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孙中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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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政治家孙中山的评价。孙是中国近代史上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早年创立三民主义,为革命运动制定纲领。1911年,孙领导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中华民国。晚年复吸纳新思想,赋予三民主义以新解释,推动国民革命发展。策划反清起义,策动反袁、护法,致力打倒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而奋斗。各界对他评价不一。

在世评价

中国方面

早年孙在广东起义,屡次失败,世人多有不解其意者。有报载称孙中山“有乱天下之才,所结党众,半为雄杰,况又有欧人助之”,“后患其可胜穷耶?”又如当时盛极一时的《申报》,对孙直以恶语相向:“革命党以粤东逆犯孙文为首”,“为最足为害而又最未易除者”。孙“每在海外创为革命之说”,“一时信从者众”,清政府假若“再不振作也,窃恐其党潜滋暗长,一发难收。”孙日后回想当初经历,“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1903年,章士钊选译宫崎寅藏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署名“黄中黄”,题名《大革命家孙逸仙》,在序言中对孙大加赞扬:“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议。……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秦力山为该书作推荐序,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宫崎之所云云者。……大盗移国,公私涂炭,秦失其鹿,丧乱弘多。而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刘光汉题跋,将孙崇为中国民族革命第一人:“自奴夷背命,建虏交侵,大漠以南,虏骑如织。汉唐区宇,炎黄子孙,变发胡装,沦为贼役,为古今未有之奇厄。然汉族之对满族,无一日不演其竞争。……近世以来,种族之界浸于民心,排外之声沸于草野。然本民族思想为实行者,仅孙逸仙一人。……孙君以旷世之才,惯胡虏之辱,义旗甫举,险阻备尝,虽成败之数不可逆料,而影响之及中国者,吾知其非浅鲜。”

1903年,柳亚庐撰写《中国灭亡小史》,专辟一节《孙逸仙》,称道:“人虐天饕,英才尽矣,独佚仙热心共和,舍身民族,虽至蹉跌,志不稍解。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同年夏天,僧人黄宗仰在日本与孙相遇,当即表示“仰瞻星斗十年久”,又为之赋诗饯行:“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邦水奠新都。伫看叱咤风云起,不逐虏胡非丈夫。”将孙比作拿破仑、华盛顿。

1904年,高旭将孙与汉族历代先贤并列:“我祖黄帝没,数传失强权;异族恣攫喷,死灰屡复然。嗟哉我中夏,忍看污腥膻;子孙多不肖,祖业甘弃捐。刘裕朱元璋,伟烈堪比肩;是大光复家,宜把铜像镌。其余心此心,百折志不迁;仗义逐胡虏,正义壮山川。我拜王而农,黄书至今传。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孙逸仙,我拜郑成功,谓此皆汉贤。”同年,刘师培推许孙为“革命大家孙逸仙”。华进说:“孙逸仙为吾国革命巨子,其事迹轰烈于全球。”《警钟日报》署名“共和”的文章《〈孙逸仙〉书后》称:“夫孙逸仙粤党之魁杰,西学之巨擎,固夙倡导民权自由之说,而最富民族思想者也。”戢元丞坦言:“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为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划者,舍孙文以外,殆不多见也。”

1904年11月,中国教育会会员、留日归国学生陈去病称孙为“汉族所倚仗奇人”,认为孙在当时远赴美洲,以致无人领导广西的会党起义,使之终归失败,此乃“吾黄帝子孙之不幸”

1905年8月13日,时任华兴会干部的陈天华在日本称赞孙:“有失败之英雄,有成功之英雄。英雄而成功也,人讴歌之。英雄而失败也,人哀吟之。若夫屡失败而将来有成功可望之英雄,则世界之视线集焉。……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以将来有大望。虽为本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后世吾不知也,各国吾不知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言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

1905年,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文学家金天翮在《小说林》杂志连载作品《孽海花》,其中将孙化名作“孙一仙”,文章描绘孙:“英语汉籍,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着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俯瞰民族帝国主义的潮流,因是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划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脑后还拖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

章太炎曾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1909年,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批评孙:“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孙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章太炎认为“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评价孙,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

宋教仁认为:“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1911年11月17日,《申报》刊载一篇时评,称黎元洪为“一介武夫,素不口谈革命”,反观“孙文数十年来专心一志,以谋中国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无此观念,而于彼独先其继之也。屡仆屡起,人人无此坚忍,而于彼独不屈。其现在也,人人不料有此伟大之结果,而彼尚奔走于海外,以为国是之前途计。不急急于归国,以就浅近之荣誉。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创之大功也。”

1912年,中华民国横空出世,民众对孙赞誉连连。王之元赋诗《胜棋楼睹徐中山遗像,想今日孙中山》:“此日棋楼睹写真,革命血战扫胡尘。中山事业辉前后,谁道今人逊古人!”把明朝朱元璋的中山王大将徐达,同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孙文并列。郭古举作诗《贺中华民国大总统》:“霹雳一声新世界,汉家旗帜五云悬。孤身去国六千里,缔造艰深三十年。令我士民齐捧日,缘公能力可回天。和风甘雨春台上,飏诵赓歌夹道传。”回叙孙的革命经历,表示对其功绩的肯定。金玉女士著《四杰赞:孙大总统中山》称:“一手劈开新世界,十旬光复旧山河。英雄未许息肩日,四海苍生患正多。”陈力铭女士作《神州四杰咏:孙中山》叹:“漂泊天涯二十年,中原让尔着先鞭。无端鄂渚秋风起,哭煞先时洪秀全。”

1912年,孙北上向袁承诺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听后诧异,向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评价孙等人:“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时,黎说:“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聼涂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1921年,戴季陶致信因粤军内部矛盾离粤的蒋介石,信中说到:“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当时在他看来,“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

