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蒋中正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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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孙中山于北京逝世,国民党出现权力真空,各派迅速展开斗争。此前,蒋中正通过打败陈炯明,在危急关头救了孙中山一命,博得孙的信任和重用,大大提高政治声誉。后来,他以特委身份调查“廖仲恺刺杀案”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并通过中山舰事件将赤色分子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并打击国民党左派,逼走了最大对手汪精卫。在四一二事件清除中国共产党,获得国民党内右派多数支持,成了最高领袖,正式接掌孙中山的权力,成为中华民国的政治新星和大赢家,自此开始了近半世纪的掌权生崖。

评注: 1887年10月31日,蒋中正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幼名瑞元,学名志清,在1913年二次革命时,尚以此名为正名。留学日本时取表自“介石”,意为“其介如石,以中正也。”

蒋家远祖蒋宗霸,笃信佛教,生前常诵《般若心经》,世称摩诃居士。蒋母王采玉为忠实佛教徒,以孝悌闻名的蒋中正中年之前亦信佛。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8岁时去世。蒋家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共30亩地,使蒋家成为溪口镇五大富农之一。

蒋五岁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自称“幼性顽钝”。蒋中正对母亲颇为孝顺,15岁在母亲的安排下同毛福梅结婚,1910年生蒋经国。

蒋婚后先后转入奉化和宁波读中学。时值《辛丑条约》之后,蒋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使之产生了赴日学习军事的念头,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了3个月日语。蒋母同意其要求并提供了出国经费。

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之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影响。因非公费留学不能入军校,只好回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学习炮兵。由于蒋在保定军官学校深受校长和教官赏识,第二年就成为第一批派往日本深造之四人之一。

1908年春,蒋与陆军速成学堂62名学生,一起到东北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进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创立之东京振武学校。两年后蒋被分配至日军野战炮兵第19联队实习,表现相当不错,1911年6月,晋升炮兵一等兵, 很快又晋升军曹。蒋见识了日本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认为是日本军事成功之主要原因。

蒋在同学中人缘不好,只有张群和何应钦等几个朋友,假日和同伴会到餐馆饮酒,常常逛窑子,也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在日本,蒋认识了同盟会的陈其美。在陈其美的带领下,蒋开始沉迷风尘,尔后也多次前往妓院寻欢作乐。蒋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陈其美比蒋大11岁,成为蒋在政治上之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之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受到蒋之重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蒋和张群等即向高田联队请假回国。

11月3日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和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夺取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蒋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赴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当时,蒋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效仿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异姓兄弟。

1912年,陈其美派蒋中正与王竹卿,于1月14日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乃避往日本。

蒋中正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是1913年7月在上海。孙中山从侧面了解到蒋生活糜烂、纵情声色、饮酒无度。蒋表示愿意与孙同甘共苦,期望孙能委以重任。当时,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蒋被迫逃进陈其美之娘姨、舞厅交际花姚冶诚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

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于9月1日抵达长崎,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做监誓人,加入中华革命党。在这一年蒋介石尽力读书,读完曾国藩全集。

1914年春,蒋奉孙中山之令主持上海讨伐袁世凯军事,兼第一路司令,担负攻取上海西部之责。袁下令严缉蒋,蒋又避祸于日本。孙中山命蒋中正赴哈尔滨视察东北形势,蒋上书孙中山阐述欧战趋势及倒袁计划。蒋在东北策划讨袁工作,难有进展,遂返回日本研读王阳明、曾国藩之军事战略。

1915年10月,蒋奉孙命回上海,协助陈其美,拟定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12月5日,策动上海军队反袁肇和舰起义失败。陈其美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做自己接班人。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寄宿的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次年在上海打铁浜苏州集议公所为陈其美举行国葬,上万人送行。蒋经纪丧事,复为文以哭之。

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他更以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

1916年6月初,孙中山任命蒋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本月,袁世凯暴毙,蒋乃辞职赴北京观察政局。由许崇智代其职。蒋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

1918年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桂系所刺杀,孙中山益无所恃,乃电召蒋中正赴广东以为助,3月11日蒋奉派赴汕头,出任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因受排挤,四个月后辞职。8月,蒋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攻取大埔、永泰。蒋又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蒋再去日本。

1920年,孙中山命蒋中正、朱执信等赴福建漳州。9月30日,孙派蒋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蒋于11月12日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到后,次日再回到浙江老家,探望老母。孙中山在写给蒋母的祭文中认为他与蒋“如身之臂,如骖之靳”,并评价蒋是“守经达变”之人。

