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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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

《中华民国史》是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主持。本书讲述的是从1912年开始的38年的全部历史,包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以及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全三十六册)2011年8月30日在北京首发。

36册《中华民国史》全套图书分为《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十二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八册)等三个部分。

《中华民国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十六册。

封面中华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近现代重要的时期,对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和持久的影响。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开始,中国便开启了中华民国史,中间经过国民党改组成立、二次革命、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金十年建设、抗日战争再到第二次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最后国民党失利败退台湾岛……这构成了中华民国38年来的全部历史阶段。在本书中,作者将会着重勾画民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得到的重要历史教训和启发。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吸取编年体史书的优点,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取材原则,围绕民国时期各阶段统治政权的活动这一中心,逐年、逐月、逐日并以大事、要事的重要程度,编排1905年至1949年间发生的历史大事。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选取民国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写人物简传。

据悉,《中华民国史》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11年推出的“非官方修纂”的历史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记民国史事,起自1912年,迄于1949年,共38年的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历史。该书被出版方称为“国内首部以中华民国史冠名的多卷本著作,是目前民国史学科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国内民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编修过程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可以追溯到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中华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始。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中华民国史》全部完工,集结出版。

全书分36册,其中正编12卷16册,大事记12册,人物传8册,共约2000余万字。正编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12卷16册。大事记吸取编年体史书的优点,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取材原则,围绕民国时期各阶段统治政权的活动这一中心,逐年、逐月、逐日并以大事、要事的重要程度,编排1905年至1949年间发生的历史大事。人物传选取民国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写人物简传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比如书中承认国民政府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对军统在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中华民国史》在台湾並未引起廣泛關注。部分學者對于书中记载中华民国在1949年终结感到不滿,质疑违背九二共识。

《中华民国史》(全十二卷)目录:

第一卷(1894-1912)

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三章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四章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五章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十章 保路风潮

第十一章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第十二章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第二卷(1912-1916)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二章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2]

第四章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

第六章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

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

第八章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九章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三卷(1916-1920)

第一章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二章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

第五章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第六章南北议和

第七章五四运动

第八章直皖战争

第四卷(1920-1924)

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二章第一次直奉战争及战后政治

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五章黎元洪被逐与曹锟贿选

第六章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第七章 1920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五卷(1924-1926)

第一章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

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

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临时执政府的终结

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第六卷(1926-1928)

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二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四章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五章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七卷(1928-1931)

第一章 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二章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内政与外交

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战争

第四章 反蒋派大联合与中原大战

第五章 发展中的国共矛盾及南京政府的“剿共”战争

第六章 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和各派联合统治的确立

第八卷(1932-1937)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

第五章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第七章西安事变

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

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第九卷(1937-1941)

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

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

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

第五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

第六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正面战场

第七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敌后战场

第八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九章 国统区的经济

第十章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第十一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

第十卷(1941-1945)

第一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

第三章 抗日后期的国统区

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

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

第七章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十一卷(1945-1947)

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十二卷(1947-1949)

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

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

第五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谈判

第八章 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民国的不同史观

随着中华民国于台湾渡过百年国庆,台湾提出了有别于北京的民国史观,但国民党执政当局提出的史观,在台湾内部也受到了挑战。

官方的国史馆在百年国庆前夕发表了一部辛亥革命纪录片,此一名为"鼎革之际"的纪录片论述下的革命成功,不是仅靠着几名开国英雄,更多涉及了从1911年十月至1912四月的一连串谈判与交涉。

国史馆馆长吕芳上说此一纪录片平实客观不带意识型态;而用出席发表会学者的话来说,这是对过去史观的"去熟悉化",有别于过去的党派立场与意识型态,重新建立对辛亥的历史记忆。

若就辛亥革命此一历史事件,国民党政府在百年后论述的确少去了过去那种政治宣传的成份,但在台湾充满争议的历史解释,不在单一的历史事件,而是对于辛亥革命后延续至今的民国史观。

史观争议

在民国史观争议中的一段插曲是第一夫人周美青,穿着去年同一套服装出席国庆典礼,这被国民党立委要求国史馆列入正史记载,吕芳上除同意外并说真正的伟大事业是从平凡中看出来,马夫人衣着移风易俗,对整个时代有很好的影响。

这种将琐事上纲到某种重大意义作法,没有意外地引起侧目与批评。这唤起了台湾长期戒严下的共同记忆,比如人们在小学课本中,读到蒋介石到一条小溪看到了鱼群逆流而上,因而得到启发成就一番大事业。

除了这种不甚与时俱进的"史观"外,国民党拍板定案的主流民国史观,由于其界定了现实下两岸是何种关系,所引起的争议比撰史赞美第一夫人这种事件更为深广

同为台湾政府的国史馆长,但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担任此一职务的张炎宪,与现任的吕芳上史观有所不同。

由张炎宪在国庆节前夕主持的《揭穿中华民国百年真相》新书发表会上,一群学者说台湾的民国史在国民党长年主导下,人民只能顺其摆弄,久而久之国民党的史观成了一言谈,使得历史真相被淹没曲解。

