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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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国内外重要相关史料,带领读者探寻蒋介石的生平及内心世界。在本书中,杨天石通过大量引述和分析研究蒋介石日记,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及权威的资料,以专题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参加革命的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蒋介石、内战时期的蒋介石、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家庭生活中的蒋介石等等。通过史料的挖掘,走近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思想发展历程,带领读者追寻真实的蒋介石。本书于200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获全国31家媒体及中国图书学会共同评选的“年度十大好书称号”。此次插图增订本。一方面,对原版的文章进行部分调整,删除个别篇目,增加杨天石先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配上珍贵的图片资料,如蒋介石日记原件影印、台湾及美国关于蒋介石的重要文档影印资料,蒋介石照片等。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对蒋介石感兴趣的读者皆可从本书中获得收益。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国内外重要相关史料,带领读者探寻蒋介石的生平及内心世界。在本书中,杨天石通过大量引述和分析研究蒋介石日记,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及的资料,以专题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参加革命的蒋介石、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蒋介石、内战时期的蒋介石、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家庭生活中的蒋介石等等。通过史料的挖掘,走近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思想发展历程,带领读者追寻真实的蒋介石。本书于200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获31家媒体及图书学会共同评选的“年度十大好书称号”。此次插图增订本。一方面,对原版的文章进行部分调整,删除个别篇目,增加杨天石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配上珍贵的图片资料,如蒋介石日记原件影印、台湾及美国关于蒋介石的重要文档影印资料,蒋介石照片等。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对蒋介石感兴趣的读者皆可从本书中获得收益。

初版自序

杨天石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去世于1975年4月5日,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院。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少量增补或修订。

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通过“争鸣”,人们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将会进步,将会深入,距历史本相将越来越近,科学性也会越来越强。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为《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予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日记现状

一 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7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孝勇于1996年去世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决定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修复、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上一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编性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组、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十余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我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一般不改变蒋的原意。毛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困勉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卫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并且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它们都经过蒋介石本人审阅,有些日记所无的内容则是蒋本人所增。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按月、按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蒋日记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学者使用时须当心。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少数地方甚至面目全非。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1951、1952三册。

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秘录》和《长编》。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蒋的日记。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选录本”。至于2007年初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

二 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坏人”、“恶人”,他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自我宣泄,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受到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记录与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是真实的。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工具和记录。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 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2. 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 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4. 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 上星期反省录。6. 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 本月反省录。8. 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世界常常被他扭曲。有些事和人,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是,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吹嘘、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

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形象。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由于如此,蒋的日记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和许多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而创建的革命的、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献身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什么后来其中的部分人成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对象?简单的“投机”说或“叛变”说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史实,科学分析,理清事件、人物的发展、变化逻辑,找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革命和改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广泛流行的政治词汇。对它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为了避免陷入无穷无尽的学理纠缠并便于讨论,本文将根据多年来社会公众约定俗成的普遍理解,先对这两个政治词语作最简明的界定:采用暴力或激烈的方式彻底改变一种社会制度者为革命,采用非暴力方式以求对一种社会制度作温和的、缓慢的改革者为改良。这样的界定可能不十分严密,但两者之间的区分却是清楚、明白的。

从兴中会创立至今,中国国民党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有“百年老店”之称。本文企图对其进行“新审视”,并企图从一个侧面考察历史上的国共矛盾。

一 孙中山思想中的改良成分

孙中山是革命家。为了拯救中国,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权。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意志坚决,态度鲜明,不屈不挠,终生如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和办法。

孙中山主张土地公有,认为土地和空气、阳光一样都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普遍馈赠,不应为个人私有。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但是,在解决中国的实际土地问题时,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办法。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的核心内容是“涨价归公”,即土地原价归地主所有,因工业、交通、商业发达所增长的地价归全民所有。这一纲领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所剥夺的仅是因社会因素所增长的地价,因此,可以视为一个改良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会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但是,他并不主张仿效俄国的办法,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而是主张“慢慢商量”,“和平解决”,采取让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方案。孙中山也曾说过,对地主,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但是,他又担心,“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可见,他不愿意、也不敢以强力改变地主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

论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

孙中山强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赞成资本公有,推崇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圣人”,但是,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适用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连苏俄都不够格,中国自然更加不行。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又说:“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因此,孙中山提出,中国只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他不主张全面、彻底地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而是主张“节制资本”,即发达国家资本,奖励私人资本,允许老百姓自由兴办部分企业,政府加以奖励并以法律保护。孙中山认为,他的这种主张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全一致,所以他曾很高兴地宣布,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在孙中山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中国的出路是“调和”这两种“动力”,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又认为,斗争的手段只适用于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他强调的是阶级合作、阶级互助。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看到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政策之后,生产力迅速发展,工人工资、劳动状态、生活状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用和平的、调节的方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这就是:第一,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将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实行部分企业的国有化;第三,税收。实行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第四,分配社会化,不由商人而由合作社一类的“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产品。孙中山称这四种办法为“社会经济进化”。孙中山相信,通过“社会经济进化”,资本主义还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他说:“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孙中山的思想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有变化,有发展,后人据此认为孙中山思想有新、旧三民主义之别,但是,他的社会改良思想并无重大变化,上述“社会经济进化”的办法并且是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提出并加以阐述的。

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和主张,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当时已在改变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苏俄,更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理念。

二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孙中山思想中改良成分的继承

国民党是孙中山建立的,以孙中山思想为旗帜。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等人宣扬孙中山是“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声称“先生的人格,以仁爱为其基本”,提出“孙文主义”,其目的就是使孙中山的言论成为国民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并以之和苏俄以及中共的社会革命论相对立。1929年,胡汉民等鼓吹将孙中山思想视为国家“最高之根本法”,可以代替“约法”和“宪法”也是企图进一步巩固孙中山思想的无可动摇的权威地位。考察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实际活动和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国民党一方面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坚持以暴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他们也继承了孙中山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的改良主义思想。

蒋介石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表示过欣赏、赞佩之意,但是,他更为倾信的是孙中山思想,特别是其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成分。在蒋介石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期间,蒋介石讲过,“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但是,即使在那时,他也特别强调,二者之间,有方法与时期的不同,在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他说:中国的商家、富翁的资产如果与欧美的大资本家比较起来,“算不得是资本家”,因此,“中国现在不是实行共产的时代”。只要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许大地主、大资本家再现于中国”,全国人民都将得到“足衣足食的幸福”。他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使千百年后也不能改变。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无论共产党或是哪一党,加入了国民党,就要信奉三民主义,要相信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唯一的中心”。他有时甚至说,三民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的主义”。后来,蒋介石更将孙中山思想称为“尽善尽美唯一最高之革命指导原则”。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和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大体上仍然不超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范围。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和共产党分裂前夕曾说:“民生主义对于土地承认私有制,而共产主义完全是取消私有制。这一点原则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承认私有制,而共产党则反对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同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会上称:他和共产党的分歧在于三方面:1.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阶级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个最残酷的压迫阶级。2.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自己利害,只有自己知道亲切,自己能通盘打算;“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3.我们既为解除全国的痛苦来革命,所以必须于革命过程之中,力谋减轻民众所受的痛苦。我们希望军事早日成功,从事建设事业,使社会有正当发展的道路可达,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用大破坏来造成大暴动,用大暴动来攫取政权。蒋介石所述三方面,第二方面涉及中苏关系,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其他两方面曲解中共政策,但从中可以窥知,当时国共两党的分歧,一在于国民党搞阶级合作,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包容在“合作”之列;而共产党则搞阶级斗争,要打倒地主阶级,将来条件成熟时还要消灭资产阶级;二在于国民党企图维护社会既定秩序,“和平解决”社会问题,而共产党则要捣毁旧的社会秩序,以“暴力”和“斗争”改造中国。1927年蒋介石反共、“清党”之后,两党各走各路,彻底决裂。中共转入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以暴力破坏乡村的地主所有制;蒋介石和国民党则竭力“剿共”,保护乡村的地主所有制,同时企图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改良”。

