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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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选集收文78篇,包括宣言、文告、论著、演讲、函电等。从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其人及思想。

五权宪法

1921年3月20日

(孙中山于1920年11月从上海赴粤,重组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是他在筹建正式政府过程中到广东省教育会所作的一次演说。)

今天讲题为“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造,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的。诸君皆知近世一二百年以来,世界政治潮流趋于立宪。“立宪”二字,在我国近一二十年内亦闻之熟矣。到底什么叫做宪法?所谓宪法者,就是将政权分几部分,各司其事而独立。各国宪法只分三权,没有五权。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自兄弟创出这个五权宪法,大家对之都很不明白。到底五权宪法有什么来历呢?讲到他底来历,兄弟可以讲一句实在话,就是从我研究所得思想中来的。至讲到五权宪法底演讲一层,十数年前在东京同盟会庆祝《民报》周年纪念底时候,兄弟曾将五权宪法演讲一过。但是兄弟虽然演讲,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都没有十分留心。此事说来已十余年了。在当时大家底意思,以为世界各国只有三权宪法,没有听见讲什么五权宪法的,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狠奇怪,以为兄弟伪造的。但兄弟倡此五权宪法,实有来历的,兄弟倡革命已三十余年,自在广东举事失败后,兄弟出亡海外;但革命虽遭一次失败未成,而革命底事情仍是要向前做去。奔走余暇,兄弟便从事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为日后革命成功建设张本。故兄弟亡命各国底时候,尤注重研究各国底宪法,研究所得,创出这个五权宪法。所以五权宪法可谓是我兄弟独创的。

当美国革命脱离英国之后,创立一种三权宪法,他那条文非常严密,即世人所称之“成文宪法”。其后各国亦狠效法他订定一种成文宪法,以作立国底根本法。兄弟亦尝研究美国宪法。而在美国底人民自从宪法颁行之后,几众口一辞,说美国宪法是世界最好的宪法。即英国政治家,也说自有世界以来,只有美国底三权宪法是一种好宪法。兄弟曾将美国宪法仔细研究,又从宪法史乘及政治各方面比较观察,美国底三权宪法到底如何呢?研究底结果,觉得他那不完备底地方狠多,而且流弊亦不少。自后欧美底学者研究美国宪法,所得底感想亦与我相同。兄弟以最高尚的眼光、最崇拜的心理研究美国宪法,毕竟美国宪法实有不充分之处。近来世人亦渐渐觉察美国底宪法是不完全的,法律上运用是不满足的。由此可知凡是一个东西,在当时一二百年之前以为是好的,过了多少时候,或是现在亦觉得不好的。兄弟比较研究之后,有见于此,想来补救他底缺点;即美国学者也有此思想。然而讲到补救的事,谈何容易。到底用什么法子去补救呢?既没有这样底书可以补救,又没有什么先例可供参考。

说到这里,兄弟想到从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教授喜斯罗,他著了一本书名叫《自由》,他说三权是不够的,他主张四权。他那四权底意思,就是将国会底弹劾权取出来作个独立底权。他底用意,以为国会有了弹劾权,那些狡猾底议员往往行使弹劾权来压制政府,弄到政府动辄得咎。他这个用意亦未尽完善,但是兄弟觉得他这本书在美国固可说已有人觉悟了,他们底宪法不完全,想法子去补救。但是这种补救方法仍是不完备。

何以言之?在美国各州,有许多官吏是由民选而来。但是民选是狠繁难底一件事,民选底流弊亦狠多。于是想出限制人民选举底法子:要有资格才有选举权;以职产为资格者,必有若干财产才有选举权,役有财产的就没有选举权。但这种限制选举与现代底潮流平等自由主旨不合,且选举亦狠可作弊,而对于被选底人民亦没有方法可以知道谁是适当。想补救他呢,单单限制选举人亦不是一种好底方法。最好底方法就是限制被选举人。人民个个都有选举权,这个就是“普通选举”,是即近日各国人民所力争的。但是普通选举固好,究竟选什么人好呢?若没有一个标准,单行普通选举,毛病亦多。而且,那被选底人不是仅仅拥有若干财产,我们就可以选他。兄弟想当议员或作官吏底人,必定要有才有德或有什么能干,若是没有才没有德,又没有什么能于,单靠有钱是不行的。譬如有这种才德能干资格底人只有五十人,即对于这种资格底人来选举。然则取得这种资格底人如何来定呢?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古法就是考试。在中国,从前凡经过考试出身底人算是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不算正途。讲到这个古法,在中国从前专制底时代,用的时候尚少。因为那君主即在吃饭睡觉底时候亦心心念念,留心全国的人材,谁是人材好,叫谁去做官。君主以用人为专责,他就狠可以搜罗天下底人材。在今日的时代,人民实没有功夫可以办这件事,故在君主时代可以不用考试,在共和时代考试则不可少。于是兄弟想加一个考试权。考试本是一个狠好底制度,是兄弟亡命海外底时候考察各国底政治宪法研究出来的,算是兄弟个人所独创,并没有在那一国学者中抄袭的。兄弟想这个制度一定可以通行有利。

从前在东京同盟会时,本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党纲,预计革命成功就要实行五权宪法。不想光复之后,大家并不留意及此,多数心理以为推翻满洲就算了事。所以民国虽成立了十年,亦没有看见什么精彩,比前清更觉得腐败。这个缘故,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不用兄弟细说,必以五权宪法为建设国家底基础。我们有了良好底宪法,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底共和国家。

自兄弟发明五权宪法之后,一班人对于这个五权宪法都不很清楚。即专门学者亦多不以为然。记得二十年前有个中国学生,他本是大学法科毕业,在美国大学亦得了法学士底学位,他后来还想深造,又到美国东方底一个大学读书。此人兄弟在美国纽约城遇见,兄弟问他:“此回你又入美国东方底大学,预备研究什么学问?”他说他想专门学宪法。兄弟听他说是要学宪法,就将我底五权宪法说与他听,足足与他讨论了两个星期。他说这个五权宪法比什么都好。兄弟心喜他既赞成这个五权宪法,就请他到了学校里,将这五权宪法详细研究研究。其后他就在美国东方耶路大学三年毕业,又得了个法律博士底学位。这耶路大学是美国东方狠有名誉底大学,他得了这个大学底博士学位,他底学问自然是很好的。他自耶路大学毕了业,后来他又到英国、法国、德国考察各国底政治宪法。辛亥革命成功,他亦回到中国,兄弟又遇见了他,我就问他:“当日你因赞成我底五权宪法,现在你研究之后,可有什么心得?”他说:“五权宪法,各国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恐怕是不能行的。”当时兄弟听了这话,就狠不以为然。谁知我们那班同志听了他这话,以为这位法律博士说各国都没有这个东西,想来总是不大妥当,也就忽视这五权宪法了。还有一个日本底法律博士,兄弟在南京底时候请他做法律顾问,有许多法律上底事情与他商量。后来讨袁之役,兄弟亡命在东京,遇到了这位博士。他问兄弟什么叫五权宪法,兄弟就与他详细讲解,相处两三个月底功夫,合计总是二三十小时,后来他也就明白了。此时,兄弟觉得这位法律博士,还要讲了许多底时候才能明白,若遇著一班普通人民又将如何,难怪他们不懂了。适才所说底这两个博士,一个是中国底博士,一个是东洋底博士。那中国底博士,在纽约遇着他底时候,讨论了两个星期,他狠赞成这个五权宪法。在这个时候他不过是个学士底学位,只算是半通底时候;待他得了博士底学位,可算已到大通底时候了,他说各国没有这个东西。又那个日本底博士,兄弟与他研究了好几个月底功夫,他才明白。兄弟想这个东西实在狠难,现在虽没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后,将来总有实行的日子。

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庄严华丽底国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可以使他实现呢?我想亦有法子,而且并不为难,只要实行五权宪法就是了。兄弟在东京庆祝《民报》周年底时候讲演五权宪法之后,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而赞成五权宪法的人仍是寥寥,可见他们心中都不以为然。今天我们想要讲五权宪法本是狠好底事情,但是要将五权宪法详细的说明,虽费几天底功夫亦说不了,而且恐怕越说越不明白。兄弟想了一个法子,要想就五权宪法之外来讲,侧面底讲比正面底讲容易懂得。中国不尝有句成语吗,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意思,就是必离开庐山一二百里,才可看到庐山底真面目,若在庐山里头,反看不出庐山的真面目。兄弟今天讲五权宪法,亦是用这个法子。

诸君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宪法呢?要知道我们要宪法底用意,应先把几千年以来底政治取来看看。政治里面有两个潮流,一个是自由底潮流,一个是秩序底潮流。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正如物理之有离心力与归心力。离心力之趋势,则专务开放向外;归心力之趋势,则专务收合向内。如离心力大,则物质必飞散无归;如归心力大,则物质必愈缩愈少。两力平均,方能适当。此犹自由太过,则成为无政府;秩序太过,则成为专制。数千年底政治变更,不外夫这两个力量的冲动。中国历史,是从自由而入于专制;西国历史,是从专制而入于自由。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唐虞之世,尧天舜日,号为黄金世界,极平等自由之乐。而降及后世,政治弄到如此不好,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其故就是人民享得自由太多,因此而生厌,遂至放去其自由,而野心之君主继之,以致积而成秦汉以后之专制。外国底政治乃从专制而渐趋自由,其始人民有不堪专制之苦,故外国有句话叫做“不自由毋宁死”。他底意思,是人民不能自由,宁可死去。此可见当时外国政治专制之烈也。中国底政治是由自由而进于专制。中国古代人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说底“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底意思。当时底人民有了充分底自由,不知自由之可贵,至今此习仍存,故外人初不知其理,甚异中国人民之不尚自由也。若在欧洲底历史,则与此不同。欧洲自罗马亡后,其地为各国割据,以人民为奴隶,在近世纪底时候有许多战争发生,都是为争自由而战。

兄弟从前倡革命,于自由一层没有什么讲到,因为中国人只晓得讲改革政治,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中国历代底皇帝,他只晓得要人民替他完粮纳税,只要不妨碍他祖传帝统就好,故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晓自由。近来有几个少年学者,得了点新思想,才晓得“自由”两个字。本来中国人民是不须争自由的。如诸君在此,晓得空气是什么东西。空气要他作什么?我们在这房子里空气是很够的,人之在空气中生活,如鱼之在水中生活,鱼离水就要死,人没有空气,亦是要死的。但人不晓得空气之可贵,到底是个什么呢?因为空气不竭也。试将人闭之于不通空气底屋子里,他知空气可贵矣。欧俗人不自由,故争自由。中国人尚不竭自由,故不知自由。这两个底潮流,一专制,一自由,就是中国与欧洲不同底地方。

政治里面又有两种人物,一是治人者,一是治于人者。孟子所谓:“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必有知识的,治于人者必无知识的。从前底人可说是同小孩子一样,只晓得受治于人,现在已渐长成,大家都明白了,已将治人与治于人底阶级打破。欧洲近世纪已将皇帝治人底阶级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较底自由。兄弟这个五权宪法,亦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底阶级,实行民治底根本方法。

现在再讲宪法底出产地,宪法创始于英国。英国自大革命后,将皇帝底权渐渐分开而成为一种政治底习惯,好像三权分立一样。其实英人亦不自知其为三权分立也,不过以其好自由之天性行其所适耳。乃二百年前有法国学者孟德斯鸠,他著了一部书叫做《法意》,有人亦叫做《万法精义》,发明了三权独立底学说,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但英国后来因政党发达,已渐渐变化。现在英国并不是行三权政治,实在是一权政治。英国现在底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行议会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以党治国。孟氏发明三权分立学说未久,就有美国底革命,订定一种宪法。美国即根据孟氏底三权分立学说,用很严密底文字订立成文宪法。孟氏乃根据英国底政治习惯,草成此种三权分立主张。后来日本底维新及欧洲各国底革命,差不多皆以美国为法订立宪法。英国底宪法并没有什么条文,美国则有极严密底条文,故英国底宪法又称活动底宪法,美国底宪法是呆板底宪法。英国以人为治,美国以法为治。英国虽是立宪底鼻祖,然没有成文底宪法。以英国底不成文宪法拿来比较我们中国底宪法,我们中国亦有三权宪法,如:

 

第一图

就这个图看来,中国何尝没有宪法:一是君权,一是考试权,一是弹劾权。而君权则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之权。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底制度,亦是很严重底一件事,从前各省举行考试底时候,将门都关上,认真得很,关节通不来,人情讲不来,看看何等郑重。但是到后来,也就有些不好起来了。说到弹劾,有专管弹劾底官,如台谏、御史之类,虽君主有过,亦可冒死直谏,风骨凛然。好像记得广雅书局内有十先生祠,系祀谏臣者,张之洞题有一额曰“抗风轩”,言其有风骨能抗君王底意思。可知当日设御史、台谏等官原是一种很可取底事情。美国有个学者巴直氏是很有名的,他著了一本书叫《自由与政府》,谓中国底弹劾权是自由与政府间底一种最良善之调和法。

刚才兄弟讲底这两个潮流,自由这个东西,从前底人民都不大讲究。极端底自由,就是无政府主义。欧洲讲无政府主义,亦是认为一种很新底东西,最初有法人布鲁东①[今译蒲鲁东。]、俄人巴枯宁及现已逝世之俄人克鲁泡特金。在他们讲这种主义,不过看了这种东西很新,研究研究罢了。近来中国底学生们,他无论懂不懂,也要讲无政府以为趋时,真是好笑。讲到无政府主义,我们中国三代以上已有人讲过。黄老之道,不是无政府主义吗?《列子》内篇所说底“华胥氏之国,其人民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我们中国讲无政府主义已讲了几千年了,不过现在底青年不懂罢了。像他们现在所讲底无政府主义,就是我们已不要的。兄弟讲自由与专制两个潮流,要调和他,使不各趋极端。如离心力与归心力一样,单讲离心,或是单讲归心,都是不对。有离心力,还要有归心力,片面底主张总是不成的。两力相等,两势调和,乃能极宇宙之大观。

宪法的作用犹如一部机器,兄弟说政府就是一个机器。有人说尔这个譬喻,真比方得奇。不知物质有机器,人事亦有机器,法律是一种人事底机器。就物理言,支配物质易,支配人事难。因科学发明,支配物质很易,而人事复杂,故支配人事繁难。宪法就是一个大机器,就是调和自由与统治底机器。我们革命之始,主张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美国总统林肯他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兄弟将他这主张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要必民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能享,所谓民有总是假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今欲破除之,亦未尝无方法。人力非不可以胜天,要在能善用不能善用耳。世界有千里马日能行千里,有鸟能飞天、鱼能潜海,人则不能。假如我们人要日行千里,要飞天,要潜海,我们能不能呢?兄弟可以说能,我们只要用机器就能。我们用一辆自动车,何止日行千里;我们用飞行机,就可以上天;我们用潜航艇,就可以下海。这个就是人事可以补天功。从前希腊有一人日能行千里,但这种人是贤者,是天赋的特能,不可多得的。今日人类有了这种机器,不必贤者,不必要天赋的特能,亦可以日行千里,飞天潜海,随意所欲。我们现在讲民治,就是要将人民置于机器之上,使他驰骋翱翔,随心所欲。机器是什么?宪法就是机器。如:

立法权
司法权
第二图 五权宪法   行政权
弹劾权
考试权

这个五权宪法,就是我们底自动车、飞机、潜艇。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从前君主底时代有句俗话叫“造反”,造反就是将上头的反到下头,或是将下头的反到上头。在从前底时候,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五权宪法,就是上下反一反,将君权去了,并将君权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作三个独立底权。行政设一执行政务底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是一样独立的。

以后国家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的。记得兄弟刚到广州的时候,求差事的人很多,兄弟亦不知那个有才干、那个没有才干,其时政府正要用人,又苦没有人用,这个缘因,就是没有考试的弊病。没有考试,虽有奇才之士,具飞天的本领,我们亦无法可以晓得,正不知天下埋没了多少的人材呢!因为没有考试的缘故,一班并不懂得政治的人,他也想去做官,弄得乌烟瘴气,人民怨恨。前几天兄弟家里想找个厨子,我一时想不到去什么地方去找,就到菜馆里托他们与我代找一个。诸君想想,我为什么不到木匠店托他们代找,要跑到菜馆里去呢?因为菜馆是厨子专门的学堂,他那里必定有好厨子。诸君试想,找一个厨子是很小的事情,尚且要跑到那专门的地方去找,何况国家的大事呢?可知考试真是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没有考试,我们差不多就无所适从。譬喻省议会到期要选八十个议员,其时有三百个人有这候补的资格,我们要选八十个议员,就在这三百人中选举。

美国选举的时候,常常要闹笑话。曾记有两个人争选举,一个是大学毕业的博士,一个是拉车子的苦力。到将要选举的时候,两人去演说。那个博士学问高深,讲的无非是些天文地理,但他所讲的说话,人家听了都不大懂他。这个车夫随后亦上去演说道:“你们不要以为他是博士,他是个书呆子。他靠父兄的力能进学校里读书,我没有父兄的帮助,不能进学校读书。他靠父兄,我是靠自己的,你们看那一个有本领呢?”这一番话说得那班选举人个个拍掌,说那个博士演说的不好,一点不懂;这个车夫的演说很好,入情入理。后来果然车夫当选。诸君想想,这两个人,一个是博士,一个是车夫,说到学问当然是那个博士比车夫好,然而博士不能当选,这个就是只有选举而没有考试的缘故。所以美国的选举常常就闹出笑话。有了考试,那末必要有才有德的人才能当我们的公仆。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亦都是学英国的。

刚才讲过立法是国会,行政是大总统,司法是裁判官,其余弹劾有监察的官,考试有考试的官。兄弟在南京的时候,想要参议院立一个五权宪法,谁知他们各位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后来立了一个约法,兄弟也不理他,我以为这个只有一年的事情,也不要紧,且待随后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罢。后来看他们那个“天坛宪法”草案,不想他们果然又把自己的好东西丢去了!

五权宪法是兄弟创造的,五权宪法如一部大的机器。譬如你想日走千里路,就要坐自动车;你想飞天,就要驾飞机;你想潜海,就要乘潜艇;你想治国,就要用这个治国机关的机器。如:

第三图

这个就是治国机关。除宪法上规定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直接民权凡四种:一选举权,一罢官权,一创制权,一复决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人民有了直接民权的选举权,尤必有罢官权,选之在民,罢之亦在民。什么叫创制权?假如人民要行一种事业,可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又如立法院任立一法,人民觉得不便,可以公意起而废之,这个废法权叫做复决权。又立法院如有好法律通不过的,人民也可以公意赞成通过之,这个通过不叫创制权,仍是复决权。因为这个法律仍是立法院所立的,不过人民加以复决,使他得以通过。就是民国的约法,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

前天当在省议会将五权宪法大旨讲过,甚望省议会诸君议决通过,要求在广州的国会制定五权宪法,作个治国的根本法。今天兄弟是就侧面底观察来讲五权宪法,因时间短促,意尚未尽,希望诸君共同研究,并望诸君大家都来赞成五权宪法。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孙中山于1924年所起草,经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后,于1924年4月12日公布。)

一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 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三 其次为民权。故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四 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五 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六 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八 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九 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十 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 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十二 各县之天然富源与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所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 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加于百分之五十。

十四 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

十五 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格者乃可。

十六 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以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十七 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十八 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十九 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

二十 行政院暂设如下各部:一、内政部;二、外交部;三、军政部;四、财政部;五、农矿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廿一 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廿二 宪法草案当本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廿三 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廿四 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

廿五 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孙文书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

(1894年11月24日,檀香山)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纷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规条,胪列如左:

一、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孑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一、凡入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惟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

一、本会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专司理会中事务。

一、每逢礼拜四晚,本会集议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会,方能开议。

一、凡会中所收会底各银,必要由管库存贮妥当,或贮银行,以备有事调用;惟管库须有殷商二名担保,以昭郑重。

一、凡会中捐助各银,皆为帮助国家之用,在此外不得动支,以省浮费。如或会中偶遇别事,要用小费者,可由会友集议妥允,然后支给。

一、凡新入会者,须要会友一位引荐担保,方得准他入会。

一、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一、凡以上所订规条,各友须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随时当众议订加增,以臻完美。

香港兴中会宣言

(1895年2月18日,香港)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章程,胪列如左:

一、会名宜正也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二、本旨宜明也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团体起见。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原因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幸免。

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以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识时贤者,能无责乎?故特联络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庶可挽救。

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

三、志向宜定也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400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倘有藉端舞弊,结党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视,皆非本会志向,宜痛绝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员宜得也本会按年公举办理员一次,务择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推1人为总办,1人为帮办,1人为管库,1人为华文文案,1人为洋文文案,10人为董事,以司会中事务。凡举办一事,必齐集会员5人,董事10人,公议妥善,然后施行。

五、交友宜择也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员2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然后由董事带之入会,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亲填名册,并即缴会底银五元,由总会发给惩照持执,以昭信守,是为会友。若各处支会,则由该处会员暂发收条,俟将会底银缴报总会。取到恁照,然后交换。

六、支会宜广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惟不能在一处地方分立两会,无论会友多至几何,皆须合而为一。又凡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友15人方算成会。其成会之初,所有缴底领照各事,必须托附老会,代为转达总会,待总会给照认妥,然后该支会方能与总会互通消息。

七、人才宜集也本会需才孔亟,会友散处四方,自当随时随地,物色贤材。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待将来用人,各会可修书荐至总会,以资臂助。故今日广为搜集,乃为各会之职司也。

八、款项宜筹也本会所理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

故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各会友好义急公,自能惟力是视,集腋成裘,以助一臂。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英大焉,机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设也各处支会,当设一公所,为会员办公之处,及便各友时到叙谈,讲求兴中良法,讨论当今时事,考究各国政治,各抒己见,互勉进益。不得在此博弈游戏,暨行一切无益之事。其经费由会友按数捐支。

十、变通宜善也以上各款为本会开办之大纲,各处支会自当仿照办理。至于详细节目,各有所宜,各处支会可随地变通,别立规条,务臻妥善。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据广州市博物馆所藏《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原件。1912年1月1日,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这是孙中山宣誓及受印后向全体国民发布的宣言书。《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第3至5页也有,但标题是《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原文没有分段。)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馀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馀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馀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

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

满清时代,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

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

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馀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共鉴之。

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

宣告各友邦书

作者:孙中山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

译者:陈布雷

溯自满洲入主,据无上之威权,施非理之抑勒,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智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识者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荡涤旧污,振作新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

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所由正式发表者也。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夏,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惟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轭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页,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盛会也。

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折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为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谨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晰陈之。

当满清未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以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①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纪载,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僿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岂非罪大恶极,万死莫赎者欤!

不特此也,满清政府欲使多数汉人永远屈伏于其专制之下,而彼得以拥有财富,封殖蕃育于其间,遂不恤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且即民风习尚,满汉之间,亦必严至竣[峻]②之障,用示区别,逆施倒行,以迄于今。又覆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邻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以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州[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

至于用人行政,更无大公不易之常规。严刑竣[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仆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以此当政事之大任,几何其不误国哉!

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苦,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政府坚执锢见,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为违心之举,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颁诏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于本国光荣,视同秦越,未尝有丝毫为国尽力之意。是以历年种种之挠败,不足激其羞耻之心,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而彼殆无动于中焉。

吾人今欲湔除上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于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邦之前,我各邦倘[尚]垂鉴之。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泾[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兴]以后者,则否。

(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国家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六)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七)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八)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抑吾人更有进者,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高最大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签名)

【注】

本文本为英译中。据布雷译:《孙大总统对外宣言书》,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上海《天铎报》第一版

底本说明,“伍廷芳昨奉大总统命,缮发洋文电报一通”。日期即据此确定。

① 马阁(Marco Polo)通常译为马可波罗。

② 此处及下文数处讹字,系据本月七日上海《民立报》第-页所载《中华民国宣告各友邦书》校改。该篇与底本同为陈布雷所译。

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

(1914年秋)

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

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徼利,至乃要窃总统以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殄,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孰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金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

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衄,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媟。犹复恣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此时方论功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为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干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

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馀。而贼恶盈矣!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而觇国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国民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吾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驯此以往,亡国灭种,匪伊异人,国交之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

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爱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贤,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

布告天下,成使闻知。檄到如律令。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孙文(印)

(说明:檄文后应由大元帅亲自署名、盖印。但在革命军举义之时,大元帅不在任地,司令长官得代用印宣布。)

【注】

孙中山于1914年夏天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领导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同年秋天他主持制订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这篇檄文是其中的文件之一。

据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中《革命方略》第六编文告《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

讨袁宣言

(这是第二次讨袁宣言,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发表。版本:据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9日《孙文宣言》)

文自癸丑讨逆之师失败以还,不获亲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诲者,于今三年矣。奸人窃柄,国论混淆,文于是时亦殊不乐以空言与国人相见。今海内喁喁有望治声矣,文虽不敏,固尝为父老昆弟所属役,复自颠沛不忘祖国者,则请继今一二为国人谈也。

文持三民主义甘有馀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文适被举为一时公仆,军书旁午,万端草创,文所靖献于国民者,固甚恨不能馨其悃忱。然国号改建,纪元维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颁布我民国约法,其基础不可谓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文乃辞职,介举袁氏于参议院。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当南北两方情志未孚时,文尝任调和,躬至北京,并有“愿袁氏十年为总统”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残杀善良,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成败利钝所不计也。袁氏既挟金钱势力,肆用诈术,而逆迹未彰,国人鲜悟,以致五省挠败,而袁氏之恶乃益逞矣。

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至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顾败丧之馀,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认以为适道者也。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谓袁氏已有推翻民国、及身为帝之谋,而莫之敢信;而亏节堕行、为伥为侦之败类,且稍稍出矣。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之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进行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区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于人人,犹之辛亥以前之中国同盟会也。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帝,天下骚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奋励,冒死以进。滇、黔独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竞义,德邻之乐,讵复可已。频年主持,益审非谬。

顾独居深念,以为袁氏怙恶,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以别矣。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我国民亦既一致自爱其宝,而不为独夫民贼之所左右,则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犹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幸也。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固与国民所共承者也。民国元首,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义。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虽尝以身当天下之冲而不自借也。

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兵〔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

临时大总统誓词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所宣读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印)

孙文就大总统职宣言

(1921年5月5日于和平就大总统职宣言)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前清末季,丈既愤异族之专政,国权之日落,乃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提倡革命,赖国人之力,满清覆亡。文喜共和告成,战争可息,慨然辞总统职,以政权让袁世凯,而自尽力于铁路事业。不谓知人不明,民国遂从此多事,帝制议起,舆论哗然。虽洪宪旋覆,而馀孽尚存,军阀专擅,道德坠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于今。文既为致力于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

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致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凡我中华民国之人民,不使受生计压迫之痛苦。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本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际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

孙文。

中国国民党宣言

(1923年1月1日)

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以愈广。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四千馀年残贼之独夫,鲜能逃民众之斧钺。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求治者以摧抑豪强为能事,以杜绝兼并为盛德,贫富之隔,未甚悬殊。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然民族无平等之结合,民权无确立之制度,民生无均衡之组织,故革命战争循环不已,盛衰起伏,视为固然,而未由睹长治久安之效。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礲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

本党总理孙公,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且以跻于有进而无退,一治而不复乱之域焉。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瘏口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本此宗旨,爰有兴中会之组织,事业非常,顿遭挫折。继以时势之推移,人心之感动,志于革命者,乃如水之随地而涌,于是更扩而为同盟会。党员遍于各省,而弥漫于海外;主义之宣传与实行,前仆后继,枕藉相望,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足以涤尽赤县之腥膻矣。清廷既覆,民国肇兴,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故国民党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变,痛邦基未固,国难方殷,复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集合同志,努力与卖国称帝者为敌。及帝制既踣,革命之进行于以停止。既而武人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连兵数载,未获甯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澈,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设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盖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

溯自兴中会以至于今,垂三十年。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顾所成就者,为主义之成就;而所挫折者,则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然颠踬而已。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前此数年,为民国与非民国之争;最近数年,为法与非法之争。反对者所挟持之力非不甚强,然卒于一蹶而不能复振。盖其所施为者,违反国情,悖逆时势,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对者之梗阻与中立者之观望,遂致民国之建设事业,进行迟滞,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所谓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本党同人爰据斯旨,依三民、五权之原则,对国家建设计划及现所采用之政策,谨依次陈述于国民之前。

一、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

甲、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乙、清朝持其“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朝虽倒,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当速图改正条约以脱离束缚,而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欲践民权之真义,爰有下列之主张:

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凖之阶级选举。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三、欧美经济之患在不均,不均则争;中国之患在贫,贫则宜开发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其纲领如左:

甲、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价税法。在一定时期以后,私人之土地所有权,不得超过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报价值于国家,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乙、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丙、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丁、改良币制,以实货为交易之中准,并订定税法,整理国债,以保全国经济之安甯。戊、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己、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庚、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计虑,尚有不止于是者。右所陈述,特其涯略,其馀国家重大事项,将依本党规程,就专任委员研究之结果,继续就商于邦人君子。谨此宣言。

中国国民党本部

中华民国十二年正月一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1月26日)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于上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1月23日于广州市)

一、中国之现状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颠覆满洲之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惜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馀矣。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为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彷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谓生路者果如何乎?国内各党派以至于个人暨外国人多有拟议及此者,试简单归纳各种拟议,以一评骘其当否,而分述于下:

一曰立宪派。此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无法,苟能借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馀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迩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借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之先决问题,首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求末,无有是处。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知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真为宪法而奋斗。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二曰联省自治派。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借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吾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会议派。国内苦战争久矣,和平会议之说,应之而生。提倡而赞和者,中国人有然,外国人亦有然。果能循此道而得和平,宁非国人之所望,无如其不可能也。何则?构成中国之战祸者,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立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过各军阀间之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此仅军阀之联合,尚不得谓为国家之统一也,民众果何需于此乎?此等和平会议之结果,必无以异于欧战议和所得之结果。列强利益相冲突,使欧洲各小国不得和平统一;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至于知调和之不可能,而惟冀各派之势力保持均衡,使不相冲突,以苟安于一时者,则更为梦想。何则?盖事实上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出于争战,出于掠夺。盖掠夺于邻省,较之掠夺于本省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为此说者,盖鉴于今日之祸由军阀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资本家起而代之也。虽然,军阀官僚所以为民众厌恶者,以其不能代表民众也;商人独能代表民众利益乎?此当知者一也。军阀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恶益著,民众之恶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则亦一丘之貉而已。此所当知者二也。故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且其政府必为独立的不求助于外人,而惟恃全体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种拟议,虽或出于救国之诚意,然终为空谈;其甚者则本无诚意,而徒出于恶意的讥评而已。

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二、国民党之主义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及纪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之贯彻。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之演说,及此次大会孙先生对于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合之,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了然于此主义之真释,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救济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民族主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馀,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馀。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能于事实上证明之者。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毁无馀,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馀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二)民权主义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已。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三)民生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激,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中国为农业的国家,故军队多由农民征集补充而成,乃不为民利捍卫,又不助人民抵抗帝国主义,而反为帝国主义所操纵之军阀,以#贼人民之利益;国民党于此,认为有史以来莫大之矛盾。其所以然之故,在于中国经济落后,农民穷苦,不得已而受佣于军阀,以图几微之生存。其结果,乃至更增贫困,加人民以压迫,使流为土匪而不顾。欲除此种矛盾,使军队中农民真实之利益与其现在所争之利益无相妨之弊,国民党将于一般士兵及下级军官中极力宣传运动,使知真利所在,立成革命的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凡助国民党奋斗以驱除民贼、建设自卫的革命政府之革命军,国民对之当有特殊待遇。每革命军人于革命完全成功之后,愿意归农,革命政府行将给以广田,俾能自给而赡家族。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三、国民党之政纲

吾人于党纲固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的要求作为政纲,凡中国以内,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明辨而公行之。

甲、对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困因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对内政策

(一)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

各县之天然富源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政府当设法安置土匪游民,使为社会有益之工作。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一法,计可以租界交还中国国民后所得之收入充此用途。此之所谓租界,乃指设有领事裁判权之特别地区,发生“国中有国”之特别现象者而言。此种“国中有国”之现象,当在清除之列。至关于外人在租界内住居及营业者,其权利当由国民政府按照中国与外国特行缔结之条约规定之。

(九)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釐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

(十)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一)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二)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三)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十四)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上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

(十六)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时局宣言

(1924年11月10日)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所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之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

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求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荦荦诸端,无由实现。为谋目的之到达,不得不从事于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下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馀,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馀,一念及之也!

