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刘少奇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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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审查王光美的专案小组,负责调查刘少奇、王光美,谢富治任专案组长,江青、康生是决策和指挥者。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的安全,曾下过指示不得离开中南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两人刚走,她又派儿子刘源也去医院看看。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刘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刘亭亭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这下子,王光美和刘少奇马上心急如焚地往医院赶。但是刚进医院门,就发现上当了,他们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包围了。情急之下,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着刘少奇离开了现场。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去了之后,也被他们扣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问候刘少奇的家属情况,刘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位,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毛泽东只是让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几天之内,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失去人身自由。

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家,对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刘少奇贴出答辩大字报,但几小时后即被撕毁。此时刘少奇夫妇已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最坏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进行抄家。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后院。两人被隔离看管。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和王光美的大会,对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头弯腰两个多小时并抄家。8月8日,刘再次提出辞职,但是之后的书信都石沉大海。

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0月31日,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8年初,刘少奇仍然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刘精神和生活状态不断恶化,陆续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3月以后病情加重,4月中旬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两脚移动吃力。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场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7月上旬,刘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但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医疗器械就地抢救。7月24日,刘方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此事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并逐渐严重。

10月9日后,刘后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11月7日,他出现呕吐高烧病情病情。11月9日,高烧呕吐等病症再次复发。1969年1月14日,出现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以及大小便失禁。

1969年7月5日,刘的支气管肺炎再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39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称:“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后经紧急治疗病情暂时稳定。

1969年10月,毛泽东依照当时世界动态估计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因此决定全国大规模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10月17日,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10月17日晚,刘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3284号)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医生董长城、护士曹兵、纪秀云、刘原卫士长李太和随同前往。抵达开封后,刘少奇被囚禁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

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刘抵达开封后病情继续加重。1969年10月24日、31日,刘两次因支气管肺炎发作而病危,经随同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11月6日,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奉命返回,其监护医疗转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刘病情再次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治疗。12日凌晨1时许,刘出现异常症状,值班护士6点38分紧急呼叫其他医护人员。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6时45分刘的心脏停止跳动。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刘少奇去世情报逐级上传,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人到开封处理后事。11月13日午夜,专案组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冒用刘源名字申请,填写“死者姓名”为“刘卫黄”、职业为“无业”。刘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11月14日,刘遗体于开封市东郊火葬场就地秘密火化。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盒中,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评注: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李用胡讲述、吴志菲记录《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摘录如下。

1968年底,我从北京举行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回到了开封驻地,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那天晚上,天气有点冷,风也很凉。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象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的抗议。

11月10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了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床白被单。

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其的桃园经验而遭到造反派批斗,被冠称为国民党特务机构“梅花党的党魁”。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30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接受红卫兵批斗,举国轰动。同年7月中旬,被控“美国特务”,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王光美只被允许坐在铺上不许走路,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放风。至1972年,王光美入狱后,第一次见到孩子之前几小时才得知刘少奇已经被迫害死亡。文革中,林彪、江青等力主处以王光美死刑,但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评注:王光美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延安,那时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已经8年了。当年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与江青“约法三章”,对她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江青约王光美一起上天安门。因为白天她们都上不了天安门,晚上江青打电话来,要王光美和她结伴去。

50年代江青和王光美曾经有过真心实意的交往,江青总是步行到刘少奇和王光美住处去,聊聊家庭、服装。王光美生下平平时,正在苏联休养的江青听说后,就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送给王光美一些衣料。回国后,江青经常给王光美打电话,约王上她那儿去聊天,给王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一起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常看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于是王光美也就随着江青的兴趣陪着她共同欣赏,说说笑笑,很是亲密。

1962年后,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的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这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来到了北京,受到热情接待,从宴会、茶会到各地参观访问都在官方新闻中进行报道,陪同的刘少奇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而他的夫人、颇具有魅力的王光美,也一时之间成为新闻的焦点。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步下飞机舷梯,踏进北京机场时,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

1963年,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有一天,王光美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请她为自己的服饰出出主意。由于王光美将要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江青说:“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这样看起来既“高雅”又“不同凡响”。江青从来没有访问过东南亚,也许并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穿着天鹅绒套装样的衣服会热得要命。她对王光美说:“你在国外戴什么首饰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她当时劝王光美不要戴别针。

据《王光美访谈录》记载,王光美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泽东学的,所以后来毛泽东有时游泳会邀请她。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时常去芦林水库游泳,还多次邀约王光美一起去游泳。刘少奇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陪同游泳,但从来没有当面反对。

有一天毛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通知王光美去游泳,正好她不在住地,徐业夫还坐汽车来找她。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毛泽东留大家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先用餐,我们等江青来了再吃。毛说:”咱们一起吃吧!”

