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

0
71

作者简介

张磊,1933年生于天津。历史学研究员。1950~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本科及研究生毕业。1958年至今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重点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兼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教授、研究员。主要著述近三十种,另有论文百余篇。曾获得中国图书奖、广东特别学术成就奖等奖项。

张苹,女,历史学副研究员。1988年~1992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至今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广州地方史研究。现任广东文史学会理事、广东史学会理事、《广州通史》编委会秘书长等职。独立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十余项。

第一卷 概述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辛亥革命——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的古老的中国,缔造共和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壮举。尽管真正的共和制度的存在期极其短暂,备受“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与“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的践踏、毁弃而徒具形式,导致孙中山不得不进行长达10年的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但在中国社会摆脱中世纪状态和趋于近代化的进程中确实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早在19世纪中叶,共和观念就被传入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驱者魏源赞扬美国的总统选举和议会制,称道联邦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州总序》,见《海国图志》,壬寅百卷本。。这种肯定性的介绍,曾经发生过启蒙的作用。农民战争虽然冲击了封建暴政,提出了具有素朴平等因素的政治观念,个别对西方较为了解的领袖——如太平天国的洪仁玕——还制定出在许多方面仿效欧美社会制度的政治方案,但却始终未能突破君主制。维新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大声疾呼过“申民权”,甚至表现了“冲决封建网罗”的激进精神,然而,他们的“当务之急”仍是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伸张“绅权”。不过,这些带有程度不同的民主主义因素的观念、构想以及方案不能满足历史的需求。必须摧毁封建帝制,代之以共和制度。因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列宁选集》第4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孙中山承担了这桩历史性的任务,熔铸了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方案,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由于获得它的指导而进入正规阶段。

从兴中会的“创立合众政府”到同盟会的“建立民国”,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共和国方案。他踏上革命征程后即强调“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第63~65页。在他看来,建立共和制度当为“今日革命之经纶”和“将来治国之大本”。同盟会的纲领对未来的共和国作了这样的设计:“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孙中山还批驳了保皇派散布的“断不能实行共和制”的各种谬论,反复论证和阐明这种先进政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

为了以共和制度取代君主制度,孙中山坚持进行了长期的“武装革命”。辛亥革命导致清帝国的分崩离析,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共和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民权主义的主要目标似已实现。孙中山一度颇为乐观,确信“专制政体”乃至“帝王思想”将会“不谋而绝迹于天下”《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4页。。然而,严峻的现实并非如此。共和制度在全国范围的真正生存期十分短暂,可谓昙花一现——严格说来,大致等同于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的阶段。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逆转,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为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开始攫取了政权,旧秩序在新形势下恢复,这个窃国大盗肆无忌惮地践踏共和制度,最后公然帝制自为。当他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后,盘踞在北京政府中的北洋军阀头子继承了他的衣钵。民国仍然徒具虚名,政权的实质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与“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民国的缔造者被迫展开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这个名副其实的“艰难顿挫”的历程长达10年,贯穿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降弧时期,延伸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事实上,孙中山在共和国刚刚诞生时就曾充当了“守护神”,摇篮中的民国已经面临着被扼杀的厄运。他在为时仅仅3个月的总统任期内,为捍卫共和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强调必须在这个“效力与宪法等同”的文件中首先写进“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条文,“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居觉生全集》下册,第548页。,在此前后,临时政府还颁发了39项除旧布新的法令。孙中山要求继任的袁世凯恪守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制定的“一切法制章程”,“宣誓服膺共和,永绝帝制”,同意定都南京,并在宁宣布就职。这些防范措施未能阻止袁世凯的窃国勾当,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仅有助于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为捍卫共和国提供了武器。从“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到护法运动,孙中山兴师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临时约法”迭遭毁弃。孙中山在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有关作为,只是捍卫共和国斗争的前奏。随着民国的名存实亡,他不得不再次进行“武装革命”。由是,便有1913年的“二次革命”、稍后的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

第一节 从社会革命到二次革命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从事发展实业,实行“社会革命”。他不辞劳瘁地到处奔走,并亲自赴日考察和接洽铁路贷款。在神州大地尽快铺设10万公里铁路,是他全力奋斗的新目标。孙中山真诚地相信“振兴实业”、“发展物力”是“从根本下手”,大有裨益于“民国巩固”。他的活动体现了使祖国臻于富强的良好意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缺乏积极的政治意义。袁世凯自是正中下怀,欣然委任他督办全国铁路。

但是,孙中山的美好愿望迅速破灭。热衷于集权、独裁和称帝的袁世凯不能容忍异己力量的存在,决心扫除他走向御座过程中的一切障碍。因此,醉心于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的国民党领袖就成为窃国大盗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人物。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的呼声甚高。这种情势不利于袁世凯大权独揽,他终于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爪牙派遣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了宋教仁。同时,袁世凯还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先发制人。

宋案的枪声震动了孙中山,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辛亥革命的成果横遭攫夺,新生的共和制度面临崩毁的危险。他立即从神户遄返上海,与黄兴等商讨对策。孙中山认为宋教仁的被刺决非偶然,而是袁世凯排除异己、实行专制独裁的手段,非以武力解决不可,应当采取“联日”、“速战”的战略方针。无须犹疑观望,以免为人所制。然而,包括黄兴在内的许多国民党人却不赞同“速战”的正确决策,主张不宜立即诉诸武力,还是争取法律解决。因为袁世凯的罪行尚未充分暴露,更重要的是甫经裁汰的革命军队必须整训后才能作战参见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汪精卫等则迎合张謇的“调停”主张,函电奔走不遗余力。国民党内的意见分歧,使得孙中山失去了武装讨袁的主动权。但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势下展开广泛的活动,力促早日对袁世凯宣战。一方面,他不断揭露袁世凯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抨击北京政府的“善后借款”,在致欧洲各报的公开信中向全世界披露了这桩狼狈为奸的勾当——“银行团而果以财政为北京政府助……北京政府或当仗其财力与人民开战。”《时报》1913年5月23日。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敦促、推动和策划各省起兵讨袁。

与国民党的迟疑不决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袁世凯却紧锣密鼓地进行反革命军事部署。5月上旬,袁世凯下令“除暴安良”,公开向国民党挑战,准备拉开战幕。旋又“传语国民党人”,辱骂孙中山、黄兴等“除捣乱外无本领”,宣称:不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讨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6月,袁世凯以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反对借款、违抗中央为借口,先后免除了三人分别担任的赣、粤、皖都督的职务,公然向国民党发动进攻。然而,甚至在袁世凯举起屠刀的紧要关头,国民党仍然没有作出及时的、必要的反应,依旧意见纷纭。黄兴、胡汉民等继续期待“法律解决”。汪精卫则希冀同亲袁的进步党联合实行“法律倒袁”。不少国民党籍的议员热衷议会斗争。正如孙中山所痛心指出:“静山观望于八闽,组安反复于三湘,介人复盘踞两浙。”等而下之,阎锡山、陆荣廷更与袁世凯相勾结。孙中山处于相当孤立和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然他从未松懈片刻。为了促使广东这个革命党人经营多年的基地投入反袁斗争,孙中山不得不亲赴港澳,在军舰上与陈炯明会谈,促使他同意“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张醁村:《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领导人物的政治分歧及其分裂》,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65页;《民生日报》1913年6月26日。。直到7月12日,李烈钧才在袁军两路进逼下于湖口独立,组织讨袁军攻击李纯部,“二次革命”由此爆发。孙中山在上海发布通电,谴责袁世凯的“违法”行径,表示“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63~64页。。至此,有关省市陆续响应。黄兴亲自在南京发难,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指挥的讨袁军围攻制造局。柏文蔚在安徽宣布独立,组织起讨袁的武装力量。广东、福建、湖南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8月上旬,重庆宣布独立。继之而起的则是何海鸣两次在南京宣布独立。反袁武装起义的发难过程比较仓促,自始至终不过一个月。但是,独立的地区偏于东南一隅,加以各省内部情况复杂,普遍缺乏战斗力和坚持性。斗争未能形成巨大声势,当然难以取得重大战果。在袁世凯军事、政治的压力下,只有熊克武领导的重庆独立持续到9月12日。这个日期,也就成为“二次革命”的终点。