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功,则用以拥护国民之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由,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预备会议以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馀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

(1924年9月1日)

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开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后,余即疑彼之叛国行动有英国之帝国主义为其后盾。但余不欲深信,因英国工党今方执政,该党于会议中及政纲中,曾屡次表示表同情于被压迫之民族。故余当时尚希望此工党政府既已握权在手,或能实行其所表示,至少抛弃从前以祸害、耻辱积压于中国之炮舰政策,而在中国创始一国际公道时代,即相传为英工党政治理想中之一原则者。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总领事致公文于我政府,声称沙面领团“抗争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末段数语则无异宣战,其文曰:“余现接上级英海军官通告,谓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兹我政府拒绝“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之妄言!须知我政府对于广州全市或因不得已而有所举动之处,只有西关郭外之一部,而此处实为陈廉伯叛党之武装根据地。此项妄言所从出之方面,乃包含新加坡屠杀事件及阿立察①、埃及、爱尔兰等处残杀行为之作者在内,故实为帝国主义热狂之一种表现。他国姑勿论,最近在吾国之万县,英海军非欲炮击一无防御之城市,直至吾同胞两人被捕,不经审判,立即枪毙,以满足帝国主义之凶暴,而始免于一击乎?然则是否因此种暴举可以行诸一软弱不统一之国家而无碍,故又欲施诸别一中国城市之当局欤?

惟余觉此项帝国主义的英国之挑战,其中殆含有更恶之意味。试观十二年来,帝国主义各强国于外交上、精神上及以种种借款始终一致的赞助反革命,则吾人欲观此项帝国主义的行动,为并非企图毁坏吾之国民党政府,殆不可能。盖今有对我政府之公然叛抗举动,其领袖为在华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谋施对付此项叛抗举动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谓英国工党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吓,此是何意味乎?盖帝国主义所欲毁坏之国民党政府,乃我国中唯一努力图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御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国之炮欲对之而发射。

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孙文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注】

据《孙中山先生遗言》(上海书店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

从五月开始,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为头子的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扩建武装,私运军火,煽动罢市,准备发动叛乱。八月以后斗争益发尖锐,孙中山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抗措施。

①阿立察:印度旁遮普省的一个城市,今译阿姆利则(Amritsar)。

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

(1924年9月18日)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本已得所借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牵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不失正鹄,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窟,而流毒被于各省。间有号称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者,则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与之同腐,以酿成今日分崩离析之局。此其可为太息痛恨者矣!

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欲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欲,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是厥后,历冯国璋、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己,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资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郎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

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即为实行主义而奋斗。故敢谨告于国民及友军曰:吾人颠覆军阀之后,必将要求现时必需之各种具体条件之实现,以为实行最终目的三民主义之初步。此次爆发之国内战争,本党因反对军阀而参加之,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盖必先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然后下列之具体目的方有实现之可能也。

(一)中国蹈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

(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

(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

(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俾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学问题、失业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实行于一切租界,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

凡此一切,当能造成巩固之经济基础,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故国民处此战争之时,尤宜急起而反抗军阀,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纲实现,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

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注】

九月三日江浙军阀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乘时北伐,十二日将大本营移设韶关。十八日这天,又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了宣言。

据《建国粤军月刊》第一期(广州粤军总司令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出版)《中国国民党宣布北伐之目的》。

入京宣言

(1924年12月31日)

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君缕述,惟今以抱恙,不得不稍俟异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孙文

【注】

孙中山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抱病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这是抵达北京车站时发表的书面谈话。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向美国人民的呼吁

(1904年8月31日)

【据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第四集影印的英文原稿重译。用英文写作,原题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 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九〇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美国圣路易脱稿,同年秋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年底被译成中文在日本发行。 】

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远东,这不仅是由于俄国与日本间正在进行着的战争,而且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欧洲人在非洲的属地–迄今为止,这一直是欧洲列强之间斗争的焦点–现在大体上已经划定了,因而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虽然有其传统的孤立政策,但它在这方面绝不会漠不关心,虽则在方式上与其他各国多少有些不同。首先,菲律宾群岛转到美国的控制之下,就使美国成了中国最近的邻邦之一,因之它不可能对中国的情况闭目不理;其次,中国是美国货物的一个巨大市场,如果美国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由此看来,所谓“远东问题”,对这个国家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

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同时又不易解决,因为其中牵涉到许多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此次俄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从中国的立场看来,这次战争所引起的纠纷,要多于其所解决的纠纷;假如这次战争果真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活,充其量它只能决定俄日两国之间的霸权问题。至于英、法、德、美等国的利益怎么样呢?对这些问题,这次战争是绝对无法解决的。

为了使整个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我们必须找出所有这些纠纷的根源。即使对亚洲事务了解得最为肤浅的人,也会深信:这个根源乃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它正是由于自身的衰弱,而有扰乱世界现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势。这种说法好像是说笑话,但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须指出这一次俄日战争,就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如果不是由于满清政府完全无力保持其在满洲的势力与主权,那么这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然而这次战争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各国间势将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开端而已。

我们说满清政府,而不说中国政府,这是有意识地这样说的。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如果以“中国政府”一名来指中国现在的政府,那么这种称法是错误的。这也许会使那些对中国事务不熟悉的人感到惊异,但这乃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为了使你们相信这一点,让我们向你们简单地叙述一下满清王朝建立的经过吧。

满洲人在与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前,本是在黑龙江地区旷野中飘泊无定的游牧部落。他们时常沿着边界侵犯并抢劫和平的中国居民。明朝末叶,中国发生大内战,满洲人利用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然袭来,占领了北京。这是一六四四年的事。中国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进行了最顽强的反抗。满洲人为要强迫中国人屈服,便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人民,其中有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青年与老人、妇女与儿童,焚烧了他们的住所,劫掠了他们的家室,并迫使他们采用满洲人的服饰。据估计,有数万人因不服从留发辫的命令而被杀戮。几经大规模流血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国人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

满洲人所采取的次一个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他们的对华关系与侵华事实的书籍文献加以焚烧销毁,藉以尽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人民愚昧无知。他们又禁止人民结社集会以讨论公共事务。其目的乃是要扑灭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从而使中国人于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不再知道自己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现在,满洲人为数不过五百万,而中国人口则不下四万万,因此,他们经常害怕中国人有一天会奋起并恢复其祖国;为了防范这一点,已经采取了而且还正在采取著许多戒备手段。这一直是满洲人对中国人的政策。

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

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予处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只是因为满洲人立意由其管辖范围内将外国人排斥出去,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由此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中国游历的外国人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凡受官方影响愈小的人民,比之那些受影响较大的人民,总是对外国人愈为友善。

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洲人诌媚行贿,藉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榨搜刮。下面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证: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最近发布了一个布告,禁止住在这个国家之内的中国人与反满会党有任何往来,违者即将其在中国本土的家人及远族加以逮捕并处以格杀之重刑。像中国公使梁诚先生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做的这样一种野蛮行为,除了可能认定他是想讨好政府以便保全其公使地位外,不能够有其他解释。想由这样的政府和其官吏厉行改革,会有什么希望呢?

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

(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

(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

(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

(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

(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

(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

(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虽然有这样多的痛苦,但我们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与他们和好相安,结果却是徒劳无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中国人民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为了普遍地奠定远东与世界和平,业已下定决心,采取适当的手段以求达到那些目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

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我们可以看到,一九〇〇年有惠州起义,一九〇二年在广州曾图谋举义,而广西的运动现在犹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勇气在进行着。中国的报纸与近来出版的书刊中也都充满著民主思想。再者,还有致公堂(中国的反满会党)的存在,这个国家内一般都称之为中国共济会,其宗旨乃是“反清(满洲)复明(中国)”。这个政治团体已存在了二百多年,有数千万会员散布在整个华南;侨居这个国家之内的中国人中,约有百分之八十都属于这个会党。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由此显然可以看到,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有人时常提出这样一种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论调,他们说: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厚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如果外国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和开明起来,则这些国家将由此而自食恶果;对其他各国来说,他们所应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一言以蔽之,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之外,还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像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由此看来,上述的论调立即破产,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

列强各国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对于固守前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无需乎去提醒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著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执行后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敢大胆预言: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侠行为,如果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指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么注定是要失败的。

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这样一来,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战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以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力,毫无疑义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器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惟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于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业已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末,如果给以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但由于这个问题近来已涉及全世界的利害关系,因此,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

民报发刊词

(1905年10月20日)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伙矣。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

(原载上海《建设》第二卷第二号,1920年3月1日发行。)

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如不得一县,则联合数乡村,而附有纵横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为一试办区域。其志向当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故其地之能否试办,则全视该地人民之思想智识以为断。若自治之鼓吹已成熟,自治之思想已普遍,则就下列之六事试办之,俟收成效,然后陆续推及其他。其事之次序如左:一、清户口;二、立机关;三、定地价;四、修道路;五、垦荒地;六、设学校。

一、清户口

不论土著或寄居,悉以现居是地者为准,一律造册列入自治之团体,悉尽义务,同享权利。其本为土著而出外者,其家族当为之代尽义务,回家时乃能立享权利;否则于回家时以客籍相待,必住满若干年,尽过义务,乃得同享此自治团体之权利。

地方之人有能享权利而不必尽义务者:其一则为未成年之人,或以二十岁为准,或以十八岁为准,随地所宜,立法规定之,此等人悉有享受地方教育之权利。其二为老年之人,或以五十岁为准,或以六十岁为准,随地所宜,立法规定之,此等人悉有享受地方供养之权利。其三为残疾之人,有享受地方医治、供养之权利。其四为孕妇,于孕育期内免一年之义务,而有享受地方供养之权利。其余之人则必当尽义务,乃得享权利;不尽义务者,停止一切权利。故于清户口时,须分类登记之,每年清理一次,注明变更,列人年册。

二、立机关

户口既清之后,便可从事于组织自治机关。凡成年之男女,悉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而地方自治草创之始,当先施行选举权,由人民选举职员,以组织立法机关并执行机关。执行机关之下,当设立多少专局,随地方所宜定之,初以简便为主。而其首要在粮食管理局,量地方之人口,储备至少足供一年之粮食。地方之农产,必先供足地方之食,然后乃准售之外地。故粮食一类,当由地方公局买卖。对于人民需要之食物,永定最廉之价,使自耕自食者之外,余人得按口购粮,不准转卖图利。地方余粮则由公局转运,售卖于外,其溢利归诸地方公有,以办公益。其余衣、住、行三种需要之生产制造机关,悉当归地方支配,逐渐设局管理。

至于人民对地方自治团体之义务,每人每年当出一个月或二个月之劳力,随人民之志愿,立法规定之。每月当以三十日为准,每日当以六点钟为度。其不愿出劳力者,当纳同等之代价于

公家自治机关。

每年当公布预算、决算并所拟举办之事业,以求人民同意。

三、定地价

如以上二事办妥,而合一县百数十万人民,或数乡村一二万人民,而为一政治及经济性质之合作团体。其地方之发达进步,必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而其影响于土地必尤大。如童山变为森林,石田变为沃壤[壤],僻隅变为市场。前者值数元一亩之地,忽遇社会之进步发达,其地价乃增为数百元、数千元一亩者不等。有其地者,不劳心不劳力,无思无维,而坐享其利矣。细考此利何来?则众人之劳力致之也。以众人之劳力焦以经营之社会事业,而其结果则百数十之地主享其成,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此!此地价之不可不先定,而后从事于公共之经营也。^

定地价之法,以何为便乎?当十年前英国之行按价抽税,其定地价之时,设一专官以估定时价。经官估定之后,地主则照价抽税,值百抽几。如地主以为估定太高,不甘出税,可以上控于专判衙门,由衙门再判为准。其于定地价一事,专设两级机关以专理之。英人视之以为利便,而在吾人地方自治甫行之初,倘效此举,不独不便,实亦窒碍难行也。

然则吾人当以何法行之?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如地每亩值十元者抽其一角之税,值百元者抽一元之税,值千元者抽十元之税等是也。此为抽税之一方面,随地主之报多报少,所报之价,则永以为定。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此后所有土地之买卖,亦由公家经手,不得私相授受。原主无论何时,只有收回此项所定之价,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由众人所用之劳力以发达之结果,其利益亦众人享有之。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价一事,实吾国生民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

而由地方自治以举办此定地价之事,则地方全体当担负该以前所纳之地丁钱粮,所余则悉归地方自治之用。由自治团体直接与省政府或中央政府订明条例,永相遵守。若由中央举行,则除现收地丁钱粮之外,当拨八九成为地方之用,而以一二成归之、中央。如全国能行此,则中央之财赋当增加不少矣。

四、修道路

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试观世界今日最文明之国,即道路最多之国,此其明证也。中国最繁盛之区,即交通最利便之地,此又一证也。故吾人欲由地方自治以图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凡道路所经之地,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者,实地方之文野、贫富所由关也。

地价既定之后,则于自治范围之内,公家可以自由规画,以定地方之交通,而人民可以戮力从事于修筑道路。所谓人民义务之劳力,宜首先用之于此。道路宜分干路、支路两种,干路以同时能往来通过四辆自动车为度,支路以同时能往来通过两辆自动车为度。此等车路宜纵横遍布于境内,并连接于邻境。筑就之后,宜分段保管,时时修理,不使稍有损坏。如地方有水路交通,在正则刁宜时时修理保存,毋使稍有积滞,务期水陆交通兼行并利。道路一通,则全境必立改旧观,从此地方之进步必有不可思议者矣。

五、垦荒地

荒地有两种:其一为无人纳税之地。此等荒地,当由公家收管开垦。其二为有人纳税而不耕之地。此种荒地,当科以价百抽十之税,至开耕完竣之后为止;如三年后仍不开垦,则当充公,由公家开垦。凡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

开垦后支配之法,亦分两种:其为一年收成者,如植五谷、菜蔬之地,宜租与私人自种。其数年或数十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药等地,宜由公家管理。开荒之工事,则由义务劳力为之。如是数年之后,自治区域当可变成桃源乐土、锦绣山河矣。

六、设学校

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与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教育少年之外,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智识之所。

或疑经费无从出,此不足忧也。以人民一月义务劳力之结果,必足支持此费。如仍不足,则由义务劳力之内议加,或五日、或十日以至一月,则无不足矣。一境之内如人尽所长,为公家服一二个月之义务。长于农事者,为公家垦荒,则粮食足矣;长于织造者,为公家织布,则衣

服足矣;长于建筑者,为公家造屋,则房舍足矣。如是,少年之衣、食、住,皆可由义务之劳力成之。

自治区之人民各有双手,只肯各尽其长,则万事具备矣。不必于穷乡僻壤[壤],搜刮难得之金钱,筹集大批之款项,始能从事于自治也。只要人人能知双手万能、劳工神圣足矣。至于手力所不能到之处,则以我辈手力所生产之粮食、原料,由公家收集输之外国,以换其精巧之机器,以补我手力之不足,则生产日加,财富自然充裕。学校之目的,于读书、识字、学问、智识之外,当注重于双手万能,力求实用。凡能助双手生产之机械,我当仿造,精益求精,务使我能自造,而不依靠于人。必期制造精良,实业发达,此亦学校所有事也。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泉源也。必学校立,而后地方自治乃能进步。故于衣、食、住、行四种人生需要之外,首当注重于学校也。

以上自治开始之六事,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推广,及于他事。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此外,更有对于自治区域以外之运输、交易,当由自治机关设专局以经营之。此即自治机关职务之大概也。

总而论之,此所建议之〈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近日文明各国政府之职务,已渐由政治兼及于经济矣。中国古代之治理,教养兼施;后世退化政府,则委去教养之职务,而听民人各家之自教自养,而政府只存一消极不扰民者,便为善政矣。及至汉、唐,保民理民之责犹未放弃,故对外尚能御强寇,对内尚能平冤屈。其后则并此亦放弃之,遂至国亡政息,一灭于元,再灭于清,文明华胄,竟被异族涂[荼]毒者三百余年,可谓惨矣!今虽光复祖业,创建民国,而执政者仍为清朝之亡国大夫。彼辈为政,惟知扰民害民为其所有事,罔识世界大势,只顾自私自利;多行不义必自毙,当受文化潮济[流]所淘沃[汰],可无疑也。惟民国人民当为自计,速从地方自治以立民国万年有道之基。宜取法乎上,顺应世界之潮流,采择最新之理想,以成一高尚进化之自治团体,以谋全数人民之幸福。若一县办有成效,他县必争先仿行。如是,由一县而推之各县,以至一省一国,而民国之基于是乎立。有志之士,宜努力笃行之。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

(邹鲁《黄花冈烈士事略》,请孙中山作序言。)

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阻,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岗上一坯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纪载,而语焉不详,或仅存姓名而无事迹,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载田横事,虽以史迁之善传游侠,亦不能为五百人立传,滋可痛已。

邹君海滨,以所辑黄花岗烈士事略,丐序于余,时余方以讨贼督师桂林,环顾国内,贼氛方炽,杌陧之象,视清季有加。而余三十年前所主倡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则余此行所负之责任,尤倍重于三十年前,倘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助余完成此重大之责任,实现吾人理想之真正中华民国,则此一部开国血史,可传世而不朽;否则不能继述先烈遗志,且光大之,而徒感嘅于其遗事,斯诚后死者之羞也。余为斯序,既痛逝者,并以为国人之读兹编者勖。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孙文。

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

(1922年)

中华民国之建设,以何为基础乎?吾知人必无疑无惑而答之曰:以人民为基础。然人民如何而后得为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吾知答之不易也。

夫主权在民之规定,决非空文而已,必如何而后可举主权在民之实。代表制度,于事实于学理皆不足以当此,近世已能言之矣。然则果如何而能使主权在民为名称其实乎?近来论治者于此问题多所忽略,而惟日以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或联省自治等说相征逐。夫此数者果遂足以举主权在民之实乎?夫所谓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或联省自治者,不过内重外轻内轻外重之常谈而已。权之分配,不当以中央或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为对象。权之宜属于中央者,属之中央可也;权之宜属于地方者,属之地方可也。例如军事外交,宜统一不宜纷歧,此权之宜属于中央者也。教育、卫生,随地方情况而异,此权之宜属于地方者也。更分析以言,同一军事也,国防固宜属之中央,然警备队之设施,岂中央所能代劳,是又宜属之地方矣。同一教育也,濒海之区,宜侧重水产,山谷之地,宜侧重矿业或林业,是固宜予地方以措置之自由。然学制及义务教育年限,中央不能不为之画一范围,是中央亦不能不过问教育事业矣。是则同一事实,犹当于某程度以上属之中央,某程度以下属之地方。彼漫然主张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或联省自治者,动辄曰某取概括主义,则某取列举主义,得勿嫌其笼统乎?

议者曰:国小民寡,或可用中央集权;地大民众,则非用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不可。曾不知土地之大小,不当但以幅员为差别,尤当以交通为差别。果其交通梗塞,土地虽狭,犹辽阔也;果其交通发达,土地虽广,犹比邻也。中国今日若犹守老死不相往来之训,虽百里犹不可以为治;若利用科学以事交通,则风行四海之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集权分权,又何与焉。议者又曰:中央集权易流于专制,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始适于共和,此尤不可以不辨。夫专制云者,与立宪为对待之名词,非与中央集权为对待之名词。苟其立宪,虽中央集权何害?例如法国固行中央集权者,其为民主立宪固自若也。北美之合众国,议者乐引为联省自治之口实,以为中国非如是不得为共和,而不知其所引之例,实际适得其反。美之初元,固行地方分权矣,然南北分驰,政令不一,深贻国民以痛苦。及南北战争起,虽以解放黑奴为号召,而实行统一,乃其结果也。经此战争,美国各州始有凝为一体之象。洎乎参加欧战,则中央政府权力愈以巩固,且愈以扩充,举人民之粮食、衣服,亦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其集权之倾向为何,如议者言,则美国中央政府集中权力之时,亦将为共和之不利欤?

凡此诸说,皆与权力分配本题无关。要之,研究权力之分配,不当挟一中央或地方之成见,而惟以其本身之性质为依归。事之非举国一致不可者,以其权属于中央;事之因地制宜者,以其权属于地方。易地域的分类,而为科学的分类,斯为得之,斯乃近世政治学者所已知已行,初无俟聚讼为也。

由上所述,可知权力分配,乃国家权力分配于中央及地方之问题,与主权在民无涉。欲知主权在民之实现与否?不当于权力之分配观之,而当于权力之所在观之。权在于官,不在于民,则为官治;权在于民,不在于官,则为民治。苟其权在于官,无论为中央集权、为地方分权、为联省自治均也。在昔中央集权时代,盛行官僚政治,民众之与政治,若漠然不相关,其为官治固已。然试问今之行联省自治者,其所谓一省之督军、总司令、省长等,果有以异于一国之皇帝、总统乎?一省之内所谓司长等之大小官吏,果有以异于一国之内所谓总长等之大小官吏乎?省之钤制各县,较之中央政府之钤制各省,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省之直接鱼肉其民,较之中央政府之直接鱼肉其民,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中央政府以约法为装饰品,利于己者从而舞弄之,不利于己者则从而践踏之;省政府则亦以省宪为装饰品,利于己者从而舞弄之,不利于己者则从而践踏之。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国会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省议会;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全国最高司法机关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全省最高司法机关。其为官治,固无异也,所异者,分一大国为数十小国而已。甲午之役,两广总督所辖兵舰为日本所捕获,两广总督移牒日本,称此次与贵国交战者为北洋舰队,与南洋无涉,不得滥行捕获,世界传以为笑。今之主张联省自治者,知有一省不知有邻省,亦不知有国,其识乃与甲午时老官僚无异,悲夫,悲夫,犹以救国号于人耶!

如上所述,症结所在,一言蔽之,官治而已。官治云者,政治之权付之官僚,于人民无与。官僚而贤且能,人民一时亦受其赐,然人亡政息,曾不旋踵。官僚而愚且不肖,则人民躬被其祸,而莫能自拔。前者如婴儿之仰乳,后者则如鱼肉之于刀俎而已。民治则不然,政治之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任者,祇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于人民,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为自动者。此其所以与官治截然不同也。欲实行民治,其方略如左:

(一)分县自治。分县自治,行直接民权,与联省自治不同者在此。其分县自治之梗概,吾于民国五年在上海曾有讲演,可覆按也。

(二)全民政治。人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详见建设杂志全民政治论。

以上二者,皆为直接民权,前者行于县自治,后者行于国事。

(三)五权分立。三权分立,为立宪政体之精义。盖机关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于专制,一也。分立之中,仍相联属,不致孤立,无伤于统一,二也。凡立宪政体莫不由之。吾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更令监察、考试二权亦得独立,合为五权。详见五权宪法之讲演。

(四)国民大会。由国民代表组织之。

以上二者,皆为间接民权,其与官治不同者,有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以行主权在民之实。非若今日人民惟恃选举权以与踞国家机关者抗。彼踞国家机关者,其始藉人民之选举,以获此资格,其继则悍然违反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何。此今日政治现象所可为痛心疾首者,必如吾之说,乃得救此失也。且为人民之代表与受人民之委任者,不但须经选举,尤须经考试,一扫近日金钱选举、势力选举之恶习,可期为国家得适当之人才,此又庶政清明之本也。

综上四者,实行民治必由之道,而其实行之次第,则莫先于分县自治。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借,所谓全民政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末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为建设之事,当始于一县,县与县联,以成一国,如此,则建设之基础在于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窃,非军阀所得而夺。不幸辛亥之后,其所设施,不如吾意所期,当时汲汲惟在于民国名义之立定,与统一之早遂,未尝就建设之顺序与基础一致其力,大势所趋,莫之能挽,根本未固,十一年来飘摇风雨,亦固其所。积十一年来之乱离与痛苦为教训,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及今为之,犹可及也。

于此尚有附言者,行分县自治,则现在省制之存废问题为何如耶?吾意读者当然有此一问。以吾之意,斯时省制即存,而为省长者,当一方受中央政府之委任,以处理省内国家行政事务;一方则为各县自治之监督者,乃为得之。此吾之主张,所以与中央集权者不同,亦有异于今之言联省自治者也。

救中国应改革旧制实行共和

(1905年8月12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兄弟此次东来,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感佩莫名。窃恐无以副诸君欢迎之盛意,然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商定救国之方针,当亦诸君所乐闻者。

兄弟由西至东,中间至米国圣路易斯观博览会,此会为新球开辟以采的一大会。后又由米至英、至德、至法,乃至日本。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与诸君相会于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今日试就我历过各国的情形,与诸君言之。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人。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输入者。我中国已改从满制,则是我中国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后来又有种种的文明由西洋输入。是中国文明的开化虽先于日本,究竟无大裨益于我同胞。

渡太平洋而东至米国,见米国之人物皆新。论米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仑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自法人手中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米国从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四十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败,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我们中国若能渐渐发明,则一切,旧物又何难均变为新物。如英国伦敦先无电车而用马车,百年后方用自行车,而仍不用电车。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今而始盛。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若如现在的一切思想议论,其进步又何可思议!又皆说中国为幼稚时代,殊不知不然。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米国无此好基础,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

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

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八千万,于今米人极强,即欧人亦畏之;

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

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

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

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所以西人知中国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米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的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即如日本,当维新时代,志士很少,国民尚未大醒,他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所以不到三十年,能把他的国家弄到为全球六大强国之一。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所以我们万不可存一点退志。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盖日本维新的时候,各国的文物,他们国人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此时,人家的好处人人皆知道,我们可以择而用之。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我们这方才是人力的进步。

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粹[猝]学极等文明。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

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又有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米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至米国的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米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二百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米国的黑奴吗?我们清夜白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级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做不如了,这岂是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吗?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

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能知此,大家已担承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分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人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如米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去的,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倘是仍前[旧]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一星期前的演说。)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顾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

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时所谓文明之中心点如埃及、希腊、罗马等,皆已不可复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发达于数百年前耳。而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盖各国无不由旧而新。英国伦敦先无电车,惟用马车,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来而迥如隔世,前之马车今已悉改为电车矣。谓数年后之中国,而仍如今日之中国,有是理乎?

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借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国见情事日迫,不胜危惧。然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逞敢图我。不思自立,惟以惧人为事,岂计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馀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事半功倍乎?