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人有过解决土地问题的打算。1932年5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听中外人士土地制度。”这段记载虽语义含糊,但说明,蒋在研究土地问题。6月2日日记云:“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蒋介石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完全对立的主张,但蒋却无所轩轾:“余意二者皆可兼用也。”可见,他并不反对使农民得到土地。此后,他曾急切地找寻“平均地权”的“实施计划”与“方案”,准备为此征奖,并设立专门的研究委员会。6月26日日记云:“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方案,应即确定,不可再缓也。”1932年9月30日日记云:“对农,以土地农有为目的。”直至1942年4月23日,蒋仍在日记中写道:“以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可见,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后,蒋介石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土地政策,并且多年未变。与此相应,蒋介石也多次将“耕者有其田”或“耕者有其地”作为施政纲领,并且提出过部分具体办法,如成立“集团农场”;“发行土地证券,扶助自耕农”;设立“土地银行”,帮助佃农贷款购地;“提倡合作”,“发展合作社”等。其他国民党人也设计过一些“耕者有其田”的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最终也要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无例外地都是比较温和的“和平解决”方式。张继、吴稚晖等人指责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是“夺产”或“抢产”运动,是“梁山泊强盗的老方法”,是“加些训练,加些组织”的“‘科学的’李自成、张献忠方法”,“把国民党直缩到太平天国以前”。蒋介石也特别强调:“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

在解决城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上,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没有提出超越孙中山的更多的办法。1932年9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工,分配红利,奖励劳动保险,以增加生产为目的。对商,以保护私产,节制资本为目的。”同年10月23日日记云:“当在社会主义路线上,谋尽消灭帝国主义,以养成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蒋介石没有在其他场合对之作过解释。其内容,应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一种“改良资本主义”。1937年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讲话,提出:“解决民生的方法,是要以生产为主,同时注意到分配的平均。”他认为,必须首先实行下列几件事,除“平均地权”外,就是“防止资本操纵,实施累进税率”、“促进劳资合作,实施劳资仲裁”、“发达国家资本,保障私人企业”、“政府与人民协力解决生产及分配问题”等,这大概就是他所谓的“社会资本主义”了。到了1943年,蒋介石又曾将他的社会经济理想名为“国家资本主义”,“以社会福利民众共享为依归”。

国民党建党伊始,就以“全民党”和“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长期提倡阶级调和、劳资合作。此后国民党的多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都以之作为指导思想。如:1931年5月,国民党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规定:“劳资双方,应本调协互利原则,发展生产事业。”会议将“劳资互助调协”定为“国民生计根本政策”之一,主张在这一原则下,通过法律保护,“谋求农村与城市中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声称:“我国近奉遗教,以全民主义立国,自不容有阶级之争。”“亟宜采用劳资协调政策,对于劳资两方之保护,无所偏倚。”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称: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中的“病态”。所有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专为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社会上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皆有贡献。因此,会议提出:“务使社会利益,相互调和,平均发达,以驯至于共有、共治、共享之域,决不纵容阶级斗争之谬说,以招致社会之扰乱;亦决不酿成贫富不均之厉阶,以重贻将来之纠纷。”

以上所引各次会议通过的议案、宣言,几乎句句可以从孙中山思想中找到渊源。

三 一次改良主义的重要实践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是:“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减轻农民负担,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统称“二五减租”。孙中山生前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想的具体落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当时各方,包括中共在内,均无异议。同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批评中共在土地问题上软弱,要求立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1927年春,部分中共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着手按共产国际要求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出现分歧,形成左右两派的对立。同年,蒋介石等在江浙地区发动“清党”,成立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订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浙江党政联席会议曾公布《最近政纲》,宣称“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有重灾歉时,更得酌量减轻之”。1928年,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认为:“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的37.5%,自己则可得62.5%。《章程》同时规定:“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章程》一方面对地主撤佃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佃农“不缴租”。同时颁布的还有《佃业理事局暂行章程》,规定省、县两级设佃业理事局,由省县党部、省县政府、省县农民协会等三方组成,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出现的纠纷。省党部在处理佃、业纠纷决议案中声称:“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绝对不含妥协性。”“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仍其本来面目,而有挟制压迫他人之行为者,治以反革命罪。”既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反对农民中的所谓“地棍、流氓”,力图不偏不倚,站在中间。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继续声称实行减租。会后举行常务委员会,决定会同省政府,成立缴租章程讨论委员会,讨论施行办法。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28年10月,董士钧等以永嘉城乡全体等众名义上书,指责减租之举“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11月,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义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间情状”,“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无产暴民所占据”,“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同月,永嘉城区业主上书,指责佃业理事局“每袒于佃方,致业主所得不及佃农十之二三,不平太甚,众怨沸腾”。1929年2月,永嘉李芳等上书,攻击“永嘉近日农运,已入阶级专制状况,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见倾覆”。同月,叶清等上书,声称“二五减租原为调剂劳资冲突,实行阶级调和民生主义,应从全民利益着想。民等弱小业主,似此横受佃农非法压迫,心何以甘。”3月,叶何氏等上书称:“受佃农之压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夫岂训政时期实现民生主义之良象!”同月,屈映光、张载阳、吕公望、周凤岐联名上书,攻击浙江所订缴租章程“尚欠平允”,“共党乘机捣乱,勾结土匪、流氓,借减租问题向业方肆行抢掳,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上述四人中,屈映光是北洋政府大官僚,张载阳曾任浙江省省长、北洋政府时期的陆军上将,吕公望原为光复会会员,担任过任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周凤岐原为孙传芳所部师长,向北伐军投诚后被任命为军长,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他们的联合上书,反映出浙江城乡地主、官僚、士绅对“二五减租”及其相关规定的强烈不满。

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浙江省政府当局终于坐不住了。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继任省主席张静江等人以“纠纷迭起”,“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为理由提出:

本省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佃业两方纠纷迭起,微特无成效可言,又并深受其害。初则佃农因收获多寡之争执起而抗租,继则业主因减租影响收入,将田亩收回自种,纷纷撤佃,于是佃农之强悍者又群起反抗撤佃,往往霸佃不让,而懦者即缘此失业。各地方凡遇此项情事发生,即有地痞、流氓从中把持唆煽,甚至土匪、共党,亦即乘机骚扰,以此种种原因,遂致佃业两方之生计,并皆不得安定。不独佃农与地主不能合作,共谋农业生产之发达,且田价暴落,社会经济发生急激之巨变,影响所至,竟致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

浙江省政府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认为减租办法“洵属有弊无利”,决定暂时取消,此后田租多寡,由佃、业双方根据《佃农保护法》关于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40%范围以内,自行协定。这样,佃农应缴租额就又较此前的37.5%提升了。

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受到强烈反对,浙江许多国民党员、农会及其工作人员纷纷呈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武义县党务指导员胡福指责浙江省政府:“违背革命原则,莫此为甚。此等消灭民众对本党之信仰的议案,如不予以纠正,党国前途,何堪设想!”

国民党鄞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赵见微分析说:二五减租,浙江推行已经两年,成效渐著,基础已立,纠纷所在,源于“土劣地主之反动”。“此后凡属革命建设,谁能保无纠纷,一遇纠纷,即行取消,则所有革命建设必致无从进行”。他责问说:“与其空言积极,继续剥削佃农以增肥地主,何如实行政纲,努力解放佃农以取信国民?”

余姚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萧显称:此事缘起,在于“土劣因租既被减,心犹未甘”。他谴责浙江省政府的决定有“四不通”,“二不法”,声称这一决定“摧残农运姑置不论,其如农民将对党失却信仰何”!