在此之前,孙中山有鉴于形势的恶化,加以朱执信、胡汉民多次促请返粤,乃于8月上旬离开上海。船过福州马尾时,得悉“广东事已不可为”,于是经台湾赴日,中旬抵达东京。民国的缔造者竟为窃国大盗所通缉,再度流亡异域。

“二次革命”具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它显然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希冀“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毕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良好愿望。南京临时政府预拟的北伐计划和方案,实际上由“二次革命”来承担。这场针锋相对的“武装革命”,彻底暴露了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服膺共和”是假,称帝窃国是真。促使革命党人与广大群众清醒和觉悟起来,并以鲜血和生命换得的深刻教训昭示孙中山和他的战友,迫使他们思索和奋进,激励他们展开新的斗争。当然,短促的“二次革命”没有完成反袁的任务,也未能捍卫诞生不足两周年的共和制度,而以悲剧告终。但这种结局是可以理解的。“二次革命”力图实行南京临时政府的北伐决策,却已错过时机。斗争高潮业已消退,辛亥革命趋于尾声。强弩之末,事难可为。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总结的:“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1048~1049页。

第二节 组建中华革命党与反袁斗争

“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伟大的辛亥革命被基本断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重新巩固下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依然如故。黑暗再次笼罩了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孙中山面对着极其困难的局面。革命流亡者的物质生活固然十分窘迫,“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前日大雪,在东之亡命客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2。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精神状态低抑,一些成员缺乏乃至丧失了斗争热情和革命信念。在极短的时间里,惊心动魄的事变纷至沓来,接踵而至的又是惨痛的失败,使许多国民党人感到困惑、犹疑和悲观。“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第160页,广州述志公司1927年版。

孙中山却在逆境中表现出革命者难能可贵的品质,始终保持着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他承认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己党力量全归乌有。”但是,革命力量没有也不会被消灭,“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之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国民革命制造革命党。”《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2。他确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只能猖獗一时,终难逃脱覆亡的命运。革命党人应当总结教训,振奋精神,再接再厉,战斗到底——“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高瞻远瞩,对将来抱有信心:“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2。

孙中山抵日后立即展开革命活动,准备新的斗争。他设立通信机构以联络流亡的革命党人,给予他们以精神鼓励和物质帮助。一切均需重新开始,当务之急则是重组革命党。长期的斗争实践——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经验表明:有革命党为中坚领导斗争,胜利可期;革命党蜕化瓦解,败亡在即。孙中山对于这桩首要任务是充分理解的,因为“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83页。。事实上,孙中山几乎是在到达东京后马上开始建党活动。《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了日本密探于1913年9月初所获致的有关孙中山的情报:“他们已决定一项大计划,一二周内便可以进行具体活动。”这年秋天,已经开始吸收新党员。年底,入党者当已有200余人。在积极筹备建党的同时,孙中山着手策划反袁武装斗争。缔造民国需要“强迫”手段。捍卫共和依然不能离开“武装革命”。陈其美等被派回国内进行活动,起义的火焰开始燃起。

随着新年度的到来,正式建立中华革命党被提上议事日程。1914年初,“辄不能忘情于党事”的孙中山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刻已成立干部,正编刊方略。”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以迄4月,“先后已得四五百人”。这年6月,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的主要条件大体具备。孙中山认真检讨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蜕变的教训,并以国民党在癸丑之役的失败为鉴戒,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形成颇有特色的建党指导思想。他重申党员必须信仰“革命主义”,同时,十分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不计品流之纯粹”,以致“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所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中华革命党于6月下旬召开首次大会,推选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约300余人。孙中山宣誓加盟并就任总理职务。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革命进行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党员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俟名编:《总理遗墨》,第5~16页。入党时,均须立誓约和按指印。中华革命党设支部于国内外——国内支部专事武装讨袁,国外支部着重筹措经费。总部设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部,由孙中山指定陈其美、居正、许崇智、邓铿、胡汉民、杨庶堪、张静江和廖仲恺等分任正、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旋即发表宣言,向国内外通告新党的建立,要求所有“未经解散”的国民党组织,“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次申明这次改组“务在正本清源”,以便“摒斥官僚”和“淘汰伪革命党”,号召革命党人在反袁斗争中“担负责任,切实进行”。《总理全集》中册,《宣言》,第18~19页。

作为第一个举起反袁义帜的政党,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结束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混乱崩解状况,重新形成捍卫共和制度的阵线,从而把反袁斗争推进到新的阶段。在只有两年多时间的战斗历程中,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展开了广泛的活动。他们进行了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策划了多次武装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使得全国范围的反袁护国浪潮更加高涨。中华革命党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史册增添了后续的篇章,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以东京的《民国》杂志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等报刊为阵地,把矛头指向袁世凯专制独裁、帝制自为的罪恶行径,倡导“三次革命”,号召人们为重建共和制度而斗争。还在1914年秋,孙中山就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揭露了袁世凯阴谋复辟的野心:“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第260页。当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孙中山向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北京学生明确指出:“二十一条”的肮脏交易,实质在于袁世凯自知“欧洲战争不遑东顾,乃乘间僭帝,而求助日本”。由于“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总理全集》第3集,第273~274页。因此,孙中山认为部分革命党人主张“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对外”的方针是错误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坚持反袁斗争,“设非急速去袁,则祸至无日”。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活动公开化后,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出第十六号《通告》,宣称“共和真髓,实无一存”。为今之计,舍斗争外别无出路——“能速革命,而后有国。”《总理年谱长编稿》,第131~136页,国民党党史资料编委会1944年版。当袁世凯于12月中旬悍然下令称帝后,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宣言》,历数了袁世凯的累累罪行:“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名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指出袁世凯“既忘共和,即称民贼”。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总理全集》第2集,第14~15页。1916年5月,孙中山为了加强“党内党外”的活动,由日本返回上海,在反袁护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刻发表了《第二次讨袁联络宣言》。他回溯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中华革命党的战斗历程,申明“不徒以去袁为毕事”。明确指出“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因此,“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显而易见,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不断揭露袁世凯的窃国勾当,及时指出斗争的途径和方向,激励群众捍卫共和的斗志,有助于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促进了反袁护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无疑是一面鲜明的战斗旗帜!

