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毛泽东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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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

197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时,赞赏华国锋道:“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华国锋因主持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建设和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等,受到毛泽东赞许。斯诺回国后将此事写入文章并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开始受到国外关注。

1971年毛泽东秘密访问南方各省,并在武昌提醒华国锋,暗示在中央内部中他与林彪的矛盾。林彪在出逃身亡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病逝,毛泽东借此提名华国锋出任公安部长。进入中央的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与四人帮没有瓜葛,也未与周恩来、叶剑英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他往往保持中立,只忠于毛泽东。

1971年快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疾病又影响心脏。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衰退,在1972年初曾发生严重休克。

1972年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泽东称: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田中角荣一行应邀于9月访华,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9月29日,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日本客人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说法就这样解决了?”田中角荣说:“我们打算按照中国的习惯改。”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嘛”。

通过姬鹏飞和大平正芳的进一步会谈,在最后的公报中改成“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同中华民国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免除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起战事的官方战争赔偿,对此日本政经界人士深表感激。而同时中国的发展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于是中日政府双方达成默契,以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经济损失。

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4月12日,邓以副总理身份出席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举行之宴会。1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调动各大军区司令员,正式提议邓出任总参谋长,邓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973年,毛泽东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渐至双目失明,1975年手术后恢复一半视力。

1974年6月,毛泽东健康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医疗组存在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

7月,身患多种疾病之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7月18日毛泽东抵达武汉,进行眼病会诊。8月间,经来自各地之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病重住院治疗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发难,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0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长沙,在长沙生活近四个月。然而中央政治局随后陷入新的对抗,17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发生激烈对抗。会后,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又提出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1974年,毛泽东两腿和双脚浮肿,在11月29日至12月4日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4次,到12月5日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

1975年2月,毛泽东说话含混不清,两腿时常疼痛,医生建议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毛泽东之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时间多。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第二天毛泽东之左眼能看见东西。

到了9月,毛泽东病得很重,毛泽东把他的侄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毛泽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1月8日,周恩来去世。

评注:周恩来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的周家宅邸中,其家族祖籍为浙江绍兴。周恩来与鲁迅(周树人)同为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后人。

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命途多舛,其出生之际,家族已然濒临败落,年幼的周恩来曾随家人多次迁徙住所。

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学校特免了其学杂费,这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名额。1917年秋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回国后在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处做秘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亦积极投身民主运动。

在旅欧的岁月中,周恩来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回国后由张申府推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1928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负责暗杀活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组成三人团,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周恩来生性好酒。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关系缓和,周恩来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苏联交涉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事宜前,和苏联领导人酒宴后酒醉。招待宴请参加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醉酒后写检讨,并被毛泽东批评。

1949年中共建政后,周恩来历任国务院总理、国家副主席、政协主席等职。

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国语学院文革红卫兵组成“揪陈大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口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扬言要捉外交部长陈毅。周恩来与红卫兵对峙,并说道“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钱其琛评价:“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从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去世为止,他一共进行了13次手术,身心和工作都备受折磨。

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周恩来先和众人一起露出久违的微笑,在只剩下纪登奎和周恩来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邓小平称:“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赫鲁晓夫说:“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灵活的当代人物,同他能进行切合实际的交谈。”

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周恩来有同胞兄弟两人,名为周恩溥与周恩寿。夫人邓颖超,于1925年在广州结婚。两人没有亲生子女,但收养了包括孙维世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内的数名烈士遗孤。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因膀胱癌于北京三〇五医院逝世,享寿77岁。出殡当日,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百万首都群众聚集在长安街道路两边,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

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受到政府压制。从1月9日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

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念中央送审之周恩来追悼大会上之悼词稿,毛泽东失声痛哭。毛泽东已经病得十分严重,无法参加追悼大会。

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整个会议气氛极其悲伤和庄严肃穆。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被火化,并不保留骨灰,撒向大海。

在追悼会闭幕后,毛泽东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小平,软禁在中南海住宅里。邓与外界隔绝,只能与小外孙接触。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月21日,毛泽东听汇报,提出国务院工作“就请华国锋带个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

4月4日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4月5日晚上10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进入广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之群众。随即,华国锋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之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四人帮攻击邓小平为幕后主使。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毛泽东通过毛远新传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4月8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197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访华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爵士,华国锋陪同接见。马尔登走后,毛泽东留下华国锋一起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由于当时毛泽东已经病重,开口很不方便,因此他一般会在纸条上写下要说的内容。给华国锋留下三张纸条内容分别是:“照过去的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和“你办事,我放心”。

据毛泽东秘书张玉凤透露,1976年5月初,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毛泽东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向张玉凤“核实”此事的真伪,要她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她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还拿出据说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她确认。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1976年4月10日以后,毛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5月起,毛泽东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毛泽东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感冒、心脏衰竭、糖尿病多种病症并发,在北京逝世。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和丰南县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唐山市全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中断,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唐山全市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时,正值毛泽东病危、国营经济濒临破产、集权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由于极左势力惧怕和排斥外国的影响,以“自力更生”为名,拒绝国际援助。虽然尽全力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救灾,救援效果并不好。

7月,毛泽东许多时间处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进入8月,毛泽东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昏迷状态。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之最后一份文件。9月8日,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

1976年9月8日中秋节,在北京中南海202别墅内,毛泽东血压开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毛泽东;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

当天16:00,新华社发布通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同日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人担任了其治丧委员会的成员。

9月11日起,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举行了长达6日的吊唁活动。9月18日下午,其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共计约有几十万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民众参与了此追悼大会。