国民党萧山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旦充分肯定二五减租的“伟大作用”,认为它可以“培养农民自修之抵抗力,消灭土劣压迫农民之凭借”。他表示:浙江农民“因得本党之扶植,始稍稍有反抗之表示”,国民党应该继续前进,彻底解决“佃业两方之纠纷”。他担心,国民党的政策自此改变,“拥护农工诚恐转为压迫农工”。

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尹希指责省政府的决定,“不啻推翻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决议案”,是“撕碎本党之政纲政策反革命之行为。”

海盐县党务指导委员顾佑民称:二五减租“为解放农民第一步,本党必须继续努力。”

佃农代表涂侠等十人要求浙江省党部: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

萧山国民党员陈荫楠要求浙江省党部出面纠正,呈文称“党部为最高机关,省党部固具监督省政府权。而今省政府取消减租,违背政纲,大冒不韪,应直起纠正”。

这些呈文,维护原定的二五减租方案,激烈抨击浙江省政府,反映出广大农民和不少国民党浙江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鉴于广大党员纷纷反对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会议认为二五减租为党、政双方共同决议,不能由省政府单方取消,且亦与国民政府所颁布之《佃农保护法》大相刺谬。常务委员会朱家骅等人向浙江省政府提出《复议理由书》,要求开会复议。《理由书》首先提出:国民革命必须“首先解放农民”,“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接着,《理由书》陈述“二五减租”和孙中山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间的关系:

土地问题为民生主义之基础,而农田问题又为土地问题之主要部分。农田问题设无适当之解决,则整个社会问题亦不能解决……总理遗教,实欲于最短期间内促进耕者有其田,而二五减租实为实现平均地权之捷径。二五减租之基本观念,诚为解放农民之最低限度之政策。

《理由书》批驳浙江省政府“由业佃双方自订缴租数量”的决议案,“实不啻驱农民于水深火热之境,使任受地主之蹂躏”。《理由书》要求按照孙中山的遗教,“对抗税者加以没收土地之处分”,认为这样做,“迟以五年,则土地泰半将为农民所有”。4月23日,浙江省政府复函浙江省党部,拒绝复议。《杭州民国日报》在省党部的支持下,大量刊登社评和各地反对取消“二五减租”的文电。张静江认为该报“妨碍省政府政策之推行,并损及省政府之威信,影响所至,尤关治安”,向该报提出警告。继即勒令停刊,逮捕该报主笔。

4月27日,朱家骅与另两位常委叶溯中、陈希豪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诉。朱等充分肯定浙江实行二五减租以来的成绩:“二年以来,因该项决议案之实行,浙省农村经济,率较他省安定,自耕农之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之事实。”朱等严厉指责浙江省政府的做法只能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焰,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日趋尖锐化”,以致“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机会”《理由书》称:

以此而言民生,则日驱一千六百余万农民于绝境;以此而言建设,则徒增多一般贪污豪绅之发财机会,构血花于白骨之上,以为伤心惨目之点缀品。此种举措,在各国专以驱骗贫苦民众、延缓资产阶级之寿命为职责、主张社会政策者亦不屑为,况夫实行三民主义,以冀达到世界大同之本党!

朱等要求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浙江省政府的错误决定。呈文称:“若中央对于浙江省政府此种违反党义党纲,僭越职权,以驱浙江千余万农民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不迅予纠正,严厉取消,则本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仇敌所讪骂鄙夷,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在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申诉的同时,萧山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也同时致电,表示将“率全萧三十万农民誓死力争”,并公推代表三人到南京请愿。

国民党中央接到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双方的呈文后,于5月2日召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接受戴季陶建议:1. 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2. 已实行减租的地方,而又无纠纷者,不得再将租额复旧,以免再起业佃两方的第二次纠纷。3. 浙江省政府应于今后两年间,将乡村自治机关组织完全,土地调查办理清楚,并将二五减租之办法规定详密,以便施行。其后,国民党中央派戴传贤赴浙,召集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制定《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和《佃业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收获除副产应全归农民所有外,由业佃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百分之三七点五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在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之间,取采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

可以看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的矛盾是“清党”后国民党内两种力量之间的一次角力,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否定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的斗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其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考验。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当时,浙江省政府委员陈布雷发表文章称:“实施减租之际,断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农之观念。换言之,不能于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牺牲。”陈的言论明显地表现出袒护城乡地主阶级的态度。但是,浙江城乡地主阶级仍不满意。1931年11月,乐清县郑迈等53人致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继续指责二五减租办法“适以奖励惰农,生产力因之骤减,纠纷又日甚一日”。同月,乐清徐可楼等51人具呈,认为“劳资合作,阶级乃能化合,而社会秩序始得维持。今平日感情极融洽之业、佃双方,因减租各趋极端,已足影响治安”。12月,乐清里长卢选臣等上书,认为二五减租使业佃双方“争长竞短,各不相让,因此发生绝大冲突,阶级斗争已成不可免之事实”,“绝对有弊无利”。1933年,上虞县糜虞封等控告该县农会干事“额外减租,煽获〔惑〕佃农,抗租不缴”,国民政府居然批示:“应向该省主管机关呈诉。”

在地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浙江省的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的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的火星也难以见到了。

四 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重要改良主义实践,它虽然夭折了,但是,此后的国民党继续标举其改良主义纲领,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这些呼吁,仍然比较多地集中在土地问题上。

1936年7月,孙科、陈立夫、王用宾、傅汝霖、萧铮、周佛海、夏斗寅、徐恩曾、洪兰友等17人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出《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案》,要求调整“现有之租佃关系”,“庶几佃农生活能日益提高,而农村亦可有逐渐复兴之望”。其内容有:1. 由政府严定租佃条件;2. 组织土地金融机关,援助其取得土地。3. 佃农得备地价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其余部分由政府担保其分年摊还。4. 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使不自耕之地主逐渐放弃其土地,使佃农有取得所有权之机会。5. 政府应发行土地债券,征收土地,转让(给)佃农及雇农。7月20日,决议交中央政治委员会详细研究。

1939年6月,地政学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萧铮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要求在四川选择一个地区作为“地政实验区”,进行土地测量登记,耕地重划,促进土地利用,增加生产,调整佃租制度,创立自耕农,规定地价与举办地价税,树立土地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工作。同时,萧铮又提出《沿新建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办理地政纲要》,认为成渝、叙昆及滇缅各路沿线重要城镇土地,今已逐渐涨价,将来地价更高,亟须规定地价,并颁布沿线各地将来涨价归公办法,“庶不致国家以巨款建设,而其利益反归地主”。蒋介石阅后,于6月24日批示行政院秘书长张群称:“实行总理之土地政策确有必要”,“即希切实研究核办施行”。

1940年7月,萧铮、张冲、陈果夫、程天放、谷正鼎、徐恩曾等向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出《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其主要内容为:由国民政府特许,授予该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及征收土地特权,官民合办,资本总额定为1亿元。其主要业务为:1. 实行照价收买政策,凡地政机关认为地主报价不实,应行收买之土地,由土地银行以所发土地债券收买之。2. 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扶助佃农购置土地,或依法征收土地转发农民。3. 实行“地尽其利”政策,贷款给农地合作社或其他机构,供开垦荒地及土地改良之用。萧铮等建议,土地债券可分地价债券及抵押债券二种,前者于征收土地或扶助佃农购地时发行,直接交付地主补偿地价,由借款农户以地租方式分年摊还。萧等并建议,以四川省为实验区域。会议经济组审查该案后,认为“本案关系推行本党土地政策,至为重要,拟请大会通过,送国民政府限于半年内,成立土地银行”。

与萧铮等同时,方觉慧、居正、何成浚、王子壮、焦易堂、夏斗寅等12人提出《确立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要求“节制资本以防资本独占”,“实施平均地权以安定农民生计”,具体措施有“提倡合作方式之集体农场”、“设立劳工主管机关”、“组织工厂议会”、“仲裁委员会”等。经济组审查后认为:“本案所提各点关系民生主义之推行至为重要,拟请交宪法委员会参考。”最后决定“交常务委员会参考”。

1941年4月,陆宗骐、谭平山、胡秋原、王云五、罗文干等向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提出,“拟请政府切实推行合作耕种制度,以改进农业生产案”,提倡“以合作方式共同生产”。蒋介石批交农林部酌办。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齐世英等23人向参政会提出《积极实施土地政策、改革租佃制度,以期根本解决粮食问题与社会问题案》。该案痛责“地主对于国家曾无丝毫之贡献,而利用国难,坐致巨富”,要求:1. “凡现由佃农耕种之土地,悉令地主限期报价,由国家发行低利土地债券照价收买,分授佃农耕种。”2. “佃农受田后,分年以谷缴还国家,国家逐年出售实物,即以所获资金收回土地债券。”3. “土地债券收回之日,佃农即完全取得其土地之所有权。”