外国方面

1897年,日本侠士宫崎寅藏在东京首次谒见孙并𣈱谈革命计划后称:“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且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彼其手腕,可以挥斥八极而无怍;彼其容貌,可以备具四时而有余;余无以尽之矣!‘百年老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其亦当羞死!”甚至称道:“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其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诚挚! 我国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1905年6月4日,孙自巴黎致书宫崎,告以即将自马赛搭轮东归,不久即可与其“抵掌而谈天下大事”;宫崎大感兴奋,遂约晤宋教仁等私宅,盛赞孙“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令东西洋殆无其匹。”

1903年,日本人田野桔次分析中国时势,评价:“今日新党界中,稍有革命家之体面者,仅孙文一人。”

1911年11月1日,日本《中央公论》第11号上发表西本愿寺中国布教僧水野梅晓的《孙逸仙在长江一带的声望》一文,称在过去三年间,游历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时,有一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新军军官称:“长江一带,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他们都崇仰孙逸仙,并愿在他手下为达成汉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湖北政界中热衷于地方自治的少壮派政治家认为“真正能够救清国,为汉人谋幸福的,说实在话只有孙逸仙其人”,“湖北的政界,把孙逸仙几乎当作神来尊敬”。最后总结称:“我旅行长江一带,发现学界、军界、政界,而至于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孙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实。由于我不认识孙逸仙,所以就不敢论其人物,但我相信,孙逸仙这种声望、受尊敬,绝非来自策略,而当是孙逸仙的天爵和天位。”

1912年康德黎著《孙逸仙与新中国》一书,其中说:“孙逸仙在事实上,好几次常在挣扎中讨生活,没有一种自天而降,免除苦斗的力量,足以成全他的命运。……他曾是一个被弃者,远离家国,时而逃避于甲国,时而又逃避于乙国,全宇宙似乎没有他的立足地。”“何以聪明的华人,竟然听从他?……就是因他为人光明磊落,爱国真忱,性格诚实,为国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怎样,他具有比地位、金钱、或敎育所能赋予还重大的力量。”“历史对他自有相当位置,但今日之旁观者,殊难判定应归他的功勋,究有几何。”

1912年3月,美国传教士阿瑟·贾德森·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博士出版《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是西方人士最早介绍中国辛亥革命的著作。书中称道孙的动员能力:“中山先生是那样富于人格魅力”,“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原本籍籍无名的人,一个被帝制政府视为罪犯而追捕不断的人,一个具有高额赏格惹来暗杀者垂涎不菲报酬的人,似乎有法术护身,其所到之处必能获得同胞的保护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说服精明的外国资本家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额贷款。他经常造访旧金山与纽约,与财雄势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们侃侃而谈,向人山人海的中国听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变故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赞扬”。

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刊载一篇孙关于和平土改讲话的译稿,列宁遂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承认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但他批评孙的理论:“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列宁认为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

1913年5月,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桑顿·怀尔德向在北京的驻华代理公使报告孙的一次谈话:“当来访者说,万一发生内战,日本突然袭击满洲,孙中山答称‘满洲并非整个中国’。有人提出警告,俄罗斯届时将完成对于蒙古的接管,孙中山说‘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国’。”怀尔德评论:“这位受到哄骗的人已经把自己绝对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

1914年,台湾抗日烈士罗福星临刑前,于狱中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字嵌于句首:“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192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揭露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孙赴香港大学发表演说,港大学生会主席何世俭致欢迎词云:“用任何言语介绍孙中山先生皆无必要,因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国的同义字。孙中山先生的经历如用书本记载下来,无疑的将是最吸引人的事迹;如果爱好自由是伟大的考验,那么孙中山先生将与伟大共存。因此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位中国的伟人,一个真正的君子,和一个胸怀广阔的爱国者。”

1924年2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孙反对剥夺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国民党的民生主被他们完全叫错了,它的实质就是通常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又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犬养毅还曾如此评价孙:“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印度革命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建新,曾经在东京、上海等地多次拜会孙。建新十分推崇孙,称孙是“亚细亚洲的精神领袖”,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申圭植,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作有《赠孙中山》:“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和《祝孙总统中山》:“共和新日月,重开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1912年4月,申圭植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并在会上激动喊出:“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表达了中韩两国革命者的友谊之情

菲律宾起义军代表彭西赞扬孙:“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情赞助者之一。”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纳,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曾亲见孙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时的状态时写道:“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包括蒙古)。说他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五至十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

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员莫理循于1911年时对孙态度极不友好,支持袁世凯而打击革命党,英国政府根据其报告和建议,支持袁世凯之政策,孙遂不能不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可是到孙逝世前夕,他才邀请孙业师康德黎到他伦敦住所里,正式表达他歉意,对康德黎说:“假如我在几年前,能像现在这样钦佩孙中山的人格,中国的历史必然与今日有别,我希望你把这事公开。”

后世评价

中国国民党评价

张继回忆:“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

吴稚晖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

胡汉民回忆:“总理对于一般同志都很和气,从无疾言厉色。……总理在许多事情上,自己的主张非常坚决,并无迁就的余地,但别人若有反对他的主张的,他仍然和颜悦色地对人反复解释。”

林森回忆:“总理对他的革命主张和三民主义虽然十分坚持,必须贯彻到底,但是他待人接物,可是十分博大宽厚,无所不容。无论同志之间,或是敌人,祗要表示诚心接受他的主义,对于他们已往的过失,是决不计较的。”