有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

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

且夫菲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

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下略)

【注】

据《民报》第一号(东京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过庭(陈天华)《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

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说

(一九一二年九月四日)

兄弟此次北来,今日蒙贵党欢迎,至为感谢!现在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不同。专制政体之主权,为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体三权分立,各有范围,三者之中尤以立法机关为要。立法机关乃人民之代表,欲求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民国初立所发生之政党,一曰贵党,一曰国民党。二党发生伊始,国民多未解政党之作用,兄弟请与诸君解释政党为何物。

世界最完全政党之国,一为英国,一为美国。英国有两党:一自由党,一保守党。自由党主张自由贸易,保守党主张保护关税,此问题至今相持未决。美国两党:一为共和党,一为民权党。一千八百四十年麦利坚氏征服西班牙及菲律宾群岛之后,罗斯福继为总统,以扩张海军为急务。罗属于共和党,故共和党亦主张拓张国权,是谓之帝国主义。民权党则反对练兵,彼以为美利坚本世界最富之国,闭关自守,足以自豪,勿须破坏人道主张,侵略他国,是之谓门罗主义。两党各持一义,至今尚未有正当之解决。可知英、美两国政党所争持者,皆是极要问题。至于议院之议案,两党各以是非为依归,不以党见相倾轹。若党中先有意见,提议一案,先联属党员,私自运动,本党提出之议案,虽知无益,亦必通过,他党提出之议案,虽知有益,亦必反对,此种政党,纯乎私见,必与国家无益。民国初成,吾愿两党诸君,以英、美先进国之【为】模范。倘以公理为依归,将来必有发达之望,若不以公理为依归,虽人多势众,终必失败,此一定之公理也。

兄弟此次北来,拟从事社会事业,当脱离政界关系。前国民党举兄弟为理事长,今晚开职员会,兄弟即拟辞职,以后即专心致志,办理实业。兄弟前曾主张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亦即其一端,惟民生主义至今尚未达到。然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但外间对于此问题,颇有疑虑,与前二十年反对革命相同。殊不知民生主义,并非均贫富之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十年以来,举世风靡。日本前年杀社会党多人,其政府又主张烟草专卖等事,仍是国家社会主义。可知此主义并非荒谬,世界通行。英、美各国皆受资本家专制之害,总统岁俸不过十万,而资本家之一法律顾问岁俸至三十万,可知资本家之势力矣。至议员又多为资本家所收买。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此则兄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之微意也已。兄弟欲办铁路,每主张铁路国有,是国家社会主义,为民国富强之基。尚望贵党诸君,赞成鄙意是幸。

【注】

据上海《民立报》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日《初三四日之孙先生欢迎会记》

地方自治为民国之础石

(1916年7月17日,在上海尚贤堂对两院议员演讲)

今日承两院诸君与各界有志者惠临,荣幸之至。兄弟亡命三年,不获与国人相见。自帝制发生,不忍祖国沦亡,乃远道归国,谋助国人奋斗。今幸元凶已死,国法恢复,武力告终,建设伊始,两院议员不久赴京开会,共商建设之业。但建设须国民人人负责,兄弟于前两日已在尚贤堂与两院诸君研究,但时间短促,不能一一尽论。今特邀诸君茗叙,续贡鄙怀。

今国人竞言建设,但尚无一定方针,故以先定方针为最要。兄弟奔走革命二十年,从事破坏,然亦时时研究建设,今以后亦惟与国人共谋建设。建设方针如何,今人多注全神于政府,此亦当然之事。数千年来,政府时兴时仆,每一易姓必先造政府,此亦人民建设之经验,但皆陈陈相因,至民国始开一新纪元,当与从前之建设不同。昔陈平以宰肉喻宰天下,今请以建屋喻建国可乎?

中西人筑屋有一异点,可于其典礼见之。国人筑屋先上梁,西人筑屋先立础。上梁者注目于最高之处,立础者注目于最低之地。注目处不同,其效用自异。吾人作事,当向最上处立志,但必以最低处为基础。最低之处,即所谓根本也。国之本何在乎?古语曰“民为邦本”,故建设必自人民始。五年以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今幸天佑中国,授吾同胞以复图建设之机会,则自高自低,宗旨不可再误。吾人筑屋先上梁,原于上古有巢氏之俗,筑屋于树巅,故只求蔽风雨,不遑计及巩固。建国亦然,先朝廷而后百官,人民则更非所计。今世国家与之大异,犹昔为陋室,今为崇楼。欧美高屋有至五十层者,欲先上梁,必无其道。故必自地筑起,且不仅在地面,尤必于地下深筑其基,否则未有不仆者。今建中华民国亦与古国不同,既立以后永不倾仆,故必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也。今人竞研究继黎为副总统者何人,正式国务总理何人,各都督、省长又何人,是犹先谋上梁,梁苟失材,则栋折而众将压焉,其道至危。故兄弟前日谓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但言之未尽,今更续论之。

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请诸君一观此图。图为美国最新之自治机关,始行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盖距今仅三年耳。世界中之民国可分为二种,一由自然进化者,一由人力构成者。欧洲之瑞士,山国也,交通不便,欧人视为山地,民俗强悍,极富自治能力,遂有直接民权之制。此由自然进化者也。人为之建设,从前多危险,又极艰难,如法兰西之改民政,全由学者之理想,人民之血战,经八十余年而始成。但现代民权机关此图系用布绘制,开会前已悬挂于讲台上。已甚发达,如用得其法,则建设甚易。所谓后来居上,此我国之大幸也。美利坚血战七年,而立国似属人为,但其国民之自治性全由自然进化。初赴美者皆清教徒等在欧不得志之人,崎岖艰险,富于自治之性,故其国民权基础甚固,立国以后绝无内争。南北美之战为黑人争权,非为本族争权也。惟美国第一流人物多投身实业,不屑人政界,中央政府尚时有优秀分子主持,而地方政府乏才实甚。故自治制日就腐败,因此美人或有主张君宪者。诸君见袁世凯之顾问古德诺主张专制,以为大异。不知古氏为研究地方自治之人,彼见美国地方自治之腐败,乃迷信专制。数年前,美国某城为海啸冲去,人民多不愿重建,乃委托数人专主其事,成绩颇佳。遂名之为委任制度,今已有百十城效之。此可谓由共和复专制,但为地方自治之专制耳。委任自治制度,因有才略者愿任其事,故人多信之。兄弟此次归国,同舟有游美毕业学生,亦信仰此制。不知民权本世界最上之道理,虽行之者或有不善,但道理与行动全为两事。犹读书人官者之贪秽,不能指为孔子教人如是也。美国人多深信民权学理之颠扑不破,故三年前于克利浮莱城始行此最新之地方自治制度,今已成效大著,谨为介绍于国人。

图中最高者为人民,见人民之实行其主权也。其下一为县议会,人民举议员二十六人行使其立法权,而该城之七十万人共守之。一为县长,亦由民选举,根据议会所定之法令以支配六局。执法局,掌依法捕人及提起公诉等事;公务局,综理庶务;公益局,掌地方公益之不以利益收入为目的者,如道路、教育、收养、医院等是;财政局,掌收支一切;公安局,司警察、卫生等项;公用局,则掌地方公业之有利益收入者,如电车、电灯、煤气、自来水公司等是。而民权特张之点,则以前人民仅有选举权,今并有罢免权。以前议会立法,虽违反人民意志,人民无法取消,或得资本家贿赂,将有益公众之事寝置不议,此皆异常危险。今则七十万人中苟有七万人赞成署名,可开国民大会;有人民三十五万人以上之赞成,即可成为法律。反是者,违反人民意思之法律,亦可以是法取消之;议会所定法律有疑点,亦可以是法复决之。至县长对于立法仅有否认权,否认者交议会复议,以更多之数取决之。本以过半数取决者,今则须三分之二或至四分之三表决之。我国约法规定,统治权属于全体,必如是而后可言主权在民也。今之留学生,多知美之委任制度或包办制度(由一人总自治之成者),而不知有此新制。因此制甫行于三年前,故学堂中尚未研究及此,然其成效实已大著。今当取法乎上。欧洲除瑞士外无行此制者,瑞士各山邑行直接民权制已六十年,其中央则始于千八百九十一年耳。我国以旧有自治之基,合诸今日人人尊重民权之心理,行之十年,不难达此目的。今故以此最好之民权制度,介绍于国民。

或谓中国人民程度不及,若行此制,恐有捣乱。不知合众人而捣乱,其事最难。如所谓创制权等,至少须有全体人民十分之一之发起,过半数之赞成,假使无理取闹,断不能得此。使为真正民意,则得之非难。民意常潜伏而不可见,非有一方面走于极端,不能发生反动。使袁世凯为稳健之专制,必不有举国一致之反对,此固袁之不智。然欲使民意易于发见,非有良善之机关不可,此最新自治制即其机关也。昔之民权机关犹肩舆,今之民权机关犹摩托车,能自动而后能发达,故当实行此自动之民权机关。

欲图实行,当由先知先觉者之负责。先知先觉者能人人尽职,不患国人之不悟。吾国人向富于服从先知先觉者之性质。三家村塾究,略读几句书,一村皆乐闻其言,此实吾国人之美质也。三十年前提倡民族革命,学者以为叛逆,而乡人易于领悟。举一事为证。昔尝以制钱购水果,给以咸丰、同治之劣钱,却不受,所受者为康熙、乾隆之钱。彼能辨康乾之字,然以反面两满洲字叩之则不识。乃告以此即满洲文之康乾,满洲夺我江山而为皇帝,今之皇帝非我国人也,则勃然怒矣。盖不俄顷,而赞成民族革命之理。我国人之特性在能受美言,于此可见矣。今日在座者,能各以民权归导其乡人,自易普及。兄弟年少时,好奇居乡,尝以数月之力,教五六万乡人知地圆之理。讲民权亦然。人智尽同,天与我以良知,学问有深浅,是非之心则人皆有之。袁氏数年来以种种方法欺人,人鲜信者。彼尝刻小册子,如《孙文小史》等数万本,然未尝有效。尝闻一乡人曰:“孙文为国贼,则袁亦国贼耳!”民不易欺,即亦易悟。有先知之责者,不可不勉也。

吾国旧有地方自治,前日克强先生详言之,本旧础石而加以新法,自能发挥数千年之美性。兄弟前日谓吾人当为人民之叔孙通,使其皆知民权之可贵。今更请诸公皆为伊尹、周公,辅迪人民,使将民权立稳。今假定民权以县为单位,吾国今不止二千县,如蒙藏亦能渐进,则至少可为三千县。三千县之民权,犹三千块之石础,础坚则五十层之崇楼不难建立。建屋不能猝就,建国亦然。当有极坚毅之精神,而以极忍耐之力量行之,竭五年、十年之力,为民国筑此三千之石础,必可有成。彼时更可发挥特殊之能力,令此三千县者各举一代表,此代表完全为国民代表,即用以开国民大会,得选举大总统,其对于中央之立法,亦得行使其修改之权,即为全国之直接民权。而国民教育发达之故,每县各得有国民军。于是国本立,国防固,而民权制度亦大定矣。

欲行此制,先定规模。首立地方自治学校,各县皆选人人学,一二年学成后,归为地方任事。次定自治制度,一调查人口,二清理地亩,三平治道路,四广兴学校,而其他诸政以次举行。至自治已有成绩,乃可行直接民权之制矣。今日则先由先知先觉者负牖启之责任,以此新法为基础而教导其人民。内省良知,实无不可对人之处,即稍用严厉手段,亦如伊尹之废太甲耳。国人性习多以定章程为办事,章程定而万事毕,.以是事多不举。异日制定宪法,万不可仍蹈此辙。英国无成文宪法,然有实行之精神。吾人如不能实行则宪法犹废纸耳。欲实行则必先办自治,自治者民国之础也,础坚而国固,国固则子子孙孙同享福利。无国则无身无家,今日之会,亦愿吾人同为一身一家谋幸福耳。

吾国商人鲜留心政治,孽孽营业,以求发财,以为国政与商无涉。不知国政之良窳,与发财有极大关系。国不治不能发大财,即发财亦不能持久。举一事为喻。兄弟前由香港乘船至新嘉坡,同舱二人,其一为南洋富商,积资千万,其一为商店司理人。长途无事,共谈实业,一常乐观,一常悲观。悲观者为富翁;乐观之司理人以其拥巨资而常嗟叹,窃以守钱奴讥之。及兄弟叩富商以故,彼且答且叹。始知其共有十三子,数子甚不肖,为群邪所诱,其析产后应得之资,人不过百万,而私债已逾此数,异日必至穷无立锥。而诸子之较幼者,亦无法教育,日趋于恶,必同堕落而后已。是以每念身世,辄用戚戚。兄弟因思此皆国政不良之故,使国家能教育人民,而复有良法律以裁制游荡之民,使不敢诱人为恶,则彼富商亦何至惨戚不欢者。故商人不留心政治,实大误也。国不治则苛捐重税,发财至难,即发财亦不能永保。《大学》谓生财有大道,能将国家措于治安之域,即吾人生财之大道也。两院议员即为我谋生财之道者,但不仅议员为然,商人及四万万同胞皆同负此责。建设成功,犹人人得家资千万,且可保子孙万代之幸福也。故今有建设之希望,即同于发财之希望。今以人人心中所欲得之一言,为吾国人贺日:恭喜发财!

改造中国之第一步

(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今天承青年会干事的预约,得与诸君相见,是狠愉快的事。“改造中国之第一步”这个题目,是主人所定,事前没有同兄弟商量,所以只能就题发挥了。

十月十号是中华民国国庆的纪念日,青年会提前两日庆祝,兄弟得身与盛会。但今日亦可认为国庆日,因武昌搜获党人名册、穷捕党人、拘杀三烈士的一日,正是八年前的今日。十月十日的成功,全靠有八日的牺牲。如满清当日不竭力压迫,革命爆发或不能如此之速。革命成功已经八年,何以到今日还有“改造中国”的名词?因当时已推倒了满清的政府,其他关于建设上种种绝对没有着手,所以今日还不能不讨论改造中国的方法。

为什么要改造呢?因现在中国政治非常腐败。至于改造方法应从何处着手,有人说,教育是立国的要素。但我们若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特不能提倡,且必来设法摧残。假使我们培养一个青年,费巨额金钱,俾受一种完全教育,官吏有时竟因嫉视新人物的心理,置诸死地。

又有人说,兴办实业,救多数人生计的困厄。奈官吏非特不能提倡奖励,且对于较大之公司或开矿事业等,必先得多数贿金,才许给照开办。辛亥以后,多数华侨热心回国经营实业,因官吏索贿过重,致中途灰心。从这点看,从实业上改造起,也是役有希望的。

又有人说,立国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为最重要之一事,现应从一乡一区推而至于一县一省一国,国家才有希望。但现在官僚,何尝愿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大家只须看各地方自治经费统被他们挥霍尽净,致自治不能举办。

以上三种,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譬如我们要建筑一新屋,须先将旧有的结构拆卸干净,并且锹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不这样办去,便是古代的建筑方法,不适用于今日。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余〔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遗毒的官僚。

中国国家腐败到这点,是不是革命的罪恶?不是的。革命破坏满清政府以后,一般人民每訾谓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经验,所以一般议论都希望官僚执政。如袁世凯时代,几乎大家说非袁不可。革命党自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舆论说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这一点。

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进步也没有?依兄弟看来,满清的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现政府的滥捕滥杀良民,在满清政治专制时代还没有发见。如现武人官僚的贪婪,亦较满清时代为甚。兄弟记得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内搜刮得一百多万,人已诧为奇事;由今日看来,像督军、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馀万的,方见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我们因满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的结果,所呈的现象比满清尤坏。这个原因,不是革命党的罪,是前清遗毒——武人与官僚的罪。

我们既经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像工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这陈土便是旧官僚。

满清时的武人,是受文官节制的,就是一个提督,他也不敢侵犯州县官的职权。如武官有不法行为,满清亦能照律严办。试问现在的北京政府,有这样的魄力么?依兄弟看来,要免一个师长、旅长的职还不敢呢!所以要改造中国,武人便是陈土的一种。

前清时代的土豪,包揽词讼,鱼肉乡里,还不敢公然出头。现在的政客,居然白昼现形,挑拨武人,扰乱国政。武人所有种种的不法行为,都由政客养成。因武人的脑筋是狠简单,作恶的方法还不能设想周到。试看北张南陆【指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桂系军阀陆荣廷】,他们本来是个草包,经政客教唆,才发明种种捣乱方法。所以政客便也是陈土的一种。

照这样看,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的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兄弟狠希望到会诸君,大家要怀抱这精神去改造新中华民国。

【注】

这是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庆庆祝会上的演说。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九年十月九日《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第一步演说》。

救国之急务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今夜蒙招请到此演讲“救国之急务”。夫以民国成立已过八年之今日,何故尚须讲求方法以救之乎?则以中国今兹,正濒于最危之一步,所遇艰险实前此所未尝有。内忧现已当前,外患同时俱至。在内则有南北交争,在外则有强邻危我国脉。故万不能不采一有力之方法以救吾国也。

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惟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原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也。

今先论维持原状。诸君知数月之前,以五国警告之故,上海既开和会矣,实际两代表间已将一切问题决定,惟有如何处置国会一层悬而未决。北方代表表示北方永不能允恢复国会,而促南方代表表示其对于此问题之态度;南方代表则答以此为孙逸仙之条件,故北方务必与孙氏直接磋商此问题。于是北方代表吴鼎昌君来见予,且言彼确知北廷意将拒绝我所要求,问予可否另出他种办法。当时予应彼所求,提出三项:

第一、军阀既已毁坏约法,夺去人民所握之主权,则务须以此权还诸建立此约法之革命党人之手;

第二、如军阀以为此主权本为以强力夺诸清室者,故不欲以还革命党人,则彼等尽可效法张勋,复以此权贡之清室,再演清帝复辟之事;

第三、若军阀意犹不欲,则亦可效袁世凯所为,僭称帝号,永握此权。

当时予问吴君:“北方敢行此三事乎?”吴毅然对曰:“否。”予曰:“然则惟有恢复国会一途而已。”吴乃摇头告别。从此和会不复有声响,以至于王揖唐君之任命。今日诸君万众一心,以反对王揖唐之为北方总代表矣,而予实有所未解。人谓王揖唐既为吾人公敌,故吾人不欲其来与吾人会商,此其为论亦太轶常轨矣。以常理言,世间岂有与现为吾亲友之人言和之理,吾人尚须议和者,非敌人而谁?

王揖唐之来上海以前,彼尝使人来谒,问予对彼出为议和之人态度如何。予答其人曰:“王若允我恢复国会之条件,吾当尽力为之助成其事。”及王离北京以后,南方全体起而反对,彼乃决留南京以避风潮;既而又遣人问予以进止。予答以王如真为决定国会问题而来,则可立来见我,我当以我一身负与彼完成和议之全责。王当来沪见予,予与彼就于国会问题作坦白之长谈。王言彼已准备允诺新旧国会合同制定永久宪法。予曰:“此非我之条件也,我之条件为恢复合法国会。”王答言:“此乃无异彼方之无条件降伏,北方诸督军将强硬反对,而段祺瑞、徐树铮所永不允诺者也。”王氏既以诚求平和妥协而来,复问予有无他种办法。予复举前所告于吴者以告之,且言如此各种办法均不能受,则附从我着手于革命事业,为彼最善之途,亦即最后之途。王氏乃言彼将熟虑而后答我。

四万万同胞乎!救吾民国,惟有两途:一则维持吾在南京三月为民国所经营之诸制度;一则从头再举革命之全事业而已。今者诸君须自决定其所愿欲,苟有所欲,必得成就。诸君或者自疑以为无力,但诸君须知,在中华民国约法上,诸君为此地上之主人,君等苟知所以用其力者,决不患力之不足。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如使诸君即时以正当方法结合,要求在国会政治之下回复诸君自己之权,吾敢断言诸君之必成功也。前此主张国会必须恢复者,仅吾及吾党少数人耳。以此当大多数之反对,独力支持,二年于兹矣。若诸君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吾信北京政府从此不能更拒绝吾人也。如此,则真正最后之和平,可得而致。予所谓维持原状者,即指此也。

如曰此非所可得致,则救国之业仅能出他一途,即重行革命是也。或者曰:“革命何为?吾人于革命尚未厌乎?”夫一班人以为革命党人只知破坏,不知建设,此大误也。就吾党观之,只见其急于建设,不能待破坏之完成,所以无用旧物尚多留置,未经破坏;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统系未予扫除,此真吾辈破坏之道未工之过也。吾人所已破坏者一专制政治,而今有三专制政治起而代之,又加恶焉。于是官僚、军阀、阴谋政客揽有民国之最高权矣。吾四万万同胞乎!诸君固民国之主人也。涣号天下,驱除此丑类者,匪异人任,诸君其已有驱逐之决心乎?

诸君或亦有言吾辈未尝有所借手,则辛亥前事,去今不远。诸君当数日前,不尝为民国八周年之庆祝乎?当时武昌炮工营同志,知逮捕将及,冒死起义,熊秉坤君首先发难,遂破满族钳罗。熊君告予:当是时,义军惟从退伍之一军官得子弹二盒,其他新军被嫌疑者之子弹则已悉缴去矣。尔时革命党人物资缺乏,岂今兹可比,然而诸君得年年为此双十节之庆祝,固知借手不在多也。

今日南方为护法而战之真正爱国陆军,有十五师。此爱国军队,不受彼营私之督军及高级长官命令,惟待人民之指挥。所以当吾发起此次护法战争、声讨北方叛贼之时,南方军阀力阻吾谋。吾之为护法事业也,托根广州,而广东督军即忠事北方,群贼闻吾计划,彼立反对;然而以军心向义,彼卒无如我何也。及护法战争有利,南方军阀始群来参与;而又提议牺牲旧国会,以求遂分赃之愿。北方所以敢于坚拒恢复国会之主张者,正以其深知南方军阀随时可以欣然同意于叛去国会之计划耳。

四万万同胞乎!如欲采第二步,则须早定之矣。吾人在南方至少有爱国军队十五师,专候国民之指挥;即在北方亦至少有五师之众,专候诸君之指挥。诸君何必以无力遂行诸君之志愿为忧哉!

今者二十一条款暨他密约,已为北方篡窃之徒所允,危难即在目前。诸君亦既要求废约矣。但试问:此等军阀已完全为要求此卖国条约之势力所支配,如何尚能废约?就使约为彼所能废,抑且以诸君之要求,彼亦不敢不废。而诸君已将自己固有之权抛弃,反以缔约废约之权力付与北方篡窃之人,此其失计,诸君尚未之知耶!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未见其益,先受其害矣。诸君当知缔约、废约之权,本属国会,故以全权还之国会,即诸君之所求,无不可得。如使国会不能恢复以从事其本来之职分,则惟有重新革命,以尽去此篡窃之人,同时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之系统,而此条约亦当然否认矣。吾信诸君必能见及如何而始可救国。

国民乎!君等民国之主人也。君等以命令授吾人所当行,予敢确言君等之最上要求,必可得如愿以偿也。

【注】

这是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

据《孙中山先生在寰球学生会演说辞》(上海一九一九年印本)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

(1920年5月16日)

本党自改组以来,我因有许多别项事故,不能常在本部专心办理党事,故将诸事付托诸君。今观诸君皆能本吾党进取之精神,奋勉从事,实为欣慰。唯此后所应留意者有一事:诸君皆知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从前同盟会开始不过数十人,一两年后就发展到若干万人,所以到了辛亥年,一举就成功了一个中华民国。但是那年武昌起义后,十二月间我到上海,有一种很可怪的意气,此意气为何?即是一般〔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党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也。当时这种言论的意气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

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譬如一棵大树,只要根存在,那怕秋冬时他的枝叶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会发生新的枝叶,还要一年茂盛一年。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将根本好好培植。现在以上海为本部办理海外党事,只要本部办事有精神,则海外当然发达。要图本党发达,全在诸君办理。诸君须知党事为革命源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我常劝人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如从前宋钝初等,都是办党事很有才力的,到后来都拼命要做大官,无形中就把党事废置了。九年以来,我们得了许多经验,许多教训。以后我们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他到全国,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诸君切勿以为党事无足轻重,诸君如将党办得坚固,中华民国亦就坚固了。

现在办事要义:第一、须知党事为重,遇事就要办理,万不可稍有延滞,因为光阴比什么都贵。一件事早一刻办,就早一刻收效果。第二、形式与精神并重,形式完备后,才能振起精神。如海外保皇党,何以至今还尚存在,因为他还有一点形式之故。第三、我们以后要注意培养人才与延揽人才,将来种种事业,非有多数的人才莫可。前此所计划之大印刷所及英文报,事在必举,总以能早一日办起为好。

诸君一同办事,尽可于每礼拜集议,将本部事务共同研究。本党前途发展全在诸君身上,我对于诸君很有无穷的希望,愿与诸君共勉之!

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废除二十一条款

——在上海太平洋社欢宴美国议员团的演说

(1920年8月5日,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率领议员团抵上海访问,当晚太平洋社在礼查西饭店举行欢迎宴会,约三百人出席。原文连载一九二〇年八月七、八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

中国现在是在极端混乱的状态里头。这三年之间南北打仗,现在南边又分为云南、广西两部,在北边也就最近有直隶、安徽两派的战争。中国自古以来,再没有这样混乱的了。这个情形,似乎由坏变到更坏,卒之弄到许多国民绝了想出解决中国问题方法的希望为止。

然而在我相信,这问题如果循着正路走去,一定有解决法找得出的。要解决中国问题,须先晓得三层:

(一)这个不是纯然关于外国人的问题。二十年前,中国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随着他们喜欢怎样处置,几几乎瓜分了去了。有许多国赞成立刻瓜分中国,但是当时美国国务员约翰海①发出一件通函到各国,从此这个问题就打消了。若使现在的中国问题仍旧纯然关于外国人,那外国政治家们立刻可以想出一个解决法。

(二)这个问题又不是纯然关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常常自己弄妥关于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不要他人干预。他们可以把那独裁的政体变做民国,而且一切关于内政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得了。

(三)这个问题是复合的问题,不专关于中国人,又不专关于外国人,实在是两个混合起来的,所以顶难解决。一定要先把种种情形研究清楚,才能找出解决法。如果你看定了这个问题的性质,那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倒是很简单的。

我已经看出了如何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的混乱。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如果这二十一条款能够废除,就再没有混乱了。

二十一条款之历史

二十一条款是什么东西呢?许多人都想着以为这单纯是日本蚕食中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过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尽可以对抗日本的压迫。然而,实在这个条款是由中国人起的。袁世凯有意承认日本这些特权,作为日本帮袁世凯做中国皇帝的代价。当初日本还是逡巡犹豫,不敢提出这么激烈的条款。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男爵,预先留心查察袁氏是否可以答应,等到他看清袁氏愿意答应之后,他就要求袁氏绝对守秘密,在日本未提出以前不许泄漏这个条款的内容。及至提出了以后,新闻泄漏了出来,中国人、外国人各方面纷纷起来反对,就是袁氏自己的人也反对起来。袁氏于是乎告诉日本政府,叫他始终坚持,遇有必要的时候就出兵来显一显武力。日本听了袁氏的策画,就派兵到中国来。当时日本人民都攻击日本政府这种无名举动,那日本首相就声明,这只是满、鲜驻屯军期将满,所以政府派兵去交代。这个完全是饰词,因为这些兵是在所要的期间两个月前派出去的。但是日本首相就以此压止了国中的反对。

然而在中国,袁世凯就把日本派兵当做直接威吓,他好叫中国人相信他,除非答应了二十一条款,不然日本就用武力。此种顶深的密谋,从来公众没有晓得的。却是除了了解这种事实以外,要寻中国问题的正当解决法,真是困难。

当时,日本舆论以为这个是日本政府外交上大失态,所以加藤外务大臣逼着要辞职。

中国全部的人虽然一致反对这件事,袁世凯却命令他的首相、现做北京总统的徐世昌,和他的外交总长陆徵祥,签订了硬把二十一条款压在中国上头的协定。等到二十一条款成为已成事实,日本人民也不再责备政府了。

二十一条款的效果

这二十一条款所决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

二十一条款签押以后,日本军阀和政治家就起手整理他东三省和中国其他地方上面的优越权。此时日本政府看清了他们可以用外交来征服中国。于是乎英国只管有很可以注目的努力,来拿中国加进协商国里头去;日本却禁止中国,不许他参加世界大战争。

美国参战

世界上的事情忽然变了,美国和德国绝交,并且请中国照他的样子做去。许多中国的有识者,都说这是从日本手里头救出中国来的唯一道路了。北京政府决定了跟随美国之后,不多几天,上海的日本总领事②跑来找我,传一个消息给我,说他的政府要要求中国和日本连起来,而且对德宣战。我问他,日本政府为什么忽然间在这件事上变更政策?他不能够满足答复我。我就立刻十分耽心,晓得日本这种新动作是有一个阴险的事情藏在里头。我告诉日本总领事说:“我赞成日本维持中国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

我那时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单拿外交来征服中国,就在请中国参战这个表面名称里头,打算著用军事统辖来征服中国了。我晓得这是没有救的,因为所有协商侧正国刁的国家都要中国参战的。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帮了日本在中国上面得了军事的统辖。

我所能够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把中国拉开做两半。那北京政府已是因为盲从日本,给他缚住了。我就在广州建立一个政府,果然能够牵制着日本军阀的计划。日本政府随着段祺瑞的意思,供给饷械,想打灭我们南边。我们虽然拿着很缺乏的军装,而且内中不一致(因为南方军阀常常听北京来的指挥),然而还能够做到成一个要顾虑的抵抗。等到战斗起了以后,南方军阀看见舆论主张太强,逼着也要走到我们这一边来了。

