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一切向钱看

0
85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时年62岁的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总书记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执政。

因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历任接班人结局均不佳,主流西方媒体并不看好江泽民的继任,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周围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经验均比他丰富,在军队和政府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对下也没有个人的班底。

江泽民还需面临六四事件后停滞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度被打乱,外国投资几近干涸。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

1989年8月,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江泽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后,由副书记兼市长朱镕基接任。期间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后他的秘书贾廷安担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江泽民的努力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与赞赏。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9月4日,邓小平提出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1月9日,时年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退休,江泽民被选举为新一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不过邓小平仍是中国的领导中枢,他安排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

1990年3月14日,江泽民选择朝鲜作为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出国访问的对象,平壤数十万市民载歌载舞夹道迎接。江泽民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两次举行会谈,中国开始关注朝鲜的核计划并给予支持。之后,朝鲜在经济、贸易方面越来越依赖中国。

1990年7月30日,苏联正式将珍宝岛交还中国管辖。1991年初,江泽民率团访问苏联。16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东段边界协定,确定成立两国联合勘界委员会,进行勘界工作。后来,中国实际上放弃了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要求,换取俄方转交两个很小的江心岛的控制权。

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囚禁,随后叶利钦平息了政变。

评注: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就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上台执政后,推动政治改革,将部分中央权力下放给予苏联加盟共和国。而最大的加盟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占苏联人口的三分之二与七成的土地。

1991年6月12日,尚为苏联加盟国的俄罗斯进行了首次俄罗斯总统全民直选,已退出苏联共产党的叶利钦以无党籍身份获得57%的得票率当选首任俄罗斯总统。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属意的苏联共产党籍雷日科夫仅获得16%选票。而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才刚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首任苏联总统,非人民直选,正当性及民意基础较民选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足。

八一九事件之后,平息政变的当时苏联最有权势的地方首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下属各党组织自寻出路。四个月后,已无实际权力的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苏联解体。

八一九事件后,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车臣等地也出现了要求独立的主张。

1991年12月8日,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北方50公里的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会谈,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三国退出苏联,并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旧苏联,其国家继承为独立国家联合体。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并加入独联体,苏联在此时已名存实亡。

1991年12月25日,为了避免苏联境内爆发内战,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评注:1989年11月9日晚,柏林墙开始被陆续拆除,民众利用各种工具剥下墙砖留作纪念,或是砸出大口,打造多个非正式过境点。

1989年12月22日,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打开。当天,西德总理科尔穿过勃兰登堡门,与东德总理莫德罗会面。自12月23日起,西德人和西柏林人可免签证前往东德。

围墙的倒塌预示着两德统一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解散,德国最终统一。

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反对推倒柏林墙、德国最终统一,他们担忧随着德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德国可能会对邻国图谋不轨。1989年9月,撒切尔私下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倾诉,希望戈尔巴乔夫尽其所能出手阻止。撒切尔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不想要统一的德国,这会改变战后的边境,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样的事态发展破坏了国际局势的稳定,可能危害我们的安全。”

但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纷纷倒下,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六四事件中,中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亦出现危机。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

江泽民上台后,与国务院总理李鹏一同执行保守的经济政策。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直至1993年任期届满后退休。

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增加国内“维稳”开支,并且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

1989年8月,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为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非法色情出版物稽查。1990年,10月22日,全国“扫黄”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之后成立的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隶属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等26个部门组成。1991年6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禁毒工作会议透露,过去6年间,全国共逮捕毒品人犯2.08万人,判处刑罚1.6万人。

邓小平说:“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邓小平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深圳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1981年3月的一天,蛇口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在船上写下来6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很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评为深圳最有影响力的观念,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特区成立早期深圳精神的观念。

评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港资、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多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广东本省的人口,是远远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因而为内地各省年轻人南下广东提供了前提条件。“孔雀东南飞”,于是,湖南、四川、贵州、湖北等内地省份的数以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打工者,来到广东寻梦。

广州有一条闻名全国的“高第街”,从清代开始直至民国,广州人婚嫁要办嫁妆的,女性需要的胭脂水粉,衣服鞋袜,以至嫁妆用品,在这一应俱全,故又俗称“大姑街”。改革开放后,高第街率先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条个体服装街,因个体经营和批发来自香港的电子表和牛仔裤等时装而闻名全国。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可更方便进出内地,大部分香港人会携带一些日用品、小型电器等物品赠送给大陆亲友,由于当时大陆海关检查十分松懈,大多物件都可以顺利过境。私人和走私团体通过夹带烟酒等过关而逃税图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不少洋酒公司都透过走私的方式运送洋酒进中国大陆。同时赃物走私也增加,不少在香港被盗的右軚车及投影机,都是透过内河船走私到大陆转售。

