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三年大饥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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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间,中共国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饥荒。据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时收割,大片田地荒废。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

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县,曹朴庄、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窑三个村就因粮食虚报,加上有关部门和上级拖延应对,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导致共8人饿死、另1人自杀。

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当时地方上,为了按浮夸数据征购粮食,出现了抄家、强行搜粮的情况,为补足巨大的数据缺口,农民口粮也被征收,在浮夸数据影响下,粮食净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长为1959年的420万吨。部分人民公社为保留部分口粮和减少损失,以天灾作为借口,降低了高产量粮数。但全国范围的粮食紧张已经无法挽回。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考察一个养猪场时,饲养员说“牛粪拿来养猪,猪很爱吃的”。毛泽东说:“真是新鲜事儿,牛粪也能喂猪!怎么个制法,介绍一下吧,(大家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从前我们就没听见说过。看来我们中国那句老话:做到老,学到老,实在不错!”

1959年10月,毛泽东鼓动发展养猪业。11日,毛泽东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11月19日,毛泽东又有批语:“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9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之浓厚气氛中召开,估计形势和确定指标都不切实际。

3月24日至3月25日,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等;纠“左”工作中后退,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

4月,当时河南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史称“信阳事件”。

评注:为响应1957年中共提出的‘大跃进’号召,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嵖岈山乡则发动村民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350亿斤,13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而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

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欠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32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

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欠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

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

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目睹家乡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之补充计划;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和城市缺粮状况日趋严重;问题是积累起来,最初被假象掩盖,一旦发现大面积问题,事情已很难办;没有棉花供应,4月上海纱厂停工。

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

苏联政府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之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之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

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暴露出来;加上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之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以上。

进入10月以后,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死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越来越多严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问题使毛吃惊。

经济困难使得珠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

评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大量知识分子、异见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发第一次大规模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逃亡潮。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陆公民第一次大规模通过宝安县(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历时3个月遭到镇压而平息。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在广东也引发了大饥荒,许多临近港澳的农民为了生存,纷纷外逃,广东地方政府对此默许。多数逃港者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持有县级证明的逃港者乘坐火车、汽车进入深圳,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有些逃港者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宝安,攀越梧桐山进入英界;或从盐田、大鹏和南澳一带游过大鹏湾,由于湾内有很多鲨鱼,逃港者往往被鲨鱼咬死。

珠三角西部的难民多先以澳门作中转,再利用快艇或渔船进入香港。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1967年乘船由水路逃往香港。

1962年4月26日,在宝安县,大陆从惠阳、东莞、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来的公民结成长队伍,扶老携幼,牵儿带女,大量涌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达到4000人,参与逃亡人数8000人,但是,51395个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中国大陆公民被迫遣返。1962年4月29日,宝安县公安局的14人假扮外流群众,混入逃亡人群,进行研究和考察,得知发起逃亡运动的主要是19岁到40岁的青壮年,尤其是大学生。

大量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在偷渡过程中与解放军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影《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香港黑社会强奸、斩杀,最后大约200万至250万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

根据大陆官方档案显示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数就达56万人。

1962年5月14日,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之难民。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之亲人接下山。

1960年10月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增加到近10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千,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对信阳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评注:刘桂阳是湖南衡阳县人,祖辈三代务农。1960年7月,她在鲤鱼江火力发电厂当运煤车间工人。母亲来信说家人因饥饿得水肿,村里饿死人。刘桂阳回到老家衡阳县上峰公社白沙大队后,证实情况属实。

1960年7月22日,刘桂阳书写了“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的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们的痛苦生活”,“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随便能买到,使全国人民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等12幅标语,7月24日,刘桂阳乘火车北上。7月26日抵达北京,她将“打倒人民公社”等3条标语贴在国务院北门外的墙上。

刘桂阳随即被抓,被关押在北京西城区公安局。6天后,她被押往郴州。同年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入狱五年。

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各个农村的公共食堂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1988年,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现,如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当年则高达21.11‰、个别省份则延续到1962年。