程家柽说孙“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吴稚晖“惊骇他的好学”。

1925年3月12日,李烈钧在北京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伦敦举行孙追悼会,致词说道:“我们信仰孙先生,敬爱孙先生,并不是因为孙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别惊人的形式,无非因孙先生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可以使我们信仰与敬爱。”称赞孙为共和而革命,不再是帝王将相的重复。认为孙意志坚韧,抱定主义,奋斗不懈;待人宽容,即使从前反对他的人,一旦肯赞成他的主义,他就引为同志。并在会上比喻:“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候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提醒大家应以其精神为标的,以实现其主义为最佳纪念

1925年6月,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对孙评价:“就先生个人自身来说,可以用三句话包括起来,是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先生是有特殊的政治天才的人,所以四十年来,所作的革命事业,和所发表的政治意见,非常伟大精深。在研究中外圣贤的思想上,分析得清清楚楚。”“先生的思想是爱中国人,先生的信仰也是爱中国人,先生的力量也是爱中国而生。把这一个爱中国人的心推广起来,就是爱全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爱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推到极处,就是爱一切人类。”“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两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

1926年3月12日,陈布雷为纪念孙逝世一周年,发表讲话勉励众人,告诫勿将孙作高不可攀之超人,而应效法其修养、继承其精神,方可“以慰中山之灵爽而竟其未竟之志业”:“中山不以超人自居,亦不以超人望人。唯孜孜兀兀,激于悯世爱群之热情,作兼人之工作,与困难相搏斗而已。……中山之性格,可以其日常所御之平凡的服装代表之;中山之行事,切实简毅,可以其莫利爱路朴质之家屋代表之。而其蕴蓄繁富,无所不包,则却与其错综复杂之历史相称焉。是以评中山为伟大,吾人是认之,然此伟大为心胸之伟大,可煅练而得者也。评中山为祟高,吾人亦是认之,然而非高不可攀之谓。其所以崇高,乃其认识吾国有文化之独真,发展吾民族优点之独至,初亦非有甚深之玄妙也。”

1934年9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军人应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讲话,念及孙时说:“历史上凡是能够维持或发扬整个民族的人,他个人生命,也就格外放出光彩,照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我们总理,是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的。他自民国十三年去世到现在,已经十年,试问那一个人会忘记了他?到现在全国四万万同胞,还有那个人不尊信他的三民主义?这不就是他永久的生命的存在吗?而且在他死后的生命,反比生前生命更为伟大更光荣!当其在世时,不仅一般反对派敌人对他攻击毁谤,不遗余力,就是全国民众,也有很多人不了解他。……现在他虽已去世十年,只是躯体不见了,而他的生命,却寄托在我们一般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一般的国民身上,一天比一天更能发扬光大!不但无人再敢轻蔑他,并且无不尊敬他信仰他,他的生命不但没有死亡,而他的生命的光辉,且永远照耀着整个民族生命的洪流,滚滚不停的日增其伟大。”

1940年代,居正评价孙说:“孔子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创造一种主义,以领导民族趋于康乐之境的。孔子因为能够删诗书、定礼乐,集尧舜禹汤之大成,而成为儒人,为后世所推崇。孔子以后,能如孔子之有创造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者,首推国父。”“国父手创三民主义,博大精深,和平中正,实为救国救民救世之极轨。言其要义,即对外求中国之国际平等,对内求人民之政治经济平等。”“数百年以后,后人之崇拜国父,必比今人之崇拜孔子为尤甚。”

中国国民党对孙部分涉日言论予以否认,称《东亚先觉志士传记》出自日本黑龙会,里面内容存在捏造言论,目的是为了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合理化。又称,孙当时连被日本侵占的台湾都主张在中国版图内,何况中国主权仍存的东三省。蒋介石称,1914年在东北考察时,孙曾告诉他东北和台湾都需交还给中国。对于孙与日本的盟约案,日方坚持认为有据可查,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部分学者极力证伪,加以否认。日本《产经新闻》连载《蒋总统秘录》,也质疑其真伪。

2021年10月6日,朱立伦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次日表示,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一定秉持孙创党精神,不怕苦难,愿意为国家、民族、民众牺牲奉献。孙在126年前创立兴中会,后成为中国国民党,又在110年前创建中华民国,每位同志都应捍卫中华民国、保卫国民党,因为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精神,就是孙文精神。中华民国永远坚持公平正义的理想,这也是孙努力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评价

李大钊说:“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说:“我们崇仰中山先生的为人,尤其崇仰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觉,是现代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开中国革命之局是中山先生,三十年来继续革命而不衰的是中山先生,号召现时全国革命运动的,舍中山先生外更没有第二人。”“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称:“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称:“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要点):“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纪念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应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1925年4月12日,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在会上演说,称中国国民尤其是工人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山先生领导我们向帝国主义进攻;帝国主义倒了,我们国家才可以独立自由;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义是永远不死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更加联合起来去完成此革命事业。4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悼孙中山先生〉,称孙中山先生是为中国民族谋独立自由、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行猛烈攻击之国民革命领袖;他尊重劳工利益,颁布工会条例,发表辅助工人团体发展的宣言;他的逝世加重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的责任;我们要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齐队伍,不断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中山先生的主张,工人阶级的胜利,仍然在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实现。

1956年11月11日,朱德在人民日报撰《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写道:“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到南京瞻仰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孙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夫妇到她上海的家里作客,谈起了孙。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邓小平的谈话将孙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1996年孙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胡锦涛指出:“孙中山先生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谈到孙中山一百多年前第一个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胡锦涛说:“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民主统一,并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改变中国的贫弱处境,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习近平指出,孙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2021年10月9日,习近平在辛亥革命110周年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中国青年党评价