世界事情又一变

欧洲大战忽然间完了。五强国连日本也在内,递一个共同劝告书到南北两政府去,劝告速成国内平和,那就中国可以作为一个统-国家,派代表到巴黎和会去。经过若干犹豫之后,两边政府的议和代表派出到上海来了,和议开了。

在这当中,日本军阀已经想出了征服中国的成案,就是用中国的军阀来征服中国。于是制造出两个军阀头子来:在北京的军阀头子是段祺瑞,另外又做一个军阀头子在奉天。这个奉天军阀头子张作霖得了日本的帮助,所以能够扩张他的势力,现在已经有三十万兵。段祺瑞所管的兵约有十万。于是乎中国的兵力就在日本的统辖底下。当和议开的时候,我主张恢复合法国会,容他行使法律上职权。因为照约法,一切外国条约要经国会批准才有效力。我晓得这合法国会是不会批准二十一条款的。我的目的就是用国会的行动来废除二十一条款。北边不肯答应恢复国会,撤回北方代表,自然上海和会从此而止了。

此后不久,段祺瑞起首对我接头,他说南北战争就是他和我的战争,其馀南北他种军队都是中立的。他求我提出可以做平和协定基础的条件。我提给他第一个条件,就是废除所有对日密约。关于这一件,我和段祺瑞由个人代表来交换意见。将近一年,到底段氏允了我的条件,答应废除军事协约。于是我和我的同僚商量,发一个宣言,声明我们准备照从前一样的条件做基础,来重开上海和会。当时,段氏就拿个人名义方式覆一个电,又由边防处发一个通电,宣言军事协约作废。从此引起最近的北方纷乱,结局成为段氏的失败。

段氏是被两种势力打破的,一种是吴佩孚做头领的排日势力,一种是张作霖做首领的亲日势力。吴佩孚是有全国舆论和外国的力量帮助的。许多人都以为段氏一打倒,这个情势总好一点。然而现在我们看清了,这是由不好走到更不好去。正是跳离了热锅,跳进了火炉。我的用日本所练的边防军来打日本的计划,自从段氏失败以后,就消灭了。

不论现在有什么商量在这里进行,我们对于留存二十一条款的提件万不承认。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练,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的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去了。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中国的大混乱是二十一条款做成的,如果废除了他,就中国统一马上可以实现。

把这复杂的问题详细研究过之后,我们晓得这个不是单纯的中国人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外国人问题。所以要各种力量都并合起来做工夫,连中国人、连日本人中间的民主分子都要算进去,帮助废除二十一条款。

用笔比用剑还有力,这是约翰海的通函能够防止瓜分中国所已经证出的。我相信你们有名誉的团体,跟着我所指出的方向发出好议论,也一定一样有力。所以我请你们议员团员帮忙解决这中国问题。

你们不久要到日本做客了,我相信你们可以用你们做人客的好力量,倡导废除二十一条款。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了。

【注】

①约翰海(John Milton Hay)今译海约翰,美国国务卿。他于一八九九年九月和十一月分别照会欧洲五国及日本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②有吉明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此次吾党改组,志在将本党势力在中国内地各省尽力扩充。向来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而中国内地势力甚为薄弱。所以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

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人民的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若单独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因为兵力胜败无常。吾党必要先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然后兵力有足靠之希望。假使没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虽有兵力,亦不足恃。

吾党在国内以兵力奋斗而胜利者,已有三次。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建设共和,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一次。袁氏称帝,讨袁军兴,推翻洪宪,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二次。张勋复辟,吾党提倡护法,其后徐氏【徐世昌】退位,以至陈炯明谋叛,北方武人亦承认护法,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达革命之目的。是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为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如近几天,陈逆炯明率其部下迫攻广州,以作孤注之一掷,我军本其奋斗精神与之抵抗,已将陈逆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在广州方面亦可说是兵力的成功。但将来能收得效果若干,将来结果如何,诚不能预定;且将来所得结果是善果抑是恶果,亦不能预定。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盖以兵力战斗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党员力量奋斗而成功,是足靠的。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成功。

如何是以党员打胜仗?就是凡属党员,皆负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中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以主义征服”。以主义征服,是人民心悦诚服,所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经过十二年,而国内纠纷愈甚,政治经济诸端反呈退化现象,其原因何在?简括言之,即是吾党奋斗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党党员非不奋斗,但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这是最大的原因。至此等错误思想发生的原因,不能不稍详细说明。

回忆武昌起义时,我从海外遄返上海,当时长江南北莫不赞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虽至腐败之老官僚,亦出而为革命奔走。惟当我初抵上海时,凡吾党同志,以至绅商学各界,甚而至于一班老官僚,都一齐来欢迎。其中有一官僚极郑重的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我当时亦听闻此话,甚为诧异。不久,则见所谓革命党人所办的报馆、所赖以指导国内舆论者,亦持此论调,真是怪事。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为满清出力,以残杀革命党人为能事,在革命军兴之时又出而口头赞成革命。当时一般官僚,尚未知革命党有何等力量,但彼等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军起,革命党兴,彼辈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①。后来民国成立,即有政党蜂起。其时有共和党、统一党,种种色色,不胜缕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党。于是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①据《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杭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之演说》,这一句另作:“其后,张謇、汤寿潜辈亦附和此说;久之,一般革命党人亦随着彼辈如此说。”】

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是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及至宋案发生,一般同志异常愤激,然亦未有相当办法,遂联同致电日本,促我返国。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主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所有宋教仁未被杀之先一切往来电文,宋教仁被杀之后一切来往电文,皆已搜集起来,已经证实宋教仁之被杀主谋的确是袁世凯,毫无疑义。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误以为宋教仁之被杀是一个人之事,以为不应因一人的事动天下之兵。我竭力劝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杀并非一人之事,切勿误认,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他办法。而各位同志仍依然不肯赞成。当宋教仁被杀时,全国舆论皆甚愤激,即外国亦不直袁氏所为,袁氏借债之举因此大受打击。是时吾党在国内势力殊不薄弱,倘能于此时起而继此奋斗,吾党大有可为,袁氏不足平也。无如各位同志皆不赞成,此种时机遂至错过。不久,袁氏借债成功,钱已到手,可以施用武力政策,遂向吾党示威,先免去吾党四都督。吾党遂起而与之对抗,因而二次革命以起。惟此时,时机错过,故二次革命终归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各同志多再亡命于日本,大都垂头丧气。但我此时反极为乐观。然必先使多数同志奋斗之精神复活,方能继续吾党革命事业。于是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集合吾党革命分子,专心于革命事业。从前吾等不敢公言革命,因避去革命党之名义,而有同盟会之组织。但此时在日本竟公然提出中华革命党,以资号召矣。

然当时亡命在日之同志,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他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馀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我再三苦劝各同志说①:“自成功以至失败,其时间不过三年,尔等不要专向从前的地位着想,尔等不要忘记了时间。尔等若专向地位着想,以为从前有十馀省地盘,有钱又有兵,尚且失败;若如此想,一定想不通的。尔等要向时间上着想。吾党成功时,有十馀省地盘,有钱又有兵,诚然不错。但尔等要反追想三年以前的事。吾党人在三年以前,都是一班亡命之徒,何尝有地盘?何尝有钱?何尝有兵?吾党成功时间不过一年,尔等可将一年间事情作为一场大梦,复回三年以前的革命精神。自庚子以后,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总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馀次。而每次失败,各位同志总没有灰心的,何以经过武昌之成功后,遂反至灰心?吾等在三年前,类皆百折不挠,屡仆屡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奋斗!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复从前所具之精神,继续奋斗而已。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众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众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各同志经听我此次苦劝之后,大众都恢复从前的革命精神,共同起而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唯一之宗旨,是以革命的精神图主义的实现。【①此处原有一“谓”字,当为衍文,已删】

后日袁世凯称帝,中华革命党遂起义于广东、山东、长江流域各省。未几袁氏死,黎元洪继之。当时各同志又不能继续奋斗,到底人人以为黎氏复职,民国政治可以逐渐整理,不肯继续革命。后来张勋复辟,吾等实行护法。然革命始终不能彻底,稍有少许成功,即行收束,以为妥协。革命事业,终始未能成功。

以上所述,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无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无实现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组事情发生。

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各同志从今日起,要认真去干革命事业,要将革命事业作为本人终身事业,必要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完全实现,方可算是吾党成功。但是此等成功,不能单靠战争。因为战争要靠军人,而现在一般军人多是不明主义者。彼等不是为主义而战争,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故单靠军人奋斗,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不过现在与军人适逢其会,故与之合作罢。然此是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业,终是不可靠的。吾党所须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对于三民主义应当有坚决的信仰,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且吾等必先具有此决心,有此志愿,然后用宣传的方法,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皆与吾等具有一样的决心,一样的志愿。能吸收多一个同志,就可减少一个反对党。

至现在吾党有多少党员,实在甚少。吾等应当固结团体,讨论一种好方法,努力去宣传,于最短时间,使广州百馀万人民皆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又费若干时间,努力去宣传,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于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党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国民党党员之战胜。我党从今日起努力做去,务要达到党员战胜,方得谓之成功。如其不然,若专靠兵力,虽百战百胜,亦不得谓之成功。就如以前所述三次之胜利,皆旋得而旋失,胜败互见,何得谓之成功!推究其故,实有许多缺点,且许多工作未做。此种工作,在革命后固未尝做,在革命前亦未尝做。其所以未做之故,因为吾等未曾发明有好的方法;且因为知识不足,尚未看见此种道理。故革命成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反借革命以谋个人利权,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所以革命虽经三次成功,而革命主义依然不能实现。其最大原因,皆是专靠兵力,而党员不负责任,所以有此恶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传事业几乎停顿。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传方法,皆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收效仍小,故只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肯做。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吾党停止奋斗。殊不知以前之所谓成功,不过靠兵力之成功,而非党员之成功。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能力,努力奋斗。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鲍罗廷】,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许多人以为俄国是过激党执政,吾等学俄国,岂不是学过激党?殊不知俄国当革命未发动之初,诚不免有许多过激的思想发生,盖俄国革命党首领多是具有丰富之学识与高深之理想,故立论之间操之过激者,实在难免。但我国人做事,不专尚理想,多是以事实为依据,如行路然,于择其可通行者而后行之。但俄国当革命之时,国内有许多党并立,如社会民主党、民主革命党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鲍君初来时即对我说,俄国革命经过六年间之奋斗,诚不一其道。而今日回头一看,最合乎俄国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义。俄国人民受列强之束缚,异常痛苦。俄国人民所受欧洲大战之痛苦,完全是受列强强迫的。俄国皇帝之动摇,就是因为与列强一致参加大战,所以人民莫不反对他,故起而革俄皇之命。但革命后,民主革命党执政,柯伦斯基政府仍然与列强一致继续对德战争,而共产党早已反对战争,早已提出与德单独讲和的议案,至是大得俄国民心。俄国人民皆不愿做列强的奴隶,于是共产党与俄国人民主张一致,所以共产党得告厥成功。

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因取消外债,故惹起列强激烈的反对,英、美、法、日本等国均起而攻击之。当时俄国是八面受敌,列强的兵已攻至圣彼得堡,其危险程度实比之前数日的广州更甚。而俄国之所以能抵抗此强敌者,全靠乎俄国人民与党员之奋斗,故能排除外力,造成独立的国家,不再做列强的奴隶,并能排除列强经济的侵略。至今日回头一看,六年间的奋斗,无非为脱离列强的束缚而奋斗,即无非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俄国革命,原本只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但其在六年间奋斗,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若是,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至有人谓为过激,则又有说。盖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至今日之俄国,秩序已经回复,何尝有过激之举发生?这是不足虑的。

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今日各区分部之成立,时间虽甚短,而据各位同志之报告,成绩已大有可观。若继此以往,吾党终有最后胜利之一日。鲍君对我说:“吾能假以六个月时间,可以将广州市变成吾党最巩固的地盘。”不独广州市如此,在一年间或二年间将此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则我国革命成功虽迟于俄国,而终是成功。吾党要从今日学起,一定可以成功。

我记得前在伦敦时候,有俄国革命党问我:“中国革命,几年方能成功满足?”我当时极为审虑,然后答他说:“中国革命三十年成功,便尔满足。”他反说:“未有如此之快。”原本我说三十年是极让步的,我于是反问他:“俄国革命如何?”他说:“俄国革命如百年成功,亦甚满足。但要从今日奋斗起,不然,应该一百年成功者,将来或不止一百年。”他如此说,足见俄人魄力之雄厚。我每次革命失败逃至海外时,无不极力寻新同志。我记得一次到旧金山,有一位青年对我说,极佩服我每次失败,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强。我是相信革命事业要三十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败算得什么,何至令我灰心!但我说三十年成功,他便佩服我,而俄人谓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

俄国与中国皆是大国,将来成功亦必一样。吾等要从今日起,大家固结团体,以团体而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望各同志要本此等精神、此等力量而进行。

【注释】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中的《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1923年12月9日)

各位同志:

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吾党经过十余年来,或胜或败,已历许多次数。就以胜败成绩观察之,则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此点党员须首先明白。吾党当革命未成功以前,皆用党员来奋斗,绝少用军队来奋斗。至于武昌一役,虽属军队奋斗之大胜利,然此次成功,乃由党员以党义奋斗之结果,感动军队而来。不幸武昌成功之后,党员即停止奋斗,以至此十二年来吾党用军队奋斗多,用党员奋斗少,即或有之,亦属讨袁失败之短时期间。

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俄国以此能抵抗列强之侵迫,其时正当俄国革命初成功,而俄党人竟能战胜之,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吾人由反对俄国各报纸所得之事实,则英兵由北冰洋上陆时,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种种印刷品,询问其何故来打俄国——列强既与德国和好,何以今再有征俄之举。各国兵士当时以为往俄与德兵战,不知为与俄民战也。以此质诸上官,上官无词以对,兵士遂即行引退,或激成兵变。此全由俄党员不仅能感化本国人,而且能以主义感化外兵。日本兵队之开往西伯利亚,亦同被感动。此俄党人为主义奋斗的结果。

吾党历年来革命奋斗工夫,尚未周密,以故屡遭失败。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今由俄国观之,则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之成功。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我党为国中唯一之革命党,如党员希望革命真成功,即须奋斗,否则无成功之望。从前党员出外宣传,发挥主义,非常踊跃;至成功后,以为此等事乃无效力之所为,须握军权乃算奋斗,这个观念实在错误。今日由俄国革命成功观察之,我们当知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现在可以明白了。

然从今日现象考察:吾党党员中热心的人出而握军权,未尝无人;但谋私利者亦假称热心,争握军权。不知军队是拼命杀人的事业。今之手握一万数千兵者,以利结合,鲜有以主义感化其部下者。就现在情形观之,凡兵士临阵,有赏则能克敌破城,无之则不能。或有不赏亦打仗者,则因地盘苦瘠,须占领较富裕的地盘而已。可知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故欲靠今日之军队单独以达革命之成功,则希望甚微;必定将现在将士升官发财、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引他到远大的志愿,乃能有望。故党员今日第一级工夫,要先设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的军队,完全变为革命党员,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而不为升官发财而牺牲。如此,则军队、党员便可成互助之奋斗,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

然军队之奋斗,必素有多少之练习;乃党员则毫无练习,此党员之缺点也。若党员欲运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犹之军人上阵战争,必须明白其枪炮之效力及其用法。故党员必须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内容如何,然后用之出而宣传,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枪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杀人,故大军一到,敌人即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与之相反,其效力为生人。革命主义既以生人为最终之目的,故必须周知敌人之情形,尤须明了士农工商之状况。对待此类人们,非可杀之也,实须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则须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敷陈主义,乃能克敌致果。此乃无敌之雄师,无人能抗之者,在乎我党能善用之否耳。如遇农,则说之以解脱困苦的方法,则农必悦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种人们亦然。然用何方法,用何力量,走何道路,则须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非对于已往及将来,乃对于现在造成良好国家。

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我党前时无兵力,今始稍有之。然吾党兵力,常居于弱的地位,而敌则常居于强的地位。前为吾党大敌的满洲政府,兵力强于我,而我能推翻之。以后袁世凯、冯国璋等,我亦能推翻之。今目前之敌人,则为曹锟、吴佩孚,试问能打倒之否?照历史上观察,则必能之,只时间的问题而已。惟靠军队打倒曹吴,革命亦未能算成功。试问满洲、袁、冯倒后,革命能成功否?由此推之,则前途极为危险。今后首当将企望以军队谋革命成功的观念打破,因为军队无暇受宣传感化,即热心者带兵,亦为环境所同化,久而久之,变为图私罔利之人。故军队数年来未能成为革命军,这是一个大原因。

无识者以为军队战胜,便是革命成功,而不知实系观察错误。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军队奋斗是出而杀人,党员奋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须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杀人为军队之事,救人乃党人之事。十余年前,用军队破除障碍,推翻满洲政府,这是军队用得适当。惟推倒满政府之后,即须救人,此乃党员所应有事,所谓责无旁贷的。乃竟不负此责,其高尚者则宣言不问政事,坏者则只知升官发财。今则愈弄愈坏,革命名词失其尊严神圣,其咎实在于革命党人不去做革命奋斗工夫。

今次之改组,则欲党员个个从新再去做革命奋斗工夫。但做革命奋斗工夫,必须有方法,而方法必从训练而来。古人云:“不教民战,是为弃之。”这句话是很对的。党人为主义奋斗亦然。然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现在吾党即欲实行训练党员,使之出而奋斗。以前党员无训练,故奋斗成绩甚微。杀人之事,尚须操练,则救人之事,更非训练不可。

吾党员奋斗之武器,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也。诸位皆赞成此次改组者,试问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已有心得否?打倒曹吴亦不能作为吾党成功,因吾党主义,非只推倒一二军阀便算了事的。必须党员人人能奋斗,主义能实行,然后乃得为真成功也。此则纯然倚靠宣传之力。军队以枪炮出而宣传,党员则以主义出而宣传,其革命相同,而其成功则不同。因革命成功,非能专靠杀人,尤须靠救人。然救人必须全国人能自救;全国人能自救,必须多数人明白人生道理。

吾党人以华侨为多。试问何以有华侨?则因内地生活不足,乃谋生活于海外。就香港出口计之,前二十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万人,现在必有加而无减。此等出外谋生者,多由他人借给船费,就是卖身为“猪仔”。落船后已觉不快,登岸后更不快,至派往园口矿山作工后,更觉痛苦非常。询其何以来此受苦,则言内地生路已绝。以每年四十万出口计之,回国的不足四万,是十人有九人死于海外,并骸骨亦不能回国。此等人是最苦的。幸遇有亲友,以资赎回,救出苦海;然赎不胜赎,且所救者只一二人。我革命党救人,则谋全数救之,不但华侨,且及全国。各位均知南洋群岛前时均一片荒土,我中国人为之辟草莱,垦荒地,谋生活;虽间有致富者,然极少数。我国荒地、矿山甚多,乃竟地利不辟,其原因则由无良好政府,不能不〔有〕所为。今革命方法,乃救全体人民,组织良好政府。惟必须多数人先明白主义,了解此方法,乃能全救之。故今先打倒陈逆,得回惠、潮、梅之地,使全省统一,进而全国统一,再进而实行主义,乃能救之。

十二年前,军力成功,不能实行主义,以至人民痛苦愈甚。不知者方归咎于革命党,试问革命党能受之否?然事实则确令人饱受痛苦。前之强盗甚少,今则强盗遍地,皆由党人失于奋斗,致此结果。奋斗救人之方法如何?即以广东言之,三千万人须一半能明白我党主义,能受我党感化,方能达我党目的。故我党人能起而救人,首须明白主义,明白社会状况,然后人民乃能接受我党主义也。譬之军人提枪射击,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则亦伤。今党员出而宣传主义,能入人心,则其人必受多少感动。然有感动有不感动者,何以故?其不受感动者,则由于其人有障碍。譬之射击时,其人立于一大石之后,则虽命中,亦不死伤。若其人有障碍,则所言必不入,故必须随时考察各个人之情况。因凡人类皆有其主义。以发财而论,则人人皆欲之。我党人之救人,亦属发财主义;但常人则欲个人发财,我党则欲人人发财而已。今日私人发财者,无险不冒。就以南洋“猪仔”而论,其冒险性较军队为强大;军队死亡,反不如“猪仔”死亡之多,而人之甘心为个人发财者,乃乐而为之。此发财主义实与我党主义无背;所不同者,乃我欲人人发财,彼则谋个人发财而已。损人利己,乃能发财成功者,我党人不为也。我党须人人发财,始为成功.故须向各界人士说明,如君欲真发财,必人人发财,乃可达真发财目的。因此必须组织良好政府,人人明白本此主义以组织政府,乃可达到人人发财之目的。

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所凭者威力,顺之者生,逆之者死,此乃“化家为国”之革命。我党则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实为“化国为家”之革命。今我国已成割据局面,如单靠我革命党军力统一之,实不可望。因革命党兵力甚弱,以军力论,则必属于非革命党者成功。然我党之必成功,则又若可操左券者,何也?则革命力量,譬之山上之大石,不动则已,若一引动,则必转落至山脚而后止。故革命力一引动,则不可止。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各党人个个能实行为主义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但监督之使为己用而已。且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我党兵力虽弱于人,惟主义则高尚于人,久为国人所信仰。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大众能想出良法,使多数人明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可不待军力革命,而亦告成功。俄国军队能感化外兵;而今日为我敌者,只本国兵而已,又何至不能感化之耶?且在前广州新军一役、武昌一役,是其明证。故我党不用此力则已,一引用之,则曹吴之兵必如前清新军例,而我党可事半功倍矣。为此之故,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纯熟,然后能战胜一切。今滇军以善战称,由于彼军士每日三操两讲,无日或闲者也。

我党主义,乃合各个人所期望而集成者,乃企图人人发财,非企望损人利己而发财者也。彼英、法、美等国人民之生活程度优于吾人者,则以有良好政府之故。彼政府常为人民谋幸福,有灾害则为之防,有利益则为之图,故人民能家给人足。今我党人若能日日出而讲演主义,其有不入者,则考其有何故障。今定于每两星期来此学习一次,而此两星期须将做过之工夫,报告于我。由下一星期起,订一种问题,互相研究,以便答听者的问话。搜集材料,如军队打仗然,打过后须补充子弹,今党员出外宣传,亦当如之。每两星期到此补充材料,则宣传事业自易着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倡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此处可称为诸位的兵工厂,我可以尽力供给材料,为宣传于军士的武器。

【注】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版)中的《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立志做大事

(1923年12月21日对岭南大学的演讲词,题目为《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入选中学教科书,题目为“立志做大事。”)

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中国靑年应该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所以现代的靑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上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地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什么事叫做大事呢?大概地说,无论那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从前有个法国人叫做柏斯多,专用心力考察普通人眼所不能见的东西-那种东西极微渺,极无用处。在普通人看起来,必以为算不得一回什么事,何必枉费工夫去研究它呢?但是柏斯多把它的构造、性质,和对于别种东西的关系,从头至尾研究出来,成一种有系统的结果,把这种东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这种微生物,便发现微生物对于各种动植物的妨害极大,必须要把它扑灭才好。现在世界人类受到扑灭这种微生物的益处,不知道有多少。柏斯多立志研究的东西,虽然说是很小,但是他彻底得到了结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历史上便享大名。

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想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想要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大家谋幸福。

大家又知道,许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尽是在学校读过书的,也有向来没有进过学校的。不过那种人是有他天生的长处,普通人要求所做的事不错,必要取法古人的长处才好。所以我们要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的知识、才学,来帮助我们做一件大事,然后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

【注】

胡案:原题“不可做大官”以及文中“不要做大官”颇有不妥,应该为“立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做大官不是目的,但是可以是手段。怎能不要?

宣传造成群力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诸君:

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今日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奋斗的方法要注重宣传,不要注重军事呢?

大家知道我们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满清以后,都是注重军事,以前是注重宣传。这个原因,是在后来组织军队的机会比从前多。说起功效来,是那一样大呢?自然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义说,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假若武昌的军队毫没有受过宣传,不明白革命的道理,专由本党另外起一支兵,打那一些清兵,想把他们尽数消灭,他们一定拼命来和我们反抗,那么,我们的革命恐未必能够成功。或者我们有了一支兵,对于我们的兵士绝不注重宣传,兵士丝毫不知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拿这一种军队来和清兵奋斗,那么,胜负之数也未可必。至于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于满清军队的自动,一经发起,便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动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他们受了宣传,都赞成我们的主义,所以便不来和我们反抗。像这样用敌人的军队来做我们的事业,所收的效果,该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便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做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国没有是非,引起军阀的专横,这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的。现在我们要再图进步,希望我们的革命主义完全成功,便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传。所以这次改组以后,便要请大家向宣传一方面去奋斗。

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再像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亚洲全部,信仰的人数比那一种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于释迦牟尼善于宣传的效果。再像耶稣教,从前自欧洲传到美洲,近代传到亚洲,流行于中国,世界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堂。这样普遍的道理,也是由于耶稣教徒善于宣传。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所以宗教的势力,比政治的势力还要更大。

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

要政治上切实的道理实行出来,统共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压逼群众,强迫去行——中国古时政治变更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法。(二)是靠宣传,使人心悦诚服,情愿奉令去行——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中国实行改革政治的人,最大的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许多英雄豪杰都想要做皇帝。从前创成独裁制,不专用武力的,只有汤武革命。他们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盘做根本,造成良政府,让全国人都佩服。所以后来用兵,一经发动,便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国人都是很欢迎的,不专用兵力便统一中国。他们当初要造成良政府,让人佩服的事业,便是注重宣传。后来全国人欢迎,不和他们反抗,便是因为受过了宣传。所以当时中国人民,便享几百年幸福。后人都说他们的革命,是“顺乎天应乎人”。到了现在,人类的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说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此次改组,注重宣传的奋斗,便是挽救从前的弊端。

诸君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说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必要把我们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有效果。我们要能够收到这种效果,便非请诸君对于宣传做继续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继续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至中途废止。我们一定要达到这种目的,那就是我们的志气。

无论什么人做事,都有一种志气。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用这一句话对个人说,大概在市井之上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的人,都是志在发财。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得志呢?有的能够做富翁,是得志的。但是这种志气过于自私自利,和别人的利害相冲突,便容易被人消灭,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不能得志。有一种志气,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设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

就推翻满清而论,从前太平天国也有这种志愿,当时何以不成功,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们的革命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满清因为能够利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所以他们的天下还能够维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汉人,洪秀全也是汉人。洪秀全所反对的本是满人,不是汉人。但是当时汉人知道要反对满人的很少,所以汉人便自相残杀,弄到结果,满人坐收渔人之利。自明朝汉人亡国之后,排满的举动不知道有多少次,失败的原因,都是汉人自相反对。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义,全国战事不过两三个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仗,还是不能成功。当中的原因,全是由于汉人自己维持不维持。辛亥年汉人知道自相维持,所以满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国时汉人不知道自相维持,所以终洪秀全之身,总是推满清不倒。汉人知不知道自相维持的道理,是由于全国汉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辛亥年全国汉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汉人一经起义,便没汉人再来反对汉人,去维持满人的天下。国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是由于主持革命的人有没有普遍的宣传。当辛亥年武昌没有起义之先,我们革命党老早发明了民族主义,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这种主义对全国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众一心,向前奋斗。弄到后来,人人都知道要光复汉族,非排去满人不可。故武昌起义之后,便没有汉人再去帮助满人。满人没有汉人的帮助,他们的江山怎样能够保守呢!