为了打倒袁世凯、捍卫共和国,孙中山继续坚持“武装革命”的方针,他以为革命党不能徒托空言,“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只有采取“强迫”手段,方能“去彼凶残”。还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前,孙中山就已策划了反袁武装斗争。东北和西南地区都有发动,桂阳起义曾经坚持两月。中华革命党建立后,以“武力进行为目前惟一方针”。为适应进一步开展反袁武装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革命方略》制定了中华革命军的奋斗宗旨:“一、推翻专制政府;二、建设完全民国;三、启发人民生业;四、巩固国家主权。”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70页。

1915年初,孙中山批准了《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夏末,他又召集了各部部长参与了组建中华革命军的会议。同时,密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和于右任等在上海、青岛、广州和陕西三原筹设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军军部。反袁武装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起义连绵不绝。从这年8月以迄翌年6月,约计30余次。发难的地区主要是广东、山东、奉天、江苏、浙江、两湖,陕西、四川、山西、安徽、福建、江西也都燃起反袁的烽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战斗多发生在广东和山东。特别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取得了相当的战果,曾经攻占重镇潍县,连克20余县,三次进袭济南。华侨组织的“讨袁敢死先锋队”参与了东北军的战斗,表现了侨胞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中华革命党虽然制定了建立党军的方案,但在实际斗争中还是大体袭用同盟会武装反清斗争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是发动社会下层群众,运动敌军反正,实行突然袭击,以期扩大战果。尽管起义未曾汇成燎原烈火,给袁世凯的统治以致命打击。但是,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武装斗争是功不可没的——表明革命党人存在和战斗着,震撼了袁世凯的政权,激励了人民的斗志,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反袁斗争。正如多次反袁武装斗争的组织者朱执信所指出:由于“党员不惜牺牲,潜入内地,遍为运动,前仆后继”,才能“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心中而促其实行……人民反袁氏之情,天下共知,袁氏能定中国之一语,不复为中外人士所信。袁氏图帝之日,东南群起,中华革命党实于二年来为之首倡,而不怠其准备,以致斯也”。《革命》第5辑,第76页。事实正是这样:广东、陕西、四川和湖南等地的反袁武装斗争,显然对龙济光、陈树藩、陈宦、汤芗铭宣布“独立”起过不容低估的作用;四川的中华革命军还与护国军协同战斗,支援了数量不多、饷弹缺乏的蔡锷部队;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起于“袁氏肘腋之间”,致使“袁氏不得不割其大部分之兵力以自防”。

中华革命党在反袁斗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但以民国缔造者孙中山为首率先举起讨袁义帜的中华革命党,毕竟未能成为全国范围的反袁护国斗争的核心力量,不同于当年同盟会之于辛亥革命。艰苦奋斗的结果,也不外“去袁”而已。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中华革命党自身的弱点。孙中山改组后的新党在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和军事活动方面都有着不足与缺陷,严重削弱了它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中华革命党仅仅举起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两面旗帜。虽然这个阶段决非民族主义的中绝期。孙中山虽把救亡图存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联系起来,但在民族危机深重——“二十一条”即是标志之一的情势下,政纲中未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不能不给斗争带来消极后果。至于孙中山在这个时期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一些轻信和幻想,显然没有任何根据和积极意义。民权主义中突出了捍卫共和的内容,对军阀、官僚和政客“三层陈土”的反动作用有所认识,却在深度上未获得较大的进展,没有理解“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页。在民生主义中,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几乎未能得到反映。缺乏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政纲,使孙中山在组党过程中强调的“革命”精神难以具有科学的体现,有碍于动员和引导群众投入战斗,限制了反袁斗争的深度和广度。其次,中华革命党在组织原则上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孙中山确是总结了过去组党的教训,只是未能作出正确的论断;反之,却形成了偏颇的观念和原则。在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上,过分突出了孙中山的地位和作用,把他当做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党章规定入党者必须填写誓约,其中有“附从孙中山”的条文。总部的各部正、副部长乃至各省的支部长,实际上皆由孙中山指定。这种带有某些宗法家长制色彩的组织原则,使得不少革命党人拒绝参加。甚至黄兴也对“近似专制”的此类规定不满,未曾入党。狭隘的宗派观念,则是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中的又一消极倾向。孙中山持有“凡百事体,皆须以自己之人物为中心”的看法,党章规定宪法颁布前的“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也不利团聚和发挥其他政治团体和群众的力量。朱执信尚未入党便返粤策动讨袁斗争,孙中山竟指责自己的战友“自由行动”和“破坏统一之局”,甚至致函南洋革命党人,嘱其采用“种种方法排斥”。自我中心的排他性和危害性,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把党员分为三等,分别给予不同的权利,以及入党时按指模等做法,则是会党习气的再现。这种做法不仅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所不取,且难免使许多革命党人抵触反感。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的严重缺陷妨碍了它的自身健康发展关于中华革命党的人数,人言人殊。比较符合实际的数字是:正式成立时,誓约编号表明约600余人。后来达到的总人数,估算为“起码在二三千人以上”(参见王杰《中华革命党略论》)。孙中山重视“于海外招徕新党员”,但“在美国的华侨很少加入中华革命党”(参见《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207页)。,限制了它发挥革命中坚的作用。再次,中华革命党的军事活动同样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大致说来,武装反袁斗争没有超过同盟会阶段的水平,发难的方式和手段一如其旧。不重视群众基础和具体条件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倾向,使得多次起义不能持久和取得较大战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革命党的自我中心倾向,在它的军事活动中造成各自为战乃至相互牵制的状态,未能把广泛展开的反袁武装斗争汇合为巨流。广东群雄并起,没有统一指挥和部署。陈其美和钮永建虽从事反袁斗争,却常有“无形之冲突”,以致有所行动,“两难奏效”。《孙中山致黄兴书》,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55页。四川的熊克武与卢师谛未能协作,“最后分道扬镳”。而在东北军内部,竟然出现了薄子明、吴大洲的护国军旗号。孙中山在1916年初曾考虑把粤闽地区的武装力量“与云贵打成一片”,以便实现“大举北伐”。这种正确的决策也终因数十路队伍“无所统属”而成为纸上谈兵。中华革命党领导的军事活动中的这种消极现象,削减了中华革命军的战斗力。此外,部分中华革命军——主要是东北军过多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各队各课,皆有日人给事其中。”这种状况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业已昭然若揭。

中华革命党的护国斗争取得了成果,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只是一幕短命的丑剧。然而,这场捍卫共和的革命运动也在根本意义上失败了——盘踞北京政府的依然是北洋军阀头子,民国照旧徒具虚名。归根结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未被真正触动。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既然1911年爆发的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的高潮都未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又岂能摧毁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严峻的事实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届尾声,革命党人不可能再演出如同辛亥革命那样气魄宏伟的史剧。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尽力而为,却无力扭转共和制度的悲剧性命运。“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总结的:“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总理全集》第2册,《演讲》,第222页。

就在这种“艰难顿挫”的岁月里,孙中山同他的战友、助手和学生宋庆龄在东京结婚。宋庆龄坚毅地表示:“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从此,他们并肩走过了十年的风雨历程。孙中山对她起了引导作用,而她也互动地给予积极反馈。

反袁护国运动的结果并未争得真正的共和制度,孙中山于是再次倡导了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目标在于捍卫共和国的象征——临时约法和国会,实质上是“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反袁护国斗争的继续,因而同样具有“竟辛亥革命之功”的内涵。孙中山发动的“护法之战,前后六载”《总理全集》第1集,第928页。,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幕,又延伸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它的曲折历程的终结,则是由于为新的斗争所取代: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要之,“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国父全集》第3册,第918页。。

