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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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日记,是蒋中正自1915年至1972年7月21日手部肌肉萎缩症不能执笔为止之私人日记,共57年,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完整、资料量最巨的领导人日记。其中1915年、1916年及1917年之日记,于1918年底福建永泰县遭北军袭击逃难时失落,1915年日记仅存13天。蒋后来自撰《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前个人历史,亦被学者引用,但非日记。1924年日记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台海两岸都有学者认为此日记高度真实及有权威性,颠覆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过去官方论述。

蒋日记原本由其本人保管,蒋死后交蒋经国保管;蒋经国去世后,交蒋孝勇保管;蒋孝勇死后,交蒋方智怡保管。2004年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与马若孟(Ramon H. Myers)取得蒋方智怡授权,亲自到加拿大与美国的蒋家,将日记带到胡佛研究所存放。

蒋中正日记“目前暂存于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已开放供研究者参阅”微缩摄影版,但可能因是蒋经国或蒋中正自己,抑或是其他蒋家成员对日记有删节或涂黑,导致少部分日记内容不完整。胡佛研究所也在蒋家要求下,将部分与史学研究无涉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处理,此部分内容将在2035年完全公开。

背景

蒋中正日记由蒋中正从1919年直到1972年患病止,用毛笔亲笔工整在日记簿上书写。原文无标点符号,均为后人所加。不过卷帙浩繁,要解读得花很大功夫。

胡佛研究所

2004年底,蒋方智怡将蒋中正与蒋经国私人日记原稿(合称“两蒋日记”)移至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暂存50年。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主任Elena Danielson表示,他们现在所收藏手稿档当中属于中国近代史人物已经有一百多位,而两蒋日记只是暂借保管。李登辉时代曾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郭岱君,五年前受聘于胡佛。据郭说,胡佛和蒋家协议:两蒋日记只是“存放”(deposit)于胡佛,但并不“拥有”(own or possess)这些日记,将来不排除日记迁往中国领土(Chinese territory)之可能。

2006年3月25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蒋家媳妇蒋方智怡亲自到访史丹佛大学,首度将原件(1917年至1931年的日记)公之于世。

胡佛研究所设立的“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内容包括中国国民党档案、蒋中正、蒋经国日记、中华妇女联合会档案等。陈诚把他在江西剿共攻破中共瑞金,所掳获原始文件赠予胡佛研究所,二战接收中国东北要员张嘉璈把他的文件也给胡佛研究所,宋子文的文件和两蒋日记如今亦归胡佛研究所,前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唐飞和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等中国国民党大老也将个人文件和档案交给他们收藏。

法院保护令

2013年9月25日,斯坦福大学针对蒋日记,向所在地加州法院提起了诉讼。该大学的委任律师说,诉讼的目的是要请法院裁定,蒋日记要由斯坦福大学继续保管,或者交还给蒋家后人,而不是请法院判决蒋日记的所有权归谁。

目前为止,仅有蒋方智怡与该大学签约,委由其保管蒋日记;而日记的所有权属于蒋家后人共同继承,故该大学目前获得代为保管的授权并不完整。

蒋日记所有权的共同继承人为: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等九人。

2020年6月19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该日记于蒋中正任职总统期间之部分为国有文物,应由国史馆管理,其余部分则为蒋家后人共有

部分内容

大中至正一词因与政治人物蒋中正名字相关,并引起台湾政治争议和海峡两岸关系讨论而为人熟知。

蒋中正,字“介石”,本系原语出自中国上古经典《易经》中之豫卦六二‘,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朱熹《易本义》豫卦六二爻释:‘卦独此爻而得,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独能以中正自守,其也。’、《近思录·卷十二·警戒》‘以中正自守,其’。

蒋自日本留学后,受阳明学影响极深。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上卷中有:“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城,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粹,指精粹、精华。然,的样子。指阳明先生在贵州待了三年,养浩然之气,已达到非常纯粹、精深、中正无私的水平。

1919年

1919年7月26日写道:“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1919年3月,他旅经香港,又在旅舍中嫖妓,他说是“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蒋也曾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 。 ” 。

1923年

1923年8月5日写蒋“约会马林及各同志商决赴欧事”。12月13日写蒋于“下午,作《游俄报告书》”。

1925年

1925年6月,沙基惨案发生,蒋“忧愤成疾,日记独立自强标语以自针”。

1927年

1927年8月8日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汪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1931年

1931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

1933年

1933年6月3日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1935年

1935年8月21日写对日本失败之预测:“(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1936年

1936年11月30日写道:“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1937年

1937年7月12日写道:“战争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7月19日写道:“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们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日本“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7月26日写道:“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存避战之想矣。”。7月28日写道:“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警异也。”8月13日写对日本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中国共产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止之”。8月15日写日本“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8月25日写道:“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事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持久耳”。9月25日写道:“敌以为反复轰炸可以逼我迁都或屈服,其实惟有增加我国抵抗之决心而已”。10月31日写道:“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11月7日写道:“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人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11月13日写道:“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

1938年

1938年1月1日写道:“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1月2日写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月15日写此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我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1月17日写道:“此项声明,早在意料之中彼”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7月26日写道:“观察敌势,在直接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应战,以期先占武汉,为惟一目的。”10月22日日记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持久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1939年

1939年2月10日写日军“今晨在琼州海口登陆,声明占领该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急转进下。”日本“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5月4日写道:“敌逞凶残诚卑劣,无耻之尤者。……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余思之更难自安。……见我民众如此,更增余之乐观与勇气矣!中华民族之志气……残忍暴行岂能胁制!”。

1942年

1942年1月4日写道:“日本侵略南洋,可谓战无不利,攻无不克,而独在长沙之役受到最大惨败,于是英美政府及其舆论,方知日寇之强,乃反应我国之不弱,公认我五年抗战之艰难非若期预想之易也!”。

1945年

1945年10月11日写中国共产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1946年

1946年8月21日写蒋当日正午接受比利时“列日大学颁哲学、文学博士,此为第一次获得博士学位也。尤其是哲学博士,是平生最爱之学术也。”

1947年

1947年11月1日写道:“正午与妻在庭园野餐,良晨美景,日暖风和,夫妇敬爱,心神怡怿,不能言喻。天父恩赐我如此之厚,惟有感谢不置耳。”

1948年

1948年1月4日写道:“六时半起床,妻言星期日应可多眠一时,稍节劳力,你尚不知白发己全白,长此操劳,精力何以为继。余闻之只有彼此怜惜,互道‘但愿上帝保佑’,予亦无他言可慰也。”。2月10日写道:“大除夕宴会后放花筒与高升鞭炮,勉效少年度岁之乐,妻更欢悦也。”。3月25日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蒋已经承认中国国民党改造失败,而失败原因出在内部。

1949年

1949年1月14日写道:“桂系及各方反动派因此必进一步藉”中国共产党“之条件,而更要胁我下野,以求投降也。余只有行我预定计划,尽其职责也。”6月18日写道:“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8月6日写道:“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12月10日写其父子“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往台湾,“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12月31日写道:“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1958年

1958年8月31日写道:“此乃极端情感不良之下,仍能以理智控制,并不现激昂之色,此或修养之效。”

1969年

1969年7月5日写道:“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否则清军入关,对于吴洪之欺诈,当引以为戒。”10月17日写道:“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个傀儡政权。”

1971年

10月2日写道:“退出联合国问题经两月来之考虑,今日形势共匪闯入联合国与侵占我安全理事会席次罪行已定,尤其美尼之毒计无法忍受,故决心以汉贼不两立与毋为瓦全之精神实行退出联合国也。”10月18日写道:“联合国已成为叛国奸贼与侵略罪犯的渊薮,吾人应洁身自好,再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决定自动退出联合国,保存光荣历史。”

1972年

2月27日写道:“匪、美公报在上海发表,其内容皆由共匪一方面的一面之词,美尼不敢提其所应有之立场,对我中华民国皆以台湾代之,尼丑之无耻极矣。”2月28日写道:“阅尼丑与周匪所发表之‘联合公报’不胜愤慨,此为尼丑手出卖我政府既定之方针,亦为其枪下屈服之一举,无耻已极。”

重大议题回顾

批沪商人

疑似物价问题

军中士兵辱军官事件

1919年5月7日日记写道:“往第三十九营点名,为士兵侮辱,当时只有忍辱包羞而已。”

对钓鱼台列屿议题

当时系美国占领,若美交给日本。成悬案。

影响

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吕芳上称:从蒋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个“平凡人”到“领导者”之心路历程,无需刻意神圣化,也不必妖魔化。许多人都知道蒋用度非常节俭,补破衣、不挑食,一口假牙,吃东西十分简单。蒋不喝酒、不吸烟,袛喝白开水,其实生活很平淡。从蒋日记中可以体会到,他很容易结盟,又很容易结仇。结盟或许与上海之生活经验有关,结仇就可能涉及个性。从蒋日记中看出他对人物批评苛刻,有军人作风,既现代又传统。但因为他喜欢读书,所以跟一般军人仍然不同,有些文人气质。他自承脾气暴躁,对文官雷霆责骂,对军人拳打脚踢,虽然想克制自己,但是个性似乎不易改变。他勤于任事,对于文稿甚为重视,常常自起文稿、讲词。蒋日记之重要,是一套有血、有肉、有灵魂之资料。破除坊间对蒋宋家庭生活之传言,与蒋予人肃穆之形象,颇有不同。此日记不衹提供历史发展线索,更重要是揭露人性。研究历史本应以人性为依归,此日记正给人一份珍本作有“人味”之研究。蒋日记开放研究虽不能颠覆过去历史,但提供许多其亲身经历之民国人事,补足近代重大历史资料。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称:蒋日记对于蒋生活与工作,他记取在中国大陆失败之教训,积极改革党政军等方面,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开创其革命生涯中另一段新事业。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称:蒋日记中常有文字分析国际时势,附有剪报。蒋日记显示出,蒋有较高视野,看问题往往从多方面来考量,故能成其大。蒋日记里记述对田舍湮没,人民漂流之惨状,为老百姓陷于水火而感心痛。他关心全国性问题,不只是军事利害,还有人民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称:蒋日记长达50余年,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历史秘密。蒋日记大体是写给自己看,目的在自用而不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较真实,为备忘、安排工作生活、道德修养、总结人世经验或宣泄感情。


《蒋介石日记》完整记录西安事变全过程(未删节版)

1936年12月12日

雪耻。成仁取义。住西安新城绥靖公署。

12日上午5时半,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披衣时,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发,余紧命侍卫速即往查。少顷,闻第二发枪声即起,此后枪声连发不止。余乃知爲东北军叛变,即带竺培基与蒋孝镇上后山,经飞虹桥到东侧后门。以门锁紧闭,未得开钥,不得出,乃即越墙而出。是墙内低约丈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馀。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3分钟,时乃勉强起行。及至骊山娘庙时,已有余卫兵守候。见余,乃即负余登山,但山甚陡,东面又无山路,而西面山上也恐遇叛兵也。行不百馀步,以无路之山而又倾斜,甚急,卫兵力乏,余乃自行。行约半小时,将登山巅,卫兵告余曰,至此已出险,当无虑。乃少息,一面令卫兵向巅上侦察有无叛兵。

少顷,手枪与轻机枪自巅上向余身上连发,卫兵已多中弹射死。余乃单身下山,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此时天已黎明,由穴中向外探望,见叛兵行动皆甚了然。不一时,机枪与迫击炮声大作,余乃知行辕卫兵尚在抵抗中,所以叛兵乃用炮进攻也。此时当在9时许。自此不闻枪炮声。叛兵乃登山搜索,行经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幷未发见。忽闻离余穴二十步之处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爲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爲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

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裡有一个是着便衣的”。又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曰“先击他一枪再说”。另一叛兵曰“不要胡来”。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曰“余即蒋委员长/今既爲你等所执/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爲你的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爲我们中国救星/又爲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放三枪,声言委员长在此地。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余问其姓名,彼答曰“余乃孙鸣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爲张(学良)之卫队第二营X共産党也。此余被执时经过之大略也。

1936年12月13日

雪耻。住新城。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张(学良)连来见余四次,见其暗泣二次,余不知其所以然。

是夜12时半,孙营长逼余迁住,余坚不允。

1936年12月14日

雪耻。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虎城)接近,爲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幷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晚间,端纳爲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僞泣也。张持端纳电文示余,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成声,而张亦假泣,其人之投机与无耻至此。其实彼亦明知余爲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非爲彼泣,而余亦与之对泣也。

1936年12月15日

雪耻。住同前。以至暂至轻之痛苦,换得永久永生之胜利,小子勉之。

十四夕移住张宅后,余欲其实行在新城所约之言,“即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委座之意办理”,送余早日回京也。及至其家,彼食前言,幷提出八条件,幷言此事与红军亦参加其间,故须事事听决。又言余太旧太右。余问其何爲右?则彼答非所问。张学良以通信社电告余,以日本第三舰队集中,及华阴方面中央军前进之消息。见其状似甚悔悟,有欲求陕事速了之意。但未知其用意果何在也。张又云“如果爲此亡国/余只有二路/一则自杀/一则上山爲匪”。

1936年12月16日

雪耻。住同前。人生何爲?惟留正气在人间耳。

15日,余甚盼黄仁霖来见,携余信寄妻也。以黄昨与端纳同来,亦余妻使其来见也。张恐黄见余时将知真情,乃令黄候于机场,而将余信欲派人转送机场,言黄如再来时已不及也。余对张又贱视,不与之言,亦不写信。其后端纳出而爲张言,如此太不对。然后张乃约黄来见余。事前张谓余曰“汝见黄时不必多言/只言身体甚好/以慰夫人足矣”。余不之答。

见黄时,余乃写妻信。大意爲—-兄决爲国牺牲,望勿爲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爲余妻之丈夫,亦不愧爲总理之信徒。余既爲革命而生,自当爲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爲余之子,亦即爲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写毕,余爲黄朗诵者二,恐张扣此函,而使黄回京见妻时,能以此意口头报余妻也。

黄出,张果将此函劫持不发,幷令黄亦留陕,不淮回京报告。以张本欲求余妻来陕调解,而余函尾有‘妻切勿来陕’之句,则于其诡计不售也。然尔不敢获罪余妻,乃私属端纳飞回洛阳发电报于余妻以慰之。盖张唯一希望,爲余妻在京能阻止中央军攻陕。

1936年12月17日

雪耻。住同前。读圣贤书,受圣水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其将何以对生我之天地与父母也。

是日鲍文越来见,幷言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余以爲此同行者必黄也。其实鲍之来见,乃张所指使,欺余以爲黄已回洛而已。是晚张来见曰“此次事/爲虎城实早欲发动/已催促再三/余始终未允/惟十日受你痛斥/刺激太深/故始允纳/然后悔莫及”。

16日下午,端纳回来。是晚张托蒋百里先生来见余,托余致函中央,勿即攻陕,不久当可出来。余答曰“如有一期限送余回京/则余可致函中央/或能停止进攻”。张来爲余言,前方已衝突,中央军在华县城与杨军接触,如仍向前攻,则此间军队只有退却云。余知其退却一语,乃借此恫吓余,将挟余他往之意。余置之不答。相信若彼言欲四日至七日,则此爲缓兵之计,中央必不信也。

1936年12月18日

雪耻。临难毋过苟免,庶不愧爲炎黄之子孙。

以张今晨来见余时,行色仓皇曰“昨言我已将委员会说服/本定四至七日可以送你出去/不料中央军在渭南华县突然进攻/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余闻其四至七日之期,乃知此爲逆辈欲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颇安,以苏俄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爲,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爲人也。

17日上午,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言曰“张意即照委员长三日内回京之意致函中央/幷令停止进攻/请派蒋铭三携信回洛”。余乃允之。致函敬之,属其暂停三日,至星期六爲限。下午,张又来见余曰“不管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馀事再议/故刻已送铭三上机场飞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甚急,而一方则知张“馀事再议”一语,是其爲欲图赖三日之约之馀地。固知张爲急则求援,缓则罔信之徒也。

18日晚,张来言,今接电称,子文-墨三(顾祝同)皆将来西安。又言墨三电称,如张与虎城二人中之一人能约地相见,则墨三当可出面调解。张又言,我已複顾电,称委座望你来西安甚切云。余乃始安心墨三之不来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张对中央将领一网打尽之计更售矣。张又云,铭三到京,尚无来电云。是日铭三到京,正决定中央对西安剿抚之议。余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1936年12月19日

雪耻。住同昨。

昨日以前,上身骨髓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大痛,几不能起坐也。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複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看《墨子》完。

19日,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幷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幷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之约言爲诈也。是晚,张又来见,言子文-墨三未有来陕之确讯。惟铭三来电则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云。彼又言“前所要求各件/最好能实行几条/以便速了此事”。余曰“此八条件/如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行”。彼曰“现在只须四条/无须八条”。余曰“所删者何四条”?彼曰“后四条皆可不谈/所谓后四条者/即一:建立人民阵綫/二:联俄/三:容共/四:实行总理遗嘱是也”。余始则骇然,继乃知彼等对第三国际请示之结果,不愿提此四条,以避去共党参加此事之嫌疑也。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荒谬如此,无能爲之助也。

是夜,张又以警告方式言余曰“现在中央政府皆爲亲日派-贪污者所包围/你虽有御侮五分之决心/但易爲群肖六分亲日之势力所打消”。余问其所谓贪污与亲日者之证据何在?彼曰“如要证据/则现无犯罪之人矣”。彼乃指杨畅卿而言曰“夏斗寅之妻明告其妻曰/杨受其十万圆贿赂”。余乃斥之曰“杨要受贿/在余左右虽数百万圆亦不难得/何贪此少数/而且何能受彼之贿/此虽至愚者亦能辨其真僞/而竟信之/试问证据何在/且杨爲余所用之人员/皆应由余个人负责/随时可以杀/余只要你有切实指证其事实可也”。彼又无言而退。

1936年12月20日

雪耻。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本日上午,时闻飞机声。余以爲停战期满,前方已经开战,故空军对西安不时来侦察敌情也。谁知子文不一时与端纳及张来见,余不知泪自何来,子文即出妻函交余,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不觉呜咽,不忍出言者再。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次乃询问彼此情状。余将余之日记爲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相谈约半小时,余催其速出,盖恐久谈爲张所疑也。余幷将以应即速进兵之意见属转达中央,幷示以进兵之方略。

晚傍,子文又来见余,约谈半小时。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爲公,而不可爲私。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是晚,张来言曰“趁子文在此之际/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余曰“余不回京/无论何事皆不能办也”。

1936年12月21日

雪耻。其爲气也,至大至刚。

上午11时许,余正在睡中,子文忽入门,余目犹迷雾,不辨其爲子文也。少顷清醒,始识其真爲子文,告余曰“余即欲回去/后日或将再来”。余甚骇其回去之速。以彼昨告余,约住三日再回京也。余拟欲与之私言数语,彼乃近余曰“门外有人窃视偷听/己不便言/惟京中军事计划与兄相同也”。余曰“照余之计/五日内可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爲余生死有所顾虑”。彼不愿与余多言。余知其意,乃托二语曰“尔切不再来”。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兵。“其次/切属余妻/无论如何余不欲其来此地/务请转达”。彼乃强应之。又曰“我约后日回来”。余以手势示之切勿再言。彼曰“不要紧/彼等对余尚好也”。子文既出,仍回身向余曰“余后日必回”。余知其不忍离捨之状,亦未有甚于此者也。

晚间,张来言,称彼须离此一二日。余问何往?彼曰“前方已开战/且杀伤甚多/故推彼往前方指挥”。观其语意,似想探余对其所言者是否惊恐也。余泰然处之,彼乃拜去。

1936年12月22日

雪耻。其爲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今日唯静盼飞机与炮声能早入余耳鼓。昨夜张之状态,叛军必于惨败,中央军进展必速也。不料待至傍晚,仍无所闻。而贤妻忽于下午4时馀飞到西安营救,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爲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是日爲冬至,清晨早祷告完毕,翻阅圣经,恰至“耶和华要”一节,其文句爲“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也”。妻先告余外间各方情况,幷劝余能先设法出去再说。余曰“妻来此/须知爲公而非爲私/爲国家安全而非爲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虽生犹死也”。妻曰“余决不使夫君签字或违法事/夫可安心/但余来/夫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矣”。

1936年12月23日

雪耻。属子文淮见周某。

清晨未起,趁监视者不能窥视时,余乃窃爲妻私语曰“此事症结在于共産党/该党代表周恩来前托张要求见余/余坚拒/而现今子文已来此/不如属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待方针”。后子文即约彼相见,与张-杨同座会议。子文对其所谈结果,颇觉满意。以彼无甚难题,但彼只要求余与之一见,虽不谈话亦可。余固知其有此要求,幸事前明告子文,如其有此要求时,可答以蒋先生近日精神不佳,似不便见,蒋夫人可以代见也。约定明日10时来见余妻也。是日,妻谓余曰“吾夫不如总理之得人/昔总理蒙难时/尚有学生如吾夫者爲之赴难/今吾夫遭难/无有学生前来侍护者”。余曰“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共患难尤难得乎”!