据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

根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人为3600万。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杨继绳执笔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评注:根据《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的报道,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 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早年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

在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

在农民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张仲良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是治下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1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

评注:夹边沟农场最初为1954年建立的一个劳改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上。直到1960年底,陆续有3千多名右派分子被送到该农场接收劳动教养。1959年11月发放冬衣时,共有3136人,其中女性32人。

夹边沟农场环境恶劣,营地地区的农业仅限于被盐沼和沙漠环绕的绿洲中的小片草地,再加上劳教人员过多,农场无法自给自足,1960年下半年,农场开始有人饿死。

为了生存,囚犯吃树叶、树皮、蠕虫和老鼠,甚至包括粪便和死人的肉。死者的尸体未被埋在营地周围的沙丘上。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吃人事件”, “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安徽省委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只让少数人知情,并指示安徽省公安厅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并且要销毁有关档案。

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

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评注:为什么四川省会死1000多万人呢?杨继绳在其《墓碑》中说,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1958年,四川省狂刮“三面红旗”的浮夸风。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郫县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接下来全省各地是密锣紧鼓的放卫星比赛,各个公社放出了一颗又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刚从北戴河开会回来,对郫县普遍而又严重的浮夸风不但没有制止,而且鼓励更多的”神仙数字“。于是,”共产风“成了大兵团作战,反复的折腾使得社员一无所有,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毛泽东形势所迫,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李井泉最能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能揣摩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乃坚持”不降温“,继续顶风冒进。

1959年4月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喜欢高指标,所以,四川的高指标不变。所以,庐山会议7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讲到公共食堂时,不但不批评,还表扬了四川的做法。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65个食堂、15146人于1958年底到1959年1月底先后断粮。有25个食堂、4644人于1959年2月25日断粮;有25个食堂、6708人于2月底、3月初断粮。

李井泉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说,这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秋,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吃。大河管理区4月份饿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饿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12.56%。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人口大量死亡,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500万斤救济粮,可是110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1961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少了26万,除去1958年底11个人民公社6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8.7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5.7万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1960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

李井泉1952年担任第一任四川省省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长期主持四川工作。李在大饥荒时期,在四川粮食储备极少的情况下对于中共中央派给四川的粮食征购任务全力完成,虽然保障了中共中央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给,但反导致了本省因缺粮而造成大量民众因饥荒死亡。

李井泉在大饥荒时期的表现使得四川省饿死至少上千万人,其本人也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齐名。在这五人的领导下,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但是李井泉则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田家英送上去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生产真相的报告》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然后毛泽东就把李井泉找来。田家英也在场。毛问李井泉,四川粮食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两千多斤,平均是两千斤。毛泽东就问他,那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下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李井泉说,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们瞒报了产量。田家英当场否认了他的说法。这样,当着毛泽东的面,李井泉就跟田家英争了起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

李井泉在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领导中,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一出来,总是前呼后拥,不得了的。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统战部长亲自去找自己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核查。出乎李井泉意料,罗世发说了真话。李井泉这才在毛泽东面前认了错。

1960年8月20日,中央还了解到,四川的材料揭穿了一个“秘密”,指出“少数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农村活路重,生活苦,城镇劳动轻松,又能拿现钱,便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农村”。“城镇占用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基层干部的父母,爱人,兄弟,姐妹和舅子,老表,亲戚朋友,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使自己家庭生活舒适,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他们的家属从农村搬到镇城,安插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逃避农业生产”。因此,中央认为“从这次清理劳动力的情况看,问题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被爆出欺瞒中央的丑闻,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其上调粮食救急表示赞赏,终在大会上派到四川组了解情况的邓小平的保护下安然无恙,未被追究责任。

1962年,毛泽东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

在庐山会议上,毛对李井泉的批评给会议的震动很大。一些在大跃进中吹的厉害的领导人,像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都感到心虚了,因为他们都虚报过粮食产量。特别是吴芝圃,大跃进的时候他最能吹了,所以在会上都没有人愿意理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讲话前,他说自己“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毛泽东说:“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 ;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