曾琦:“中山先生为手造民国之元勋,吾人苟非复辟党徒,自不能忘此艰难创业之先辈。中山先生非徒为一党之领袖,实系全国之导师。”并在上海醒狮周报发文:“我国人处于专制政体之下,历数千年,久已养成服从性质,绝少革命精神,是以满清以胡人入关,竟得宰制我华夏二百余年。……苟非中山先生出而倡导革命,恐吾人至今犹为满清皇室之民,无复有自由平等之可言。”“而予所佩服者,尤在民国以前组织同盟会之时,不主君主而独倡共和,毅然打破数千年家天下之陋习,此虽由中山之明了世界大势,不愧先知先觉;而亦足见其淡于权利思想,富有牺牲精神矣。综中山一生,未尝有暇逸之日。清末革命之时,犹可谓为势所迫。民国成立以后,巍然为国元勋,苟中山不再革命,夫谁得而迫之。而中山虽处无权之地,未尝耽于安逸,无时不在计划革命,以期实现其理想。此牺牲精神之表现,吾辈所最宜效法者矣!”[38]:594

左舜生:“吾人读孙文学说,中山自述革命之经过,其字里行间,虽表现无限之危难艰苦,但一种迈往无前之气概,雷霆精锐之精神,实挟有无限力量。然以一身冒万险,以企图此‘中国命运问题’之解决,虽苦战奋斗四十年,大功尚未及半。但有此伟大之人格,以昭示来兹,吾信中国之青年,必有以慰此先觉于地下者。”

近代中国名人评价

1925年3月12日,孙病逝,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亲自主持在南通公共体育场的追悼大会。会上张謇说道:“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1925年3月12日,著名教育家、时为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系学生卢绍稷发表《东西两国父》一文,倡言应尊孙为“国父”,并申述理由:“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争,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尊为国父。”

1925年3月13日,孙病逝翌日,北京《晨报》刊登梁启超专访谈话,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称:“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1925年3月24日,《晨报》刊载唐绍仪对记者谈话:“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之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此种思想已深入全国人心。”惟唐氏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曾谓:“余以中国区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两处,弟兄间争执必多。余因此觉得中国的政局,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不过我的私见,五权宪法或不及联省自治功用之大与适用。”

1925年4月23日,钱玄同发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表达对过去数年间社会人士嘲讽谩骂孙的反讽:“孙先生以国民之导师自任,大家也都公认他是国民之导师。我不但认孙先生是国民之导师,我并且希望国民奉孙先生为导师。但从事实上观察,截到现在为止,孙先生确乎还是‘国民之敌’。”“国民愿意苟安旦夕,喜欢维持现状;孙先生偏要提倡奋斗,主张革命。其他国民要如彼,孙先生偏要如此。……一句话,国民要静坐或倒退,而孙先生要抖擞精神地跑,而且要向着寥廓无尽的前途不息地跑。孙先生这种精神,真是我们这疲癃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圣药;他具有这种圣药,他当然是一位良医。可是有祖传痼疾的国民们,是以做‘膏盲间二竖子之伥’为天职的,见了良医,便咬牙切齿,不与共戴天;他活着,他们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们于是乎大乐——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挤眼泪。”并在文中挖苦部分见风使舵的人士:“您看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民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坛去,居然对于十三年前他想拿来处以极刑的‘孙汶’称起‘孙中山先生’来!”

1926年3月10日,鲁迅在《国民新报》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批评社会上“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其中声称:“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有谁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1927年3月,鲁迅发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再一次强调:“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而在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再次评价孙中山,在《与令娴女士等书》的书信中则批评孙中山勾结军阀,并接受苏联利益做苏俄傀儡:“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自黄埔军官[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苏俄人指挥而成功者!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产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

1928年6月12日,作家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发文回忆孙中山入京情景:“中山先生带着笑容,从火车上下来。因为有病,不能演说,一路之上,扔了许多传单答复民众。传单虽极简单,第一句就是‘中华民国诸位主人先生’。你看他对于民众(人力车夫在内)是怎样谦逊有礼,和蔼可亲。”他又写道:“而今青白旗挂遍北京了,中山先生的主义好像快要实行。但是,这莽莽乾坤,哪里去找这样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伟大人物?我伤心极了,我只有痛苦。”

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章太炎曾有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因而作《祭孙公文》,但未获通过。文中,章太炎回顾中国历史,慨叹孙中山颠覆满清:“蠢尔胡清,轶我神疆。继明两作,公振其纲。”继而惋惜孙中山让位北廷,革命不彻底:“敝屣南位,以让北藩。北藩伊何?虏之余戋。”指出孙中山为人刚强、性格倔强:“公之天性,伉直自圣;受谏则难,而恶方命。”并解释过去与其𬺈龁是因为群氓太多,自己不愿盲目从众:“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

1929年6月1日,九世班禅为孙的奉安大典撰写祭文:“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班禅额尔德尼叩祭我总理在天之灵。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种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济众之硕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领导之下,共循正轨。先生手造共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解放民众倒悬,碑登极乐世界,人民歌功颂德,有史以来,今古世界第一人也。昊天不吊,折我木铎,先生如在地之岳、在天之日。鞠诚哀告,伏惟尚飨。”

武昌起义当事人熊秉坤曾经称:“孙先生乃革命创始者,党人遍布全国,虽间有名目殊异,而尊崇孙先生则一也。将来革命成功,举孙先生为领袖自无疑义也。”

辛亥革命先驱张难先回忆说:当时中国,“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情形。”

胡适称:“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原故。”

熊希龄称:“孙先生力行革命,四十年毫无懈怠,故能使全国人士,一致钦佩,足见公道自在人心。孙先生做过大总统,仅遗留数箱破书与宋夫人,其持身淸廉,非其他伟人所能及。孙先生治丧费,仅用三万余元,尤足征治丧处诸公,善体孙先生廉介之至意云。”