11月,蒋不愿与陈炯明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富商女子陈洁如同居。陈洁如祖籍宁波镇海,出生于上海,家境宽裕,她的父亲陈学方是经营纸业的商人,母亲是苏州人。在12岁的时候进入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就读,在那里与巨商张静江的几个女儿成为好友,并经常去张家做客。

1919年时,陈洁如在张家做客时,偶然见到了来访的孙中山和蒋中正,蒋对她一见锺情,并展开热烈追求,陈洁如不知所措,但后来对蒋逐渐有了好感。陈洁如的母亲在请人调查后却发现蒋中正已经有一妻一妾,并且没有正当的职业,于是拒绝了蒋的求婚。蒋介石则透过张静江和孙中山的关系,继续向陈母表示有意明媒正娶陈洁如,并最终得到陈母的首肯。蒋向陈洁如声称自己已经与原配及侍妾脱离关系,并许诺“你将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蒋中正有写日记的习惯。《蒋中正日记》由蒋中正从1919年直到1972年患病止,用毛笔亲笔工整在日记簿上书写,共57年,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完整、资料量最巨的领导人日记。

蒋中正1919年7月26日在日记写道:“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1919年3月,蒋旅经香港,又在旅舍中嫖妓,他说是“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蒋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 。 ”

1919年5月7日日记写道:“往第三十九营点名,为士兵侮辱,当时只有忍辱包羞而已。”

1920年,蒋中正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由于蒋对投机之奥妙了解非常透彻,在证券起落中,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1922年孙中山受陈炯明打击避祸永丰舰时向蒋中正求救,蒋即赶赴上海,找到虞洽卿借到6万银元;蒋带着钜款搭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在上海,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的同乡虞洽卿指点蒋中正拜青帮头号老大黄金荣为师。

从《蒋中正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中正如何从一个平凡人到领导者之心路历程,让任感觉他这个人很真实,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之人。很多同时代的与蒋中正有深入接触的人都知道蒋的生活用度非常节俭,自己补破衣,不挑食,吃东西十分简单。蒋中年以后不喝酒、不吸烟,基本上只喝白开水,日常生活很平淡。他喜欢读书,所以跟一般军人很不同,更富有文人气质。

蒋中正守传统而不古板,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批评。孙中山曾提及蒋“脾气刚烈、恃才傲物”,他发现蒋有些刚愎自用、心胸不够宽,曾担心他脾气暴戾、憎恨凡人庸才会成不了大事;但是后来看法有了改变。蒋中正也自承脾气暴躁,有时会对文官雷霆责骂、对军人拳打脚踢,他说虽然想克制自己,但是个性似乎不易改变。蒋常与人起争执,很难与其他同事配合工作。国民党中常委主席胡汉民说蒋中正“长于应急,能迅速解决问题,但在解决一问题后,却因之又制造了新的问题。”

此《蒋中正日记》不但为后人提供了较为真实客观的历史发展线索,更重要是揭露人性真实的一面。他自认常常犯错,但知错能改,反省悔过,并且是用心和行动表达出来。

1925年孙中山病重后,汪精卫(汪兆铭)作为孙的文胆,在许多场合代表孙讲话。在北京同奉系军阀谈判时,汪精卫一直是追随左右。

孙中山临终前曾对汪精卫等表示,担心自己死后,他们“要不因害怕危险被敌人软化”,要不然则遭敌人“加害”。之后闭眼不再说话。汪精卫于是表示不怕危险,不会被敌人软化,请求孙先生为其指明“怎样向前去奋斗”,并表示自己预备好了几句话,可读给孙先生听,如表赞成便签字画押。孙中山表示同意。汪精卫随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天,孙中山没有签字。3月11日,孙中山意识到了自己不久于人世,在遗嘱上签字。

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孙中山一生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选举,因而自己不能指定接班人。

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三人为国民党元老,很有资格接班。廖仲恺是左派领袖,且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精卫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表现得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

孙中山垂危之际,汪精卫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精卫表示同意。

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成为仅次于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的国民党领袖。

8月,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中正主张杀之,汪精卫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汉民“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

许崇智与蒋中正虽为结拜兄弟,蒋以同样的理由排挤许,许崇智的很多亲信被抓。在蒋的要求下,汪精卫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许崇智被迫到上海避居公共租界。汪精卫感到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的结拜兄弟欧阳格。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汪精卫任临时主席,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决定在广州粤秀山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上午,汪精卫报告《两年来政治经过状况》及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工作之情况;下午,蒋中正报告军事状况。1月16日,大会选出包括汪精卫在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任命蒋中正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中正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与汪精卫亲密、反对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人的职务。身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因病在家休息,得知消息后十分气愤。汪精卫以治疗糖尿病为由,5月11日赴香港,经法国马赛抵达巴黎,于巴黎乡间隐居直至1927年3月。