1936年12月24日

雪耻。本夜周某来见。

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幷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全相反,余乃知其中另有其故。盖料此爲张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爲将来谅解之地也。余乃嘱子文即将其条件退还,幷言此条件不能示蒋先生也。子文照此进行,幷声言如此只有决裂,以后不再谈判。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幷声称“共党之无信义/只弄手段/如其作怪/我必对周反面”云。此张自言对周痛斥之言也。未知其后经过如何。共党幷不再言条件,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10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事后闻是夜杨虎城甚反对余回京,几乎与汉卿决裂,不知其果何如耶。

1936年12月25日

雪耻。本日4时由西安飞回洛阳,5时半安全到达。感谢上帝保佑。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故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昌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座仍留陕缓行/然后委座化装秘密出城/先到其部队/然后再设法起飞”云。余妻既往访张曰“如委座不离此/则余亦必不离此/余决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张闻此言,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

10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爲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幷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幷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爲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爲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尔等不爲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馀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

子文属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

约至下午2时半,子文来言,请先准备,约即可行。未几,张亦来言,虎城已不反对。飞机已准备,可即出城上机。余乃属张召虎城来,约半小时,虎城果来。余命张-杨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训话约半小时。训毕,问张-杨之意如何?有否他言?二人诺诺而退。余乃整衣而行,登飞机,余再三辞张,不欲其同行入京。彼主动强求同行。余无法阻止,乃淮其同飞。到洛已5时20分矣。晚,宿洛阳分校,接见各高级将领后休息。

1936年12月26日

雪耻。本日上午九时三刻,由洛阳起飞,12时20分,与妻同到南京。

晚,召集中央各要人报告陕变经过大略。

1936年12月27日

雪耻。本日医病,下午会客。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犹不愿使余闻之。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之,当可慰其灵矣。

是日腿部痛苦未减,精神亦不甚佳,仅会客数人,问岳军(张群)外交情形。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幷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幷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1936年12月28日

雪耻。本日会客,徵求各方意见。本日会见各部长,徵求对汉卿如何处理之意。中央谈话会,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再回西北。惟子文则不肯失信于其友人,必欲任其回去,幷深信张以后必能服从到底也。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也。余仍以好言慰之。

1936年12月29日

雪耻。本日约张来谈。本日病痛未减。爲处置汉卿问题,想求公私两全之法未得也。乃决心不淮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幷缓撤西北以备叛军抗命也。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爲其爲所欲爲,且可借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爲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爲其唯一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况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堕,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

1936年12月30日

雪耻。以静制动,持志养气。

预定:1/先发表判决文与呈请特赦文;2/特赦令暂缓发表;3/令速占宝鸡;4/朱逸民爲皖主席;5/王德浦-罗贡华或吴次威爲民厅;6/杨虎城免职或留任,孙蔚如爲陕主席;7/王树常爲甘肃绥靖主任,顾墨三爲西安行营主任;8/逸民爲XXXX;9/发告西北将士书。

注意:1/对XXXX俄态度;2/对共方针;3/对力行社方针;4/对新组织之干部。

上午,会客。往访XX。对中央再呈辞职,淮假二月。下午,妻赴沪疗病,以在京刺激太深,此次操急,实非常人所能担负也。

对张处置办法决定方针也。

1936年12月31日

雪耻。一是皆X,修身爲本。

预定:1/多用总预备队;2/多用钢甲车;3/问天才能否回陕;4/放鲍志一;5/皖主席由XXXX;6/杨-于革职留任;7/委XXXX副主任;8/与杨交涉驻兵东北XXX。

注意:1/心躁性急,病中应自忍耐;2/对侍卫应X之。

上午,军法审判张学良,闻其卫队陆续到宋寓,已十有一人,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逃也。余致书子文慰之,使其爲难,于心不安也。XXXXXXX对军事迟疑不决,且不愿负责,可谓无人格之至,不仅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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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日记揭密

225篇珍贵日记,11场重大事件,128位国民党高官将领上演过的历史舞台剧。《蒋中正日记揭密——从风雨飄搖到大局初定》选择在蒋中正人生起伏最大、事业最重要、斗争最激烈关头的历史事件,力求真实再现蒋中正的心境:蒋中正准备撤守台湾;“外蒙古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阅读本书,你将进入中国当代历史上这个风云人物的精彩内心世界。

阮大仁,台湾著名政论家,蒋中正侍从秘书阮毅成先生之子。 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一九六六年赴美留学,先后取得圣母大学数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及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硕士。 作品散见于台湾之《法令月刊》、《传记文学》与香港《明报》等。后由台湾学生书局辑成《放声集》。

序一

胡佛研究所有一座咖啡厅,所内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公余都可以去坐坐,喝喝茶,品品咖啡,吃几块点心,是一个舒心惬意的聊天所在。2006年,我应邀到胡佛档案馆研读蒋介石日记,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常爱到咖啡厅坐坐。某日,见四五位中国同胞已经先在,正围桌团坐,听其中一位谈蒋介石轶事。这一位个子不高,略显清癯,江南口音,谈兴正浓。我凑进去,介绍之后,得知这一位便是阮大仁先生。

阮先生原籍浙江,196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数学博士、企业管理硕士、电脑工程硕士等学位,在大学里担任过教授,在高科技公司、银行界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为报刊写过十年政论,也曾跃入商界遨游。他博览典籍,爱好文史,精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是真正的才子和多面手。我们初次见面,相谈颇为投机,可谓一见如故。此后,我每年去胡佛研究所,都要和大仁先生见几面。大仁先生熟悉掌故,健谈也爱谈,尤好长谈,每次见面,只要话题一开,大仁先生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只要带着耳朵恭听就可以了。有一天,在大仁先生寓所的宽大阳台上,一边眺望山野景色,一边谈民国史事,天黑后,转入室内,灯下续谈,仍然是大仁先生当主角,不觉已经夜深,我起身告辞,大仁先生意犹未尽,殷勤挽留,表示可以继续谈下去。

大仁先生所谈,有许多可以稽诸文献,但是,也有许多属于人所不知的秘辛。我虽研究民国史多年,与大仁先生谈话,常有闻所未闻之感。后来了解到:大仁先生的祖父阮性存,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民国建立;父亲阮毅成,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长达十余年,国民党迁台后,追随蒋介石,历任“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副秘书长等多种职务,其所著《中央工作日记》至今仍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大仁先生自述,毅成先生曾告诉他不少政坛秘闻,为防窃听,有些则是在大街小巷散步时所告。此外,大仁先生又以家庭关系,与民国的政坛耆宿及其后代多有交往,这些人有意讲述一些事情,企图借大仁先生之笔传世;大仁先生有时也有意向他们请教、打探、求证。这些原因,加之大仁先生博闻强记,记忆超人,其所以秘辛独得,掌故独多,良有以也。

治史,当然主要靠档案和文献,因为此类资料形成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比较准确、可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档案、文献亦不尽可靠,而且,它绝无可能记录所有历史家需要的资料,有许多事件、过程、情节、细节,不可能见之于文字,或根本不能见之于文字,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周资博采,收集当事人,或相关人的回忆、口述,包括传闻等资料,然后与档案、文献对照、检核,验证,择其可靠、可信者入史。这样做,可以使历史学不仅真实,而且丰富、全面、生动。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年就是如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既利用了汉朝的国家档案,也是他行万里路,周游各地,广泛调查、访问的结果。

大仁先生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使得他可以从容精读蒋介石日记和相关档案文献,又可以利用他得之于祖辈、父辈的口述或传闻资料,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相得益彰。大仁先生说我曾戏称他为正史、野史兼采的“二史堂主人”。我年轻时记忆力可能尚好,但近年来脑力日衰,已经不记得当年说此话的情景,不过,即使有此语,亦非批评,而是言赞美,因为第一,正史未必尽真,而野史未必尽伪,鲁迅一生,就瞧不起那“装腔作势”,摆“史架子”,“也不敢说什么”的“正史”,而提倡读民间私人敢于说真话的“野史”;第二,如果以档案文献与回忆、口述、传闻来界定“正”与“野”,那么,“二史堂主人”的老祖宗正是被尊为“史圣”的司马迁。如此说来,“二史堂主人”之称,岂不美哉!岂不懿哉!当年的司马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而今的大仁先生传述祖上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亦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好事!

收集在本书中的大仁先生的文章利用蒋介石日记,参以阮毅成先生生前日记、口述回忆和身后留下的其他资料,相互验证,对照,解开了1948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后的诸多秘密。大仁先生是学数学的,重视科学精神,主张写历史要冷静、中立、客观,反对“笔锋常带感情”,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以说理和分析见长;但是,大仁先生文学修养很深,因此,书中也颇多引人入胜、趣味盎然之处。国民党内,派系复杂,人物关系复杂,大仁先生却能条分缕析,层层剥笋,揭示真相。大仁先生成长于台湾,国民党迁台以后的历史是他的“所见世”。由于时间较近,档案尚未开放,台湾学者可能尚未顾及,大陆学者则难以深入。大仁先生本书,根据蒋介石日记和毅成先生所述以及自身的见闻,对这一时期台湾政坛的重大变幻,如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上台,以及著名的“叶公超案”等,都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分析。

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日记是“无尽的宝藏”,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大仁先生在利用的同时,对日记所载,也采取考核、存疑的态度,对其中论事、论人的主观与谬误,甚至不惜下大力气加以批驳、辨正。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供自己“日后查阅”,“原则上不会故意说谎去欺骗自己”,因此“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有时也有当记而不记的“省略”。这种情况,大仁先生称之为“不正当的省略”。另外,蒋介石像每个人一样,也有其喜怒哀乐与主观之处,他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历史学家不能不加查证而全盘接受,不能只以他日记中的记载为准。这些意见,对于已经利用蒋介石日记,或准备利用的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

杨天石

2012年6月初旬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序二

大仁兄写史有独特的方法。他擅长从“人”的角度观察历史事件,特别重视政治人物的互动、他们的背景、派系、思想、人事关系等,有时还触及个人的性格及心理状态;而笔下的人物,大部分他曾亲见、或与他家庭熟悉。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陈立夫、张群、王云五、严家淦、叶公超、黄少谷、唐纵等,这些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几乎都见过,而且与他父亲阮毅成先生过从甚密。

在国民党的官场文化中成长,了解其中的复杂与微妙,大仁不但能得到一般学者所无的事件当事人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而且他读蒋介石日记,别有一番体会。再加上大仁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兼有过目不忘之能,因此他能见人所未见。

例如,不少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关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分掌党政军。当时汪早已是资深的“革命领袖”,而蒋则出掌黄埔不久,在党政方面的资历都去汪甚远。可是,仅仅十数年间,蒋汪几度分合,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结局亦别于天壤。蒋领导抗日胜利,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华民国领袖、民族英雄;而汪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汉奸”。

究其原因,两人对日和战态度不同、以及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固自是主因,但彼此地位消长带给汪的委屈与不平,也不能忽视。在大仁的文章中,他父亲阮毅成先生(时任汪精卫机要秘书)对汪近身的观察,就颇耐人寻味。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欲把党权定于一,以因应抗日。大部分党员的共识是由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但原来在名义上一直掌握党权的汪不愿屈居蒋之下,坚拒出任副总裁。汪向蒋表达这个意思,蒋也同意了。可是4月1日选举总裁、副总裁大会中,汪却被动地陪着演了一场不愉快的戏。当日蒋本人回避,汪担任大会主席。选举总裁、副总裁本是两案,先选总裁、再选副总裁,没想到吴稚晖提案把“选举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并成一案,全场立刻起立鼓掌,一致通过。汪精卫在台上,赞成也不是、不赞成也不是,尴尬万分,踌躇几秒,只好也起立鼓掌。当时也在台上、站在汪侧后方的阮毅成先生清楚看到汪脸色铁青,“羞愤至极”,觉得被蒋摆了一道。毅成先生指出,几个月后汪精卫出走,经河内转赴日本,另立“维新政府”,多少与此事有关。

像这样近距离观察政治人物互动的机会,一般历史学者是很难有的。本书所收集的五篇文章,除了第四篇外,其余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如1961年11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突被召回,当场免职,而且不许其回到华盛顿办理交接。为什么素受蒋介石夫妇信任的叶公超,突然遭受这么严厉的处分?多年来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蒋介石日记刚开放时,不少台湾媒体及学者特别来找答案,也有几位朋友特别托我查看这段事故。

从蒋日记看来,是因为叶公超在处理联合国代表权相关的“外蒙古案”上,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犯了“抗命罪”、“大不敬罪 ”。可是,大仁根据蒋日记、美国国务院档案、特别是其父亲的工作日记和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长辈口述,发现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原来蒋介石早在1958年就对叶公超不满,认为他在处理“中美共同宣言”的英文版本时,玩弄文字,“欺诈”“元首”。1961年叶在“外蒙古案”的态度,更使蒋“深恶痛绝”。当时,蒋不但拔掉叶驻美“大使”职位,还要降调他为“行政院”顾问,以示惩罚;后经过陈诚斡旋、叶也向蒋经国求情,才考虑“内外关系”,把叶调为“政务委员”。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厌恶叶?多少是因为怀疑叶被陈诚收编。王云五亲口告诉阮毅成先生,他1959年美国之行,表面上说是考察公务员考选业务,其实是另有一秘密任务——蒋要他调查为什么罗斯福可以连任四次美国总统。蒋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云五,而不是驻美“大使”叶公超,显示蒋信不过叶公超,而最主要的是当时蒋对陈诚的信任已不如前,他怀疑叶倾向陈,所以对叶也不放心。

因此,大仁指出,叶公超一案实牵涉“内外关系”,肇因于“内外关系”,最后处理也是考虑了“内外关系”。也就是说,在蒋的心目中,“外”是因为叶公超与美国人太近;“内”则是因为叶公超是陈诚的人。

谈到陈诚,蒋介石与陈诚关系的变化,也是大家难以理解的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陈诚一直是蒋信赖的部属,尤其是1949年撤退台湾后,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左右手,从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直到“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声望之隆,仅次于蒋介石。当时陈诚接班的态势明显,却为什么“内阁”突然在1963年改组,陈诚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由严家淦接任?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台湾后来数十年的政治发展。

大仁根据蒋日记以及私人管道的讯息,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认为蒋陈嫌隙的关键是1960年蒋介石欲连任第三任“总统”。陈诚“坐二却不能望一”,因失望而生怨。蒋陈也因此而有心结,双方互相猜忌,到1963年初,蒋陈关系已变质,整个1963年,蒋日记出现许多批评陈诚的文字,大多是指陈“心胸狭小”、“成见太深”、“偏激偏见”,几乎无好言,在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还做出不尊重、甚至羞辱陈的言行。所以,陈诚下台是势在必然,反而严家淦上台“纯属偶然”。

大仁指出,蒋陈都是刚强不折的个性,本来中间有位性情圆融的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作为润滑剂,化解冲突,可是1963年张群自己也有问鼎“行政院长”之意,因此不但未能疏通两人心结,反而火上加油,最后导致陈诚愤而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不久即因病过世。

当时有意争取“行政院长”的,除了张群,还有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和周至柔(“总统府参军长”)。三方各有利弊,蒋难以取决,但又执意要拿掉陈诚,最后跌破众人眼镜,匆匆找来政学系的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

大仁的分析引用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而这些内情,则是当事人或参与协调折冲的王云五、陈雪屏(“行政院秘书长”)亲口所述。阮毅成先生时任“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也亲见1963年整个政局变化以及国民党高层的互动。

大仁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研究训练,但他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一)他的分析充分证明正史不可尽信。文字记载的历史多为官样文章,免不了有所隐瞒或偏失。历史事件有其多面性,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带,治史者必须特别留意。

(二)他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只从他们公开的、官方的言行去看,而是要观察他们私下的言行,才能碰触到他们真正的想法。参与或知道事件真相的人,经常会陷入不能讲、不愿讲或讲不清楚的困境。如何判断?如何挖掘真相?就要靠治史者的努力和能耐了。

(三)大仁笔下的历史充分显露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以及蒋介石的领导统御模式。在每一篇文字中,蒋介石的领导模式、性格、决策的心路历程,还有国民党领导人的派系、彼此的互动、特别是他们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细腻的脉络,一一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真是一部活历史!

杨天石教授曾戏说大仁是“二史堂”——信史加野史。事实上,正史(特别是现代史)在目前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当然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史家除非掌握各个方位,还要力求客观,否则很难窥其全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仁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他有特殊的背景和管道,复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点一滴的访查、拼凑,把一般历史学者关照不到的地方补起来,使历史的大拼图更接近真相。

为此,我要诚挚地向大仁致敬、致贺!

(郭岱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序三

2010年12月,阮大仁先生出版《放声集》,虽属政论文字,但事涉1970年代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所论集中在台湾的民权与人权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谠论,已成为台湾民主化的重要象征与文献;如论作者的写作态度,以“放声不愿误苍生,博学终为读书人”,大约可以概括。从政论转到历史研究,作者秉持同一心态:识力、风骨、坦然、洞见,完成的新书《蒋中正日记揭秘》,当为时下蒋中正研究风、民国热,添薪加材,延烧熊熊之火,格外引人瞩目。

收录在这本书的十一篇文章,是1948 年至1963年间,以蒋氏父子为中心的史事,的确为所谓风雨飘摇到大局初定的十五年,留下了时代的可贵记录。蒋中正一生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虽说台湾时期最称安定,但小局面下,对内对外,依然波涛汹涌。撤退到台湾的蒋,最关怀的几件事,一是稳定局势寻求再起,故有党的改造、政治戒严、寻求接班人;二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光复”故土,不仅坐而言,且起而行,直到1963年希望才告破灭;三是维系民国命脉,保有国际地位,故外交上亲美、巩固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成为每年耿耿于怀的大事。内政外交交错,政治案件往往因之迭起。其初,国民党内部派系、地域之见,仍时隐时现,化为权力之争,每见出招、接招戏码,CC派与政学系,见于1948年陈立夫、张群组阁之争;1963年陈诚、严家淦的下台与上台,也见“团派”与政学系的身影。1961年叶公超去职案,在蒋眼中,涉大不敬、“欺君”、“卖国”、抗命诸罪,内情扑朔迷离,经作者的分析,此事牵及中美间有关联合国代表权及外蒙入会案之交涉,对美外交第二管道的出现,加上叶公超洋派作风,辅以小报告的推波助澜,终造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人谈历史,看表面文章不难,要掌握内幕不易,作者于重要史事内情,每娓娓道来,读之于知人阅世增益颇多。

历史学者多深知,先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并由大事权衡历史关键问题为治史之道,大仁先生综论史事的典雅文字,正落在非易易的窍要论述上,此正见其智慧与才情。作者之所以有这套功夫,有家世的渊源,也有自修所得之涵养。大仁先生先祖性存(荀伯)先生,清末法政留学生,曾与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要人同学;其尊翁毅成先生在五四时期已崭露头角,活跃浙江学界,其后历任党政要职,留下的“从政工作日记”与口述历史,正是作者据以为文的宝库。大仁先生个人才气不凡,高中时代众生懵懂时,他已有成熟文章面世;大学时代,与刘氏兄弟等,共享“上官鼎”笔名,引领众人进入武侠世界。1970年代的政论文章,分析时政,筹思振笔,发为时评,每见真情。待新世纪投入历史写作,以美国圣母大学数学博士,又读企管、电子计算器工程者,复见其文史根底之雄厚,不论史事论断、人物月旦,于公私夹叙中,有想像但逼真;于太史公笔法中,有感喟不失其公义,所谓智烛机先、谈言微中,发人所未发、见人所不见,尤使专业史家自叹弗如。

2007年蒋中正日记公开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趋之若鹜,个人因此连续三个暑假也附会风雅,得晤大仁先生。犹记当时每逢傍晚时分,多数同道聚集咖啡厅,海阔天空论议抄录日记心得,更且品评时政。大仁先生往往放言高谈,其丰富见闻,开阔眼界,纵论古今,谈笑风生,倾倒众人,而谈论史事之关键处,尤有肯棨之见。如今大仁先生以近几年来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事文字集结成书,虽为私家之作,但不可仅视为政坛秘闻。往事并不如烟,本书相关文字对现代史事提供之多元视角及精辟见解,于转型关键时期之历史,尤有见微知著之用,读者幸毋轻忽。爰以为序,并请大仁先生及前辈指教。

(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

自序

一、本书内容的简介

二○一○年冬天,台湾学生书局替我出版了一本书,是为“放声集”之第一辑,题材为台湾的人权与民权问题之探讨,一共收录了三十八篇拙作。其中除了两篇之外,都是在一九七○与八○年代所发表的。目前学生书局正在安排出版那套“放声集”的第二辑,主题是我有关蒋中正先生的作品,是为繁体文版。而这本书的简体文版则收集了其中的五篇文章,这些都是发表在台北的传记文学月刊上,为北京的华文出版社主事者所选取与编辑而成书的,并承代为取了书名。

这五篇文章所记述之史事,以时间去分,则为:

(一)一九四八年在南京,国民党的“CC”系在陈立夫主导下,违抗了蒋中正的意愿,先后分别阻挡了“政学系”的张群(岳军)之出面组阁,以及晋阎系的李培基去出任“立法院长”。此是蒋中正在大陆撤守前夕,愤而自“总统”职位上引退的两个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则是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蒋系军队覆灭之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挟重兵以逼宫。

(二)一九五四年在台北,陈诚出任“副总统”,以及一九六六年在台北,严家淦出任“副总统”时,蒋中正“总统”在幕后如何安抚其他角逐此位者之经过。也用以对照并说明何以在一九九二年李登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择李元簇为副地区领导人时,之所以会造成国民党分裂的原因。

(三)一九六一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被免职之经过。

(四)自从迁台以后,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三年,陈诚已成为蒋中正的接班人,他逐步出任了国民党的副总裁,政府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久已坐二望一。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陈诚突然辞去“行政院长”之兼职,改由严家淦“组阁”。随后在一九六五年陈诚病逝,而在一九六七年由严氏继任“副总统”,并且终于在一九七五年蒋中正去世时,得以继任“总统”。因此一九六三年之陈下严上,是国民党“政府”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细读了一九六三年全年的蒋中正日记之后,我发现当时陈之下台是为必然,而严之上台则纯属偶然,是“无鱼虾也好”的急就之章,这真是一件令人吃惊之事也。

二、蒋中正日记之问世影响重大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代为保管了蒋中正日记之后,逐步将之公布,并在二○○七年中大功告成也。

对研究中国近代史者来说,蒋日记之问世,实在是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笔者因为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乃可多所取经。只是作为一个退休的老人,又是个业余的写作者,受了时间、精力及见闻之限制,笔者只能选择一些题目去作研究。

因为蒋先生这套日记一共有五十六本,为一年写一本,真是篇幅浩大的了。据我所知,只有现任位居北京的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之杨天石兄一个人,前后在三年里,屡次造访斯大,长期居留,把整套蒋日记读完,并且作了大量的心得之笔记与原文摘要之抄本。其他人,包括笔者在内,都只是作了选择性的阅读。

杨兄之所以能成为举世公认的研究蒋日记之权威,是下了扎扎实实的苦功而名至实归的了。

这使我想起清朝的大史学家全祖望,他曾为了读完一遍永乐大典,在朋友家借住了三年的故事。

可是在信息已经极度发达的今天,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现在蒋家已决定把蒋日记交由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全文出版,希望此事能早日实现。

提起杨兄,承他盛情为本书作序。另外两位作序者,即吕芳上兄及郭岱君女士,他们三位分别是大陆、台湾与美国研究蒋日记的重量级学者,承蒙他们的错爱,笔者实在深深感谢。

三、我所注意到的蒋日记之四个特点

我没有读完全套蒋日记,只能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就我已经看过的说几句话。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譬如在“西安事变”中,蒋先生当然不方便写日记,否则蒋先生的习惯是在次日清晨去补写前一天的日记,都是用毛笔写的。

蒋先生学的是宋朝黄庭坚(涪翁、鲁直)的小字行书,非常像黄氏的“王长者墓志铭”这本帖。令人佩服的是蒋先生一笔不苟,数十年不变,其自律之严,真是惊人。

整体来说,我认为蒋日记有下列特点:

(一)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本来以为先生之信教,只是为了要迎娶宋美龄女士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在读了他的日记之后,才知道他在受洗之后,信仰之诚,数十年如一日,终其身如是也。

在这里容我插一句话。蒋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四月过世之时,秦孝仪世伯为之代为起草遗嘱。秦先生在原文中漏写蒋先生信仰基督一事,被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发觉,大不高兴,命秦先生补写上去。可是原文是用毛笔书写,而且许多见证人已签名于后,秦先生不得已乃采取权宜补救之法;此即在文章中的“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后面,因为尊敬下文之孙中山先生,予以“抬头”另起一行。因之此处有半行空白,乃可以补上“耶稣基督”等字,可是此举却引起非议,因为此非事实。按古人行冠礼时予以束发,故当在少年成人之时。而蒋先生之信奉基督教,则是在北伐中间与宋女士成婚时也。此不但在时间上不符合,而且蒋先生是先追随孙先生革命,而后方才信教的,因之与其遗嘱中二者所列之次序也反过来了。秦先生在饱受批评之后,曾私下向先父吐苦水,说明他把信教列在孙先生之前,纯是因为补写时不得已的从权,他说从原迹的墨色不同去看,可以看出“耶稣基督”这几个字与其他字句是在不同时间写上去的。

此事知者甚少,在此写出来,以明真相,顺便也替秦孝仪世伯辩寃。因为颇有人以此事批评他,指控为了呵谀宋女士之权势而错写蒋先生之生平,才会故意把耶稣列名在孙中山之前也。

(二)蒋先生之深爱宋美龄女士,也是久而弥新。世人多以为他们的婚姻是一个权与财的结合,蒋先生是通过此婚姻而与孔、宋两家结亲,并借此外通英美之财团,内合江浙之财阀。此或为事实,可是他们夫妇之感情仍然还是非常深厚的,并非必然因之而各有用心而同床异梦的了。

(三)蒋先生极为痛恨日本人之侵略中国,从一九二八年的五卅惨案之后,他的日记中每一天在开篇起首之处,一定写上“耻”或“雪耻”。而且蒋日记中凡称呼日人者皆用一“倭”字。本书中列出的其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日记,全篇痛骂日本人,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则为所在多有也。

(四)蒋先生对中共或其领导者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他的日记中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对之不敬的责骂或加以侮辱性的称呼,例如称之为“×匪”之类。他反而对在一九四九年大陆易手时,国民党的投共者如傅作义,却称之为“傅逆”。即使在追随他迁往台湾的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士中,如桂系的白崇禧、外交界的叶公超,蒋先生也称之为“白逆”、“叶逆”。我读到过的,他骂人骂得最凶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因为他第一次读到了两年前何应钦(敬之)写给日本梅津美治郎的一封短函,因而大怒,竟写下“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

以上四点是我在读了蒋日记后,对其广泛内容之与外间一般感觉有所不同之处。

四、蒋中正日记可不可信?

