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林彪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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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共建政后,林彪虽然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但一直离群索居从不介入将帅圈子,“他不串门,不见客,登门来拜访的人多数也被叶群挡驾”。

叶群告诉过身边的人,林彪对怎样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说,林彪不主张很快地走向共产主义。他认为,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张首先把小农经济搞成大农经济。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那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怎样,我们现在是想象不到的。叶群说,林彪想得很深。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提议林彪挂帅入朝军队,多次劝说下林都称病推辞,并坚持反对出兵,认为“国家刚刚解放,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不如美国,不能引火烧身”。

1954年林彪任国务院副总理,位于陈云之后,邓小平之前。9月27日,林被授予元帅军衔,他和刘伯承没有到场出席毛泽东的授衔仪式。至1958年,林彪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林彪同样少于理事,但将其部下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黄永胜等人安插在中共军队的重要位置。

1960年2月27日林彪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等。1961年10月,张爱萍向林彪汇报不少中央领导人要求原子弹下马,林指示:“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1962年1月29日,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都在检讨大跃进错误,林彪抛开军委办公厅为他准备的讲话稿,脱稿发言:“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毛泽东更当即鼓掌叫好,并要求刘少奇整理记录下来。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写信关心林彪的身体:“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

1965年5月18日,在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长篇谈话,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12月2日,毛泽东批评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正式开始。由周恩来提议,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还去看望过他。

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打招呼”,说“对贺龙的野心要有所警惕。”9月10日,贺龙去见林彪,使林的妻子叶群极为紧张,但林还是见了贺。林彪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8月18日-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以表示支持,林彪每一次都能站在毛身边出席。身边人说,林彪“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

9月9日,林彪以国防部长身份成为美国杂志《时代》美国版的封面人物,照片右上注脚写着“中国人的噩梦”。毛泽东有意让林彪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的《范晔传》。郭嘉是曹操的功臣,38岁就去世;范晔因“谋反”被宋文帝杀掉。

12月29日,毛泽东用教育的口吻对林彪说:“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到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林彪说:“现在全国都在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说:“我不愿照抄照传,要突破,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创造。”  林彪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作种子。”毛泽东说:“好。”林彪说:“不能满足于经济建设,要搞精神建设。”

1967年夏季,林彪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出版物,不要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

3月20日,毛泽东看了林彪关于群众、军队和干部三个问题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并作了三点指示:“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很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

时年国庆,林彪做了讲话。毛泽东说:“这个讲话是很好的讲话,气势磅礴,又没有夸张,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好的总结。”

12月17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周恩来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讲话,传达中共中央3月22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撤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职务,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林彪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事实上是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的。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珍宝岛反击战”。苏军先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BM-21火箭炮进行威吓。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整个冲突持续了九个小时,期间该岛由两方反复易手达八次之多。中国边防军声称毙伤苏军230余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中国边防军伤亡92人。事件以中方胜利告终,中方在事件后实际控制珍宝岛。

1969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应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国性战备运动,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10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武汉。10月18日林彪刚到苏州,向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看后自己拿起火柴一划,焚烧传阅件。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加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70年3月开始,毛泽东多次提出反对设立国家主席,遭到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的集体反对。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彪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7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称:“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在8月13日的宪法草案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宪法,并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引发林彪部下吴法宪的强烈反击,和随后林彪、周恩来的不满。

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首先发言,“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后来小组会上公开批判张春桥。林彪讲话之前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引发了毛泽东震怒。而陈伯达说已经请示过主席。8月25日,毛泽东通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为了保护张春桥,毛泽东只好打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停止了小组讨论,并批评了黄吴李邱军委办事组,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开始分裂。毛泽东态度多有反复,时而说“问题不下(庐)山”。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10月14日,毛泽东对吴法宪书面检讨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林彪在文革期间,重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他们四人掌管军委办事组,实际操控军队。1971年3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刺杀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政治后果不好收拾,尽可能不暗杀。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571工程”计划 。(“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根据《571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

1971年4月,军委办事组四人和叶群先后多次给毛泽东写检讨。7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8月5日,叶群回北京301医院检查身体,在毛家湾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8月16日,周恩来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奉毛泽东主席指示,去北戴河见林彪。

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形容,当时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脚”。“抛石头”是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如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应该向中央作检讨。“掺沙子”是指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挖墙脚”是指改组北京军区。

经过五个月短暂平静之后,1971年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沿途经过各省市,与地方负责人谈话,“下毛毛雨”,公开他与林彪的矛盾,宣布“第十次路线斗争”,为斗倒林彪作准备。

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泽东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上述这些谈话,毛泽东要求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保守谈话秘密,但又说可以透露给常委;刘丰不置可否,最后告知了邱会作,并辗转传到了林彪耳中。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9月6日晚,叶群给邱会作夫人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来北戴河。9月8日林彪下达武装政变手令,手令上亲笔手书:“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毛泽东8月31日到南昌后,获悉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9月3日他离开南昌到达杭州。毛泽东到杭州后,叫把专列转移到绍兴。

9月6日22时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通知华国锋参加会议。9月7日天亮后会议结束,华国锋向周恩来递交了毛泽东南巡在武汉、长沙的谈话记录稿,并告诉周恩来:“主席要我回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9月11日凌晨,周恩来约见华国锋谈话,并把主席谈话记录稿退给华国锋。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谈话过程,包括谈话时的神态、情绪,谈话记录是如何整理的。周恩来知道了林彪问题的发展程度和毛泽东态度,交了底。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下午走,也不要送行。离开杭州3个多小时后到达上海。他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第二天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坐车直达毛泽东专列。毛泽东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完话,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走他们后刚回来,毛泽东就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

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传达命令,计划中有三个方案,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在毛泽东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