孙中山一贯主张发动北伐战争以统一中国,在1917~1924先后组军发动三次北伐。1926年奉系张作霖称霸于北方,兵力35万,控北洋政府,并辖有华北、东北等地。直系吴佩孚再起后,割据中原,兵力约20万,占据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陕西部分地区,同时握有京汉铁路。在东南方面,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约22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控制苏浙沪赣等地。三大集团形成鼎足之势,其兵力虽远超广州国民政府。

为了宣示履行孙中山遗志,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兵力约10万人,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决定采取集中兵力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北伐军兵分三路:主力部队进攻湖南、湖北;中路进入江西;东路驻守广东东部,伺机进入福建。

北伐前,湖南代理省长唐生智归附国民政府,北伐军先遣部应唐生智请求进入湖南,进展顺利。7月﹐北伐军攻下长沙,贵州、四川等军阀宣称归附。8月,北伐军攻下湘北重镇岳州。8月底,北伐军攻下通下往武汉之险要门户汀泗桥和贺胜桥,吴佩孚军兵败如山倒,从此一蹶不振。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二万多守军全部被歼,至此吴佩孚在武汉军力被全部消灭。北伐军占领两湖,声威大振。

蒋击破吴佩孚后,决进取江西,亲自领兵约五万人,后又加派援军2万人。北伐军进抵武汉后,也调兵进攻江西,与十万孙传芳军发生激战。蒋亲临督战攻克南昌,孙传芳在江西军力被全部消灭,精锐尽丧,残部败退安徽南部及江苏浙江一带。此为北伐以来规模最大战役,蒋通电各省促人民自决。

1926年9月,蒋命令潮汕部队进攻福建,很快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等地。北伐军势如破竹,闽军望风而逃,11月,先后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向浙江挺进。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则企图乘机夺占孙、吴的地盘。

此时,是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蒋中正和张作霖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4月6日,张作霖命令北京军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藏身其内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了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尚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还清查出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包括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以及近来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分三路进军。2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浙江全境。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第二次武装暴动”,再次失败。 3月20日晚,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包围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国民党钮永建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起“第三次武装暴动”,占领租界外的上海市区,建立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3月22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在北伐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策动工人起事,企图夺取上海政权,引起商民疑虑。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中路军攻下南京。国民革命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等部杀害、掠夺外侨。英、美、日领事分别报告,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蒋介石下令追查负责任者。英美军舰以此为由炮击南京,遂形成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3月底北伐军占领南京,基本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

自北伐展开后,中国共产党员加紧夺取领导权,与中国国民党斗争日趋激烈。蒋中正因逐渐与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精卫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11月下旬,汪因盲肠炎刚刚开刀,身体未痊愈,但是依然决定带着陈璧君和曾仲鸣匆忙启程回国。经过柏林时卧床不起,高烧40℃,又不得以返回巴黎。1927年2月在鲍罗廷控制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设武汉,议决削减蒋中正权力。

3月6日,奉命组建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政治委员会委员钮永建、杨铨同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会面,商谈整理上海国民党党务问题。双方意见不同,陈独秀还狂妄地称不出20年中国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

鲍罗廷在武汉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北伐途中剥夺蒋主席职务,降其为普通委员。

蒋中正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蒋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先后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清党。

3月15日,蒋中正离开南昌。3月16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随即封闭解散了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各报刊及民众团体。3月16日,蒋中正抵达九江。3月17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机关被捣毁。3月20日,蒋中正抵达安庆。3月23日,国民党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的民众团体被捣毁。蒋中正主要依靠少数手下,借助地方帮会,通过打、砸、冲,或者挑起左右派之间“械斗”,从而区分敌我,壮大自身力量,夺取党政权力。蒋中正也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级官员。

3月25日上午,张静江约李石曾、吴稚晖会见白崇禧、潘宜之等驻上海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表示国共“非分裂不可”,李石曾的态度亦激昂。3月27日,众人一起迁入蒋中正总部行营,和蒋中正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在讨论中,吴稚晖主张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接连几天的讨论中,蒋中正始终未明确表示意见。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国,经莫斯科于是日抵达上海。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革命政权,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

4月3日,在上海继续召开秘密会议,汪与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10余人讨论蒋的提议: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分共。汪不赞成立即分共。会上议会人士与汪辩论十分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最后,汪精卫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经反复策划后决定,指责中国国民党内之中国共产党员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国民革命,要求对“中共首要”采取紧急处理,清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分子。蒋发表支持汪复职通电。