上述议案,都以实行阶级合作,利益调和为特点,并不完全剥夺城乡村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其中也有比较激进的,如1932年12月,孙科等27人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整理本党实施方案》,要求“恢复本党自来代表最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利益之立场”,征收土地价值税、土地分归贫农;征收资本收入累进税、遗产税;甚至提出建设国有资本,树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主张,其中“土地分归贫农”就是比较激进的方案。

上述议案并不只是少数党员的意见,其中不少议案经国民党的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接受,作出决议,成为共识。上述孙科等27人“土地分归贫农”的建议经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萧铮等人的“成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的建议,也经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其他如: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规定地价,调整土地分配,促进土地使用,活动土地金融,以增加农业之生产,而谋平均地权,实现三民主义”等主张。会议通过萧铮等24人提出的《关于积极推行本党土地政策案》,要求成立中央地政机关和中央土地银行。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将“实施土地政策”列为四大要政之一。宣称“全国土地应受国家之统制,由政府调整其分配,支配其使用”。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土地政策纲领》中提出,对于地主出佃的耕地,逐步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备价征收,尽先归原耕农及抗战将士耕作。在《农民政策纲领》中提出:“调节农地分配”,“规定标准地租”,甚至提出“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在《本党政纲政策案》中提出:“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些方案,使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有了实施办法。同会通过的《劳工政策纲领》除提出“工会得有全国性之联合组织”外,也提出了一些改善劳工待遇的条件,如:取缔包工剥削制度,工资以同工同酬为原则;各地并应分别规定最低工资率:工时以每日八小时,每周48小时为原则;应有连续24小时之休息。每年应有定期休假,休假期内照发工资等,甚至还提出:奖励劳工入股,倡导劳工分红制;提高劳工政治认识,扶助劳工参政。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赞成改革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国民党是党国体制,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作成决议后,要经行政机构研究,提出方案,还要经立法院审议,才能形成法律。有时,程序走到半途就停止了。例如,1939年6月萧铮提出的《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经蒋介石批示,转到孔祥熙手上,孔以“需费浩繁”、当时“最重要之工作为兵役行政与生产”、《土地法》修正原则尚在“审议之中”等种种理由加以否定。又如,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饬由财政、农林两部及地政署分别拟具实施办法。1942年9月,行政院召开经济法制联席会议,提出《非常时期土地征收实施办法》及《非常时期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规定农地不得因出卖、赠与、继承或分割等原因而“移转于不自耕作之人”,农地所有人如“不自耕作,而将农地永佃或出租于他人”,得由政府依法征收之。这当然是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但是,行政院却主张暂时搁置。1943年3月2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办法“关系人民权利义务至为重大”,“在此战时,骤为社会经济制度之重大变革,深虑影响全国之租佃关系,在推行之初,对于全国粮食生产,必发生不利之影响”,因此决定“暂缓制定”。

可见,国民党人提出的各种改良议案,即使作成决议,其命运无非两种,或者在反复研究、审查及审议立法中夭折,或者侥幸通过了,但令者自令,行者自行。国民政府虽一再声明:“如查有违反情事,应以命令强制遵守,不得稍涉宽纵”,但各地“仍系奉行故事,视若具文,佃农所受增高租额之剥削及违约解租之痛苦,不仅毫未减少,甚且倍于往昔”。这样,到了1945年5月,国民党的六大《宣言》终于承认:“过去对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政策,因种种障碍,未克实施,实为革命建国之最大缺憾。”其《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提出:“在抗战期中,农民出钱出力,贡献最大,而生活最苦。乃自二十三年公布《土地法》及二十五年公布《施行法》,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见诸实施。”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有关《决议案》表明,国民党在其大陆执政期间,除浙江省“二五减租”的短命实践外,其改良主义只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

五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决斗,挽救民族危亡,在这一形势下,要求国民党人采取重大的社会改革行动并不现实。抗战胜利之后,形势改观,国民党人企图继续推行改良主张。它企图重提减租政策,并曾企图学共产党之所长,改变其土地政策,借以争取农民。

抗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既是对日斗争的合作者,同时,又是竞争者。蒋介石很希望国民党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将共产党比下去。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亲拟问卷,要求学员回答。其问题有: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等。将这些极其尖锐的问题坦陈开列,说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弊病了解甚深,也说明他改造国民党的心情相当迫切。1945年4月至7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高度警觉的心情关注这次会议。对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章的部分内容颇为欣赏。日记云:“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正是在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的驱使下,国民党重新捡起部分改良主义政策,以求挽回颓势。

1945年9月,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提出:“实行二五减租。”11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联合开会,讨论行政院所拟“二五减租办法”。出席者普遍赞成为农民“减租”,但讨论结果,都感觉难以推行。陈布雷称:“民生主义政策最具体的,也使农民得到一点实惠的,就是二五减租。本党政策,向来对于农工似乎不大顾到,所以共产党常常藉此煽动。”蒋梦麟则慨叹国民党的县长不行,乡镇长不行。他说:“办理时,如果不得县长帮忙,很难办得通。根本问题尤其在乡镇长,乡镇长、保甲制度不健全,不仅二五减租没有办法,任何制度都无法推行。”事实是,岂止“二五减租”,连不久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宣布的全国减免田赋一年的命令也无法施行。徐堪称:“免赋令下去以后,中央规定得很清楚,除了布告以外,又去了四五次电报,事实上中央免了,地方上并没有免,因为县级公粮等等,县政府依然在要,许多未经收编的军队也在要粮。”陈济棠称:“广东情形我最清楚,在过去人民没有钱,天天抓人,押了追缴。现在免了一年,还是天天抓人,人民真是不堪苛扰。”讨论来,讨论去,委员们除了决定准予备案,由行政院申令各级政府彻底实施,由中央党部及行政院分令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随时具报实施情形,“务期达到增进佃农利益目的”外,什么具体解决的办法也提不出来。

有一些真正的贫苦农民曾经大胆上书,向国民党当局反映问题。1946年6月28日,四川省大足县佃农蒋泽乡等10人呈文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国府立有土地一法,用维佃农生计,殊经颁行十年以来,毫未见诸实效。”“多数地主对于契约,不管定有期限与未定期限,任意揭退。”“租佃委员会者,纯希收租之人组织而成,以致国家善政,惠不及民,此非制度不善,实则人事不良所致。政府颁行一切法令,如对伊等稍有不利者,竟瞒上欺下,奸弊百出,以致普通佃农毫不知闻。”同年7月1日,四川大足县佃农张紫高等21人也具呈国防最高委员会,声称《土地法》十年前即已颁布,“无如地主势力浩大,竟视〈命〉令为弁髦,直至今日,未见实施”。呈文揭发,当地所谓“县租佃委员会”呈报省政府的“二五减租之办法,“对地主之利益早已安排妥当”,“真是德深一尺,弊深一丈”。可见,国民党颁布过的一些法令,用意虽或可嘉,但并未施行,或无实效,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改变了性质。大足县的这几十位农民虽然给国民党最高当局写了信,但却被束之高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走上中共所号召的革命道路。

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曾经颁布过一份《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在变乱期间,农民欠缴之佃租,一概免于追缴。”第七条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第十一条规定:“依本办法征收之土地,由县政府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但变乱之前原佃耕人有优先承领权。”这里所说的“非法分配”,显指中共在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进攻苏区,一概实行“田还原主”政策,强迫农民吐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则提出,将这一部分土地由县政府征收,“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这是很大的政策改变。其后,江苏省政府并以宝应、盐城、东台等四县为“土地政策”实验县。但是,很快就受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47年1月3日,江苏宝应县地主成锡侯等一批“还乡队”成员上书国防最高委员会,要求“缓办”,其理由为:一、“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业经于今年元旦公布,对于人民自由财产等权利,予以保障”,“乃宪法甫经颁布,政府即举办土地政策,不顾人民之利害,所谓保障人民财产之权利者何在?”二、“吾邑自共军盘踞四郊,已有三年”,“现在仍无田租之可收,更无动产之可用”,“对于苦难人民,不特不怜恤抚绥,并私人田产,而亦不令其自由处分”。