许多朋友问我,蒋日记可不可信?

我的看法如下:

(一)蒋先生既然是在写日记,以供他日后方便查阅,原则上不会故意说谎去欺骗自己。当然,在他成为名人之后,尤其是在北伐之后,主持了国家大政,他下笔自较慎重。因为他应当知道以他在历史上之地位,他的言行举动,以及日记与档案,将来都会成为重要的史料。

(二)因为每一天的日记,受到篇幅的限制,先生用毛笔去写小字行楷书,大约能写五六百字左右。以他之日理万机,当然不能事无轻重巨细,像流水账般地写下来,所以他必须有所取舍。

因此,关键的是在他所省略不写的事情,是不正当的省略,还是无关紧要的呢?

例如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军统在越南河内市去暗杀汪兆铭(汪精卫),蒋先生当天的日记写道:“河内刺汪,汪未死,不幸中之大幸。”那么,是不是他下令戴笠去刺汪的呢?蒋日记对此点只字不提。二○一二年台湾的“军情局”公布了一批有关戴笠的资料,经由“国史馆”整理出版了《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其中有一册的题材为“忠义救国军”,其第一三六页为“戴笠电胡宗南请向蒋中正保举张允荣负责在直鲁豫边区组织游击队”的一封电报,刊出的是戴笠先生亲笔手书的稿子,其中有句曰:

“惟尚须兄电呈校座力为保举,因弟自河内事败之后,校座对弟所言,恐不甚相信也。”

由此可见戴笠在派人去河内刺汪之前,是已经向蒋先生报告过的了,结果其所言者没有实现,因之蒋先生乃“不甚相信其所言”,可是蒋日记并未记载戴笠向他报备刺汪一事也。

我认为这就是蒋日记里面的一个不正当的省略。

在本书中我另外也举出了一些例子,以说明在我心目中的蒋日记有些不正当的省略之处。

当然事情之轻重缓急,因为论者之身份地位及角色不同而有区分,有些事情对某些人来说是重要而不可省略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无关紧要者。因之我只是指出了一些我的看法,举例以供大家参考去作各自的评断而已。

此处容我打一个岔,“河内刺汪”之所以误中副车,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被军统误杀,是因为那一晚汪与曾临时忽然互换了睡房。

汪先生租用的那栋洋房别墅是一幢法国式的欧洲建筑,汪先生夫妇平时使用的主卧室(mater bedroom)之浴室是与卧房相连接在一起,也就是住在那房间的人要用卫浴设备时不必走出卧室去。至于曾仲鸣平时所使用的卧室则没有这个方便,必须走出卧房,经过走廊,才能走进浴室。

那一天,曾仲鸣的夫人带了两个稚龄的幼儿从香港到了河内,汪先生体谅曾氏夫妇小别胜新婚,为了方便他们,才临时主动与曾交换卧室的。没想到军统正好选定了那一晚前来行刺,真是阴错阳差,曾仲鸣就成了汪的替死鬼,而中国近代史也因之起了重大之变化也。

在此日之前,汪先生虽然已从重庆出走,仍在河内滞留。蒋先生也曾派谷正鼎带了现金及护照到河内去劝说汪远走法国,当此汪仍在考虑之时,却发生了刺杀举动,而汪又“未死”,于是他乃决心去与日本合作。

(三)蒋先生也是人,像每一个人一样也有其喜怒哀乐与主观之处,所以他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我们不能不加查证而全盘接受。例如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战役”,在十一月九日我军大败,撤出上海之时。因为一直到十六日,战场的消息不明确,身在南京的蒋先生当时误判日军登陆金山卫者只有一个师团,而实际上则为三个师团以上。因此蒋先生一时对我军右翼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之指挥大为不满,在其日记中屡屡予以严责。又如在一九六三年秋冬,蒋先生与他的副手陈诚闹翻了脸,双方交恶,蒋先生乃在日记中通篇累章地痛骂陈诚。

像这种蒋先生对张发奎与陈诚的诟骂,我们不宜全予采信。然而这并不是表示蒋先生的言词及日记不可信,只是我们须要去研究考查他主观与偏激之处,分析他之所以有这种言行的原因之所在也。

总之,我认为蒋日记大致是可信的,只是大家在阅读时不能只以之为准,不但有时需要另查数据,而且要慎思明辨,与小心待之。

五、正史与野史

杨天石教授曾经给我取了一个绰号,说我是“二史堂主人”,意即我的文章是正史与野史皆为有之。

我当场回答杨兄说,以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言之,不论国、共双方的正史(或官方史料)之可信度不高。

孔子说,杞宋文献不足征。文是指书面资料,献则是指耆老故旧。

先祖父阮性存(荀伯)公清末留学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与胡汉民、汪兆铭(精卫)、陈叔通、古应芬等国民党元老同学,先祖父也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中华民国的建国。在北伐成功后,先祖父出任国民党的第一任浙江省政府之司法厅长,不久后即病死。先父阮毅成(思宁、静生)公则长期在蒋中正先生麾下服务,在一九四九年前,国民党政府主政大陆期间,先父曾经担任了十年的浙江省民政厅长(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先父则历任“中央日报社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与“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

我祖籍浙江余姚,与蒋先生的故乡奉化是邻县,因此我的家族在浙江的国民党圈子里不但甚有地位,也可以说是渊源甚深,享誉甚久,而且是深知蒋家与国民党史事者也。

也就是说经由亲友及父、祖辈的交谊圈,我从小就听到了许多正史中找不到的民国之掌故与秘闻。

在阅读蒋中正日记时,有许多从我少年时就听到过或见到过的人与事,在我脑中乃一一浮现出来。这就好像原本散落在一地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珍珠,我可以因此日记而将之各安其位,把它们串连而成项链。

这是我比其他的同文在研究蒋日记时占了便宜的地方。此即作为他的浙江同乡,又是出身于国民党元老的家庭的我,比较能了解蒋先生的文句与思路,以及熟悉他日记中所提及的人与事。可是凡事必然会有正反两面,我也因之可能比较偏向于同情或认同蒋先生及国民党,容易陷入主观偏袒之毛病,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自我警惕的地方,也希望读者们予以批评及指教。

幸好在讨论近代史的时候,大家都是各抒己见,不是一言堂,因之拙作如有缺失,也不过是聊备一格,谨供读者参考而已。

六、史料、史识、史德与史论

古人治史本来就有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之分别。

就史料之取得来说,古今大为不同。古人取得史料极难,而今人则因印刷术之发达,与网络之使用,反而成为史料太多,而且过犹不及,也造成了困扰。此即取舍不易,再加上真伪莫辨、轻重难分,时人论史问政乃往往成为汉人王粲登楼赋中所说的“行衢道者不至”──太多的说法、太多的选择,反而使许多人觉得无所适从。此时就得依靠个人的史识了,这个“识”字可分两个层次,即微观的“见识”与宏观的“识见”。

“见识”是指个人后天性的见闻所思,而“识见”则是指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才能。此即不但能综观全局,而且在重重包围之下,能在千军万马之中一眼便可以看出一条生路,杀出重围去也。

前代史学家中以“见识”的博大言之,当推梁启超(任公)先生为第一,而在“识见”之精深言之,我以陈寅恪先生为魁首,这两位都是我在下笔时心目中的偶像人物。

先外祖钱倬(逸尘)公在指导我练习写作唐宋文时,为了要培养我下笔时的“文气”,从我在初中时便要我多读梁先生的饮冰室文集。而陈先生的文章,则是在先外祖已过世后,我在念台大数学系二年级时,于无意中发现的。

那时台湾的出版物很少,书本的售价也颇为昂贵,好读书的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台北市重庆南路是书局的集中地,两旁都有为数众多的书店。这些书店所出售的书籍却是大同小异,差不多。每每在下课之后,吃了一碗路边摊卖的汤面,我就从街头的书局开始,选择了一本书,读完一章以后,就走到下一家去读那本书的第二章,如此一圈走下来,一般来说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一本书给读完。偶尔有大部头的书籍,就得多去几天才能读完。总之,在读完一本书之后,下一次再去,把同一类的另一本书给读了,如此接二连三,便可以不花一文而读书甚多。我发现这些同类的书籍,例如中国文学史,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书本,往往其内容却是雷同的,大家抄来抄去而已。这样子重复读过几遍相同的数据,那时年轻,记性好,也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了。

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初读时,我以为分量不重,很快便可以读完。哪知道一读之下,甚为震惊。哪里想得到,陈先生文笔之优美、推理之严谨、立论之新颖与数据运用之巧妙,都可以说是到了完美的地步,令人爱不释手,值得一读再读,久久不忍舍去。

记得那年(一九六三年)暑假,在初读陈先生大作之时,我正在研读一本数学方面的小书,即是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位代数学家写的Peano Axioms。此公先作了五个假设,因之推衍而得了整数系统。其推论之严谨,演算之巧妙,不亚于一般人都学过的欧氏几何(即平面几何)。

我把陈先生的史学作品与此代数书相比较,发现在陈先生笔端,史学论文也可以写得像一篇数学论文这样论理清楚,真是令人心醉。

我当时刚念完大二,这两本书可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实为深远。就是使我后来在美国留学时,选择了代数学作为博士论文的专科题材,并且在业余有空暇时对写作历史方面的文章深感兴趣,历五十年而不衰。

当然在“识见”方面,因才资之高下有别,天赋不同,我是远远不及陈寅恪先生的,只希望能取法乎上,则得其中,已经算是侥幸的了。

有了史识,下笔者才能在许多的史料之中作个选择与编排,其论文的水平才能入目,这是在做淘沙取金,酿花成蜜的功夫。可是此人若是有才而无德,会使读者未读其书而先不信其人,则患莫大焉。也就是说作者的史德是写出一篇能被读者接受的史学作品之基本条件。

以上谈到的史料、史识与史德这三方面的考虑,是中国史学中对作者久已有之的要求,自有公论,大家早已有了共识。下面要谈的史论,则有两种不同的典范,并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此即:

(一)述而不作;例如孔子写春秋,只记述史实。其实孔子“微言大义”、“乱臣贼子惧”,也就是说他在选字造句时甚为谨慎,已把他个人的意见包涵在内,是在做“置入性的营销”,只是没有明白标示出他的论点而已。

(二)作者明白地写出其个人的论点,并且与所记述史实的文句分开,使读者一目了然。例如司马迁写《史记》便是如此,他在正文的末尾往往会写出以“太史公曰”为起首的一段文字,来表达他个人的意见。

七、拙作与一般史学论文三个不同处

我之接触史论的文章,最初是在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一年级,练习写作唐宋文时,在先外祖指导下去读“古文观止”、“古文评注”、“东莱博议”、“韩文公全集”等等书籍,其中不少文章是在讨论与评议历史故事的。外祖父当时是在教导我怎样去写文言文,却顺便把我带进了史论的圈子里去。

中年时我写了十年政论,到退休后,已入老年的我,兴趣是在历史与书法的研习。然而积习难改,在论史谈文时每每喜欢发表个人的意见,这是拙作与一般学术性的史学文章第一个不同之处。

因为拙作的篇幅往往比史记的篇章要来得长些,难以仿效太史公把史论部分集中在一篇之末尾去写出来。因此我会在全文之中分散插入我的论点,用“我判断”、“我分析”、“我认为”这种句子作为标示。有些读者可能会不喜欢拙作的这种作风,他们认为应该像孔子着春秋这样的“述而不作”。那么容我建议,就请他们把那种段落的文句跳过去,略而不读可也。这就像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如果不喜欢司马迁个人的看法,是可以不去读那些“太史公曰”的片断。

拙作在体裁上与坊间常见史学文章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我不喜欢多用批注,在本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里,即(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长”陈下严上之原因),其第六章“感言”的第七节,即“拙作为什么不多作自注”中间,我对这一点已作了说明。因为这节文字稍长,在此不再复述,此处要强调的是古代中国人写书者自己是不作批注的,都是由旁人去作批注的。

拙作与时下的史学论文第三个不同之处,是在论点所采取的切入之角度与推论分析的方法。

自从“五四”以后,西风东渐,国人纷纷出洋取经,治史学者亦为如之。

我在美国住了四十多年,所学所事皆为数学、计算机与企管,并没有念文史哲等学科,因此对西方史学界的治学方法并不熟悉。反过来,由于家庭的因素,我从小熟读了古文与国史,倒是与五四以前的读书人背景类似的了。可是我与他们是有大为相异之处,就是我究竟长期在美国生活,总不免受西方人影响。

与我同辈留学国外的史学界人士相比较,我没有他们的专业修养,可是比起大多数此中人来说,我的国学或中文程度稍微比较好些。他们与我们父祖辈的“西化派”文史哲学专家们相比,例如与胡适之、傅斯年、陈寅恪等等去比,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史哲的资料之掌握是远为不及之的。

同辈中,时下这些运用西方的治学方法去整理国学的人,不论是在文、史与哲学方面,其优点是观点新颖,所用的方法较为慎思明辨、逻辑严谨,可是大多数人的缺点是对他们所要研究讨论的题目与素材所知既为有限,也不够深入。因此这一类的作者往往喜欢挟洋人以自重,大量引用洋人的研究所得,以其外国师友而自重。请问,陈寅恪先生游学欧美著名学府十多年,其师友多为当时之汉学名家,在陈先生的论文中却罕见引用此辈之论点者,此因先生之学术成就已远远超过他们了。

那么,我与国故派史学人士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是在试着用研究数理的方法去分析及研读中国历史,这只是一个我个人的尝试。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在引用西方人的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只是一般人是用其史学方法,而我则是用其数理方法而已。

这当然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背景所造成的,至于我研究的题材,例如本书中所收的五篇文章,即以蒋中正日记为基础,去分析国民党的几件史事,则纯为一时兴起之偶然。我所要努力的,是利用这些文章,试着为史学同好们去建立一个思考或研究的模式,至于拙作的题目与结论,并不重要,谨供参考而已。

对学数学的人来说,任何一个习题,都已经是有了答案。从小到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千百个习题,不论是算术、代数、三角、几何等课目皆然。这些题目,老师理应都知道答案,可见都是已被解答过的。那么学生们为什么要一再辛辛苦苦去寻找答案呢?这是因为大家要学习的,并非在知道这些题目的答案,而是在训练如何思考去找答案的方法与过程。我在谈史论文方面的作品,不仅是在发表拙见,而且也是在史料泛滥的今天,试着去找出一条新的研究的方法来,以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教。这是因为古人传下来的研究方法,有许多并不适用于资料过多的现况也。

在古代不论是用手抄或雕版与活字印刷,其出版物的数目,不论是印刷量或书籍之种类,都要比现代远为稀少。因此古人论史治学多重出处,以其可考也。现在因为印刷方便及网络应用,使得数据之来源已近泛滥,过犹不及,此时再用古人治学之方法,往往会造成尾大于身,一篇短文后面所附的注释之篇幅会比正文冗长得多,而且使得大多数的读者也懒于查看也,这些释文乃为徒具形式而已。

总之,拙作并非在写严谨的学术论文,一如杨天石兄批评我的,拙作是正史与野史皆为有之,但也像吕芳上兄当面告诉我的,有些拙作将来也可能被正史所采用。不过那些拙见能否为后代所采用为正史,对我来说,并非紧要,我所努力的,是在发展出一套比较重于严密推理的史学方面之思考模式。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许多已经公开的官方说法,从清末到今天,多少都有些疑问。一如王国维之鹧鸪天词有句曰:

“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此疑不可疑。”

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不正也是这般光景的吗?

我曾告诉郭岱君女士,现代史与近代史之研究,因为官方文书之多不可靠,使研学者如身在黑暗的隧道之中。蒋日记之被公布,是隧道壁上有了裂缝,使身在隧道中的我们能够因之看到了一些道路,可是终为有限。此须要在长远的未来,有了代换时移之后,研学者才可能走出隧道而有了大放光明而得窥全豹之机会。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也有涯,一如王粲登楼赋中所说的“惧匏瓜之徒悬”、“俟河清其未极”,可不能因之无所事事,去苦等各种资料之解密或公布,以致虚度此生。因此包括拙作在内,时下大家有关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作品,在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情形下,是有可能被继起者超越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去努力建立一个研究方法,比去寻找一些在近代史与现代史的问题之答案,来得更为重要的理由。此即因为受了数据方面的限制,我们所做出来的结论,可能会有局限性。但是研究与思考的方法或模式,则不受此限制,对继起者的帮助将为更大。

就像大家所曾学过的平面几何,这是初中的教材,可是在其中所学到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却是可以放诸四海,为终生行事运思之所用也,并非只限制在几何学方面。又如元代的大书画家赵孟(子昂、松雪)在指导大家习字时所说的:“笔法百世不易,结字亦须讲究。”我所努力想去架构的在近代史与现代史方面新的研究方法,即是在资料已经多到泛滥程度的今后,去寻找一个新而可用的“笔法”。至于拙作的结论,只是我的“结字”,谨供参考而已。宋朝的大书法家米芾(南宫)曾说:“似我者死”,就是说其结字未必一定可学也。

在书法方面,我曾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中的旧学,包括书法、国画、国乐、中医等等项目在内,都在走下坡。我们生当淑世,所能做的,只是兴绝学,存危继绝,做香火传承的工作,以待来者。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参加奥运的选手,为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上去争一席之地,我们只是两个奥运中间传递圣火的人,自己能跑多快与多远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把圣火的火炬能传给下一棒。

其实此不仅限于书法,在论史谈文方面亦为如之。传香火,兴绝学是每一个读书人的天职,愿与大家共勉之耳。

二○一二年二月于台北

导言

拙文《解析蒋中正放逐陈立夫之经纬》(以下简称《解析》)在《传记文学》月刊第五五六期刊出之后,承赵宝熙先生于《传记文学》第五五九期作了“补充说明”,赵先生根据陈立夫先生的自述,提出了与拙作两点不同的看法:

(一)陈果夫及陈立夫两位全盘否认“CC”这个名称。

(二)有关“行宪”之初,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张群受命组阁而未果一事,我根据先父晚年在台北的口述回忆,认为是陈立夫领导下的“CC”利用党籍立委举行假投票予以暗阻,是“瞒上弄权”。赵先生则引立夫先生之言,认为蒋先生事先并没有告知陈先生他的心意,因此陈先生疏于安排,才弄出了是是非非。

二陈兄弟在蒋先生于大陆主政时期,组织了一个以政大师生校友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世人称之为“CC”。在蒋先生日记中亦以此称之,可见已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最近我从先君所遗留下来的书面数据查到,在抗战前于南京洪兰友先生家中,由陈果夫先生监誓,他宣誓参加的团体,其名称叫作“青白团”。恕我寡闻,以前从没听过“青白团”这个名字。不过二陈兄弟领导的政团的正式名称是不是叫作“CC”,我们暂且不必为之争论了,我们姑且从众,在本文中以“CC”称之好了。

为了弄清楚在张群“组阁”受阻一事中,“CC”及陈立夫先生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我去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细读蒋中正先生有关此事之日记。今逐条全文抄录附记于本文之末,以供大家参考。

我的结论是“CC”及陈立夫在事先知道蒋先生要张群“组阁”的心意,而且也是利用了党籍“立法委员”假投票去阻挡此事,不过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并非无理取闹。而且在举行假投票之前的数小时,陈立夫已当面向蒋先生报告他们反对张群的理由,并预告张群将要落榜事也,此与先君所告诉我的,是在假投票后,立夫先生方向蒋公推托为不同也。

拙作另有一个错误,谢谢赵先生指正,即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二月的翁内阁时期,陈立夫是“立法院副院长”;到了孙科接替翁文灏“组阁”,陈先生才入阁为“政务委员”,因之辞去“立法委员”。并且此举确是出于陈先生之自愿,而非受到蒋先生之命令。不过陈先生之未能继孙科出任“院长”,则是在陈作出入阁之决定以前约二十多天,已为蒋先生所劝阻,蒋先生当面告诉陈先生,他认为陈先生“不宜竞选”也。

此外在研读蒋先生日记时,我发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先生之引退下野,除了众所周知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逼宫外,另有一个原因,即是蒋先生所属意的新任“立法院院长”提名人李培基先生(晋阎系)之落选。此事是“CC”暗中支持“团派”的童冠贤委员将之击败,也就是陈立夫先生阳奉阴违,使得“CC”与“团派”合作,以共御外敌之“意外”事件,我将此事件顺记于本文之中。

从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常会双提名张群“组阁”,与陈立夫出任“立法院副院长”起,到同月二十四日中常会改提翁文灏“组阁”时为止,一共十八天。本文之主旨在依照这段时期内蒋先生的日记而对此政争作分析。

蒋先生及陈立夫先生是此政争的两造当事人,所言都是主观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两人的说法并存,以供大家自己去作评断也。

在拙作《解析》中有关此次政争的材料,是得之于先君在一九八○年代的口述回忆。一九四八年五月先君住在杭州,先母则是新科“立法委员”去南京开会,身历此事,因此先君也是二手传播,自然不如蒋先生与陈先生两位的讯息来得多了。因此在有关这十八天政争的记述与分析,我的看法当以本文为准,如前作有与本文不合之处,谨向包括赵宝熙先生在内的读者们致歉也。

团派”杯葛陈立夫、“政学系”张群受池鱼之殃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蒋中正先生及李宗仁将军在南京分别就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正、副“总统”。

五月二十四日原任“行政院长”张群(岳军)辞职,“蒋总统”改提张“内阁”的原任“副院长”翁文灏先生继之。

先是,在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会议都已经议决,提名张群院长组织“新阁”,并预备交付将在五月十六日新召开的“立法院大会”予以同意通过。

从五月六日到五月二十四日,在这短短的十八天里,新任“行政院长”的人选由张群改为翁文灏,其过程实为曲折复杂,乃是种因于一场惊天动地的国民党内的重大政治斗争。

张群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组阁,当时是“训政时期”,尚未“行宪”,是由国民党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可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行宪”后,新的“行政院长”照新颁布的“宪法”,是由“总统”(蒋中正)向“立法院”提名,并非如“训政时期”之由党总裁(蒋中正)交由中常会及政治会议议决后,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提出。