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毛哈哈一笑,没说什么。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那时候邓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

3月15日,邓的弟弟、安顺县财政局局长邓蜀平受到红卫兵批斗和折磨,因为绝望而跳湖自杀。

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连续对他批判和攻击。5月,汪东兴到邓家告诉邓,毛泽东让他转告:一、要忍,不要着急;二、刘、邓可以分开;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到1967年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喷气式的发明者是“四清运动”中桃园经验的工作组。在批斗会上,受害者被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

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不太愿意搞冤案,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下属帮助分析。他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相比来说,罗瑞卿要比他主观一些,办了许多冤假错案。

张云逸、谢富治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他们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张云逸说,邓小平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邓小平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邓小平不听刘伯承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邓小平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等等。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

9月,刘少奇与邓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毛泽东把邓夫妇软禁在中南海之家中。两名年龄较小之孩子邓榕和邓质方被赶到北京拥挤之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

1968年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主管。5月20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谈话:“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6月30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68年初,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被北大造反派监禁在北大东门外的灰色大楼达四五个月,其间常遭虐待。5月时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圈由背部先着地,他的脊椎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从此半身不遂。

1969年,邓子女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邓夫妇,从邓楠口中知道邓朴方伤残;卓琳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小平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抽烟。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赣州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隔离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他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作了专门研究,要周亲自去落实 。贺龙跟刘少奇走得很近,两家儿女是要准备成亲家的。1月10日,贺龙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安排,被转往西山,随即失去人身自由,被立案“审查”,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对贺龙不保了。”1969年6月8日,贺龙在糖尿病恶化的情况下病逝于301医院。

1966年12月,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王大宾等红卫兵在江青的授意下,前往四川成都把彭德怀强行绑架后,乘坐火车押回北京。在康生和陈伯达的支持下,1967年7月9日韩爱晶强行针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1974年9月,彭因患直肠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见离异的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拒绝见他。10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时52分,在北京三〇一医院去世。

评注:1967年3月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队和群众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自治区主席韦国清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和周恩来支持的造反派群众“4·22”阵营。

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在灵山县的统一行动中,共杀死2,900多人。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农村地区“4·22”的大小头目和骨干成员大部分已被消灭后,掌权者和其所扶持的“联指”随即向城市开刀。7-8月,广西军区调动大批部队,围攻南宁,造成万余人死亡;接着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内共一万余人被枪杀、打死或逼死。

广西大屠杀的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武宣县中学的地理老师吴淑芳被学生打死,尸体被移至黔江边,学生拿枪强迫另一名老师将吴淑芳的心和肝取出,此后学生将内脏拿回学校,烧烤进食。蒙山县一个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西地区发生了大规模人吃人事件,至少有29个县发生过吃人事件。依据中国作家郑义私下偷运到海外的部分官方档案显示,至少137人在1960年代末被吃,而参与食用他人尸体的人数可能达数千人。档案记载,吃人的方式包括晚饭后点心、将肉切成片并举办大型聚会、将人肉分成几大块给每个人带回家煮、烧烤人肝。

依据中共中央及中国政府特别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记录:“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历史学家宋永毅的调查研究记录:“广西民间学者一个一个县统计,421个人被吃掉。吃人的事情遍布广西27个县,三分之二的县发生吃人的事情。有一个所谓的五类分子,活活被打死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14岁,那些党员干部、武装民兵说一定要斩草除根,竟然把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杀了,还吃了。在浦北县,这个县总共有35个人被杀、被吃,大多数是地富及其子女。有一个叫刘正坚的,全家被杀绝,他的女儿叫刘秀兰,当时只有17岁,被9个武装民兵轮奸19次,然后被剖腹取肝,还割下她的乳房吃掉。这些事情太多太多。”

调查结果认为死亡人数不少于10万人,而干部和普通民众认为的死亡人数分别有20万、有50万之说。

1993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在过去这个世纪里甚至更久远,广西事件很显然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人吃人事件。这些人与其他食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并没有受到饥荒或者精神疾病的刺激。相反,这些行为看起来是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档案记载的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人吃人,经常是当地共产党官员组织的,而很明显人们参与其中是想证明自己的革命热忱。”