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大事业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一两个人的力有限。譬如一个人可出力一百斤,搬运货物到十里路远,每日可搬运十次。那么,用十个人的力,每日可以搬运一千斤;用一百人的力,每日便可以搬运一万斤。如果用四万万人,一日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四万万人在一百日内,又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因为没有四万万人可以同时搬运货物的事实,所以这种群力是怎么样伟大,诸君还不易明白。我们可用动物的群力来证明一证明。

各种动物用力,可分作两种:一种是用孤力的。像一虎在山,群兽空谷。虎是不能合群的,他所用的力是孤力。他项走兽,如狮如豹都是一样。一种是用群力的。动物中天性最合群的是蚂蚁,他们合居的有时可到几千万。蜜蜂合居的也是极多,并且很有条理,他们住在一窝之中,都是分职任事:有做窝的,有觅食的,有采花的,有看门的,有酿蜜的;并有做首领的,叫做蜂王。好像国家一样,有行政、立法、司法种种人员,毫不紊乱。做起事来,既不侵越权限,又能够互相帮助。至于蚂蚁所用的群力,更容易看出。譬如我们在郊外步行,遇到风雨的时候,常见无数蚂蚁,用泥做成一条极长的隧道,以遮风雨而便出入。如果那样的工作是一个蚂蚁去做,那么,他用极微的力,搬运极微的泥尘,要做成一条长隧道,应该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成功呢?但是用无数的蚂蚁都去搬运泥尘,同力合作,积少成多,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成很长的隧道。

人的天性和动物的天性不同,多数人能合群,但是群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蚂蚁。譬如许多蜜蜂同住一处,他们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对于职务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规避,总是各尽各的职务,始终去做。好像守门的蜂,尾上藏有蜂虿,知道他的职务是保护全群安全的,如果遇到强暴来侵犯同群的安全,他便用尾刺激,拼命抵抗,就是牺牲生命也是不辞。这种奋斗精神,真是视死如归。这种视死如归的特长,不是教成的,是他生成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是天性。人便没有这种天性。像当兵的人,必要受过了许久的教练,然后才能应战;到了临阵的时候,还有计及生死利害,违反他的职守的。近来文明国的兵士,虽有死守职守、不计利害的,但是他们的天性纯厚还是不及蜜蜂。至于中国的兵士,更是比不上。俗话常说:“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要他们成好兵士,必须经过许久的教训,才勉强有用。如果说到忠心一层,和蜜蜂比较,更是差得远。蜜蜂赋有天生合群的性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赋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质,但须加以训练,然后合群的性质才有进步;进步到极点,还是不及蜜蜂。蜜蜂实行天赋的特性,勇往向前,毫无顾虑。人便每每因后天的训练没有娴熟,容易丧失先天的特性。因为这个原故,人类中常发生许多弑父贼子,自相残杀。蚂蚁和蜜蜂之中,便没有这种现象。

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做去,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民国成立以后,生出了袁世凯、赵秉钧那一般官僚来。那般官僚在满清的时候本来是很听话的,初到民国来也是忠于共和,奉命维谨,不敢犯法。到了后来犯法,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推倒满清之后,成立民国,那般旧官僚还不知道民国是什么东西;人民又不知道怎样做主人,去监督他们。而在专制的时候,有皇帝做主人,可以管理他们。他们怕皇帝的威权,革他们的官,所以他们便甘伏于奴隶之下。到了民国,人民本是主人,应该有权可以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么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便目无主人,胡行乱为。革命成功,创造民国,原是先觉先知奋斗出来的,普通人民还不知其所以然。当民国初成立的时候,他们还怕那般先觉先知来干涉,有时候还是不敢乱为。到了后来,官僚和军阀连成一气,他们便更有胆量来把持政权,违法乱纪,无所不为。不是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便是曹锟拿钱买总统做,用武力反叛民国。所以弄到今天,不是人民的国家,完全是官僚和军阀的国家。人民的天性,本来没有蜜蜂和蚂蚁的天生长处,所以能够变好的原因,多半由于学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因为不知。先觉先知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久而久之,便可传到四万万。如果四万万人都明白了我们的主义,他们便欢迎我们去建设中华民国。要做到这样的伟大事业,只有本党才有这个力量。因为本党是有主义的,别党没有主义,所以他们便做不到。

造成一个国家,是从何而起呢?何为国家呢?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世界上现在何以多是民国呢?从前何以都成帝国呢?因为人民的政治思想,各有不同。改革国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变。好像改革广东一样,并不是要把白云山搬到河南【河南,指广州在珠江南岸的市区】,把东江、西江、北江都要改变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好像做新屋一样,只要屋基筑成,以后做墙上梁,还有什么大困难呢!

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五权宪法是根据于三民主义的思想,用来组织国家的。好像一个蜂窝一样,全窝内的觅食、采花、看门等任务,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别担任,各司其事。总而言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建国的方略。建设一个国家,好像是做成一个蜂窝,在窝内的蜜蜂,不许有损人利己的事,必要井井有条,彼此毫无冲突。我们将来的国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国家;在此国家之内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人民。

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现在广东少数的国民党员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应用群力,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要全国人都同我们去做,便要他们明白我们做事的主义。如果不然,他们不但不同我们去做,并且还要反对我们。像做外国人的奴隶,本来没有人甘心情愿的。但是从前的汉人,不知道做中国皇帝的是从外国来的满人,所以曾国藩、左宗棠那一般汉人,便情愿去做满人的奴隶,来反对汉人。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只知道忠君大义,清朝深仁厚泽,他们是不能反对的。不知道有满汉的界限、民族的思想,不知道满人来做汉人的皇帝,是不能不反对的。所以他们一生做外国人的奴隶,反以为荣耀。到了辛亥年,全国汉人思想便和从前大不相同,所以武昌革命一经发起,便全国响应。我们见到此地,所以从事革命,便要宣传我们何以要革命的主义。

从前宣传民族主义,推翻满清,很有功效。我们现在从事宣传,必要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民族主义一样的注重。不过从前宣传民族主义的时候,有汉人同满人的比较,很容易教人明白;现在宣传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难找到一个简单的比较,很不容易教人明白。因为环境可以束缚人的。譬如老监犯,在牢内住了十几年,如果一时把他放到外边,教他回去,他仍然是回到老监牢。因为他在监牢住久了,习惯成自然。如果回到监牢内去,便觉得很自然;若是到别的地方,便觉得不自然。再者,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战争,是由于黑奴制。当时美国南方有几百万黑奴,北方是工商业的省份,南方是农业的省份,因为有了许多黑奴,便可以替他们去耕种。战争的原因,是北方主张人道主义,要求人人平等,不可有奴隶的制度,想用政府筹一大宗款去赎那些黑奴;南方主张人民有财产保护权,黑奴是他们的财产,政府不能干涉,反对北方的主张。因为这项争端,便发生南北之战。后来北方胜利,南方失败,实行放奴,让那几百万黑人自由。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后,便一时无所措手足,觉得诸事都不方便。以为自己从前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衣食住,都有主人办到非常完备,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安乐的。一旦脱离了主人,自己便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谋衣食住,一时的生活便觉得痛苦。诸君都知道美国有两个大伟人,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林肯。林肯之所以出名,是由于放黑奴。黑奴到现在才知道要感谢他,但当初放出来的时候,不但不感谢他,并且还要谩骂他。当时有许多黑奴常痛驾林肯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为什么他要来害我们呢?”我们革命党推翻满清,把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的地位;现在做了主人,不但不来感激,因为暂受目前的痛苦,反要来谩骂。常有人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自革命之后,国乱民穷,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复辟才好,民国真是没有用呵!”试问从前的人见了官要打屁股,现在不受这种刑罚,只就这一件事说来,民国到底是好不好呢?我们要人明白民国的好处,必要用普遍的宣传去感化人,万不可专用兵力去压制人。如果专用兵力,就是一时成功,还不能根本改革人的思想,变更人的习惯。好像现在陈炯明的军队投北,陆荣廷的军队也投北,他们为什么要投北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以为北京从前出真命天子,那才是真的,民国是假的。再像民国六年陆荣廷到北京,还要去向宣统叩头。这种改不了的奴性,和美国的黑奴当初放出之后,一时还失不了奴性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本上改变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传。

大家担负这种任务,所用的方法必须临机应变。好像现在因为关余问题,外国人用兵船来示威,我们要和他们反抗,便要应用民族主义。要说明民族主义,是很容易的。说明民权主义,那要困难。至于要说明民生主义,那更困难。许多人从前只知道民族主义,现在才知道民权主义。讲到民生主义,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的。我们担任宣传的,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如果不然,便是以盲导盲,都不知道是从那一条路走。

从前革命没有成功以前,广东人有一句俗话,可以包括民生主义。这句话是欢迎民生主义的,很可以用来做群众宣传的材料。因为普遍的宣传,是要对极无知识的群众去演讲。普通人极欢迎的心理,是在什么地方呢?拿他们心理上极欢迎的话去演讲,便可感动许多人,不必费很大的力量,便可收很大的效果。这句话不是我们革命党说的,是普通人民自己造出来的。这是一句什么话呢?就是“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米吃”。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革命成功了,如果实行民生主义,国民真是有平米吃。现在的米比从前的还要贵,大家不要以为就是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了民生主义的效果。这个米贵的道理,是因工价抬高的原故。我们广东的工人,从前没有团体,近来因为知道了被东家压制,便组织种种工会,去反抗他们;遇到和东家冲突的时候,便罢工,要求加工价,减时间。这种方法是从外国传来的。外国的工人要求加工价,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达,工厂极大,普通一个工厂,一年可以得几百万利息。像上海前几年的工厂,一百万资本,每年可以得两三百万利息。外国像这一样大的工厂,每年也可以得几十万利息。外国的工人因为生活太高,便结起团体来,和厂主商量,只许厂主赚若干,其馀都要分到工人。这项情形宣传到中国来,我们的工人,不管工业情形是怎么样,也是一样照行。不知道中国没有极大的工厂,只有做散工的劳动。他们还要求加工价,所以百物昂贵,米也随之而贵。这是我们革命党提倡人民自由的结果。要补救他,有什么方法呢?欧美补救的方法,在资本家一方面的,是工价加高,货价也抬高,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他们现在所想的根本解决,是社会革命。中国的工业还没有发达,罢工的事,在外国可行,在中国不可行。

我们革命成功之后,要有平米吃,究竟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外国人想做的方法,是工人同农民合作,不要商家做经纪、赚佣钱,便可省却许多消耗费。这件事是要大家去做,政府加以提倡,便容易成功。广州此刻米贵,最大原因是商家垄断,有中饱的弊端。要除去这项弊端,便要工人同农民合作。要工人和农民知道怎么样合作,便要去宣传这个道理。现在我们的工人,大多数都是有知识的,很容易宣传,难处是在要农民知道。米出于农民,原价一元直接可以买二十斤,间接向商家去买,用银一元只可买米十斤,中间被商家赚了一半。要米价平,便要工人同农民办一合作社,用工人所做的器具,交换农民所出的米,省去商家的中饱,那样米价便可以平。外国实行这种方法,最有成绩的是英俄两国,他们所办的合作社,大约有几千万人。我们如果仿照英俄两国的方法去行,便有平米吃,工人和农民也可以多得钱。要达到这种目的,必要有团体去行。要有团体,便要劝他们入党,入了党之后,才可以请师父来教。我们把这个方法怎么样去行,实行了以后做成一个什么国家,并不是难事。难处是由于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于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行也,是不能也;为长者折枝,非不能也,是不行也。”①我们如果彻底的知了,再又去行,那就是“为长者折枝”,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

【①所引与原文有出入。原文是:“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见《孟子梁惠王上》)】

我们想要造成一个有条理的国家,就是象蚁巢和蜂窝一样。蚂蚁和蜜蜂还有这种组织能力,人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呢?人为万物之灵,所有的知识,比较什么动物都要高一点,是应该有这项能力的。我们现在担任国事的人,把国家应该做的大事一概不理,只知道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为什么还不如蚂蚁蜜蜂呢?如果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只要去看蚁巢和蜂窝。古人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大家都是国民党员,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用宣传去奋斗。从前所以不能行的原故,是由于不知。蜜蜂和蚂蚁,本来也是不知,但是他们有天生的长处。不过他们的长处,各个的蚁与蜂只限于一件事,我们人类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譬如从前以为人总不能像鸟雀一样飞到天上,现在的坐在飞机中,直达云霄,是不是飞上天呢?飞上天都可以做得到,别事还不能做吗?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中国现在是最贫弱的国家。像葡萄牙那样小的国,尚且派兵船来示威。连葡萄牙那样小的国,我们还要怕他。讲到我们从前的时候,本来是很富强的,像唐朝,各国都派人来留学,万国来朝。日本从前是很贫弱的,也受过了像我们白鹅潭一样的大耻辱,到了近来才富强。所以能够富强的原因,是由于维新。如果我们立志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去做,总是可以做得成的。像飞机,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飞的,是经过了好几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不过首先要立一个志愿,照那个志愿去做,总是不改,将来的结果一定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希望国民党员的,是要诸君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只要诸君有了志愿,方法是很多的。中国从前是富强的,英法现在是富强的,学一国富强的方法便够了。如果自己真没有方法,便可以请师父。像大沙头的那般青年飞机师,从前本不知道怎么样飞,但是请外国技师来教,所以学到现在,便飞得很好。但诸君须先有这项志愿。自己有了这项志愿,还要去宣传自己的志愿,推到四万万人都有这项志愿。如果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志愿,便能够学蚂蚁和蜜蜂,合群策群力去行。

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如果弄到成功,把中国建设好了,大家便有平米吃。到了有平米吃,中国便是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诸君便是世界上顶享幸福的人民。我们要做到这个地步,不可专用兵力,因为兵力只可以用来做破坏的事,不可用来做建设的事。要做建设的事,便要有主义和方法。要全国人都明自建设的主义,便要有宣传。所以从今天以后,要请大家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单注重兵力的奋斗。

【注】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版)中的《宣传造成群力》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诸君:

今日商团和警察在此联欢,这是一个很好的盛会。本来商团和警察的责任是维持治安的,是维持广州市的治安的。商团和警察都住在广州市,广州市的治安怎样可以维持呢?商团和警察用什么方法去维持呢?商团和警察所能维持的治安,是一部分的治安,是防备宵小的治安;如果国家全体,不能太平,不能治安,商团和警察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维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商团和警察既然有维持广州市地方治安责任,就要知道广州市处中华民国之内是什么地位。我们要希望全国的治安可以维持,然后一部分的地方治安才可以维持;如果全国的治安不能维持,那么一部分的地方治安也是不能维持。广州市在中华民国之内,从前不过二十二行省的一个省会,但今日广州市的地位便和从前大不相同。我们要知道是怎样不同,便要知道现在是中华民国的什么时候,和中华民国是怎么样成立。中华民国之成立,是由于十三年前武昌起义;武昌之所以起义,是为革命,是要推倒满清,创造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成立至今,虽然有了十三年,全国还是四分五裂,大乱不已,这便是中华民国还没有创造成功。

大家自己都承认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总没有一个人肯表示是大清帝国的遗民。我可以说大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认是大清帝国的人,都肯承认是中华民国的人。大家既然承认是民国的人,便要知道什么是民国,便要知道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有什么分别。诸君的年岁大概都在二十岁以上,十三年以前的事自然记得很清楚。用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来比较,中华民国是怎样造成的,大家自然记得,是用革命手段把清朝推翻、满帝消灭来造成的。今日既是民国,顾名思义,大家便应该知道,何以叫做民国呢?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好比做生意,帝国是东家生意,民国是公司生意。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东家生意赚了钱,只有一个人享受。所以从前清朝是家天下,现在民国是公天下。这便是民国和帝国的分别。民国已经过了十三年,大家应该明白这种分别。

现在民国的景象,还是在分裂之中,到处都有战事,这十三年以来没有一年可以得太平。为什么到了民国不能太平呢?是不是民国不如帝国呢?如果民国真是不如帝国,大家又何以要承认是民国的人,以做民国的国民为光荣,以做帝国的子民为耻辱呢?论起道理来,民国比帝国公道得多,民国的国民比帝国的子民光荣得多。我们中华民国是否成立了呢?本来满清帝国已经推翻,中华民国的招牌已经挂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人民有没有享到民国的幸福呢?实在的说,人民简直还没有享到民国的幸福,国家还是在变乱的时代,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日受苦痛。何以到了民国,反有变乱,人民反受痛苦呢?反对民国的人,心理上以为民国不如帝国,现在不如清朝,所以人民在民国所受的痛苦便要比清朝多。殊不知人民在民国,无形中的地位很高。民国是大家都有份的,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便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翁,再不和清朝一样,要做官吏的奴隶。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所以大家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因为国家没有方法可以统一,所以全国便大乱不已,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是否人民应该受这种种痛苦呢?诸君想想,大凡一种灾害,一种痛苦,当中必有一个原因。现在民国灾患祸害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老官僚、武人,还没有肃清。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像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只知道做官,他们的思想纯粹是做皇帝的旧思想。他们有了兵,便胡行乱为。像袁世凯,拥兵最多,便自己称皇帝。如果拥兵较少的,虽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五千兵,便想反叛民国,恢复旧制度。那些恢复旧制度的行为,就是实行专制,就是专制时代小皇帝的行为。所以说到民国以来,我们革命党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还没有推翻,故民国徒有民国之名,仍受专制之实。这个毛病是在中国革命不彻底,不能像俄国一样,不能把那旧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肃清。俄国这次革命经过了六年,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他们的人民有希望可以享幸福。我们的人民,究竟不知道何时才能享幸福。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革命功夫还没有做妥当,还没有做完全。好像我们想拆一间旧屋,另外做一间新屋,旧屋的瓦盖围墙都已经推倒了,但是由旧屋留下来的砖瓦木石还堆积在原地方,没有完全扫清,所以想做新屋,便无从下手,这便是中国今日的景象。此刻人民处此景象,受无屋可住的痛苦。诸君想想,是何人的责任呢?大家都知道民国是革命党造成的,是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以后,便有民国。在武昌起义以前,广州也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起义,牺牲了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试想起义的时候,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牺牲精神是怎么样大呢!因为他们在当时有那样大的决心和那样大的勇气,故以后的志士便前仆后起,和满人奋斗,推翻满清。但是满清虽然推翻,由他留下来的馀毒,还没有肃清。革命党本来不能辞这个责任;但是民国是全体国民都有份的,民国成立以后,人民对于国事,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因为大家都不理,所以那些小皇帝便乘隙而入,每日招兵买马来霸占民国,弄到真正的民国至今还无从建设。我们要建设成真正民国,诸君也是国民的一份子,应该要担负这个责任。

诸君是广州市的商团,知道民国十三年以来,广州是处何等地位呢?广州在这十三年之内当然比清朝不同,今年的广州当然比从前的广州更不同。再过几日,我们便要在广州开一个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要在广州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呢?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要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中华民国虽然经过了十三年,但是从前都没有建设好,这次在广州来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便是想筹备一个新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大希望,广州历史上的大光荣。用广州和武昌比较,可说武昌是创造中华民国开始的地方,广州是建设中华民国成功的地方。

诸君是商团,今天同警察在一处联欢。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机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今天商团同警察是正式见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日。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彼此应该开诚相见。革命党现在用广州做策源地,从新建设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故广州市的人民必要同政府合作,同心协力,先把广州市的政府建设起来。这个责任当然是要诸君担负的。从今以后,商团和警察能不能够永久合作呢?有什么条件可以做得到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个条件:第一条是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第二条是要诸君信仰革命能够最后成功。有此二条件,才可以永久结合。如果不然,便是今日一时的结合,不是永久的结合。

何以要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够成功呢?要诸君信仰,便是要诸君有决心。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专制,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革命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如果陈炯明再打回广州,试问商团诸君将何以自处呢?就以往的历史说,我想诸君一定是把从前的旧文章再抄他一次,还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与政府结合之后,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条件要诸君有决心,要请诸君对于革命有信仰。

革命事业,不但是在中华民国一定成功,就是无论在那一国,只要革命发生以后,纵然一时不能成功,或者失败几十次、几十年——法国有八十年,美国有八年,俄国有六年——,革命到最后总是成功。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来,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类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进步。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所以我们要人类和国家进步,便不能不革命。要诸君信仰革命,能得最后的成功。外国的历史刚才已经讲过了。讲到中国历史,革命也没有不成功的。像汤武革命,人人都说他们是“顺乎天应乎人”,当然是成功。不过我们中国的革命,多半是英雄崛起,成功之后便做皇帝,施行政治,代代相传都是专制。成功的幸福是皇帝一个人独享,人民总是痛苦。我们今日的革命是建设民国,成功之后是请诸君来做民国的主人翁,做公司的股东。所以这次革命,可说是推翻专制,去替诸君谋幸福。诸君对于这种善举,一定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便不必存成败之见。我们的革命,不是这一次可以决计必成的,或者广州政府明日便被陈炯明推翻,也未可知。那么诸君要究竟如何信仰呢?是要相信我们革命纵然一时失败,还是可以卷土重来,相信我们革命最后一定成功。

第一条件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先要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什么事。简单的说,革命是救国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灾害、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事。这个道理便是革命道理,这个革命的道理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从前专制,是以人民为奴隶,现在觉悟了,知道大家都是人,大家应该平等,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明白这个道理,便知道用革命来求平等,是大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不专是革命党的事。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革命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

从前为什么守中立呢?在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缴枪,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几枝枪,避祸求福。依我看起来,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避祸求福。譬如这次滇军仗义执言来打陈炯明,为国讨贼,滇军各将领都有革命思想,到广州来是吊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当时诸君同滇军合作,订一个条约,不许客军入境,诸君担任肃清广州市内陈炯明的乱党,要滇军前进,肃清东江,我想滇军决不至入广州市。那么,现在广州应该是什么景象呢?如果滇军不入广州,广州各商家没有军队的骚扰,便很治安。但是你们商团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陈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陈炯明的。所以滇军便入城,别种散军也随之而入。后来又有陈炯明的叛军去投降滇军,当中许多坏人教滇军卖烟开赌,所以弄成今日的广州乌烟瘴气。推究此中原因,商团不能辞其责任。诸君毫没有宗旨,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现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后商团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协力来维持广州治安,便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信仰革命最后一定成功。

我们的胜败是常事。去年失败,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败,明年可以成功;一年两年失败,十年百年总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块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在中途的时候,试问诸君有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像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断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奋斗,我总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诸君现在不必问我这次革命能不能成功,我要问诸君: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诸赞〔君〕要有明白的答复。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数人赞成革命,自然难得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成功与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诸君是人民,当然要担负这个责任。自今日起,我希望政府和人民始终同力合作,广州市的人民都来赞成革命!

【注】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据《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连载的《大元帅对广州市商团及警察演说词》。

哀悼列宁逝世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

(1924年1月25日)

方才得俄代表报告,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先生已于前日去世。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非常哀悼,应该乘此次大会时,正式表决去一电报,以表哀忱。未表决之前,有几句话与诸君先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彼今已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何种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现在俄国的首领列宁先生去世了,于俄国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是决没有的。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

本总理为三民主义之首创人,亦即中国革命党之发起人。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的缘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命令,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诸同志都已习惯了,有人以此次由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觉得不大妥当。但须知彼一时,此一时。目前回大家灰心的时候,我没有法子,只得一人起来担负革命的责任。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革命应在二十年以后了。我们从事革命的事业,国民只以为太慢,不以为太快了。故此次改组,即把本党团结起来,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国国民的心理。

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

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本会亦应休会三日。此三日内,每日下午本总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义。此讲题,从前曾对高师学生演过一次,再有两三次,即可从大体讲之。若详细的讲演,非长久时间不可。今乘此机会,尽三天之内摘要把他讲完,诸位回去后,即可以之为宣传的资料。其馀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目前没有时间来讲,将来讲后再刊为单行本寄与诸位。现在请俄国代表鲍尔登先生讲列宁先生之为人,请伍朝枢君翻译。俟讲完后,我们再来表决本问题。

【注】

据《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首领一人之演说》,载《孙总理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秘书长刘芷芬编辑,广州,一九二四年二月印发本。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改组问题。我们自办同盟会以来,有很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就是把满洲政府推倒。但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数反革命派即以此为口实而攻击革命党,谓只有破坏能力,而无建设能力。此种话我们革命党虽不肯承认,然事实上确是如此。这都是因为我们破坏后没有机会来建设,我们秉政时的南京政府只得三个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时候,政权都归于反革命党手内,此后革命党在政治上就没有建设的机会。不仅如此,且至于逃亡海外,在自己领土之内不能立足。自民国成立后,政权皆操之反革命派手内,故虽革命党对于政治上、社会上做了种种的破坏,而苦于无机会以建设。故从各方面看来,中国自革命后并无进步,反为退步。但此并非革命党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归咎于革命党,我党亦不能不受。在满洲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党之奋斗,重)在宣传其主义于全国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视革命二字为神圣;成功后不能如其所期,顿使失望。此种事实,谁负其责?革命党不能不负其责。人民以各种痛苦归咎于我们,我们实难辞其责,要皆由于所用方法不对。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牺牲性命,为国效力,艰难冒险,努力奋斗,故能成功。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以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革命派——即旧官僚——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实因我们方法不善。若有办法有团体来防范之,用对待满清之方法对待之,则反革命派当无所施其伎俩。俄国有个革命同志曾对我言,谓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本事,俄国反革命派实望尘莫及。俄之反革命派之为官僚与知识阶级,当革命党发难时,均相率逃诸外国,故俄国革命党能成功。而中国的反革命派聪明绝顶,不仅不逃避,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而革命党人流离转徙,几至消灭,到了今日,只西南数省为一片干净土,余均为反革命派所得。由此观之,革命党有力量推倒满清,使反对者投于革命党之旗帜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坏而不觉,虽至失败,尚不知其所以失败的缘由。若当时有办法,有团体,先事防范,继续努力奋斗下去,建设起来,则只需三年之时期,其效果已颇有可观,决不至如今日之一无成绩。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方才俄国朋友对我所说的话,乃是旁观者清,当局的人尚设想不到。但俄之反革命派,并非真正不如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厉害,且百倍过之;特俄国之革命党之聪明厉害,又百倍过于彼辈耳。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对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

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来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此即为今后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组,即本此意。改组之能成功与否,全凭各同志之能否负责联络与努力奋斗而定之。若能如此,则中国事业大有可为。我国人民身受十三年的痛苦,吾党此次应在最短时期内解放之,将国家障碍完全消灭。此次改组,各种办法已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许久,今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案”,请秘书长将原文朗读。

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发表后,应大家同负责任。诸君系本党各省代表,宣言通过后,须要负责回各省报告宣传。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注】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月二十日在广州开幕,这是孙中山在大会上的演说。

据刘芷芬编《孙总理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大会秘书处一九二四年二月印发本)中的《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

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

(1924年1月20日)

蒙古巴先生和国民党各省代表诸君:

今晚是本总理来欢迎诸君;本总理又来同诸君共同欢迎巴先生。诸君此次到广东来开国民党全国大会,本总理觉得诸君振作的精神、兴旺的气魄,是向来没有的。诸君有这样好的精神和气魄,本党前途有无穷的希望。这是本党应该庆祝的,也是中国前途应该庆祝的。

我们这次革命,是先讲方法,然后才去实行。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方法,所以不能大功告成。这次开全国代表大会,便是要定一个好方法。诸君在没有得到方法之先,有一件事要诸君留心的,是本总理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我们从前革命本来没有详细方法,但是因为有诸先烈的牺牲和诸君的努力,前仆后起,继续进行,便做成了两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满清两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国体根本改变。这两件大事,没有详细方法的时候,尚且可以做成。我们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很详细的方法,所以我常常和人谈革命,总有人问我说:“满清有二十二行省的上地,四万万人民,内有海陆军的镇服,外有列强的帮助,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推翻满清呢?就令能够推翻满清,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列强呢?”并且常用难题来对我说:“满清对外不足,对内有馀。”又说:“我们不可革命呵!如果我们起了革命,列强必要把中国瓜分。”我们在那个时候,对付满清,要推翻它,对付列强,要使不致瓜分中国,没有别的长处,方法是在不问成败利钝,只问良心要做,便立志去奋斗。

我从前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内看书,遇到几位俄国人,交谈之后,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国人便问起我来,说:“中国的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呢?”我当时得了这句问话之后,便不能不答。但是我那一次亡命到英国,虽是初失败之后,没有办法,然卷土重来之气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内就要再举,再举又必期成功。不过对那些俄国人,又不敢轻于答复,故为最稳健之回复说:“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国人便惊讶起来说:“你们在那样大的国家发起革命,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吗?”我当时又问俄国人:“你们俄国的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呢?”他们答复说:“大概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大满足,此刻正是在奋斗。成功虽然在一百年之后,但是现在不能不奋斗。如果现在不奋斗,就是百年之后也不能成功。因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便努力奋斗。”我当时听了他们这番话之后,回想到我的答话,便觉得无以自容。因为我在初失败之后,本希望中国的革命急于成功,不过为对外国人说话稳健起见,故多说三十年;及听到他们的答话,知道他们的计划稳健,气魄雄大,加我好几倍,所以我在当时便非常抱愧。我自那个时候以后,便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运动。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以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每次到一个地方,总是遇到许多熟人,那些人总是来问我说:“我们看到了你这位先生,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样热心呢?这是什么理由呢?”我每次都没有什么好话可以答复,只有用我在英国图书馆内和俄国人的谈话来答复他们说:“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

俄国人立志革命,希望一百年成功,现在不过二十多年便完全达到成功的目的。我从前希望数年成功,现在已经到了三十年,还没有大功告成。这是因为中国人革命的方法和气魄不及俄国人。俄国人因为有了这种气魄和方法,所以革命一经发动,得到机会,便大告成功。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什么那样大而且快呢?因为俄国人立志稳健,眼光远大,把国家大事算到一百年,什么方法都计划到了,这就是经验多而成功快。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知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知识;有了知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我们从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讲到结果,没有俄国成功那样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没有好学问、好方法。至于实行革命,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去干,实在是不知而行。做到后来能够推翻满清,且免去列强瓜分,都是无意中做出来的,预先毫没有料到。十三年以来,我们革命的知识进步,有了许多方法,旁边又有俄国的好榜样,此后革命应该要先求知,然后才去行。本总理发明的学说是“知难行易”,如果知得到,便行得到。从前的革命,不知还能行;此后的革命,能知当更能行。知了才去行,那种成功当然像俄国一样。这就是我们今晚可以大大庆祝的。

我们今晚来欢迎巴先生,巴先生是外蒙古人。外蒙古到民国以来脱离中国,内政是很修明的,在陆军一方面也练了很多的骑兵,所以他们现在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次巴先生到广东的来意,还是想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大民族,全国人口的总数是四万万,汉族人是多数,蒙古人是少数。中国在帝制时代,总是想压制蒙古。在民国时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树铮练边防军去打蒙古,现在又想派冯玉祥带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总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总是要脱离中国去独立。我们南方政府,向来没有用过兵力去征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远万里而来,想联合成一个大中华民国,就是因为我们有主义。由此便可见主义大过武力。用主义来建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由此便可知主义胜过武力,这便可以大大的庆祝。所以要诸君来公祝巴先生一杯,本总理也来公祝诸君一杯。

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

(1924年1月23日)