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所选出的第一届“立法院”中,共有七七三名委员,其中二陈兄弟所领导的“CC”则占了五百名以上,也就是说“CC”对新“阁魁”人选拥有决定权。

在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提名张群“组阁”之同时,也提名了陈立夫出任“立法院副院长”。此两案在提名时,需要交由国民党的中常会与政治会议讨论。在元老们居多数的这两个会议中,反对陈立夫者为多数,而张群则是政通人和,轻易过关。

可是两位一旦获得提名以后,便要交给“立法院”去分别票决,此时则张、陈两人在“立法院”中的支持度便正好与在中常会的支持度翻转了过来,成为陈立夫必然出线,而张群则要看“CC”的脸色了。

因此在五月六日中常会里,两案之所以能够同时过关,是反陈派与拥陈派的政治妥协。反陈派放水让陈立夫获得国民党中央之提名在先,而拥陈派则需要在其后“立法院”里放水让张群顺利过关去“组阁”,以为回报。否则以中常会中反陈立夫者占了“十之七以上”,陈立夫是无法获得国民党中央提名去出任“立法院副院长”。

既然双方在五月六日做了妥协,为什么“CC”五月二十一日的假投票时要反对张群,力捧何应钦呢?那是因为在五月十七日下午选举“立法院副院长”时,“CC”的政敌“团派”另推出傅思义“委员”与陈立夫相抗。“CC”既然占了七分之五的“委员”总数,当然有足够力量来支持陈立夫当选,有惊无险,可也“费力甚多”,因此“CC”当然认为反陈派没有履行五月六日的政治协定,是悔诺在先。再加上选举当天蒋氏夫妇走避无锡,去游太湖,更使“CC”群情大哗,连陈立夫本人都认为蒋先生对他“不够支持”,在假投票前数小时当面向蒋先生呛声。因此为了要替陈立夫讨公道,出口气,“CC”乃报复在张群身上了。可是反对陈立夫的是“团派”,张群则是“政学系”,是受了池鱼之殃的。此是“CC”怀疑蒋先生偏袒“团派”,乃对蒋氏表态,与之相抗,去公开杯葛张群,目的是要让蒋先生难堪。

其实在五月十一日到十四日之间,当“团派”展现反陈之企图时,蒋先生不论在公开的宣传会报中,以及私下派蒋经国去向“三青团书记长”陈诚(辞修)将军提出了严厉的警告,都是支持陈立夫的。可是这种私下的行为,本来就不是陈立夫或“CC”所能得知,更何况并未奏效,因此使得“CC”及陈先生误以为蒋先生故意纵容“团派”来与他们相抗了。而且从事后蒋先生并未执行他对“团派”的严厉警告去看,我认为陈立夫及“CC”对蒋先生纵容“团派”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我判断因为“CC”在“立法院”中一派独大,蒋先生才会拉拔“团派”的声势,以便从中驾驭也。

在引述蒋中正先生的日记之前,我谨在此先依照赵先生的说法,引述陈立夫先生的自述,以便大家将两造的说辞去作相互比较也。

陈先生说:“蒋先生胜利后要学民主,也要看看大家的真意,反正不如蒋公的意,他可以否决,其实他跟我说了,我就可以先安排,不必弄得事后的是是非非。”

赵先生说:“这段话想起来是针对大仁说的假投票。”

今依照蒋先生在此十八天中日记有关此事之记载,按日期制表来记述事态的发展,因为在表格中无法将原文悉数抄录,只能予以节录,我乃将原文全抄附在本文之末,供大家参照。

十八天政争之逐步发展

今将上表所列出此十八天中之政争逐步列出如下:

(一)陈立夫先生在事先知道蒋先生心中要指定张群“组阁”,此由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张案”可知也。

(二)在此同时,中常会亦决议推举陈立夫为“立法院副院长”。因此“陈案”及“张案”之两案并列,是绑在一起的包裹性政治协定。

(三)在中常会五月六日通过“陈案”之后,“立法院”中的“团派”(反陈派)即酝酿杯葛“陈案”,蒋先生乃在公开的宣传会报中,以及在私下,都严予申斥之,以支持“陈案”。

(四)可是在五月十七日陈立夫竞选“立法院副院长”时,发生了下述两件事,使“CC”及陈立夫认为反陈派并未信守其政治承诺,而且蒋先生也默许此事,此即:

(甲)“团派”(反陈派)另推傅思义“委员”出马与陈立夫竞逐“副院长”,因之陈立夫“费力甚多”才能当选“副院长”。

(乙)选举前一天,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蒋先生偕夫人离开“首都”南京两天,好整以暇地去无锡游玩太湖,到了选后才回南京。

因此他们认为蒋先生对陈立夫“不够支持”。

(五)五月十八日,即“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后一天,张群已感觉到“CC”将为十七日选“副院长”一事对他发动反击,因而临时抽身,坚辞“组阁”之新命。

此时蒋先生并未感觉及此,不明了张群为什么临阵逃脱,乃在日记中大发牢骚,严加指责。

(六)五月二十日蒋先生在就任“总统”前两小时,召开了一个四人小组会议,顾祝同(墨三)出席,他代表何应钦表示不愿“组阁”。而另外两位出席者,即陈立夫及张道藩乃建议由党籍“立委”举行一次假投票,以“测试张群之得票数”,蒋先生予以批准。

(七)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假投票之前数小时,陈立夫面告蒋先生张群将要落榜,两人大起口角。亦因之可知在假投票中,陈先生及“CC”已预作安排,否则既然是秘密投票,陈先生怎么可能预知结果?

(八)假投票之结果,何应钦得票高出张群。

(九)蒋先生觉得受了陈立夫之“压迫胁制”,大为不满,乃在五月二十一日晚饭召见陈布雷,大吐苦水。

(十)陈布雷一方面为陈立夫缓颊,二方面推介翁文灏“组阁”。

(十一)蒋先生乃予接受,并在五月二十三日召见何应钦面告将另提翁文灏“组阁”也,并在五月二十四日交由中常会及“立法院”通过。

此次政争乃告平息。

(十二)蒋先生受了陈布雷为陈立夫缓颊的影响,把他的罪名由“压迫胁制”改为“蒙骗总裁”,并把张道藩也列为“共犯”,此示陈立夫也是受了他的干部之影响也。

拙作《解析》一文中,有关此政争的记述,因之有下列需要修正之处:

(一)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到十二月的翁“内阁”期间,陈先生是“立法院副院长”,并未入阁,要等到当年十二月底,孙科继翁文灏“组阁”时,陈立夫才改任“政务委员”,辞去“立法委员”。

(二)为了假投票事,蒋、陈二人之争执,是在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而假投票则在当天下午举行,因之并非如拙作所说的在假投票之后。

(三)陈立夫当面告诉蒋先生他的干部都将不会支持张群,并明告理由,并非如拙作所说的作了推诿搪塞之辞。

“CC”与蒋先生合演了一场戏——翁文灏“组阁”

蒋中正在日记中,于五月二十一日晚上与陈布雷见面之前,从来没有提起翁文灏为可能“组阁”的人选。

可是在其后,蒋先生也没有说明是陈布雷所作的推荐。若非陈布雷先生在自杀前不久向先君作了说明,他说翁文灏是由他向蒋先生推荐的,此事将失传矣。

蒋先生不作说明,是他心知陈布雷也是“CC”的领导人之一,陈布雷是代表二陈兄弟来讲和的,因此他如果让世人知道翁先生是由“CC”大老陈布雷所推介,则是让后世知道他之接受翁文灏是做了城下之盟。明乎于此,我们才能了解在翁氏出线后,蒋先生在中常会与“立法院”的公开行动,是“CC”替他做面子,使他在张群受阻之后,挽回威信也。

在决定了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长”之后,蒋先生在中常会及“立法院”演了一场大戏。乍看上去,他忽然变得十分强势,可是如果知道翁先生本来就是二陈兄弟通过陈布雷向他提出来的人选,“CC”当然会在“立法院”全力支持翁先生,我们就能知道蒋先生的强势作为,只是在装腔作态而已。且看蒋先生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的日记: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昨夜安眠足有六时半之久,实为难得之现象。今晨朝课后,即约本党老者,征询行政院长拟提翁文灏之意见,彼等皆甚赞成。乃到中央党部纪念周后,开临时常会,提出翁咏霓为行政院长,讨论一小时,表决通过。常会以立法院中之党员对中央决议每持反抗态度,如常会决议后,恐不能在立法院通过为虑,故有主张不用决议方式,而先开立法院党员大会通过后,再由常会决议。余以为此乃不成体统,中央自废纪纲,不可也,仍由常委决议。一面召集立院党员会议,要求其赞成也。下午二时召集立院党员会议,余亲自出席说明,以全场一致接受后,乃开立法院会议审查会,结果甚顺利通过,即交其大会付表决,以六分之五以上票数同意当选也。于是新政府第一之难关通过,此为一星期以来,惟一之难事,幸得解决矣。

“CC”既然让蒋先生大出风头,公开挽回了面子,蒋先生也愿意与陈立夫修好。乃在五月二十五日,即第二天晚上召见陈立夫。想不到在此私下一对一的会面中,陈先生还是不给蒋先生面子,拒绝让步认错,蒋先生只得说:“可痛!”了。

李培基落选案

蒋先生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就任“总统”的,次日,即五月二十一日清晨,当陈立夫面报蒋先生在当天下午的党籍“立委”假投票中张群将要落榜时,蒋先生大怒,声称若然他将要“下野”。在他就任后的第二天,他就说要“下野”了,当是气话。

五月二十四日翁文灏出线后,政争结束,蒋先生的日记里就暂时不再提起“下野”了,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月间蒋先生又在日记里常常提起“下野”起来的。

这前后六个月的差别甚大,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间,国共尚在东北交战,可是到了十一、十二月间,东北、山东已为中国共产党所占领,华北已告不稳,而且此时“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败相已露。更有进者,翁内阁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已全面失败,造成了金融及经济的大崩溃。

因之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孙科即将“组阁”之际,蒋先生又在考虑“下野”,而此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促成了他之毅然求去:一件是由“华中剿匪总司令”,桂系的白崇禧将军领头的逼宫,此是为了拥戴桂系首领、“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之继位。另一件则是国民党中央所提名的新任“立法院长”李培基之意外落选。

“白案”为世所众知,至于“李案”则甚少人注意及此,而在细查蒋先生日记之后,我发觉此事实为促成蒋先生决心“下野”的原因之一。

当孙科由“立法院长”改任“行政院长”时,因之而起的人事变动有三,即:

(一)新任的“立法院长”人选。

(二)原任“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的职位是否因之更动?

(三)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人选。

孙科最初属意的“行政院副院长”人选为张治中(文白)将军,张氏属于“政学系”,为美国及中国共产党方面都能接受的国民党政府重臣。张将军本人对此新职则十分犹疑,而蒋先生在十二月八日的日记中说:

与岳军、文白商谈哲生态度,及其组阁之利害得失甚详,属文白接受其副院长之要求。

此时“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军队败迹已露,而美国的态度是要逼蒋先生退位,因之孙科的态度也改趋消极。

到了十二月中旬,孙科改变心意,愿意组阁,可是改为要求吴铁城出任新阁的“副院长”。起初吴先生并不愿意,蒋先生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说:

岳军与铁城来谈,协助哲生组阁事,铁城绝不愿任其副院长,则难以组阁矣。

此处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蒋先生会说难以“组阁”呢?当时共军渡江已不可免,国民党政府只有退守西北、西南与东南,此时浮上台面的方面重镇将是:

1. 西北——张治中(文白),属于“政学系”。

2. 西南——张群(岳军),属于“政学系”。

3. 东南——台湾与福建为陈诚(辞修),属于“三青团派”。

两广则为粤系与桂系。

其中张治中与张群皆属“政学系”,而孙科则代表两广,尤其是“粤系”。亦即除了各省的地方豪强之外,“中央”将是粤(孙科)、桂(李宗仁)与“政学系”共同合作的局面,因之亟须“政学系”参与“新内阁”。在张治中与张群即将分别外放去坐镇西北与西南之际,“政学系”乃共推吴铁城出任副“阁揆”,可是届至十二月十九日,吴铁城仍无此意愿,蒋先生乃有难“组阁”之叹也。

到了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日,蒋先生日记说:

朝课后,约见亮畴与铁城,谈协助哲生组阁事,铁城据然允任其副院长,私心为之一 慰。

按,王宠惠(亮畴)先生时任“司法院长”。又此处蒋先生写的“据”然,当是“居”然之笔误。

至此新阁的“行政院副院长”之人选乃告底定,亦因之影响到陈立夫先生的出处。在孙科即将“组阁”之时,“立法院长”必须另推人选,陈立夫身为“副院长”,是当然的候选人之一。可是蒋先生另有打算,十一月三十日蒋先生日记说:

昨午与立夫谈立法院长事,劝其不宜竞选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说:

召见薛笃弼、陈立夫商定李培基为立法院长候选人,十时召开中常会与政治会议,通过行政院各部会长人选。

此即因为陈立夫在此时答应入阁,故在三人小组会议后,即可底定行政院之人事案也。同一天日记:

正午约岳军、礼卿来,谈白崇禧派人来告,属其二人劝告余从速下台,否则后悔莫及。

此是白崇禧以“华中剿匪总司令”之身份,坐镇华中武汉三镇,号称拥兵六十万,乘着徐蚌战役蒋先生的嫡系大败,折损了三十多个师之危机,采取兵谏,逼蒋“下野”之始。此处之岳军为张群,礼卿为吴忠信,两位皆是与白崇禧有私交的蒋先生亲信,所以白氏请他们代向蒋先生传话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败绩。一月二十二日,北平易帜、和平解放(按:傅作义部队于二十二日出城,接受改编,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接管)。一月二十一日蒋中正引退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代理“总统”,此距白崇禧发动兵谏之始,为时大约一个月。

在此一个月中,除了“桂系”发动了前后几波倒蒋活动之外,另有一件事牵涉到蒋中正与陈立夫之间,即李培基落选之事,此也是促成蒋先生引退的原因之一。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提名李培基之后,“立法院”中的“三青团派”即发出反对之声浪,蒋先生二十三日之日记说:

昨日最复杂困难之问题,即立法正副院长人选提名问题,忽于五分钟解决。

前一天决定了“立法院长”提名李培基,而原来的“副院长”陈立夫入阁为孙“内阁”之“政务委员”,因而辞去“立委”,所以蒋先生乃有如释重负之感了。

此即赵宝熙先生所引陈立夫后来在纽约所说的,因为孙“内阁”之新任“副院长”吴铁城之坚邀,彼乃允许出任“政务委员”,当是事实。在十二月二十日吴铁城方才答允自己出任“副院长”,而在两天后,即二十二日陈立夫随之入阁,因而使蒋先生解决了他心中的一个难题。即在孙科卸任“立法院长”后,蒋先生既然不愿意陈立夫继任,则在新“院长”就任时,如何安排原任“副院长”陈立夫之出处呢?若让他留在“立法院”,则使其屈居新人之下,是不合官场的政治伦理也。

可是接着发生的问题是,李培基既不属于“CC”,也不属于“团派”,而是属于阎锡山的派系,因之他的出线引起了蒋先生嫡系的反对。

为什么我有此判断呢?因为:

(一)在决定提名李培基的小组会议里,出席者三人,即蒋中正、陈立夫与薛笃弼。蒋与陈在场是合理的,为什么会有薛先生在场,反而李培基本人不在场呢?薛笃弼是阎锡山的心腹,曾任内政部长。此即在东北、山东已失,华北不稳之时,蒋先生已考虑到整个北方必须借重山西的阎锡山,要拉住他,不使他投中国共产党,乃把“立法院长”给了他属下的李培基。而且从李氏本人缺席去看,那一天他可能并不在南京。

(二)在中央提名李培基后,陈立夫领导的“CC”不便公开反对。这是因为三人小组在做决定时,陈立夫是出席在场的,因此乃由“团派”出面唱反调了。可是如果“CC”支持“中央”,则“团派”当然不成气候也。

因此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蒋先生接着写道:

五:“立法院”选举议长之提名决议案,新政俱乐部(青年团)等仍主张其原定之童冠贤,而不选李培基,不胜悲戚。乃召立夫、健群来谈,严令其执行党的决议,其中复杂离奇,情形实不可思议,党员之失纪弃信,殊为痛心。

也就是说在陈立夫入阁,不得继位“立法院长”,而蒋先生又要挑选一个外人李培基来做“院长”的时候,本来同属蒋先生嫡系,积不兼容的“CC”与“团派”,此时反而合作去共同杯葛李培基,共同推选“团派”的童冠贤与之相抗也。这是蒋先生事先没有计算到的变化,才会说“复杂离奇,情形实不可思议”的了。

刘健群是“团派”在“立法院”的领导,后来也曾担任过“立法院长”。这是在五月十六日新“立法院”成立后,蒋先生很少有的把“立法院”中“CC”的领导人陈立夫与“团派”的领导人刘健群一齐召来面谈的例子。十二月二十四日蒋先生日记说:

另召刘健群、吴铁城等切嘱其所属立法(委)员须照中央决议选举,及至下午五时选举结果,正院长为童冠贤,而非李培基,此为平生入党以来任党务后唯一之打击,从此本党等于破产,革命历史完全为若辈叛徒所卖,立法院亦无法维持矣。比诸四月间哲生不能当选副总统时之失败更惨也。何使党败至此,岂非余无能罔德之罪恶乎?余乃决心下野,非重起炉灶,另造干部,无以革命矣。

三天后,蒋先生即下令预备辞职宣言之草稿,而且在一月二十一日,即距十二月二十四日不到一个月,蒋先生乃“下野”矣。

新任“立法院长”童冠贤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大陆撤守后,长居香港,不来台湾归队,当亦自知在此次选举中,他已大拂蒋先生之心意也。童冠贤属于“团派”,“CC”则超过全体“委员”之半数,若无“CC”之支持,怎么可能当选“院长”的呢?

拙作《解析》中,以为陈立夫之从“立法院副院长”改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出于蒋先生之惩处其时阻张群“组阁”一事,当有下述需要改正之处:

(一)陈先生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假投票阻挡张群时,刚当选“立法院副院长”五天,所以在翁文灏继张群“组阁”时,仍为“立法院副院长”。

(二)在七个月后,“立法院长”孙科继翁文灏“组阁”后,陈立夫才改任“政务委员”。因之拙文以为陈先生是翁“内阁”之“政务委员”是错的,多谢赵先生在补正拙文中的指教。

(三)蒋先生在陈先生决定因为吴铁城而同意入孙“内阁”之前,已劝告陈先生不要竞逐“立法院长”。但当时蒋先生并无腹案安排陈立夫之出处,故自云“立法院正副院长”提名人选为最困难之事,到了陈立夫自愿入阁,则难题因之在五分钟内忽然解决也。

(四)有趣的是,真正替蒋先生解决此难题的反而是张群,此由熊式辉之证词可以见之。今已可见到的“政学系”要角熊式辉先生之回忆录第六七七页,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之日记说:

下午赴吴铁城寓,与张群、张治中、卢作孚等复会谈。张群先言孙组阁受命经过,次及与党一致办法,须张治中参加,邵立子、陈立夫亦参加。……本晚,吴铁城、张群将赴沪与孙谈组阁事。

此次会谈之参与者皆是“政学系”当时在南京之要人,时间在吴铁城答允出任孙“内阁副魁”前之十六天。由此可见陈立夫之参加孙“内阁”,虽由吴铁城出面向陈先生提出,最初之动议者,实为张群,而且是经由“政学系”要角们开会所认可者,并非如陈立夫之以为是吴铁城一人之盛意相邀,我判断可能陈先生也不知道“政学系”此次秘会之经过。

小结

因为读到了赵宝熙先生对拙作的赐教,我才去仔细阅读了蒋中正先生有关的日记,撰成此文,一方面以答赵先生,二方面也在对此次政争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蒋先生是当事人,一如陈立夫先生,其所记述者亦为主观。蒋先生批评陈立夫“狭隘不平”,只顾自己的立场等,其实蒋先生自己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例如在五月十七日下午“立法院”选举“副院长”一事,我同意陈立夫先生的看法,蒋先生之走避出京,是在暗中包庇反陈的“团派”,此由其日记有关此事之评语,是在检讨陈立夫之为人行事,并未深责“团派”,更且在事后并未实施其在事先对陈诚所提出来的警告,可知他对“团派”之反陈实为纵容也。不过,我在此也要检讨陈立夫及“CC”诸公的政治智慧。张群并非“团派”,是“政学系”,五月六日“中常会”之通过“张案”及“陈案”,是一个包裹性的相互承诺,“团派”对陈立夫的骚扰性杯葛,是与张群无关的,“CC”因之反对张群“组阁”,而与蒋先生公开反目,是不智之举。

本文所记述的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之间,大约七八个月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之政局。此为内战失利,财经崩溃,蒋先生的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在这段时期内,蒋先生的日记是以军事方面为主,“立法院”及“行政院”之事务并非其主要之考虑。

此外,在拙作中我提及洪兰友先生为“CC”“四大天王”之一,萧铮(青萍)先生为“四小天王”之一,承赵先生问及其他各位是何人?所谓的“四大天王”、“四小天王”是我在少年时听长辈们谈天时得知的,印象中赖琏(景瑚)先生是另一位小天王,先生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多年后退休。至于其他各位,目前我已记不得长辈们说的是哪些人了,抱歉。不过,在大陆末期及来台初期,“CC”位居部院长者,除了二陈兄弟不列名其中之外,另有朱家骅、张厉生、谷正纲、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等人,推想其人选当在诸公之中也。

最后,容我在此指出来一点,即迁台以后,先陈诚,后蒋经国,都是属于“团派”的。亦即蒋中正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之重用“团派”,并且长期放逐陈立夫出国,应当是他身受“CC”控制了三个国会之痛苦。此即在一九四八年内七个月中间,“CC”先是杯葛张群,后是杯葛李培基,都使蒋先生为之深痛恶绝也。“CC”在台湾因为“万年国会”而在国民党中央犹有一席之地,但是也因之在政府中长期成为少数派,此现象之产生,是种因于一九四八年“CC”在南京政府末期之表现。

附录

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常会提名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与陈立夫出任“立法院副院长”时起,至五月二十四日中常会改提翁文灏为“行政院长”之时止,一共十八天之间,蒋中正先生日记中有关此事之文字,今悉数全文抄录如下,以供大家参考。在本文制表论述、分析与评注此次政争时,因原文太长,我无法一字不漏全数抄录,但是又恐怕读者误会我未能忠于原文,所以将之列为附录,敬请公评之也。

五月六日

自十二时至十六时半,召见中常委与立法(委)员,商讨行政院长及立法院副院长人选。反对立夫者十分之七以上,最后以岳军为行政院长,立夫为立法院之副。党内纠纷已极,应积极改正领导办法,以资恢复向心力也。

五月八日

再与岳军谈改组行政院事。

五月十一日

青年团旧干部对党部二陈之不满,演成极端反对态度,表示立法院副院长之选举,仍不能服从常会之决议,若辈诚不惜毁灭本党历史以泄私愤。

五月十二日

正午宣传会报,对青年团少数干部要挟与背叛本党决议,反对立夫为立法院副院长,不胜愤慨。并令经儿转告辞修,警告叛徒澈悟,否则开除党籍。

按:陈诚(辞修)将军此时任“三青团书记长”。又此训斥之严令,在五月十七日之选举中“团派”公开抗命去反对陈立夫以后,蒋先生并没有执行,可证只是虚声恫吓而已,详见后文。