在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世界主要的媒体,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都报道毛泽东的死讯。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方面只在官方报纸的角落简短提及毛泽东去世,并通过塔斯社批评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9月10日的头版以标题“祸国殃民·百死莫赎 毛匪泽东毙命”刊登毛泽东的死讯,并在副标题称“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显未完成 为匪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文章称,“为祸中国六十年的匪酋毛泽东,于今天凌晨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毛匪泽东毕生迷信权力,强调“阶级斗争”,制造仇恨,煽动暴乱,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暴虐的极权主义者,窃据大陆以来屠杀了七千万的大陆人民,他自以为制造矛盾、发动阶级斗争可以巩固他的极权统治,但终于在无情的斗争下丧生。”台湾民间,则在报道翌日,街头有人放鞭炮、贴标语、挂出中华民国国旗等不同的方式表示庆祝。

评注:蒋中正比毛泽东早一年去世,但寿命比毛泽东长6年。1975年4月5日蒋逝世,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知道了。两个人都是越老越变得多疑,心量越来越小。

1969年9月16日,一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开会后下阳明山急驰,蒋车队紧急刹车,导致蒋伉俪遭遇车祸均受伤;隔月健检时发现蒋胸腔遭撞击致心脏瓣膜受伤,健康状况从此欠佳。

1972年3月,蒋因前列腺肥大做手术。宋美龄曾提出要蒋到美国做手术,但蒋认为美国有人要把他赶下台、必要时可能暗杀他,因此不愿去美国求医。最后,蒋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做手术,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此,蒋健康一蹶不振。

1973年底,蒋宣布避不见客,实际是退休。尽管蒋仍是总统,但工作基本由严家淦与蒋经国处理。

1974年12月1日,蒋流行性感冒致肺炎复发。至1975年1月9日,蒋肺部炎症终无法根治,致时有轻度之寒热症状。蒋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1975年3月26日晚,蒋病情恶化,经3个多小时急救才见好转。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清晨蒋经国往卧室请安,蒋已起坐。于午后感腹部不适,情绪极度不安,小便量减少。晚上8时原已就寝,不意忽发生突发性心脏病,虽经急救,终回天乏术,于晚上11时50分与世长辞。最后不幸在台北市市郊士林官邸逝世,享寿88岁。宋美龄及蒋经国和蒋孝武、蒋孝勇等家属随侍在侧。

蒋经国当晚日记载:“忆晨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寿诞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似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时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甚效果。”

4月16日,蒋经国灵榇暂厝桃园县大溪头寮宾馆,“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张玉凤不认为“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向华国锋交代后事。

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党内出现权力真空,出现以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为代表的“实力派”,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为代表的“文革派”。三派在路线上存在巨大分歧,内部斗争异常激烈。

1976年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指示其工作人员米士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9月11日,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值班人员请示;企图切断中共中央、华国锋同各省、市、自治区之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3]:302。华国锋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他电话中得知此事,同叶剑英商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擅自设立之“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在事前电话约定后,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到西黄城根9号院李先念临时住处,谈话不到十分钟。华国锋谈到:同“四人帮”斗争不可避免,是时候解决了。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请求叶剑英意见,又同他研究此事;当天华国锋又请求汪东兴给予协助,汪东兴同意了。9月14日,李先念假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外出,转往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李先念传达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谈话内容和叶剑英的态度。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华国锋以此将中立的纪登奎排除在行动以外。

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9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主要议题为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以及毛远新是否需要回到辽宁。四人帮与华国锋及叶剑英发生争执。之后,华国锋又获得了陈锡联与苏振华的支持。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讨初步方案。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方案,吴德提出“逮捕”和“投票否决”的形式,经商议确定采用逮捕。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

9月29日深夜23时,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主要讨论国庆节的各项活动安排。期间江青要求散会,留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六人。江青要求,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人去处理;但华国锋没有回应。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10月2日,毛远新调派沈阳军区1个坦克师开往北京,同时要求上海民兵、北京大学民兵和清华大学民兵做好准备。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向叶剑英报告毛远新出动部队,叶立即下令军队退回原地。四人帮住宅戒备森严,每个住宅有二重以上警备。同日15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交换意见。当晚,汪东兴、华国锋、吴德三人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交谈;华国锋之后秘密召见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获得了支持。10月4日下午,华国锋等三人最终敲定了方案。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原定部署国庆节后准备10天视情况再动手;叶剑英提出改为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华国锋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剑英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剑英即到汪东兴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之行动方案周全可行。

1976年10月6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作隔离审查。江青则在中南海春藕斋西侧201号楼被宣布隔离审查。

四人帮都被拘捕后,华国锋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连夜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晚上10时许,出席会议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华国锋正式成为继毛泽东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会后,即下发关于华国锋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会议开到10月7日凌晨4点多才结束。李德生根据华国锋、叶剑英命令逮捕毛远新等人。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于中共十一大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评注: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在日记中评价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林彪在笔记中记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集团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评价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曾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的聂绀弩评价毛泽东“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张闻天在1959年7月12日对彭德怀说:“会(1959年庐山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

毛泽东研究专家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曾经在访问韶山时评论:“毛善于打天下,但不擅于治天下。”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认为,毛泽东严格上讲没有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在20世纪世界史上,他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评价其“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并不否定该评价的字面意义,反而借此阐述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早在1956年,毛泽东曾在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说过希望死后归葬湖南湘潭。后来,毛泽东曾在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虽然毛泽东生前鼓励火化、并在火化同意书上签名,但出于政治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他的遗体做防腐处理,永久保留。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正阳门北侧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半年后完工,中共将毛泽东的水晶棺从人民大会堂移至纪念堂,并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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