现在本党大会宣言已经表决,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但是我们表决宣言之后,大家必须依宣言而进行,担负此项实行责任。此次宣言,不只在场代表共同负责,就是各省及海外的同志,均有负担此项革命的责任。我们从前革命,均未收到好结果,就是因为革命没有彻底成功,其原因大都是我们同志负担责任没有始终如一,所以不能贯彻革命主义。现在本党召集此次代表大会,发表此项宣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与从前不同。前几次革命,均因半路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当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本党的同志在山东、在广东、在四川、在福建、在长江一带的纷纷起事,用种种力量来抵抗袁氏的帝制,那时候并不用鲜明的革命旗帜。以后袁世凯自毙,总算我们反对袁世凯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真精神,仍是失败。后来护法之役,也没把革命旗帜竖起,做了五六年的护法工夫,最后曹锟、吴佩孚也赞成护法,弄得护法的问题又归调和妥协。大抵我们革命在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

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所以今天通过宣言之后,必须大家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

【注】

本文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以后,孙中山在大会上的发言。

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湘军将领兵士诸君:

本大元帅今天在这地和大家相见,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并且可以和大家讲话,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本大元帅今天来对湘军兵士讲话,是希望湘军从今天以后,都能变成革命军。诸君听了这次讲话之后,便全体变成革命军,那才不负革命党全体同志的大希望。

什么是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和寻常军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军的一个人常常能够打一百个人,至少也能打十个人。大而言之,用我军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用我军的一万人,可以打破敌人十万人。像这样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敌人,才叫做革命军。

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受满洲人统治,被满清政府征服了两百多年。到了十三年前,有革命党起,用手枪炸弹,推翻满清帝统,打破专制政体,建设共和国家。所以十三年以来,中国名义上才有中华民国之称,表现于世界上。那次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便是革命事业。讲到当时的革命党,人数是很少的。满清政府在各省都练得有很多新兵,在各险要的地方又有满洲的驻防军。革命党推翻满清政府,究竟是靠什么本领呢?简单的说,就是靠一个人能够打几百个人。那时的革命党因为有那样大的胆量和牺牲精神,所以能够成那样大的事。本大元帅今天来同你们湘军讲话,要发生什么效果,才可以副人民的希望呢?希望发生的效果,就是要你们全部湘军都变成革命军,步革命党的后尘。为什么呢?我们在十三年前推翻满清,但是在这十三年之内不能成立真正民国,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满清之后,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从前的破坏成功,建设还不能成功。以后要建设成功,便要有革命军发生。如果没有革命军发生,就是再过十三年,真正民国还是不能建设成功。湘军各将士这次到广东,是为主义而来的,是为革命来奋斗的。诸将士要能够为革命去奋斗,便先要变成革命军。什么是叫做革命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能够以一千人打破一万人的军队,才是革命军。现在广东有十多万兵,都不能说是革命军,因为他们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的。如果我军一万人遇到敌人一万人,才说去对阵,遇到了两万敌人便不敢前进,像这样的军队有什么用呢?怎么可以说是革命军呢?至于本大元帅今天所讲的革命军,是一千人能够敌一万人。像有这样大力量的军人,在诸位军事家看起来,或者以为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寻常的军事经验讲,我军无论练得如何精良,总要用几倍人去打敌人,才可以操胜算。譬如用三万人去打一万人,才可以说是有把握。如果敌人有三万人,我军只二万人,更不能说是有把握。至于敌人有一万人,我军也只一万人,也不能说是有把握。像这样的军队是寻常军,不是非常的革命军。

世界上有非常的时会,能够做非常的事业,便要有非常的革命军,才可以做成功。诸位将士不信,只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历史,革命党和清兵奋斗,没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敌百的。用一个革命军打一百个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党。诸位将士是湘军,是从湖南来的。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他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枝枪;用那样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事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件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所以本大元帅要大家以后能够打胜仗,做非常的事,便要变成非常的革命军,像黄克强那次在钦廉打仗一样。如果不然,就是枪好弹多,还要送给敌人,自己没有用处。

讲到战时以一可以当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奋斗的精神。有了奋斗精神才能够牺牲,才不怕死。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奋斗精神是从何而生呢?是从主义而生。兵士要发生精神,便先要有主义;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奋斗精神。革命目标到底是什么事呢?什么是叫做革命目标呢?大家都知道革命党是拿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我们要明白了这三种主义,才能够干革命事业。

大家都知道中国从前被满洲人征服过了两百多年,我们祖宗都是满洲人的奴隶,习故安常,忘其耻辱。后来我们为什么能够推翻满清呢?就是因为明白了民族主义,知道自己都是汉人,总数有四万万,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被满洲征服了,压迫了两百多年,不能做主人,总是做奴隶。我们祖宗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满清反歌功颂德,说清朝有深仁厚泽。到了后来,全国之内,不但是受满清的压迫,并且受英、法、德、俄、美、日诸列强的压迫。便有先知先觉的人,发明了民族主义,推究满汉的界限:“为什么以少数的满洲人来统治四万万民族呢?”“为什么四万万民族总是应该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做满洲人的奴隶呢?”由此推想,便发生极不平的感觉,渐渐宣传,推广到全国,四万万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平的。古人说“不平则鸣”,所以全国便要把这个不平来打平他,用极大的牺牲精神赶走满人。由这样讲来,便知道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打不平的。如果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地位有不平,中国人便应该革外国的命。专就满汉而论,因为全国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知道满人和汉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发起辛亥年的革命。后来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义达到目的。

什么是叫做民权主义呢?这个主义的道理,和民族主义是一样的。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国内有什么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军阀官僚的专制,四万万人还是不能管国事,还是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像这样压迫的不平,和外国人的压迫也是一样。所以对国内的专制打不平,便要应用民权主义,提倡人民的权利。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这种不平的专制,和外族来专制是一样。所以对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国内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又是什么道理呢?这种主义是近来发生的。五十年前,不但是中国人没有讲到这个道理,就是外国人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讲过这种话。现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像法国、美国,都是从革命而来的。国外无外族的压迫,国内无皇帝的专制,他们的政治都是很修明的,国家又富庶又强盛。在几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几十年以来,工业发达太过,一切工作都是用机器代手工,譬如耕田、织布和一切制造,没有不是用机器去做的。像大家由湖南到广东的韶关,都是走路;再由韶关到广州,不是走路,是坐火车。火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也就是运输的机器。用一个火车头,可以运几千人,可以运几十万斤行李。那些行李,用很多的人都难得挑动,但是用火车只一日便可以运到。所以火车便是挑东西的机器,火车就是一个大挑夫。一个火车头所运的东西,可以替代几千个挑夫。耕田是这一样,织布也是这一样。一个机器做的工,可以代几百人。机器越多,出的货物越多,赚的钱也越多。所以有机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没有机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穷。因为机器的生产,故生出贫富极大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便发生民生主义。从前说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因为有了机器,生出了极大的资本家,国内无论什么事都被资本家垄断,富人无所不为,穷人找饭吃的方法都没有;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这种主义,近来在外国很盛行,渐渐传到中国。

诸位将士听到这里,于革命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便狠容易明白的。这三种主义可以一贯起来,一贯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军的责任,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

革命军为什么要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呢?三民主义成功了,造成一个什么国家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将来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国家,便先要知道现在的中国是处于什么地位。大家生在中国的这块地方,举目一看,是一个什么世界?简直的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民穷财尽的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世界。无论那一种人在这个世界之内,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现在中国之内,这种痛苦日日增进,这种烦恼天天加多。我们看到这种痛苦世界,应该有悲天悯人之心,发生大慈大悲,去超度这种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变到好的地方;把这种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要达到这种种目的,其责任就是在我们革命军。我们革命军实行这种责任,把三民主义完全达到目的,中国便可成为一个安乐世界。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顶进步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他们国富民强,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国好得多。但是他们国内还有贫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还要革命。他们革命是用什么主义呢?所用的就是民生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他们国内已经成功。除英国、美国的革命现在酝酿,还没有爆发以外,现在已经爆发了的是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发生于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

三民主义在中国完全达到目的之后,将来变成一个什么世界?我们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见到。但是俄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景象,来一看便可知道。七八年以前,俄国人民也是很痛苦的。当欧战的时候,全国加入协商国一方面去打德国。欧战没有终局,国内发生革命,便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对外不帮助协商国去打同盟国;对内推翻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因此列强当时便不去打德国,反移师来打俄国。故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当时革命军竭全力奋斗,把所有的压迫都打破了,于是组织一个新国家,叫做苏维埃共和国。现已经得英国、意国承认了。所以俄国革命,可说是完全成功。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所以他们的政府所持的政策,对于这三种人民便特别优待。要知我们革命成功的将来详细情形,更可用俄国人民现在怎样享幸福的情形,再说一说。俄国人民所享国家的利益,譬如从小孩子初生的时候讲起,自幼长至成人,以至于年老,是受国家什么待遇呢?譬如一个穷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养活,报告到政府,国家便有抚育费,发给到父母去养活他。到了年纪稍大,可以入学校的时候,国家便办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照他的年龄的长进,可以依次进学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国家不收费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进学校的,政府便要惩罚父母,强迫子女去读书。此所谓强迫教育,要全国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读书,人人都受国家栽培,不要父母担忧。至于穷人的子女没有衣穿,没有屋住,没有饭吃,国家都是完全代谋,不必要父母去自谋。像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大多数有没有能力去读书的。像诸位将士由湖南走到广东,沿途所见的小孩子,有多少读过了书呢?再像现在演说场中这些放牛的小孩子,有没有机会去读书呢?故中国小孩子多半没有机会读书,都是很痛苦的;长到成人以后,谋生无路,更是痛苦;再到老年,便更不〈得〉了。故中国〈人〉做小孩子的时候苦,长到成人的时候苦,到年纪老了的时候也苦。一生从幼至老,天天都是痛苦。不是少数人痛苦,是多数人痛苦。如果和现在的俄国人比较,是什么情形呢?俄国人在幼年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读书;在壮年的时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没有事业;到年纪老了的时候,国家便有养老费。像俄国的人民,可说是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推究他们这种幸福,是由于革命而来的,是由于行三民主义、用革命方法造成的。在英美的政治社会,至今还有贫富的阶级。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

从前反对我的是满清皇帝,现在反对我的是满清留下来的武人官僚。这些武人官僚的专制,就是小皇帝的行为。从前有诸先烈前仆后起的奋斗,便推翻了那个大皇帝。我们现在要继续先烈的志愿,推翻曹锟、吴佩孚这些小皇帝。曹锟、吴佩孚和各省专制的督军、巡阅使,都是共和的障碍。有了他们,我们的新世界便造不成,大家便永远没有机会享人生的幸福。诸位将士要自己解甲归田之后可以享幸福,子子孙孙永远可以享幸福,便要担负推翻这些小皇帝的责任。把全军变成革命军,把现在痛苦的世界,改造成一个安乐世界。这种责任,是救国救民的责任。国家改造好了,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

这种责任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要担负这种大责任,便先要有奋斗精神,明白了三民主义,便能为主义去牺牲。我们要担负这样的大责任,做成这样的大事业,非有大志愿、大胆量和大决心不可。故本大元帅今天和湘军讲话,要大家变成革命军,便先要大家有大志气和大胆量,变成用一可以敌百的革命军,然后我们的三民主义才能够完全实行,中国将来才能够变成安乐国家。这个能不能,没有别的问题,只问诸位将士今天听了这次讲话之后,有没有决心。故本大元帅今天来要求诸位将士的,是要诸位将士在今天立一个决心,变成革命军,共同去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

【注】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中的《革命军的本领及目的》

救国方针

(1924年5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晚报》演讲。粤语。)

诸君,我哋大家系中国人。我哋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系世界上顶富顶强之国家,知道唔知道呢?但系现在中国系乜嘢嘅情形呢?中国现在就变成系世界上顶贫顶弱嘅国。中国嘅人民出海外嘅,就俾外国人欺负凌辱,看不上一个人样;喺中国内地呢,外国对于我哋嘅政府呢,对于我哋嘅国家呢亦系睇唔起。所以,外国就有意对中国来瓜分呢一说。后来呢,觉得呢个瓜分呢,系好难实行,恐怕因为瓜分中国呢,惹出就各国自己打自己。所以呢,现在各国就协同来商量,要把中国嘅国事嚟共管,大家嚟共管中国,就系呢睇中国唔起,以为中国系不能自己管治中国。

诸君,试想想:我哋中国几千年来系世界一个文明嘅国家。几千年前中国最强盛嘅时代,就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各国都要拜中国嘅上风。到到今日呢,中国反为系退化,呢个系为乜缘故呢?就系中国从旧满州征服以后,中国人就失了个国家精神。中国亡国于满州二百六十几年呢,中国嘅人民就喺呢二百六十几年之内呢就瞓著觉。所以,中国就政治退化、就文明退化、中国工商业退化,中国总所以到到今日就成为民穷财尽,就变成各国睇唔起。

中国堕落到今日呢个地位,我哋做国民嘅要有一种乜嘢嘅感觉呢?我哋对于国家,第一事我哋知道我哋今日之危险,先知道危险呢,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嚟避得呢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赞成革命,用革命嘅方法、用革命嘅主义嚟救中国。革命嘅主义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嘅三民主义。第一,就系民族主义;第二,民权主义;第三,民生主义,用呢三种嘅主义呢,嚟救中国。呢三种嘅主义呢,我哋嘅大家要留心、要嚟考究。

啖从边处能考究得呢个三民主义呢?对于呢个三民主义,我近日在呢个广东高师,每礼拜演说一次㗎。头一个民族主义呢,就演说了六个礼拜就讲完喇;第二个民权主义呢,又演说了六个礼拜讲完喇;第三个民生主义呢,不日再嚟演讲。现在呢个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两种呢已经系刻书出嚟。咁所以诸君呢,留心呢个三民主义呢要将我呢个三民主义、呢啲演说,要嚟留心详细嚟读过。

呢个三民主义呢系讲得好透澈嘅,系发挥得好精密嘅,里头呢有好多新思想、好多新发明。诸君能读呢个三民主义呢,就晓得用乜嘢方法嚟救国啦。我哋能照住三民主义呢种嘅方法、呢种嘅精神,大家同心协力嚟救国呢,咁就中国就可以反弱为强喇、转贫为富喇,就可以同今日之列强嚟并驾齐驱喇!

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

(1924年6月,在广州对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训词)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祇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祇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和中国毗连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澈底成功。我们拿两国的历史来比较:就对内一方面说中国从前革命,是对外来的满洲人,满清皇帝的威权,到我们革命的时候,已经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败,当那个时候,满清的国势,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国家。比较俄国对他们皇帝革命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俄皇是本国人,又是俄国的教主,在国内的威权是第一,当没有革命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势,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像这样比较,可以说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所以就对内这一方面讲,中国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是很艰难的。就对外一方面说,俄国革命之后,所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中国革命之后,毫没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国人虽然有瓜分中国的言论,我们也怕到革命的时候,受列强的干涉,但是发生了革命之后,列强毫没有理会。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遇到外国人的障碍,不只是言论,并且实受兵力的干涉。各国军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②他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像这样看来,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所以更就对外那一方面讲,中国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也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澈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至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中国当革命之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明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不敢明目彰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③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祇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方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鬬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什么是叫做革命的基础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有了那一样的行为,才叫做革命的基础。至于现在广东的这些兵士,对先烈的那些行为,还是莫明其妙。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室家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在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军人,完全反对革命,祇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要将来维持共和,销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门。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都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当时全国的清兵有多少呢?从前有旗下绿营、水师和巡防营,后来又有新兵,总共不下一百多万。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城的,便有李准所带的水师,张鸣岐所带的陆师,和燕塘的许多新兵,及满洲的驻防军,总计不下五六万人,当时革命党的人数不过是几百人,经过那次革命之后,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没有死的,当然是很多。当时做冲锋队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过三百人,所打的敌人,不止三万人。革命党祇用三百人,便敢打三万多敌人,这就是革命党的见识,革命党的见识,都是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此刻在这地听话的,多是军事教员同军官学生,试问诸位教员,研究军事学,在战术中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来,无论古今中外,都没有这种战术。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说是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近时的兵法,用一个人打一个人,非守即退;像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当的战术。至于广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并且坐守广州的敌人,都有长枪大炮;进攻广州的革命党,只有手枪炸弹。战到结果,革命党死了七十二人,后人以为是失败。但是革命党攻进制台衙门,赶走两广总督,我们以战论战,当日广州城内之战,可以说是成功。至于后来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预约的援军不至。就是推到那次冲锋队的三百人,武器还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并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事后将敌我的情形,过细比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并不是三万敌人,能够打败三百个革命党,实在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计划不周全,如果在起义之先,计划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呢样?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的工程营中发难,城外的炮兵营,立时响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督衙门,赶走瑞澂,占领武昌。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革命党祇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广州起义,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少数的人打极多数的人,在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斗,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我们继续来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说用少数不能胜多数。诸位教员有从外国学来的,有从保定学来的,从前各国在陆军学校所教授的学问,都是寻常的军事学,此刻学成的先生,再教授学生,一定也是从前所学的普通军事学。所以诸位学生,在这个学校内所学的学问,大概都是极寻常和极有规矩的普通军事学。诸君专拿这种学问,可不可做革命军呢?做革命军的学问,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是从立志中发扬出来的。诸君在求学的时代,当然要听先生的指教,服从长官的命今,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绝顶聪明的人,或者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就是没有绝顶聪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学问,澈底了解,将来也有大用处。用诸君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狠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以诸君这样好的根本,如果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以做一件狠大的革命事业。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狠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狠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到了武昌起义之后,都便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海陆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的赞助,但是穷脉⑥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狠少。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罗这一般军人,以后才收军事上的顺利。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军人。大家总要记得: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我们现在才到这地开办这个军官学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用我们这个学校和他们的学校比较,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候狠久,人数狠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如果专就物质一方面来比较,又照常理论,我们怎么能够改造中国呢?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处,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在从前满清的时候,是这一种将士,现在遗留到曹锟⑦、吴佩孚的,也是这一种将士。我们没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党,从前既是能够销灭满清,将来富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军,更是能够销灭曹锟、吴佩孚。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销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销灭。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销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成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得有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更是要同他们拼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本领,是靠什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种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是我们有胜无败。

这种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像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他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到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像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他们都是由于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狠难得和狠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的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是死得其所了。从前的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销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注】

① 据“周刊”第二十七期(民国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原标题为“总理对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训词”(季陶、贻孙同记)。今标题据“胡本”及“会本”。

② 据“胡本”及“会本”增“其”字。

③ 原文为“都”,今据“胡本”及“会本”改。

④ 据“胡本”及“会本”增“人”字。

⑤ 据“会本”增“百”字。

⑥ 原文为“穷派”,今据“胡本”及“会本”改。

⑦ 原文为“曹琨”,今据“胡本”及“会本”改。下同。

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演说

(1924年11月19日)

诸君:

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曹锟、吴佩孚都是主张武力统一的人。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所以离开西南到上海来。兄弟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虽然因种种障碍未有成就,但是对于反对曹吴的武力统一,很有计划,很有筹备。近来筹备将及成功,忽然遇到国民军推翻曹吴,我在西南所做的两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筹备反对武力的计划可以放弃;不但是放弃反对武力的计划,并且放弃西南的地盘,单骑来上海,再过几日就往北京。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至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有办法。这个办法的头一步,就要靠报界诸君鼓吹,来指导民众。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这两三年来,曹吴更想用武力来征服民众、统一中国,他们这种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败。这个失败事实发生了之后,就是我们人民讲话的极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放弃这种权利;若是我们放弃这种权利,便难怪他们武人讲话,霸占这种权利。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这个机会。至于所有的办法,已经在宣言中发表过了。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说到中国人数,向来都是号称四万万,但是真正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如果用的确人数做基础,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事;在短时间内办不到,便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国民若还要失去这个机会,还不讲话,便是放弃主人翁的权利,以后再没有机会便不能怪别人了。我从前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筹谋计划,反抗武力,来造成这个机会。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机会,从前的筹谋都没有用处,所以抛弃一切,亲到上海来同诸君相见。

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是用人民的资格,是处于国民的地位。你们报界诸君,在野指导社会,也是一样。诸君都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向导。我主张组织国民会议的团体,已经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种。这九种团体都是现在已经有了的大团体,另外没有列入的团体还是很多,譬如新闻界的团体便没有列入。现在各处新闻界的团体,内容、组织是不是完全,还要诸君仔细去调查;如果调查之后,认定是很完全,当然可以参加会议,讨论一切大问题。但是不管新闻界是不是参加会议,都负得有指导民众的责任,都要竭力宣传,令民众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国现在要和平统一的重要,以尽自己的责任。诸君此刻宣传国民会议,或者一时未能普遍传入全国民众之中,但是可以传入有知识的各种大团体,好像学会、商会、教育会以及农团、工团一样。诸君在这个时期内来讲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如果在这个机会还不讲话来推倒军阀,那末,这次北方事变便不能促成和平统一,或者要酿成大乱,也未可知。

我们在这个时机,要问是全国大乱的终结,还是和平统一的开始,就全靠我们国民。我们国民要想是和平统一,便应该万众一心,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加入国民会议,研究现在时局的弊病,讨论补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团体,不论他是有没有军队,不管他是属于那一界,都要照国民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

我所发表的宣言,要能够完全实行,固然需要种种筹备;但是要民众赞成国民会议,首先便要民众明白国民会议的性质和国民会议的力量。如果这个会议可以解决国家的纠纷,诸君在新闻界便应该竭力鼓吹这个会议,俾民众明白这个会议的性质、实行这个会议的办法。从前国会之所以没有用处,是由于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当时只要愿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乡去运动,人民因为不知道国会的重大,便不问想做代表人的学问道德如何,便举他们做议员,成立第一次国会。从前国会因为议员的本体不好,复受外界武力的压迫,所以在当时总是不能行使职权。后来北方政府毁法,解散国会,国会更是没有用处。西南政府护法,在广州、四川召集国会,以维法统而与武力相持。前年曹吴也赞成护法,召集议员到北京开会。但是那些议员总是不组〔顾〕民利,只顾私利,到北京之后,不做别事,只要有钱,便去卖身,造成曹锟的贿选。现在全国国民对于那般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所以我才发起这个会议,要人民明白国家现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关系,用正派分子来维持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组织这个团体,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赞成,没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发起这个会议,自然要担负这个责任,对于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们赞成这个会议的主张;若是他们不赞成,我就明告于天下,说他们是以暴易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如果是帝国,才让他们去讲话。假若一天不改国号,他们一天总要听人民的话。那些有十万或者二十万兵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特别伟人,只可以当作国民守门的巡捕。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那些守门的巡捕都是有枪阶级,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质上多给钱,决不能够让那些巡捕来管家事,反对主人。照道理讲,那些有大兵权的人,所有的任务就是和守门的巡捕一样,不能以为他们是有枪阶级,我们主人便放弃权利,连家中大事也让他们来管。他们这次推翻曹锟、吴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劳,我们只可以在会议之中特别设法酬谢,不能说会议的经国大事便由他们把持。他们在带兵的时候,一方面是军人,但是在不带兵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国民。用国民的资格,在会议席上本来可以讲话。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请他们直捷了当去做皇帝。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们自己真要看作皇帝,这次会议开不成,国事还不能解决,中国还不能和平统一,那末,国家的大事只可以暂时让他们去胡行乱为。这次推翻曹吴,他们极有功劳,我们国民不讲话,他们当然可以讲话。不过他们推翻了大武人,还更有小武人发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当然可以称霸。所谓“大者王小者侯”,以后中国的乱事当更没有止境,国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们要现在解除国民的痛苦,以止中国的乱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团体,组织大机关,来对武人讲话,求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若是武人还执迷不悟,我们国民只可以宣布他们的横暴,等他们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总有觉悟之一日。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权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见武人不足恃。有了这回事变,一般野心家看见了,或者可以敛迹。但是要我们力争,他们才敛迹。如果目前无人力争,他们便不顾是非,为所欲为,以后的乱事便不知道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了!

有了这次北方事变发生之后,究竟能不能够收束?以后中国究竟是治或者是乱?究竟是和平的开始,或者是大乱的开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决定,只有开国民会议,用大家来解决之一法。若是专由武人去解决,便由他们彼此瓜分防地,争端没有止境,好比从前的督军团会议,各武人分争巡阅使一样。至于收束目前的军事,全国军队如何改编、如何遣散、如何化兵为工来开路,那都是将来会议中的条目。现在所应该注重的大纲,一共只有两点:第一点是国内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救济;第二点是中国受外国的种种压迫,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点说,大家常听得说中国有四万万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国科学家同宗教家对于中国人口精确的调查,前二年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去年不足三万万。在从前,各国教士同科学家调查中国人口,确有四万万。何以从前的人数有四万万多,近年便减少到三万万一千万,到去年便更形减少,连三万万的数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这十几年中便减少了一万万,在前年一年之中便减少一千多万呢?我们人口这样减少,真是可惊可怕!这样可惊可怕的事,是受什么大影响呢?依我看起来,最大的影响是受国内的变乱。以后乱是再不停止,全国人口当更要减少,推到极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这就是民生主义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中国前途不至亡国灭种,便要赶快解决这种民生问题。中国近来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战争。在战场中死亡的人数最多不过十万,其余大多数的死亡,都是在战场附近冻死饿死,或受其他各种兵灾的影响,生活不遂而死。我们要和平统一,防止乱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问题。

就第二点说,是对外问题。中国从和外国通商以来,便立了许多条约,那些条约中所载的极不平等。现在中国已失去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一般人都说是一个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国还赶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宾是美国的殖民地,中国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讲起来,中国比较高丽、安南和菲利宾所受待遇当然好些。但事实上是怎样呢?高丽做日本的殖民地,高丽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个日本;日本做高丽的主人,所得到的权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尽的义务也不少。如果高丽有了水旱天灾,日本设尽种种方法去赈济,常常费到几百万,日本人都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至于美国之待菲利宾,不但是急时赈济灾害,平时并且费很多的人工、金钱,办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国平时要改良社会,急时要赈济水旱天灾,有什么人来尽义务呢?只有几位传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悯人的心理来救济;如果费了几十万,便到处宣传,视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丽和菲利宾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国的人,做奴隶的要得到一国主人的欢心,当然很容易。中国现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几国,如果专得英国人的欢心,美国、日本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若是专得日本和美国人的欢心,英国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正是俗话所说:“顺得姑来失嫂意。”要得到众主人的欢心,是很艰难的。

今日《大陆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条约神圣》。这篇论文所以发表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我在吴淞登岸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新闻记者见我说:“英国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登岸之后,住在租界之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记者昨日发表了我的这言论,所以该报今日便有这篇论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条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卖身契!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废除国际间的不平等条约,东亚有两国已经行过了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暹罗。东亚只有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就是日本、暹罗。日本、暹罗之所以能够完全独立,就是由于废除从前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条约,是用兵威;暹罗国小,没有大武力,废除条约,是用公理向各国力争。所以国际间强大国家束缚弱小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是可以废除的,不是不能废除的,只看我们所用废除的方法是怎么样罢了。我们常常笑高丽、安南是亡国奴,他们都只有一国的主人,做一国的亡国奴;我们和许多国家立了不平等的条约,有十几个主人,做十几国的亡国奴。最近新发生了一个俄国,自动的废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除了俄国之外,还有德国、奥国也废除从前在中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交回一切特别权利。德国、奥国都是欧战打败了的国家。

那些欧战打胜了的国家,见得打败了的国家还可以放弃中国的特别权利,为什么打胜了的国家不可放弃呢?他们因为研究到这个问题,自己问良心不过,所以便主张把从前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放松一点;因为研究放松条约的办法,所以才有华盛顿会议。但是他们一面会议,主张放松条约;又一面说中国常常内乱,不能随便实行,总是口头上的主张。外人在口头上放松束缚中国的条约,不是从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义和团之后,各国联军打到北京,赶走中国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国人在北京为所欲为,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国内极文明,有许多人看到各国在中国太野蛮,太对中国不住,便出来讲公道话,主张要把英国所占的特别权利送回中国。英国政府在当时也赞成这种主张,但是又附带了一个条件,必须各国一致退回在中国所占的特别权利,然后英国才可以实行。所以英国一方面赞成那种公道的主张,又一方面使许多小国象西班牙、葡萄牙来反对,弄到结果,彼此推诿,至今不能实行。这还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国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这种动机,我们不争,他们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约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就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以废除。好像最近的华盛顿会议,外国人便主张放松;从前的凯马约契,外国人也主张实行,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都是不要。假若全国国民一致要求,这种目的一定是可以达得到的。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

譬如就通商而论,这本是两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进口货极多,出口货极少,进出口货总是不能抵销。据最近的海关报告,进口货要超过出口货五万万,这就是中国损失了五万万,换言之,就是中国由于通商,每年对于外国要进贡五万万。就我们所住的租界而论,租界是什么人的主权呢?都是归外国人管理的。中国人住在租界之内,每日纳税、买货以及缴种种保护费,又是多少钱呢?再就货物在中国内地销行的情形而论,外国货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再运入内地,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厘金;抽过了百分之七点五之后的外国货物,无论运到什么地方去卖,都不必再抽税,都可以畅销。如果有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到四川重庆去卖,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以后经过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夔府等处,总有十多处厘金关卡,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抽一次的厘金。总算起来,经过这些关卡,商家该当纳多少税呢?中国商人因为要免除这种重税,所以许多商人便请一个外国人出面运货,说是外国的货物,每批货物只抽百分之七〈点〉五的税便可以了事。中国商人请外国人保护货物的这种举动,好比是请保镳一样。外国压迫中国,除利用经济势力来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种种方法,间接来吸收中国人的钱。不过中国最大批的损失,还是进口货的五万万。我们受这样大的损失,在外国人美其名说是通商;就事实上论起来,何异强夺豪取!