历史学家钱穆称,康有为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没有看主权;章太炎主张要革命,不要变法,是看主权没有看制度。孙认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最重要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根本不要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书生之见。孙始是一个大政治家,有书生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观察,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中国两岸学者评价

中国近代史学家蒋廷黻认为,孙意志坚韧,为革命奋斗到底,清末起义屡起屡败,不因世人冷漠而灰心丧气;倘若孙因不获社会同情而失望悲观,那就不会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伟大著作,“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诞生”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蒋永敬认为,孙之三大领导风格:一、交游广众,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辩,听者悦服;三、乐观奋斗,百折不挠。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认为,孙作为革命领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质: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国;第二是有决心,坚持革命党必须在唯一之领袖下绝对服从,对自己领导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宽厚,有不同意见,会耐心沟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尔敏认为,孙“不但创建民国,开中国民主新纪元,亦是生平提倡济弱扶倾之国际和平主张、帮助亚洲被压迫民族”,在20世纪与美国威尔逊、印度甘地并称的三大伟大政治家.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社长吕芳上认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

原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教授说,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博学鲜有出孙右者。孙13岁到檀香山求学,后来又到日本、伦敦、香港等地,一生中有将近37年住在国外。他对当时世界上很多前沿的思想和制度都非常了解,康有为、梁启超都没有这个条件。对于部分人以为,孙10次起义都在中国南方边境,因此武昌起义跟孙无关,林家有指出,孙早期革命依靠会党,但效果有限,后来在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已经开始利用新军,1910年在广州同样是新军起义,武昌起义是孙总结经验教训产生的。并指出孙的思想在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孙中山不同意阶级斗争,反对打倒资本家。他认为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资本家,工人和资本家应互相帮助,共同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希望能够和平过渡。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过去批判太多,但其实有很多东西现在也可以吸收过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员杨天石认为孙是革命家。为拯救中国,孙坚决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军阀。在此,孙意志坚决,态度鲜明,不屈不挠,终身如一。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主张采取激烈革命手段和办法。孙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衹能适用于高度发展之西方国家,连苏俄都不够格,中国自然更加不行。孙不主张全面剥夺资本家之所有权,而是主张“节制资本”,即发达国家资本,奖励私人资本,允许老百姓自由兴趣部分企业,政府加以奖励并以法律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称:“孙中山的革命就是为了自己,不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会一直革命下去,他并不是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当时的冲突,就是在争夺权力,所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党自己反而打了起来,抢资源和地位,还总是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共和捍卫者。孙中山所谓的非常国会和非常总统,就是拿着德国人的钱,纯心捣乱,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行为。国会早就已经到期了,还恢复什么?而且是自己破产的,他们自己都不想恢复了,孙中山还恢复什么?还在广州分裂国家,最后被西南军阀涮了,就抱怨军阀是一丘之貉,其实孙中山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也是这德性。尽管孙中山的人品还不如一些军阀,但国民党夺权后,在历史叙事中把孙中山的位置拔得很高,之前没人捧孙中山,首先捧他的是蒋介石,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中是一号人物,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胡汉民都是他早期的助手,是大人物,蒋介石至多是个后起之秀,他怎么压倒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蒋介石只好去拉孙中山的关系。”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称,孙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孙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刘晓波根据孙死前的作为,认为若孙统一中国后,极有可能是一代极权君主。中国政党史上,孙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刘晓波称,改革开放后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并在文中引用袁伟时和王怡对孙中山的批判,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称孙“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

作家王怡表示,“文学社”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另外,孙武因仰慕孙文而改名孙武之说确有流传,但孙武的字号本是尧卿,后改为摇清,而非遥仙,摇清取“摇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孙武听闻孙发绪讲述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后,孙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其实,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外围组织;部分学者认为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亲缘和离合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前者从后者分离后有着自己的纲领,并非在同盟会的部署下开展工作。

大陆青年学者羽戈认为,近年来对孙的否定属于矫枉过正。孙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逼迫清政府改革,两者相反而相成。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孙不仅预见了方兴未艾的民主潮流,还规划了国家建设与民主宪政之路,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香港自由撰稿人李大立在2011年发文表示,钱文军等人借辛亥百年之际炒作清末新政和君主立宪,客观上起到为中共维稳的作用。指这批人不脱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维定式,举例钱文军因为国共两党尊孙,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孙。但实际上,尽管中共不得不尊孙为“革命先行者”,却将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贬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彻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对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毛泽东曾公然宣称‘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共虽然花费重金纪念辛亥革命,“却绝口不提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不提“孙中山先生民主宪政的遗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继承者,从辛亥革命中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妄图继续维持其不得人心的一党专制。”