成锡侯等坚决反对国民党效法中共,呈文声称宝应等四县土地,“共军仅于去年七八月间开始改革,草草分配”,“似不应继续接办,尤而效之”。同月31日,东台县旅镇同乡会从报上得悉,当局规定:“凡业户有田在八十亩者即予收缴公有”,立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反对,声称:“吾东县城于胜利之后始为共军窃据,广大乡村虽多匪踪,但‘分租’‘分田’实行未久,地形既未变更,经界依然完整,地方一经规复,人民土地权利不难恢复原状,即分得土地之佃农,亦莫不自动归还原主,土地之无纠纷可见一斑。”电文为地主阶级诉苦称:“吾东有百亩以上之地主,为数甚罕,在共军占领期间,流亡异地,备尝艰辛,此种忠贞不二之气节,应表扬之不遑。及还乡伊始,田园未及整理,而实验之对象复以施行土地政策为主体,将使制造乱源者有所藉口,诚非善策。”经过地主们这么一叫唤,自然,所谓“土地政策”的“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一再惨败,研究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得到启发,认为其关键在于中共得到农民拥护,于是下达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蒋介石的这一手令较之上述《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显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但是,国民党正依靠各地的地主“还乡团”进攻中共的解放区,何能真正实行?

中国地主阶级是一股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强大社会力量。国民党要反共,除了依靠地主阶级外,别无他途。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训令各级党部称:“对于地方上纯正老成,办理社会事业著有成绩、乡望素孚之人士,应与之切实联络,使其劝导当地民众,共同组织,以增加剿匪工作之力量。”这是国民党明确依靠乡村地主阶级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言。1932年12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积极剿匪,以求社会之安定。”当时的中国,乡村土地大部分为地主占有,中国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蒋介石却要“求社会之安定”。这样,他就必然要从改良主义进一步蜕化为保守主义,以维护和保持旧的社会秩序。

国民党在1927年“清党”之后,其成员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40年11月8日,唐纵访问谭平山,谈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估计,讨论从何处下手,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谭称:“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他说:“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 1949年7月,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指出:“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他各省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其结果是,国民党党员中的地主阶级分子愈多,其实际政策的推行又要依靠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国民党所有的改良、改革自然无从实行。抗战时期,四川一度发生严重粮荒,国民党内很多人主张查封地主囤粮,唐纵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查封的事情,大致不会实行。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消的。”米荒问题无法解决,其他改良主张当然更无法贯彻。

蒋介石看到了国民党党员结构中的严重问题。1942年,蒋介石曾设想将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凡党员家庭或本身必有劳农与军人为社会服役者方能取得党员资格”。这说明,蒋介石企图对国民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性改造。他还曾提出,拟在三年内造就三万干部,每个革命干部必须下乡工作三年。甚至还曾提出,中学生毕业后,“必须任农村服务与社会行政工作”,才能考升大学。也曾效法毛泽东,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使智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以推行地方自治及建设社会”。还曾提出:“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这些地方,也说明蒋介石深知国民党的痼疾所在,企图有所变革。但是,蒋介石的这些愿望都只停留在他的日记中,无法转化为现实。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成立改造委员会,规定国民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农、工及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要求地方党部征求新党员时,“农工约占百分之五十,青年及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生产者约占百分之十”。显然,这是其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继而推行土地改革,也是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

改良并非是坏事。一个社会,能够通过改良,不断革故鼎新,避免与暴力革命伴生的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推动社会生产和历史有序发展,自然是好事。不断改良,也就不断进步。社会蒙发展之益,而无代价过大之虞。否则,不断革命,天天革命,社会将无宁日,也会走向进步和发展的反面。

改良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弟兄。历史的常例是:改良受阻,革命就会滋生。原来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向前发展成为革命派;或者坚持原有立场,反对革命,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保护者。在近代中国,国民党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一部分人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激烈革命主张,而另一部分人,则始终坚持温和的改良立场。自己的改良搞不下去,又反对别人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秩序,其结果,自然是自己成为激烈革命的对象。

2004年7月19日急就,2007年5月3日至5日修改,2007年11月三改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成立以后,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它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忽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化的各国国情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同月22日,交《真理报》发表。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24年。

一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了有关报道,题为《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英美舆论大体表示欢迎》,其中引述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声明中的部分文字,如:“在反希特勒大联合各国之中,一切大众,尤其工人先锋队之神圣任务,为以全力支持各该国政府之作战努力,俾迅速击溃希特勒徒众,并获得国际间以平等为基础之友好合作。”等等。蒋介石迅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当日日记云:

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但知此为共产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真正解散也。

共产国际实际上受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为苏共中央的国际政策服务。蒋介石富于反共经验,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改变方式”,并非“真正解散”,但此事对共产主义,对苏联,都是重大打击,必将影响中国的民心与内政。他决定重新研究“对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转变“对内政策”。

从希特勒进攻苏联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呼吁支援苏联。1941年,美国政府将苏联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5月,罗斯福派前驻苏大使、以同情苏联著名于世的约瑟夫·戴维斯访问莫斯科,面交亲笔信,提议与斯大林作个人会晤,以便促进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此际,苏联虽然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重大胜利,但也还迫切希望西方的支持。虽然共产国际早就有解散的打算,但是,苏共中央选择在戴维斯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公布这一决定,也具有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表达好意的表示。

5月25日正午,蒋介石举行参事会报,讨论外交形势、俄国对英美的政策转变等问题,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苏联与西方“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当日日记云:“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其后几天,蒋都在日记中继续评价此事。

5月26日日记云:“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则倭对俄更不能不进攻矣。”

5月31日《本月反省录》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

在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时,蒋介石也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机。5月24日,他与陈布雷商谈“宣传方针”,“口授令稿”。25日,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他指示: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6月7日,他接见准备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和林彪。

这一天,他正因为中国大量飞机被日机突袭炸毁而严厉批评周至柔,“大加斥责,继之以痛詈”,但是,他在和周、林谈话时却很平静,日记自称:“心平气和,应对自如。暴怒之后,应对敌党,能中和至此,殊非易易。”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的函件中曾有愿到重庆“聆教”的客气表示,所以蒋托周、林二人带回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函,向毛问好,邀毛到重庆会晤。6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处理之方针,外宽内紧,先放后收。”这时的《中央日报》上,只登西方世界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的评论,而不登中国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对此事的评价。复兴社分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在西安召集会议,以“各文化团体”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陕北特区。这一消息也长期压着,没有及时发表。同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对中共应付与方针如计进行,尚能虚心自如也。”这里只说“如计进行”,但是,并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

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二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6月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预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6月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得蒋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蒋介石要胡宗南“切实准备”,并且“极端秘匿”,但是,7月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中共中央得到密报后,立即行动。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电报指责胡宗南的密谋:“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联邦之作战任务。”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因此,社论连续质问说:

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

社论接着批判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以及所谓“封建割据”等指责,文章说: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文章写到这里,就将国民党放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位置上。接着,社论指责国民党内“专门反共的人们”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说所行,都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社论要求蒋介石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也号召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

中共擅长动员群众和舆论攻势。7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

7月9日,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其后,各地先后举行群众大会。

7月10日,陇东各界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

7月11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及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决心紧急动员,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7月13日,晋察冀边区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制止挑动内战的行径。

7月14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大会,到会千余人,邓小平讲话。

此后,陆续召开大会的还有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以及绥德市等。

“闪击”计划在还没有付诸行动时就提前曝光,蒋介石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12日,胡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11日,又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其实,蒋介石只是命令胡宗南准备,“潮”尚未成,更谈不上所谓“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危险尚未过去,毛泽东显然乐观得太早了。

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蒋介石认为,第三国际解散,苏联积极与美英拉关系,表明反共形势大好,因此,尽管延安方面又是发社论,又是开大会,但蒋介石并不重视。7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中共对我陕北之准备,其所表现者为恐慌与叫喊,或能发生间接作用,能早就范。”又云:“对内政策,今日已有主动自在之运用余地,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能获得之环境,尤其对共党为然也。”显然,蒋介石正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不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却使他很难受。7月21日日记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发表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已将其暴乱、谬妄、背叛之劣根性发泄尽净。”他分析,这是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处于困难时的一种策略:“可知其内部分歧,不能维系,故毛泽东乃不得不用此制造我政府之压迫,以维系其内部于一时之策略,思之可怜可痛。”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对共政策。其内容大致如下:

甲、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期望中共能照其解散之要旨,真正成为忠于民族之国民,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之战争。

乙、对中共方针,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不论任何名义,除有妨碍抗战计划扰乱社会行动之外,皆取宽大为怀一贯之方针,无不任其自由。中国之军队只有国民革命军一个军队,中国之军令只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一个军令。

蒋介石的这一份《劝告中共党员书》强调“宽大为怀”,但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实际上还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和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由于是面向中共党员的,所以蒋又特别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声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斯〔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

第二天,蒋介石想起延安方面发表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接着发表的其他文章,愈想愈气,认为中共“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但他又认为:“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日晚,他与陈布雷商量《劝告中共党员书》的发表问题,陈认为,话说轻了,不好;说重了,也不好,“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用事实证明中共的反宣传“全出诬枉”。陈布雷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天何言哉”一语,劝告蒋介石不要发表这篇文章。7月25日,蒋决定听从陈布雷的劝告,对《解放日报》社论“置之不理”。28日,蒋介石再次研究该社论,突发“奇想”,认为这是毛泽东“危害周恩来”的一项举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重庆后,于7月9日到达西安,13日离开。蒋介石认为,毛泽东选择12日发表社论,就是为了激怒国民党,扣留周恩来。因此,他决定让周平安回到延安。日记写道:“决以犯而不校处之,并使周安全回到延安,试观其内部如何变化也。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化,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加严密外,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16日就已经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蒋的这一则日记,以及他分化毛、周关系的想法,说明他对于中共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非常无知,而且情报极其迟钝!

四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蒋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许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举棋不定。抗战初期,他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和中共结成联盟后,他摇摆于“抚”与“剿”之间。所谓“抚”,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所谓“剿”,则是军事进攻。在延安方面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后,尽管蒋已经决定对中共以“放宽为主”,但是,进入8月以后,他的军事进攻的念头再度泛起。

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第七章中,蒋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在陕甘宁等地建立的边区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该书并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蒋介石这样写,实际上是在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所著《评〈中国之命运〉》。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认为,延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意味中共将坚持“割据”,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完全失去,“不得不准备军事”。8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共匪复乱,不能挽救。此时在我以延长至有利时机再加讨伐,一面应积极准备,好在危机已过,匪乱不能妨碍我抗战大局也。”次日日记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

延安方面的“宣传攻势”让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提前曝光,自然,很快传到国外。不仅俄国人担心,也让美国人不安。8月6日,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莫斯科发表《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一文,宣称重庆政府中的投降与失败主义者要求解散中共军队,对日进行光荣议和,其结果可能促成内战或日本之胜利。同日,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得到消息:国民党限中共于8月15日之前“归顺”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急得马歇尔立即派员向宋子文递送急电称:“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时,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设法避免此种情事?”宋子文立即电蒋报告,他猜测,美方消息可能源于苏联“密告”,表示“一时无法查悉”。蒋介石接到宋的报告后,大为吃惊,但他立即肯定,这是俄国的宣传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嘱咐陈布雷即时回电解释。日记云:“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可知俄国谋我之切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诞。”日记同时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这样,他就又觉得必须尽快以武力消灭中共了。当时,美英联军已经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苏联红军正在库克斯克与德军决战,苏军胜利在望。蒋介石8月13日日记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

抗战初期,在各方推动下,国民党决定邀请各方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性的民意机构。8月14日,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宣布并判决其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警告其速归顺中央,完成统一”。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陕北地形与剿匪计划甚久”。18日上午,蒋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将“对共匪军事准备”、“对共匪宣传计划”、“对共匪之总方略”作为今日三大要事,要求“切实决定,以便付之实施”。一方面,他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虑断行”,“不敢出以孟浪之举”。24日决定召胡宗南来重庆,同时拨发胡准备金1000万元,闪击延安计划即将进入实质阶段。

蒋介石开始估计进攻延安后的各种可能情况: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进攻西安;丁、中共向晋西、陇东、宁夏逃窜;戊、在国民党军反攻倭寇时扰乱后方。8月25日,蒋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国际与国内形势,做出结论,在日记《杂录》中写下了一份详细计划。计划分中共问题、苏俄问题、中共与苏俄关系三大部分。他说:

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剿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余地为上策。

这就是说,蒋介石经过反复长考之后,终于下决心要进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成为“流寇”,然后以十军部队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缴,各个击破,分别肃清。

计划规定以三个月为“积极准备时期”,以威胁与压迫之手段,造成其内部之恐怖状态;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关于进攻时机,蒋介石选在日苏和战未决与德苏战争未决以前,认为这是最“有利之时机”。计划写道:

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机,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在蒋看来,如果苏联的对德战争胜利,或者苏日妥协,苏联都将能腾出较多力量来支持中共,不利于蒋的反共军事。他认为,在亚洲大陆,苏联必然与英美“平行瓜分中国”,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须“冒大险,赌存亡”,解决中共问题。

接连几天,蒋介石紧张研究“进剿陕北计划”,开始调动兵力,如:调青海骑兵两团到陇东,令宁夏方面积极准备中共向西突围等。他甚至开始研究外蒙古地形与道路,大概是为了堵住中共向北转移吧!同时,蒋介石也在拟订“对共匪罪行宣布之重点”。8月29日开始写了四条,后来又写了五条。显然,这是为了从舆论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又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共匪宣传与进剿方略之决定。”

第三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即计划进攻延安。不过,他极端保密,只向胡宗南个人透露,军事委员会的要员们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会报会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9月3日,他与陈布雷、王世杰商量,提议由军事委员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谋”。9月5日,他决定对边区和中共部队进行“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抗战团体,预定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封闭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究对共方略”。……

乌云密布,风暴将起,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

五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国民党高层对进攻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9月1日的会报会,当蒋宣布进攻计划时,徐永昌当场就表示时机未到。他说“如尚能容住时,则发动时间实有再容忍至敌不能大举进扰之时为妥。否则敌必乘机扰我关中,而共党亦必窜乱甘省。当此时,敌已因之张目,英美或且停顿其进援。”9月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会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对共产党,“尚应敷衍”。徐的这些意见逐渐对蒋发生影响。

9月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会议内容之一是由中央秘书处向会议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然后通过《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之决议文》。这两份文件最初由幕僚起草,蒋介石不满意,认为前稿“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实力强大”,“拙劣已极”!后稿则“实不能用”。他慨叹道:“本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笔,几无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笔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反复思考,反复征求意见,终于决定抛弃原来进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会议开幕之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这是蒋为“总报告”所定下来的反共基调。但是,蒋介石要求先写上一段:

应说明政府对中共无其他要求,只求其放弃割据地盘,服从军令,遵命调赴前线,不再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至绥远交通线,实践其廿六年之宣言,则中央仍予以一视同仁,不仅不忍弃绝,且必爱护有加。

同时,他要求在“决议文”中增加一软一硬两条:第一,对中共里边的“爱国自爱分子”,“如能自拔来归,则应予以优容,并量才器使,俾得为国效命”。第二,对中共里边的“政府理喻德化,皆已失效”的“集团”,“人人可得而制裁之”。这就说明,蒋这时计划对中共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手举措。

9月8日,蒋介石产生了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的想法。蒋在日记中写下四条理由:甲、中共干部之间、上下之间已经离心离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将不攻自溃,如在此际讨伐,反而促进其团结。乙、对中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时期可比,只须“封锁匪区,使之自缚阴干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强项在宣传,在希望美国干涉,吾人所应最注意者,唯此一点。日记的这一段显示,蒋介石又倾向于不进攻陕甘宁边区了。

