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大鸣大放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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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谈话。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评注: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秘书室里,秘书也分成派系,相互斗争。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1958年5月才告结束。

“八司马”是指秘书室的八位科长,以英文秘书林克为首。毛泽东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毛泽东以外的领导人交往,连周恩来都不交往,也不给杨尚昆汇报工作,所以杨尚昆想把他拿掉。

引发“八司马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何载。何载很受刘少奇赏识。何载取代田家英当权后,骄傲而且自以为是,待人非常傲慢,动辄训下级,不分场合,谁要有一点小错,他开口就骂。他不是骂脏话,而是专门挑字眼骂,侮辱人家人格。秘书室有位女同志被他骂得差点自杀。

1957年3月,大鸣大放开始时,戚本禹、林克带头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大字报,但没有点杨尚昆的名。刘少奇来看过大字报,表态说这样搞不好:“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干部,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言词尖刻,语气强硬的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开始了揭发批判。

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把八位秘书科长打成反革命集团。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毛泽东5月3日回到北京。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毛泽东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泽东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

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等18位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位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受“黑旗事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连的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人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历经磨难,饱尝了阶下囚的苦楚,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致病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就“如何收和如何放”,毛泽东想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1957年3月7日,毛泽东先找教育工作者谈话。他提出“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他在座谈会上说:“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最近中央要发指示把这件事情讲一讲。这件事情,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一管,书记不管,宣传部长就很难管。上半年管三四天,下半年管三四天,一年管七八天就够了。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谈话中说:“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毛泽东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对全国宣传工作领导干部说:“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毛泽东谈整风,“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195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鼓励群众和党外人士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其中提到“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展开批评过程中,《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提出要“鸣放”。对此毛泽东予以支持。随后不满此前“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针的人士主张改用“大民主”,提出“大鸣、大放”。

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毛泽东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说,“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开始出现。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始孤立右派。6月7日,毛泽东召见“秀才秘书”胡乔木和吴冷西,随即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为什么?》社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包括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毛泽东表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党外右派份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同样划为右派份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党内右派份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那些同党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 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份子。”

中共中央在10月15日下达《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并导致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为代表。北京大学当时约有八千位学生,其中约1500名师生被归类为“右派份子”。

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6年11月,章伯钧作为副团长随团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时,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

1957年4月30日,章伯钧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章伯钧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

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章伯钧,一定要出席座谈会,提些批评意见。章伯钧表示:“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些言论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章伯钧被认定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1月底,章伯钧被撤除包括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

罗隆基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1929年7月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毛泽东称为三大右派政治理论。

1957年6月罗隆基被划为“右派”。1957年7月,女友浦熙修在中共的要求下公开揭发罗隆基,指其为“披着羊皮的狼”,与其断绝关系。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储安平出身望族,曾留学英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储安平在其著作《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说:“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

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回到北京工作,他在赴任之前借用主编的身份说服许德珩,接过了《九三社讯》的主编,在他手中这本杂志也变成了九三学社鸣放和整风的阵地。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

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6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指《光明日报》是资产阶级的,将之定性。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11月11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取消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

毛泽东说反右派这样的运动要常常来一次。他说: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

评注: 1938年,梁漱溟第一次访问延安时,毛泽东给了他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以为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第二次。可是他错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梁漱溟说,中共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等等。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当众点名批判,认为他反对总路线。

毛泽东以嘲讽的语气说,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

毛泽东的话讲的杀气腾腾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毛泽东说: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嘴上说得很重,下手却很轻,这真是一个意外。毛泽东最后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

1957年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在7月23日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毛泽东需要一个他信得过的狠角色来协助他的镇反运动。1951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控制西藏并建立秩序。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毛泽东下达书面命令: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过目。7月,周恩来提议邓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刘少奇提出希望邓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即到中央。

195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邓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会前,邓主持起草《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他说,对于右派,“经常要排一排,开始斗争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对的,搞过了”。

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对象轻则遭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重则开除公职、集中关押、判刑收监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杀、被处决或受折磨而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道:“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评注:中共建政后所谓的公私合营是共产党披上合法外衣的抢劫行为。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刘少奇说:“现在,资本家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情绪也不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改变两种所有制:要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所以,牵涉的人很多,农民牵进来了,小手工业者牵进来了,小商小贩牵进来了,资本家牵进来了。要改变他们的所有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因此,他们动荡不安,感觉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不晓得明天怎么样。毛泽东同志讲,现在资本家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1954年9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暂行条例》。

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让资本家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公私合营令很多传统企业、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持有,失去家族传承。

1958年8月在毛泽东的肯定下,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推广。

“人民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闲聊中产生的。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毛泽东说道:“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1958年9月,浙江舟山蚂蚁岛人民公社成立。195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武汉召开,决定把决策中心由公社转回到生产一级,作为核算、收税和分配收入的基本单位,不再强调吃饭不要钱,工资重新按劳动量和所挣工分支付。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自留地被收回,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要交公,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所有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妇女也有工作,儿童都送去日托,以提高工作效率。农民一度在大食堂吃饭,企图建立按需要免费供应食物和必须品的制度。

从1953年到1957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主持制定。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其中包括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以及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安排总投资766.4亿元人民币,相当大的部分用于电力、钢铁、煤炭、化工等行业以及基本建设所需的资源勘探、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器材储备等。计划所规定的建设任务,于1957年底完成,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前一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4.9%的增长率。粮食只达到3700亿斤。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写道:“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在1956年1月召开之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之主要武器。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农业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毛泽东很不满意,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刘少奇噤若寒蝉。

评注: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

当时周恩来在指导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党内的冒进思想,周恩来说“用冷水洗洗”,刘少奇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于是,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少奇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