张磊、张𬞟著《孙中山传》称:孙忠诚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原则,以上书李鸿章失败为踏上民主革命契机。孙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又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发展。孙艰苦革命近40年,政治生涯延伸两个世纪,贯串民主革命两个阶段;孙足迹遍布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接触各类人士;孙力图使中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从“中世纪”步入近代;孙始终站在历史潮流面前,给时代留下鲜明印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孙作为革命领袖,制订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进入正规;因为孙确认革命与建设相成,为实现近代化建设事业,提出纲领和方案;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孙发展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奉献一生,为拯救和发展中国,但壮志未酬,为崇高理想而献身;孙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孙毕生为之奋斗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目标,获得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的国家认同。孙的事业为后继者所承续和发展,孙作为民主革命与近代化前驱的英名青史长存。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年代,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主要组织者,孙参与创建和领导,是当时“革命的中枢”。孙多次在广东、西南地区和边陲起义,过于强调海外“输入”和“接济”,忽略其他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和群众要求。孙荐袁以自代虽有社会原因,实为不当;把临时大统统之职交给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在何种意义上皆不足训。中华革命党过分突出孙的地位和作用,当孙为真理化身,凌驾于党和群众,使不少革命党人拒绝参加。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推翻帝国主义和传统势力之统治,建立代议政制并无根本改变次殖民地社会秩序;因此辛亥革命肇建共和,“二次革命”、反袁护国和两次护法捍卫共和,均先后失败。孙承担历史重任,虽未能完成捍卫共和的使命,因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而无力回天,但后人不应苛求前人,要以科学态度从历史条件说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海外华人学者评价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认为,孙文最初提出三民主义时,是斟酌当时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传统而获得的一种综合判断,三民主义具有与时俱新的开放特性。亦即是三民主义在本质上具有自我调整的机能,与马列主义的封闭性形成强烈的对比。余英时同时认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在形式上接近苏俄模式,但孙文的本意是以此为革命的过渡时期,最后仍要回到民主宪政的常轨之内,所以才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不过历史的发展却是,北伐成功后,军政很快过渡到训政阶段。惟在训政阶段,正逢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期,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各地方军阀不受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同时有共产党势力的挑战,尤其是面对日本帝国的侵略威胁,导致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为集权延续了“一党专政”模式。

美籍华人、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写道:孙中山不仅仅受民族主义影响,主张排满革命,而且“孙注意到,中国历史是沿着分裂、混乱、统一、专制的圈子反复循环,紧随每一个混乱时期之后的是众多王位争夺者漫长而又无情的争斗,直到最后一个胜出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人民无辜受难,历史模式周而复始的循环着,要打破这一循环和为那些有识之士创造充分的发展空间,就必须以共和制或联邦制来代替君主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观察西方各国的社会现象,“孙中山看到,尽管西方列强拥有繁荣、独立与民主,但他们也为工业化的问题所困扰。劳资纠纷、罢工、高工资要求以及财富在少数资本家和多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都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尽管中国尚未工业化到可目睹同类难题的地步,但资本主义的种子却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强运动以来便已播下。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罪恶,孙主张节制资本,以防止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总之,孙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这种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历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旅美学者辛灏年认为:武昌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发动,其负责人与同盟会密不可分。共进会首领本名孙葆仁,为发动革命,将名改为“孙武”。之后,武昌到处流传准备起义的新军由孙文的弟弟孙武领导。这样,学生和新军革命党便振奋起来,纷纷参加起义和革命。孙葆仁改名孙武后,有大约1500名新军战士参加革命党。辛灏年称武昌起义发动者因制造炸弹而暴露后,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义前,共同喊出口号:“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国外的作为,使得“四国银行团”终究并没有贷款给满清王朝,是满清政府垮台和袁世凯能够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仪的重要国际因素。辛灏年并且在《黄花岗杂志》撰文批评:否定孙中山的人士陷入“假设历史学派”。指此种历史研究方法,借名“假设历史”,否定历史轨迹。举例其内容有:“假设孙中山不革命,中国岂但没有了后来的任何动乱和暴乱,满清王朝早就实现了民主宪政,中国早已经民主了。”认为此说正中共产党下怀,“因为,今天倘使大陆人民要革命,那么,革命的对象就只能是共产党。”于是,“告别革命”学说在1989年后流行,实际上为中共所默许。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国民党元老谢持之孙谢幼田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谢幼田指出:袁伟时指责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肆意建立非法政府”,却回避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另组安福国会的事实,“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因此孙中山选择“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

原六四事件学运领袖封从德指出: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他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一百多年了。在辛亥革命之前15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开始。1895年,孙中山、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起义,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起点。”他认为:“孙中山的意义远远超出世人想像”,因为“孙中山继承周孔道统,融合西方文明的内核”,“集全世界文明的精华于一身”,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对西方普世价值有吸收与超越。封从德预言:“中国未来的多元社会与政治文化,必当建立在融合中华文化道统与西方普世价值之坚固基础之上。”

移居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评论认为,有民运人士将中国现在的共产党极权统治归罪于孙,但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孙仅是想利用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来达到自已的目的。而孙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实现共和,有明确的九年时间限定,共产党则从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部分人以为孙晚年定格的三民主义受到俄国影响,郭国汀分析称:孙的三民主义思想诞生于1896年,在伦敦蒙难后留欧的近两年期间,孙到大英图书馆精读了大量西方政治学专著后,经思考与结合中国国情,奠定了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所谓的“以俄为师”,并非指一切主张,而是有特定内含的。最后做出结论:“当前民运反对派中,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彻底否定孙中山错误倾向,完全反错了对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共产党马列原教旨,孙文仅有人性的错误,而中共则完全是意识形态邪恶基因所必然导致的罪孽。中共在中国造孽并非孙文导致,尽管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有一定作用,但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清党后,业已基本上纠正该政策的错误。”

历史学家黄宇和认为:“孙中山严诫郑士良、陈少白等别妄动,证明孙中山当时已接受了现代的民主思想。孙中山由于听了杨衢云的话而退出竞选,证明他搞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名位与财富。他推翻满清,不是为了建立孙家王朝,而是为了建立共和国。所以,虽然他在童年时代曾敬重洪秀全反清之勇气,成长后反而非常鄙视洪秀全,斥他与杨秀清‘互争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他建立共和国,也并非为了自己当总统。所以,虽然他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为了国家福祉,避免打内战,就拱手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出,并把袁世凯推荐给国民议会选他当总统。虽云当时双方实力悬殊,若打内战则孙中山必败,但古今中外鲜有不恋栈权力者。美国人林百克也注意到,孙中山没有一点个人野心,甚至没有丝毫个人主义的味道,他想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而奋斗。”、“若孙中山舍身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财富与权势,那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无形的力量拉动他勇往直前?是以一己绝对的‘无私奉献’来‘救国救民’的理想。”、“孙中山‘无私奉献’的精神,来自耶教:他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读书时,受到耶教传教士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明𨱇称,孙深感忠诚军队对其革命之极端重要性,故在苏联协助下,创建黄埔军校,由蒋介石操控,成为日后外省人掌控全国政党机会。孙深切仇恨陈炯明,对粤籍军人难以完全放心;故黄埔军校初年虽位于广州东郊,但所招纳军校新生中,以非粤人为多,更造成以后粤籍军人领袖之不足。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但是,唐又在《李宗仁回忆录》中称赞孙:“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气魄宏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