1999年,《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2006年,哈佛大学再版费正清的《中国新史》认为,1958-1960年饿死人数是2000至3000万人。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

据时任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回忆,中南海里没有了肉和油,连米和蔬菜都很少见。不过中国共产党所属的高级干部其饮食均受到按级别分配的“特需供应”保护,生活影响并不大。

从1960年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毛泽东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

评注: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毛泽东得知后表示“麻雀是害鸟,最好要消灭”。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毛泽东在12月21日的手稿意见是“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谈农业问题时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1958年3月起,毛泽东在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1958年初,中国杀死了近20亿只麻雀。结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所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这样,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

评注:1951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首先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对生死与定居迁移、社会变动等事项做出管制。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在这一时期,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这种申请的批准限额是被严格控制的。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或者公费医疗。

城市居民购买副食品、家庭日用品皆需票证。城市居民日常使用的的票证,有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普通民众所希望拥有的四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及收音机,皆需要凭票购买。

在这种凭票配给制中,除粮食、布料外,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排除在供给体制外。困难的家庭只能使用布票换购,而当时人均全年定额仅够制作一身衣服。

1958年1月9日起入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官兵不设有户籍,在入伍时须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以及入伍通知书或军校录取通知书至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军人退役时,户籍将被恢复并在居民户口簿中标注其兵役状况,恢复后的户籍可以是入伍前的户籍所在地,也可以根据相关政策携随军家属异地落户。

1958年1月9日起入狱的罪犯以及劳动教养的人员,在服刑或劳教期间,其户口会被注销,待刑满释放后,可凭监狱或劳教场所开具的释放证明书根据犯人的自身和家庭条件在原户籍所在地、直系亲属户籍地或其他亲友户籍地公安机关办理户籍恢复手续并在当地落户。

户口制度控制了人口流动并强化了控制,使独裁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根据人口对各区域合理分配资源,给日后的各种城乡不平和权力寻租等埋下了祸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存有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他特殊人群的特定物品的供应,这一制度被称为特供体制。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特权供应除了提供特定物品供给外,还提供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特殊医疗待遇服务,高级干部终身可以享受此类特殊待遇。

1941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严格的等级供给制。

1950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在北京建立香山农场,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理,为高级干部提供农产品特供,建立起中央首长食品特供制。

34号供应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系的一部分。34号供应部是北京市食品供应处所属的首家企业,因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而得名“34号供应部”。起初是在物资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来访以及国宴等重大国事活动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为保证安全,中南海特需供应站的工作人员出身和家庭成分均经过严格的审查,并且政治可靠、思想过硬。

1955年12月,北京市市长彭真成立了特种供应领导小组,特供任务从公安部移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食品特供系统。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

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亦可见中南海的高干食品特供部门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并不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物资缺乏。

毛泽东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毛看他不吃,给他夹海参,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捡起来吃掉。

此时,毛泽东的月工资大约四百元,中南海秘书室的一个秘书科长的月工资三十到四十元。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费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

中央明确规定: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物资特供处的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只不过是寻常之物。这里的国产“名优特”新产品也是应有尽有,餐饮部宴会需要的茅台酒、五粮液都从这里采购。

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优越和奢华的,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泽东以及其他高阶官员建造行宫。

有报道称,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和长沙,专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历代皇家宫廷饮水“玉泉”是最高层的饮用水,也是玉泉山农场专为其生产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泽东最爱喝的茶是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他爱抽的雪茄,也是从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抽调专门人才来京城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的雪茄。毛泽东喜欢游泳,进北京城第一个在玉泉山修建游泳池,事后毛批评其夫人并说建造费五亿元(旧币)由其个人承担。中南海内著名的室内游泳池,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保持温度的,其耗资非常巨大。他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

1958年4月11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要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醴陵陶瓷研究所试制六种造型,四次送长沙鉴定。6月20日,长沙来电话说毛泽东对醴陵试制的茶杯很满意,这时才知道是专门为毛泽东制作茶杯。最后共作40个。从此,毛泽东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制生产的胜利杯。

评注:1962年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她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时说:“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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