2001年,美国的《时代周刊》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狂热、群众歇斯底里以及直观暴虐行为的大爆发,导致了大约1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毁坏了至少数百万人的生命。而现在,有关1966年-1976年间更恐怖的极端行为的描述已昭然若揭——对于人吃人行为的指控,数百名男人和女人以“革命纯净”的名义打破了全人类的最大禁忌。”

2016年,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可怕的故事比比皆是。譬如在广西省就有人吃人的故事,‘坏分子’被公开屠杀、70多名受害者在武宣被吃。”

1967年1月起,广东省各党、政机构被夺权,陷入瘫痪,社会大乱;3月15日,毛泽东决定在广东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广东省的造反派群众联盟(“红旗派”)与支持军管的人(“东风派”)多次发生武斗,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于4-11月期间曾多次出面调停,年底,广州地区的两大派虽然实现了大联合,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但各组织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旗号。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1968年5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仅广州市即有至少数万人遭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尤其是归国华侨及亲属、有海外关系的人。

1968年7-10月间,由广东省革委会领导的集体屠杀达到高峰。有28个县发生过集体屠杀(10人及以上死亡)、平均死亡人数为278人,总共造成至少7784人死亡。

1967年8月初,广州公检法机关陷入混乱。广州郊区茶头的亚岗农场中,五百多名“劳改犯”走掉四百多名,劳改犯暴动并要洗劫广州城的谣言四起。8月11日-12日,广州市区街头出现大量不明来源的尸体,许多被吊尸于广州许多街道两侧的树上、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尸体遍布广州中山路、海珠广场、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白鹤洞等地。事后点算尸体,估计有187-197人死亡。

1967年9月23日,广东省阳春县发生“乱打乱杀”行为;1968年1月,阳江县也开始出现乱打乱杀现象。截止1968年6月1日,在阳江县县军管的支持下,25个公社有17个开始乱打乱杀,枪决178名黑五类及其子女。6月1日至15日,阳江县召开2800多人参加的“反三右一妖风”四级干部大会,进一步组织群众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导致全县形成了乱打乱杀高潮。至7月23日,全县乱打乱杀致死573人,其中204人被枪毙、274人被打死,另有95人被逼自杀。阳江大屠杀中的杀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锄头锄死、开枪扫射、捆绑淹死、匕首刺死、禾叉插死、石头砸死、鞭炮炸死、煤油烧死、活埋或打得半死后活埋,还用铁线穿鼻子。在阳春县河口公社的上双、龙门等生产大队中,不用经过批准就可随便杀人,杀人者用长麻绳将黑五类及其子女绑成一串,勒令他们站在河边,然后开枪扫射或是用棍毒打,并把尸体或毒打后的活人推进河里,致使漠阳江上遍布浮尸。

1967年8月26日,海丰地区爆发大屠杀。在海丰反彭事件几个头目的策划下,当地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造谣彭湃的支持者们破坏学《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枪械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遭围剿的群众纷纷上山躲藏。其中一名行凶者洪桂文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闹市区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最终,大屠杀共造成160余人死亡,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文革期间,位于海南岛的儋县、东方县等地发生了大屠杀,当时该地区属于广东省的行政管辖范围。1967年3月,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该县的3个大型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1968年4月,“海南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海南岛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包括炮兵)、民兵利用中共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对儋县各个人民公社、国营农场及198个老区村庄实行针对“反革命组织”的武装剿杀和烧杀。最终,儋县共有5万余人被关押,共私设500余所监狱,7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数千人伤残,大屠杀共造成700余人死亡。

除了阳江大屠杀中的阳春县和阳江县外,广东五华县、廉江县、梅县、广宁县、连县的大屠杀事件亦造成县内1000人以上死亡。

评注: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是文革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的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弟等21种人要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

邵阳县大屠杀又称邵阳“黑杀风”事件。大屠杀中使用的杀人手段包括活埋、石砸、淹死、打死、勒死、烫死、压死、火烧、分尸等等,不少女性死前受到凌辱。屠杀的尸体顺着资江河漂流,引发河两岸群众聚集观看,漂流死尸曾堵塞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导致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

1967年8-10月,湖南道县发生大屠杀爆发,杀戮多为贫下中农等人所为,主要针对当地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其中属于保守派的红联成员常将四类分子与革联成员捆绑定义,并将杀害四类分子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革命行动。

道县和周边县市的屠杀在当地政府包括县人武部和县委、县政府策划支持下,经当地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县人武部、县委、革委会、公社、区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民兵等实施的。大屠杀中的杀人手段包括枪杀、刀砍、沉水、身上放火药炸死、活埋、暴力打死、勒死、火烧熏死、摔死未成年婴幼儿。此次大屠杀共造成零陵地区包括道县、宁远县在内的10余个县市共9093人死亡。