前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中共特务余杰在《颠倒的民国:台湾和中国都不提起的近现代史》形容孙中山活着是窃国大盗,死后为赤色皇帝:“1912年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理由只有一个──他被认为最会借钱。但最后还是没借到… 进入民国后根本没有皇帝了,更没有建“陵”的必要──除了“中山陵”。”

外国政要学者评价

台湾日治时期,同盟会台湾分会由于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无法公开,不得不于1914年解散,但蒋渭水、翁俊明等人仍继续追奉孙中山为民族领袖,并成为抗日的要角。有“台湾孙中山”之誉的蒋渭水,始终宣扬自己对三民主义的信仰,1927年成立台湾民众党时,还刻意在党旗上模仿中华民国国旗。当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蒋渭水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唉!孙先生死!》,悼念:“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哭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一封电报就能叫我们如此哀恸,这都为了什么?”正是因为孙中山“眼中只有三民主义,只有正义,四十年间统为正义、为主义而战。”“自由正义的战士虽死,而三民主义是还活着,自由正义永远不死的,他的热血还热腾腾的涌著,而且永远涌著!泰山顶上的钟声停了,但余响还嘹喨著。酣睡着的人们也渐渐地醒起来了!”3月24日,蒋渭水以“台湾有志社”名义在台北举行追悼会,到场者五千人,却遭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苛限制,禁唱悼歌、禁止演讲,《台湾民报》其后发表抗议文《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愤言:“呜呼!中山先生逝世矣!民国的元勋、汉民族的领袖、东亚的大明星、世界的大伟人,这是孙先生可独享的荣誉。孙先生四十年的革命生活,建设共和,创造民国,其对主义的忠实,一贯的精神就可为世上政治家龟鉴。而且孙先生不独为一个民国的革命家,他的对东亚的亲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对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尽力了。所以孙先生可称谓民国革命的元勋,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所以这回孙先生的讣音传出,中外之人莫不神恸心伤,争悼伟人于千古……那禁得住泪洒满襟呢?唉,一伟人的死,我们台湾人不该放声大哭?怎么也不该吞声滴数点的悲伤泪吗?”1927年初,张深切、张月澄、郭德钦等人在广州成立“台湾革命青年团”,向日本殖民者发出挑战,宣言书称:共产主义是西方怪物,三民主义是东方伟物,“三民主义的伟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心寒胆颤,由于据此而奋斗的中国民族革命发展而愈加强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势力。同时,我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与三民主义也越显出它的伟大。……他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他的伟大精神仍继续指导著东方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有王钟麟、谢春木等台湾民众党党员到场献上花圈,以致哀思。台湾1930年代公认的文坛领袖、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说:孙“先生的精神永嵌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便这天宇崩、地宙拆、海扩流、山爆裂、永纫重归、万有毁绝,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不灭。”

孙中山生前曾与朝鲜的革命人士建立密切联系,孙中山逝世后,韩国青年同盟会在唁电中说:“中山先生手创中华民国,力主民族平等,为中国革命领袖,为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侨居北京的韩国人张如在唁电中说:“痛哭、叩头、流血,大声高呼东亚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呜呼!……大中华民国大元帅中山先生千古流芳,万邦共泪。”大韩革命党临时代表李天民、李社隐等的唁电称:“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义不逝……复恳诸位先生加宽抑,节哀省悲,努力前途,到达目的,岂非东亚幸甚,世界幸甚耶?”参加治丧的在华韩民悲呼:“我们高丽久受日本压迫,想呼吸都不得,与中国被列强压迫无异,所以彼此同病相怜。正当孙先生率领东方痛苦民族,一齐进攻,使远东民族得到脱离奴隶地位,何图大星忽去。望此后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孙先生政策,努力进行。”韩国临时政府于3月26日集会追悼,并发文声称:“伏维先生在天之冥灵,共赴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日东亚如成和平,则千万岁下对先生之铜像者,未尝见而不拜矣。”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领导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接触孙中山后思想开始转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潘佩珠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提出“取消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孙中山逝世后,潘佩珠写了一副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津致和堂两次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汉发表的唁电说:“我侪所戴为平民革命之父师者竟溘焉,弃吾侪去矣……是汉身为亡人,迹在韬晦,弗克上京赴哀,谨呈挽联一副聊表挚忱。乞为代达于平民革命之父师之灵前,感且不朽。”

1925年,在巴黎东方民族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亚拉伯代表表示:“孙先生想联合东方民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我亚拉伯人民愿步后尘。”印度代表说:“印度为英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为万国殖民地化,大家都处于泥犁狱中,幸得孙先生高登一呼,使东方民族今日都觉悟起来,共同做革命工作。孙先生实为东方民族解放之父。今忽然别去,凡属被压迫人能不同声一哭么!我们后死者当竟孙先生未之志,努力革命,以期得到独立与自由。”到1956年,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在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上慨叹:“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儿子,但据我们看来,他也是亚洲伟大的儿子。他以毕生精力所从事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斗争,它的范围是更加广大的,包括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斗争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印尼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苏加诺,多次谈到他深受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影响。1956年8月15日,苏加诺总统在印尼雅加达为欢迎宋庆龄而举行的国宴上回忆道:“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他还说,自己是阅读了孙中山的著作以后,才第一次知道“亚洲是一家”这个摡念的。因此,他认为“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1956年10月4日,苏加诺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到清华大学讲演,又回忆道:“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的灵魂。”后来,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印尼的国情相结合,在1945年提出了五民主义“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原则。