"百年真相"

对于执政当局以"精采一百"来定义中华民国,他们指出历史上的一些史实经常被有意掩盖,比如中华民国成立后有两个以上政权存在成为常态,且这些对立的政权不惜动用武力争斗,经常导致生灵涂炭造成浩劫。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间的内部动乱局势,台湾长期以来的民国史将其视为国民党正统政府清除野心势力的战争,且相当强调在此一正朔下蒋介石作为孙中山传人的角色。

这群台湾教授协会与台湾历史学会的学者表示,在国民党史或国民党的中国现代史中,孙中山与蒋介石被塑造成伟大领袖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与必要,但台湾人民却被普遍灌输接受这种说法。

他们提出不同于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建立的民国史观还包括:中华民国以戒严体制统治台湾,使台湾社会长期笼罩在恐布氛围中,以及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后,国民党的捍卫中华民国只能在台湾说,一出台湾即不被承认,自己也不敢捍卫。

提出这些不同于台湾主流史观的学者说,台湾的中华民国百年历史都是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所写,而他们说出的是国民党不说,以及不敢说的内容。

现实意义

国民党定调的史观在台湾虽仍不乏支持者,但在民主化以来从台湾自身角度出发的史观,也渐渐地撼动了传统史观的主流地位。

这种不同史观反映在政治上的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不同立场,而最具当代现实意义的历史解释,则是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关系。

马英九在双十讲话中说,中华民国若没有台湾则可能在内战后走入历史,这样的表面上与民进党类似,然而他的前提是中华民国在抗战中犠牲两千万军民生命,台湾才结束日本殖民统治,而在他的定位中台湾是他的家园,中华民国则是他的国家。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中华民国提出的史观则是:过去六十二年来中华民国失去了它原来建立的国土,只存在台湾,今天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能认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的新生。

蔡英文的史观更符合民主化以来的民调显示的台湾民众看法,但马英九的史观具有通过教育等渠道已长久传播的优势,总统选举的结果无疑地将被视为民众对两方论述的判断结果,而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双方各具社会支持下,两种不同的史观在选后仍将持续。

BBC

中国出版《中华民国史》 台湾心有千千结

中国向来有”替前朝修史”的传统,由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华民国史》,日前已经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尴尬的是,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却并不认为”中华民国”是过去时。

研究民国史的大事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华民国成立100年之际,中华书局日前已经正式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根据媒体报道,该书的撰写是1971年由周恩来亲自下达的指示,而且将该项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也就是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历时数十年,共发行36册。

由于两岸政治现实不同,对《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各有体会。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教授就有不同于中国的看法, 他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撰写《中华民国史》这件事都不以为然。我们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正在发展壮大中,所以我们正在写《中华民国发展史》,因为我们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一个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

承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贡献

另据媒体报道,这部36册的史书最大的突破在于:对蒋介石历史地位的肯定和承认国民党在对日抗战中的贡献,甚至在其他部分也有相当的修改,周惠民提到日前讨论比较多的议题:国民党在1949年前后将大量的黄金运送到台湾。在这个议题上,大陆方面原先使用”偷运”的字眼,然后改为”转运”。由名词使用的改变,便可以看出中国态度上的转换。

最大歧异:中华民国是否存在

尽管两岸在历史解读上或许渐渐接近中,但是在某些立场上确是丝毫没有松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表示:“最大的争议点还是1949年后中华民国还存不存在的问题。中国大陆当然觉得是不存在的。当我们在和中国学者合作时,谈中国近代史或是中华民国史,我们都强调不能明示或暗示中华民国在1949年之后就不存在,这个议题上双方的差异还是很大。”

根据周惠民的说法,在中国不只是社科院,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其他学术单位也有撰写《中华民国史》项目。大陆近20年来对类似计划的执行兴趣很高。台湾国史馆内的相关档案,使用最多的是大陆学者,大陆学者相当程度上根据现存台湾的历史档案写历史。在漫长的编撰期间,中国的历史解读和历史观点也随着时空变化有一些调整。周惠民指出其中2项原因:

“第一,当资讯渐渐开放的时候,他们原来的历史解释会遭到一些考验,第二,有许多历史档案出现,举例说,蒋介石的日记已经在美国史丹佛胡佛研究中心开放阅读,大陆许多重要学者去那里看,也会重新再诠释相关历史。”

让历史归历史

周惠民在接受访问时特别提到,他认同中国社科院民国史主任,同时也是该套书的主编金以林的说法:”在两岸已经没有敌意的同时,写中华民国史的时候,可以站在一个比较持平的角度来看,他也表示认为,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政体的政府会有不同的历史解读,我们希望这个历史解读逐渐接近,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和看法可以渐渐还原到事情的真相。”

《中华民国史》才刚刚出版,不管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已经有编撰类似史书的新计划。两岸之间甚至有民间合写历史的计划。据黄克武的说法,台湾中研院的近史所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合编一部名为《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史籍,双方也打算重编中华民国史。黄克武同时指出,台湾政府并没有计划由官方主导大规模编写中华民国史。