更就洋布洋纱而论,当欧战的时候,本是中国商人最赚钱的生意,当时之所以赚钱,是由于洋货不能入口,没有洋货来竞争。我这次进吴淞口的时候,沿途看见纱厂布厂的烟筒,多是不出烟,我便奇怪起来,问那些由上海来接我的人。他们都说那些工厂在这几年中极亏本,早已停工。亏本的原因,是由于和洋纱洋布相竞争,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纱都不能赚钱。当这个时候,假若海关是归我们中国人管理,我们便可以把进口的洋布洋纱抽重税;如果在中国所织的布每匹是值五元的,我们加抽洋布的税,便要弄到他每匹的价钱要高过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国布的价钱一样,然后中国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竞争。这种抽税的方法,是保护税法,是用来保护本国货物的。中国现在因为受国外压迫,不能行这种保护税法,所以上海纺出来的纱、织出来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纱相竞争,便要亏本,纱厂便因此停工。工厂停工,工人自然是失业。当布纱生意极盛的时代,这种工厂在上海之内的工人至少有十万人,这十万人现在因为停工失业,谋生无路,总有多少是饿死的。那些饿死的工人,就是间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和国际经济压迫的影响。

中国当革命之初,外国人不知道内情,以为中国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轻视,所以赞成中国统一。后来查得内情,知道中国的官僚军阀都是爱钱,不顾国家,所以便帮助军阀,借钱给军阀。军阀有了多钱,于是摧残民气,无恶不作。像袁世凯借到了大批外债,便杀革命党,做皇帝。吴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债,便专用武力,压服民众。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以后,退到天津,本是穷途末路,国民军本可以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我说这些话,不是空造的,的确是有证据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几个月某国人在香港的言论,大吹特吹,说“陈廉伯是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发生”。他们总是在新闻纸上挑战,要商团打政府,说商团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马上实行共产。最近更助陈廉伯在香港发行两百万元的债票,由他们的银行担保。像这种种举动,无非要延长中国内乱,他们才可以从中取利。像这样的帝国主义还不打倒,不但在北帮助吴佩孚,在南帮助陈廉伯,就是吴佩孚、陈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帮助,中国的祸乱便永远没有止境。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陈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吴佩孚。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的〔这〕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往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中国以后之能不能够统一,能不能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我因为要担负这种责任,所以才主张国民会议。我今天招待诸位新闻记者,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请诸君分担这个责任,来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

【注】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孙中山北上途中,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上海,十九日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招待新闻记者,发表演说。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民国的名称,是革命党推翻了满清之后才有的。不过十三年以来,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这种名不符实,就是我们革命没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那一个民族或者那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后,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国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后,然后才有止境,然后法国才定。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这种力量,向来都没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还不能成功。

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这回变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革命党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举行,所以在两三年前,便有几位同志说: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于这个理由,那几位同志便到北京去进行。到这次变化发生之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战事起了之后,他们催促更急,主张要我一定放弃广东,赶快到天津。当时我在韶关,督率北伐军出发江西,要北伐军完全离开广东进到江西之后,才可以离开广州;若是我离开广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进行。到了江浙战事发生变化,江西赞成北伐军的同志,不敢来归;在韶关的北伐军,也因之摇动,不能迅速前进。不上十日,北京就发生这次变化。外间的新闻传到了,我们同志的报告也同时到了。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去。

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但是还有许多人催我赶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奉军领袖的张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电报,总是要我赶快北上。我也因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所以便决定北上。又因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数日之内无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内也无船位,所以才绕道日本,来神户。在神户等船,比在上海等船还要快。而且路过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旧朋友,及观察日本国民最近对于中国的感情。至于北京这次的变化,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但是他们欢迎我去,便是给我们以极好的宣传机会。

此时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国赶快和平统一。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路过日本,在上海动身及到长崎和神户三处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闻记者来见我,要我公开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我现在神户,没有工夫来看日本全国的报纸,不知道日本国民对于我这种主张的感想是怎么样,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对的。不过我这两日所见日本的旧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这几个朋友,虽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舆论,但是可以担负在日本宣传我的主张的任务。

中国要和平统一,为什么我要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呢?和平统一是内政问题,废除条约是外交问题,我们正讲内政问题,为什么要牵涉外交问题呢?因为中国国内种种力量,都没有革命党的力量大;中国现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党。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吴佩孚的历史。吴佩孚是袁世凯以后最大的军阀。吴佩孚这个军阀,究竟是从何而起呢?他在民国五、六年以前,是一个无名秀才,没有人知道。就是带兵到湖南衡州,来打南方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旅长。当时南方政府是总裁制,本总理也是几位总裁当中之一,我们南方政府教吴佩孚不要用兵,给他六十万块钱;并说北方政府卖国,教他回师去打北方。他得了我们南方的大批军饷,便回师武汉,进占洛阳。当时北京政府是段祺瑞当国,他便攻击段祺瑞,始而打电报,继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祺瑞之后,口头上虽然以民党自居,总是说北京政府腐败,要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心理上还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外国人考查到了他的这种真相,以为可以利用,便视为奇货可居,事事便帮助他,自己从中取利。吴佩孚以为外国人都是这样帮助,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所以便越发大胆,用武力横行于中国,弄到全国人民都是不能安居乐业。我们革命党因为要救国救民,所以便联络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诸君听到这地,便知道吴佩孚的成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失败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起家和失败完全是由于民党的力量。革命党的力量当然要大过吴佩孚。至于吴佩孚在这几年中以军阀自居,专用武力压服民众,我们民党也是受他的压迫的原故,是由于吴佩孚得了外力帝国主义的帮助。所以此刻在中国,只有帝国主义的力量才是大过革命党。我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因为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所以讲内政问题便牵涉到外交问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像教书的、传教的和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于不安分的,只有少数流氓。这些流氓,在外国不过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国,不上几年,稍为知道中国内情,便结交官僚,逢迎军阀;一逢迎到了军阀,便无恶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条约之中所没有记载的事,他们都是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所以这几年来,无论那一个军阀做事,背后总有几个外国政客的帮助。

譬如,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或者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这两年来,有几个英国人不喜欢国民党,不愿意国民党的政府发展,便煽动陈廉伯,运动商团全体,在广州内部反对国民党的政府。陈廉伯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买办,本来是个安分的商人,没有什么野心。因为他做汇丰银行的买办,所以那几位反对国民党的英国人便认识他,便日日运动他反对政府,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当初虽然没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国人的这种运动,既可以得英国的帮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国人的保护,安然无恙,于是他的胆量便雄壮起来,便发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对于本党政府作种种的反抗运动。他当初所有的死党不过是几个人,运动成熟了的商团军士也不过是三五十个人,羽毛还不丰满,要反抗广州的革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他于是又听英国人的话,向外国另外办军火,想另外组织军队。

他所办的头一批军火,是用一只叫做“哈佛”的丹麦船运进广州。当那只军火船一到广州的时候,便被我们政府查出来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军火船,一面派人调查那船军火的来历,才知道那船军火是用商团的名义运进来的。在那只船进口之前五日,陈廉伯也曾用商团的名义,向政府领过了一张护照。不过陈廉伯领那张护照的时候,曾声明在四十日之后才发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后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张护照都是有用处。陈廉伯当初之所以有这些声明的意思,就是他对于丹麦船所运来的这批军火,已经想到了种种偷漏的方法,以为不必用到那张护照便可以偷过;他所领的护照,是预备第二批军火到的时候才用的。后来果然有第二批军火由欧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广州失败,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陈廉伯才要所领的那张护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内都有效力。而这船军火运进广州的日期,和那张护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个大疑点。更查这只军火船是属于丹麦商人的,丹麦在广州的领事是一个英国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国人又不在广州,是以我们便和英国领事交涉。英国领事和我们的私交很好,便将陈廉伯买军火的原委告诉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陈廉伯的行动吗?香港和上海的外国报纸老早就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反对你们政府,你们还没有留心那种新闻吗?我老实告诉你罢,有几个英国人许久〈以前〉便教陈廉伯买军火、练军队,反对广州政府。这不过是头一批军火,以后还有二批、三批。至于这种主张,只是几个英国人的事,我可以报告我们公使,惩办他们。你们可以办你们的商团,对付陈廉伯。”我知道了这种详细情形之后,便把那船军火完全扣留。当时许多明大义的商团,也承认由政府办理,没有什么举动。

但是,陈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国人的鼓动,便煽动一般无知识的商团,要求政府发还扣留的军火;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煽动广州全体商人罢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团,穿起军服,整队到河南大本营请愿,要发还枪枝;若是不发还枪枝,第二日便罢市。我当那一日正在大本营,便亲出接见那一千多商团,对他们演说商团买枪的护照,就日期讲,陈廉伯已经声明在四十天之后才有效,这批枪枝只在领护照后五日之内便到广州,是一个疑点;就枪数讲,护照上载明的长短枪数,与这只船所载的枪数不符,是两〔二〕个疑点。专就护照说便有这两个疑点,有了这两个疑点,那末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并且把英国领事对我所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和另外买枪练兵来反对政府的情形,详细告诉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他们听明白了之后,当时便很满足,第二日也没有罢市。以后我把陈廉伯的叛迹,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实告诉商团。但是在手续上,我还没有用公文,只用私缄。对商团各代表说,陈廉伯反叛政府的诡谋,我已经查清楚了。你们商团不是同谋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谋的人,我一定要办几个,以儆效尤。那些陈廉伯的羽党,便鼓动全体商团,要求政府宽大,不能多牵连。政府便答应他们的要求,不但是没有牵连,并且没有重办一个同谋的人。

陈廉伯看见政府很柔软,便鼓动商家罢市,还是要求政府发还所有扣留的枪枝。政府也答应他们的要求,承允把护照上所载枪枝的数目,分批发还。在国庆日便一批发还长短枪四千枝,子弹一二十万。陈廉伯那些人看见政府一步让一步,很容易欺负,于是更鼓动商团在国庆日收回枪枝的时候,对于政府武装示威,开枪打死许多庆祝双十节的农团军、工团军和文武学生。因为陈廉伯已经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枝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日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割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唯陈廉伯之命是听,把广州全市商团的枪枝都集中到西关,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各街道,俨然把广州市分成了两部分:城内属于政府范围,西关属于商团范围。凡是商团范围以内,都是由商团发号施令。在商团发号施令的范围以内,不但是没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员路过,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就马上有性命的危险。当时西关和城内,完全成了一个交战区域。那几日英国人便在香港英文报纸上挑战,说广州的实在势力已经到了商团之手,政府没有力量行使职权,政府人员马上便要逃走。其实政府还是想调和,但是西关的那些土匪顽强抵抗,无论政府是怎么样调和,都不能得结果。

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收藏得有几十个团兵,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时候,政府为求自卫起见,才下令还枪。到了政府还枪之后,稍明事理的商团份子便极愿缴枪了结,以免糜烂市场。而陈廉伯的死党还是在西关散布谣言,不说是东江陈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说是白鹅潭的英国兵船马上便要开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团多抵抗几点钟,便可以胜利。

当商团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十几日,英国领事本告诉了我们政府说:在白鹅潭的英国兵船,已经奉到了他们海军提督的命令,如果广州政府开炮打西关,英国兵船便开炮打广州政府。我得了这个通知,便用很正当的宣言,通告英伦政府和世界各国。英伦政府也自己知道无理,便制止他们海军提督,所以到后来政府和商团冲突的时候,英国兵船到底是守中立。从互相冲突之后,不上四点钟,各武装商团便缴械了事。于是香港英国的报纸,更以为是反对广州政府的好材料,便无中生有,乱造谣言,把广东政府骂得不值半文钱。其实广州政府和商团原来本是相安无事,因为有几个英国流氓居中离间,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后,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结,因为那几个英国流氓又从中挑拨,所以便弄到杀人缴枪,以致商团受英国人的大骗。诸君不信,只看前几个月的香港英文报纸,许多都是恭维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出现”的论调,便可以知道英国人的居心。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

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就是推到全国的情形,也是这一样。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防止了外国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便先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还是在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中国才可以脱离外国的束缚,才可以还我们原来的自由。

用极浅近的道理说,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的卖身契。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丧失权利的条约,就是把我们国民押到外国人,替我们写了许多卖身的字据一样。中国国民卖身,不只是卖到一国,已经卖到了十几国。我们国民卖了身,究竟国家的地位堕落到什么样子呢?有许多人都说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认是全殖民地。存这样见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国情。如果说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来,中国现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国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归英国,由英国人管理,是英国的全殖民地;上海还是中国的领土,不过暂时租到外国,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讲,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当然比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要高。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香港割归了英国,英国政府便派一个总督来管理。那个总督为管理香港起见,设立了一个香港政厅,另外又设立一个立法局,所有关于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个立法局颁布出来的。在那个立法局里头,还有几个中国人。那几个中国人在立法局里头,还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呀,还是在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到的地方,他们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所以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我就这个情形,创立一种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

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讲,凡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国的奴隶,对于母国总可以享多少权利;我们现在做十几国的奴隶,没有一点权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国的殖民地,和南非洲许多地方也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洲和加拿大所设立的政府,对于母国新进口的人民,都有主权可以检查;由母国运来的货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税;英国人进那些殖民地之后,只可以做普通买卖的商业,不能滥发纸币,扰乱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国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国不能另外设立法庭去裁判。试问英国人进中国的口岸,中国政府有没有权力去检查呢?英国货物到中国来,中国有没有海关去自由抽税呢?英国在中国的所有通商口岸,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中国政府有没有权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国人寄居中国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国法庭能不能够去裁判他们呢?英国人的这些行动,在本国的殖民地是怎么样呢?再在他们的祖国三岛之内,又是怎么样呢?不止是英国人在中国是这样横行,就是其他各外国人都是一样。所以中国人不只是做一国的奴隶,实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国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国奴的地位还要低!好比高丽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国,高丽人只做日本一国的奴隶,安南人只做法国一国的奴隶,高丽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国人还要高。我们不用外国的领土来比,就是同是中国的土地,只要完全亡到了外国的,便和在中国没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园,无论什么中国人都可以进内面休息。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在上海便有许多地方,中国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

现在北京有了大变化,我可以自由到北京去。我一到北京之后,便要开国民会议。这个会议能不能够马上开得成,此刻固然没有把握。假若开得成,我首先要提出来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改良国民生计;一件是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条约。若是国民会议开不成,我们就是想要做这两件事,便做不成功。要把这两件事做成功,还是要开国民会议。要能够开国民会议,还是要大家先出来提倡。

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法,因为全国人数的调查不的确,不容易由人民直接派代表,所以我在宣言里头,便主张用全国已经有了组织的团体派代表,共同到北京来组织国民会议。至于宣言中所列入的团体,遗漏了的还是很多。譬如报界便没有列入,所以我在上海,便主张加入报界团体。你们在海外的华侨团体也没有列入,为解决华侨在海外所受的种种压迫起见,华侨团体也应该要加入。要全体国民都是一致力争,要全国有组织的团体都是一齐加入,然后这个国民会议才可以开得成,然后这个国民会议才是〔会〕有很大的力量。因为要得到国民全体的主张,然后对内要改良国民生计的问题,才可以根本解决;对外要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动世界各国人民的视听。现在中国捣乱的外国人,不过是少数无赖的流氓。至于在外国许多主张公道的外国人,都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形。假若那些很公平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同他们所立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很坏,他们一定出来仗义执言,为我们打不平,要帮助我们要求他们本国政府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好比美国南方人从前虐待黑奴,北方主张公道的人便出来打不平,发生南北战争,一定要解放黑奴一样。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次到北京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必须全国有组织的团体都是一齐加入,才有大力量,才可以动各国主张公道〈的〉民众的注意,然后乃可动世界的公忿,他们一定要来和我们表同情。到了各国主张公道的人都是和我们表同情,那还愁什么不平等的条约不能够废除呢!

我们做国民的要将来达到这种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国去力争,要全体国民都是打电报,一致去争。国民为争这种国家大事,打到了几百张和几千张电报,便可以当几千兵和几万兵。假若我得到了国民的一万张电报都是要开国民会议,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万张电报向军阀去力争;用一万张电报去争,这种和平的争法,胜过十万兵。所以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还是要开国民会议;要开国民会议,还是要做国民的大家奋斗,一致去要求。今晚在这里开会的人,都是本党在日本各地的同志,散会之后,要实行本党的主张,便要写信发电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国的家庭,去解释国民会议的重要,要各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一致赞成要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以和平统一,大家便可以得太平幸福;国民会议开不成,中国便还要大乱不已,大家便还要受兵灾的祸害。所以大家要以后所得到的是祸是福,还是在大家自己去求。今晚各同志来欢迎我,我便希望各同志在散会之后,对于国民会议要努力去奋斗。

【注】

孙中山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抵神户。这个欢迎会是由东京、大阪、神户三地的国民党组织联合举办的。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中国内乱之因》

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对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演说词

1924年11月28日

神户商业会议所、日华实业协会、我们中国领事和华侨诸君:

今晚蒙诸君这样热诚的招待,兄弟实在是感激无量。我这回绕道神户,蒙日本各界人士一致热诚欢迎,就这种偶然经过的情形看,便可以知道中日两国国民是很亲善的。照中国同日本的关系说,无论讲到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的发展。譬如兄弟这次出来,是由南中国到北中国,就是由我的家内南边走到我的家内北边,绕道神户就像经过一个日本人的家庭一样。只由我的家内南边走到北边,便要经过你们日本人的家庭,专就交通一项说,中国同日本便有这样的密切。其他种种关系,都是不是很密切的?我们两国国民向来的口头禅,都说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两国国民应该要携手。从前日本的维新元老,在维新没有成功的时候,本有中日两国携手的提倡。现在日本维新已经成了功,但是中日两国国民的口头禅还没有达到目的。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中国从前睡了觉,当中经过日本维新的几十年,中国是在梦中,毫不知道。经过近来世界的大变迁,和欧美势力东侵来压迫中国,中国也是在梦中,也是不知道。到十三年之前,中国才有革命。中国发生革命,是少数先知先觉的提倡,要把政治的改良,要把国民唤醒,要把国家的地位恢复到和从前一样,所以才有革命。

不过中国这次革命所处的时机,和日本从前维新的时机便大不相同。当日本维新的时候,欧美势力还没有完全东来,在东亚又没有别的障碍,日本整军经武、刷新政治都不受制正掣)肘,都是很自由,所以日本维新便能够完全成功。当我们中国十三年前革命的时候,欧美大势力老早侵入了东亚,中国四围都是强国,四围都是障碍,要做一件事便要经过种种困难,就是经过了困难之后,还不能达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没有成功。我们革命党在中国这十几年以来,本来已经推翻了满清的旧皇帝,消灭了袁世凯的新皇帝,扫除了种种障碍,就是最近曹、吴的大军阀也被我们推倒了。在国内对于革命的障碍,都被我们消灭完了。我们在国内没有革命的障碍。既是没有革命的障碍,革命便应该可以成功,为什么还说不能成功,还不能达到圆满的目的呢?因为还有国外的障碍没有打破。这种国外的障碍,便是中国从前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

从那些条约的字面说,是很容易明白的。至于讲到内容,不但是中国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旁观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讲起来,那些条约的来源是从前中国和十几个外国所订立的。外国在中国定了那些条约,便和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便用来压迫中国,享种种特别权利。经过这次欧战之后,德国和奥国废除了那种条约,德国和奥国现在中国不能享特别权利。德国和奥国之所以废除了那种条约的原故,是因为他们是打败了的国家,被我们中国要求废除了的。近来俄国也废除了那种条约。俄国之所以要废除的原故,是因为俄国革命之后很主张公道,知道那种条约太不平等,对于中国太不讲道理,所以他们自己甘心绅正情)愿要废除那种条约,要送回俄国在中国所享的特别权利。那种不平等的条约,现在一共有三国是已经废除了,另外还有十几国没有废除,还是握我们中国的主权。

那种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呢?老实说,就是从前中国政府把我们国民押到了外国人所写的一些卖身契。现在拿到这种卖身契的还有十几国,就是我们还有十几个主人。我们现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是十几国的殖民地。做一国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到十几国的殖民地便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纽丝兰也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英国平时对于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权利很少,而所负的义务很大,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对于母国反要享很大的权利。我们中国做十几国的殖民地,那十几国只到中国来享特别权利,只来虐待中国人,毫不尽义务。所以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奴隶,沾不到一点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见有痛苦。逼到在中国之内无路可走,宁可跑到外国去做一国的奴隶,好像广东人就近便跑到香港,远一点便跑到南洋群岛和南北美洲一样。他们那些人跑到了外国之后,都是不想归家乡,自然是觉得做一国的奴隶,比做十几国的奴隶要愉快得多。中国现在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的地位比较殖民地还要低一级,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说到我们的领土要大过美国,我们的人民有四万万要多过美国,美国是现在世界上顶富顶强的国家,我们中国有这样大的领土和这样众的民族,还不能成一个独立国家。推到这个原因虽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独立国,是十几国的殖民地,中国人自己还不知道,我看日本人也不知道。

日本现在是东亚最强的独立国家,也是全世界列强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国是十几国的殖民地,用一个独立国家要来和殖民地相亲善,我看这是做不到的事。要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一段好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我们广东从前有甲、乙两个朋友,甲是广州人,在广州很有势力,很有地位,可以说是一个绅士。乙是一个乡下的世仆(粤俗家庭中永久的奴仆之称,与北方老家奴的名称相似),还没有脱离奴隶的地位,后来到广州做生意,发了大财,也是很有势力,因为朋友的介绍,便认识甲,便和甲做朋友。有一日,那位甲的朋友请乙去吃饭,两个人都是很阔绰,摇摇摆摆去上酒席馆。正在街上走到得意的时候,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乙的主人是一个乡下佬,正从乡下上街来,没有穿什么好衣,又没有穿鞋,手内只拿一把大伞,走路很远,身体极疲倦。忽然遇到了乙,因为乙是他的世仆,所以他便不客气,便马上问乙说:“我许久不见你了,你是怎么样变到这样阔绰呢?你今天穿到这样好看,是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走路疲倦得很,你替我拿拿这把大伞,跟我来听差罢。”乙因为是那位乡下佬的世仆,所以便不敢推辞,只得替他的主人去拿伞,同他的主人一路走。乙因为要替他的主人去拿伞,便不能同他的朋友甲去吃饭,因此甲要请他的朋友乙去吃饭的目的便不能够达到。我们叶,国和世界各国立了许多利益均沾的条约,日本自己还不觉得是中国的主人,日日反要来提倡中日亲善。这好比是甲要请他的朋友乙去吃饭一样,在路上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拿伞,甲当然是不能同乙去吃饭。中国现在就是一个世仆,不是一个自由人,有十几个主人。日本要来和我们亲善,要请我们吃饭,中国和日本同在一路走,不遇到中国的第一个主人,便要遇到中国的第二个主人,不遇到第三个主人便要遇到第四个主人,以至于第十几个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国人是决计没有错过之机会的,中国人一遇到了那些主人便要和他们拿伞,就是日本人很有请中国人吃饭的诚心诚意,也是请不成,也是不能达到目的。中国因此便不能和日本亲善。

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让中国人是自由身分,中国才可以同日本来亲善。照我们的口头禅,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就几千年的历史和地位讲起来,中国是兄,日本是弟。现在讲到要兄弟聚会,在一家和睦,便要你们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们的兄已经做了十几国的奴隶,向来是很痛苦,现在还是很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动力便是不平等的条约。还要你们做弟的人替兄担忧,助兄奋斗,改良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然后中国同日本才可以再来做兄弟。

【注】

据《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对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演说词》(十一月廿八日在神户东方饭店),载《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发行。另见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二版所载黄昌毂记《孙先生在大阪欢迎会上演说词》,内容相同而文字略异。

大亚洲主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户高等女校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演讲)

诸君:今天蒙诸君这样热诚的欢迎,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个问题,请我来讲演,这个问题是“大亚洲主义”。我们要讲这个问题,便先要看清楚我们亚洲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经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像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来,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种种文化,都是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出来的。到近几百年以来,我们亚洲各民族才渐渐萎靡,亚洲各国家才渐渐衰弱,欧洲各民族才渐渐发扬,欧洲各国家才渐渐强盛起来。到了欧洲的各民族发扬和各国家强盛之后,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民族和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的销灭,便是一个一个的压制起来。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们亚洲全部,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极端。

但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亚洲衰弱,走到了这个极端,便另外发生一个转机,那个转机就是亚洲复兴的起点。亚洲衰弱,到三十年以前,又再复兴,那个要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日本。当三十年以前,废除了和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日本自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便成了亚洲的头一个独立国家。其他亚洲的有名国家,像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独立的国家,都是由欧洲任意宰割,做欧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国民有先见之明,知道民族和国家之何以强盛与衰弱的关键,便发奋为雄,同欧洲人奋斗,废除所有不平等的条约,把日本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自日本在东亚独立了之后,于是亚洲全部的各国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个大希望,以为日本可以废除条约来独立,他们也当然可以照样,便从此发生胆量,做种种独立运动,要脱离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这种思想,是近三十年以来的思想,是很乐观的思想。

说到三十年以前,我们亚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为欧洲的文化是那样进步,科学是那样进步,工业上的制造也是那样进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们亚洲别无他长,以为亚洲一定不能抵抗欧洲,一定不能脱离欧洲的压迫,要永远做欧洲的奴隶。这种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观的思想。就是从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在日本虽然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国家,虽然要受大影响,但是那种影响还不能一时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还没有受大震动。再经过十年之后,便发生日俄一战,日本便战胜俄国。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现在可以和诸君略为谈谈。当日俄战争开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欧洲,有一日听到东乡大将打败俄国的海军,把俄国新由欧洲调到海参卫的舰队,在日本海打到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到欧洲,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士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多数也都是摇首绉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之福。这正是英国话所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的观念。不久我由欧洲坐船回亚洲,经过苏彝士运河的时候,便有许多土人来见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了我是黄色人,便现出很欢喜的急忙的样子来问我说:“你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应说:“不是的。我是中国人,你们有什么事情呢?你们为什么现出这样的高兴呢?”他们答应说:“我们新得了一个极好的消息,听到说日本消灭了俄国新由欧洲调去的海军,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的确呢?而且我们住在运河的两边,总是看见俄国的伤兵,由一船一船的运回欧洲去,这一定是俄国打了大败仗的景况。从前我们东方有色的民族,总是被西方民族的压迫,总是受痛苦,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人打胜仗,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这是一种应该欢天喜地的事。所以我们便这样高兴,便这样喜欢。”像这个样子看起来,日本战胜俄国,是不是影响到亚洲全部的民族呢?那个影响是不是很大呢?至于那次日本战胜俄国的消息,在东方的亚洲人听到了,或者以为不大重要,不极高兴。但是在西方的亚洲人,和欧洲人毗连,朝夕相见,天天受他们的压迫,天天觉得痛苦,他们所受的压迫,比较东方人更大,所受的痛苦,比较东方人更深,所以他们听到了那次战胜的消息,所现出的高兴,更比较我们东方人尤甚。

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埃及有独立的运动,波斯、土耳其有独立的运动。阿富汗、阿拉伯有独立的运动,印度人也从此生出独立的运动。所以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这种希望从发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过二十年,埃及的独立便成了事实,土耳其的完全独立也成了事实,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独立,也成了事实。就是最近印度的独立运动,也是天天发达。这种独立的事实,便是亚洲民族思想在最近进步的表示。这种进步的思想发达到了极点,然后亚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联络起来,然后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近来在亚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亲密的交际,很诚恳的感情,他们都可以联络起来。在亚洲东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国与日本,中国同日本,这是这种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发生了结果之后,我们中国人此刻不知道,你们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国同日本现在还没有大联络,将来潮流所趋,我们在亚洲东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联络的。东西两方民族之所以发生这种潮流,和要实现这种事实的原故,就是要恢复我们亚洲从前的地位。

这种潮流在欧美人看到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国便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这本书的内容是说日本打败俄国,就是黄人打败白人,将来这种潮流扩张之后,有色人种都可以联络起来和白人为难,这便是白人的祸害,白人应该要思患预防。他后来更做了一本书,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照他的主张,在欧洲的民众解放运动,固然是当作文化的反叛,至于亚洲的民众解放运动,更是应该当作反叛事业。这种思想在欧美一切特殊阶级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用少数人既是压制了本洲和本国的多数人,更把那种流毒推广到亚洲,来压制我们九万万民族,要我们九万万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这真是非常的惨酷,真是可恶已极。而这位美国学者的论调,还以为亚洲民族有了感觉,便是对于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便可见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欧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发生,有了独立的思想,便视为反叛;所以用欧洲的文化和东洋的文化相比较,他们自然是以欧洲的文化,是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以亚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

