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奇迹到海市蜃楼——中国GDP能赶超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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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ardian 12月28日报道。

分析:治理问题、债务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和房地产市场动荡将推迟北京成为全球经济第一经济体的努力。

根据中国共产党(CCP)宣传的说法,”东方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许多中国以外的人将其 “不可避免的崛起 “理解为。在2035年成为 “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的道路上,以及在2049年,即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成为富裕、强大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国希望在其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时宣称拥有吹嘘的权利,并根据其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来投射其权力。

然而,这种叙述有一个严重的缺陷。中国经济可能无法超越美国,因为它屈服于众所周知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国家相对于富裕国家的相对发展进程停滞的地方,其特征通常是经济调整困难,政治后果往往不可预测。

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平衡的。它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墨西哥,但人均消费不高于秘鲁。消费支出约占 GDP 的 37%,略高于 2010 年,但远低于 2000 年。与自由化改革密切相关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停滞。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1/d…


蔡昉: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1.4万美元,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墙内谎言

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重点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共同富裕问题,二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

结合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为,通过以下三个途径能够加快共同富裕的推进:

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我国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要保持同步性;要想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终还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

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更应该关注的是向上的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要从三方面实现倍增计划,一是将脱贫之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二是让进城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享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三是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

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

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出炉,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图为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路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首先,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未来15年里保持14.7%到14.9%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可达22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

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将到2025年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第二,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

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几年后就趋于平缓。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左右,陷入徘徊状态。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够合理。事实上,初次分配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须借助再分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必须借助再分配手段。

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社会性流动。历史上的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看,每组的收入都在提高,这是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不能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今后可能会出现零合博弈的现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将明显慢于其他家庭。从中观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收入组,进入更高的等级中,这个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因此我们提出,应该进入到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主要涉及这三个群体。

“倍增”之一,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仍是低收入群体。OECD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2020年有所提高。

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群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

“倍增”之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4549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虽然农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仍面对“无形的墙”,即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无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是非常不稳定的。比如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均减少了3%。

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约有2.91亿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倍增”之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得大,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得高。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9亿,60岁以上人口高达2.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达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证消费需求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讲到,经济增长会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供给侧,是潜在增长能力。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需求侧的制约愈发明显。这意味着,我国正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能够基本建成福利国家。

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第三和第四发展阶段,必须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福利国家是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的路。当然,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

本文为作者在“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有删改。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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