1916年6月,由于袁世凯在举国唾骂中死去,因而反袁护国运动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孙中山发表了《规复约法宣言》,认为“障碍既除,我国人当能同德一心,共趋政治之正规”。而恢复“和平与秩序”的“惟一无二”的方法,即是“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当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迫于舆论和形势不得不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孙中山以为“重建民国”的任务大体完成,“盖今后想无有野心家矣”,于是下令“解散”中华革命军。仅东北军所部就交出枪械两千余支,为北洋军队所编遣。同时,孙中山决定停止中华革命党的一切活动,“解散党人”,“取消本党名义”。他对北京政府采取合作的态度,期望段祺瑞能够“扶危定倾”。自己则以“在野之身”倡导民生主义,“即拟着手实业,以期振兴国产,杜绝漏卮。”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他积极从事筹办银行和农垦事业。孙中山建设祖国的美好梦想再次重现,且被提上日程。

然而,事与愿违。段祺瑞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在短短的一年中导致了多幕丑剧上演——督军团叛乱、张勋复辟、临时约法和国会遭到毁弃。严酷的现实使得孙中山意识到“不良之因素一如既往,仍在从内部危害中国之命脉”《致咸马里夫人函》,见《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中国台北,1969年版。。致使“民国一厄于袁世凯,再厄于段祺瑞”《军政府公报》第10号。,而后者的阴险狡诈不仅继承了前者的衣钵,甚至披着“再造共和”的冠裳招摇撞骗,“以假共和之面目,行真专制之手段。”孙中山对这些独夫民贼进行了揭露和声讨,并且准备开展新的斗争。1917年6月,孙中山就派胡汉民前往西南,促使参与过护国之役的各省再次发难,以便形成讨伐北洋政府的基地。7月,张勋拥戴废帝复辟。孙中山立即发表《讨逆宣言》,指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载《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7月6日,孙中山在取得海军的支持后,由沪乘舰南下,偕行者有朱执信、廖仲恺、章太炎和何香凝等。护法运动,由是开始。

第三节 回天无力:两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决定在广州树起护法义帜,主要是因为革命党人在那里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和其他条件。护法的消息传来,广州人民集会支持。驻粤滇军师长张开儒积极赞助护法运动。省长朱庆澜与盘踞广东的桂系素有矛盾,希图引孙中山以自重。西南各省的统治者陆荣廷、唐继尧等接纳孙中山南下护法,则是因为他们反对段祺瑞“收复两广”、“制服滇黔”的武力统一方针,妄想利用革命的旗号,达到扩展实力和地盘的目的。因此,孙中山只能选择广东作为护法运动的根据地。他在抵达广州后立即开宗明义地阐发了护法运动的宗旨,即“为国民争回真共和”。指出“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总理演讲新编》,第131~133页,南京,1930年版。“假共和之祸犹甚于真复辟”,因为赤裸裸的“帝制实不能与共和竞争”。《中华新报》1917年7月29日。孙中山还建议电请海军来粤,迅速在穗召开国会并邀请被段祺瑞排斥的黎元洪南来执行总统职务。

孙中山面临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建立护法运动的领导机构。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南下的议员们于8月下旬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因为不足法定的议员人数)。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的任务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在约法效力未完全恢复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会非常会议纪要》,《议决案》,第2~4页。旋即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副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军政府公告》第1号。

为使军政府成为西南各省护法斗争的“军事最高统一机关”,孙中山在桂系军阀的限制和压抑下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军政府的大部分作为,都是对军阀头子抗争的结果。内政方面,军政府争取到一定的司法权,得以“兴利除弊,察吏安民”。财政方面,始终极其困难。自军政府部长到办事员,每人月支零用费20元。孙中山委托廖仲恺惨淡经营,爱国侨胞的百余万元的捐款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发行公债和向外交使团、驻粤税务司力争提存盐税余款,仅有小补。军事方面,孙中山极力促进各省讨伐北洋军阀,先后派出于右任、林祖涵、何成浚、刘冠三等分赴陕西、湖南、湖北、山东等地,发动和组织军事斗争。10月上旬,发生在衡山、宝庆的南北两军的战斗标志着护法战争的开始。孙中山随即发布讨伐段祺瑞令,指斥他“阳托共和,阴行帝制”,业已成为“共和之蟊贼,人民之大蠹”,号召全国各界奋起“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还我人民主权”。《中华新报》1917年10月12日。实际斗争使孙中山迫切感到需要建立一支真正服从革命号令的武装力量,他把这桩重任交付给陈炯明。经与桂系军阀头子反复交涉,才将朱庆澜离粤后遗下的省长亲军20个营改编为援闽粤军开赴粤东。孙中山苦心孤诣地培植这支部队,在财政极为拮据的情况下月拨军费6万元。经过整训,粤军的质量有了明显的进步。

护法军政府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几个月内就有十多个省份卷入了这场捍卫共和的斗争,“如火如荼,一日千里”《张开儒致唐继尧电》,云南档案馆藏。。但是,西南军阀——特别是盘踞广东的桂系却加强了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的干扰、压制和打击。陆荣廷、唐继尧之流完全是“借护法之名,收蚕食鹰攫之效”《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80页。。他们与捍卫共和的事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另设政府”,说什么“元帅名义,尤滋疑义”。广东督军署从内政、财政和对外交涉方面极力压制军政府,财政限扼尤为狠毒,不仅不予资助,反而竭力攘夺。军政府千方百计争取到的盐税余款,莫荣新却强要截取,“经人调和,始指定用途……军政府经费,依然无着”。《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130页。军事方面的挟制十分严重,阴谋使军政府无“军”可用。军政府的募兵人员,屡遭捕杀。对于粤军的发展,更是诸多束缚和压迫。甚至诱捕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枪杀了次长崔文藻。此外,还以金钱软化和收买南下的海军。1918年初,西南军阀和政客又组织西南联合会议,企图架空或取代军政府。奸计未能得逞后,进而胁迫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改组大纲修订案》,悍然改组军政府,以合议制取代大元帅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为政务总裁。不久,又推举臭名昭彰的官僚政客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遭到排斥,军政府的民主主义性质改变,丧失了捍卫共和的作用,沦为桂系军阀的工具。显而易见,压制并最终扼杀军政府的主要罪魁就是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头子。

当然,孙中山同桂系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贯穿于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存在的始终,甚至几乎激化为武装冲突。军政府建立不过两个月,桂系军阀的穷凶极恶的行径迫使孙中山忍无可忍,下令海军炮击广东督军驻地观音山,以驱除陈炳焜。由于程璧光拒绝执行命令,对桂系军阀的惩罚未能实行。孙中山在后来举行的招待会上申明炮击督署的用意:“实所以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也。”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17日。并指出陈炳焜督粤时尚“谓听军政府自生自灭”,而莫荣新取代陈炳焜后,“只许自灭,不许自生”。对于军政府的改组,孙中山认为是关乎军政府的极为严重的“存亡问题”。断言“军政府基础已摇,日后必无进步可言”。表示“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载《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当国会非常会议在军警包围下于1918年5月4日通过《军政府改组修正案审查报告》后,孙中山立即向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追述了护法运动的短促过程,痛切地指出发人深省的事实:“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表示“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原件,云南档案馆藏。下旬,孙中山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运动至此告终。军政府虽然还存在了两年多,而孙中山也曾为免使“岑、陆等一致主和”而派遣徐谦为自己的代表,但军政府已为岑春煊、陆荣廷等所把持,“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1919年8月,孙中山坚决辞去总裁职务:“决不与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当误国之罪。”原件,云南档案馆藏。