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

9月12日胡萍等人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其中256号专机当晚被指派送林立果去山海关。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叶群下令刘吉纯坐车去接。22时,叶宣布他们一家在明早7点乘机飞到南方城市广州。林彪这时已在另一个楼里的个人住处就寝并已服了安眠药。

9月12日毛泽东到天津后,让随行的张耀祠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李德生按照命令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南口。

林立衡、刘吉纯得知出逃计划后按正规程序托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报告中共中央。晚上十点多钟,汪东兴接到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

9月12日十五时,毛泽东抵达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吴忠等人。除周恩来等人外,在京中央委员对毛泽东突然返回均不知情。当天下午,因不明途径林立果得知毛泽东返京,他从西郊机场乘坐256三叉戟赶回山海关。当天晚上,林立衡密告8341部队,叶群企图劫持林彪。消息传至毛泽东处,引起周恩来警觉。随后周恩来与叶群通话,询问飞机,周恩来劝林彪不要夜航,并说要去北戴河看望副主席。

约23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

9月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等人乘红旗轿车急速由北戴河驶往山海关机场,警卫李文普从车上跳下受伤。此时,周恩来又打电话告诉法宪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周恩来命令吴前往西郊机场指挥;李作鹏则转达周恩来指示,阻止飞机起飞,但事后李作鹏暗示周恩来无意阻止飞机起飞。

林彪他们抵达山海关机场跑道时没有时间安放登机舷梯,所以三叉戟驾驶员放下绳梯。林彪仍然软弱无力,于是司机用肩扛,叶群用手将林拉上机。

零时32分,林彪等人所乘三叉戟飞机在机场熄灯、导航关闭、没有夜航灯光照明以及机组人员不到位的情况下强行滑出并起飞。

23时30分。林立衡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林立衡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计划,最后决计向北逃往国外,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向西北方向逃去。

凌晨2点多以后,在三叉戟飞机即将飞出国境的时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

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去向;后来周又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当飞机至有中方歼击机的赤峰附近,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把飞机拦截回来。周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称:“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飞机先向大同方向飞行,后转向进入蒙古,凌晨3时,因不明原因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9人全部丧生。

评注:周恩来派出的李耀文将军和杨德中为首的调查组,作出油少迫降,机腹着地,残油致燃的结论,这个结论成为中共官方结论。中方驻蒙古大使馆代办孙一先以及256号原副驾驶的认为:飞机在迫降时没有完全按照迫降要求耗光机翼油箱内的燃油,加上迫降时飞机弹跳,摩擦地面的火花引燃剩余燃油发生爆炸解体而致;机上人员大都在爆炸中昏迷,最后窒息而死。

林彪死后被中国驻蒙大使馆草草土葬,后苏联克格勃特工察觉将其挖出,头盖骨送往苏联检查,确认死者身份为林彪无疑。

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描述: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中央警卫团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立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58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李的说法成为中共官方各种出版物都引用的“证据”,并就此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

周恩来在广州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再说一遍,林彪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参与了谋杀毛泽东的任何阴谋活动。

林彪女儿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后被立案审查,至1974年7月才毛泽东下令解除审查。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了防止林彪死亡对解放军以及各地拥林势力产生不良影响,林彪事发丧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以及中共官媒都没有播发任何消息。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共首次对外正式公开了林彪出逃坠机死亡的消息,此时距离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接近两年。

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

林彪死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尚未解除职务,甚至还协同周恩来参与了对林彪座机的跟踪和事件处理。十天之后,9月24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在人民大会堂以召集政治局会议的名义诱捕了四人。四人被转移至京郊军营接受审查。毛泽东批他们是“绿林大盗,蛇鼠一窝。”

10月1日国庆,中共仅举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庆祝活动。和往年不同,当天天安门前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焰火晚会都被取消,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10月2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之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林彪之死,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10月7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华,毛泽东时隔多日终于露面。

评注:林彪兄弟姊妹六个,除年龄最大的姐姐和年龄最小的妹妹外,中间是四兄弟,他们从大到小名字分别是庆佛、育蓉(林彪)、育菊(林程)、向荣。这四兄弟的字、号按照“正、大、光、明”四字排序,林彪字“祚大”。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和林育南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林彪从小接受孔孟教育。

1986年,拍摄《大决战》时,杨尚昆指示拍摄组:“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

根据林彪的秘书谭云鹤的口述:林彪生活简朴,没有特别要求。林彪没有玩儿,也不玩儿,也不讲吃穿,林彪的厨师是冀东人,同时是个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技术却不行,但林彪从来不说。林彪最大的苦恼是睡不好觉,失眠。林彪喜欢腊肉,因为他在书上看到吃腊肉可以帮助睡眠,但是实际上吃腊肉也没什么辅助睡眠的效果。林彪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开上电灯,林彪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林彪不爱运动,不会跳舞,也不爱玩,他的运动就是偶尔到外面散散步。林彪的另一个兴趣是喜欢游车河,经常调车四处转,而他则静坐在车中思考一些问题。

林彪死后,受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指示,相关人员对其抄家时搜出的各种书上有林只言片语的手笔。其中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对苏联,做绝了,绝则错。”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提道,“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人自己摄制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样以枯燥无味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毛泽东的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 我在收音机里曾听到有个外科医生如何在做手术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语录。在20世纪的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表面,怎么可能一个国家还会相信巫医和不可思议的怪诞偶像呢?中国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医生只要记住毛的话就能治好病人吗?依我看,毛的身上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他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 依我看,所谓‘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

1971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亲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描述:““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当时苏联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指出:“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展开。毛泽东的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江青在“批林”、“批孔”口号后面加上“批周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迅即被毛泽东制止。

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而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时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

《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74年7月1日,由于运动影响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就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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