9月9日晚,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总报告”和“决议文”草稿。参加者对其中“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内容意见不一。孔祥熙称:“辞意已成必打之势,恐英美以我内战,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刘斐二人坚持原议,认为“不如此,中央成何体统”。徐永昌提出质疑:“此虽系声罪,不致讨,但意在于讨。如准备讨之,第一是时间是否不当?其次是否居于被动?”辩论中,戴季陶、王世杰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等陆续加入讨论。吴报告称:苏联大使和比利时大使谈话,对“中央将进攻边区”表示愤慨。王世杰建议,须俟英美对日军事再进,与苏联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方可对中共严责。孔祥熙再次发言,担心此举将使英美推迟打击日本。蒋介石坚决主张发表“决议文”,会议同意蒋的主张,但决定将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处分语”删去。当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中共的处分要点:甲、《新华日报》之监视;乙、共籍参政员资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之封闭。对于中共在重庆的电台与秘密通讯机关,他一时没有想好处置办法,只写了“应重加考虑”几个字。

10日上午,徐永昌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明三点:1. 如判断中共即将大举出扰,或认为国军利于进剿,则“决议文”的语气可以加重。2. 如判断共军“大举出闹尚有待”,或缓以时日对国军有利,则“决议文”可以写得“再轻”。3. 此时中共如“窜甘宁”,则日寇有窥视关中的可能,因此“决议文以轻缓为佳”。下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徐永昌,询问对“决议文”是否仍有意见。徐答:如共军“窜扰甘凉”等地,日寇进窥关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内肃清共军,则共军又可能进入新疆,得到俄人帮助,共同占领新疆,则其祸患将超过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见对蒋起了作用。当晚,蒋介石约集文武干部开会,再次从“法律制裁”后退,认为从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考察,“尚非制裁之时机”,决定将原定隔离边区及取消中共军队名号两点“完全取消”。

11日晚,蒋介石约集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其讲话的调子完全改变。他表示:中美英苏四国协定未成,滇缅路尚未开通,贸然进攻,万一不能速决,后果至为恶劣,故目前仍以“避战”为上。蒋提出三种处理方式:1. 封锁而严厉处分;2. 声罪而不致讨;3. 一字不提,而同时在英美宣传其“罪行”。他称此为“曲线的对付”。何应钦则称:全会既开,纵不用书面,亦须有口头报告,或者轻描淡写地作一决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能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他决定,对边区“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应付也”。

12日全会例假休会。中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再次会商。他提出,不决议,不宣布,只将“总报告”译出,向英美宣传。他征询徐永昌的意见,徐称:如无所表示,国际间不免猜测、疑虑,建议历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实,要求其实践抗战开始时的诺言,期以“自新”。第二天的会议进程表明,蒋介石采纳了徐的意见。

13日为全会最后一天,由中央秘书处宣读经蒋介石修改的“总报告”。该报告从军事、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对中共进行全面指控,声称中共“六七年来破坏抗战,以及违法乱纪之行为,事实俱在,无一不与该党所发表之共赴国难宣言相违背,理应早予依法处治”,但是,报告最后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中央,使政令、军令保持统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战之胜利”。其后,蒋介石即席“指示”: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

随后通过的《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

上述文件表明,蒋介石此时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其对中共的敌视、仇视丝毫未变,但是,由于对日抗战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也由于美苏两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国际压力,以及中共多年来所表现的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等原因,蒋介石一时还不能也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关系,不得不停止原定的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一场严重的内战危机避免了。1943年年末,蒋介石在《感想反省录》中写道:“十一中全会期间,反复穷究,密察利害,以后改变计划,放弃军事行动,于是全局危而复安。”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一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亟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P. J. Hurle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作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作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二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辞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三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的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四 蒋介石心态180度大转变化,欲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鸦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订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订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五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胜利勋章”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十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 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 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一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五百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10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一 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

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中共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当21点至23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例如,曾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2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二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

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说: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

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可见,张学良和荣臻的通话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

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

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

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以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绝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三 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四 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张本人的另一段至今尚未发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

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法子跟人打。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日本就希望你打呀……打了,(东北就是)我占领的……我们打败了,交涉(时)你(就)得赔偿了……(我)知道怎样部署也是打不过他……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好处。(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为帮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示。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将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点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忆当时的对话情况:

汪精卫:“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准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

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坚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五 “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通过上述分析,读者可以发现,“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4条:1. 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 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时间内会师北京。3. 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 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六 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

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

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

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因此,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

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当年7月,长春西北万宝山地区的朝鲜族农民因挖沟引水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本以护侨为名殴打、枪杀中国农民多人。事后,日本即在朝鲜各地掀起排华风潮,同时扬言将向满洲增派部队。8月16日,蒋介石阅读长春市市政筹备处的万宝山事件调查报告时写道:

一面交涉,一面侵袭,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策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日本政府的种种侵略手法的惊悚之感。上文已经指出,1928年5月10日,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在兖州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决取不抵抗主义”。次日,日军即占领济南。直至1929年3月,中日签订解决济案交涉文件,日军才陆续从济南撤退。蒋介石有此经历,在面对万宝山事件时再次重申“不抵抗主义”,完全符合其思维逻辑。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振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只有片断文字,而且,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湾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因此,他主张对此电存疑。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前文已述,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后来洪钫、赵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

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本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

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敌人的凶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言:“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七 南京国民政府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中共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九一八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

附记:

此文写成,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赐告,蒋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记载:“上午辰刻,电冯玉祥云:已与谭、吴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暂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仍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矣。”此电可证,当时持“不抵抗主义”者非止张学良一人。关于此,当另文论述。

1937年的淞沪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巨大,作战最烈的一次战争,时间长达三个月,日方动员兵力约25万人,中方动员兵力约75万人,其后的南京之战实际上是它的尾声。两次战争时间相连,地区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

一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孟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0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但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之族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100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视为主战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而且估计“对外战争易于内战”。

二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攻坚战未能取胜

上海处于东海之滨,距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不过300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日本海军积极主张向华中地区扩张。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局限战将有利于中国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8月7日,米内海军大臣建议杉山元陆军大臣向内阁提出,为保护青岛和上海日侨,应迅速准备派遣陆军赴华。次日,长谷川清得到指示,为因应事态扩大,实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携带士兵斋藤要藏,以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部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大山等二人击毙。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海军中央部通知第三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20天开始攻击。10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派遣陆军。长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12日,陆军省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

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11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同日,命张治中将所属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八十八师孙元良两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拔除其据点。当时,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12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何应钦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

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等方面正在调停,要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同日上午9时15分,日本陆战队水兵冲出租界,射击守卫横浜路东宝兴路段的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还击。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小冲突。同日黄昏,八字桥附近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击。日军并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八十七师阵地,日舰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14日拂晓,张治中奉蒋介石令,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日第三舰队旗舰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很快,淞沪战场就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战争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15日至18日之间,中国军队进展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20日夜,推进至汇山码头,将日军压迫至黄埔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8月17日,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要求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张治中报告说:“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

中国军队当时是否完全缺乏攻坚武器呢?并非。关键在于何应钦没有想到,蒋介石也没有想到。11月20日,蒋介石检讨说:“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部长未将所有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余想到战车与平射炮,催促使用,则已过其时,敌正式陆军,已在虬江码头与吴淞登陆矣。敬之(指何应钦——笔者)误事误国,实非浅尠。”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指挥不满意。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介石对陈诚的这一战略思想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仅答以一定要打。同日,军事委员会将江苏南部及浙江划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陈诚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被任命为淞沪围攻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被任命为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守卫上海左翼浦东。这些举措,说明蒋介石开始重视上海战场,但是,蒋当时还没有在上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这次战争的艰难与严酷也还缺乏认识。当日日记云:“本日沪战颇有进展,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对英提案运用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以今日战况或有退却可能也。判断情报,倭寇陆海军意见纷〔分〕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也。”次日,日本拒绝英国调停,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忧心倍增”。2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团军,以陈诚为总司令,守卫上海右翼长江江岸。