迫于形势,孙中山离穗赴沪。

孙中山离开广东前,曾到大埔县三河坝视察粤军,又在汕头的粤军司令部同陈炯明等讨论了军事工作,促使粤军早日入闽。旋即经台湾、日本,前往上海。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工作着,并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以捍卫迭遭践踏毁弃的共和国。他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力求“以主义普及国民”。他回顾了走过的战斗道路,希望从中获致裨益于当前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在《孙文学说》的《自序》中,他承认多年的革命活动归于失败:“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国父墨宝》,第7~19页,北京北方杂志社1948年版。所以如此,“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他批评了表现为“知易行难”观念的因循苟且的陋习时,强调了实践的广泛可能性——“知难行易”。世界和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他思考和探索。孙中山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收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复函。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启示和激励:“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生,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总理全集》第3集,第343~348页。其次,“整顿党务”也是孙中山的主要活动内容。1919年10月,正式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所以加上“中国”两字,以表示区别于1912年组建的国民党。公布了新的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总部分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指定居正、谢持和廖仲恺为主任。在此前后,孙中山反复阐述了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批判了辛亥革命后一度流行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革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总理全集》下册,《演讲》丙,第10~11页。他还强调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政纲,因为它所规定的任务都未实现。以为“民族主义可以不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帝国主义至今还在“压制中国人”,“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中国国民党本部通信》第60期。。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从未停顿,孙中山不断地促成四川、湖南、福建等地的革命党人的团结与奋斗,同时,集中精力于驱除桂系军阀的策划。他联络唐继尧、刘显世和其他反桂力量,更主要的是敦促驻闽粤军回师广东,以便“扑灭桂贼”和“统一南方”,然后“出师北上”。陈炯明迟疑不决,只是在桂军三路进迫下才出师讨桂。由于群众支持和其他反桂武装力量的配合,粤军进展顺利,1920年10月攻克广州,桂系残部逃回广西。

在新的形势下,孙中山于11月由沪赴穗。他抵达广州后立即重组军政府,继续履行职务。但他已意识到军政府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应当建立正式政府。孙中山在1921年元旦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会上明确指出:“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之地位之效力”。所以,“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11日。尽管陈炯明等不表赞成,但孙中山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于5月5日就职,并组建了民国政府。

统一两广,出师北伐,无疑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府的中心任务。事实上,他在就任非常大总统前就已部署粤军进袭广西。7月,正式下讨伐令。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连克南宁、桂林,攻取桂系据守的最后据点龙州,完成西征任务。两广统一,北伐被提上议事日程。国会非常会议早在8月就通过出师北伐的决议,咨请孙中山明令讨伐北洋政府,统一国家。孙中山在欢宴讨桂凯旋的将领时,重申了“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的信念。《民国日报》1921年9月14日。10月中旬,孙中山出巡广西,准备北伐,组织大本营随行。北伐军3万人也于同日开拔。他在南宁与率部驻防的陈炯明讨论了有关北伐的事宜,反复说明北伐的意义,要求陈炯明抽调粤军40个营参加,由广东承担供应饷械的任务。表示“此次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回到广东;不幸而败,亦无面目再回广东”。热衷于“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却充耳不闻,还散布什么“亦未有饷有械,焉能出师对抗”的反对论调,甚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孙中山坚持北伐,不为所阻,利用驻桂的短暂机会,进行了整军工作——设立大本营及下属机构,将驻桂准备北伐的粤、滇、黔、赣4省军队编为7个军,进行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军事训练。1922年初,北伐军已大体整编完毕,待命出发。孙中山于2月颁发动员令,饬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协同湘军直袭武汉。中旬,前锋部队分别进入湖南。北伐战争的序幕拉开。

然而,北伐事业遭到诸多阻碍。首先,湖南督军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境。更为严重的则是陈炯明的反对已经发展为公开的干扰和破坏。积极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被陈炯明部下刺杀,成为形势急剧恶化的预兆。孙中山被迫变更原定的北伐计划,决定率军返粤,师次梧州,陈炯明突然调动部队阻止北伐军回师。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师江西,设大本营于韶州,集中各军。鲁直之:《陈炯明叛国史》,第271页,上海,1922年版。5月上旬,北伐军分三路进袭江西。同时,孙中山免除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长的职务,着其专任陆军部长,并反复劝导他改变态度。陈炯明表面上退居惠州,暗中指示叶举率军进驻广州。为了扭转局面,孙中山于6月1日返回省城。当时陈炯明部的叛迹已露,孙中山劝诫无效,于是向舆论界揭露,指出“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6月16日夜,陈炯明部发动叛乱,突然炮击总统府,阴谋杀害孙中山。双方力量悬殊:孙中山的警卫部队仅500人,且只配有轻武器;叛军数目约3万人,装备有重炮等。孙中山只得先期出走。宋庆龄随后也脱险,并于次日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见面。稍后,经香港赴沪。他避登军舰后立即发出讨伐陈炯明的号召,并率舰队炮轰叛军;同时,急令北伐军回师广州。在极其困难的情势下,孙中山冒着溽暑坚持在舰艇上战斗近两个月之久。但因北伐军在韶关一带失利。不克南旋讨伐新军阀。8月9日,孙中山不得不离穗赴沪,途中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第27~28页,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抵达上海后,孙中山再次发表宣言,揭露陈炯明的叛乱罪行,决心继续为捍卫共和而战斗——“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同志;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民国日报》1922年8月16日。他将北伐军改为讨贼军,并派代表赴西南联络滇、桂军讨陈。第二次护法运动又以惨痛的败局告终。

第二卷 概述

孙中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活动开拓了一个新阶段:提出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革命政纲,组织革命团体和政党,坚持武装反清斗争,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然后,又进行了捍卫共和的斗争。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迭遭挫折的孙中山接受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获得深刻的变化,促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多次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和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盟友,实现国共合作,组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阵线,显然是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英明决策。这个决策促进了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也大有裨益于国共两党的事业。孙中山在后期政治生涯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显然是不可磨灭的最后的高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借鉴弥足珍贵,先驱者长期战斗遗下的经验和教训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

第一节 三民主义新阶段与三大政策

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革命征程后,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这支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引为同志和战友,无疑是意味深长的重大政治举措。其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终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代表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攫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依然坚持斗争,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以及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人民生活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发轫,并在阶级搏斗的最初回合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崭新的面貌。在这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时刻,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和尖锐的挑战,对先前的活动加以反思和扬弃,才能开拓新的革命局面。而联共——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舵手结成盟友——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继续前进具有关键的意义。

毫无疑问,寻求同盟者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课题。在旧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相当强固,革命党人则因其社会基础孱弱而痛感缺乏可资凭借的物质力量。因此,孙中山在踏上革命道路后时刻寻求着盟友。早在兴中会时期,他曾试图同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的维新派合作,但未取得成果,反而上了蜕变为保皇派的大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孙中山颇为重视会党,甚至加入洪门组织,以便借用秘密结社的力量。稍后,孙中山逐步抛却了“秀才不能造反”的观念,把争取留学生作为对海外侨胞的工作重点。从青山军事学校的创办到欧洲革命团体的组成,显示了他的活动实绩。为了组织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嘱托廖仲恺“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何香凝:《我的回忆》,第13页。。他还同他的战友们总结了武装反清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会党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对这种具有宗法色彩的团体“不可专恃”,起义的“成事”有赖“取得新军”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第1352页。。正是由于孙中山重视寻求同盟者并且结成较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他才有可能领导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运动。而盟友的历史、阶级的局限,则成为这场革命的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民国成立后,挂着各式招牌的政党应运而生。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组合为国民党,但改组过程意味着逐步变质:官僚、政客、军阀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原有的革命素质渐被消弭。孙中山在后来捍卫共和的斗争中继续寻求盟友,第一次护法运动甚至借用了地方军阀的地盘和力量。结果,却是无所作为和备遭排斥。结盟的得失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他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积累了深刻而又痛苦的经验教训。当然,这种消极状况的造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近代中国社会的“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中国无产阶级还未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社会舞台;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则尚未建立。