1973年,广交会(春季度)在当时广州顶级的东方宾馆举行的闭幕酒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约200位宾客及服务人员就医,后调查后发现是由于宾馆落后的卫生设备及不当的管理所致。1975年,一组刚入驻当时广州最高级、用于接待外宾宾馆的法国旅行团,因不满宾馆许久不换的床品、床铺下的蚂蚁窝、7点半就打烊的早餐,将布草扔下楼进行抗议。1979年春季广交会开幕,又发生住宿爆棚、客人无房安排的混乱情况,客商对广州当时的接待条件非常不满,可谓怨声载道。

随着1978年夏,国务院成立了廖承志领导的“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广州成为了响应最为积极的一城。计划引外资建设并容许外国人经营管理8座五星级宾馆,广州占其中3座。

白天鹅宾馆由广东省旅游局与霍英东旗下的维昌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霍英东、彭国珍两位港商分别出资5000万港元和1250万港元,霍英东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贷款3631万美元。广州市设计院自行设计,经省委领导杨尚昆、习仲勋审查设计。

1983年2月6日,全国首家对外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开业。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梁威林担任白天鹅宾馆首任董事长,时任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朱一明兼任首任总经理。

白天鹅宾馆在当时不仅是最高标准和定位,而且是中国大陆最早实行“完全开放制”的酒店,绝不会因为不在酒店消费而拒绝民众入内,也无需凭介绍信或各式证件。白天鹅开业即引起轰动,开放首日,大堂里捡到了几箩筐的挤掉的鞋子、厕所里用掉了400卷抽纸、甚至还打烂了数个抽水马桶。

1990年4月18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8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11月,销声匿迹了四十年的证券交易所又在上海重现。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张营业。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时就引发极大的争议。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评注:1975年,牟其中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并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而被判死刑,但死刑未被执行,最终入狱四年。

1979年平反后经商,后来成为前南德集团总裁。1989年,曾带着刚跳槽的潘石屹等人前往海南省进行投资。

1989年,牟其中得知四川航空准备引进较大客机,而正处于解体危机的苏联存在轻工业产品短缺、图-154飞机等重工业产品滞销的情况,牟其中遂向中国七个省的300余家工厂征集500车皮的滞销轻工业产品和食品,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购4架苏制图-154飞机,这四架飞机在民航总局的注册号依次为B-2624、B-2625、B-2626、B-2629,这些飞机于1991年至1992年陆续交付牟其中的南德集团,随后被牟其中售予川航。此举后来被传媒称为“罐头换飞机”,并成为当时盛行的“倒爷经济”的一个极端案例。

此时,全国就“姓资还是姓社”仍处在争论中。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讲话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邓小平在与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上海开发晚了”。他解释说,1979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邓小平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1年4月12日,在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邓小平力排众议,正式任命上海市长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5月,邓小平为了表示对朱镕基的支持,带着他一起视察首钢,并且当面由衷的夸奖说:“我党高级干部中真正懂经济的还不多,像朱镕基这样懂经济的同志,应当提到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上来”。

1991年6月,邓小平重新启用赵系人马胡启立、阎明复和芮杏文。胡启立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芮杏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准备为赵紫阳复出做的铺垫。

邓小平准备让赵紫阳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于是派人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紫阳日后为“六四”翻案。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讨。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抛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鼓吹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并且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甚至从理论上声称“改革开放中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即指向朱镕基以及邓小平。江泽民坚决反对改革开放的讲话获得台下左派们的热烈掌声。

1991年8月31日上海的“皇甫平”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题为《论干部精神状态》的文章,提出:精神动摇是最可怕的事情,干部必须解放思想。9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篇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两篇文章都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唱反调,“对改革开放要必须先问姓‘社’姓‘资’”,对“皇甫平”进行全面性的批判。邓小平后悔错用了江泽民。

1991年12月25日,商业部公布10城市10类商品质量抽查结果,平均合格率只有59%。12月3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1991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923.18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57.7%,占全国社会总产值1/4。