五月十三日

尤以青年团干部阳奉阴违,道义与精神完全丧失,殊失所料也。处境之忤逆,无以复加矣。

五月十四日

近日以立法委员中之党员不仅反对立夫,而且对行政院长人事亦要求过问、干涉。加之桂系不能开诚合作,党纪法纪皆荡然无存,内心忧伤,不知所止。

按:此时蒋先生并没有将反对陈立夫之“立法委员”,与要过问“行政院长”人事之“立法委员”之间是否为一派,或是对立之两派去加以分析,而是当作反对国民党中央者一体待之,当是失察。

五月十七日

本日新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上午哲生当选院长,甚为顺利。下午竞选副院长甚烈,反对派之党员以反对立夫,乃举傅思义相抗,结果仍为立夫当选,然而费力已甚。一般党员因反对立夫狭隘不平,而反抗党之决议,党纪党德至此荡无存。

按:蒋先生夫妇是在前一天,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离京去无锡玩太湖两天,待此次选举完毕后始返京。

五月十八日

六时访张岳军院长,贺其六十诞辰也。审阅战报后回寓,忽见岳军,坚不愿任新政府行政院长,此种行态,实非意料所及,且出人情之常。以彼始辞职时,我已属敬之准备组阁。彼又愿继续组阁,故请敬之辞让。而今日即将组织新政府之前夕,彼又突然请辞,令人不堪设想也。

按:敬之,何应钦将军之字号。又,张群当是在与蒋先生两次见面之中间得到情报,知道“立法院”中的“CC”成员为了前一天陈立夫受到的对待,而要用杯葛他组阁以示报复,所以才忽然打了退堂鼓,而此时蒋先生并未察觉此事也。

五月十九日

昨日立法院正式开议,对于行政院长同意权之条文,又在其议事规则上附加用人与政策先行报告、质询等条文,使行政院长无人敢允任此职,而立法(委)员中之党员在平时受本党组织部统制之苦闷,以今日民主宪政之口号下,揭露其极端反动而且反常,失却理性,如醉如狂之行态,此为梦想所不及。党员如此,更增灰心,而且顿萌厌世之念,心理悲惨,环境险恶,诚有不知所止之感。

按:蒋先生在此并未察觉“立法委员”此举是为了替陈立夫出气,而故意刁难,以逼退张群,反而认为是针对长期负责党组织部之陈立夫而发,实为误判。

五月二十日

朝课毕,约见立夫、墨三、道藩商讨敬之行政院长问题,知彼不愿担任此也,十时到国民大会举行就职典礼。

按:墨三为顾祝同将军,在此会中代表何应钦(敬之)将军出席。道藩为张道藩先生,是“立法院”中仅次于陈立夫的“CC”领导,来台后曾长期担任“立法院长”。又此会在“总统”就职典礼前数小时之清晨举行,可谓不寻常,乃事急矣。

五月二十一日

朝课后,即召见立夫来见,听其语意,一反常态,并明言其干部怪他太服从总裁过份,使其干部毫无出路。又疑余之出游无锡,乃为不助其当选副院长之表示,因之他要求其干部赞成张群为行政院长,势已不可能云。余乃告其辞职下野之决心,余本为爱护前方“剿共”官兵与全体党员,所以不忍辞总统候选人,今你中坚干部既如此心理,我已无可依恋矣。立夫更态之快,殊为一生最大之教训矣。……

召见彦棻等,听取上午中央党部立法委员之态度,与对行政院长人选假投票之经过,不胜愤闷。

按:此可证明在假投票前陈立夫先生已知道蒋先生要提名张群“组阁”之心意,并且他也事先作了安排,否则他怎么可能预知秘密投票之结果,此即赵宝熙先生转述多年后陈先生在纽约有关此事之自述,并非实话也。

而拙作所引先君的话也是错的,即先君以为陈先生是在假投票以后才去向蒋先生作的报告,而且是以不知情为搪塞。事实则是陈先生是在投票前即明白告诉蒋先生,“CC”不支持张群,因此在假投票中张群将要落榜了。

五月二十二日

昨日甫,约布雷来,谈立夫言行,自觉愤激过甚,神经几失常态,彼对余亦弄手段,以假投票方式来压迫胁制,使余不能不顺从其意,挺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藉此以排除其政敌张群,殊为可痛。妻与子皆劝余相忍为国,无论如何,此次必须再加以更大努力,忍辱负重也,否则前方官兵之心必动摇,后方经济必崩溃,将予“共匪”以灭亡民国之机会矣。余至此仍认为下野之必要,而且上帝亦示余以下野也。昨夜睡眠始入常轨,今晨朝课后,召见吴国桢毕,约亮畴先生来,商下野辞职程序。……十七时后约亮畴、哲生等商谈辞职与行政院长问题,未得结果。

按:前一日,即五月二十一日,清晨蒋先生召见陈立夫,两人大吵一场,蒋先生告知想辞去“总统”职务,下野求去,此为其就任“总统”之第二天。下午立委们举行假投票,何应钦将军得最高票,张群为第二,蒋先生闻讯乃“不胜愤闷”。晚饭时召见陈布雷,与之共进晚餐,蒋先生大吐苦水。今日则将昨日所言辞职“下野”之意念,与“立法院长”孙科(哲生)及“司法院长”王宠惠(亮畴)共商,此为其就职后之第三天,亦为远在“桂系”白崇禧将军于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倡言逼宫前七个月。因为蒋先生引退之事非本文之主题,因此暂此不提,此处只是要提醒研究此专题之学者注意此点。

五月二十三日

立夫、道藩等借预测投票为名,以敬之为工具而驱除岳军,其用心之恶劣,好弄手段,欺蒙党魁,于公于私,皆极不当。乃以实情明告敬之,余决不强其所难,并另举翁文灏为新行政院长,彼乃赞成,乃决决提翁,明日征求立法院同意也,昨夜眠极佳,下午会客,与墨三谈敬之行政院长事,……晚课后,约哲生等商谈行政院长事,决提翁也。

按:张群为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其“内阁”之“副院长”。在张群连任受阻之时,蒋先生又不愿接受“立委”假投票选出来的何应钦,则由内升而选任翁文灏也是合乎情理的折中方案。可是细查蒋氏日记,翁先生的名字先前从来没有被提出来讨论过,为什么在此时突然成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神来之笔呢?

蒋先生并没有在日记中对此点有所交代,幸好陈布雷先生在自杀前不久当面告先君,是他向蒋先生推介翁文灏“组阁”的。细查蒋先生日记,此举当是发生在五月二十一日晚饭时他们两人一对一的会面中。蒋先生当然了解陈先生与二陈兄弟事先已商量过的,而翁先生又是蒋先生能接受的折中人选,因之新“阁揆”人选乃告底定,而蒋先生在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均可高枕安眠矣。

五月二十四日之日记中有关此政争者已全文抄写在正文之第四节内,兹不再赘。

五月二十五日

昨晚课后,约咏霓、布雷来商谈行政院各部会长人事问题甚久,作初步意见交换也。

朝课后,约亮畴、布雷等与翁院长商谈政院人选……

下午沐浴后,召见立夫,彼毫不反省有重大错误,好弄小手段,仍一意怪人,可痛。

按:自五月六日中常会提名张群“组阁”后,蒋先生有关新“行政院”人事之日记文字已全部抄录在本附录之第一条至第十四条。请注意,有关何应钦“组阁”事,蒋先生征询之对象为何本人或顾祝同(墨三)与林蔚(蔚文)两位将军,有关张群组阁事则征询张先生本人。因此蒋先生从未与陈布雷商谈新阁事,可是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上与陈布雷谈话后,接受了陈布雷的推介,任命翁文灏(咏霓)“组阁”后,自五月二十五日起,频频约见翁文灏与陈布雷一齐商谈新阁人事。陈布雷长期在蒋先生侍从室负责,之前甚少预闻外事,此时他是在代表“CC”(二陈兄弟)参与翁“内阁”之组成,是在蒋先生与陈立夫闹僵之后的陈先生之代理人也。其次,在中常会及“立法院”都同意翁氏“组阁”后的第二天,蒋先生才召见翁先生与之商谈,作“初步意见之交换”,可见在此之前,蒋先生并未与翁文灏商谈过任命其“组阁”之事也。至于当晚召见陈立夫,我认为是在前一天“CC”公开给足蒋先生面子,力捧翁文灏之后,蒋先生给陈立夫一个找下台阶的机会。要他当蒋先生面在态度上有所表现,则彼此都可以重修旧好,哪知道陈先生不愿认错,蒋先生亦只有说“可痛”了。

二○○八年十月于北美

导言

拙文《黄少谷先生的风范难以再得》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第五三四期(民国九十五年十一月号)承蒙刊出时,主编成露茜女士在《编辑室手记》中说:“读者不一定同意阮大仁的看法,甚至质疑他提供的数据,但这的确是一篇很有震撼力的文章,加上阮先生说故事的方式,更引人入胜。”

其实引人入胜的是,当年先君告诉我此事之经过的时候,他老人家娓娓道来的描述,我这支笔能写出来的不过是其中的十分之一而已。

我在一九七○年代上期到一九八○年代上期,大约十年间,在海外写作政论。当时住在台北的先君对此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是有时会淡淡地说:“懂得的人不写,写的人不懂。”

在一九八二年我参加了庆丰集团从商,因而停止写作政论之后,有几次因商务需要而回台北小住,先君每每会乘机告诉我一些政坛的秘闻,像有关黄少老在“雷震案”发言的经过即为其中之一例。当时还是在经国先生主政的时期,我注意到先君都是与我两人在大街小巷散步时告诉我这些事的,当是在防他人之窃听也。

先君在我搁笔之后告诉我这些秘闻,我判断是要借我之笔在日后为近代史留下真相。先君与其友人既然是个中人,所处的时代又去之不远,自为不方便将此等秘史写出来公之于世。可是他们又担心久之史实恐将湮没,真相难以传世。我既然是他们下一代的一个能文之士,这些先君的朋友们之所以乐于将其亲身参与的大事告诉先君与我,或许是希望有借助我们父子二人的两支健笔,日后使此等史事得以传世吧?当然他们对我并未明言,而先君在转告其人其事给我听时,也从未指示要我写出来。可以说,一切都是在心领神会、不言之中的了。

先君是在一九八八年秋天过世的,我则是在一九八九年初回台在商界任职的,到我在二○○○年代上期从商界退休,自台北搬回美国定居之间的十一年多内,我在台北也曾有机会向先君的朋友们,如陶百川、余纪忠、张佛千等世伯多所请教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不过一直到二○○二年我开始在台北的《法令月刊》写作“如是我闻”的专栏为止,我始终不曾公开写出我在政治方面的闻见与所思,是有两个原因。即使在《法令月刊》上发表的每月一篇之专栏中,我也尽量少写有关政治的文章,这是因为我既然已经搁笔了二十多年,又何必重作冯妇去写政论,扰乱一池春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另一个原因是不论是得之于先君,或是其他的前辈们,我所知道的多是口耳相传,并无具体的书面资料以为佐证。而且目前我住在美国,又更难去作查证了。因之我也一直犹疑着,要不要将耳闻之事公开发表呢?

只是岁月不居,我如今也是六十四岁渐入老境的人了,如果我今天不把这些见闻赶紧写出来,此等史事或将如沙上之痕爪,随风而逝的了。

在前文《黄少谷先生的风范难以再得》一文发表时,成露茜女士的按语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总统’大位由蒋中正、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而至陈水扁,其中严总统被蒋氏父子选中担任这一重要的过渡角色,一直有各种臆测。”

这使我想起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在台的这几位“总统”传承大位的一些秘闻与其中的曲折经过,尤其是有关两位“副总统”,即陈诚与严家淦两位在脱颖而出时,蒋中正先生在幕后所作的一些安抚落榜者的“虚邀”之假动作,甚为有趣也。更由此可以看出,为何李登辉先生在提名李元簇先生出任“副总统”时,因为一意孤行,强势主导,以之与蒋中正的巧妙手法去两相比照,大家就会明了何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风波。这是因为当时初掌党政大权的李先生,其行事作风与国民党传统的习性,实在是相去太远了。这个重大政争的成因,从外在的大环境去看,是李登辉先生所主导的“台湾国民党”与两蒋留给他的“中国国民党”之政治文化的差异,从内在去看,是李先生日本式的行为模式与党内各大老的中国式儒者行为模式的冲突也。

陈诚出任“副总统”时之幕后安排

蒋中正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至第五任的“总统”,其任期如下表:

第一任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四 “副总统”李宗仁

第二任 一九五四至一九六○ “副总统”陈诚

第三任 一九六○至一九六六 “副总统”陈诚

第四任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二 “副总统”严家淦

第五任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八 “副总统”严家淦

蒋中正先生于一九七五年在第五任“总统”任内病逝,由严家淦先生升任“总统”。

蒋先生的第一任“总统”是在南京就任的,当时蒋先生虽然支持孙科先生竞选“副总统”,但是由李宗仁先生胜出。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时,蒋先生已引退下野,“总统”职位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可是李先生没来台湾,远去美国。因此蒋先生乃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在台复行视事,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他病逝为止,都是由他担任历届“总统”。

到了台湾以后,国民党内已没有人具有实力可以挑战蒋中正先生的权威,那么他的历任“副总统”人选是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就算呢?并不是的,不论是陈诚或严家淦,他们之先后出任“副总统”时,都是经过甚为曲折的安排,容我慢慢道来。

先说在一九五四年陈诚出任第二任“副总统”的经过。

当时的五院“院长”名单如下:

“行政院院长” 陈诚

“立法院院长” 黄国书

“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考试院院长” 莫德惠

“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先生是无党派,代表东北的元老。其他四位国民党籍的“院长”中,以个人的党政军资历来说,当以黄国书先生最为资浅。黄先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炮兵中将。他是占了省籍的便宜,因为他是半山——台籍人士,在抗战前远赴大陆去读书从军的。否则以当时“立法院”内的论资排辈,就以军人来说,出身保定或比他黄埔期级别要高的上将都多的是,其他政界元老,比他资深的人更为不在少数,黄先生是没有资格出任“院长”的,更不必说去做“副总统”了。

剩下来的三位“院长”,以政治与军事实力来说,当然是陈诚最大,可是以党内的资历来说,于、王两位则远过之。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盟友,同盟会员,其革命的资历,比蒋中正先生尚为资深,更不用说陈诚了。因此蒋先生在指定陈诚为“副总统”时,必须考虑于右任及王宠惠两位老“院长”的反应。

于是蒋先生派人去敦请于右老出任“副总统”。

于先生信以为真,乃召集亲朋好友共商此事。先君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亦在应邀之列。

当大家在右老家的客厅中开会,一面讨论此事,一面在挑选照片,要挑出一张看上去较为年轻的美髯公之玉照,以便安排次日见报之用时,忽然副官来请右老去书房接听一个电话。

只见右老回到客厅中,面色甚为难看,告诉大家说:“不用挑了,都是玩假的。”

原来这通电话是王宠惠“院长”打来的,告诉右老说:“‘总统’请某人来告诉我,要我出任“副总统”,右老,你的看法如何?”

蒋先生不但一官两卖,而且连通报的使者都用的是同一人,使得两位老“院长”彼此一打招呼,便知道他是在玩假。

此事之奥妙在于,如果通报者不是同一个人,那么两位老“院长”可能以为其中有一位是传错了话,还是会将信将疑的了。此示蒋先生知道以二老之多年情谊,必然会彼此征询对方是否支持自己出任“副总统”,而在对证之时,发现通报竟然是同一位使者,便能知其为虚情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蒋先生在戏弄两位老人家吗?不是的,这是在请客时,主人所作的“虚邀”之意。表示蒋先生虽然要用陈诚做“副总统”,心目中仍然有两位老人家的,他之用了陈诚,只是碍于政治现实,他也是逼不得已的呀。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一九七二年,严家淦先生辞去兼任的“行政院长”而专任“副总统”时,“内阁”势必改组。

此时蒋中正先生派人去通知黄杰(达云)将军,要他“组阁”。黄将军甚为兴奋,打电话向张群(岳军)先生报告此事,据说两人之间有了类似于下面的对话。

黄:“总统”要某人来告诉我,要我担任“行政院长”。

张:你的答复是什么呢?

黄:我当然说我德薄能鲜,请“总统”另简贤明了。

张:很好,很好,我们已经决定由经国做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蒋先生在戏弄黄将军吗?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不是的,这是蒋先生在向黄杰表示,他如果不传子,便是要黄氏出任重责了。大家想想,蒋先生是在说,要不是给自己的儿子,便是给你。这使黄将军多么窝心,怎么不会全心全意地效忠蒋先生呢?

当然,这是蒋中正先生深知黄将军的为人,一定先作谦辞,不会闹出假戏真做的误会,他才会作出此种“虚邀”的动作,而不是像前一次应付于右老及王亮老两位老“院长”的一官两卖。此即同是“虚邀”,而两次的手法不同之缘故,即在蒋先生了解到于、王、黄三位先生个性是不同的。

谋政一如用兵,都要做到多算者胜,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为政是不能倚杖权力去蛮干的,否则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其成败得失实为难以计算的了。即使在迁台以后的国民党“政府”时代,蒋中正先生已定于一尊的时候,在挑选“副总统”或“行政院长”时,他还是要做些安抚人心的假动作,更何况是在两蒋之后,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使全国官民心服的“强人”呢?

记得在李登辉先生继任领导人及国民党主席之初,有一天李庆华兄问我对此事之感想如何?我笑着告诉他,此是一头蛮牛冲进了瓷器店,这是当时美国美林证券公司所拍摄的一支广告片的内容。我又告诉他,中文的“强人”这个强字,可以有三种解释,即强大的强,强迫的强与勉强的强。李先生这个新的政坛“强”人,当时这个“强”字真是不知应作何解的了?以后见之明去看,政局的演变当是被我这句玩笑话,不幸而言中了。十多年后的今天去回顾,不知庆华兄今日的感想又为如何了呢?

在李先生执政初期,国民党中有了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引爆点即在李先生之挑选李元簇先生出任“副总统”,完全是力排众议,强势主导,而一意孤行的。以蒋中正先生在台湾挑选“副总统”,即为先是陈诚,后是严家淦两位的经过去看,我们可以知道此绝非“总统”一人能够随心所欲,一意孤行之事也。

前面已经谈过挑选陈先生之事,今再来谈严先生之脱颖而出的故事。

一九五四年陈诚先生出任第二届“副总统”时,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为时不到五年,大家在喘息未定,亟须休养生息之时,蒋先生只要能在面子上安抚了于右任及王宠惠两位老“院长”,便可以在党内过关了。

到了一九六六年严家淦先生出任第四届“副总统”时,其政治意义与前述陈诚先生的情形,就是大不相同了。首先迁台已经十七年,惊魂已定,“国政”已上轨道,政坛的各股势力已告重新编整形成。其次严先生在政治资历上是比蒋先生晚了一辈,因此他之脱颖而出,是象征“接班人”与代换时移。当时在台湾与蒋先生同辈的党政军大老所在多有,而且“立、监、国大”这三个中央级民意机构中比严先生资深的人更为比比皆是。即使蒋先生提名严先生出任“副总统”,到时候“国大”的票不一定开得出来的。

也就是说,此时蒋先生要考虑的不仅是某些老辈的面子而已了。

在提名前夕,我与严先生的儿子隽建兄正好同在三重埔宪兵学校预官十四期同队受训,我俩在晚上一齐在操场上散步,青梅煮酒论英雄。

我俩打赌一场电影,我说明天公布的人选,非令尊莫属,而他则坚称难矣。我问其故安在?他说,排名在他父亲前面的,至少有五位,即时任“考试院长”的孙科,“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委”的薛岳,“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与“国大秘书长”的谷正纲。

我则说这五位都年岁已高,“总统”为六年一任,他们之中任何一位出任“副总统”,与蒋中正“总统”相比,谁的命长都是未知之数。“副总统”的唯一任务是在“总统”出缺时去递补其职位,那么为了“国家”计,怎么可以任命一位高龄的元老出任此职位呢?汽车的备胎可不能比正胎先爆掉呀?!为私去看,蒋先生一定要找一位个性圆融,能与经国先生相配合的“副总统”。因此以年龄及个性去看,当以令尊最为相宜。

据先君在多年后赐告,提名前夕,亦即就在我与隽建兄打赌的那一天晚上,张群(岳军)先生与蒋中正先生有了类似于下述的对话。这是两位一对一的交谈,先君虽未明言他是从何得知的,我判断以岳公与先君的私谊甚深,当是张先生在日后告诉先君的。

蒋先生与张先生两位的官邸是背贴背的邻居,张先生只要推开不上锁的后门,便可以从自己的后园走进士林官邸的后园,也就是说张先生不需要事先预约去求见,随时可以走过去串门子,两位真是通家之好的结拜兄弟也。

张先生坐定后问说:“明天就要公布‘副总统’的提名人选了,你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想法?”

蒋先生长叹一口气说:“岳军啊!我们两个都老了。”

此言甚妙,即在两位老人家之中,蒋先生既然一定要连任“总统”,则张先生就不宜担任“副总统”了。此理甚明,即当夜我告诉隽建兄的理由──备胎不能比正胎先爆,“副总统”的年龄不能太高也。

张岳公当然心知肚明他已经出局,如果是他,以他们两人的私谊,以及每天见面──蒋先生是“总统”,而张先生则是“总统府秘书长”,蒋先生不会等到提名前夕的此夜才去告诉他的。

蒋先生接着表示,实在摆不平,要提名三人,即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考试院长”的孙科与“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

插一句话,我曾将此故事告诉一些朋友们,其中冷若水兄听我说后,脱口便说这话不错。他说那时他是中央社总编辑,提名前夕,中央党部通知社方准备这三位先生的照片及生平简历以备用。

蒋先生所说的三位名字,有下面的奥妙。

(一)不论以资历、辈分、年龄等任何条件去看,严先生理应敬陪末座,可是蒋先生将之列为第一。按照中国官场的不成文规矩,此示严先生是蒋先生心目中的正选,另外两人只是陪榜了。

(二)严先生出身于张岳公所领导的“政学系”,此对岳公来说是退而求其次的次佳方案,仅次于自己之雀屏中选也。

外界不易明了“政学系”的人脉,因其派性不明显。我在此不多赘言,只是要指出一点,即严先生的仕途早期是追随“政学系”的要角陈仪(公洽)先生的。陈氏在抗战中担任福建省主席多年,严先生是其省府之财政厅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陈氏奉命接收台湾时,严氏随行出任交通处长,此是严先生来台出仕之始也。

(三)如果提名此三人,在老“国大”之中,严先生自己的票源最少,完全需要国民党中央之支持。可是如果三位都是由国民党中央提名之人选,党方也不能太过明显地拉偏架,专门帮助严先生一人助选也。须知孙科先生一方面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嫡嗣,另一方面又有两广及海外侨选“国大”们的支持。而何应钦将军在军界是仅次于蒋中正先生的大家长,又有西南各省“国大”的支持也。

也就是说,如果提名此三人,而且开放竞选,蒋先生属意的正选严先生未必一定选得上,很可能重蹈在一九四七年李宗仁击败孙科之覆辙。

在蒋中正先生面告张岳军先生第二天要公开提名严家淦、孙科与何应钦三位为应届“副总统”候选人时,张先生当然明了选局并不利于严先生,便说:“此不妥当,当年在南京时开放‘副总统’之选举,造成党的分裂,今天不可以重蹈覆辙。”

蒋先生乃微笑以答:“你看怎么办呢?”