历史的停滞和逆转只是暂时的现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跨入了新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创建的光辉业绩,迅速吸引了处于革命转折——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的目光。还在1918年初,南下护法的孙中山就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将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影响。这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布尔什维克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共同团结战斗”叶尔马舍夫:《孙逸仙传》,第211页。。不久,孙中山又在致苏俄外交部的信函中重申加强相互了解和联系的愿望。他开始意识到“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以俄为师”的观念逐步形成《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页。。孙中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和友谊对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提供了思想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促成孙中山的联共决策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昭示给中国人民一条严酷的真理:农民战争、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都不能拯救中国;为了使祖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必须开拓新的道路,进行新的斗争。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历史的使命,表明自身不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它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发动了工农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在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搏斗中,共产党人表现出艰苦奋战、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他们是伟大的爱国志士。他们是光荣的革命先锋。正是这样,孙中山——经历过长期斗争的、闻名于当世的革命家——才把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引为同志和战友,确信“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经常“劝告国民党中悲观和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宋庆龄选集》,第117页。。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对于孙中山来说,联共乃是他一生探索救国拯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一位始终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真正革命家,善于与时俱进,就一定会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携手,结成革命统一战线。也正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结识的诤友给予他最大的帮助和支持,促成了他的思想的深刻变化,提高了他的斗争水平,使他得以在晚年再次为人民革命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至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与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上溯到中国共产党的筹建阶段。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光辉理论,共产国际在促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业已开始考虑中国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

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于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了解,并不限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虽然,列宁在1912年就称赞孙中山是“一个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旅俄革命团体代表发言中都曾经提及“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孙中山,概述了第一次护法运动,谈到他被“官僚代表”排斥的情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3页。。孙中山同列宁及苏维埃政府的函电往来加深了相互了解,列宁曾把孙中山的电报视为“东方的光明”。从1919年起,孙中山开始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方面的有关人士接触,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在沪访问了孙中山。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党人张太雷陪同下于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双方商谈多次,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关精神建议孙中山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个阶级——特别是工农群众的革命政党。在此前后,马林不止一次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运动的国共联合阵线”。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革命团体共派出代表39人参加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与民族革命组织相互关系的决议》,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同盟的意义。列宁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包括国共两党成员在内的部分代表,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这年夏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代表身份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并谈及国共合作《达林回忆录》,第90~91页。。马林则在上海与孙中山再次晤谈,讨论了关于国共合作及其方式——党内合作问题。至此,共产国际确信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大体具备,应当早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做出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指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不过,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

中国共产党在踏上征程时,就把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视为盟友也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同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最终目标有着原则区别。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共产主义不仅是美好的理想,而且是消灭现存社会旧秩序的现实运动。在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就懂得了这样一条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积极参加并领导这场革命,必须团结一切革命的民主派,力争民主革命早日成功。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纲领,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建立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相当强固,单靠任何一个阶级的抗争都难以摧毁这种反革命联盟,必须团聚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才能在搏斗中克敌制胜。而在现存各政党中“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的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所要联合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估计到国民党有着许多严重的弱点,妨碍了战斗性的发挥,故“实有改变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积极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孙中山和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跨出新步伐,主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就在于此。

革命实践也把统一战线的课题提上议事日程,“二七”惨案的教训更使中国共产党人认清“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必须有“各阶级的援助”,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革命联盟。在共产国际的促进下,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联盟的形式不是两党平行合作,而是采取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办法——这种形式显然是历史的特定产物,在当时的条件下较有可行性。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特别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后确认了国共合作及其形式的原则,“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西湖会议前后,共产党人李大钊、林祖涵(伯渠)等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李大钊:《狱中自述》。。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确定了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决策。他亲自为新战友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主盟,同时也表示了充分信赖和热切期望:“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应当指出,联共与改组国民党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不联共即不接纳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内,改组国民党难以真正实现和奏效。不改组国民党,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以革新,也不可能实现联共。正是这样,孙中山在9月上旬于上海召开了讨论国民党改组的会议,指定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九名党章起草委员,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会。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旋又公布了党纲和党章,并在1月下旬宣布了有共产党人任职的国民党本部干部名单。国共合作的实际过程,实以1922年夏秋之际为发端。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代表们经过争论后否定了反对国共合作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联盟。会议认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申明:“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持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大会宣言还表示“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靠外力及专务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于民众的政治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与宣言》。。大会做出的有关统一战线问题的决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为国共合作的实现完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西湖会议虽然确认了联盟方针,但实际工作的进展却因缺乏充分准备而不够快捷。这次大会之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速。10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以及青年团驻粤委员、广东区团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问题,还在广东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以推动正在开展的改组工作。继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等决议案后,中共中央在年底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共产党人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以迎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此相应,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采取了有力的措施。10月中旬他委任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的改组委员。廖仲恺旋即在广州主持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制定了实行改组的计划。下旬,廖仲恺、谭平山等9人被委任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个临时性的领导机构建立后,立即起草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办理各个地方分部的登记,建立广州市各级党部;出版《国民党周刊》;设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同时,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孙中山组织力量逐走陈炯明后在那里重建了政权——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改组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是不可避免经过尖锐斗争的。把思想芜杂、组织涣散和成分不纯的国民党改组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以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愿,顺应历史的潮流。因此,必然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中伤破坏。他们污蔑孙中山“赤化”和“出卖自己”,谩骂中国共产党玩弄“阴谋”。这股逆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国民党内,右派分子公然阻挠改组,反对国共合作。就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发布的当天,邓泽如等竟然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提出“弹劾案”,掀起反共的鼓噪,妄图否定孙中山的联共决策。对于右派分子这种倒行逆施的勾当,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予以坚决反击。长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必须改弦易辙,不能故步自封,国民党才能具有生命力。他批驳了邓泽如等的污蔑不实之词,说明党纲、党章和组织法“为我请鲍君(指鲍罗廷——引者注)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再次重申了这次改组的必要性,指出“自当随时改良,方期进步”;而“不图进步改良”,只能“日日退步”。并就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加以阐发:“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邓泽如:《中国国民党廿年史迹》,第301~308页。孙中山还告诫右派分子:“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拉我不革命。”包惠僧:《大革命时期的回忆》。他多次表示要将右派分子清除出党,后来果然把继续破坏联共决策的冯自由、马素等开除。由于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才得以从内部保证了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成功。

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新旧阶段转型期的必然政治趋向: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了革命需要。

