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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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后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

评注:刘志丹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冯玉祥国民军从事政治工作。1928年,他领导渭华起义,此后开辟陕甘根据地。

1935年10月初,刘志丹与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在戴季英主导的肃反中被逮捕,刘志丹遭严刑拷打,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遭到关押,习仲勋差点被活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由博古领导的党务委员会负责解决当地肃反问题,刘志丹等被释放。

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读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193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移驻瓦窑堡。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移驻保安县。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进驻延安。1937年5月1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并于同日召开了特委第一次委员会。

自1937年5月起,边区开始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截止至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1937年7月17日,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会议。国民党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代表,共产党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代表。会上,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边区是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认为蒋介石先生在庐山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表示认同国民政府的方针:“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毛泽东提出了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名为八大纲领。其中强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说“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边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首府设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及八路军募补区共计26县,总面积129,603平方公里,人口200万。之后,多次做出调整。

这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一次有实质意义的民主选举,同毛泽东的话说,是“必须要团结和进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谈民主和集中的问题,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

美国人斯诺被认为是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1937年7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最为著名的出版物,该书纪录了从中共创建至1930年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同年,斯诺编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选集《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

评注:1937年7月30日,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遇到了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白求恩向陶行知表示愿意到中国。

1938年3月31日白求恩抵达延安。4月1日与毛泽东会面时,白求恩说利用他从北美带来的医疗器械足以组建一支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就近抢救重伤员;毛泽东对白求恩说的伤员立即手术将有75%的复原率很高兴,表示会大力支持他的工作。5月2日白求恩率一批医护人员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成了一名战地医生。

1939年10月29日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为一名腿部受重伤的伤员做手术,他把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一片碎骨刺破了中指。3天后白求恩为另一名伤员做手術,手指创口遭到感染,于11月12日因败血症去世。

中共中央1939年11月23日致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白求恩医师家属电称:“白医师突于本年11月12日,因施行手术不慎,致中毒死于晋察冀边区。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宣扬他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毛泽东说:“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之后,毛泽东接连提出要反对自由主义,说“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毛泽东说,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说“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批评一些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提出要整顿党的作风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地方非正规武装三部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部分部队组成,共约9000余人,主任肖劲光,担负保卫边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双重任务。地方非正规武装,包括保安队、自卫军两部分,1938年底人数有224,000人,配合留守部队保卫边区。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十多个保安大队,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谈抗日战争的战略时,毛泽东指出,要建立根据地。他说:“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毛泽东强调,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从1937年到1940年,中共控制的武装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等开始在敌占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和敌后根据地。到武汉失守前,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华中五个根据地。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在国民党军队里,《论持久战》也对不少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傅作义、卫立煌、冯玉祥、白崇禧等将领,自己读并让部下学习。吴玉章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鉴于中共“假抗日、真反蒋”,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品严重困乏。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全面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自行发布货币——边币。此后又发行“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 。

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制定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具体做法是,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

1941年至1945年边区工业发展很快。其中公营工业发展最快,全边区有纺织厂23家,年产大布3.29万余匹;造纸厂11家,年产纸5671令;化学工业工厂10家,肥皂厂2家,陶瓷厂3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 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炼油厂2家,工具厂8家,木工厂2 家。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主要组成部分,给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业发展也很快。民间纺织方面,全边区有纺妇13.3万余人,纺车12万余辆,1943年共纺纱83.5万余斤,给公营纺织厂提供了相当部分的纱线原料。

由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加上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法购粮,开始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1941年春,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持并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粮食资源短缺问题,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内,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获得了粮食大丰收,缓解了边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实际上除生产粮食外,南泥湾也广泛存在鸦片种植现象。

评注:1940年起,有事实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

早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前,晋陕地区便已是中国鸦片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鸦片种植和贩卖历史很长。1920年代,陕西已到无村不有烟馆、人人吸鸦片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50%以上。另一方面,当时在整个中国,鸦片作为一种硬通货,和金、银等硬通货同样在市场上流通,八路军也的确掌握着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用以平衡陕甘宁边区进出口赤字。这在中共出版的党史,以及中共领导人回忆录中也多有提到,并无忌讳。鸦片还是那个年代军医常用的麻醉剂。

中共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提到中共犯过两个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东西,二是种植特货。《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中的“禁种特产”的秘密通知提到,烟苗烟户的处罚措施就是没收,且“特产”或“特货”必须统一销售,对群众则隐瞒销售的情况,只说是没收。如1942年,特产(鸦片)被单独列出,收入139623000元,占财政收入的40%。