此是蒋先生好用的口头禅,含有考验之意。蒋先生每每以此对应部属,有时其心中已有定见,也不会先说出来,而要考考与其对话者,听取对方的建议的。他的意思是说,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不宜开放选举,可是实在摆不平呀。

蒋先生的态度很明白,我们两个都属意于严家淦,你也不能白白坐享清福,总得出点力才行。张岳公不愧是智多星,马上想出了一条妙计,作了以下的建议:“这样好了,明天开会时,在你宣称将提名三人,先念出严静波的名字时,我在没有得到你许可的情形下,站起来发言打断你的话,把我刚才所说的不可重蹈覆辙的这一段话大声说一遍。我今晚先作安排,到时候大家马上鼓掌赞成我的话,通过了严先生的提名。在散会后,由我负责面告孙、何二位,你本来是要另提他们两位的。”

也就是说好人由蒋先生做,恶人由张先生做,孙、何二位事后也怪不得蒋先生,只能怪罪张先生也。

这种安排,必须得到蒋先生的首肯;一方面张先生要未经许可去站起来打断蒋先生的发言,是大不敬。二方面蒋先生不但要默许他无礼的举动,也得配合,不要急急把孙、何二位的名字接着念出来。易言之,这必须是蒋、张二位合演的一段套好招的双簧,才能奏效也。

对蒋先生来说,只要在事后孙、何二位知道他一直心中有他们两位,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此与提名陈诚出任“副总统”时,蒋先生使出一官两卖的“虚邀”手法,以安抚于右任及王宠惠这两位老“院长”,是异曲同工的方法。

只是在陈诚那一次时,一方面陈先生自有其“三青团”团派组织之支持,而且两位老“院长”在“国大”中也不够力量去唱反调,所以较易过关。而此次严先生之出任“副总统”,虽然用了张岳军先生之妙计,在提名方面安抚了孙、何二位,可是对整个老“国大”来说,仍是难以服众的。

结果那一次选举,蒋先生自是众望所归,以高票当选。而严先生只是一人参选,其得票数只比“宪法”规定的过半票数多出稍许,可谓低空掠过,真是惊险极了,其实此仍有一段秘闻。

在开票快结束时,以所投之废票太多,中央党部算出,剩下尚未开出的最后一个票柜中,即使全数投给严先生,一张废票都没有,仍然不足法定所需的当选票数,如此则需重新再投一次票,那可怎么办呢?

废票之所以众多,显然是掌控了“国大”的几个派系对严先生之获得提名,都是实为心中不服,大家商量好了,合作起来要给蒋、严二位及国民党中央一个难堪。此中操盘者确是个中老手,他们控制的废票数十分精准,安排到了一直开出最后一个票柜,严先生才会以些微票数不足法定得票数,而须重新再投一次票。否则过早开出太多的废票,将打草惊蛇,使国民党中央看出了端倪。设非国民党中央负责辅选者也是久于此道者,才能及时发觉,若是中了此计,严先生在第一次开票时未能当选,而必须要“国大”们再投一次才能选上,则不但开了“宪政史”上从未有的先例,而且国民党中央的衮衮诸公也无法向蒋、严二位交代,当事者势必下台了。

在开票时监票的,便是这些投废票的“国大”各派系所推派出来的代表们,因此国民党中央也不可能临时做票去灌水的。最后想出一个笨方法,乃暂缓开票,四处紧急派人按照名册到台北市去寻找已报到而未出席投票的“国大”们,拉他们来补投票。这在选务上自为违规,然而反对严先生的人们也就不为己甚,既然已经充分表达了他们抗议的心意,就默许党方此举,而严先生因之方能在第一轮投票中低空掠过而当选“副总统”了。当然,国民党中央此举只是为了保存颜面,对严先生之当选与否,并无影响,因为到了第二轮投票,他仍然会当选的。

由严先生出任“副总统”之经过,就可以知道即使以蒋中正先生定于一尊的地位,也是不能在挑选他的“副总统”时完全一意孤行的。为什么呢?“副总统”的唯一任务是在“总统”出缺或不能视事时,去继任“总统”或代行其职务。在此情形下,已过世或引退的“总统”对其身后事或下野后之政局,已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笑唱蔡中郎”了,可是对其他人来说,就得接受那位原是“副总统”者的领导了。

在当时的国民党中资深人士来说,后辈的严先生何德何能,有何资格去领导他们呢?他们认为,你蒋老先生既已高年,很可能会在任上过世。所以你的“副总统”,将来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总统”。因此你在挑人选时,不能只考虑方便你的儿子经国先生将来可以接任“总统”,总得要我们在经国先生接班以前,那段过渡时间中,能够使大家心服口服去接受此人的领导的呀!

由这个角度去看,在一九九○年反对李元簇先生出任“副总统”的大老们,一如在一九七二年时反对严家淦先生者一样,除了表达对主事者的“总统”候选人之提名其副手的过程不满之外,也有针对此副手本人的资历而发的批评。可是在李登辉先生的心目中去看,他可能并不熟悉一九七二年的党史,不知道即使连蒋中正的地位之高,以及严先生的人和之好,都曾受到当时党内如此巨大的反弹。因此他只把一九九○年的那次政争看作元老们对他本人所得的领导地位的攻击,而忽略掉一九九○年的李元簇先生与一九七二年严家淦先生一样,在党政界的地位尚不足骤登大位也。李登辉先生显然并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即万一他在任上过世,便将是由李元簇先生继任“总统”了,那么就会发生在一九七二年时,反对严先生出任“副总统”者所考虑的一个因素,亦即他们能不能心甘情愿接受此人的领导呢?当然,一九七二年的蒋中正先生,与一九九○年的李登辉先生,两人的年龄及健康情形并不相同,所以李先生不会考虑到他的“副总统”有在任期中接任“总统”大位的可能性,他只要一个“不出声者”的副手。可是除了李先生之外的其他政界大老们,当然要把这个可能性考虑在内的。

有一件趣事,与此有关,亦记之于下。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中正先生过世后,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由黄少谷中常委担任“主席”。蒋经国“行政院长”虽然身为“中常委”,以服父丧而回避,没有出席。在会中讨论选出新任“总统”时,“中常委”谷正纲先生忽然发言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需要坚强领导。”

一时与会之其他十多位“中常委”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依照“宪法”,“总统”在任上过世,应当由时任“副总统”的严家淦先生继任,自无疑义。可是严先生无论从个性及政治实力去看,当非“坚强领导”者。因此谷先生这句话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在传达蒋经国先生的心意呢?如果是后者,严先生只要表态辞去“副总统”的职务,依照“宪法”,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便可以顺序去代理“总统”,再召开“国大”选他继任“总统”,如此,则“国家”当可有“坚强领导”的了。

此时黄少谷先生以“主席”的身份发言说:“我与蒋‘院长’谈过,他的意见是按照‘宪法’办理。”

大家这才知道此为谷先生个人的意见,于是有人乃推举严“副总统”继任“总统”,而大家鼓掌通过。散会时,严先生走到各中常委席前一一握手致意,在谷先生面前时,跳过他不与之握手,此示严先生修养再佳,脾气再好,此时也是动了真怒了。一笑。

我请教余纪忠先生的两个问题

在接下来讨论李元簇先生出任李登辉任上的地区副领导人一事之前,先插句话谈一下在两位“蒋总统”过世时,主持中常会会议者地位之奥妙何在?

在帝制时代,这是读遗诏的顾命大臣,当由宰相担任。

在一九七五年蒋中正先生去世时,主持临时中常会的是黄少谷中常委。已如前述,因为他的发言而确定了严家淦“副总统”之继任“总统”大位。

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先生去世时,主持临时中常会的是俞国华中常委,那一次俞先生是临时插队去担任主席的。

经国先生晚年因为健康不好,已久不出席中常会,而他在主席任内又没有设置副主席,因此中常会是由中常委们以排名次序去轮流担任主席的。

在蒋中正先生担任总裁的时代,国民党有十五名中常委。到了蒋经国先生担任主席时,因为他不能逼退元老们,又要掌控中常会,乃大幅增加名额,以量变引起质变,增至三十多人,至今犹为如此。

因此同样是由中常委轮流做主席,在经国先生时代便要久久才能轮到一次了。

在经国先生过世时所召开的临时中常会中,秦孝仪先生提议以时任“行政院长”的俞国华中常委去插队担任主席。

如果依照党内伦理,前“总统”严家淦先生是首席中常委,不过他当时已健康不佳,体力容或不能胜任。再以政坛地位去看,座中还有前“副总统”谢东闵中常委,与现任“副总统”李登辉中常委,两位体格均为强健,足以当此繁剧。再退一步说,五院院长中时任“司法院长”的黄少谷中常委也比俞先生资深,因此临时要推选一人插队,论资排辈是怎么样也轮不到俞先生去做此次常会的主席的。

可是经过秦先生的运作,俞先生乃得主持此次会议,成为类似于古代读遗诏的顾命大臣,因而突显出了他的政治地位了。

这一次插队,使得往后主持中常委的人选均顺序延后一次,此事之影响极为巨大而且深远,至今尚无人看出此端倪也。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回台北定居后不久,即曾去拜访余纪忠世伯。在我们一对一的长谈时,他老人家很得意地详细告诉我,由他主持的那次中常会中推选李登辉先生继任党主席一事的前后之经过。因为此事今已为世人之所周知,我也毋庸在此记述他所说的开会经过了。不过在他说完之后,我向他请教了两个问题:

(一)那一次中常会的下一次,是由何人担任主席的呢?

(二)列席的宋楚瑜副秘书长在起立发言、慷慨陈词拥戴李先生之前,有没有向李锡公与他先打个招呼,作个说明呢?

余先生当即表示:

(一)下一次常会的主席是洪寿南中常委,还是黄尊秋中常委,他已记不清楚了。他问我为何要问这个问题呢?

(二)宋楚瑜先生绝对没有与李锡公或他本人就此事先打过招呼,他俩事先绝不知情。

我的答复是:

(一)此真乃冥冥中自有定数也。如果不是秦孝仪先生力主俞国华先生在那次临时中常会插队担任一次主席,那么在这次李登辉先生继任党主席的中常会中担任主席的,就不是余先生,而是洪、黄两位中间的一位了。试想在提案人俞国华先生与党秘书长李焕先生两位都已决定遵照蒋夫人的要求,不在此次会议中提出李登辉先生继任党主席一案时,以洪、黄二公之个性,会像余先生一样以主席身份,在宋楚瑜先生发言后,临时径自提出此案吗?如此,则不但党史要改写了,以后的台湾政局之发展,或有变量亦为不一定也。

余先生听我此言,默不作声,呆了半晌,说:“呀!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二)我说,如果宋先生确实在事先没有与你们两位打过招呼。那就糟了,此人将来定必为政局争议的核心人物。

余先生惊问我其故安在?

我说,以宋先生的地位,敢在此时此会中作此豪赌,其胆量之大,是非常人也。余先生闻言又默不作声甚久了。

因为先父在一九六○年代曾在中央党部担任过六年多的中政会副秘书长,我少年时得拜见过的党政前辈实为多矣。在那个时代,做到了部院级的国民党高层人士,都是慎言谨行,喜怒不露形色,城府甚深的,怎么会像宋先生在那次中常会中未经事先商量与安排,而个人作出如此强烈表态的公开言行呢?

我至今不曾拜识宋先生,只有一次在加州硅谷的华人聚会中,因为共同的朋友徐大麟兄之介绍,与之握过一次手,不能算是认识。

一九七○年代我还在写作政论时,有一次陶百川先生与我闲谈,他说:“你们这一代,将来是宋楚瑜和关中两人会互争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一个是才胜于德,另一个是德胜于才。”

说也有趣,至今我还与宋、关二位先生并不相识。

我又问及另一位同辈中的外交才子,陶公说:“他是做简报的一流人才。”

前辈识人之明,料事之远,按之其后数十年的局势发展,果然如陶公之所言,实为令人拜服也。

我家与两位李先生的世谊

说也巧,我至今不曾拜识李登辉前地区领导人与李元簇前地区副领导人,可是我的家庭却与之各有渊源,世谊颇深,顺记于此。

先说李前领导人,先岳父张乃高先生是在战前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的水产专家,在退休前长期担任农复会的技正,因此与李先生是老同事。

那个时代公家单位的交通车不多,因此他们五位同阶级的技正乃共乘一车上下班;亦即公家在上班前派车到一家一家去接,下班时又一家一家去送。所以,先岳父与李先生虽然不同组,先岳父在渔业组,李先生在农经组,但是同车上下班许多年,当然也算是甚为熟识。只是先岳父比李先生年长许多,又同为留日的,可以说是他的前辈吧。

在李先生担任台北“市长”时,曾率团访美,我去听了他的演讲,回家与先岳父谈起了李“市长”,那天先岳父对李先生的评语是:“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是个好公务员,但是有两个缺点。一个是省籍意识十分浓厚,另一个是李先生凡事不论大小巨细,一旦作了决定,绝对不会更改的。例如已事先决定某一天去看某一部电影,到了那天风雨再大,还是会去看的。至于省籍观念浓厚,由一事可以看出来,在李先生继任杨基铨先生的组长职务时,把组里所有的外省人都更替为本省人了。”

先岳父虽没有明言,我当然了解此点,因为农复会是一个接受美援经费的组织,其职工的薪水是比政府的其他单位要高出许多的。易言之,李先生组里的外省籍职员自愿离职的当为不多也。

先岳父曾告诉我一件趣事,即有一天李先生在交通车上告诉大家说,有人算命说他将来会做“总统”。当时还是蒋中正先生主政的时代,此不啻是个天方夜谭式的笑话。一时车上五位同人,加上一位司机,包括李先生在内六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我在一九八九年回台长住时,在庆丰集团刚接办的国泰信托公司(今已改名为庆丰银行)任职,很凑巧,我们公司的杨基铨副董事长就是当时在车上听到这个故事的六人之一。我向杨公求证此事,他说有的,这位算命先生姓雷,是个外省人,李先生后来不论去何处做事,都会把雷先生带在身边任职。一九八九年杨公说此话时,李先生时任“总统”,雷先生则担任“总统”府之参议。

谈到杨基铨先生,在此插一句话,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与长者,一位真正的绅士。吾友谭木盛兄,同辈尊之为谭公,就曾告诉我说,他最钦佩的人就是杨先生。他说,因为杨公在日据时代,担任宜兰郡守时,杨先生的一位部属日籍刑警,欺压台湾人,杨先生竟敢公然怒掴此人一个大巴掌,将之调离宜兰。我曾向杨公求证此事,他老人家笑笑说,没有打那个日本人一个大巴掌,只是轻轻用手拍了拍他的脸,是在大庭广众做的,随后是将这个日本人刑警调走了。

庆丰集团的大老板黄世惠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脑神经外科专家,比我年长十多岁,我虽然在他手下做事,两人私下是平辈论交的。可是我向黄先生报备,对杨先生我是以世伯之礼待之的。因为他是岳父(当时还在世)的老同事兼好友,而黄先生与杨先生他们两位之间则又是平辈相称呼,所以我们三人之间,只有各叫各的了。

回过头来谈李元簇先生,他是我的表姐夫。他的岳父余公是我的表叔,与先君不但是表兄弟,而且同是学习法律的,又同在政界,因此他们两老过从颇多,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两家就不再有往来罢了。

李登辉先生与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不合

关于李登辉先生在一九九○年提名李元簇先生出任地区副领导人一事,因为时日尚近,而且当事人之回忆录也多已问世,其详细经过已为世人所周知,因此我也不予赘言了。在本文中我只是要提出我对此次政争的看法与分析。

李登辉先生在蒋经国先生去世后,接任了地区领导人及国民党主席,一时成为政治上的强人。在“政府”言之,他依“宪法”继任地区领导人,无可置议,但是就国民党主席这个职位来说,并无规章明文规定李先生接任者也。

如果拿民间的公司行号去打个比方,李先生虽然担任了国民党这间公司的董事长,却是个小股东,是接受了去世的大股东之故董事长的提拔,收集了委托书而入主这家公司的,一开始,顶多算是个法人代表吧。

此时李先生要安排新的董事会之人事,要选拔副董事长或常董们,能不能以挑伙计的方式径自去指定呢?如果李先生能确实掌握了股东大会,或收购了股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股东,当然是可以的。他本人之继位,不就是老董事长一手提拔,径予指定的吗?

但是这位故世的老董事长与他的父亲、父子二代经过近乎五六十年的经之营之,与党外党内的各种势力明争暗斗,才成为这家老字号的经营者与绝对的控股者,把公司变成了家族企业。这种历史上长期努力的成果,即使父死子继,都不一定能顺利接班,更何况是传给无亲无故的外人呢?

拿政党来说,李先生入主了中国国民党,却一心想要把它改成台湾国民党。

国民党在蒋家两代长期掌控之下,已发展出一套精致的政治成规,是属于江浙人的习性。而李先生却要用日本人剑道的手法去改造它,怎么不会像我当年告诉李庆华兄所说的,成为一头蛮牛闯进了瓷器店。他再是自认为小心翼翼,却动辄得咎,把那些精美的瓷器打得个七零八落,稀巴烂呢?

在挑选李元簇先生一事上,李先生与当时国民党中的资深人士有了认知上的不同。

李先生认为他是地区领导人兼党主席,又是下任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因此谁做地区副领导人候选人,是他在挑竞选伙伴,当然是由他做主,说了就算。

就像我在本文中已经说明的,即使在所谓的威权时代,以蒋中正“总统”在迁台后已经定于一尊的地位,也不能用威权去压制党内的意见,由他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蛮干,不顾党的众议,而去径自挑选他的“副总统”人选的。

很可能没有人告诉过李先生这些党史上的秘闻,使他误以为两蒋父子可以任意挑选“副总统”人选,我为什么不可以?这岂不是你们外省人在欺负我这个本省人“总统”吗?

从当时党内的一些资深人士,即世称的“非主流派”人士去看,地区副领导人人选既然是要挑一个外省人,此人应当是他们公推的代表。也就是说蒋经国先生要把国民党台湾化,把政权及党权交给以李先生为首的本省人政团,他们中既使有人心中并不赞成,但此时也只得默认此为既成的事实了。可是代表外省人的地区副领导人人选,在他们心目中,并非可以由你李先生随心所欲的挑一个人就算,总得与被此人所代表的他们打个商量呀!

李元簇先生与李登辉先生无亲无故,又毫无渊源,在党内如此巨大的抗拒之下,你李先生又何须厚爱之到如此之深的地步呢?竟会不惜以个人的政治生命为赌注去挺他呢?

须知那一届的地区领导人、地区副领导人选举,仍然是由老“国大”们去投票选出来的,因此使得“非主流”派认为犹有可以一战的余地,最后才会造成国民党公开的分裂,一时出现了两组正、副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来了。

可惜当时非主流的大老们,无人能够像先岳父这样深深了解李登辉先生的个性,知道他是一个事无大小,一旦作了决定就绝不更改,宁折勿曲的人呀。因为李先生不熟悉国民党内推选历届地区副领导人人选的幕后运作方法,而党内的资深人士又不熟悉李先生的个性,因之造成了双方的决裂。

其实政治就是要妥协,即使拿美国历史来说,肯尼迪与约翰逊本来是在民主党内互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位参议员,最后妥协,双方合作,肯与詹去合作竞选而出任美国的正、副总统。后来共和党的里根州长与老布什大使亦为如之。换句话说,政治上的敌友关系是可以因人时地而改变的,像李先生这种宁折勿曲,绝不妥协的行事作风,既使能取胜于一时,国民党也受了内伤甚重。此因每一次风浪,每一次党内斗争,就会造成党的分裂。例如在“新国民党联线”(关中派)被李主席及宋楚瑜党秘书长联手逐出党外,成立新党之后,又有宋系因废省而出走,成立了亲民党。再加上郝、林、许等大老之相继出走,国民党终因四分五裂而失去了执政权,而李先生也随后立刻黯然交出了党权了。

曾国藩说,做大事第一是要找替手。

蒋中正先生熟读曾氏家书及语录,蒋经国先生却在挑替手时选了李登辉先生,此对国民党之功过利害、成败得失真的是要留待史家作评辞了,并非我这篇短文所能涵盖者也。

本文的重点是在谈谈国民党籍的蒋中正“总统”挑选他的两位“副总统”,即陈诚与严家淦之经过,并用以比照了李登辉地区领导人之选择李元簇先生之所以引起的轩然大波,就可以看出李氏手法与国民党党内的政治文化不合之所在了。此不过是以芥子之小,以观世界之大,举一个例子来点出国民党何以在李氏主理之下,会闹成四分五裂的原因来了。

二○○六年十一月于北美

导言

在撰写拙作《由蒋中正日记分析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长”陈下严上之原因》(刊载于《传记文学》月刊第五八四至五八六期)的时候,我阅读了一九六三年全年的蒋先生日记,无意中找到了二条与该文无关,但是甚有意义的记载,乃另写此文以记述之。

此即:

一、蒋先生在接见胡汉民(展堂)先生女公子后,在日记中表达悔意,自认当年错怪了胡先生。

二、在日本池田勇人首相展开“亲中”外交政策时,蒋先生在日记中痛骂日本人之表态。

这二件事都是与世人的印象大不相同者,值得一写。只是第一项,我无可评论,只能原文照抄,稍加分析,供大家参考而已。关于第一项关于蒋、胡之争者,史家已多评述,我并无新见,此处主要只是抄下蒋先生在晚年的自我检讨,此为外界迄未注意者。至于第二项,有关抗战胜利时,蒋先生个人的主张,即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之政策,则予以分析及批评。

晚年对胡汉民之感想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蒋先生的日记说:

脯,约见胡木兰及其子黄振中,因之引起余对胡展堂之感想,与本党历史与高级干部间之关系,感叹不已。关于展堂与总理以下,自执信起至仲恺,皆对展堂反感,而皆为兆铭所惑而信之。余亦受其影响不少,及至总理逝世以后,仲恺反胡袒汪,更趋极端,此最后本党卒为俄共分化,造成如此悲剧耳。

按胡木兰女士是胡汉民先生的女公子。

我的看法如下:

(一)在北伐之前的广州军政府时代,蒋先生本人是个左派,因此与右派首领胡汉民先生不睦。此时同为党中左派的汪兆铭(精卫)、廖仲恺等人与蒋先生看法是一样的。不过在那个时期,一开始蒋先生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不高,还没有资格去挑战胡先生的主张而已。

(二)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吸收新思想既快又多的人,在不同的时段里,他的思想改变的很快,使得他的追随者及同志们难以适从。他晚年在广州政府时期所采取的“联俄容共”政策,是他在思想上根本左转,还是在政治谋略上为了拉拢苏俄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一个在国共两党的党史上争辩不决的重大议题。他的左转,使国民党分裂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两派积不相容,大起纷争。

(三)蒋先生本人在北伐前是左派,在北伐中期则一改而为右派,此造成了宁汉分裂与“清党”。不过初始时蒋先生之转向右派,是如他后来之力称为访俄归来,看清了俄共之专政思想乃右转,还是基于实际上利益的考虑,则是未知者也。

(四)在北伐后,一九三一年蒋先生把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先生幽禁在南京近郊的汤山,因而造成了支持胡先生的两广(广东与广西)之一度脱离中央。此是民国史的一件大事,蒋先生这段日记自我检讨之处,当是因此事而引起的。

(五)父亲晚年讲故事给我听的时候,说到此事时,有两个小故事可记,此即:

故事一:蒋先生之所以勃然大怒,下令幽禁胡先生,是因为他们两位在谈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等事不协之时,蒋先生说:“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

哪知道胡先生却说:“现在总理不在了,我不管你,还有谁来管你?”

