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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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这几个金色大字,醒目地雕刻在新华门的影壁上。任何政治与政府,必须竖起人民的旗帜,把“民利、民权、民享”写进宪法里,并在梦想和虚妄中付诸实践。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借盗跖的嘴,数落华夏的政治,将炎黄先祖们骂了个遍,更把孔丘贬为“盗丘”,把孔子气得“目光茫然,面如死灰”,拉不稳马车的绳子。

政治和政府的形成,是因为国家的出现。原始社会,人人自由平等。自以为是的人类,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名为自保,反使自己成为契约的奴隶。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人们选择了走小道,天下为私了,只能在荆棘之间别扭地前行。

汉语中的“国家”一词,上古称为国,甲骨文本字为“或”,象征执武器守卫领土。在金文中加入“口”,象征城墙,形成现在的国,有城邦之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邦国家在古埃及,欧洲古典时代城邦来自于部落和村庄的演化。早在炎黄尧舜时期,华夏各邦国的君主都被称为“诸侯”,其城邦便称为“诸侯国”。到了夏朝时,仍是万国林立。周天子分封天下,《吕氏春秋》谓“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年满二十岁的公民都参与城邦的管理和统治工作,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外。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是具有德性的,人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德行。所以政治的初衷是要使人们在公共活动中充分展现他的德行,正如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城邦公民之间的通过说服来达到政治目的。哲学家肯尼斯·米诺格认为,在古希腊,“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只是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并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中国古代政治和古希腊政治含义有很大不同。中国古代政治很大意义上是君主和大臣管理国家的活动。这种政治被宣扬为上承天命,因而施行善政才能上合天意,而恶政则被认为违背天道,会受到上天惩罚。然而不管东西方,道德的基础诉求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同样依靠道德规范,而且道德是衡量政治的标准还贯穿个体的日常生活,要求上承天命的统治者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春秋第一人子产说:“德,国家之基也”。晚年病中,他对郑国新君子太叔说:“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莫如严厉。火势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懦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很多人就死在水中。所以宽大不容易。”

子产铸刑鼎,历史上首次向老百姓公布成文法,引发了春秋时期道德与刑罚的讨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向老百姓公布法律,以舆论来监督统治者的施政,引来了当时晋国大夫叔向的批评。叔向指出,强调刑法就是抛弃道德和礼法,“民有争心,以征于书”,他担心老百姓会钻法律的空子来谋取私利,也会导致“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子产不但坚持让老百姓知晓法律,还进一步容纳“乡校议政”作为舆论监督的作用,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就像堵住河水一样危险。子产的思想终于被历史接受。三千年后,美国前总统杰斐逊说:“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首要目标是要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起初,罗马共和国设立了两名执政官和保民官来管理“人民的共同事务”。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城邦体制被破坏,逐渐形成了赏赐和分封体制,政治已经不再是所有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活动,而成为了国王和大臣们的活动。政治已经不是为了共同起源、共同信仰而实现正义的活动,而成为了一种利益政治。政治活动中解决问题的手段由对话和说服,变成了暴力和战争,成为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堕落中前行的。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史蒂芬·安德鲁斯说:“是自然界创造了人类,而不是国家;只要世界上国家还有存在,个人的自由就必然受到侵犯。”

与古埃及的君权神授思想一样,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已提倡自己与天神有关,是由神赐天命,使他们统治天下的。商汤讨伐夏桀时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同样,秦始皇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亦可看出“君权天授命”思想的延续。秦始皇以皇权为中心建立中央政权组织,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个最高官职。隋唐时期确立并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之后的朝代基本延续了这种制度。正因为对秦朝以后制度的片面考察,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范畴,他的观点强烈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罗马帝国瓦解后,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封建制的王国。这些封建国家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结合,公共权力完全服务于私人利益的诉求。由于长年的征战,王权衰落,领主权力大幅提高,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一百多年的战争,被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现代政治就是在这个合约确立的国家体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政治是近乎玩命的游戏,轻者如苏东坡被流放、司马迁遭受宫刑,重者如商鞅被五马分尸、蒙恬被满门抄斩。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肯尼迪是美国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迄今为止,肯尼迪遇刺案仍然存在着很多质疑。随护的克林特-希尔证实说:“总统的右后侧头颅遭到击爆,他瘫倒在后排的座位上,大脑完全暴露出来,血液和脑浆混在一起,布满了整个汽车的后备箱。除了头上的巨大伤口外,全是无法形容不计其数的鲜血。”商汤曾经“网开三面”,后世政治的心量能“网开一面”就不错了。

管仲相齐桓公,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深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使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建立国家常备军,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管仲崇尚“礼义廉耻”,提倡顺应民心,政府不欺骗人民,教育百姓“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正视人性之“私”,而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使老百姓拥有私产、国家有更多税收。孔子说他“小器”,管仲却是历史上少有的能善终的政治家。

今人普遍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优于封建君主制度。考察古代“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实践,以及君王对“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敬畏,有识者应该思考为什么圣人们常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司马光认为,君主政府的统治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唐朝立国之初,太宗对房玄龄说:“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马克思提出:“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样的观点影响深远,但是它也受到很多政治家的贬议,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政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并不是以捍卫利益为前提的,更不是一切向钱看的。