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陈书面答复汪精卫,并要求他签字,于4月5日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在报上发表,强调国共团结,表示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则命蒋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发表外交意见,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解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武汉政府下令,突免蒋介石公职。

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无端杀害其所谓阶级敌人,并剥夺其合法财产。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内讧愈演愈烈,不少不满国共关系状况的资深国民党员焦虑不安,认为共产党的夺权危险迫在眉睫。中国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等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

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精卫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精卫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汪秘密乘船赴武汉。蒋中正受汪精卫赴武汉的刺激很大,担心汪会在武汉反悔。

4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都刊登了《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报道称:汪精卫、蒋中正、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

(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

(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4月9日,蒋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辉、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蒋中正即日起开展了夺取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及南京市党部权力的行动。因蒋中正在南京,其手下秘密支持帮会组建劳工会,再组织劳工会人员实施打砸及抓捕。

4月11日,蒋中正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杨虎是青帮领袖,他在行动建议传递给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

汪精卫到达武汉。4月11日,汪在武汉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还在《中央副刊》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同日,汪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蒋在南京下令清除共产党后,汪发表讲话,痛斥蒋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

4月12日凌晨,亲国民党右派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成员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蒋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内讧”为理由,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蒋解散上海总工会等组织,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机枪扫射,死亡300余人,被捕200余人。接着,蒋下令解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中国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定“清共”。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广州全城搜捕,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4月17日,蒋与一批右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

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中正发表《告民众书》。蒋等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是为“宁汉分裂”。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建立及其声明、宣言、通缉令,为清党建立了合法性。以武汉中央为正统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各省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失去合法抗争基础,纷纷瓦解。在这种形势下,此前各城市街头频频出现的大规模斗殴流血事件很快消失,通过衣着、发型乱捕的情形也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也进行清党,大量处决中国国民党右派人士,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

5月21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得到情报,称中国共产党计划在5月25日开始实行大烧杀,许遂于5月21日当晚发动“铲共行动”,指挥王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柳等人包围封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等二十多处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但滥杀左倾者,释放所有在押的地主,并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马日事变”。

四一二事件使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复杂,其中包括蒋中正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同时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间不断渗透国民党内部使部分右派党员及将领不满,并且于地方发起暴动、迫害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并掠夺其拥有合法财产等因素。据当时《中国周报》记者斯诺估计,被杀害之左倾分子在5,000人以上。上海流氓势力反共清党有功,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

第一期清党中,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也被列为清党对象,但实际上并未受到任何打击。蒋中正等实际不曾以西山会议派为敌,宣布的所谓“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也从未实施。1927年6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决定:“因纯粹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均应先行恢复党籍,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追认。”

第二期清党虽标榜要清除党内土豪劣绅,但缺乏标准,也没能实现目标。部分地区清党手段残酷,尤其是杨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及其特别军法处手段更残酷。白崇禧、周凤岐联名向蒋中正表达对上海清党的不满,要求加以规范。埔军校学生也因不满清党中的做法而不断给校长蒋中正来信来电呼吁规范。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携一份《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到达武汉,把这份指示先拿给汪精卫看。其中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

汪精卫认为这几个指示会让国民党灭亡,这让汪精卫开始决定分共,但他希望能争取到宁汉之外的第三方冯玉祥的支持,从而达到分共制蒋的一箭双雕效果。不料冯玉祥另遣李鸣钟与蒋中正联络,蒋中正答应给与冯玉祥更好的条件。6月20日,蒋中正、胡汉民、吴敬恒等与冯玉祥会于徐州,协议统一指挥,完成北伐,22日由冯致电汪精卫,指责武汉之恐怖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公开了《五月指示》,指责共产党的政策,但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抗议并退场。会议最后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国民党和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立即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予以停职。但汪精卫亦表示无意采取暴力分共,武汉政府更派员到莫斯科,讨论切实联合办法,保护中共党员的个人身体自由。在当天,汪精卫得知了7月13日中共发表的宣言,次日,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抨击共产党“破坏革命”,并将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一律停职。

评注:蒋中正因清除共产党被中国国民党内右派多数支持,成了最高领袖,中国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中国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延缓了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权力,完成北伐。开启了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统治生涯,直到1949年在国共内战失败后离开大陆。

清党对中国国民党组织发展影响深远。清党期间,除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内的左派党员和思想较激进的青年党员亦被当作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基层农工党员出于失望或恐惧而自行脱党,重创了国民党的形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4年春到1927年春,国民党员总人数从不足20万增至100万人,其中普通党员约60万。清党后,据1928年3月统计,普通党员已减至22万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19万党员,清党后“合格党员”仅1526人,其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而在汉口,清党前原有3万多党员,登记时仅5000人。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使得中国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