故事二:胡先生幽居之后,在大门上挂了一个木牌子,上写“奉命不许见客”。

(六)先祖父阮性存(荀伯)公在清末光绪年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与汪兆铭、胡衍鸿(汉民、展堂)、古应芬、陈汉第(叔通)等国民党元老是同学,我手上还保存了那一年的学生成绩单。这些少年同学在数十年后各领风骚,却多为互不相容,正如蒋先生日记中所感叹的乃“造成如此之悲剧耳”。

痛骂日本人

世人都以为蒋中正先生亲日,不但左派指责他在抗战前“媚日卖国”,连《日本产经新闻报》在二十世纪七○年代所主编的《蒋中正秘录》里,也说日本是先生的“第二故乡”。

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天,因为日本池田勇人首相展开了“亲中”外交,批准了日本政府所拥有的“进出口银行”融资一亿美元,以资助中国共产党政府购买一座日制的人造纤维厂,此乃违背了前首相岸信介所立下的对中国大陆外交采取“政经分离”之原则,以致蒋中正先生为之愤怒。须知当时台湾出口日本一年的贸易额只有三千万美金,尚不及此次一亿美金融资额度之三分之一,可见此事实为非同小可。

在此时期,蒋先生日记中对日本人甚多怨言,今择取一条如下: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日本自甲午战败满清以来,我国由李鸿章、袁世凯,以至最后张作霖,皆被其武力所胁制屈服,甚至如张作霖被其谋害,其实李、袁等亦皆为日所威迫成疾而死。故四十年之间,中国几视为其囊中物,甚且视中国为无物。及余北伐开始,彼日犹以为蒋某一如往日之李、袁一样,故在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当时田中即派其福田师团进驻济南,以保侨为名,阻止我国民党军队北上,即在济南寻衅挑战。余乃略加抵抗,派出少数部队在济南城与之周旋,而将其余兵力,秘密越河北进,占领北平,至年终卒能统一东北,以击破日本分割中国为南北二部,分而食之之阴谋。彼日阀犹不觉悟,其今日蒋某革命精神,绝非昔日李、袁之可比,其后有二十年九一八,廿六年七、七之武力侵略,使余到了和平绝望关头,不得不起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卒使其至民卅四年无条件投降为止。余复宣布以德报怨,不予报复,期其觉悟。乃亦予以教训,使知中华民族终不可侮,而蒋某革命力量,乃非李、袁之比,不仅不可屈服,而且日卒将为我民族所屈服,望其能猛然回头。

在这段话里,我要评析的是“以德报怨”这个政策,我的看法如下:

(一)一般人都以为“以德报怨”是出于儒学的忠恕之道,其实并非如此,孔子在论语中说:“以直报怨。以德报怨,孰以报德?”可见孔子是反对以德报怨的。

(二)既使中国要采取“以德报怨”的政策,以宽大对待战败的日本。如此重大的国策,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去制定的。就我所知,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至少有下列重要的机构应该参与其事,即:

(1)政府方面:

甲:国民政府会议(行政权)。

乙:国民参政会(立法权)。

丙:最高国防会议(军方)。

丁:军事委员会(军方)。

(2)党方:

甲:中央常务委员会。

乙:中央监察委员会。

结果是蒋中正先生没有经过任何一个机构的授权,他一个人就制定及公布了这一个决策。

(三)比照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时,日本强索中国的赔赎金之多,以及其他如割地、租界、内河航行权等极为苛刻的条件,蒋先生这种过于宽厚慷慨的“以德报怨”,无条件放弃日本应该付给中国的赔赎,是大失中国人的民心的。

我认为在此事之后的四年之内,国民党就输掉了整个大陆,这个深为国人所不满的“以德报怨”之决策,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既使国民党的核心分子,他们对此政策亦有大为不满者,今举两个例子,即:

(1)傅朝枢先生告诉我,说阎锡山先生时在山西,蒋先生作广播时,他正坐在车子中。在听到了蒋先生说出“以德报怨”时,阎先生大怒,命令司机关掉收音机,一面说:“什么以德报怨?妇人之仁!”

(2)家父时在浙江战时省会之金华,担任浙江省政府之民政厅长,他晚年告诉我:

甲:在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之后,他曾在南京当面责问陈布雷先生,怎么可以替蒋先生写出这样子的演讲稿?!陈先生力辩此非出于他手,他也是听了收音机才知道此事的。父亲说,他们两人争吵到陈先生几乎要指天发誓的程度。

乙:父亲相信他的好友陈布雷先生没有骗他,他关照我说:“以蒋先生的中文程度,是写不出这篇演讲稿的,一定是有人代笔。这不是张群,就是王世杰,你将来要查清楚这件事。”

很抱歉,父亲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过世,在二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已六十九岁,还是没有查清此事。在此写出父亲的遗命,请关心此事者大家将来一齐去查明白。

(五)总之,“以德抱怨”这个政策,我认为太对不起八年抗战中受苦受难的全民同胞了。

(六)令蒋先生大出意外的,是日方认为用金融手段去帮助中国大陆经建,正是他们变相偿还中日战争亏欠中方的心意。也就是说,虽然“以德报怨”是出于蒋先生个人的决断,但是日本人认为亏欠的对象是中国人民,而不是蒋先生个人,我同意这个看法。

可是不论是在事后采取何种手段,例如无息贷款、无偿援助等等,其意义以及金额,都与八年抗战日方应作赔偿之意义及金额不大相符。

(七)我对蒋中正先生是尊敬的,可是在“以德报怨”这件事上,绝对不予赞同,并且要严加指责。

我认为事情从大到小,一圈包含一圈,有下列各层次的考虑,即:

民族大于国家,国家大于政府,政府大于执政党,执政党大于执政者。

这种多环节相扣的大小圈圈,在每一层次的利害关系并不一定相符合楔,我们在考虑一件事之对错利害时,在每一环节都应以外圈的大者为优先。

“以德报怨”事关全民族之利益,其考虑应该超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上,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这两个政权;国共这两个执政党,以及毛、蒋二位执政者了。

小结

对有兴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蒋中正日记真是一个无尽的宝藏。作为一个年老的业余写作者,受了时间及精力的限制,我只能选择个人有兴趣的个别题目去做研究。

例如在研究一九六一年的外蒙入联合国案时,我选择了大约三个月的期间之日记作为资料。至于在研究一九六三年严家淦取代陈诚出任“行政院长”时,因为从一月一日起到十二月一日严先生受命“组阁”为止,我在日记中一直没有找到过严先生的名字,所以看了大约十一个月的日记,因此意外的发现了本文所写的三条记载。

其实在一九六三年中,蒋先生日记主要是在记载他准备“反攻”一事,大幅度记述了他调动军方人事,布置军力的经过。如果对军事史有兴趣而且有深入研究者,如吾友周珞兄、王立桢兄二位,读之尚可大有收获。对我来说,这只是一大批三军将校们的位置搬来搬去而已。

当我说将校二字时,请别以为我只是在用成语。在蒋先生日记中对空军人事的安排,是包括了大队长(上校)级别在内的,至于陆海军则通常只写到将级军官之任免而已。

在细读了蒋先生日记之后,深为遗憾者是我缺乏心理学之训练,我认为需要有一位或多位熟悉近代史之心理学者去研究蒋先生的心理,作个分析,则功莫大焉。不知道我的老友杨国枢院士,不论其本人、其友人或其门弟子中间有否合适而且也有兴趣于此之人选呢?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于金山

导言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发表叶公超免去“驻美大使之职务”,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今沿用蒋中正先生日记中的用词,称此事为“叶案”。

本文之重点是在研究“叶案”之经纬,并兼及与此事有关之一些事项。

本文之资料来源如下:

(一)蒋中正日记(本文中简称“日记”,并且在不标示年份而只写月日时,都是指一九六一年)。

(二)坊间已见到有关此事之文章或书籍。例如长青文化公司出版,张嘉琪女士的大著《峥嵘岁月》。此书甚佳,值得一读,谨向读者推荐。

(三)美国有关第二管道之今已解密的文件(节录自《峥嵘岁月》)。

(四)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告诉我有关“叶案”之故事,以及取材自其遗著《中央工作日记》之资料。

(五)得之于某些外交界前辈之口头数据。

本文可分五章及三种附录,即:

甲章:“叶案”之由来。

乙章:第二管道之始末。

丙章:叶公超出任“政务委员”之经过。

丁章:围绕着“叶案”的一些枝枝节节。

戊章:感言。

附录则可分三部分:

(一)蒋中正在中政会就外蒙古案发言的记录稿,以及此次中政会之决议文。亦即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案”放弃使用否决权,改投弃权票,改定决策时党政高层之决议文。

(二)日记有关“叶案”之摘要列表。

(三)日记有关三案(“叶案”、“外蒙古案”、“联合国案”)的全文抄录。

在蒋中正相关“叶案”之日记公布之前,世人对叶“大使”之突然去职,有许多揣测之辞。我曾听过的有下列两种说法,此即因为叶先生犯了:

(一)“大不敬罪”:

主张这个说法的论述很多,其中以刘荩章先生在《传记文学》月刊上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也为叶公超先生去职疑案说几句话》,写的最为详尽可靠。该文之大意是指一九六一年十月某日,在华府的叶“大使”与在纽约的沈昌焕“外交部长”通长途电话时,叶先生对“元首”(即蒋中正“总统”)语出不敬,为人录音而向蒋先生密电举发,刘先生则是此事之目击证人。

(二)“欺君之罪”:

这是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已弃笔从商以后,告诉我的故事。

不过在细读了蒋先生日记之后,由本文下述可知,我发现在他心目中叶先生犯了以下四个罪行:

(一)“不断侮辱政府”,此即“大不敬罪”,只是蒋先生用“政府”二字取代“元首”。不过蒋先生在众多密告者之中,只写出了时任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的曹文彦之名字,其他人的名字却没有写出来,因此我们无法查证沈“部长”是不是告密者之一,在本文中我只能用旁证去作推论。

(二)“奸诈欺骗”,此即父亲所说的“欺君之罪”,而且蒋先生还举例说明叶先生是累犯。至于父亲告诉我的那一次,蒋先生并没有明着写出来,可是在日记中却有蛛丝马迹可寻也。此外叶先生还犯了:

(三)“卖国罪”。

(四)“抗命罪”。蒋先生认为叶先生抗命,是因为叶媚外通敌,因此蒋先生将之归诸于“卖国罪”之中。因为我不同意叶先生是“卖国汉奸”,所以把“抗命罪”另予列出。

凡此等等,在本文中我将细述之也。

“叶案”与其他两个案子息息相关,此即“联合国案”与“外蒙古案”,蒋先生日记中有关此三案之记载,真可以说是通篇累章,比比皆是,抄不胜抄。因为本文之重点既然是在“叶案”,就毋庸详细地抄录其他两案从头到尾的全文了。所以在附录中,我只抄了自九月一日起到十一月十八日为止的日记中有关此三案的全部文字,以供大家参考。

沈“部长”是在九月中旬赴美的,因此我从九月一日的日记抄起,如此可使大家就沈先生在台北与在纽约时,蒋先生日记中对叶先生的批评与指控,前后可以做个比较,也可以作为沈先生曾否密告叶先生对“元首”“大不敬”之旁证的了。至于止于十一月十八日,是因为那一天叶“大使”去职,用蒋先生自己在日记中说的话,“叶案告一段落”也。

何谓“联合国案”?

“联合国案”即世人所说的联合国内的“中国代表权案”。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否决权,与英、美、法、苏并称五强。这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胜利时,“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搬迁台湾之后,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领土及人民,“中华民国”乃局处于台澎金马。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因之就产生了在二者之间,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谁才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之争论。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二者各自属于美、俄所领导的集团,因此中国代表权之争,也成为美俄两大超级强权的外交斗争重点之一了。

在一九五二到一九六○年,美国是由共和党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其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是坚决反共者,因之国民党“政府”受到美方的强力支持,在联合国的席次乃得保有。然而已是每况愈下,此因下列三个原因:

(一)亚洲、非洲的新独立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到了“叶案”发生时的一九六一年,联合国会员国从初创时的四十余国已增至一百零一国。这些新会员国合组成第三世界,他们皆为自白种人的殖民地脱胎换骨宣告独立的。而他们原来的“宗主国”如英、法、荷、比、西、葡等等皆是美国所领导的集团之成员,所以这些新兴国家对之不免有“历史性”的隔阂。“中华民国”本来与这些第三世界成员国并无夙怨,此时也多少受了池鱼之殃的了。

(二)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犹要自称代表全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强权,实为言之不能成理之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先生领导下,建立了第三世界的革命理论,主张反霸反帝,因之赢取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官民的支持。

这个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年年难过年年过”的代表权之战,本是每况愈下。在一九六一年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有了“政党轮替”,换上了原来已对“蒋政权”甚不友善的民主党籍外交官,如新任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与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等人,那就更是“屋漏逢夜雨”。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却发生了“外蒙古案”,使得“联合国案”有了节外生枝的大危机了。

“外蒙古案”对“联合国案”之影响

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抗战胜利后,由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派遣“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先生,远赴库伦,就地监督,由外蒙古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后才宣布独立建国的,国民党政府也立即予以外交承认。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后,立即片面宣布废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撤销了对外蒙古的外交承认。

一九五○年代,外蒙古曾申请加入联合国,被国民党“政府”在安理会中以常任理事国之身份使用否决权而阻止了。到了一九六一年,外蒙古卷土重来,再度申请加入联合国。国民党“政府”扬言,将再次行使否决权以阻止之。但这次与上次不同的是:

(一)前次美国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蒙古案”与国民党“政府”立场一致。可是一九六○年美国有了政党轮替,新上台的民主党之肯尼迪政府有意与外蒙古建交,并不反对其入会。

(二)那一年,非洲有一个新独立的毛里塔尼亚国也申请入会,苏俄乃扬言,若国民党“政府”否决外蒙,那苏俄也将否决毛国,以资报复。

(三)与毛国同为非洲法语系的十一个会员国乃扬言,如果毛国因之不能入会,则彼等在“中国代表权案”中将集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对国民党“政府”报复。

因之此时“外蒙古案”乃与“联合国案”成为绑在一起的两个案子了。如果国民党“政府”不顾此十一个法语非洲国家之警告,而仍旧在十月二十五日予以否决外蒙入会的话,那一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表决可能会出现如何之场景呢?

在十月二十五日安理会投票前四天,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改变否决外蒙入会之原定决案时,“外交部代理部长”许绍昌“政务次长”在会中报告:“截至现在为止,经接洽结果,支持我国代表权者四十五国,反对者四十五国,弃权者五国,态度未决定者六国。”(此见先父《中央工作日记》)

更有进者,当时美国为了“一劳永逸”,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中提案,将“中国代表权案”列为“重大决议案”。这个提案只须过半数票同意就可以成案。而一旦成案以后,中国代表权之改易既然是“重大决议案”,就得要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成立了。

因之,如果国民党“政府”放弃否决外蒙,那十一票自反对国民党“政府”转到赞成这边,由各得四十五平票,变成了五十六票支持国民党“政府”、三十四票反对。如此则不但在一九六一年稳住了阵脚,更可以帮助美方所提“重大决议案”之通过。

细考蒋中正之日记,在十月二日之前,他对否决外蒙入会一事是下定决心的。到了十月二日才开始松动,乃因有了下述“第二管道”的出现。

“叶案”之起因,便是在十月二日蒋先生改变心意之前,叶先生公开反对使用否决权去阻止外蒙入会。

美国在此时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案”中使用否决权,而支持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会籍,反对中国共产党入会的。所以叶先生的主张是与美方相同的,而在蒋先生的眼中,叶先生就成为一个“反对政府立场”的“内奸”了。

九月十一日蒋先生的日记说:

本日接到美国来息,尤其是公超对各方威胁恫吓,如我不能依照美国政策要求,而否决外蒙入会,则美援皆行停止。

正午,当昌焕临行来别时,余告以我政府只有否决外蒙,乃为死中求生唯一道路,令其转告廷黻与公超,切勿再有犹豫余地。

容我分析如下:

(一)在沈先生赴美前,

(1)已有他人向蒋先生报告叶“大使”之言行。

(2)蒋先生对叶先生的批评,仅在其为美方的政策说话而心生不满,并没有像十八天后(即沈先生赴美后)之指控叶先生为“不断侮辱政府”、“内奸”等罪名。(请见附录日记中九月底“上星期反省录”)

(二)叶先生之反对使用否决权是为了确保那一年的代表权,是如蒋先生在改投弃权票时自辩的“舍小求大”。只是叶先生以自己与美国办理外交的实际经验,与蒋先生对美方外交政策的判断不同。不过以后文有关第二管道奏功之描述去看,在“外蒙古案”这一战役中,蒋先生在十月二日以后所作的新判断是正确的,叶先生则是错的,请见后文。

有关“大不敬罪”流言之研析

外间盛传沈昌焕“部长”向蒋中正先生密电上告叶公超“大使”口出不逊,对“元首”不敬一事,以刘荩章先生在《传记文学》月刊第五十三卷第二期所写的书简,题目是《也为叶公超先生去职疑案说几句话——那通电话和那通电报里究竟讲些什么?》说的最为详细。

不过以刘先生在该文中所写的日期,即此事发生在“十月某日午时”去看,沈先生即使随后打了个密电上告,已非紧要。因为蒋中正先生在九月底的日记里已将叶先生的罪名定为“内奸”、“卖国汉奸”了。

兹引述蒋先生日记中,在一九六一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之一条文字如下:

一、除外有“鲁丑”之压迫以外,曾有内奸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外蒙入会问题,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认为美国所不愿者,提出无益,徒增美国之怒。且对政府不断侮辱,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对美外交至本月最后一周,进入微妙之恶境矣。

蒋先生在九月底的这篇日记中说:“且对政府不断侮辱。”

由此可见在十月之前,叶先生已是累犯,才有“不断”之说法。只是蒋先生除了有一次的记载之外,并未明言谁是控告叶先生“大不敬罪”者。那一次讲明白的则说是曹文彦先生。

按十月十七日蒋先生日记说:

昨(十六日)十时后上阳明山与晓峰谈,曹文彦在四月间报告叶公超之函中之要点,请其重录示余后,独自车游后小道上,即回。……后与妻车游市区,谈叶奸事,伤心痛愤。

这段日记有两点可供分析:

(一)此是在九月与十月中旬,蒋先生第一次与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谈到“中美外交关系”及叶公超。此后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外蒙古案”已告一段落,蒋先生要写一封谢函给肯尼迪,才请蒋夫人修改英文。这是在整个“叶案”与“外蒙古案”中,自九月一日到十一月十八日,蒋夫人唯有的两次参与其中之例子(详见附录蒋先生在那段日记中有关之全文)。

(二)曹文彦是何人?他告叶公超状的信函为什么会在张其昀(晓峰)先生手上?

张其昀曾任教育部长,一九六一年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兼董事长。曹文彦由“教育部”系统外放为“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一九六一年春天曹先生写了一篇英文文章,主题是宣扬国民党“政府”(或蒋先生)之某种理念,被叶“大使”当面斥责其英文不佳,禁止其对外发表。在两人争辩时,曹抬出蒋先生大名试图去压制叶“大使”,可是叶“大使”不予理会,不为所动,反而有语侵蒋先生之处,曹先生乃挟慊愤而写信给张先生以上告。显然张先生当时也转告了蒋先生,我判断因为曹之分量不够,又没有录音为凭,蒋先生当时并未要因此事而处置叶“大使”,此信遂留在张先生处了。

蒋先生在十月十三日召回叶先生,十四与十五日与之商谈不洽以后,乃决心处置叶“大使”。他就在十六日,驱车去阳明山看张其昀先生,要取得曹函中控告叶先生之重点,作为“叶逆”、“逆舻”的一个证据了。

也就是说,后来在十月二十七日蒋先生写信给在养病中的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要免除叶“大使”职务时,曾附上一纸叶先生“逆舻”之清单,我判断曹文彦所指控的“大不敬罪”当在其列。

不知道陈家今日是否保留了那封信及清单?此将是一件甚为珍贵的材料。沈昌焕先生是否也像曹君一样成为“告密者”,当可由此知道了。否则以今日所有当事人均已过世,而蒋先生日记中除了曹文彦之外,没有点出其他上告者的名字,那只有等待“总统府”、“外交部”或蒋先生私人秘档把蒋先生与沈“部长”在九、十月中,双方一在台北、一在纽约,彼此之间的通话记录或电文解密以后才能得知此事之真相。

在排比了蒋氏日记之后(请见附表),以沈“部长”九月中旬赴美前后,即九月上旬与九月下旬及十月之日记去分析,叶先生在蒋中正先生心中的罪名是变得更多、更重一事去看,我认为外界盛传沈先生密告叶“大使”口出不逊,语侵“元首”是确有其事也。

至于外界本来不知道的曹文彦之事,我认为此只是蒋先生在找更多的旁证而已,若只以此人之证词为凭,蒋先生是不足用以说服与取信陈诚先生的了。

即我判断,叶先生不但犯了“大不敬罪”,更且是累犯,犯了不止一次,而且沈先生亦曾多次向蒋先生报告此种事情,并不仅限于十月某日为刘荩章先生偶然撞破的那一次而已。

仅此一点,即足以让叶“大使”去职,但绝不足以构成其为“卖国汉奸”之重罪。因此在蒋先生心目中,除了口出不逊之“大不敬”之外,必然另有他事使之痛心愤恨,以至于此耳。

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在我弃笔从商之后,曾告诉我有关“叶案”之内幕,即:

(一)叶先生是犯了“欺君之罪”。

(二)陈“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为叶先生缓颊,代为安排出任其“内阁政务委员”之经过。

在本节中先予讨论第(一)点,至于第(二)点则留待下文记述之可也。

蒋中正日记中对叶先生“奸诈罪行”、“欺上”之指责处甚多,而且认为是“累犯”,并非仅限于在“外蒙古案”之言行,即父亲所告诉我的那一次,今列述如下:

(1)以前所犯之罪行

十月十五日蒋先生日记有文字如下:

一、当四十七年十月底,“中美共同宣言”中,我以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而叶竟以不使用武力允美方,并谓全照我意定稿。及其发表,完全与我凭借之意相反之痛心事,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对此点我的看法是,中文中“不凭借武力”与“不使用武力”是不一样的。不过国际条约中文本只是仅供参考而已,此处是要以英文本的文句为准的。我手上一时没有资料,尚请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不过以当时国民党“政府”之重视对美外交,我认为这个宣言绝非签字者,亦即身为“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先生可以一手遮天,一人独断而决定其文句者。一定是经过“外交部”、“总统府”以及蒋先生本人之认可,才能定稿。在多年后去怪罪叶先生欺骗蒋先生,混骗过关,是难以取信于人的。