江西瑞金是中共共产党的红色大本营,是共产党的红色摇篮。瑞金大屠杀发生于“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屠杀的杀人方式主要包括枪毙、石砸、木棒打死、刀子捅死、梭标刺死、推下悬崖等。

1968年8月5-10日,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主持召开全省革委三次全会,在全省发起“三查运动”(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大搞阶级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三查”运动展开的1-2个星期内,江西全省有超过5,000人被逼自杀。截止8月20日,瑞金县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49起331人。

1966年8月,红色恐怖从北京(红八月)蔓延至全国,云南边境地区的镇雄县发生的屠杀事件,3000余人遭毒打,共造成10人死亡。

1967年12月-1968年1月起,在昆明、大理州下关等地,“八派”和“炮派”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打死数百人。

1968年1月中旬,云南文革运动持续混乱,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及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同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1月21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康生主持,期间赵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会后即被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拘留、逮捕,此后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

1968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下令大搜捕。“案件”所引发的大屠杀导致1万7千余人死亡,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共有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

1月27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调集13军、14军部队的若干个团,试图将“滇挺”成员围歼于一平浪镇矿区,共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以及当地炮派群众、煤矿职工及家属59人。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调派军队将领谭甫仁前往云南主持工作。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文革期间对宗教亦实行高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佛教、基督宗教、道教等诸教圣职者及信徒皆受批斗,宗教场所受到冲击。红卫兵禁止回民参加礼拜,查抄焚毁伊斯兰教典籍,批斗阿訇及穆斯林。云南革委会对民众大肆抓捕、揪斗,被迫害民众逃往沙甸,而云南造反派称沙甸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并宣称要武力清扫。解放军对回族民众的屠杀镇压发生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

1967年5月,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同年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革委会无中生有地编造出复活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接见,江青称“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表示“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楸的宽点,不要怕!”

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

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着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也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

中共高层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196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宣布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

以内人党为借口的这场肃反运动,在内蒙古产生了灾难性后果。通过刑讯逼供,革委会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此次肃反运动中的屠杀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穿指甲、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头、割鼻子等等。

1967年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与地方造反派经过九天的对峙后,以13个连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一天内解放军打死造反派169人、打伤178人;而解放军中有4人被己方误伤致死,另有46人受伤。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该事件后共有13,414名群众被逮捕,17,293人被捆绑吊打,5,968人被搜身抄家,4,279人参与集中劳动。

23日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率部13个连围攻报社两千余人守卫的大院。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口号。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后,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1967年8月25日,兰州军区接到宁夏支左领导小组报告,报告称,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还扬言要炸青铜峡大坝。兰州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请示后,要求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8月28日晚,186团向群众开枪,打死101人,打伤打残133人。

当时主持兰州军区事务冼恒汉的说法,指康生是受周恩来的委托,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兰州军区关于青铜峡事件的处理,是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

1967年7月6日,四川泸州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首次在城内进行武斗。双方主要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群起殴斗,持续数日,死伤多人。7月18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王茂聚发动第一次冲突,组织外地大批武斗人员赴泸州,武斗骤然升级。双方使用从部队和民兵武器库抢来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进行“战斗”,持续数月,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著名文物景点钟鼓楼被火箭弹击中焚毁。

1967年9月5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成员张西挺及宜宾地革筹负责人王茂聚、郭林川再次组织“武装支泸”,调集成都、重庆市和宜宾地区18个县、市武斗人员数万名,由王茂聚亲自指挥,陆续抵达泸州参战,武斗规模更大,波及泸州、纳溪、合江等县。此次武斗使用了尚未装备部队的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城区及附近郊区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断绝,一些建筑物被毁;一些居民被流弹击中,双方人员伤亡惨重。

1968年3月3日,泸州市再次发生剧烈武斗。两派武斗人员隔长江、沱江对战,枪、炮互射,相持不下。4月8日,泸州百货站和人民北路被炮弹击中,一些建筑物和大批物资被毁。7月4日,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调集数十个县、市武斗人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城。7月28日,城郊大驿坝1163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区及泸州、纳溪、合江、叙永、古蔺等县武斗仍断续进行,并未停息。

仅此三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即打死2,000多人、打伤16,000多人(内8,000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3亿多元、粮食6,840万余斤,损失汽车1,000多辆和大批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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