评注:“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其所有资产皆国有化。

1957年荣毅仁任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人提出吸引外资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

1979年7月1日,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成立,荣毅仁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包括马万祺、王光英、孙孚凌、李嘉诚、茅以升、经叔平、霍英东等。

中信公司成立后首先通过租赁方式给北京汽车出租公司引进了200辆汽车,以杠杆租赁方式为中国民航引进了一架波音747客机。

1980年6月2日,由中信公司、北京机电公司与日本东方租赁株式会社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开启了中外合资租赁行业,八十年代前期全行业为中国的纺织轻工家电利用外资引入了10多亿美元进口设备。

1986年,中信利用杠杆租赁收购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10%股权,被评为“1986年世界十大融资案例”之一。1987年1月27日,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

1988年8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国五大“官倒”——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涉嫌腐败遭到国家审计署审计。

1990年年代后,中信发展成更大的企业集团。1986年底,荣毅仁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小平后悔之余,思前想后,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对抗在中共党内升温的保守主义,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经济改革与发展中。

当邓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夫妇和4名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一行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不管是那一站,邓小平首先关注的是当地的经济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南巡期间,邓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称:“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在深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认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历时两年的“姓社姓资”争论由此以改革派的胜利结束。

邓小平走了广东几个城市后,说:”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邓小平在在珠海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杨白冰,绕过军委主席江泽民。会上邓小平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邓小平说:“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江泽民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2月20日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才开始传达邓小平讲话。但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尤其是“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内容,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在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

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此时,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

江泽民在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面临了数次危机,军方高层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曾一度架空江泽民,后通过争取邓小平支持后,逐渐获得军权。

江泽民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的协助下,通过俞正声、刘京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联系。江泽民力陈“杨家将”掌握实权危险,声称“杨尚昆在六四前曾公开反对武力镇压,六四后又总是不分场合地说要为六四事件平反,杨尚昆是唯一一个反对六四镇压却留在台上的政治人物”。江泽民在陈云、薄一波等元老的支持下,终于说服邓小平决定削弱杨尚昆兄弟的权力。在中共十四大上,杨白冰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被免去军权。第二年,杨白冰正式退役,杨尚昆也在十四大后离休,“杨家将”从此消亡。

评注:1985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因此军费开支紧张,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军队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允许经商。4月2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军队经商之事遭到了以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的极力反对。他们历陈“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1985年3月14日,张爱萍在给国防科工委党委的一封信中还说:“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人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张爱萍说:“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有人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张爱萍说:“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

张爱萍指邓小平的作为是“饮鸩止渴”,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据统计,全军有企业15327个,从业人员86万多人。

不出张爱萍所料,军队经商很快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三大总部带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经贸集团,各集团军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省军区、军分区也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更是全力以赴。整个解放军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当时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走私汽车、香烟、燃油,倒卖军火、煤炭、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账号,搞国防费搬家,甚至经营色情场所,五花八门的乱象,不一而足。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工商、税务、海关、森林等执法部门面对来自军队的违法违规活动也无可奈何。军队经商,侵蚀了军队的肌体,损害了军队的形象,恶化了军政、军民关系,同时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

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后,在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的建议下,开始采取了逐步收缩、分步整顿的办法。1991年,军委规定师及师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营企业。1993年9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并颁发《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

199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做出响应报导邓小平南巡讲话,迫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公开支持已无任何党职和公职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年3月初发布相关的正式决定,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

中共中央遂于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讲话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全体党员,由此结束历时3年半的“治理整顿”,并掀起新一轮的经济热潮。

邓南巡后不久,全国掀起搞“翻番”狂潮,追求当地国民产值或工业产值成倍增长的高速度发展。同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2.8%,远高于此前估计的6%。

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市引发骚乱。晚间,几百人聚集在深圳市政府门前,表示对深圳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的不满,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近期炒股热在全国迅速升温。深圳最近决定发行5亿元面值新股票,采用买表抽签方式认购,1张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一张,中签后可认购新股1000股,预计中签率为10%左右,每个购表者最多可持10张居民身份证。消息公布后,全国各地有150万人涌向深圳,邮往深圳的居民身份证多达320万张。7日晚8时开始有人在各发售点轮候,午夜时各点已达千人以上。许多人露宿街头,发售点前垃圾遍地。8日,在酷暑天排了1天1夜的股民有百余人中暑倒地。至9日晨,排队者将各发售点挤得水泄不通,打斗和挤伤人事件一再发生。9日上午,各点开始售表,由于秩序混乱,许多发售点不得不暂停。下午3时,一些发售点通知“表已售完”,而一些人走后门营私舞弊的行为更加激起苦候的股民们不满。深圳事件影响了股民信心,上海股市狂跌450点,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此次党代会形成了更年轻的、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了新晋的副总理朱镕基和书记处书记胡锦涛。