作者:邱璧辉

遇冷的《中华民国史》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民国史坚持了下来。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海外档案解密,修撰变慢

在台湾开始修史时,大陆的民国史修撰反而步伐变慢。

“主要是很多资料都开放了。”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负责1937-1945年这段时间的内容。

吴景平说,1995年一明确任务,他就出国搜集资料去了。

吴景平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核心档案文献都被带到海外去了。”吴景平说,不看就无法进行叙述,这时台湾也开始解禁《蒋介石日记》等等一批档案。他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但这样,他还是觉得准备不够不敢交稿,社科院开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蒋介石日记,台湾开始只开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开放。”吴景平说,很多参与编撰的学者,都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档案不断解密,使他们感觉“如获至宝”。

“比如《蒋介石日记》2006年才开放,而且只是开放了一部分。”吴景平说,在《中华民国史》中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回忆,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金以林说,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大陆学者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时,大陆学术环境的变化,让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说,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取消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随着思想方面的放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金以林举例,比如说“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中共和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学术普及工作。

全套民国史台湾遇冷

缺憾并不是没有。

编写者们最遗憾的就是,这套书只涉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民主这些主流问题,而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但更让编写者们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时台湾的激烈反应,这一次全套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并不买账。

2011年,《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记者在电话中开口质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释说,这是民间修史,并不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这套书在台湾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陆学者看来,这并不是台湾学者不关注这套书的出版。

“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说,这句话最后是谁加上去的,怎么通过讨论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在他看来,台湾学者不愿意参加讨论,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原因。因为一旦要进行讨论,就意味着承认这套书,因此,台湾学者即使读过,也不愿意著文讨论。

“最后一句留了这么一个尾巴,毕竟太官方了。”

 

对话吴景平:“一本书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当时是怎么接受修民国史这个任务的?

吴景平:1995年时,社科院找到了我。这套书编撰了很长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编撰,但编撰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到了抗战史这块,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北方大学中研究这块的也不多,于是考虑南大和复旦。

国民党政权的20、30年代以及抗战时期,是我的强项,也是复旦的强项。于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负责1937-1941年这段。

时代周报:你写这段历史用了多久?

吴景平:13年,1995年找到我的,到2007年下半年社科院催我交稿,不敢交,又拖了大半年。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民国史因为涉及到国共关系,尤其是你这段,如果遇到敏感性的问题你们怎么写?

吴景平:其实史实是从来没有争议的,现在一般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们书写历史需要审查吗?

吴景平:要的。具体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估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宣部吧。

时代周报:你的书稿经过审查后,有没有被删改?

吴景平:审了以后,只划去一句话“为何国民党会转向抗日,—国民党之所以转变,非常不容易,对国内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人民的抗日民心有明察,对国民党内的悲观主义也克服了。”

我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失败主义越来越严重,鸦片战争完败,北伐革命,绕过日本。9.18事件,日本向国内扩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抗日是自取灭亡,这其实是一大转变,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

时代周报:读者很关心该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人物的评价。那么,你能否谈一下该书如何看待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对于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争议也比较多。那么,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吴景平: 《蒋介石日记》从2006年开始陆续开放,抗日这么重大的决策,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皖南事变,我们就写,蒋对共产党不能在统一的军令、政令下行动,表示恼火,认为他们是破坏抗战统一。而这时候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共产党,对国民党不能从民族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有所保留。共产党的决定不能等国民党的决策,只能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地进行抗战。如果靠统一命令抗战,不可能取胜。这样的冲突没有冲破底线。国民党如何看待八路军、新四军的问题,要顾及苏联、美国的态度、汪伪政权的态度。蒋的日记提到要密切关注日本,蒋的战略是拖延。

下一步研究以“志”为主

时代周报:在这本书中,是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权来写的吗?

吴景平:国民党当时就是合法政权、中央政权。共产党当时并不能支撑政局。无论是外交还是以军事直接对抗侵略,都是国民党,这就是一个执政党在做。共产党当时不可能和中央相提并论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史》是官史还是民间学术行为?

吴景平: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官方行为。因为这个项目是拿国家的钱,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

时代周报:这部书的欠缺在哪里?

吴景平:这部书里面的历史涉及政治最多、军事其次,外交更后。而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相对弱,甚至有些都没有提到,这可能跟学者的研究领域有关。其实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抗争开始,如何援助,援助多少,必然有涉及。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也为战后国民党经济问题的崩溃留下伏笔。抗战时段比较全面。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南方抗日武装都有体现。汪伪政权叙述比较多,华北、华南的临时政权、新疆、西藏方面比较缺乏。民族志可不可以考虑进去?外交主要涉及大国关系,而且主要是大事。

我们后来研讨会也说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六卷,相当于本纪。《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现在缺一个志。下一步民国史研究,以“志”为主。可以出上百本的专门志。

时代周报:台湾对这套书的评论怎样?

吴景平:两岸都非常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据我所知,有关方面都已拿到这套书。希望这套书能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一本书就能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套书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海峡两岸对这一段共同的历史逐渐达成更多的共识。

吴景平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在线记者 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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