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女性终生不婚可能性增加,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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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负责人20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90后与00后绝大部分成长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就业竞争压力较之前代更大,导致婚育在人生节奏中后置——这是不分男女都要遇到的问题。但上述“无性别”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女性终生不婚可能性增加”,就很值得注意。这提示我们,同样的压力作用于现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女性是首当其冲的承重者。

我们常说公共政策要听听“问题的声音”。今天我们身边的朋友,有人叹息“休产假丢工作”,有人焦虑“二胎妈妈难以返回职场”,有人怒诉“丧偶式育儿”,不就是“问题的声音”么?这样的声音没有被体恤和疏解,用“推迟婚姻”甚至“终身不婚”来表达议价权的选择,一定会增多。由果导因,需要长思。(刘白)

来源:光明日报

女性终身不婚可能性上升,原因何在?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召开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这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何为“终身不婚”?在日本,终身不婚常常被定义为“50岁以后还没有结婚”;在我国,学界一般把截至60岁还没有结婚的情况视为终身不婚。但无论如何定义,“终身不婚”其实都并非一个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外来观念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婚姻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注意到了不婚现象,并将不婚者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模式,这种人想结婚,但因为种种因素没有成功;另一种是先锋模式,这种人在主观意愿上不想结婚。可见,终身不婚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然而,发布会上所说的“女性终身不婚”,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这里所指的“女性”似乎是有特指的——如果结合发布会上关于这一结论的上下文语境,我们可以描绘出这一部分终身不婚女性的典型画像: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一线城市甚至是超一线城市工从事白领工作,且往往以90后独生子居多。但如果按照学界的研究,这个群体在婚姻市场上本该占据着极大优势——因为,国内学界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终身不婚率上,女性低于男性,非农业户籍低于农业户籍,高学历者低于低学历者。都市女性兼具了上述三个条件,在婚姻市场上应该是占据制高点的。至少,她们具备了结婚的外在条件和能力。

既然如此,“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增加”的原因,可能就要从其内在观念探寻。今天许多90后00后女性,大概不是不能结婚,而是不想结婚——而和考虑现实因素的男性不同,女性不想结婚的原因则往往是感性的:没有足够喜欢。

两情相悦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难度相对增加的事情。三十年前盛行的单位制正在瓦解,往日充斥着乡土气息的熟人社会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解体,原子化的个人们如浮萍一般。而浮萍与浮萍的相逢,充斥了太多的偶然性。在偶然相逢后的短时间内,一方呈现给另一方的,也只是自己的一个人生侧面而已——往往是比较好的侧面,而这与个体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是相悖的。获取爱情的沟通成本由此增加了,这是时代的产物。

实际上,不想结婚的想法,也要区分对待。对有的人而言,不想结婚,是一种被动的“不想”——需要情感的依赖,并且希望为这种情感的依赖找到一个客体,这样的人实际上在内心充斥着低质量的孤独。而一个仅有低质量孤独的人即便找到了另一半并且结婚,其内心依然是低质量孤独。对有的人而言,不想结婚,是一种主动的“不想”——自己有了一种精神王国,并且在这样一个精神王国中像一棵树一样不断吸取养分,向上生长。在今天这样一个原子化的时代,前者往往是常态,而后者则难能可贵,更值得我们的尊重。

或许这引出了一个更深的话题:真正的爱情和由爱情生发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是两个都具有“生长感”的人,在一起后更加促进对方的生长感,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才是真实的。复旦大学梁永安老师将这样的爱情,概括为“热爱你的热爱,喜欢你的喜欢”,诚如斯言。也愿更多的“终身不婚”的人,如果没有遇到那个促进彼此生长感的对方,也能够享受不负春光向上生长的“高质量孤独”。

来源:红网   都大伟

一篇“终生不婚”的短文何以读者数亿

上周五(1月21日),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谈”专栏原创的一篇算上标题和作者姓名也只有375个字的小短文,在“光明微评”上竟有(至今天——23日上午止)数亿人次的阅读量!在一些开放了评论的转载网站上,此文文后跟贴众多,讨论热烈。

这篇题为《“女性终生不婚可能性上升”须思成因》的“光明谈”,针对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官员在20日所说有关“90后”“00后”婚育主体的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增加女性终身不婚可能性,抑制了生育水平的话题,指出应该注意“婚育推迟”这个看似“不分男女都要遇到的问题”,其实意味着“女性是首当其冲的承重者”的现实。

最近两年,有关人口统计的话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早两年,围绕“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之点”是否已在中国出现而兴起的讨论,其实质也是人口可持续再生产的问题。人们关注此话题,是因为“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与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是否结束相关。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短短40年时间内的迅速腾飞,其最重要的客观“比较优势”之一,就是中国庞大人口基数所产生的“人口红利”。这个“比较优势”的丧失和“人口红利”的失色,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着不可或缺重要角色的廉价劳动力的退场。这个重要角色的退出,绝非简单的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现象,而是对整个经济的巨大挑战,因此倒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并将重置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势。

当然,“刘易斯拐点”只是观照人口问题的一个角度而已。人口可持续再生产,是几乎所有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线前后都会遇到的问题。人口可持续再生产,是国家层面的宏观问题,但却可分解为国民个体的婚育问题,其“产量”是国民个体婚育状况的集合。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区和社群是人类存在的必要环境。从早期“逐出族群”的惩罚意味着死刑,到现代离群索居代表着个性,人类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提供了人类个体独自生存的可能性。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也为人们生理、心理和情感需要提供了不同的满足方式,使人们在婚育时间、方式乃至婚育与否等选择上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

选择即比较。在婚育时间与婚育与否的问题上,人们肯定要在早与晚、婚育与单过所可能导致的各种情形中进行比较。再具体到男性或女性,环境给定的或现实示范的个案,都是未婚育者在个体决策时的重要依据。这也就是说,与其说人们在关注上述短文,还不如说人们是在关心自己——家庭的或子女的——未来。

来源: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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