三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续进攻,必须通过海上的远距离运输,将军队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中国海军的军力本极有限,舰艇在战争开始时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长江,封锁航道,已经没有和日舰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不过180余架,不足以从空中遏制日本运兵舰艇的航行。中国军队所能进行的只有反登陆,在海岸及相关纵深据点布置军队,阻遏日军,但是,中国方面又未予以足够重视,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讨伐中国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地步。”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协助海军,扫荡、歼灭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上海。17日,日本阁议决定:“放弃以往所采取之不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态势上所需要之各种准备对策”。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师团到达上海东南的马鞍群岛。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30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三师团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攻上海北部的吴淞、宝山等地。据中国方面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在23日拂晓以后,日空军开始猛烈轰炸,使我援军不能接近,日海军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军登陆。我沿长江岸守备的第五十六师和沿黄埔江口守备的上海市保安总团,兵力薄弱,日陆军登陆成功。”

日军登陆后,中国方面力图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张治中在敌机猛炸下骑自行车赶赴前线,一面任命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部队固守原阵地,一面抽调第十一师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陆之敌。双方在罗店等地激战。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数次猛攻,虽有进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卫罗店的中国军队伤亡过半,日军第十一师团占领罗店。31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吴淞镇。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中国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奋力抗战,激战至第二日,全营官兵壮烈牺牲。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据陈诚报告,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这五个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六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

由于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史说回忆说:“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埔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付伙食担子。”9月10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团军奉命向北站、江湾等地转移。

反登陆战争失利,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岛调来的日军天谷支队进入月浦镇。12日,由华北方面军转调的后备步兵十个大队陆续抵达上海战场。14日,自台湾调来的重藤支队登陆。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四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

为配合外交斗争,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9月11日以后,中国军队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作为淞沪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8月28日,罗店失陷,蒋介石日记云:“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31日,吴淞失守,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表示:“我军转入被动地位矣。”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将如何打下去。9月2日日记云:“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敌进退维谷,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敌之弱点,以支战场为主战场,故其对华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如处置得策,不难旷日持久,使敌愈进愈穷也。”这则记述说明,尽管上海战场形势不利,但蒋介石决定“全力贯注一点”,在上海长期拖住日军。其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一度接受这一意见,下令执行,但第二天又决定收回命令。同月14日蒋介石记日云:“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抗战乎?”两种方案,前者意味着在上海和日军决出胜负,后者意味着向吴福线转移。这则日记,说明蒋对自己的战略决定有过犹疑。但是,这一时期,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因此,蒋仍然决定长期坚守上海。其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16、17日,日军发动总攻击,中方阵地动摇,前线指挥官向蒋要求撤退,蒋严令死守,并亲往昆山督师。21日,蒋介石调整部署,将中国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右翼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下辖第八、第十两个集团军;中央军以朱绍良代替张治中为总司令,下辖第九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下辖第十五、第十九两个集团军。

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14日日记云:“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困难矣。”当日,蒋介石向自己提问道:“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抵抗乎?”25日,蒋介石得悉平汉线中国军队溃退,河北沧州不守,估计日军将进攻河南郑州,中俄之间的第二条联络线有可能截断,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27日,蒋介石决定四项抗敌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二、击其一点;三、持久;四、由晋出击。”10月8日,蒋介石决定调骁勇善战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10月15日日记云:“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17日,蒋介石到苏州督师。次日,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发动总反攻。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是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其签字国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该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强调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与中国的门户开放。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国联申诉,要求“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国联没有采纳中国的要求,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10月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因此,蒋希望在该会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坚守上海。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同月22日,蒋介石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各地普遍调兵。24日,蒋致电龙云,询问滇军出发各部到达何处,要龙命令该军“兼程急进,望能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急图在会前有所表现的企图跃然欲出。

日本政府采取对应措施,不断从华北、东北及国内向上海战场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卫、陆相杉山、海相米内、外相广田会议,通过《中日战争处理纲要》,决定发动十月攻势,扩大华北和华中战局,将中国军队分别驱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区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议和,结束战争。此后,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九个师团,20万人以上。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

双方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战场上的拼杀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广西增援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率部到沪,向蕴藻浜沿河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桂军作战勇敢,但武器落后,缺乏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经验,未能挽救危局。22日蒋介石日记云:“沪局以桂军挫败顿形动摇。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竟以此为败因也。”次日,桂军因伤亡过大,撤至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整理。其他部队也伤亡惨重,第三十三师打到官兵仅剩十分之一,师长负伤,旅长失踪。25日,中央军第七十八军第十八师朱耀华部防地为日军突破,朱军放弃位于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至此,蒋介石才觉得“沪战不能不变换阵地”,决定命中国军队作有限度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他决定在闸北“派留一团死守”。27日夜,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部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八百壮士(实只四百人)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31日,该团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坚持至1941年12月28日。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战。8月18日,他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主张“敌攻我守,待其气衰力竭,我即乘胜出击。”“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开军事会议,仍然表示:“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

要杀敌卫国,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但敌人拥有海、空优势,配备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1500架,而中国仅有战斗机、轰炸机300架。8月24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云:“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白崇禧也表示:“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须另有打算。”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层层设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战方法。后来,蒋介石回顾淞沪战役,就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

“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拗了。

五 蒋介石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日军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占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侦察,收集地志资料。金山卫水深,可停舰艇,又有利于登陆的沙滩,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8月20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倒是张发奎有警觉,亲到当地巡察,并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师担任乍浦、澉浦防务,以第六十二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务。10月26日,中央军撤到苏州河南岸后,浦东防务紧张,张发奎遂将第六十二师主力调防浦东,当地仅余该师少数兵员,实力空虚。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因兵力悬殊,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第六十二师的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七十九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推进。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6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六十七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后撤。11月7日,朱绍良、何应钦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会”。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记云:“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但是,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痛苦地写道:“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耳,惟藉此战略关系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易朱绍良,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而且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乘虚直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必须既善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撤退。蒋介石下令在苏州河南岸撤退后,中国军队争相夺路,秩序混乱,作战能力丧失殆尽。郭汝瑰说:“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亡9115名,负伤31 257名,合计406 72名82。但是,中国方面损失更大。据何应钦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 200人,约为日军的4倍半。更加严重的是,溃退后的军队虽然仍有庞大数量,但缺乏武器、弹药、粮食,士气低落,丧失斗志,不经整顿,已经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了。

六 南京:守乎?弃乎?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连结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3日,日军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二十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日记云:“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决心迁都于重庆。”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作象征性防守。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他曾经考虑过请美、德两国出面调停,也曾考虑请英美促进苏联参战,在南京固守或放弃之间“踌躇再四”。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动请缨。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6日,蒋介石拜谒中山陵及将士公墓,叹惜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无以为怀矣。”这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11月30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斯之易为何所据也。”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锡澄线守军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云:“不分步骤,全线尽撤,亦未得呈报,痛心盍极!”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早在日军金山卫登陆之际,德国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托,向蒋转达日方媾和条件,“防共协定为主”,蒋介石“严词拒绝之”。11月24日,蒋介石曾经寄以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他在日记“雪耻”条下写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年组织,三年准备。”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而军队又不肯稍加体恤爱护,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又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他勉励自己:“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而存。”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出兵日期。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12月6日,蒋致电李宗仁、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已经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不难看出,蒋所说所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在远东有所动作。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如指挥得当,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七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当时,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次日日记云:“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最终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从8月13日至12月13日,蒋介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指挥抗战四个月,战略、战术呆板,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但是,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就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从战争学习战争。淞沪和南京之战期间,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认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能在局部地区拼消耗;必须懂得运用阵地战、守卫战以外的其他作战形式。9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不必拘泥于此也。”11月7日,日记再云:“此时各战区以发动游击战争,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胜防也。”12月1日日记云:“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此旨万不可稍有动摇。”同月16日,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这些地方都说明,通过挫折和失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有了长进。

还在淞沪之战的紧张关头,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淞沪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浴血苦战、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与牺牲精神必将长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当华北战场危急之际,蒋介石主动开辟淞沪战场。旧说之一以为,这是蒋介石为了将日军的进攻矛头由自北而南引向由东而西,以免日军过早地攻占武汉,截断国民政府自南京西迁的道路,是一项很高明的战略决策云云。此说曾引起激烈争论。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即有明确意识,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并无明确意识。两说长期相持不下。

关于开辟淞沪战场的原因,蒋1938年5月5日曾在《杂录》中写道:“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之野心。总之,倭寇进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开辟淞沪战场的目的,在于分散日军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领华北的侵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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