江泽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由此他可以直接负责决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邓小平南巡讲话使沉寂3年多的中国经济再度活跃,并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大步迈步;然而,由于市场法规未能及时建立,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之调控经济措施,致使中国在1992至1993年间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及金融秩序混乱的失衡现象。南巡回去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赵紫阳,要求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

赵紫阳的政治理念是以国情民意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为基础,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因此,他不赞成一次性的施行多党制和普选,而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

由于赵紫阳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主张在其下台后成为泡影,他所担心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扭曲型的市场经济所容易产生的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加重的现象逐步在中国变为现实,还出现种种社会弊端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的现象。

赵紫阳下台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向现代犬儒主义方向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满足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实惠埋头创收,要么奋力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排名,吸引公众和媒体的眼球。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杨尚昆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总书记的首席幕僚;7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被全国人大任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负责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李鹏连任国务院总理时有210张反对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实属少有。

1992年3月,李鹏代表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三峡工程的议案,4月表决时竟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更有25人未按表决器,为历史上绝无仅有。1993年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李鹏出任主任,负责监督整个三峡工程的建设。

李鹏原来是江泽民的顶头上司,现在倒成了江泽民的下属,二人见面的时候总有些尴尬。江泽民当时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有意和李鹏并排而坐,共同主持会议,江泽民每每看着李鹏的脸色行事,外界称其为“江李体制”。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江泽民不得不讨好李鹏。江泽民第一次出外巡视就选择了李鹏一心想上马的“三峡工程”,并积极策划使人大强行通过“三峡工程”的预案。

江泽民、李鹏等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受到广泛质疑。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工程的命运并不合适。而即使在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也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甚至还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

评注:20世紀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发采血指标。同时期中国也从国外进口血液制品设备,希望发展血液制品行业。由于卖血既可以帮助完成采血指标,又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员们开始和农村血贩们合谋鼓励卖血,农村也涌现出了大量单采血浆站和农民献血者,献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领取50元,民间俗称“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而血贩则可以从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获取报酬;这也催生出农村的卖血产业链。

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在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縣電視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香港《亚洲周刊》称卫生厅长刘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换河南省生物制药所负责人,并联系美国生物制药公司,洽谈血液出口事宜,由此卫生厅下属成立各类血液采集机构,还允许许多军政企业挂靠其下从事血液交易,刘的许多亲属都直接经营血站。刘全喜更是在卫生厅会议上公然宣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万人口,80%都是农民,即便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血,将血液收集起来卖给血浆公司,“也可以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向脱贫之路”。

据官方估计,截止2004年,吸毒者及血祸受害者在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占中国大陆全国感染者的三分之二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则保守估计至少有30万人感染艾滋病。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数万人因此死亡。

当时主事河南的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事件起因相关的时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劉全喜等人都免于问责:刘全喜在2002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后仍担任省人大代表;而李长春则于1997年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于1998年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于2002年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年顺利退休,而据《亚洲周刊》报道,4名河南纪委长期以来联名举报李长春,但一直未能成功。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虽然是临危受命,首次进行了省级的艾滋病普查,最终缓解了艾滋病疫情,但任内仍然封锁有关艾滋病流行的消息。

香港的治安在进入1990年代后多次受到持械劫匪的挑战,这些劫匪大部分原籍中国大陆,并偷运大火力武器到香港犯案,再将抢劫得来的赃物运回中国大陆,劫匪的跨境犯案令香港警方难以追缉。1991年7月在启德机场附近发生解款车持械行劫案,三名劫匪劫去相当于1.7亿港元的的美金和港币钞票,其中一名疑犯张子强虽然被捕及被判监18年,但后来以证据不足及供词矛盾成功上诉改判无罪获释。