毛泽东在1953年初期与高岗的几次私下谈话,主要就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方面,表达了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高岗和饶漱石便想乘机夺位,刘少奇和高岗的矛盾随之恶化。

1953年,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等人以批财政部长薄一波来对抗刘少奇、周恩来;而饶漱石则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来对抗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注意高岗等人的举动。

1953年10月,高岗借休假之机,到杭州拉拢林彪加入其阵营,林彪没有上钩。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批评高岗:“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陈云发言暗批高岗搞“独立王国”,刘少奇附和。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1954年8月初,高岗试图触电自杀但未成功。8月17日,高岗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在社论中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号召农民群众掀起一场“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鼓励各地将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一线生产。周恩来将这篇社论介绍给毛泽东,说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周恩来说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读后也很欣赏。

1957年11月2日,莫斯科召开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毛泽东率团前往。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在18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5年后钢产量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

评注:中共建政后,苏联是唯一承认其合法地位的国家。除了斯大林外,毛泽东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专列,前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随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12月16日,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12月20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次日刘少奇起草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电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诸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吕东、张化东、欧阳钦等一行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会谈。2月6日,中华民国空军轰炸上海,中共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但提出苏中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苏联远东边疆和中亚地区、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不肯签订此文件,但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中苏条约谈判的反复使斯大林和毛泽东心存芥蒂。

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不少军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型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军事工业援助。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12亿卢布(合4亿美元)贷款协定。1951年2月1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12.35亿卢布,用以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

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要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并提供相应技术。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对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认为三七开比较合适。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1956年底,波兰和匈牙利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苏联和中共都非常紧张。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赴莫斯科。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林加宁3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时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确认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访华。这是第一位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新中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3次会谈。毛泽东对印度客人说:“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

1958年7月,台湾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炮击国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封锁金门岛。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军运输护航,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全面炮击。

毛泽东气急败坏地说:“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指标。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年3月22日,刘少奇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说:”不少青年读书读到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就看不起工人和农民,看不起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就认为自己比工人、学徒和农民“高一等”,比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高一等’。他们读了几句书,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不是更尊重体力劳动者,而是更看不起体力劳动者。有个女同学来信说:‘要年轻白嫩的姑娘去种地,去担土、挑大粪,太不象话。’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劳动把自己的子女养大起来,送到学校去读书,而子女读了书,就说种地、担土、挑大粪‘不象话’。这样去培养青年,对劳动人民有什么用处呢?少教出一些抱这种错误态度的人,对劳动人民的事业不是更有好处吗?”

刘少奇说:”现在全国各地各级正在精简机构,抽调干部,层层下放,深入农村。成千成万的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县长背粪筐,有的县委书记挑大粪。人们也知道,全国五亿多农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劳动,积极生产,为争取今年的大丰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难道全国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群众,这样重视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都是在做着没有前途的事业么?不,他们都是在做着具有伟大前途的事业。”

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首次在国内公开宣布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评注:1953年,毛泽东指示陈伯达等集中力量编写大中小学教材,尤其注意语文、历史等原则问题。鉴于教师的缺乏,毛泽东说:“教师只要不是现行犯,不做反革命宣传就可存在。如何办好高中,这是我们的重点任务。”毛泽东指示:小学生不能都升学,这不叫失学,要加强劳动教育。学生建康,高中大部分要有助学金,要增加营养,减轻负担。

毛泽东说:“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质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们,将来的损失就很大。”

毛泽东指示郭沫若等进行文字改革。“毛主席认为现在的简体字不够简,有些字与原字只差一两笔,有些字笔划仍多。”“毛主席认为我们用的拼音字母,笔划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还难写。”“毛主席认为何必搞成方块,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浅。”“总起来说,主席希望文字要能真正作到简单,如果不简单,就不能推行。”

毛泽东在1956年1月20日“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据说我们中国字是仓颉造出来的,我看不见得。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了。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要在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1954年7月30日,毛泽东对于中医工作,也作出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作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毛泽东说:“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白(无知识),这也有两面性,穷就要革命,知识少是不好的,但好比这张白纸,这一面写过了,就没有什么好文章可做,这一面没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可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1958年4月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

邓小平说:“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看可能。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

“河南提出一年做到普及小学教育,也以提两年为好,即使两年实现不了也不要紧,慢一点也不是不光荣,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所有的省都照河南那样办。只要心热,措施积极,迟一两年完成也可以。”

刘少奇1958年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在工厂中,也是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其他还有夜校、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等,那些也是需要的。”

刘少奇举自己的例子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现在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学校呢?”

1958年初,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几次会议,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承担反冒进之责任。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3月9日至3月26日,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插话:“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目标。李富春提出1962年钢产量3000万吨,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计划。

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工业则“以钢为纲”,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

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各地迅猛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大批干部、群众、专家、教授被打成“白旗”。毛泽东又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1958年10月,毛两个月前直接视察过的新立村报出了天大的数字:“亩产12万斤。”

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已经达到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点。这种话当时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1958年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在大跃进过程中,这种虚报产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讯报道,报道中说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泽东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毛泽东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

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不过,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也开始对浮夸风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1958年1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1958年底,中共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

由于炼钢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报导称,广州增城的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中南海里也不例外。刚刚从“八司马事件”中被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八位中南海秘书,那更是热情高涨,干劲冲天。他们响应党中央大炼钢铁的号召,夜以继日地在中南海里垒起了炼钢的“小高炉”。那个时候,在中南海里面一共垒起了三座小高炉,其中一座是机要室垒的,一座是秘书室的,还有一座是后楼研究室的。

朱德、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小高炉旁边来看过。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赞扬秘书们干得好。毛泽东也来看了。但毛泽东看了之后就只是朝他们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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