抗战时期中共利用津浦、京汉两大铁路或天津至上海的日军海上运输路线输送鸦片,贩售至国统区。当时,国民政府方面也在大量贩运鸦片,以压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掐断陕甘宁边区资金来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对当时受国民政府打压的回族采取宽容和怀柔政策,起到了融合各民族和化解分歧的效果。边区政府对其他民族均表示尊重其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不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边区政府规定,“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还规定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乱用回民器具,回汉两族团结。”

毛泽东这样谈当时边区的困难。“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九万担,1941年的二十万担,1942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1941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

毛泽东说,我们“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

毛泽东辩解道:“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评注:在陕甘宁边区,负责整个中央红军的筹粮、筹款及全部供给工作的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不管战争多么艰苦,毛泽东始终让自己的弟弟紧握中共的钱袋子。

1925年2月,随哥哥毛泽东回到湖南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从广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1929年冬,毛泽民从上海来到天津,创办中共的秘密印刷厂,印刷钞票。

1931年11月,在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给自己的弟弟谋一个最好的差事,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1933年5月,毛泽民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贸易、财政、工矿等方面的经济工作。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兼钨矿第一任总经理,扩大了3个矿场,将钨出口到香港。1933年钨产量1800百吨,1934年产值200余万元。毛泽民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常赴前线随部队筹粮、筹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十五大队队长,并任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只是名义上任主任,由毛泽民负责整个中央红军的筹粮、筹款及全部供给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2月,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7年底,毛泽民积劳成疾,胃病严重,身体虚弱。毛泽东让毛泽民取道新疆,赴苏联治病。因中苏边境地区发生鼠疫导致交通断绝,毛泽民被迫在新疆逗留了两年,期间用化名“周彬”担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

1939年6月初,毛泽民以治病为名抵达莫斯科,在苏联住了4个月,然后返回新疆,继续在新疆工作。

1942年,有“新疆王”之称的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采取反苏反共政策,秘密逮捕了毛泽民。2月7日,毛泽民被投入监狱。1943年6月,国民党派出中央军法执行总监部新疆工作组前往审问,毛泽民连续七天七夜受到严刑拷打。1943年9月,蒋介石批示同意处极刑。9月27日深夜毛泽民等由盛世才的军警秘密处决,中统特务监督执行,并呈报重庆验证。但中共和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才得知毛泽民被害。

共产党的军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根据毛泽东的记录,“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等在东征归途于黄河西岸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根据会议决策,决定创办红军大学,为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培养干部。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中梁山闾家大院建立,主要干部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校长林彪,毛泽东兼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大的根据地组建了14所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这种做法隐含了和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大搞分校建设进行对垒的意味,国共双方都在积极扩充军校,准备军事干部。

1938年10月1日,生于澳门的音乐家冼星海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钱韵玲,一同前往延安。冼星海在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子大学兼课。期间创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39年,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称为人民音乐家。

评注:1936年11月,32岁的丁玲抵达陕北,她首先推动“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担任文协主任。丁玲可以说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最著名的作家,她受到热烈的欢迎,跟很多中共上层领导都保持密切的关系。丁玲曾经是杨开慧的中学同学。1936年底,毛泽东作了一首《临江仙》赠给这位湖南老乡,“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拟,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也积极地融入这里的生活,上前线、到各处体验生活,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此时的丁玲,还是有自我思想的,“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

1933年5月,身为共产党员的丁玲与同居的翻译冯达一起遭国民党政府逮捕,秘密送到南京软禁关押。1934年4月,冯达在国民党机关做翻译,国民党也给丁玲每月100元生活费,二人仍在软禁状态,但有了多一点的自由。在关押期间,丁玲在劝说之下,写了一张条子:“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她以为这能使她获得释放,但结果并没有。这张条子后来成为丁玲历史问题审查的核心。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这个栏目发表了一系列负面批评的文章,包括丁玲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对丁玲等人的批判进一步深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做了检讨,后来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检讨中说,《“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表现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方面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

《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中说:“据现在所有材料,国民党没有将丁玲所写字迹公布。…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拘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况,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因自己深刻反省。整风后有进步”。这样,丁玲这次算是过关了。

1938年1月,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间通宵达旦;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之意见强加于他。这个事情给人一个错觉:毛泽东还是开明的。

1939年下半年,毛泽东指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强调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缔造者。(原子物理硕士毕业生王光美是刘少奇在延安结婚的第六任妻子)。同年,毛泽东在党刊《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中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毛泽东思想,摆脱共产国际领导,转变成不受苏联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

