是一部吊祭哀挽之集,如何可称史才?”

宋人亦对欧阳脩的史学有所批评。《宋稗类钞》中引刘敞“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之语,《苕溪渔隐丛话》亦引王安石的“欧九不学”的话。一日,刘攽问欧的弟子焦千之说《新五代史》有为韩通立传吗?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

但王鸣盛高度评价《新五代史·职方考》:“五代土地,梁为最小,晋、汉差大,周又大,而唐为最大……观欧《职方考》自明,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非薛《史》所能及。”赵翼亦称“卷跌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

章太炎评《新五代史》:“欧阳脩作《五代史记》,自负上法《春秋》,于唐本纪大书契丹立晋,为通人所笑。此学《春秋》而误也。《春秋》书法,本不可学,‘卫人立晋’云者,晋为卫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晋,国名而非人名。东家之颦,不亦丑乎?”是故《新五代史》以文学价值见长,并不能取代以史学价值为主的《旧五代史》。

当时学者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三卷,是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清代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六卷,乃吴缜《纂误》之续作。彭元瑞、刘凤诰有《五代史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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