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下旬在广州隆重召开。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与会代表165人,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和林祖涵等出席。李大钊等5人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一些共产党人还参与了宣言审查委员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和章程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的根本任务——如同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所指出——是“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以便“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大会的主要议程和内容为通过宣言、党章和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大会经过了认真讨论与激烈论争,全票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等重要议案。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10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就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因为“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展,并应使之实现”。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国情,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国内军阀”为奋斗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宣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被规定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宣言特别强调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因此,“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这就使民族主义不仅有了明确的战斗目标,而且阐明了新的社会阶级内涵。民权主义强调了要“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惟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明确规定国家权力“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必须使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个人与团体“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剥夺“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的自由及权利,即将对人民实行民主同对敌人实行专政紧密结合起来。民生主义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之外,着重强调了“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确认了“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宣言并明确宣布:“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至于三大政策的制定,更成为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作为战略与策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得到了至关重要的补充,即解决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力量配置问题。

毛泽东充分阐明了宣言的划时代意义,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因为“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而“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9页。

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围绕着通过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关键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右派分子把阻挠国共合作的破坏活动带到大会上,提出“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李大钊当即批驳右派分子的叫嚣,他在发言和散发的《意见书》中义正词严地宣称:“我们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因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赞同共产党人的意见,坚持了孙中山的联共方针,指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强调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重要意义——“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作国民革命工夫的。”《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大会最后表决,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并肩战斗,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卑鄙伎俩。中国国民党由此获得新生,从一个“非民权的集中制”的、“党员不奋斗”的、“缺乏纪律,不能收一致行动之效”的松散组织,改造成为“实行民权的权力集中,以为团体奋斗”的、“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事录》。。中国国民党的面貌为之一新,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形式。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组成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和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祖涵等被选为中央执委或候补执委。中央监委的不少名额则为右派分子占据。在中央执委、监委首次全体会议上,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谭平山、林祖涵分任组织部长、农民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会议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成立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中央党部下设省、市、县、区和海外党部、特别党部,而以区分部为基层组织。由于中央领导机构注入了新血液,党的健全体制基本确立。因而使得中国国民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健康的发展。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忠实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以及与时俱进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积极帮助、支持的结果,又是对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结果。大会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至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既是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又是国民革命走向高潮的起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揭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的新篇章。从广东省升腾起的大革命风暴,迅猛地席卷全中国。人民群众奋起战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一派蓬勃的革命生机的形成决非偶然。

国共合作,对两党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中国国民党获取了新生,中国共产党则茁壮成长。国民革命的中坚与核心力量由此大大加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面目一新:制定了明确的民主革命政纲,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团聚了众多的爱国民主力量,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党的组织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级机构和党员数量增长甚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两年中就建立了12个省党部和4个特别市党部,党员人数达14万余名《谭平山先生党务总结报告》。。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员在1925年初约为15万余人,到1926年底则增为183万余人。党员成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民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其他各界占10%《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将三民主义加以切实的解释,重定了党的意义……全国各地党部均注重民众宣传和组织,党的内部亦较前紧密得多,民众对于党也渐能了解和同情。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有了新生命了。”——共产党人陈潭秋在《国民党的分析》中的论述,确是真实的写照。同样,两党联盟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扩展和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前相较,共产党人“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到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作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运动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威望不断提高,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扩大。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由于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后的新局面,“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党员数量在短期内成百倍地增长,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420余人发展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57900余人。国共两党的发展和壮大,成为革命浪潮高涨的主要因素。

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工人运动迅速从“二七”惨案后的低潮转入高潮。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显示了无产阶级新阵容,代表了组织起来的55万工人。在后来两个月中爆发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更把爱国反帝怒潮扩展到全国范围。前者的斗争以无产阶级为主干,卷入的群众达1000余万人。后者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工运史中罕见的,使得香港变成了“死港”,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促进了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直接配合了北伐战争。农民运动蓬勃展开,“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迅速觉醒和奋起。广东农民运动走在全国的前列,全国第一个省农民协会在1925年初成立。不到两年时间,有组织的农民已达80余万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各省相继组织143个农会。全国农会会员到1927年夏已逾千万人。与此同时,青年、妇女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风起云涌的工农群众运动,为大革命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四节 “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

国共合作,为建立革命武装创造了良好条件。孙中山的“战争事业”可以远溯到1895年的广州起义,但在30年的斗争中始终未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帮助下,孙中山意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迫切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下令创办黄埔军校。5月,实际上由国共两党合办的这所新型的革命军事学校开学。孙中山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十分重视军校的建设,在困难的条件下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共产党员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挑起了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担,对提高军校的政治、教育的素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军校就培养了近5000名军政干部。黄埔建军,推动了革命武装的建立。

国共合作,还加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战线。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使之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的、思想的基础。在此之前,旧三民主义几乎已被看成是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此以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1页。当时,以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中国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宣传了反帝的主张,反对了尊孔读经和旧文学、文言文等封建文化教育,提倡了新文学和白话文。在统一广东根据地的各次战役和北伐战争中向军队灌输了反帝反封建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向广大农民群众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至于工人阶级更是日益自觉化,再次掀起斗争的高潮。

国共两党的发展,工农群众运动的展开,革命武装的建立,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传播,为巩固广州革命政府、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必要条件。1924年10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革命军人支持下镇压了英帝国主义指使的反革命武装——商团叛乱。翌年,革命军举行了两次东征,击溃了陈炯明的残部,收复了东江流域。中间,还回师省城弭平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年底,征讨军阀邓本殷,尽克南路各属并一举收复琼崖。广东革命根据地至此统一,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北伐战争因之有了可靠的后方,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不至再蹈前两次护法运动的覆辙。1926年夏,共产党人叶挺率领作为先遣队的独立团进入湖南。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英勇奋战的国民革命军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击溃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部队,直下长江流域,迭克名城重镇,统一了半个中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上述论断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正是“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当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政治变局。辛亥革命虽然导致了封建帝制的崩溃与共和国的建立,但并未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仍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神圣使命。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达到了基本的一致。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即在于此。两党联盟的决策,体现了历史的必然。

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是民主革命的需要。为了攻击真正的敌人,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不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决不可能在同强大的敌人搏斗中制胜。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加强了自身的战斗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得以实现统一战线的战略。因此,可以断言“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109页。。

然而历史总是曲折发展的。革命进程决非是康庄大道。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抛弃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行了符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精神的各项方针政策,不畏逆流,力挽狂澜,开展新的斗争。“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8页。毫无疑问,正是共产党人坚持并发展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阐明的纲领。而在20世纪30年代强寇压境、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又及时地提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当国民党政府再次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内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生前的理想。宋庆龄、何香凝等一大批国民党左派人士,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历史前进的曲折过程中,他们逐步认清了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景必然是社会主义,决不是资本主义。他们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事,不仅并肩走过了民主革命的征途,而且一起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宋庆龄在她生命弥留之际,实现了她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光荣一员。他们的认识与实践,体现了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理解。

第五节 黄埔建军

黄埔建军,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因为,武装斗争无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始,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统治,使得中国备受欺凌压榨。为了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中国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侵略者和统治者,推动了历史进程。然而,无论是农民战争,还是维新运动,抑或孙中山领导的正规民主革命,都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而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则是导致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严酷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顽固地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对于任何进步性的变革——甚至温和的戊戌变法——都实行血腥镇压。无数群众惨遭屠戮。多少志士抱憾终生。被剥夺了起码的民主权利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被迫诉诸革命的暴力,因此,“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3页。维新派的志士们未能理解武装斗争的意义,百日维新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长街而告终。农民阶级领袖意识到暴力手段的必要性并进行了武装抗争,但却缺乏正确的纲领和战略思想,难以摆脱流寇主义倾向,不能建成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思想革命化的、经过训练的军队。没有锻造出一把革命的利剑,在民主革命中的克敌制胜是不可想象的。