普遍发生的投机、暴力、专断与诬陷等情形使清党严重扩大化、黑暗化,对国民党自身造成很大伤害。大批对国民革命抱持高度热情,或是热衷于农工学运动的党员,因为左倾而在清党期间被当作共产党人惨遭清洗。

清党的另一个后果是使国民党地方组织遭受极大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省及其以下之地方党部有着不少共产党员担任干部。清党发生后,国民党地方组织随即陷入瘫痪。清党之后,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逐渐“光棍化”,基层组织逐渐衙门化,党和民众逐渐疏远。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称: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娼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分”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天”之感。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

7月,被北伐军击溃之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铁路上反攻,7月24日攻陷徐州;8月6日蒋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之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持蒋之地位;蒋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1927年8月8日《蒋中正日记》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汪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然而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蒋早已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成为无可替代的人物。蒋下野后,李宗仁于8月16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精卫翌日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称,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停止办公。汪精卫遂覆电李宗仁,决定迁往南京,宁汉合流。9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蒋中正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此时,蒋正欢迎从德国延揽来之外籍顾问鲍威尔将军;德国人为蒋中正制订一套参谋本部制度,称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之军事作战和决策。

蒋中正宣布下野后,回家乡住一个多月,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广泛接触,会见了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义一只表示支持蒋反共和统一中国南方,不支持他北伐及统一整个中国。

10月3日,蒋中正到神户,与宋子文同赴有马温泉见宋母,请其允诺与宋美龄之婚事,宋母允其所请。宋太夫人原不同意蒋宋婚事,其时蒋表示已与妻妾离异,并表示要遵守基督教义,宋母方予允准。10月19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蒋11月8日离日回中国。12月1日,蒋中正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蔡元培担任主婚人。

1927年12月3日至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会议最后一天恢复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评注:宋美龄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父亲宋嘉澍是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担任美南监理会牧师,后经营出版业,以印刷和批发《圣经》致富。母亲倪桂珍,她的父亲倪韫山是基督教圣公会上海伦敦会天安堂牧师,为上海名门望族。

1908年,宋美龄与宋庆龄同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以及乔治亚州梅肯皮德蒙特学院、卫斯理安学院就读。191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宋美龄1917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英语教师。1922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见面。宋美龄和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宋庆龄家里,当时孙中山一家正在广州;蒋对宋美龄一见倾心,便追求宋。蒋曾赞成孙中山同宋庆龄结婚,见到宋美龄后不久,蒋就自己打算同宋美龄结婚之心事,向孙征求意见。孙认为宋美龄接受之可能性小,并且劝蒋不要操之过急,使蒋大为吃惊。

蒋宋联姻不仅使蒋中正与孙中山家族有了连襟关系,还直接促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合作,是蒋中正日后主政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本,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28年,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霭龄之夫孔祥熙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后任中央银行总裁。陈其美姪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均在蒋中正政府掌握党政大权。

1927年蒋中正和宋美龄大婚,一家报纸刊登两人结婚照,底下配着四个字“中美合作”,一语双关,确实预示了蒋中正今后要走与美国合作的道路。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认为,蒋具有现代军事知识,同时心性坚苦卓绝。蒋对黄埔军校训练和发展颇有定见,正是蒋之坚持,黄埔学生始能取得佳绩。蒋练兵事必躬亲,严格督导学生之教材、训练、生活,教导学生清洁、卫生、服装。蒋年少浪荡,但极思反省改进。也颇敬重、爱慕宋美龄。

从1920年代末期,蒋逐渐习惯早起、静坐、读书、饮食简单、不抽烟、不喝酒、爱情专一,后来增加祷告之生活。蒋随时随地读书,很留意时势,很注意欧美新闻报导;勤学扩阔他眼界与视野,增加其政治智慧。在历次挑战与竞争中,蒋都不是被动挨打。他隐忍于弱势时,甚至暂时退避;时机一到,立刻全力反击,毫不手软。蒋以孙中山信徒自居,复以儒家修养抵励,掌握军事财政力量,迅速攀上权力高峰。其中固然充满权谋机变,但更多是大势必然。

据日本高田第13师团师团长长冈外史在回忆录中称,留学时期之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什么出人头地之表现。要让蒋与普通士兵一样去扫马房时,蒋之面上即显出悲愤之色,那种气慨,几乎无人敢当。当然,令师团长吃惊是,蒋在1927年11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时,特意走访他,这使长冈对此颇感意外,而蒋临走时,特别写下“不负师教”四字。长冈骤然感慨,蒋能有今天,大概是因为有这类美德之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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