美国敎育家、胡适的老师杜威曾经评价:“中山先生一生,最能代表中国平民精神,故中国平民迟早必奉中山为理想之完人。中山之患,不在中山之屡起革命,而在政客之忽南忽北。如果中国人民,皆能模仿中山之政治节操,人人认定方向,不常随风转航,中国早当富强云。”

《孙逸仙传记》作者美国人林百克(Linebarger, Paul Myron Wentworth)认为:“中山仗着他个人天才的感悟,竟也能从蒙昧陈腐的环境,像暗淡的山水、清幽的涧色、散漫的家宅、高低的穹庐,这里边冲出一线光明来。恐怕这个极暗的境中只有他一个人能相信自己,所以后来使了他个人的天才把言一线光明发扬光大。他没有益友,没有良师,也没有亲族戚党可以供质疑问难之资。但是蓝谷里乐观的孩子用他自己理想的光明寻求正确的人生。”孙宣传反对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记得,就是“天命无常”,这四个字无害于众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这个简单、无恶意而却是劝人的口号。孙做革命事业并不把钱当做最重要紧,他曾说:“金钱并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仍旧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觉醒之后,金钱在革命事业里面是比较不重要的。”林百克认为:“中山很愿意拯拔坏人,因为他可怜他们。他的心完全是本于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现出慈悲心来,他知道他们是坏人,但是他们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们,倘使中山擒拿了一个尝试害他性命的人,如其这个匪徒说出家里有很多人靠他养活,又表出悔过的心,中山定要释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宽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气,他这样一个意志像铁一样坚的人为什么心肠像妇人一般软?他意志的刚强同心肠的柔软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后,就知道他的弱点就是他的天性最强的根由,因为他是伟大所以他宽恕,在火奴鲁鲁他宽恕牵他发辫的小儿同他宽恕袁世凯杀革命志士一样,宽恕是他的天性,在他听见最伟大的宽恕者耶稣之前,早已有宽恕的习性了。”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认为,孙是一个慷慨大度但想法糊涂的机会主义者,他最热衷追逐征服和权力游戏,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并不出色,相反经常是无能为力,除了几个短暂时期曾担负领导人职责,但决定权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义学说既非原创又缺严谨;孙真实是在其冒险犯难和字里行间、成功和挫折之间所显现的血肉之躯,是属于当代世界的人物:一个沟通者、某种媒体天才,并未在他所处时代历史烙下自己印记,是所处历史脉络之产物,他所体现是中国正迈向现代化。孙本能掌握他所处时代的渴望,了解时代蕴藏之力量,并将之具体化为实践的纲领;他将反朝廷之敌意化为反对势力之主张,在1920年代他才关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他预见技术官僚对民主政治的危害,强调经济现代化中基础建设(如交通运输、能源)的重要,寄望能够超越或者化解陈年敌意,在外交与国际经济关系上缔造新合作基础。孙是20世纪之子,是现代中国肇建者之一。孙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轻信和幻想,没有任何根据和积极意义。孙之门徒以排满种族主义取代反帝国主义做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基础,全然将民主等同共和体制,诸如此类。他们处理大多数问题,都是从同盟会敌视梁启超之观点来分析。孙是模范爱国者、世界主义之现代化推动者;孙之备受推崇,原因是诉诸外国资本之大型经济发展计划之倡导者。

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扶邻在《孙中山:不情愿的革命家》后记中说:孙“活跃的近半个世纪期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没有对他的回忆,似乎会更加黑暗。”“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不自然的国家,经由某种意志行为,国家将迅速恢复她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没有人比孙文更自信中国的潜能,也无人比孙文更努力及更无私地努力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但是,孙本人并非以暴力革命为唯一目的,“他事实上是个不情愿的革命者。在致力于革命目标的同时,孙文倾向于用尽可能少的暴力手段解决争议。为了所有他的鲁莽大胆,孙文缺乏真正革命者标志——冷酷无情(蒋介石同样缺乏此点,但毛泽东确着实具备此特质)。简言之,他宁可协商取代杀虏,选择妥协拖长奋斗。这两个特征使他似乎倾向于不现实的自我牺牲及特别不情愿的革命,但因此也更具真实的人性。”孙对于世界各国的先进模式都取开放态度,他学习日本、英美、俄国的政治体制,但时刻保持自我立场,“孙文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与声明表明他并未成为俄国的马前卒,且孙文不太可能会象蒋介石在1927年那样果断地清洗共产党及其工农阶级支持者,可以肯定他也不会继续容忍与一个受外国控制的专致于削弱他自已的党合作。”作者最后预言:“孙文的共和革命象征永垂不朽,甚至在将来再次激励中国人民奋斗。如果继续揭露毛泽东的深重罪孽,中国人民会更加需要荣耀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知。他迄今是唯一国共双方承认的英雄,如果中国能够再次和平统一,北京和台湾共同纪念孙中山可以证实一座有用的心理桥梁。”

易劳逸曾在描述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背景时评价:“孙逸仙起初非常信仰民主政治,但是他的晚年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2014年8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南京参观中山陵,说道:“我十分荣幸地拜谒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导人孙逸仙先生的陵墓。这一美丽的安息之地象征着他的巨大影响仍在激励着海内外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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