应该承认,孙中山和革命民主派是重视武装斗争的。他在踏上政治舞台后,旋即从实践中懂得“和平之手段”难以奏效;为了进行改革,“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4页。以1895年广州起义为发端,革命民主派展开了自己的“战争事业”。孙中山最初认为“借会党暴动为可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5页。,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教训使他逐渐意识到“不可专恃会党”——“取得新军,方可成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第1352页。武装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推翻清帝国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起义。然而,革命党人在长期武装反清斗争中始终未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辛亥革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代表袁世凯攫夺了政权,旧秩序迅速在新形式下恢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从“二次革命”到护法运动的捍卫共和斗争收效甚微,也是由于同样的缘故。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武装斗争,没有超过同盟会时代。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则表明军阀不可能成为革命的真正助力。第一次护法运动的终结,反映了西南军阀决非真心拥护共和——“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说明苦心孤诣培植的陈炯明的粤军也在取得广东地盘后蜕变,“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18页。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未能也不可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没有可靠的枪杆子,战胜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和统治者是不可思议的。鲁迅曾经明确指出:在旧中国“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武力的别人”《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页。。

这条严酷的真理,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深切领悟。“艰难顿挫”的遭际引起他们的思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昭示了新的经验。朱执信还在1920年就翻译了列宁颁布的苏俄《赤劳动军法规》,对“兵的改造”问题进行了探索,确信理想的武装力量应是“有主义的兵”,因此要向兵士“输入主义”以“逼到他自己觉悟”。《朱执信集》下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37页。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我们的革命,便没有完全成功”。而“中国在这13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只有“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17页。在他看来,当前的国民革命必须具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53页。

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取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北伐战争势在必行,前阶段革命运动的未竟之业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承担和完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论对与时俱进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来说,或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而言,建立革命武装以推进国民革命,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个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摆在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因此,建立革命武装就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内容。

黄埔建军,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的丰硕成果。

孙中山和革命民主派长期进行的武装斗争历程——特别是后来陈炯明的叛变——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因此,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才有可能改弦易辙,着手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黄埔建军的过程几乎同步于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举措。

黄埔建军的酝酿,可以上溯到1921年末。其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会见了准备北伐的孙中山。在涉及广泛内容的会谈中,马林提出了“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的建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576页。。毫无疑问,马林的意见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不久后会见苏俄政府代表达林时,更为详细地询问了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等问题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2~103页。。1923年初,孙中山在上海同苏联代表越飞会谈,建立革命武装则是主要议题之一。这年8月,孙中山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了军事及政治。

随着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开展,筹建革命武装的课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在1924年召开的标志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下令筹办军校,指定了筹备委员,选择了广州东郊长洲岛为校址。会后,筹备工作积极进行。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一所新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建立起来。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任军校总理,校部隶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蒋介石和廖仲恺分任校长和党代表,下设教授部、教练部和政治部等。10月,增设校军教导团队(共两团)。这种体制大体延续到1926年3月,其间没有重大的变化。

黄埔军校的筹办,必须克服许多严峻的困难。没有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在如此短期内建校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下,黄埔建军才能实现。忠实于孙中山决策的国民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廖仲恺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诸如制定校章、延聘教官、招考学员、修葺校舍,大都在他指导下完成。国际无产阶级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在自己还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无私的援助,不仅支援开办经费和武器,而且派来了顾问团,推动了军校的教学,甚至在实战中协助指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于军校的各项实际工作,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萧楚女等担任了各部门的负责人或骨干,对于军校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重要的政治工作,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主持,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对保证军校的革命性质和方向起了重大的作用。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投身这座革命的熔炉,第一期学员中约有十分之一为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选派。

黄埔军校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建立的第一所新型军事政治学校,与先前存在的保定军官学校、讲武堂等军事院校有着本质的区别。军校得以培育出革命武装的骨干,决定于军校的性质。

作为培育革命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的特点首先在于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方针:“对于学生除授以下级干部必需的军事学识之外,复授以政治教育,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杨其纲:《本校之概况》,载《黄埔日刊》1927年3月1日。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学员的思想革命化。只有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学员的思想,才能培育出革命武装的骨干。军校还借鉴了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以保证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贯彻,使之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事实证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相应的制度,不仅保证了军校的革命性质,还为后来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

把军事、政治教育与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显然是军校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它诞生在革命急风暴雨的年代,形势迫切需要学员投入战斗——第一期入伍生进校不及半年,就参与镇压广州商团的叛乱。后来的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南讨和北伐,黄埔学生军也是“无役不与”。这种似乎是打破“正规”的实践,却卓有成效地磨砺了革命战士。他们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同时,也从实战中加强了军事素养。所以,学员在军校学习时间虽然短促,但他们走出校门后,就能够迅速地成为革命武装建设的军政骨干。

引导和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积极参与进步的政治活动,是军校的另一个特点。与旧式军校形成鲜明对照,在革命气氛炽烈的长洲岛上,进步青年们满腔热情地学习军事和政治,同时,还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组成了左派团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青联会”的活动广泛展开,会员遍及各处。当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青联会”与它进行了斗争。与此同时,学习团体和艺术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学员们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并参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对把自己锻造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大有裨益。

此外,军校的各科教程、教材和训练方式,大都借用苏联红军的经验,注重实战。军校的军事教育,同样呈现出新的面貌。

黄埔建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地位和作用。

首先,为革命武装培育了大批军事、政治骨干。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军校招收了6期学员(共约2万余人)。第1至4期学员都是在大革命时期毕业,大部分作为军事、政治骨干进入部队,对于革命武装的建立,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校军教导团堪称为新型的军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基础。一些黄埔师生在革命征程中跨出更大的步伐,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中不愧为“革命的利剑”。1924年10月,黄埔学生参加了镇压广州商团的叛乱。翌年,他们又两次参加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流域的陈炯明部,所向披靡,战功卓著。年底,终于消灭了叛军。其间,还回师省城弭平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旋又南讨邓本殷,直逼海南。至此,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在北伐战争中,军校的许多毕业生和学员参与了战斗,为打倒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军阀和推进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光辉业绩。

再次,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军校对当时汹涌澎湃的工农群众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军校多次发表宣言,声援省港大罢工,赞扬工人阶级的爱国和革命精神,呼吁“竭诚拥护省港罢工”。还派遣部分毕业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担任教官或支队长,训练和指挥工人武装。省港罢工的领导人曾派代表到军校致谢,并赠予“革命前驱”的匾额。对于农民运动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广宁县的农民遭受地主阶级民团的迫害,军校学员火速前往支援。东征途中,协助恢复被陈炯明查封的农民协会。此外,还帮助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学员进行军训。青年、妇女运动的开展,也得到军校的支持。

还需指出,军校又是当时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据点。军校出版了多种期刊,如《黄埔日刊》、《黄埔潮》、《军事政治月刊》等,销量甚大,颇有影响。一些讲义和书籍,也受到社会的欢迎。作为革命的新型军校,黄埔师生在思想战线上同样起到了先锋作用。

黄埔建军不仅写下了近代民主革命史的光辉篇章,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是由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作出了国共合作的英明决策,因而,才有了黄埔军校的诞生和发展。军校曾有3年左右的光辉阶段,正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时期结出的硕果。

 

LEAVE A REPLY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