六四事件后,大量香港人选择移民。1990年计有62,000名香港居民移民外国,即当时总人口1%。1992年则有66,000人;1993年53,000人,1994年62,000人。其中不少香港人透过居英权计划移民往英国,也有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美国的家庭。移民的不单止是普通居民,也包括不少城内富豪大亨。当中,怡和集团率先宣布从香港撤资,改以新加坡为集团第一上市地区。之后,汇丰集团亦宣布在伦敦成立汇丰控股,并对汇丰集团进行全面收购,变相迁册伦敦。此外,香港的娱乐界钜子邵逸夫家族亦把资产移往加拿大。

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经国民大会选举为总统,5月20日就任,结束他从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两年的代理总统时期。台湾开始发展出政党政治的雏型,为日后的民主深化奠定基础。

1993年4月,海峡两岸政府分别授权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峡交流基金会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上在新加坡进行了汪辜会谈、并达成九二共识,促成海峡两岸沟通交流,这一主张也长期影响着海峡两岸政治关系。

台湾问题也是江泽民时期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美国恪守上海联合公报,坚持一中原则。老布什总统上任后相当重视两岸间的军力平衡,其执政期间曾核准大批的对台军售案。至克林顿总统上任后,其对台政策转趋保守,始终不同意出售先进武器。

1993年11月17日,江泽民前往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与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尽管双方的首次见面非常拘谨且无多少成效,但也客观上促使了双方的互通。

两国元首的会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同一天,江泽民还会晤了印尼、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日本和泰国的领导人。20日,又会见了新加坡、菲律宾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其中好几位都是第一次和江泽民见面,对于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无疑是有意义的。

江泽民访问美国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火炬计划也得以加速进行。1988年8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作为一项政策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政府部门营造了一个让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等知识要素进入到市场成为生产要素的环境,并建立了相应的机制。

随着火炬计划的实施,民营科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壮大,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火炬计划完善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进了投融资体系的建设,为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海外的科技、金融、企业、商业等各界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高新技术企业走向世界。

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坚持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2年10月,他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确立科学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89年后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从1990起产生了阶梯式增长。1991年5月,国家工商行政局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共有490余名百万富翁。1992年3月1日,1991年中国十大专业批发市场排定座次,浙江省义乌市小商品市场居榜首。

与1988年出版、代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河殇》等书籍不同,1990年代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赞扬中国的书籍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

评注: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名山寺院收取门票的做法。在中共建政之后,各级胆大妄为的无神论官员,就打起了名山寺院这块唐僧肉的主意。

历史以来,天下名山为世人共有,丛林是修道者向往的圣地和传承文化的宝库;寺院不但是宗教修行场所,还担负着教化众生、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天下丛林,以无事为兴旺。

1979年7月,三度复出的邓小平,应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万里之邀,携全家大部分成员来到黄山,展开一次“休养式出巡”。从7月11日抵达至7月16日离开,邓小平在黄山一共待了6天,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登黄山、发表“黄山谈话”,其中包括要大力开发黄山旅游,借名山圣地创收。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其中说道:“名山胜地的重要寺观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而且是具有重大历史文物价值的文化设施。对这类寺观教堂,一定要责成有关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执业人员,精心加以维护,使文物得到良好保管,建筑得到妥善维修,环境得到充分保护,使之成为清洁幽静、环境优美的游览胜地。”

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指出“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从此,各大山门作为旅游胜地,中共各地政府通过高门票大肆敛财。一张简单的门票,就这样把天下丛林收入共产党各地政府的衣兜里。这张票子还层层加码,将广大信教群众阻隔在寺院的山门之外,从而大大弱化了天下丛林的主要功能。

更有甚者,中共打着复兴佛教的幌子,一场大兴土木的造城运动在天下丛林展开,一条条现代化的公路盘山而上,终于开到了寺院的山门口。从此,天下丛林不得安宁,宗教的神秘消失了,道心并不坚定的僧人纷纷堕落。中共各级官吏还与腐化僧人联合起来,为了门票和香油钱,或承包寺庙,或建设子孙庙,或竞相建设大佛,或天价香,贩卖如来,公开分赃。

有一个故事,一位老太太费了很大的劲去浙江普陀山拜观音菩萨,但是到了门口没有钱买门票,悲苦之下就跳海自杀了。

老太太的故事没有人记得,但人民记得了邓小平。“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这首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写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自发行后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其手稿被收藏在深圳博物馆。

邓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九二南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六四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自此重新提速。

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邓小平因身体原因自1994年开始就基本上不管国家大事。

LEAVE A REPLY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