毛泽东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展开整风,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党校校长邓发加以响应,但邓发的方针与毛泽东所期望有所不同。于是毛泽东亲自接任校长,并由彭真主持校内推展整风的工作。

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毛泽东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用以领导党员和军队人员学习,由康生选拔各机关学校及军队中负责整风的干部来督促各单位首长主持整风。

7、8月间,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号召其党成员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该党文献,此次会议检讨了其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错误,肯定了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更进一步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整风会议,整风学习从此开始。这是中共延安整风的预备阶段。

评注:康生,原名张宗可,1898年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大台庄一个富裕的家庭。其家族为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由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擅长书法绘画,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

1931年起,康生(化名赵容)与周恩来、陈云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与保卫工作,下属有潘汉年。在顾顺章叛变等案件中,他协助周恩来处理了中共有关文件和人员的转移工作及处决顾顺章家属十余人的制裁行动。当情势更为恶化后,赵容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

1933年7月,赵容被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缺席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肃反后,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时,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所以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此前康生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康生善于洞察毛的真实想法,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便于公开的想法他都能予以洞察,并替领导分忧。一般认为,原籍诸城的江青与康生旧时相识,后来江青到延安与毛泽东相恋,之中得到康生帮助。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刘少奇与张闻天为反对最力者。康生基于各种原因,坚决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获取毛泽东信任。

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后,李克农受到康生的影响,在西北公学内召开抢救运动大会,作了报告,号召学员坦白,对被审查干部施加了一些压力,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于反革命问题。

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共产国际和以前的中共文件,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指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的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

根据学习内容的行为标准,在整风中各党员和干部要开始检讨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单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为甚至内心深处想法诚实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后让彼此相互批评,相互纠正,努力把同志的缺点指出,犹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医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轨,这种批评方式,中共叫做“治病救人”。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此次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中共党内军内的整风逐步展开。根据该党文献称此次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延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经过普遍的学习和整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达到统一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

但是随着抢救运动的逐步升级,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李克农对康生的一套主张和作法逐渐产生怀疑。康生夸大敌情,批评审干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他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运用了“逼、供、信”的手法。到了后期,配合“反左”、抓“内奸”等运动的推行,更加对于各党员干部严格审查和强加自我检讨,清查出大量“特务”。

评注:刚开始实行整风时,大家的互相批评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上级鼓励大家积极对中国共产党作批评,强调“言者无罪”,并运用墙报的方式提出批评。毛泽东称之为“引蛇出洞”。

毛泽东发表《反党八股》后,文艺界马上做出回应,《解放日报》在1942年3月左右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认为当时延安存在等级制度、压制言论等现象。在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任研究员的王实味积极参加整风工作,在整风壁报上发表几篇短文批评“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罗迈,在1942年3月23日的壁报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文章主要批评罗的家长制,压制群众的作风。

很快报纸上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文章大量涌现。6月,中央研究院开座谈会批判王实味,10月份王实味被开除出党,打入”反党五人集团”。毛泽东以王实味为目标,开始批评王实味的作法。王实味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后在转移途中被处决、抛尸荒野。

毛泽东等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换妻潮,很多年轻的知识女性受到中共联合抗日的感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党组织安排成为高官的妻子。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看到了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

王实味的同学王凡西说:“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政策施之于中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又是中共内部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高干特权、寻求内部民主的知识分子。”

随着对王实味的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控制。

1942年10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作家萧军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为王实味说话,遭到其他红色作家的批判。

1942年5月,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文艺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提出文艺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以及文艺统一战线问题,将文化整风运动推到高潮。毛泽东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1942年秋以后,毛泽东开始针对高级干部来作整风,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重组了权力核心,取消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设置,改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到此毛泽东才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此前名义上的领导是总书记张闻天。接着1943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示要检讨1928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尤其针对国际派的相关人物;在群众压力下终于使王明检讨认错,其后国际派相关的周恩来、陈毅、彭德怀等也被迫认错。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1944年1月毛泽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毛泽东说整顿党的作风,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毛泽东说:“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

评注:中共用抗日救亡的名义吸引了全国各地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又在延安用整风运动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说,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整风运动中产生大量冤假错案,诸多人士尤其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有学者指运动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五四运动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精神被所谓“延安精神”取代。

而按照毛泽东的话说,1943年后,“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1943年10月开始延安整风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在此阶段,该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中共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据该党文献该报告:阐明了研究历史经验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态度,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其文献此会对于该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批评和结论。至此,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结束。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讲话。毛泽东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毛泽东说,“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近乎失败的中国共产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和国民政府的对抗当中站稳了脚跟。

1945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组织军队到山西、华北、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快速扩大了军队与地盘,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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