政府作为政治的表现形式,它的主要职能包括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其中决策是政府的核心职能。相比西方民主总统,中国独裁者一般更加老练和成熟,具有更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是三权分立的。“三权分立”的观念在中国秦朝就开始确立,当时丞相乃百官之首,替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太尉负责全国军务。虽然联邦政府的职能与封建专制有很大不同,但立法的基础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奥古斯都是欧洲最伟大政治家的代表,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在他去世后,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奥古斯都凭极大胆的手腕夺取了政权,用极审慎的智慧统治着罗马。罗马给了他近乎绝对的权力,但他没有发动过大规模战争,他给了罗马四十年的国内和平与持续增长的繁荣。他改革了罗马的财政与税收制度。他装潢首都,建造了阿波罗神庙与朱利乌斯神庙,大兴娱乐活动以愉悦罗马市民。奥古斯都还整顿世风,赞美婚姻、家庭与生育,攻击奢侈、豪庶婚、滥交(包括同性恋和通奸)。他帮助诗人、艺术家、雕塑家与建筑家,赢得了几乎整个罗马知识界的赞誉。他的统治时期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

比奥古斯都更早的伟大政治家在东方。伊尹是中国第一代政治家,他本为奴隶,却有远大抱负。他成为商汤厨师后,利用向商汤进食的机会向商汤分析天下形势。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伊尹奴隶身份,并提拔他为宰相。他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太甲即位时昏庸无能,伊尹软硬皆施,把太甲流放到桐地达三年之久,直到太甲后悔了,伊尹才迎回太甲,复辟执政,使太甲变成了一位圣君。伊尹历事商朝五代王长达五十余年,为商朝立下汗马功劳。沃丁八年(前1549年),伊尹病逝,终年百岁。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安葬在商汤陵寝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虽然儒家认为“礼是恶首”,还是崇尚“以礼治国”。“国将亡,必多制”。法制国家的致命伤在于,国家立法超出了道德管辖的范畴,乃至出现对“同性恋婚姻”的立法。由于政府垄断了一个国家的主要资源尤其是军队的力量,政府的权利日益强大,人民的力量难以抗衡。尤其是出现了政党政治之后,国家通过政党来行使权利,施政的结果无法体现全体国民的利益。政党可能以合法选举、政治革命或军事政变的方式执掌政权。虽然有在野党以监督或反对党的方式来影响国家政权的行使,政党政治从“追求国家道德至善”逐步向“维护统治集团或部分选民利益”发展,阳光下充满罪恶,“天下为公”或“民主制度”名不副实。

强权政治能让政府高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容易滋生腐败。作为税收的主体,政府制订了越来越多有利于统治者的法规,他们因掌控了社会的财富而肆意妄为。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斯拉·海伍德说:“政府就像东北风,把财产吹至少数贵族的手上,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严重侵蚀了民主的根基。透过狡猾的立法法案,特权阶级便能以政府的法律作靠山,窃取大多数人的财产。”由于政党政治的盛行,执政者沦为职业经理人,政治家堕落为政客,甚至成为不守职业道德的人。现代政治缺少善意,更多是生死搏杀,还有黑社会和影子政府暗中操控。政客是不守信用的,为了平衡利益,必须说一套做一套。为了自私的利益,政府在道德和正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乃至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

独裁政府固然是与人类文明不相容的,崇尚全面管治的万能政府理念抬头更应该引起文明社会的警惕。道家政治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要少折腾老百姓。杰斐逊说过:“管得最少的,就是最好的政府”。他参与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国家政治的泛滥很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当代学者以赛亚·伯林认为,十九世纪“浪漫的民族主义”至二十世纪酿成法西斯主义,而“偏激的爱国主义”则演变为纳粹主义。极端爱国主义更是排外及不择手段地追求国家目标,往往情怀上只对本国民众有所关怀,而不顾人性平等之伦理。中国历史有过无数民族大融合时期,现代东西方社会通婚的现象亦相当普遍,心胸狭隘无异于自掘坟墓。政治是具有民族性格的。爱国主义情怀常常成为国与国之间争战的导火线,这仍然是政治哲学界辩论的议题。

国际关系是政治的重要课题。民族性的差异决定了国与国的关系必须是“求同存异”。为此,政治必须是理性的对话,而不能由阶级斗争的哲学来主导。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人的本性中有群居的需要,这种需要要求人们与他们的同类共同过和平而符合理性的生活,而战争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在全球化日益扩大的今天,“国家主权至上”的理念遭遇挑战。若各国政府只强调自身的利益,世界和平永远是空中楼阁。

早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为了保持国家之间的和平,政治家们曾讨论过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尤利塞斯·格兰特说:“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地球上的国家将同意成立某种程度的国会,来审议某些棘手的国际问题,并且其决议将像最高法院一样难以推翻。”爱因斯坦、丘吉尔、罗斯福和甘地等,曾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逐步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联合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取代国际联盟以阻止战争并为各国提供对话平台。由于主权国家政府的强势和自身制度的缺陷,联合国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促进世界政府的建立。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作为《世界人权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张彭春代表中华民国签署了这一划时代的文件,至今这个宣言在中国大陆仍是一张废纸。欧盟成立后,德国人的规则精神和法国人的自由思想促成了《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但法国人首次公投没有通过,英国人完全选择退出。哲学家们为人类描绘的“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之权利,始终是空中楼阁。

大同是中国的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其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礼记》大同章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圣雄甘地曾宣称:“我是伊斯兰,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

作者: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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