专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亚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来欧美学者为留心东洋文化,也渐渐知道东洋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较起来说,究竟是那一种有益于正义和人道,那一种是有利于民族和国家,诸君可以自己证明。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从五百年以前以至两千年以前,当中有一千多年,中国在世界上是顶强的国家,国家的地位,好像现在的英国、美国一样。英国、美国现在的强盛,还是列强;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中国当独强时候,对于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国家是怎么样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国家对于中国又是怎么样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国家,都是拜中国为上邦,要到中国来朝贡,要中国收他们为藩属,以能够到中国来朝贡的为荣耀,不能到中国朝贡的是耻辱。当时来朝贡中国的,不但是亚洲各国,就是欧洲西方各国,也有不怕远路而来的。中国从前能够要那样多的国家和那样远的民族来朝贡,是用什么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陆军的霸道,强迫他们来朝贡呢?不是的。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他们是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的。他们一受了中国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国来朝贡一次,并且子子孙孙都要到中国来朝贡。这种事实,到最近还有证据。譬如在印度的北方,有两个小国:一个叫做布丹,一个叫做尼泊尔。那两个国家虽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强盛,又很强悍,勇敢善战。尼泊尔的民族,叫做廓尔喀,尤其是勇敢善战。现在英国治印度,常常到尼泊尔去招廓尔喀人当兵来压服印度,英国能够灭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轻视尼泊尔,每年还要津贴尼泊尔许多钱,才能派一个考查政治的驻扎官。像英国是现在世界上顶强的国家,尚且是这样恭敬尼泊尔,可见尼泊尔是亚洲的一个强国。尼泊尔这个强国对于英国是怎么样呢?英国强了一百多年,英国灭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尔和英国的殖民地,密迩连接有这样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国去进贡,反要受英国的津贴。至于尼泊尔对于中国是怎么样呢?中国的国家地位现在一落千丈,还赶不上英国一个殖民地,离尼泊尔又极远,当中还要隔一个很大的西藏,尼泊尔至今还是拜中国为上邦。在民国元年还走西藏到中国来进贡,后来走到四川边境,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没有再来。就尼泊尔对于中国和英国的区别,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专拿尼泊尔民族对于中国和英国的态度说,便可以比较中国的东方文明和英国的西方文明。中国国势虽然是衰了几百年,但是文化尚存,尼泊尔还要视为上邦。英国现在虽然是很强盛,有很好的物质的文明,但是尼泊尔不理会。由此便可知尼泊尔真是受了中国的感化,尼泊尔视中国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视英国的物质文明,不当作文化,只当作霸道。

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国衰了几百年,还是不能忘记,还像尼泊尔至今是甘心情愿要拜中国为上邦;受了压迫的人,就是上国当时很强盛,还是时时想脱离,像英国征服了埃及,灭了印度,就是英国极强盛,埃及、印度还是时时刻刻要脱离英国,时时刻刻做独立的运动。不过处于英国大武力压制之下,所以一时不能成功。假若英国一时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们马上就要推翻英国政府,来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诸君听到这里,当然可知道东西文化的优劣。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销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近来亚洲国家学欧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军制造,海军驾驶,不必靠欧洲人。日本的陆军制造,陆军运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亚洲东方一个完全的独立国家。我们亚洲还有个国家,当欧战的时候,曾加入同盟国的一方面,一败涂地,已经被人瓜分了,在欧战之后又把欧洲人赶走。现在也成了一个完全独立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土耳其。现在亚洲只有两个顶大的独立国家;东边是日本,西边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亚洲东西两个大屏障。现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来学欧洲,也经营了很好的武备,欧洲人也是不敢轻视那些民族的。至于尼泊尔的民族,英国人尚且不敢轻视,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备。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武备,一统一之后,便极有势力。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

不过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再说到武力,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备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备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尔喀各民族,都是向来善战的。我们中国人数有四万万,向来虽然爱和平,但是为生死的关头也当然是要奋斗的,当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亚洲民族全联合起来,用这样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一定是有胜无败的!更就欧洲和亚洲的人数来比较,中国有四万万人,印度有三万万五千万,缅甸、安南、木兰由共起来有几千万,日本一国有几千万,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几千万,我们亚洲人数占全世界的人数要过四分之二。欧洲人数不过是四万万,我们亚洲全部的人数有九万万。用四万万人的少数来压迫九万万人的多数,这是和正义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义人道的行为,终久是要失败的。而且在他们四万万人之中,近来也有被我们感化了的。所以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

现在欧洲有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是欧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欧洲人都视他为毒蛇猛兽,不是人类,不敢和他相接近,我们亚洲也有许多人都是这一样的眼光。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像这个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欧洲人因为俄国的新主张,不和他们同调,恐怕他的这种主张成功,打破了他们的霸道,故不说俄国是仁义正道,反诬他是世界的反叛。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致郑藻如书

1890年

窃维立身当推己以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馀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第以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运筹纵悉于胸中,而决策未尝施诸实事:则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学十馀年,而犹踌躇审慎,未敢遽求知于当道者,恐躬之不逮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当世,未为迟也。伏以台驾为一邑物望所归,闻于乡间,无善不举,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俱著成效。倘从此推而广之,直可风行天下,利百世,岂惟一乡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呜呼!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实事之欲试者一。

古者圣人为民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而民乃得安熙于无事。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议焚议辟,既无补于时限;言禁言种,亦何益于国计。事机一错,贻祸无穷,未尝不咎当时主持之失计也。今英都人士倡禁鸦片贸易于中国,时贤兴敌烟会于内,印度教士又有遏种、遏卖、遏吸,俱有其人,想烟害之灭当不越于斯时矣。然而懦夫劣士,惯恋烟霞,虽禁令已申,犹不能一时折枪碎斗。此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推贵乡已获之效,仿沪上戒烟之规。此实事之欲试者二。

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返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然则学校之设,遍周于一国则不易,而举之于一邑亦无难。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其费随地筹之,不给则总会捐助。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蒙馆聪颍子弟入之,其费通邑合筹。以吾富庶之众,筹此二款,当无难事。此实事之欲试者三。

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某甚望于台驾有以提倡之,台驾其有意乎?兹谨拟创办节略,另缮呈览,恳为斧裁而督教之,幸甚。

上李鸿章书

1894年6月

宫太傅爵中堂钧座:敬禀者,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舆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当今民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末敢遽达。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馀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津津启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持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学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廓,智慧日积也。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而儿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人随地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以至于湮没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且人之才智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勋勉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犹兴”也。至中焉者,端赖乎鼓励以方。故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逮至学成名立之馀,出而用世,则又有学会以资其博,学报以进其益;萃全国学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则士处其间,岂复有孤陋寡闻者哉?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则其国之士,岂有不专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多幸进。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学练达者为监工,商情习谙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恪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此泰西之官无茍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有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盍于此留意哉?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自后稷教民稼穑,我中华之农政,古有专官。乃后世之为民牧者,以为三代以上,民间养生之事未备,故能生民能养民者为善政;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便为善政,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即如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有患,今则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于无专责之农官以理之;农民虽患之而无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于茫茫之定数而已。年中失时伤稼,通国计之,其数不知几千亿兆。此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泽之不治,每年遗利,又不知凡几。所谓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在昔泛滥之患,初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治平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士辟矣,而犹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憾也。夫天生人为万物之灵,故备万物为之用;而万物固无穷也。在人之灵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养,而土可以生五谷百果以养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长六畜以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尽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别土质之美劣而已。傥若明其理法,则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此农家之地学、化学也。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日光能助农物之生长,电力能速农物之成熟,此又农家之格物学也。蠹蚀宜防,疫疠宜避,此又农家之医学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此农政学堂所宜亟设也。

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田;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生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如化学精,凡动植矿质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为用。火油也,昔日弃置如遗,今为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为洋货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视为无用,今可炼为药品,炼为颜料。又煮砂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矾精,炼石以为田料;诸如此类,不胜缕书:此皆从化学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几许财源。我国傥能推而效之,亦致富之一大经也。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此犹其小焉者也。至于水,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风潮所不能当;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此其用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于此者,在人能穷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广。如电,无形无质,似物非物,其气附于万物之中,运乎六合之内;其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可以作烛,可以传邮,可以运机,可以毓物,可以开矿。顾作烛、传邮已大行于宇内;而运机之用,近始知之,将来必尽弃煤机而用电力也。毓物开矿之功尚未大明,将来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则生五谷、长万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电必资乎力,而发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供随地之需;此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用物愈求精,则人力愈省,将来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矿,有机器以开,则碎坚石如齑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宝藏矣,织造有机,则千万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缫废丝、织绒呢,则化无用为有用矣。机器之大用,不能遍举。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刚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有废弃于无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几。如是,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

物理讲矣,机器精矣,若不节惜物力,亦无以固国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鲜作无益。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箔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为尤甚,亦有国者所当并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有,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榖,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源节流之一大端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馀,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税,祇设入国之关。货之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须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此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也,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是奚异遍地风波,满天荆棘,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离乡井,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若国家不为体恤,不为保护,则小者无以觅蝇头微利,大者无以展鸿业远图,故泰西之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护卫;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相与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商财为表里。故英之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盖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人之虎视寰区,凭陵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以其天生之材为废材,人成之物为废物,则更何贵于多也?数百年前,美洲之地,犹今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贫?是贵有商焉为之经营,为之转运也。商之能转运者,有国家为之维持保护也。谋富强者,可不急于保商哉?

夫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故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俨同阛阓。辟穷荒之绝岛,以利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集殊方之货宝,聚列国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我国家亦恍然于轮船铁路之益矣;故沿海则设招商之轮船,于陆则兴官商之铁路。但轮船祇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铁路先通于关外,而不急于繁富之区,则无以收一时之利,而为后日推广之图。必也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运,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试观南洋英属诸埠,其筑路之资,大半为华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趋之。华商何厚于英属,而薄于宗邦?是在谋国者,有以乘势而利导之而已。此招商兴路之扼要也。

故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盖谓此也。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法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此四大纲,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此中国之极大病原也,

窃尝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尝唇为之焦,舌为之敝,苦心劳思数十馀年,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津关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臬佐治,无能为也;更何期其效于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杰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学,而匿迹于医术者,殆为此也。然而天道循环,无往不复,人事否泰,穷极则通。猛剂遽投,膏肓渐愈。逮乎法衅告平之后,士大夫多喜谈洋务矣。而拘迂自囿之辈,亦颇欲驰域外之观,此风气之变革,亦强弱之转机,近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风而兴起也。

窃维我中堂,自中兴而后,经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建学堂,招俊秀。聘西师而督课之,费巨款而不惜。遇一艺之成,一技之巧,则奖励倍加,如获异宝。诚以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尝以无缘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为憾!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事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驽下,而敬求知于左右者,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所谓乘可为之时,以竭愚夫之千虑,用以仰赞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干谒者流,盖欲躬行而实践之。必求泽沛乎万民也。

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待。何也?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馀,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侵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且农为我中国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励万民,今欲振兴农务,亦不过广我旧规,参行新法而已。民习于所知,虽有更革,必无惊骇,成效一见,争相乐从。虽举国遍行,为力尚易,为时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则踵行他政,必无挠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窃以我国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文游学之馀,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闲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与乡间各农谈论耕植,尝教之选种之理,粪溉之法,多有成效,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地多砂碛,土质硗劣,不宜于耕。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岛禁工,各口茶商,又多亏折,乡间景况,大逊曩时,觅食农民,尤为不易。文思所以广其农利,欲去禾而树桑,迨为考核地质,知其颇不宜于种桑,而甚宜于波毕。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户户欲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亦一时权宜之计也。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产数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夺,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时而申禁吸之令,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由栽烟一事观之,则知农民之见利必趋,群相仿效,到处皆然,是则农政之兴,甚易措手。其法先设农政学堂一所,选好学博物之士课之,三年有成,然后派往各省,分设学堂,以课农家聪颖子弟。又每省设立农艺博览会一所,与学堂相表里,广集各方之物产,时与老农互相考证。此办法之纲领也,至其详细节目,当另着他编,条分缕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谓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数代,又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洞悉奥窍,泰西理法,亦颇有心得。至各国土地之所宜,种类之佳劣,非遍历其境,末易周知。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辨。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所谓欲躬行实践,必求泽之沾沛乎万民者,此也。惟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在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肃此具禀,恭叩 钧绥,伏维垂鉴!文谨禀。

敬告同乡

1903年12月

同乡列公足下:

向者公等以为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误也。

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常人置产立业,其约章契券犹不能假他人之名,况以康梁之智而谋军国大事、民族前途,岂有故为名实不符而犯先圣之遗训者乎?其创立保皇会者,所以报知己也。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彼名保皇,实则革命,则康梁者尚得齿于人类乎?直禽兽不若也!故保皇无毫厘之假借,可无疑义矣。如其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功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实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诬妄康梁一至于是耶?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耶?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写腹以表自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

又如本埠保皇报之副主笔陈某①者,康趋亦趋,康步亦步,既当保皇报主笔,而又口谈革命,身入洪门,其混乱是非、颠倒黑白如此,无怪公等向以之为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为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据可以证明彼虽口谈革命,身入洪门,而实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彼口谈革命者,欲笼络革命志士也,彼身入洪门者,欲利用洪门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说之后,彼之诈伪已无地可藏,图穷而匕首见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声应气求,两心相印,何致有攻击不留馀地?始则于报上肆情诬谤,竭力訾毁,竟敢不顾报律,伤及名誉,若讼之公堂,彼必难逃国法。继则大露其满奴之本来面目,演说保皇立宪之旨,大张满人之毒焰,而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其尊外族、抑同种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①指檀香山正埠《新中国报》副主笔陈仪侃】

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故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

古今来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不可胜计,非独康梁已也。满汉之间,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从违,必能审定。如果以客帝为可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汉族其有豸乎!

书不尽意,余详演说笔记中,容出版当另行呈政。此致,即候大安不既。

弟孙逸仙顿

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助中国革命函

1914年5月11日

大隈伯爵首相阁下:

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见于实行,则日本固可一跃而跻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从此辅车相依,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益人道之进化。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功,毕世至大之伟业也。机会已熟,时哉勿失。今特举其理由,为阁下陈之。望加意详察,两国幸甚。

支那曩者苦满清虐政,国民共起革专制为共和。而民党笃信人道主义,欲减少战争流血之惨,故南北议和,使清帝退位,后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亦誓守约法,矢忠民国。乃自彼就任以来,背弃誓约,违反道义,虽用共和民国之名,而行专制帝王之事。国民怨怒,元所发舒。乃其暴虐甚于满清,而统驭之力又远不及,故两年之间全国变乱频起,民党之必兴,革命军之必再见,无可疑者。①

顾革命军以自力而无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或非可预期。以言破坏之际,得世界一强国为助,则战祸不致延长,内免巨大之牺牲,对外亦五种种之困难。日本与支那地势接近,利害密切,革命之求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以言建设之际,则内政之修善,军队之训练,教育之振兴,实业之启发,均〈非〉有资于先进国人材之辅助不可。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国,而又有革命时期之关系,则专恃以为助,又势也。日本既助支那,改良其政教,开发天然之富源,则两国上而政府,下而人民,相互亲善之关系必非他国之所能同。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是时支那欲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修正不对等之条约,更须藉日本为外交之援。如法律、裁判、盗狱,既藉日本指导而改良,即领事裁判权之撤去,日本可先承认之,因而内地杂居为日本人,于支那之利便而更进。使支那有关税自主固定之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之制造品销人支那者免税,支那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支那之物产日益开发,即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例如英国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人莫不知,其以得印度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而世界列强始莫与争。日本地力之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馀地,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之政策,则决不足以语此。何也?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使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其权利于日本而翻援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之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即袁或自倒,而日本仍无以示大信用于支那国民,日本不立于真辅助支那之地位,则两国关系仍未完满,无以共同其利益也。就他一方言,则支那革命党无一强国以为事前之助,其成功固有迟速之不同,即成功后而内政之改良,外交之进步,苟无强国之助,其希望亦难达到。故现时革命党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谓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或谓外交上日本未取得英国之同意,不能独力解决支那问题。然此不足虑也。支那问题近始露其真相,当袁世凯就职之初,大放金钱以收买欧洲一部分新闻记者、通信员,故其报告与评论皆极推重袁,而英国政府亦信之。近则英之舆论已变,《泰晤士报》已评袁为无定乱兴治之能力矣。英与佛邦交最善,而近日佛政府与国民皆已不信袁氏,故取消佛支银行借款之保证。夫英于支那以求真正之治安为目的,前误信袁氏有保持支那之能力,今既知其不然,将与佛国渐同其趋向。若日本导以真正解决支那问题之策,俾使支那得永久之治安者,则英必同意于日本之行动无疑。关于支那同题,日本当欲得英国之同情,而英国亦实视日本意向为转移也。夫惟民党揽支那之政柄,而后支那可言治安。

以支那人大别之为三种:一旧官僚派,二民党,三则普通人民也。政治上之争,普通人不与焉。旧官僚得势,为保持其禄位计,未尝不出力与他人角逐,及其权势已失,即无抗争反动之馀地。如袁世凯见逐于前清摄政王时,惟以免死为幸,不闻有何等举动也。民党则不然,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覆继。故虽以前清朝之残杀,亦卒无以制胜。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此深察支那之情形,当能知之。而欲维持东亚之真和平,则其道固在此,而不在彼矣。

要之,助一国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文为支那民党之代表,故敢以先有望于日本者,为阁下言其概。且观于历史,佛曾助米利坚矣,英曾助西班牙矣,米曾助巴拿马矣。佛之助米独立,为人道正义也;英助西班牙以倒拿破仑,为避害也;米助巴拿马,为收运河之利也。今有助支那革命倒暴虐之政府者,则一举而三善俱备,亦何惮而不为乎?若夫几事之密,更有以避外交之猜疑而神其作用,此又不待论。区区所见,实为东亚大局前途计,惟阁下详察而有以教之。

孙文(盖“孙文之印”)大正三年、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

密呈大隈伯爵首相阁下

【注】

①孙中山自一九一三年八月到日本后寓居东京,继续策划武装反袁。大隈重信系孙中山旧相识,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组阁。此件为密函,未对外公布。

中国人痛恨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

——答《东京朝日新闻》记者

1919年6月22日

兹承贵记者问:“中国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及有何法以调和两国感情?”予当竭诚以答,并以此告吾日本之故友。

予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乃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国官僚而挫民党,不禁痛之。夫中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日本本东方一弱国,幸得有维新之志士,始能发奋为雄,变弱而为强。吾党之士亦欲步日本志士之后尘,而改造中国,予之主张与日本亲善者以此也。乃不图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国与日本之立国方针,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

乃日本人之见解则曰:中国向受列强之侵略矣,而日本较之列强无以加也,而何以独恨于日本尤深也?呜呼!是何异以少弟而与强盗为伍,以劫其长兄之家,而犹对之曰:兄不当恨乃弟过于恨强盗,以吾二人本同血气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种同文之口调也。更有甚者,即日本对德宣战,于攻克青岛之时,则对列强宣言以青岛还我;乃于我参加欧战之日,则反与列强缔结密约,要以承继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夫中国之参战也,日本亦为劝诱者之一也,是显然故欲以中国服劳,而日本坐享其利也。

此事以中国人眼光观之,为何等之事乎?即粤语所谓“卖猪仔”也。何谓“卖猪仔”?即往时秘鲁、智利、古巴等地垦荒乏人,外洋资本家利用中国人之勤劳而佣值廉也,遂向中国招工。乃当时海禁未开,中国政府禁工出洋,西洋人只得从澳门招工,每年由澳门出洋者以十数万计。此等工人皆拐自内地,饵以甘言厚利,诱以发财希望,而工人一旦受欺人于澳门之“猪仔馆”,终身无从逃脱矣。而“猪仔头”(即拐卖工人者)则以高价售之洋人,转运出洋,以作苦工。工人终世辛劳,且备受种种痛苦,鞭挞残杀,视为寻常,是无异乳猪之受人宰食,故名此等被人拐卖之工人曰“猪仔”。曩者日本之劝中国参战,而同时又攫取山东权利,是何异卖中国为“猪仔”也。夫“猪仔”之地位固比家奴为尤下也。家奴虽贱,倘服务勤劳,奉命惟谨,犹望得主人之怜顾而温饱无忧也,而“猪仔”则异是。是故当时澳门之为“猪仔头”者,无论如何贪利,断不忍卖其家奴为“猪仔”也;必拐诱休戚不相关之人,而卖为“猪仔”也。以中国视之,则日本今日尚不忍使台湾、高丽服他人之务,而己坐享其利也,是日本已处中国于台湾、高丽之下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倘以此为先例,此后世界凡有战争,日本必使中国参加而坐收其利矣,此直以“猪仔”待中国耳。尤有甚者,昔澳门之“猪仔头”亦不过卖人为“猪仔”,而取其利于洋人而已。日本今回之令中国参战也,既以此获南洋三群岛以为酬偿矣,乃犹以为未足,而更取山东之权利,是既以中国为“猪仔”矣,而犹向“猪仔”之本身割取一脔肥肉以自享也。天下忍心害理之事,尚有过此者乎?中国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即在此等之行为也。而日本人有为己辩护者,则曰日本之取山东权利,乃以战胜攻取而得者也。果尔,则日本何不堂堂正正向列强要求承继山东权利于攻克青岛之时,而乃鬼鬼祟祟于中国参加欧战之日,始向列强要求为酬偿之具也。夫中国尚未隶属于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对中国擅行其决否之权,而且以行此权而得列强酬偿矣,此非卖中国之行为而何?

夫此回欧战固分为两方面,旗帜甚为鲜明者也。其一即德、奥、土、布①,乃以侵略为目的者;其一英、法、美、俄,乃以反对侵略为目的者。故英、美之军在欧洲战场,战胜攻取,由德国夺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于青岛也,且其牺牲亦万千倍于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城地皆一一归回原主也。日本为加入反对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战胜攻取而要求承继山东德国之权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为侵略,则当时不应加入协商国方面,而当加入德、奥方面也。或又谓中国于参战并未立何等劳绩,不得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为反对德、奥之侵略主义而战,则百数十年为德国侵略所得之领土,皆一一归回原主也。彼波兰、捷克二族亦无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复矣。我中国之山东青岛何独不然?且丹麦犹是中立国也,于战更无可言功,而德国六十年前所夺彼之领土今亦归还原主矣。是中国以参加战团而望得还青岛,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种同文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是何怪中国人之恨日本而亲欧美也。

日本政府军阀以其所为,求其所欲,而犹望中国人之不生反动,举国一致以采远交近攻之策与尔偕亡者,何可得也?是日本今日之承继德国山东权利者,即为他年承继德国败亡之先兆而已。东邻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变易日本之立国方针,不向中国方面为侵略,则东亚庶有豸乎!

孙 文

【注】

据《孙中山先生答〈朝日新闻〉记者书》,载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

上海《神州日报》亦于同月二十四日(三)、二十五日(四)以《孙中山答〈朝日新闻〉记者书》为题连载,其内容文字相同。而日本报纸刊登该文更早,见二十二日《东京朝日新闻》所载《朝日记者□答□□中国□日本□对□□所怀□述□》,及二十三日《大阪朝门新闻》所载《日本朝野□诉□》。

关于五四运动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

…………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注】

本文节录自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员书。

据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四集《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致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

——谴责日本对华政策并劝其改变函

1920年6月29日

田中先生阁下:

久疏音问,时切驰思,惟德业日隆,动定吉祥为颂。

文避处沪滨,不直接与闻时局者经年,然关于国际关系之变迁,世界思潮之移易,固亦注意研究之。至于亚洲之危险及两国国交之恶化,此乃文之所素引为己责者,更未尝不时时计及,思有以救济之。鄙见所及,亦往往为日本人士之来访者告。今则时局益迫矣,其恶化之原因,颇关系日本之政策。盖日本为世界强国,亚洲先进,挟海陆军及资本之力以主张东亚之特殊地位,凡东亚弱小之国,其治乱安危未有不系于日本之意向者。据文所知,日本政治权力恒以陆军为中枢,而对于亚洲大陆政策,尤惟陆军当局者之马首是瞻。先生为日本现代军事上之最高指挥者,在事实上亦能操纵群僚,主持政局,而于文之心事亦知之最深。敢举最近之感想及希望,一一述之。

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始则极力援助袁世凯,酿成民国四、五年间之乱事。帝制问题既发生,中国人民排袁势力勃然爆发,日本舆论亦反对袁氏。日本当局知袁氏绝不能再维持国民信用,欲与中国排袁之势力相结纳,以图伸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而又不欲民主主义者获得中国政权。因利用一守旧顽固且甚于袁氏之官僚如岑春鬃者,使主南方政局;而在北方,则又假宗社党人金钱武器,贻后日无穷之祸。此中经过,先生为主要当事者之一人,当尚能记忆也。

【注】

据《孙中山致日本陆相书》,载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

① 数年前孙中山旅日策动反袁期间已与田中义一有交往,一九一七年六月田中(时任日本参谋本部次长)访问上海时又曾与孙中山两次晤淡。

致蒋中正函

(1924年10月9日)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此复。

再:明日果有罢市之事,则必当火速将黄埔所有械弹运韶,再图办法。如无罢市,则先运我货前来,商械当必照所定条件分交各户可也。若兄烦于保管,可运至兵工厂或河南行营暂存俱可。即候毅安

孙文  十月九日

【注】

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原件照片

原函无年份,据函内关于商团事件处理意见等内容判断,当为一九二四年。

《太平天国战史》序

1904年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馀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

胡元亡汉,运不及百年,去古未远,衣冠制度仍用汉官仪。加以当时上君子,半师承赵江汉、刘因诸贤学说,华夷之辩,多能道者。故李思齐等拥兵关陕不出,刘基、徐达、常遇春、胡深诸人皆徒步从明祖,群起亡胡,则大事易举也。

满清窃国二百馀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左、郭①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岂天未厌胡运欤?汉子孙不肖应使然欤?抑当时战略失宜有以致之欤?【①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

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忧也。汉公搜辑东西太平遗书,钞译成册,中士秘本考证者不下数十种,虽当年遗老所见所闻异辞,文献足征大备,史料官书可据者录之,题曰《太平天国战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其他文艺官制诸典不能蔚然成帙;又近时官书伪本流行,关于太平战绩,每多隐讳。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亦足征高曾矩矱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予亦有光荣焉。

此序。

孙文逸仙拜撰

【注】

据汉公(刘成禺)编著《太平天国战史》前编(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

《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作者刘成禺,是旅居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这部著作是孙中山建议他写的。孙中山为他提供资料,并作序。这年,《太平天国战史》前编在东京初版发行。

与宋庆龄婚姻誓约书

(1915年10月26日)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立约人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

和田瑞:是日本著名律师。结婚誓约书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当局登记。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见下图)。

一说和田瑞实际上并不是律师,而是一家小贸易公司的老板。东京政府也不给外国人登记结婚。所谓登记云云,只是用来敷衍宋庆龄的,因为她坚信婚姻必须法律认可。

结婚誓约书

欢迎苏联军舰祝词

 1924年10月8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八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军舰抵粤之期。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关系为最密切。且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以推翻强暴帝国主义,解除弱小民族压迫为使命;本大元帅夙持三民主义,亦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而奋斗。现在贵司令率舰远来,定使两国邦交愈加亲睦,彼此互相提挚,力排障碍,共跻大同,岂惟两国之福,亦世界之幸也。

敬祝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

中华民国大元帅孙文敬祝

【注】

苏联巡洋舰「波罗夫士见」号于十月七日驶抵黄埔港,运来了广州大本营所定购的枪炮弹药一批。本文是孙中山在韶关写给该号舰长的祝词。

据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四集《欢迎俄舰祝词》

总理遗嘱

(1925年2月24日)

(一)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宋子文 孙科 孔祥熙 戴恩赛 何香凝 邹鲁

邵元冲 吴敬恒 戴季陶

(二)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宋子文 邹鲁 邵元冲 孔祥熙 吴敬恒 何香凝 孙科 戴季陶 戴恩赛

【注】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

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另一说:

1925年孙中山病笃,子孙科与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员惟恐总理未留遗嘱即辞世,遂商议为总理代拟遗嘱,由汪精卫于2月24日写下。据说孙中山很满意内容,一字未改,于3月11日在妻子宋庆龄的协助下补签,翌日逝世。

胡案:此两份遗嘱,内容都不长,当是孙中山口述,汪精卫据其意代笔。

致苏联遗书

 (1925年3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名)

【注】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

《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

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

《苏联遗书》的原件保管在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简称РГАСПИ )。全文如下:〔打字稿,原件全部为大写字母打印。黑体字部分为钢笔手写体〕

Peking. China.

To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y dear Comrades,

As I lie here, with a malady that is beyond men’s skill, my thoughts turn to you and to the future of my party and my country.

You are the head of a Union of free republics which is the real heritage that the immortal Lenin has left to the world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Through this heritage, the victims of imperialism are destined to secure their freedom and delivera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ose foundations lie in ancient slaveries and wars and injustices.

I am leaving behind me a party which I had hoped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you in the historic work of completely liberating China and other exploited countries from this imperialist system. Fate decrees that I must leave the task unfinished and pass it on to those who, by remaining true to the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of the Party, will constitute my real followers.

I have therefore enjoined the Kuomintang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order that China may be freed from the semi-colonial status which imperialism imposed upon her. To this end I have charged the party to keep in constant touch with you; and I look with confidence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upport that your Government has here to fore extended to my party.

In bidding farewell to you, dear comrades, I wish to express the fervent hope that the day may soon dawn when the U.S.S.R. will greet, as a friend and ally,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hina and that the two allies ma y together advance to victory in the great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With fraternal greetings.

Sun Yat-sen

Signed on March 11th, 1925 in the presence of:

Tse Ven Soong 宋子文
Wang Ching Wei 汪精卫
何香凝
Sun Fo 孙科
Tai En Sai 戴恩赛
Tsou Lo 邹鲁
Hsiang Hsi K’ung孔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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