当然,蒋先生有权指责叶先生没有达成争取我方要求的任务,可是宣言全文一定是经过蒋先生的同意及授权,叶先生才会签字的,也就是说蒋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时是同意“不使用武力”这五个字的。

(2)此次所犯之罪行

至于在一九六一年的“外蒙古案”中,蒋先生指控叶先生为美方虚张声势,恫吓内部,要把美方提案蒙骗过关,在其日记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过都是在十月十三日叶先生奉召返“国”之前。

在叶先生返抵“国门”后,双方之交涉已由后文所说的第二管道进行,此即经由双方特务单位之首长,美国CIA驻台站长克莱恩(Ray S. Cline)与国民党“政府”之蒋经国先生两位负责,以私人名义所进行之洽商。叶先生当时人在台北,虽然参与,只是一个助手,协助经国先生的角色。而且连双方已达成的秘密协议,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由后文所引之美方谈判代表克莱恩对白宫的报告可知也。因之,叶先生也不再有对蒋先生作欺骗之言行的资格了。

蒋先生在十月十四日与叶先生面谈,询其意见,叶先生乃表示美方白宫不会同意蒋先生所要求的,以书面保证其为了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之席次,将会不惜动用否决权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入会。叶先生并不知道在前一天肯尼迪经由第二管道,已经口头同意此事。蒋先生在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叶“大使”回到台北的二天后,其日记中有文曰:

十时后召见公超(岳军在座),问其昨拟对美方案,在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之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彼始终认为美必拒绝也。

张其昀曾任教育部长,一九六一年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兼董事长。曹文彦由“教育部”系统外放为“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一九六一年春天曹先生写了一篇英文文章,主题是宣扬国民党“政府”(或蒋先生)之某种理念,被叶“大使”当面斥责其英文不佳,禁止其对外发表。在两人争辩时,曹抬出蒋先生大名试图去压制叶“大使”,可是叶“大使”不予理会,不为所动,反而有语侵蒋先生之处,曹先生乃挟慊愤而写信给张先生以上告。显然张先生当时也转告了蒋先生,我判断因为曹之分量不够,又没有录音为凭,蒋先生当时并未要因此事而处置叶“大使”,此信遂留在张先生处了。

蒋先生在十月十三日召回叶先生,十四与十五日与之商谈不洽以后,乃决心处置叶“大使”。他就在十六日,驱车去阳明山看张其昀先生,要取得曹函中控告叶先生之重点,作为“叶逆”、“逆舻”的一个证据了。

也就是说,后来在十月二十七日蒋先生写信给在养病中的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要免除叶“大使”职务时,曾附上一纸叶先生“逆舻”之清单,我判断曹文彦所指控的“大不敬罪”当在其列。

不知道陈家今日是否保留了那封信及清单?此将是一件甚为珍贵的材料。沈昌焕先生是否也像曹君一样成为“告密者”,当可由此知道了。否则以今日所有当事人均已过世,而蒋先生日记中除了曹文彦之外,没有点出其他上告者的名字,那只有等待“总统府”、“外交部”或蒋先生私人秘档把蒋先生与沈“部长”在九、十月中,双方一在台北、一在纽约,彼此之间的通话记录或电文解密以后才能得知此事之真相。

在排比了蒋氏日记之后(请见附表),以沈“部长”九月中旬赴美前后,即九月上旬与九月下旬及十月之日记去分析,叶先生在蒋中正先生心中的罪名是变得更多、更重一事去看,我认为外界盛传沈先生密告叶“大使”口出不逊,语侵“元首”是确有其事也。

至于外界本来不知道的曹文彦之事,我认为此只是蒋先生在找更多的旁证而已,若只以此人之证词为凭,蒋先生是不足用以说服与取信陈诚先生的了。

即我判断,叶先生不但犯了“大不敬罪”,更且是累犯,犯了不止一次,而且沈先生亦曾多次向蒋先生报告此种事情,并不仅限于十月某日为刘荩章先生偶然撞破的那一次而已。

仅此一点,即足以让叶“大使”去职,但绝不足以构成其为“卖国汉奸”之重罪。因此在蒋先生心目中,除了口出不逊之“大不敬”之外,必然另有他事使之痛心愤恨,以至于此耳。

有关叶公超“欺君之罪”说法之研析

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在我弃笔从商之后,曾告诉我有关“叶案”之内幕,即:

(一)叶先生是犯了“欺君之罪”。

(二)陈“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为叶先生缓颊,代为安排出任其“内阁政务委员”之经过。

在本节中先予讨论第(一)点,至于第(二)点则留待下文记述之可也。

蒋中正日记中对叶先生“奸诈罪行”、“欺上”之指责处甚多,而且认为是“累犯”,并非仅限于在“外蒙古案”之言行,即父亲所告诉我的那一次,今列述如下:

(1)以前所犯之罪行

十月十五日蒋先生日记有文字如下:

一、当四十七年十月底,“中美共同宣言”中,我以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而叶竟以不使用武力允美方,并谓全照我意定稿。及其发表,完全与我凭借之意相反之痛心事,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对此点我的看法是,中文中“不凭借武力”与“不使用武力”是不一样的。不过国际条约中文本只是仅供参考而已,此处是要以英文本的文句为准的。我手上一时没有资料,尚请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不过以当时国民党“政府”之重视对美外交,我认为这个宣言绝非签字者,亦即身为“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先生可以一手遮天,一人独断而决定其文句者。一定是经过“外交部”、“总统府”以及蒋先生本人之认可,才能定稿。在多年后去怪罪叶先生欺骗蒋先生,混骗过关,是难以取信于人的。

当然,蒋先生有权指责叶先生没有达成争取我方要求的任务,可是宣言全文一定是经过蒋先生的同意及授权,叶先生才会签字的,也就是说蒋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时是同意“不使用武力”这五个字的。

(2)此次所犯之罪行

至于在一九六一年的“外蒙古案”中,蒋先生指控叶先生为美方虚张声势,恫吓内部,要把美方提案蒙骗过关,在其日记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过都是在十月十三日叶先生奉召返“国”之前。

在叶先生返抵“国门”后,双方之交涉已由后文所说的第二管道进行,此即经由双方特务单位之首长,美国CIA驻台站长克莱恩(Ray S. Cline)与国民党“政府”之蒋经国先生两位负责,以私人名义所进行之洽商。叶先生当时人在台北,虽然参与,只是一个助手,协助经国先生的角色。而且连双方已达成的秘密协议,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由后文所引之美方谈判代表克莱恩对白宫的报告可知也。因之,叶先生也不再有对蒋先生作欺骗之言行的资格了。

蒋先生在十月十四日与叶先生面谈,询其意见,叶先生乃表示美方白宫不会同意蒋先生所要求的,以书面保证其为了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之席次,将会不惜动用否决权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入会。叶先生并不知道在前一天肯尼迪经由第二管道,已经口头同意此事。蒋先生在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叶“大使”回到台北的二天后,其日记中有文曰:

十时后召见公超(岳军在座),问其昨拟对美方案,在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之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彼始终认为美必拒绝也。

我认为这是叶“大使”判断错误,并非“卖国”。

至于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即在一九六一年之后大约二十多年,蒋、叶两位都早已过世后,所告诉我的叶先生此次所犯的“欺君之罪”如下:

父亲说叶先生奉召回“国”之前,去了白宫与肯尼迪见面,十月十三日回到台北后,蒋先生在十四日及十五日与之见面时,问他在此会中,肯总统有何说法。叶说,肯尼迪讲只要“中华民国”放弃否决外蒙入会,美国将会公开宣称支持我方反攻大陆。最后在十月二十一日肯尼迪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中,只公开宣称,美国一向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惟一合法之政府,蒋先生乃大为失望,责问叶公超。叶氏答之以,此即美方确认“中华民国”之主权涵盖整个大陆,因之我方有权反攻大陆。蒋先生怒道,这还需要他们美国人来作承认?你是中国驻美“大使”,还是美国驻华大使?

在蒋先生的日记里,对此事虽然没有明白记载,却有蛛丝马迹可寻。

叶先生是十月十三日回到台北的,十四日上午蒋先生即予召见谈话。十五日亦予召见,那一次见面时张群亦在座。而在十五日的日记上,即旧事重提,如前引所述之文句说:“当四十七年十月底,‘中美共同宣言’中,我以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而叶竟以不使用武力允美方,并谓全照我意此稿,及其发表,完全与我凭借之意相反之痛心事,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此即本节前文所述叶先生之欺上旧行,在十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蒋先生忽然旧事重提,而且与其当天日记之其他部分无关。我认为此即在十五日召见叶先生时,叶先生提出了肯尼迪将公开宣称支持“反攻大陆”一事,蒋先生此时已有第二管道与肯尼迪私下联系,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是将信将疑的。他固然希望是真,但是怎会在第二管道方面丝毫没有半点儿踪影,因此才会说“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因为依附录所抄蒋先生日记所示,在十月十三日叶先生回到台北以后,到他十一月十八日被免职,蒋先生对他所作的新指控,只是在说他不敢向美方提出两项要求。这都不能算是“叶又想重演一次诈欺乎”。可见十五日这条日记之记载,当为另有所指,其所指责者为何事?只是蒋先生没有写出来而已。

有趣的是,叶先生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亦即美国公开承认为“中华民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即是公开支持国民党“政府”有权反攻大陆这个论题,我在二○○九年内曾一对一地分别告诉了沈克勤大使与郭岱君博士,他们两位各自想了一想,分别告诉我说:“没错呀!叶先生没有欺骗蒋先生呀!”

父亲是法律学家,他在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是脸带微笑的。我想以他之深知蒋、叶两位,他是在笑叶先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吧。

叶先生是外交家,以国际法之合法性,以及国际舆论之支持为重。蒋先生是军事家,讲究实用的有形物质之人力、物力、财力之支持也。

我认为叶先生是有些存心在做误导(misleading),但不是欺骗(cheating),哪知道这引起了蒋先生的新仇旧恨,叶先生就成了一个“欺上”、“卖国”的“内奸”累犯了,奈何?!

本章小结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弃守大陆,此与一九六一年只差了十二年,因此在“叶案”发生时可以说是大家对丢了大陆之往事,记忆犹新。

在此十二年中,美国有八年是共和党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的,即在中间的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年。在前面的三年,即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美国是民主党籍的杜鲁门总统执政,杜总统及其国务卿艾奇逊对蒋中正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深痛恶绝,全无好感。在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之后,美国即发表了对华外交政策白皮书,把失去中国大陆的责任及过错全都归罪于“蒋政权”,美方大有洗手不理之感。因为在一九五○年发生了韩战,乃使杜鲁门政府改变政策,派遣其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美国乃与中国共产党对立。而后双方在朝鲜兵戎相见,大打出手,更使美国又重新与国民党“政府”紧密契合了。

到了一九五二年美国有了政党轮替,共和党入主白宫,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国务卿杜勒斯是一位坚决反共者,国民党“政府”与之甚为相得。此八年中,也是叶公超先生在外交方面长材得用,成果斐然之时期。

在一九六○年美国又发生了再一次的政党轮替,民主党之肯尼迪当选总统,起用了当年艾奇逊的助手鲁斯克为国务卿,艾森豪威尔两次的竞选对手史蒂文森州长为驻联合国大使。这两位都对“蒋政权”不友善,而蒋先生也极为讨厌他们,在日记中常骂鲁斯克为“鲁丑”、“罗丑”。

蒋先生认为自一九四九年的艾奇逊国务卿开始,到一九六一年的“鲁丑”为止,美国的民主党人一直有一个阴谋,此即其在十月十九日之日记中所说的:

自四月起美国务院以承认外蒙,准许其进入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允许“共匪”进入联合国,以及台湾为台湾独立国等等民主党行动委(员)会之十二年来对我之阴谋。

因之对“外蒙古案”,蒋先生之坚决主张行使否决权以阻止其入会,是为了防止前述大阴谋理论中第一张骨牌倒下而背水一战,其战略目标是阻止继之将要发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入会。

一如下文所述,在十月二日因为接受了张群与王云五所建议的“双重否决之交换”的建议,蒋先生认为只要美国能:

(一)公开宣称认为“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权。

(二)白宫向蒋先生提出秘密的书面保证,以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入会时,美国不惜动用否决权以阻止之。

那么即使外蒙入会,第一张骨牌倒下了,那第二张骨牌——即中国代表权,也不会因之发生问题了。

此所以蒋先生乃改变心意,放弃否决外蒙入会以与美方交换上述的两项承诺了(在本文中我称此为“双重否决之交换”)。

在此之前,叶先生坚决主张放弃否决外蒙入会,以争取法语系非洲国家之十一票,以确保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代表权案”中不致落败,这只是一年份的战果之取得。而蒋先生的目光却是放在长远的一劳永逸以确保代表权。因此蒋先生的战略眼光是比叶先生要来的高明些。可是这只是他们两个人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判断不同,并不表示叶先生在“卖国”。此是叶先生认为美方绝不可能同意前述之两项条件,因而抗命拒绝在华府向白宫提出,可是在召回叶先生以后,蒋先生经由第二管道在台北谈判却做到了。

事后去看,在第二管道启用之前,叶先生的主张是“舍小全大”,是正确的;可是在蒋先生提出了“双重否决之交换”的主张之后,叶先生认为不可行,却是判断错误的了。

细读了这两个多月的蒋先生日记,令我最感意外的是:

(一)蒋先生对叶公超先生的深痛恶绝,痛责漫骂到称之为“卖国汉奸”、秦桧、张邦昌的地步,实为过分苛责。

(二)他在这次对美交涉中摒除了蒋夫人及她所领导的知美与留美派人士之参与。

在九月中旬沈昌焕出“国”之前,蒋先生用的智囊团是张群(岳军)、陈诚(辞修)、王云五与沈昌焕。在沈出“国”后,则由其副手许绍昌代之。

他们五位当时的职务分别是:

张群(岳军):“总统府秘书长”

陈诚(辞修):“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

沈昌焕:“外交部长”

许绍昌:“外交部政务次长”

沈与许只是基于本职而参与其事,并没有资格去参与制定决策,而其他三位元老级者却没有一个是留学美国或平素参与对美“外交”工作者。此示当蒋先生为了“外蒙古案”,要向美国摊牌时,他并不信任其属下的知美派,此并非只是针对叶公超一人如此而已,亲如蒋夫人,蒋先生也将之摒于门外也。

我认为另外有一个因素,是蒋先生没有明说的,即他此时将陈诚与叶公超结合在一起,此容我在后文详述陈诚力保叶公超出任“政务委员”一事时再作分析可也。

蒋先生在十一月十九日之日记中说,任命叶公超出任“政务委员”,此即“叶案”收场之处理,是“因内外关系”。我认为“叶案”之起因也有内外关系,“外”是因为叶与美国人太亲近,关系太密切。“内”则是蒋认为陈已收编了叶,叶在蒋、陈之间的微妙关系中是倾向于陈的,此点容我在后文记述王云五先生一次访美的秘密任务时再予评析可也。


蒋经国日记

1941年

9月10日日记写道:“太阳、空气、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中国人一般的习惯都不太愿意去接近他们,所以身体天天的坏下去。”

1945年

10月25日日记写道:“回忆往日之生活与事业,东西奔走,迄无一成,尤觉慨然。”10月27日日记写道:“晚睡前,小立阳台,人初静,风乍起,东望明月上升,树枝摇曳窗前,心中不知所思。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10月31日日记写道:“吾人虽恨日本侵略,但对日本一般平民,应以人道待之”。

11月3日日记写道:“人生在世,必须正直大方,服务人群,不可使人厌恶。”11月6日日记写道:“处变贵乎镇定,且定亦必由变而来。余自觉镇定功夫,已有进步,但心君仍不自泰;室中菊花盛开,室外阳光温暖,本属大好时光,而无意欣赏,此即修养不足之征象也。”11月8日日记写道:“见其仆人,奴颜婢膝,联想今日社会正将好人变坏矣。”11月9日日记写道:“近日尝思一个年青人所最难做到者,即无论何时何地,不因胜利而昏迷,不因失败与难关而吓退也。自问亦远难完全做到。且近来发现自己,依然不够稳重,又常矜自己之能,此为事业方面之危机;而对人一有不好印象,即不愿与之往来,亦不愿加以劝告,此更为知人用人之大病。”11月10日日记写道:“余语气似过爽直,或有开罪人之处。近日心中烦忧,胃口不好,每餐不能多食。事忙时尚无烦恼,一有空闲,烦忧毕至。自思心绪烦闷而意志坚强,此两种力量何能同时存在乎。”

1948年

8月26日日记写道:“早起后阅读信件,差不多都是来要求职业的。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来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9月26日日记写道:“一星期来,因为工作环境的复杂,以及每天所处理的问题之多,脑子是相当的紧张。尤其是目前的情况,差不多半天都不能离开岗位,可知一切都没有上轨道。”

10月5日日记写道:“做成一件事,无论大小,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只要有勇气,总是可以成功的。”10月9日日记写道:“看出环境之艰困,此时此地,必须沉着,否则必将失败。”10月13日日记写道:“一方面为了应付每天所发生的紧急事件,要伤很多的脑筋,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很多根本问题,真是相当吃力。但是事至今日,只有拼命到底。”10月14日日记写道:“内心沉痛万分,人家死都可以死,那我们后死的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10月26日日记写道:“我们今天办理繁重工作,必须忍耐。”

11月2日日记写道:“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而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11月4日日记写道:“近日在工作艰苦之中,甚为知己朋友之同情而感动。”

1949年

10月6日日记写道:“今日为中秋佳节,如果是太平盛事,人们必在家园共享天伦之乐。今则世乱时危,已无这等清福。”

12月31日日记写道:“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作何事?往事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事急寇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1954年

10月30日日记写道:“继春为人忠厚……他在生时曾与章姓女相识,未婚而生孪子,当在桂林生产时,余曾代为在医院作保人,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孪子为余所出。后来章姓女病故,现此二孩已十有余岁,为念亡友之情,余仍维持他们之生活”。

1970年

3月9日日记写道:“勇儿以因公务受伤之理由,办理退学与转学之手续,明知此为欺人自欺之作,但是事实如此,如何使我不自感惭愧耶。”

1975年

1月1日日记写道:“悔恨无益,来者可追。”1月11日日记写道:“富裕生腐化,久安失斗志”1月14日日记写道:“坐于 父亲病床前,冬夜听雨声,不觉心痛难堪。”

2月17日日记写道:“接章女来信说:‘最近这里天天下雨,虽然切望着阳光的出现,但大地又多么需要著这些雨水的洗涤与滋养。在人的生活中,不亦正是如此吗?生命的滋长并不靠美满的现实。’诚哉斯言。”

3月15日日记写道:“余备尝人间之讽刺、侮辱与打击。唉!往者已矣,来者多难,是可预料者也。余将坚忍以承担之。”3月25日日记写道:“总之,政治应以国利民福为依归。”3月26日日记写道:“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虑已甚。”

3月25日日记写道:“看见文儿似疯非疯之病态,至感厌烦,不过我一点亦不可怜他,因为这是他自作孽也。现在要以很多钱去养一个废人,消耗公费公物,自感惭愧,对老百姓无法交代。”

4月29日日记写道:“能自不迷惑,何人能惑之;自不惊吓,何人能吓之。无私无我,方寸不乱,天下可定。成败生死不计,则天下尚有何事可畏。”

5月6日日记写道:“在忙碌中可稍忘心中之痛苦,只有奋发图强,才能报答 父亲于万一。”

6月18日日记写道:“今所可忧者,并非外来之冲击,而是内在的问题”6月19日日记写道:“社会进步繁荣,其副作用乃形成一种苟安而腐败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可怕的现象,因此,务必从加强心理建设和改革生活做起,吾人能不谨慎、小心、勤奋、努力乎。”

7月12日日记写道:“‘自净其意’,自己慧眼不够,希望能自净心意之谓也。天地间有许多事要自己去体会,以求能进入正定而恍然大悟。”7月27日日记写道:“一般人民要有申诉困难的机会,青年人要有就业的机会,解决困难,增加就业,乃是当务之急。”

10月5日日记写道:“首重良知,大众利益岂能求得人人满意,把握原则而不变,对准目标而不移,如此做去,那就够了。人民是可爱的,坏的是极少数,如果执行政策,处处敷衍,必是一无成就、一无是处。”[37]10月26日日记写道:“时代和人类的共同之事,吾人能够朝正确的正确的方向去做,作最大的努力,其他的事,则可稍缓,事事唯求心之所安而已。”

11月1日日记写道:“今日为多事之秋,对于人物与事物之判断,必须力求冷静沉着,不要忧愁,不要惧怕,不要烦恼,不要疑惑,每人应有独立自主之人格。”11月12日日记写道:“勇敢而稳重地站起来,明辨是非之理,看轻生死之道,则天下无难事矣。”11月30日日记写道:“天下决无万全之事,总在尽其心、尽其力,今曰处理经济问题亦复如此。要帮助工商业,就必须大量发行通货,通货万一膨胀,则物价必定上升,影响大众生活,引起社会不安,所以决定暂不采大量发行通货以刺激生产之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主。凡事如能双方兼顾最好,否则必须权衡轻重利害。以政治而言,必须以照顾大众之利益为主也。”

12月6日日记写道:“应多设法听取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诤言,而不要听别人的鼓掌、欢呼和夸赞,要知夸赞听得多了,可以使人‘不省人事’,失去知觉,而终致偾事。”12月22日日记写道:“为农历冬至,早起向 父灵行礼致敬。”12月25日日记写道:“决心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来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今后除了自己的工作外,更要为社会培养人才,厚植国力,这是最难亦是最重要的事。”

1977年

11月19日(中坜事件当日):“难道只有选举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会中,或许选举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为先的社会中,选举反而成了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又不能不办。”

11月25日:“十九日公职人员选举之挫败(亦可以说失望),乃是字从政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打击。自知此次失败包含了极严重的不利于党国的危机,至于决策与准备方面,我过估自己的本身力量,而轻视反动力量之发展,对于提名之候选人未加深入之考核,轻信‘干部’言,木已成舟,后悔莫及。余对选举之失败应负全责,惶愧交感。一月来坐立不安、夜不成眠,但是我绝不示弱而退却,否则正中敌人之计矣。余所痛苦者并不在败余敌人,而是党内同志(失意)竟以幸灾乐祸之冷笑以论此一痛苦之失败。”“吾人应从此一伤痛的失败中详加检讨:(一)党的作风落伍;(二)党的基层组织已经腐烂;(三)党的干部腐化而且自以为大;(四)民众把党看作是压迫他们的机构,根本谈不上服务。”

1979年

3月18日:“诚心善意派勇儿赴纽约拜寿反被怒骂而返,断非我始料所及。如此无情无义、无理取闹、借题发挥在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小孙身上,如何不令余痛心?数天来为此而日夜寝食不安。在公务方面的负荷已经够重了,而又加上如此家难,实在够受了。如无平日之修养,恐难再忍受了。孔家之阴魂一天不消灭,我蒋家就没有一天安宁了。”

11月3日:“朴正熙于廿六日被刺而死,死得奇怪,是一个大谜。美国正式声明此事与其无关,无异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政府之愚蠢到此程度实在可笑。政治外交是多么残酷无情,可不慎乎?伊朗国王被迫离国,尼加拉瓜苏慕萨之下场亦如此,继之为萨尔瓦多总统下台逃亡,到朴正熙被自己人所刺,一连串的事件都是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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